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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日报， 2021年3月21日，印尼全國工商會館中國委員會（Kadin Indonesia Komisi Tiongkok / KIKT）2021-2025年縂主席及理監事就職典禮，3月20日（周六）上午10時起在雅加達北區Pantai Mutiara的Jetski餐廳舉行，印尼工商會館縂主席Eddy Ganefo為KIKT新屆輔導團、顧問團、監事團及理事宣誓就職，近150人出席這次的活動。 縂主席許天發在致辭時強調，“我們很樂觀將吸引中國投資者到我國投資，因為通過微型，中小型商業產品獲得的商機很有可能推向中國市場，反之亦然，也會吸引中國投資者進入我國。我們將在上海、北京等城市開設分會，以幫助我國中小企業產品銷往中國” 他説，“目前，中國是在印尼投資的第三大國家，我們將與各行各業的中國企業家簽署諒解備忘錄，以減少貿易逆差，因此我們建議成立貿易聯合工作組，為了緩解貿易壁壘並重新向中國市場開放微型，中小企業產品。” 許天發指出， KIKT新屆理監事成立後，是國內企業家的重要動力，尤其是在冠狀病毒疫情期間暫停運作的中小企業，我們將與34個省的工商會館合作，收集數據並提高中小企業優質產品出口到中國。 根據合作社與中小企業部的數據，目前全國各地區的中小企業約5920萬人，其中的379萬人，已經使用在線平台營銷他們的產品，因此我們仍有機會幫助這些商人發展。比如PT Jaimac集團自2010年已經與中國的“三一”產品合作，在國內推銷各種的重型設備。目前三一重工在加拉橫投資2億美元建重型設備厰，感謝三一重工印尼大區負責人張照強的支持，使重型設備厰的興建能順利進行，並於2022年落成啓用。 印尼工商會館縂主席Eddy Ganefo對KIKT新屆理監事的就職表示祝賀。他説，希望在新屆理監事的幫助下能夠幫助推動我國疲軟的經濟發展，在COVID-19疫情期間其實還是有很多商業領域可以發展。中國人口14億，印度人口也近14億，我國人口2.765億，如果我們能夠與中國和印度做生意，那麼我國就能控制世界的貿易，中國和印度每年從我國進口各種原材料，爲了提高包括椰子等原材料的出口價，我們必須升值為加工品，希望KIKT能夠幫助地方企業提高原材料的價格，進一步增加我國的外匯儲備。 監事長Tedjo Edhy Purdijayno祝賀印尼工商會館中國委員會新屆理監事走馬上任，並深信在縂主席許天發的領導下，以及理事們的支持下，能夠幫助推動我國在冠狀病毒疫情期間中小企業的發展。最後由縂主席許天發向張照強、Eddy Ganefo、Tedjo Edhy Purdijayno、Yockie M Hutagalung、Choppy Tan贈送紀念品並合影留念。 （雨林编辑，Hendra 供稿图）

