FRDMALL 内容团队

和平日报， 2022年5月4日，海外華埠流傳著這麼一句諺語：「客人開埠、廣人旺埠、潮人占埠。」鮮活地說明了客家人披荊斬棘的開創精神。 客家人原來居住在華南內陸的江西、福建、廣東三省山區，隨著人口的增殖繁衍，逐步向鄰近地區遷徙，終於來到海濱。「客」（Ha）一字的原始意義為「山」，山區族群選擇向大海縱身一躍的最初理由是政治性的，為的是反抗新的政權，「義不食周粟」。 早期客家人追隨南宋文天祥抗元起兵勤王，客家婦女身後追封為「七品孺人」的傳統習俗，就是源自宋朝皇帝感謝客家婦女救駕的傳奇，而成為客家人的文化印記。宋朝崖山兵敗後，忠臣遺民避秦之地則主要為南洋的安南、婆羅洲和爪哇各地。 明朝中葉還有粵東潮州梅州地區張璉「飛龍國」的反抗運動，於兵敗後遠颺蘇門答臘，梁啟超即稱譽張璉為中國海上殖民第一人。反清復明的明朝遺民更有大批走避南洋，而鄭成功延平王國大將劉國軒就是汀州客家人，在苗栗和屏東都留下了最早客家軍隊臺灣屯墾的歷史。 2013年7月22日曾建元走訪印尼蘇門答臘巨港首任甲必丹（Capitan China）蔡巨川故居，查閱蔡家族譜。（曾建元提供） 隨著清初盛世政治社會安定之後而來的人口成長和生活空間的壓力，經濟的動機成為客家人以及周邊各個華南族群向海上移民的最大原因，物產豐饒的東南亞是中國移民的主要去處，他們各以族群和同鄉關係在工作和生活上相互支援，而有各地同鄉會館和組織的興建，也將原鄉的宗教信仰普遍帶到海外。1777年乾隆年間立國於婆羅洲的「蘭芳大總制」共和國，可謂客家海外拓殖的典範。 十九世紀中葉席捲中國半壁江山的太平天國，起源自廣西客家地區，而主要由客家人領導，受到客家人的響應。客家人的騷動，同時引發了廣東的土客大械鬥。太平天國覆滅和土客大械鬥，逼使客家人展開另一波的移民，而這一波移民，則正值工業化全球資本主義興起的階段，全球貿易活絡，歐美國家競爭市場，也同時展開農業與工業原物料生產基地的搶奪和大規模殖民開發。 美國於內戰後重生，與加拿大皆積極展開國內鐵路建設和西部金礦開發經略；英國在加勒比海和馬來半島廣植橡膠並在後者開採錫礦；法國在越南廣植橡膠和開採煤礦、荷蘭據有東印度群島（印度尼西亞）進行橡膠生產和錫礦開採等等，殖民經濟的全球版圖再由亞洲和北美延伸到大洋洲、非洲和中南美洲的歐洲各國殖民地。 客家人和中國浙江、福建、廣東東南沿海各省人民，乃成為各國殖民經濟最為倚賴和可靠的勞動力來源。當他們克服萬難落地生根而融入當地主流社會後，世代則在政治、經濟、社會或文化上有傑出的貢獻，當中的著名客裔人物，比如有馬來亞的張弼士、新加坡的胡文虎、李光耀、加勒比海的陳友仁、何才、印度尼西亞的林群賢、鍾萬學、泰國的丘達新（他信·西那瓦）等。 資本主義的惡性競爭，社會主義的反撲，為二十世紀人類社會帶來全球性的浩劫，太平洋戰爭和戰後中國和東亞地區的共產主義革命，驅使中國人和東亞地區的華人為了躲避戰禍和追尋自由和理想，展開再一波向日本、西歐和北美的移民，當中自也包括客家人，這一波新抵南洋的中國人被稱為新客華人，以有別於當地繁衍數代的土生華人，在歐美國家則被稱為新僑與老僑。 1971年9月，香港崇正總會以名譽理事長張發奎為首發起舉辦首屆「世界客屬懇親大會」，並於1974年成立「世界客屬總會」於臺北，連結香港、臺灣與全球新僑與老僑客家人社區和社團情誼，共同推動國民外交，以作為中華民國外交的後盾。 在封閉鎖國三十年後，中華人民共和國改革開放，以黨國資本主義經濟銜接全球自由貿易體系，成為新的世界工廠和市場，在民生改善之後，嚮往自由和富裕生活的人們便從中國大陸蜂湧而出，這是最新一波的中國人海外移民。中國客家新移民進入各國華人社會後，已大幅改變了原來全球客家社群的政治認同，世界客屬懇親大會成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客家原鄉和臺灣、海外客家社會交流的重要平臺。 2013年7月16日臺大客家研究中心暑期國際客家移地學習營成員在印尼雅加達縮影公園合影。（曾建元提供） 臺灣客家人的海外移民去處，在日治時期主要為日本，戰後則主要基於經濟的動機，而隨著臺灣對外貿易版圖的擴展，而遍及東南亞、美國、歐洲和南美洲，值得一提的是，受到臺灣客家運動興起的影響，在文學大家鍾肇政提倡的「新个客家人」的精神感召下，海外臺灣客家人有世界臺灣客家聯合會於1997年在美國達拉斯（Dallas）成立，2020年6月在臺北立案。 客家人，從中國原鄉的山區走出，翻山越嶺，跋涉千山萬水，來到臺灣和世界各地，從此他鄉成為故鄉，成為移民地社會的成員。但不論各地客家人的語言或風俗習慣如何受到各國在地主流文化的滲透，客家人的客家認同和文化傳承，使得全球各地的客家人都知道他們擁有一個共同的名字，客家人，而這個名字使他們四海之內皆兄弟。 2023年，由客家委員會和桃園市政府合辦的首屆世界客家博覽會將在桃園市登場，我們期待國人在看到地球其他角落生活的多元客家人面貌之餘，能由此更加懂得品味和珍惜多元文化之美，更加尊重不同族群、民族的獨特性和主體性，也要發心讓臺灣成為各國移民／新住民的新故鄉、新國家和人間天堂。 （雨林编辑/文：台灣獨家傳媒智庫執行召集人 曾建元 副教授 ）