和平日报， 2021年3月23日，那是遥远的回忆，几十年前的的杯念。 我出身在海边的小埠，Pangkalan Brandan，华侨称之“火水山”埠，在海风的吹拂下成长。而后，在荷兰殖民主义者第二次警卫行中，侵犯了印尼领土，当局以清野梵烧了全埠，我们一家随大家一齐逃难、流离失所。至1950年初才在异地渔村创业，才过得安定的生活。当时经营的侨胞多在渔村海滩边搭起高脚屋寮，生活、居住、生产都在其上面。用的材料是附近生长的一种棕榈树称“柠檬”的树杆搭坪铺桥建屋寮 当地渔民在高地建高脚栖“亚答叶”息成村。渔村或渔港，座落在印尼苏门答腊岛北部，离Tanjung Pula（华人称为“冷吉”）海产品集散地，有水路可通往Kuala Selapo 的渔村，我在那里度过几年生活，可谓如鱼得水，在我童年生活中最难忘却的日子。 靠父亲的勤劳，我家有了两三条木船。船主提供木船、渔网、家庭食用品，按月结帐。（我父亲是“过番”的闽南人、文盲却识一些文字，得另聘记帐的华人，据说他在帐上做手脚，中饱私囊。 捕到的鱼产品按五人分成，船主只占1分，渔汛好时，分成多，皆大欢喜，遇淡季无收时，不老实的渔夫所欠生活费用被赖帐，另谋船主。当时，印尼亚齐闹地方独立，时有海匪到我们渔港骚扰勒索华人船主，我家也受困，之下父亲就转让产业搬回火水山埠，另谋生计，在市场上买房经营杂货店。 印尼有“千岛之国”美称（实有大小岛屿17508个）地处赤道，海洋性气候显著，有潮起潮落。我们当时居住的渔港，每每下半夜，风吹向海洋，有利于帆船出海捕鱼，午后风又吹陆地，即可收网回渔村。大海茫茫，没有方向盘，老渔夫会找到投下海的渔笼（只在海面上飘有竹竿，或投放鱼群爱聚的椰叶，他们就有这套本事。童年时，父亲答应我随船出海玩，睡误了，成了我终生遗憾，只留下在坪上钓鱼、捞虾、蟹的美好回忆。在渔港时，吃腻了各种海鲜，却爱吃流动船贩卖的pecal（一种凉拌菜）和烤火的胎生小鲨鱼。 我有整整20年在印尼成长生活阅历，忘不了生我养我的故土（或第二故乡）。晚年在中国海南濒临南海的城镇度过。有机会总喜欢到海边聆听浪击岸的回声，饱受海风的吹拂。我喜画油画，大海成了我的题材，也到印尼峇厘海岸观浪潮。 2020年11月适逢我的母校国立华侨大学创办60周年，她拥有海内外莘莘学子20多万，其中中国港澳台和海外学子6万多，当然包括在华侨大学华文学院和其他学院留学生802人（2016-2020年统计）。母校校庆之际举办了“名师、校友作品展”。经朋友推荐我送展拙作《晨渔》（印尼爪哇岛），而后出版的相应画册，我的作品能和名师、校友齐名，甚感欣慰也体现了母校的“海纳百川”和“中外会通”（校训）的博大胸怀. （雨林编辑, 来源：侨友网）

和平日报， 2021年3月22日，印尼华裔议员王光辉（ROBERT JOPPY KARDINAL）出生在印尼东部巴布亚省梭隆，祖父籍贯福清人，19世纪是从中国福建省厦门市来到巴布亚坦布劳乌县（Tambrao）与当地居民通婚，它是第三代的华人，祖父来巴布亚就在从事伐木，至今传到第三代的他，从事渔业领域是位成功的企业家，亦是印尼从业党干部被当地人民选为代表巴布亚省的国会议员。在华社贤达黄伟兴先生引荐下，他与本报记者简述目前巴布亚省经济慨况。 他表示，巴布亚省位於印尼最东边的省份，包括大部分的西巴布亚周围小岛，是印尼的四个特区之一。旧称伊里安查亚省，首府位于查亚普拉。在文化方面，巴布亚省与邻近的西巴布亚省同属于基督徒占佔绝大多数的省份，当地基督宗教的教会林立，与大部分信仰伊斯兰教的印尼省份不同。 他指出，巴布亚的经济命脉，除了有世界著名的金、银、铜矿，还隐藏着大量的矿产，其中有名的自由港国外投资开采公司。今政府也要求占大多数股权，一切在落实进行中。另外，就是覆盖着广大的森林地，只要有计划地伐木设立木材加工厂，然后再出口，这是大有作为的。 这领域我们是欢迎外国来投资的，除此之外，还有潜在力丰富的海洋资源，如虾类、鱼类及海藻等及未发现的资源。最近被列为国家10大旅游景点的拉查·恩巴特（Raja Empat），是块碧海蓝天、群岛竖立于海上，犹如中国桂林风景线的旅游胜地。不同点的是桂林竖立的山丘在河边两旁，而Raja Empat是在竖立在清澈的碧海中独树一帜。这景点的基础设施是非常欢迎国内外企业家前来投资。 他说，在中国一带一路的框架下，印尼东部走廊是欢迎中资企业前来投资。目前中化石油集团旗下投资公司也进入西巴布亚省梭隆县、海螺水泥也在这里设厂。他希望有更多的中国企业来巴布亚投资，当地人民是非常欢迎的。 总统佐科维简化投资审批程序举措，以加大吸引投资的力度。根据标准操作程序，应在3天内完成的审批通常需要数周甚至数年时间。政府必须认真处理投资许可证的审批，在未来3至6个月内将所有审批职能集中到投资协调委员会，并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一站式服务。 10月批准的《综合就业法案》备受跨国公司关注，它是一项综合性法案，把不同行业的许多规定纳入一部法律，其目标是通过精简法规和简化许可程序，放松外国投资限制，放宽劳动法，简化公司税收法规来促进投资和创造就业机会，提高在印度尼西亚经商与投资的便利性。 当询问疫情大流行在布亚如何应对时，他表示，目前巴布亚有几个县区都备划分为绿色地带，根据的当地民间习凡是到巴布亚县区的游客，应邀先到附近海边浸泡一下水，方可上岸，这似乎在清洗消毒作用。 巴布亚区内的草本植物，也有一定的药性作用，因为那里山地人，有皮肤划伤只要用当地的草药敷一敷就痊愈了，还有民间的传统药方。 巴布亚的海产业，资源丰富，尤其是这里的海虾、龙虾、三文鱼，都可出口到国外去。 他指出，欢迎中资企业前来印尼投资洽谈合作，尤其是在巴布亚，在力所能及下本人愿意作为桥梁平台，为印中的经贸往来，作出积极的贡献。 （雨林编辑，来源：国际日报记者 明光报道 ）

和平日报， 2021年3月24日， 周一，3月22日，与万隆华族关怀团队(Masyarakat Tionghoa Peduli Bdg) 有良好的合作关系的万隆主流报章人民思潮报 (P.R.)再次报导万隆华族关怀团队在渤良安福利基金会会所百氏祠礼堂顺利完成为2729乐龄民众打疫苗接种慈善活动。 众所周知，万隆华族关怀团队(MTP)和万隆市政府合作举办为乐龄居民打疫苗接种慈善活动5天，由3月15日到3月19日。 万隆市政府卫生局服务中心主任约理沙医生(dr.Yorisa Sativa,M.Kes)说明万隆居民对疫苗接种活动热烈欢迎与积极参与，报名参加的人数多到3380名。他说：”因为健康因素和还没报名的人士，我们帮忙他们到别的医疗所报名” 万隆警察局主任武龙警官(Kombes Ulung Sampurna Jaya)高度赞扬该疫苗接种活动。我们警察局也派警员保持治安，参与慈善活动，让活动有秩序进行。 亲临现场的陆军骑兵武器装备中心司令哇万将军(Mayjen TNI Wawan Ruswandi)Komandan Pussenkav Kodiklat TNI AD.说，非常赞扬万隆华族关怀团队在疫情非常时期在万隆市所做的贡献。 人民思潮报总编辑菲尔曼(Noe Firman Rachmat) 希望通过疫苗接种活动。更快恢复到疫情前的日常生活。希望乐龄民众疫苗接种后，其他年龄的民众立刻轮到接种疫苗。 （雨林编辑，万隆王羽报导）