和平日报， 2022年5月4日 ，20世纪40—60年代，在印度尼西亚政坛上活跃着一位杰出的华裔代表和华族领袖：他热爱祖国印度尼西亚，始终支持被动制国籍法；他反对殖民主义，向往建立没有种族歧视的国家；他捍卫华族利益，提倡民族自然融合，并为推动中国和印尼两国关系友好发展而不懈努力。他就是印度尼西亚著名的国务活动家、政治家、思想家萧玉灿先生。 萧玉灿先生1914年3月出生于印度尼西亚泗水。曾在欧洲小学和荷兰中学读书，后因世界经济危机爆发，他不能继续升学，便到当时著名的《太阳报》当记者。日本占领印尼时期，萧玉灿转到玛琅居住并积极参加独立斗争运动。 印尼独立后，担任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华人少数民族代表，其后在第一、二届沙里夫丁内阁担任少数民族事务部长。1954年，他组织成立印度尼西亚国籍协商会，担任主席。印尼全国普选中，当选为国会议员和制宪议会议员。1981年在荷兰莱顿大学发表演讲时心脏病发作病逝，享年67岁。 萧玉灿很早就认识到民族自然融合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1954年3月他与印尼土生华人各派代表在雅加达创立了印度尼西亚国籍协商会，并出任该会主席，主张自然融合，反对强迫全面同化。 1964年萧玉灿在接受《忠诚报》记者采访时曾说到：“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唤醒人们的觉悟、理解、愿望和勇气……想借口”换名改姓”、”通婚”、”与原住民实行合作”来解决”全面同化”问题，解释华裔公民在生活中遇到的不合理现象，解决阶级矛盾，是不可能的。” 1955年4月，举世瞩目的第一次亚非会议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周恩来总理率中国代表团出席。4月22日，中印尼两国签订了《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 26日深夜，萧玉灿拜见周总理，详细阐述了印尼制定国籍法的演变过程和他们对刚签订的关于双重国籍问题条约所持的不同意见，并进一步向周总理阐述了印尼政府和各政党，特别是广大华裔华侨对条约的意见和看法。 周总理对萧玉灿阐述的意见很重视，答应将就他们的疑虑问题同印尼磋商，设法予以解决。6月3日，周总理同应邀访华的阿里总理就两国“双重国籍”问题再次进行磋商，萧玉灿的意见最终以“换文”的形式补充到《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当中，“换文强调”：在同时具有双重国籍的人当中，有一类人根据印尼政府的意见，由于他们的社会、政治地位，证明他们已经不言而喻地放弃了中国国籍，可以被认为只具有一种国籍。属于这一类的人，就不需要按照双重国籍条约的规定选择国籍。 “换文”还明确规定：条约20年期满后，已经根据条约选择了国籍的人，无须再进行国籍选择。至此，印尼近300万华裔的双重国籍问题基本解决。 萧玉灿在关键时刻对中印尼双重国籍条约提出修改意见，使条约得以顺利实施，并对日后中国与菲、马、泰等国顺利解决双重国籍问题，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Edit by Lijia/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供稿）

和平日报， 2022年5月6日 ，印尼獨立建國之初，即有許多華人參與其間，一九四五年三月，日本爪哇佔領軍政府成立印尼獨立準備調查委員會（Badan Penyelidik Usaha-usaha Persiapan Kemerdekaan Indonesia）籌備制憲建國，即有林群賢、黃長水、黃宗孝、陳英華、葉全明等華人受任為委員，其中，林群賢為出身東加里曼丹的土生客家華人，首倡「印尼人」（Indonesier）的概念，主張同化主義，土生華人應認同與效忠於印尼，他在一九二九年於泗水創辦了印尼文《新直報》（Sin Tit Po）宣揚該一理念，並進而在一九三二年基於此一宗旨創立了以土生華人為對象的印尼中華黨（Partai Tionghoa Indonesia）。 一九五零年林群賢入籍印尼，積極號召華人投入印尼建國，但印尼政府卻以涉嫌參與印尼共產黨顛覆國家而於一九五一年八月的全國大逮捕中入獄，雖然兩個月後即獲得釋放。林群賢自此對印尼政治心灰意冷，並感到愧對華人，宣佈放棄印尼國籍，加入中華人民共和國籍，一九五二年在棉蘭（Medan）悒鬱而終。 林群賢的轉身拒絕印尼，被稱為「林群賢現象」，這是印尼華人在印尼土地上的自我放逐。 在印尼建國之初即出任第一屆內閣少數民族事務國務部長的蕭玉燦（Siauw Giok Tjhan），是祖籍福建省興化縣的泗水土生華人，母族客家。 蕭玉燦是林群賢路線的追隨者，印尼中華黨人，一九四五年八月印尼建國後，他受蘇卡諾遴聘為印尼中央國民委員會（Komite Nasional Indonesia Pusat）委員，這是印尼的過渡國會，並於一九四六年受總理蘇丹沙里爾（Sutan Sjahrir）之邀，與華人律師陳寶源同時入閣。 一九四六年〈國籍法〉通過後，他和陳寶源受命向華人社會宣講，但反應冷淡，原因在於獨立戰爭八月革命期間，印尼排華事件蜂起，以致許多華人轉而支持荷蘭，然蕭玉燦仍獨排眾議，堅定支持印尼獨立。 印尼一九五一年八月全國大逮捕，蕭玉燦因為與左派的關係密切受到懷疑而被捕入獄，但他卻未因此而對印尼灰心，出獄後，他邀請全印尼華社成立印尼國籍協商會（Badan Permusjawaratan Kewarganegaraan Indonesia），鼓吹同一民族論，即華族與馬來人俱為印尼國族成員，不應對華族給以歧視待遇，其主張則被稱為蕭玉燦主義。 一九五五年蕭玉燦向周恩來建議單一國籍制，遂有〈中印單一國籍條約〉的訂定。但所謂「我本有心託明月，無奈明月照溝渠」，一九六五年九三零事件，蘇哈托崛起，印尼爆發排華，〈中印單一國籍條約〉廢止，蕭玉燦和陳粦如等遭軍方逮捕入獄，一九七八年獲釋，流亡荷蘭，蕭玉燦最終走向林群賢同樣的選擇，加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齎志以歿。 （ 作者曾建元：中華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副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兼任副教授暨客家研究中心特約副研究員。） （雨林编辑，作者：曾建元 ）

和平日报， 2022年5月5日 ，不久前，山口洋市印尼客家联谊会通过互助合作委员会分发10000份开斋节礼包给将庆祝回历1443年开斋节的穆斯林教徒。 上述关心弱势群体的行动，分别在三个不同的地点，即山口洋东区伯仁丹村观音堂，山口洋南区西让公村石鼓大王庙和山口洋南区石道村盐町关胜帝尊庙举行。 数千名弱势群体争先恐后前往上述地点领取，有不少人喜形于色，热情拥抱山口洋市印尼客家联谊会主席、也是山口洋市长的蔡翠媚。 为了防止出席的民众飙升，委员会事前已分发领取开斋节礼包券给贫苦民众，使活动能顺利有序地进行。 山口洋市印尼客家联谊会主席蔡翠媚说，上述分享爱的社会公益活动是印尼客家联谊会举行的第三次关心纲领，目的是在开斋节前日需品价格飙升之际减轻贫苦民众的负担。 上述开斋节礼包中，包括有一条纱龙，砂糖，面粉，炼乳（牛奶膏），燕菜精，调味料，糖浆等，以及组合开斋节快乐的贺卡。 “我以山口洋市政府的名义，向互助合作委员会所有同事和从道义和物质上作出贡献的各位捐助人致以崇高的敬意和万分的感谢。同时也向为上述活动进行保安的山口洋市警署人员表示感谢。”蔡翠媚如是说。 蔡翠媚接着说，在上述三个区分发开斋节礼包之后，接着将在山口洋西区、山口洋中区和山口洋北区分发开斋节礼包。 在山口洋西区和山口洋中区分发开斋节礼包的活动，将在马来由村苏达尔梭路文化中心举行；至于山口洋北区将在Trisura路Tri Dharma神庙，和Mesjid路五谷神帝庙举行。 “开斋节礼包也将分给山口洋所有孤儿院，我们探访的孤儿院共有10间。我们根据各孤儿院人数的多寡进行分发。”蔡翠媚如是说。 其中一名领到开斋节礼包的妇女喜蒂·法蒂玛说，上述礼包对于经济困难的他们大有帮助，何况是在开斋节前百物上涨之际。 “能获得其主席是蔡翠媚市长的山口洋客家联谊会的援助，谢天谢地。我非常高兴能得到这个礼包，谢谢山口洋客家联谊会援助的开斋节礼包。”她如是说。 另一名开斋节礼包获得者哈山也有同感，他说：“能获得开斋节礼包，我感到非常庆幸。虽然必须从早上等到现在。我非常高兴和感恩能获得开斋节礼包，因为能够帮助到我们一家人，去准备迎接开斋节的到来。” （ Edit by Lijia/ 来源：国际日报 /史蒂芬报道)

和平日报， 2022年5月5日 ，据中国驻泗水总领馆 5 月 3 日消息：4 月 29 日开斋节前夕，中国驻泗水总领馆向泗水印尼哈夷郑和基金会捐赠 500 个斋月爱心包。 捐赠仪式在泗水郑和清真寺举办，《爪哇邮报》、TV9电视台等媒体对活动进行了报道。我馆与郑和基金会以视频方式联合举办云捐赠仪式。 顾景奇总领事向穆斯林朋友致以节日的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顾总领事表示，中国驻泗水总领馆已连续多年坚持举办斋月捐赠活动，充分体现了中印尼两国友好和两国人民的深厚情谊，希望印尼民众幸福安度佳节、两国关系更加亲近紧密。 泗水印尼哈夷郑和基金会主席杨源辉对中国驻泗水总领馆多年来坚持举办爱心捐赠活动表示衷心感谢，并同郑和清真寺代表及工作人员现场将总领馆捐赠的爱心包发放给穆斯林失亲儿童及困难民众。 斋月期间，中国驻泗水总领馆准备了一批装有大米、白糖、食用油等生活必需品的爱心包，分别向泗水印尼哈夷郑和基金会、东爪哇省伊斯兰教士联合会、东爪哇省穆罕默迪亚和泗水市穆罕默迪亚进行捐赠，并通过上述四家宗教机构将爱心包转赠领区贫困家庭，帮助困难民众迎接开斋节。上述各方对捐赠活动均表示称赞与欢迎。 （ Edit by Lijia/ 来源：国际日报 )