 编者：《游泳季刊》2014.2刊载一篇该刊特约评论员王采先生访问先达人杰出的泳将符大进的访谈录，这是先达人的骄傲，值得推荐给大家。        3月14日下午，寒風中的廣州火車東站，我在5號出站口迎接香港來的好友符大進。 出站的人流匆匆過去，向裏張望，遠遠望見位略有駝背，稀疏短髮白裏套黃，高高個子的老人，在人群中向我招手。大進穿件印有Hong Kong China字樣的陳舊運動衫，黑色舊布褲，腳下穿着大約穿了十幾年的凉鞋，兩隻大腳套在灰色襪子裏，前腳趾幾乎全伸在凉鞋外。冬日還沒過去，人流中只有他一人穿凉鞋。更有趣的是，他脖子上掛着個黑色小錢包，在胸前搖擺着，肩上揹着個破背包，一手拉着個簡易行李箱，上面掛個破舊的行李包，裏面装雙運動鞋和一副橡皮拉力，完全一副農民工進城模樣，可笑、可愛、可敬。77歲的我國泳壇名將與我這個75歲的好友在車站擁抱相會。 我與大進相識多年，年輕時他是我心中的偶像，我為他的英姿，尤其他漂亮的自由泳技術和輝煌成績頂禮膜拜，但我不知他漫長的游泳生涯，竟然如此坎坷曲折，我被他的經歷深深感動。 自学成材，毅然回國風雲賽場 問：大進，據說您是印尼華僑？您出生在甚麽地方，怎麽練游泳的，為甚麼回國？ 答：我生在印尼蘇門答臘。你知道印尼的氣候，一年四季都可在室外游泳，我8歲自已學會游泳，小學時每天放學自已去練，沒有教練。中學時，每早5點我就下水了，練兩個小時才去上學，也沒教練。我也很喜歡田徑，中學時跳高1米85，百米能跑12秒4，還是學校籃球隊員，身體質素好。 我受印尼華僑吳傳玉的影響回到大陸。他1956年代表新中國在世界青年聯歡節游泳賽中為新中國争得第一枚金牌，對我觸動很大。1958年3月，我也從印尼來到廣州，那時我21歲。 問：聽說你中學時得過印尼冠軍，沒有教練您自已怎麼練？ 答：在印尼時，我受捷克長跑世界冠軍扎托倍克訓練方法的啟發，他練長跑時經常做30×400米、10×1000米間歇跑訓練。我於是在水中游10×200米、20×100米，沒有教練掐表，到池邊呼吸幾次就開始第二個。這就是當時流行的游泳間歇訓練，我把耐力練出來了，從50~1500米自由泳，我都拿過印尼冠軍。 問：您回國先到哪兒？怎麽去的國家隊？ 答：先到廣州，很想到廣州體院讀書。在廣州每天都想下水，但找不到池子，後來，找到越秀山游泳池，不讓我游，叫我到沙面體校去游。有一天，找到沙面體校，我穿件印尼花襯衣，站在池邊，水裏的孩子見我這身打扮，大喊：“教練，教練，有一個阿飛看我們游泳……”，記得一位姓馮的教練問我：“你是誰？”，我說我是印尼華僑，印尼游泳冠軍，很想游泳。馮說：“我們不對外開放。”這時沙面校長看見了我，他說：“啊！你是印尼的符大進嗎？印尼的冠軍啊！”他說完立即打電話，把二沙島省隊教練叫來了，記得是李金沛、陳伊莉。他們當場讓我游個100米自由泳，我沒太用力，蹬邊游完了，成績是1分1秒。