和平日报， 2022年5月5日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至七十年代未，海南省万宁市一个叫“兴隆”的地方，分三批安置了来自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越南的归国难侨，这些归侨作为“兴隆华侨农场”职工，在兴隆这块土地上生活了四十至七十多年，当年无知幼童，已逾花甲之年，当年青春男女，已成耄耋老者。 近几年的冬季，我总会来到兴隆住上些天，难免会接触到当地的华侨文化，包括建筑、种植、饮食、歌舞、风俗等等，为此还写了些富有当地特色的文字。但回想起来，那只是流于表面的泛泛而谈，对归国华侨生活状况其实并没有更多了解。 2022年元月26日，是农历的小年，这天一早，在万宁民族中学任职的卓老师打来电话，说约好了几位印尼老华侨，上午要在一家咖啡厅搞个小型座谈，问是否有兴趣参加，于是我欣然前往。 风采依然的老夫妻 83岁的杜添江和82岁的梁惠贞，这对夫妻在印尼时就是同学，杜添江1960年回国时才20岁，梁惠贞1965年追随他来到万宁兴隆。他们经营着一家名为“依萨娜”的印尼风味餐厅和一家名为“温心屋”的休闲咖啡厅，梁惠贞为此还上过《海南特区报》，现在岁数大了，餐厅和咖啡厅早些年分别交给两个儿子经营。 梁惠贞上了《海南特区报》 杜添江任华侨农场副场长时，曾在归侨中组织临时教师队伍，于1996年和2002年，分两批为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开办印尼班并安排实习；还兼任污水处理工程领导小组副组长，组织污水处理站的建设，这是海南省酒店群率先进行污水治理的示范工程，1996年，国家环保局局长解振华来兴隆参观考察时给予充分肯定。 杜添江多才多艺，他很重视东南亚歌舞文化，以前经常组织归侨们一起唱歌跳舞，退休后还当了一阵子兴隆印尼侨友会会长，发挥着余热。2010年春节期间，他带领一支年轻的艺术团走出国门，到印尼进行友好交流，他们的演出受到了当地华侨的热烈欢迎。不仅如此，杜添江还出演过电视剧，那演技真看不出是临时客串的。 右一：杜添江在电视剧《外交风云》中 现在的他们，基本上每天上午都去“温心屋”坐坐，因为这里是印尼归侨们见面交流的场所。杜添江对来自各国的归侨有一个总体评价，马来华侨善于种植橡胶、割橡胶，他们是最早来创业的，吃了不少苦；印尼华侨以小商小贩为主，为兴隆的商业兴起做出了贡献；越南华侨最勤劳，在种植方面也是一把好手。他说从各国来的华侨在这里都能和谐相处，原因有三，一是他们深知从国外归来的华侨都是很不容易的，都有一段辛酸经历；二是从国外归来的人更懂得中华文化和为贵的道理；三是得益于兴隆文教卫生的相对发达，归侨们文明程度相对较高。这里有当年苏联专家帮助我们治疗疟疾建立起来的兴隆药物站（后为药物研究所），有当时的西德帮助建立的兴隆红十字医院，还有联合国难民署帮助建立的学校。 在杜添江讲述过程中，梁惠贞有时会小声地用印尼话对他进行一些提示或纠正，有时会直接用普通话做一些补充。这对老夫妻，虽然都已八十多岁，但容貌仍留存着年轻时帅哥靓女的痕迹，他们衣着整洁讲究，举手投足风度翩翩，风采不减当年。 笔耕不缀的老校长 正聊着，一位老人拖了把椅子径直到我们这一桌坐下来。 这位老人叫张柳昆，今年76岁，之前是印尼棉兰棉华中学一个十来岁的初中学生，1960年回国，在兴隆中学当过老师，还当过兴隆三中校长，现在是兴隆印尼侨友会宣传部长。听我们正聊兴隆的学校，当过校长的他当仁不让地接过了话题。 左起：张柳昆、杜添江、梁惠贞、笔者 60年代初，兴隆有一个“海南兴隆华侨农业学校”，是一所由当时中央华侨委员会创办的中专学校，先后开设有热带作物、农业作物、会计、植物保护等专业，学员大多是各华侨农场保送来的，实行“场来场去”。1965年，中侨委决定把华侨大学热作系迁来兴隆，与农校合并为华侨农学院，原农校为中专部，迁来的热作系为大专部。再后来又从华侨大学分出一部分专业从泉州搬过来，与原来华侨农学院合并后，成为新的兴隆华侨农业学院，同样设大专部和中专部，这是当时万宁市最高学府。文革后，还成立了广播电视大学兴隆分部，主要教出纳、会计、行政等专业。 兴隆当时的小学比较普及，每个管区（分场）都有一至两所小学，比较特殊的是，为方便学生就近上中学，在一些小学还办有附属中学班，上初中一、二年级的课，称作戴帽中学。1982年农场集中师资力量，把各小学的初中班集中起来，在一区新坡办起第二中学，把五区的初级中学办成第三中学，三区、四区的初中班合并到兴隆中学。 张柳昆还说起一件趣事，联合国难民署为帮助归国难侨子弟掌握种植技术，1985年9月资助开办“兴隆综合中学”，本应设置种植、割胶技术等实用专业，但因为当时华侨学生比较多，现有中学容纳不下，就直接把这个学校办成了普通中学，称作兴隆第三中学。遇到联合国官员来检查时，赶紧撤掉三中的牌子，挂上写着“兴隆综合中学”的横幅，还从农场把胶树移到U型教学楼围成的场地上，从农场找来年轻的割胶工人充当学生，老工人扮作老师，进行割胶的现场教学，教室里则讲授磨胶刀的理论课，总算把这事给应付过去了。 张柳昆多年来用笔记录着兴隆华侨农场的成长历程、记录着归国华侨的奋斗经历，在《兴隆华侨农场专辑》、《印尼侨友报》和“兴隆通”网站上发表了不少文章。他还致力于中国和印尼文化交流，接待过印尼驻中国大使馆文化参赞。 热情好客的母女俩 当天下午，我和卓老师相约实地走访兴隆三中原址，这里成了物业管理办公室，当初的校园保持了原先模样，教堂楼正如张柳昆所说，呈U型分布。