那時我的印尼全國記錄是58.8，這個蹬邊成績打破當時的廣州市記錄，兩位教練當即决定讓我到省隊去練，並答應送我去廣州體院讀書。 問：還記得去二沙島省隊的情景嗎？ 答：先安排我住華僑大廈，又轉到二沙島。我到二沙島基地時，受到省游泳隊員的熱烈歡迎，他們排隊出來迎接我，還打出“熱烈歡迎符大進參加省隊”的紅布標語。記得我的教練是黃焯榮。運動員食堂吃得真好。我練了一個月，就在廣州越秀山的全國比賽中以58.6的成績戰勝了當時的全國冠軍、國家隊的林錦珠。這年，我進了國家隊。七月，我代表中國去印尼訪問比賽，教練是陳功成。運動員有陳運鵬、黄蓮華等人。那次比賽，印尼總統蘇加諾知道我是印尼華僑，接見了我，我游了57.2，平了全國記錄，進入當年世界前十名。 問：您運動生涯中，最難忘的是哪次比賽？ 答：一次是1959年，中德比賽，我百米自由泳56.8，打破亞洲記錄，成為亞洲第一個破57秒大關的游泳運動員。另一次是1960年，在成都全國賽中，以55.4奪冠。當時，我國已退出了奧運會，當時奧運會記錄是55.2，我差一點打破。同年應邀去布達佩斯，參加中匈對抗賽，我以55.7戰勝了奧運會第三名，匈牙利選手多波依，當地報道說：“中國運動員符大進，打破了歐洲記錄。”令我終身遺憾的是，1965年第二届全運會，我帶病參賽，發燒38.6度，輸給了山東的周同文，僅以54.8獲得亞軍，與周僅差0.2秒，賽前我非常想打破當時53.6的世界記錄，沒能實現，可惜失去了這個寶貴機會。 問：據說您從國家隊退下以後，當了一段國家隊教練？ 答：第二届全運會後的第二年，爆發了文革，訓練、比賽都停了。1973年，國家隊開始恢復訓練，我參加了在國家隊的最後一次比賽，拿了4枚金牌，結束了我的專業運動員生涯。賽後國家體委讓我當國家隊教練，當時的領隊王冠英對我說：“你到全國去選材吧。”我想：文革停了這麽長時間訓練，上哪找隊員呢？我選了別的教練不要的隊員，記得有葉松揚、幺正傑、湯群、鍾歸如等人。我做了兩年教練，葉松揚打破了仰泳全國記錄。 文革災難及其見聞 問：文革時，您這個印尼華僑是怎麽過來的？ 答：1966年11月，“新興力量運動會”前，對國家體委榮高棠副主任是否帶隊參賽，群眾有兩派意見，我支持他帶隊參賽，另一派堅决反對，鬧得很兇，後來榮高棠被打倒了，成了“叛徒”，我就成了“保皇派”。軍管後，游泳隊有人寫大字報質問我與印尼蘇加諾總統甚麽關係，為甚麽單獨接見我，是不是印尼間諜？軍代表找我談話，說：“革命群眾懷疑你是印尼間諜，你要老實交待，坦白從寬，抗拒從嚴。”我回答：“關係很簡單，他是印尼總統，我是中國運動員。我如果是間諜，全世界運動員都是間諜。”我還把這句話寫在紙條上，把它貼在說我是間諜的那張大字報上。我保賀龍、榮高棠，但哪一派都不參加，抽空就下水游泳。國家隊有個女運動員貼大字報質問我：“為甚麽每天不參加早請示晚匯報？對毛主席甚麽態度？”我不理會，軍代表找我談話，讓我必須每天參加，不許我游泳。但是我還是偷着游。 問：您膽子夠大的了，那時候，許多人進了牛棚，天天開批斗會，你還敢去游泳？ 答：我不光偷着游泳，還偷食堂的饅頭給李夢華吃。記得1966年12月24日，北京很冷了，在北京體育館國家體委系統召開4000人大會，批斗榮高棠、李夢華、陳先、體育報社社長李凱亭，會後，把榮高棠和“保榮大隊”的骨干關押在現訓練局大樓下的地下室，我看沒人管，他們又沒吃的，我就拿食堂的饅頭給他們偷偷送去，當時李夢華對我說：“千萬別再偷饅頭給我們吃了，抓着不得了，特別是給我們這些黑幫吃。”