一块刻着学校来历的石碑，镶嵌在进门处的墙上。大门口右前方五、六十米处，一棵老榕树的树杈里，不可思议地长出一棵高大的油棕树。 镶嵌在兴隆三中墙上的石碑 学校原址旁住着一户人家，我们友好地打声招呼，却被主人热情地邀请进院子，又是泡茶、又是拿点心。吃着印尼风味的点心，一打听，原来误打误撞走进了一户印尼归侨人家，在家的是86岁的黄清娘和她66岁的大女儿张女士。交谈中了解到，黄阿婆一家是1960年从印尼归国的，当时24岁的黄阿婆和爱人一起，带着只有四岁、两岁和五个月的三个女儿来到兴隆。 兴隆华侨农场为改善职工生活，于1956年在桥海村成立海边渔业工作站，简称海边站，利用桥海村的坡头港从事渔业生产。为解决职工子女上学问题，1960年在海边站建了所小学，这时黄阿婆那一批印尼华侨正好归国，她的丈夫被安排在这所学校当老师，一家人就在海边站的茅草房里住了下来。这里距离兴隆近二十公里，也没有代步工具，每次到兴隆办事要从桥海村走到莲花村再走到兴隆。黄阿婆至今仍记得当年背着幼女，蹒跚在泥泞小路上，去兴隆看病的情景。 这家66岁的大女儿张女士说，他们家在印尼时虽说不上富有，但也衣食无忧，而且一般华人家庭都用得起当地佣人。刚到兴隆时，生活上的落差是巨大的，那时她才四岁，不记得多少事，慢慢长大后，知道父母吃了不少苦。张女士带我们走进有着东南亚风情的屋内，介绍那些当年从印尼带回来的床、缝纫机等老物件，我们知道，缝纫机在上世纪六十代初的中国家庭并不多见。 张女士说当时她父母只带着三个孩子回国，父母双方的老人及兄弟姐妹都没回来，亲情难舍，她父母曾四次去印尼探亲。中国与印尼复交那年，她父母第一次到印尼探亲，路费花了一万多，那时的一万元应该算是巨款，现在单程机票两千多就能去印尼，但第一代归侨健在的都已经老了，走不动了。 左起：卓老师、黄阿婆、笔者、张女士 张女士说，现在的生活比刚回国时好多了，也比生活在印尼的亲戚们条件好一些，她和母亲每月都有两千八的退休工资，另外还有一百元的补助，她们对现在的生活很满足。 写在后面的几句话 春节前，卓老师在石梅湾九里书屋组织一个“重温兴隆侨乡传奇故事”讲座，邀请我参加并以嘉宾身份发言。石梅湾被称作海南最美海湾，它的美不只是椰风海韵、滩阔沙白，这样的自然风光在其他海湾并不少见。石梅湾的美在于它是一个有文化的海湾，这里有展馆，不时进行各类文化作品展，这里有书屋，布置典雅、咖浓书香，还经常举办各种文化讲座。这里有一片面积为14879亩的青皮林保护区，在清光绪二十七年已开始立“奉官立禁”石碑保护。石梅湾的文化，是兼收并蓄、且有历史传承的。 参加讲座的部分人员合影 由此我想到兴隆这个地方特有的一种文化，那是以中国为认同取向、以儒家思想为价值体系核心，同时兼容吸收异域文化而衍生的华侨文化，就像兴隆三中原址门前那棵老榕树的树杈里长出油棕树那样，不同的文化和谐共存、合而为一，这在以杜添江、梁惠贞、张柳昆等为代表的归侨身上，得以充分体现。 石梅湾离昔日那个海边站不远，过了南燕湾就是桥海村的坡头港，那是当年海边站职工打渔进出海的地方，黄阿婆一家就曾住在那里。我仿佛看见阿婆背着生病的幼女，赤脚走在泥泞的路上，向着二十公里外的兴隆医院艰难前行。大历史的尘埃掩没了阿婆的背影，也掩没了归侨们创业的艰难，幻化出眼前的阳光、海浪和沙滩，幻化成太阳河两岸稻田、咖啡园、胡椒园、香茅和剑麻一坡坡、一片片，楼宇接栋连幢，学校里书声琅琅。 可是，那段历史并不遥远，不应该象海浪冲向沙滩，荡没一切印迹。 （ 雨林编辑， 来源：同步悦读书 ）

和平日报， 2022年5月5日 ，回顾周恩来的“外交路线图”，印度尼西亚的万隆是难以忽略的一个坐标。1955年春，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抵达万隆，出席亚非会议（即万隆会议），开启了新中国外交事业的新篇章。 “没有周恩来，万隆会议便不可能成功。”已故万隆会议秘书长鲁斯兰·阿卜杜加尼，生前曾这样告诉记者。 在独立大厦力挽狂澜 万隆是印尼西爪哇省的省会，距离首都雅加达约180公里。那里群山环抱，气候凉爽，有“爪哇巴黎”的美誉。 如今的万隆，是印尼第三大城市，人口约250万。市内道路曲折复杂，但万隆会议的举办地——独立大厦，却非常好找。一条“亚非大街”（这条街得名于亚非会议）把万隆市区分成南北两部分，独立大厦就坐落在市中心的临街位置。这是一栋乳白色的三层建筑，一根根旗杆矗立在四周，显示着这个地方的庄重。 在独立大厦斜对面，就是万隆最古老的饭店——豪曼饭店。当年，参加万隆会议的亚非各国代表，就是从这个饭店出发，步行到会场的。2005年亚非峰会期间，印尼总统苏西洛和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等与会各国领导人，曾按当年的路线，一路从豪曼饭店步行到独立大厦。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独立大厦主楼大礼堂内的陈设还基本维持着1955年的原貌。礼堂内正中偏左的位置放着一个木制讲台。万隆会议的开幕式、闭幕式，以及周恩来总理的那次著名演讲，就是在那里进行的。 