後來，李夢華平反了，當了國家體委主任，他還記得這件事，很感謝我，他要幫我將我愛人從上海調到北京，不在兩地分居，我去上海找虹口體校校長，要求放我愛人回北京，校長不放，我又向北京反映，上海市體委接到國家體委通知，要他放人，校長談：“你怎麽不早拿調令來呢？”我愛人回北京被安排在北京體育館體校，當了游泳教練，他們還在體育館路分給我們一套大房子。 問：您參訪《游泳季刋》編輯部時，見到廣州體院行政辦公樓前的乒乓球世界冠軍容國團塑像，很感慨，您和容國團熟嗎？ 答：我倆在國家隊，同住在運動員大樓，我住三樓，他住四樓，我倆很好，因為都是境外回來的，他從香港投奔大陸，常到我宿舍下棋。1968年5月12日，國家體委系統實行軍管。1968年6月的一天晚上，他突然到我宿舍，臉色很不好，好像很苦惱，他問我：“大進，你沒挨批斗？”“沒有。”他說：“明天乒乓球隊要批斗我了，怎麽辦？”我問他：“憑甚麽斗你？”他說：“我曾在香港報紙上發表過一篇乒乓球技術的文章。這家報社被指定為反動報社，乒乓球隊問我和這家報社甚麽關係。”我對他說：“不用怕。”“我很怕啊……”我安慰他說：“頂一下就過去了，別怕！”他的情緒仍然不好，傷心地說：“我要回家換件衣服。”說完就走了。他當時已婚，有家，就在國家體委旁的幸福大樓，事後知道，他當晚沒回家，到龍潭湖邊，在棵柳樹枝上上吊自殺了。第二天清晨運動員發現，跑到宿舍告訴我，我趕到龍潭湖，親手把他從樹上抱下來，摸摸他身子已經冰凉了，死了很長時間，救不過來了。他自殺後，被定為“畏罪自殺”，老婆也與他離了婚。沒過幾天，著名乒乓球教練傅其芳在家也上吊了，搶救的時候，按斷了許多肋骨，接着著名乒乓球教練姜永寧在北京隊也上吊了。這兩位教練都是從香港回來的，受不了天天批斗，想不通……。 移居香港 問：您哪年去香港的？您是印尼華僑，為甚麽去香港？ 答：我1975年末，想回印尼看媽媽，但印尼不讓我回去，我就帶着全家去新加坡見媽媽，從那我一家轉到香港定居了。文革十年，天天講階級鬥爭，開批判會，人人都緊張，死的人太多了，我看不下去了，像我這樣有海外關係的人，處境更難……所以我决心離開。我走的時候，國內正批判鄧小平呢，記得1963年，新興力量運動會上，我拿了4塊金牌，回國後，鄧小平接見了我，還有照片。文革十年，鄧小平三次被打倒，但我很珍惜這張照片，一直帶在身邊。 問：那個年代，您敢保存這張照片，保存到今天，我真佩服您！您到香港怎麽生活，怎麽當的教練？ 答：來香港後，要自謀生路，因我堅持鍛練，體力好，就到九龍塘碼頭當了搬運工，每天扛大麻袋包，裝船卸船，一天掙50港幣，夠吃飯的了，夏天，就到學校教游泳，一個月能掙2500港幣，我培養的隊員在全港得了第一，可是應得的獎金和訓練費被校長扣下不給，我就辭職不幹了，後來，到九龍塘俱樂部做教練，選了30幾個小隊員，從頭教起，一年他們就破了九龍塘記錄，兩年全港丙組第一，第三年甲組第一，有六名隊員被香港隊選走了。1980年，我先到東方冬泳會做教練，在全港拿了三年冠軍，又被官塘游泳會請去做教練，一直幹到現在，30多年了。 女兒遭遇“骨齡”打擊 問：您一家四口人都是搞游泳的，是游泳世家。 