记者在印尼驻站期间，曾多次到独立大厦采访，每次站在礼堂内，都会产生时光交错、如同亲历那段特殊历史的感觉。 1955年4月18日，万隆会议如期召开。会议的前两天，由于一些反共国家的阻挠，会议偏离了主题，陷入僵局。看到这种情况，周恩来决定改变原定只散发书面稿、不发言的计划，临时要求发表演讲。 19日下午，周恩来身着浅灰色中山装，从容不迫地走上了讲台。人们完全没有想到，他的第一句话是：“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他接着说道：“我们共产党人从不讳言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和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好的。但是，在这个会议上用不着来宣传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虽然这种不同在我们中间显然是存在的。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存异的。” 周恩来18分钟的演讲结束后，会场内立刻爆发出长时间的掌声。印度总理尼赫鲁、缅甸总理吴努等站起来与周恩来拥抱、握手表示祝贺。尼赫鲁说：“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演说。”吴努则说：“这个演讲对抨击中国的人是一个很好的回击。”就连在上午还大唱反共调子的菲律宾代表，也忍不住上前与周恩来握手：“这个演说是出色的，十分和解，充满了民主精神。” 1980年，在亚非会议25周年之际，印尼政府在独立大厦内建立了亚非会议纪念博物馆。 记者看到，在纪念馆的展厅内，除了介绍主办国的部分，照片最大、篇幅最多的就是关于中国代表团和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的内容。其中，一块展板上摘录了周恩来当年的发言：“现在，我首先谈不同的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问题。我们应该承认，在亚非国家中是存在有不同的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但并不妨碍我们求同和团结。”展板旁边陈列着几幅“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的图片。在万隆会议召开之前，国际反动势力和台湾当局相互勾结，企图谋害出席亚非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和周恩来总理，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致使中国代表团部分工作人员和中外记者11人遇难。 “他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 2005年，当年的亚非会议秘书长、印尼资深外交家鲁斯兰·阿卜杜加尼先生，在家中接受了记者的专访。当时，鲁斯兰先生已年过九旬，但依然精神矍铄。 鲁斯兰告诉记者，万隆会议召开前夕，在是否邀请中国参加的问题上，曾经历了一番激烈的讨论。苏加诺总统坚决主张邀请中国，因为“没有中国的参加，亚洲就不完整”。当时，有的国家认为，作为共产党国家，中国的参与可能会让其他伊斯兰国家“望而却步”。“但事实上，亚非各个受到邀请的国家，都表现出积极、热情的态度。”鲁斯兰说，当年，联合国成员国还只有60个，但参加亚非历史盛会的国家就达到了29个，这充分证明，不同意识形态、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是能够坐到一张会议桌前的。 鲁斯兰先生让秘书拿出一摞当年的老照片，指给记者看。他说，他对万隆会议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的演讲。“他的演讲非常坦诚。我很敬佩他。他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周恩来入情入理的发言，使会议回到了正常轨道。最后，大会通过了十项原则，内容包括：尊重一切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承认一切种族的平等、承认一切大小国家的平等，不干预或干涉他国内政等。鲁斯兰先生指出，万隆精神的核心就是通过对话解决分歧，实现和平共处。50年来，虽然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是对话、求和平的准则依旧适用。 “哭声比雨声还大啊！” 当年，在周恩来总理抵达万隆后，中国驻印尼大使馆收到了一封署名为“觉醒了的暗杀队员”的信件。信中说，台湾特务组织了一个28人的“敢死暗杀队”，准备在会议期间行刺周总理。在此情况下，当时有报道说，在亚非会议期间，周总理的安全问题面临考验。 作为当时华侨社团中华总会的联络部副主任，现年81岁的印尼华人邱章龙，参与组织了中国代表团在万隆会议期间的安全保卫工作。他表示，万隆侨社特地邀请曾为中国辛亥革命、抗日战争做过贡献的万隆洪门洪义顺公会，来担任保卫工作。在迎接周总理的车队时，他们还安排一些会武术、身强力壮的大汉，分散在成千上万的欢迎人群中。 会议期间，周总理和陈毅元帅住在达曼萨里10号——华侨郭贵盛的别墅。这栋别墅位于市中心一个独立的高坡上，便于警卫，且交通便利。别墅内使用的全都是华侨自愿提供的家具。为了让自己的家具被选用，侨胞们争执不下，最后只好采取折衷方案——每家的家具都选用一些。为了保证中国代表团的食品安全，侨团派专人去不同地方采购，送交代表团前，华侨们自己都要先尝一尝。此外，华侨们还组织了160多辆新型轿车供代表团使用，自己则充当司机，分批日夜轮流值班。 在周总理参加亚非会议期间，达曼萨里10号别墅外，总是围着许多华侨群众。他们从早到晚守候在那里，等待与周总理见面。有一天，周总理从会场回来，天上突降暴雨。他见到在别墅外等候的100多人都没打伞，自己也拒绝打伞，冒雨和大家一一握手问好。所有人都激动得哭了起来。“哭声比雨声还大啊！”邱章龙老先生说到这一动情处，立时热泪盈眶。他告诉记者，虽然已时隔50多年，但他现在做梦时，还是会时常想起万隆会议，梦见周总理。 世事沧桑，当记者想要寻访达曼萨里10号时，却发现它已经踪迹难觅。然而，周总理在万隆展现的伟大人格魅力和政治智慧，却不会因一事一物的逝去而消失。 （ Edit by Lijia/ 文章来源：人民网，作者：管克江/ 图： Tempo )

和平日报， 2022年5月6日 ，【万隆讯】日前，还在斋戒月中旬，万隆市红十字会（PMI Bandung）总主席阿德古斯延多（Ketum Ade Koesjanto）率领他辅导的全万隆各镇红十字会约 30 位随员，来到渤良安会所二楼的“印尼华族历史纪念馆”参观并作恳亲拜访。 同时来到现场的还有芝麻墟陆军宪兵教育中心（PusdikpomCimahi）副官阿利 威 迪 延 多 宪 兵 上 校（Letkol Cpm Ari Widiyanto）。由渤良安福利基金会主席兼华族团队领导李振健（Herman W）全程陪同参观并详细解析纪念馆内的图片，也回答他们询问的有关事宜。 而后华族关怀团队协调主任兼西爪百家姓理事会主席陈春富(Djoni Toat)和成员:客属联谊会主席徐晋鸿、福清同乡会副主席陈振璧和陈文雄、闽南公会主席杨汉平、广肇会馆副主席冯群雄等都来到现场一起交流。接着由李振健象征式移交300个内装生活必需品包裹给红十字会阿德古斯延多收受，再由他移交给属下各镇代表收受。由徐晋鸿代表华社团队象征式移交330个爱心包裹给陆军宪兵教育中心阿利威迪延多宪兵上校收受。这些包裹时华族团队向红十字会成员和宪兵教育中心学员们表达节日的祝贺和爱心关怀，但愿今年的开斋节都过得很安宁幸福。 阿利威迪延多宪兵上校致词：“今天有幸能来参观华族历史纪念馆，才知道了很多华族个人或集体从以前到现在在各个领域里贡献力量的事迹，真让我大开了眼界，也感到很感动。感谢疫情期间你们做了那么多的善事。愿真主赐福。” 阿德古斯延多致词一再地感谢MTP对红十字会的帮助。在疫情期间红十字会非常需要血包，每天需要约500个血包，每天来献血的人不足百名，总是供不应求。而MTP自发地组成献血团队，到处教育人们为什么要献血，献血并不可怕。献出的血，对他人是救死扶伤，对自己不但是行善积德，还对健康有益。鼓励并吸引了很多人来献血，三次的巡回献血活动贡献了一万多个血包，可谓解了万隆红十字会的燃眉之急。 （ Edit by Lijia/ 来源：国际日报 /雪妮报道)

和平日报， 2022年5月5日，又一个周末来了，76岁的李惠珠如同每个周末一样，一大早就准备着她的“教具”，开始中国书法、绘画、象棋的“教学周末”。 作为印尼中华艺术书画协会执行主席的李惠珠，其职业是印尼国立艺术文化大学“东方美术史”和玛拉拿达基督教大学美术与艺术学院“中国书法和国画”的老师，从事的是中华文化的传播。 除了大学课程的教授外，李惠珠还利用周末时间，到当地的渤良安基金会从事中国象棋的教学。 图为在印尼全国性的艺术展览上，李惠珠挥毫创作。 林永传 摄 李惠珠的学生，不管是学习中国书法、绘画，或是中国象棋的，大多是土生土长的印尼人。“华人要融入当地社会，要实现与当地人的族群和谐，就要让当地人尽可能多地了解、接受、喜爱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李惠珠说。 李惠珠的父亲李湘生从中国广东梅州来到印尼，努力打拼事业有成后，创建了影响广泛的渤良安基金会，致力中华文化的传承，促进与当地族群的和谐，成为万隆著名的侨社领袖。 作为二代华人“客家女”，李惠珠称自己“觉悟得太晚了”。 2004年，已63岁的李惠珠在老师的鼓励下，抱着“试一试”的心理，考进了万隆美术与设计学院美术专业，成为本科优等生；2008年获学士学位后，又继续攻读硕士，2010年获硕士学位。 “在学校期间，更多学的是西方美术，但父母传承的中华文化底蕴，帮了我的大忙”，李惠珠认为，正是中华文化的积累，让她在艺术道路上拥有了别人没有的优势。 在艺术创作上，李惠珠将“电脑绘画”这种现代艺术手段融入其中。她创作的一系列反映当代少年儿童因沉迷网络游戏而产生社会问题的画作，在印尼社会引起关注，她也被印尼艺术界公认为“现代画家”之一。 “晚觉悟”的李惠珠已经停不下来了。今年，已76岁的她，考进了万隆理工大学美术专业攻读博士学位，并将《客家斋姑》作为博士论文的选题。 “斋姑”是源于中国客家地区的一种独特的地方信仰，如今在印尼许多客家人聚居的地方还存在着。 对于选择这个如今在中国都少有人关注的群体和课题，李惠珠称源于母亲的影响。小时候，母亲常常会施舍一些吃穿用的东西给当地的斋姑，并嘱咐她要尊重、关心这些斋姑，因为她们都是“苦命的人”。 长大后，随着对这个群体的关注，发现“斋姑”现象在印尼已从客家人的信仰转变为印尼华人共同的信仰，融合了道教、佛教、孔教(在印尼被视为独立的一种宗教信仰)的教义，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现象。“‘斋姑’为解脱人们的心理苦痛、为促成家庭和社会的和谐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我要把这一群体的文化呈现出来”，李惠珠说。 除了中国书法、绘画教学，课题研究的“本职”外，李惠珠最得意的莫过于教授很多印尼人学会了中国象棋，并通过学象棋提高学习成绩的“成就”了。 据李惠珠介绍，万隆渤良安福利基金会象棋组2016年开始在基金会会所，开办青少年中国象棋班。没想到，几名来学习下棋的印尼学生，文化课的学习成绩有了突飞猛进的进步。 万隆市连旺区达鲁尔伊那亚(DARULINAYAH)回教习经院的长老哈夷ASEP亲眼看到学生的这个变化后，要求全习经院360多名学生都要学习中国象棋。 这位长老介绍说， “因为学习了中国象棋，学生的自信心增强了，智力也得到了开发，学起其它课程来，进步很快”。 图为李惠珠指导印尼学生写汉字。 林永传 摄 印尼西爪哇省普瓦加达县县长德迪(DEDI)听说达鲁尔伊那亚习经院的进步后，经过深入了解，赞同以中国象棋来挖掘青少年们的潜在智能，他指示该县文教部门，将中国象棋编入教学方案和课程里，并派出老师学习中国象棋，以便在全县推广。 如今，李惠珠的许多印尼学生已经担任了中国象棋的“老师”。有趣的是，她们的学生中，很多还是华人子弟。 万隆劲松国际外语学院大三学生林美莲(siti narwisah)、大二学生李娜(lina indriani)和佟娃蒂(nou nilawah)就是其中的代表。 这个周末，她们又跟着李惠珠，走向象棋室，当起了中国象棋的老师….。。 ( Edit by Lijia/ 来源： 中新网/记者 林永传 ）

和平日报， 2022年5月6日 ，民国38年，也就是1949年，这则刊登在印尼报纸上的订婚启事，当时是富裕家庭的风气。 福建归侨资深读者@大中华（汪女士），在微信中国华侨共享生活群，提供了这个她父母回国后，一直不离不弃跟随的订婚启事，弥足珍贵，也是华侨史温馨的一页。 看到它，令人浮想联翩，也的确令人伤感，像@大中华这个退休年纪的侨二代，父母很多已经离世，在的也风烛残年。 但是他们为新中国的新事物，也是全世界绝无仅有的华侨农场事业建设，居功至伟。 特别回国归侨从当时生活很小资舒适的南洋社会，跨进解放后百废待兴，国弱民穷的年代，有很大的反差，苦难时期连吃饱肚子都有问题。 再说，谁都知道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的道理，在农场每天从事耕耘，需要克服很多困难，需要非常大的定力，他们熬过来了，不容易！ 近十年八年，随着国家的发展变化，除了一些个别的农场，积贫积弱，归侨生活艰难之外，大部分的闽粤桂滇各地华侨农场，生活虽然跟不上大气候，但也略有改善，起码子女长大成才，对他们的帮助不小，也是很大的安慰，但可惜很多老归侨，没有分享到祖国发展的红利，就随风而去，太遗憾了！ 对此，我们的资深读者，也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华侨大学印尼文系的高材生黄淑源老师称，六十年代接侨回国的难侨大多數被安置在福建、广东、广西、云南的华侨农场。一切从头开始,学会种地、养豬等,生活艰难,过得不容易。时势时移，生活改善了，可留下來打江山的老一辈大多不在了。 订婚启事，一个历史的见证，一个家庭的刻骨铭心的记忆，仅此而已！ 作为人微言轻的归侨类自媒体的我们，胆粗粗问一句：有华侨历史博物馆愿意收藏吗？官办的不敢奢望，民间的也可以吧？ @大中华（汪女士）的父母，1960年从印尼东爪哇的岩望Pasuruan回国，落户福建省永春县北硿华侨茶果场(十多年前改制为东关镇），她是那里出生的，这博物馆的捐赠证明书，是表彰她捐给北京的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的北硿华侨茶果场建场三十周年时，发给每个职工的碗（现在也38年了）。 @大中华的伯母当年写给她父亲的信封，她们在印尼时，是住在一起的。而从信封上看出来，伯母家在Pasuruan是经营面包及饼干店的，店名叫Kalimas（金河）。 （ Edit by Lijia/ 来源：印尼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