答：我女兒符梅，3歲時我教會她游泳，5歲開始練，6歲我們全家到香港，我又訓練她兩年，她打破了女子8歲組全港記錄，50米自由泳38.4，原來的記錄是香港游泳總會秘書的女兒，這位秘書是位英國人，他看我女兒個子高，就說我女兒的年齡是假的，我把孩子的護照給他看，他說你們華人護照也可造假，他給我孩子拍片子查骨齡，結果拍出來的片子說我女兒10歲，這個秘書就把符梅的成績否定了。我不服，寫信給北京國家體委，又到北京友誼醫院拿我女兒的出生證明，再去做公證，我又找到英國大使館，大使館審查後簽字，證明了符梅的出生年月。這個秘書還堅持他的看法，說這些材料也是假的，我又告到香港政府，港府確認了符梅年齡的真實性，找到秘書說：“你若還不服，可以到香港法院去起訴，告港府和英國大使館。”這個秘書怕了，才承認了我女兒的全港記錄。女兒長大後打破香港多項記錄，還在亞運會上獲得100米自由泳銀牌，現在她是官塘總會的總教練。 我兒子符泳，5歲時我教他游泳，8歲打破了年齡組 50米自由泳37.7的香港記錄，他1997年參加亞洲分齡賽，得了金牌，成年以後多次參加東亞運動會，還代表香港參加了兩屆奧運會。他22歲時，50米自由泳22.45，百米50.8，他身高190cm，33歲了，也在官塘泳會的當教練。 我愛人鄭梅萼，年輕時代表上海參加過1958年全國比賽，獲100蛙泳冠軍，退役後一直在上海、北京的體校做教練，今年68歲了，現在家照顧外孫女。 香港游泳現狀…

和平日报， 2021年3月25日，今年3月18日上午，印尼国际狮子会307 B2/1区万隆自由狮子会(LCB.Liberty)会长赖爱玲与狮友赖秀芳，颜梅花，陈瑞年，冯杨娘，兰妮哈林，黄爱贞等由万隆独立狮子会(LCB Merdeka)会长徐良光，狮子会区长陈盛隆(VDG 2 Toni S)陪同一起访问印尼癌症儿童基金会(YKAKI)万隆分会的” 我们之家”,由负责人茵娜(Ibu Ina)及老师们亲切招待并交流有关癌症儿童事项。 赖爱玲会长表达万隆自由狮子会这次举办福利慈善活动支持”我们之家”的教学活动，帮助教学物品。 自由狮子会捐献的物品如下，4架电脑和LED 屏幕，1个手提电脑，1 台50寸电视机，1架电子琴，1个吉他，4个无线麦克风。 由赖爱玲和徐良光象征式移交给茵娜，并通过线上视频由印尼国际狮子会307 B2区长Rupi Arsieh和印尼儿童癌症基金会总部创办人Aniza Mardi Santosa 及全印尼YKAkI会会负责人，307B2 儿童委员会领导I Puspita Dewi 见证该有意义的移交礼品仪式。 茵娜致感谢词后说”由于来万隆治疗癌症的儿童来自我国各个地区，居留在万隆的时间也比较长，为了不耽误他们的学习，所以我们这里准备了教师和课室，让儿童们可以学习或娱乐活动，唱歌等，让孩子们能在这里感受到如在学校里一样快乐” 赖爱玲致词:”我们狮子会传承国际狮子会的宗旨和使命，一向关注患癌症儿童的有关事项，所以我们捐助的这些物品。希望能供应在YKAKI 的儿童们学习和娱乐的用途，让他们多一份乐趣。” （雨林编辑, 万隆王羽报导）

 和平日报， 2021年3月25日， 冬去春来百花开，饱经沧桑真情在。年初九，也就是公历2021年2月20日上午，原农场突击队老领导，海南兴隆根艺园罗德山董事长，按惯例把所在兴隆原农场青年突击大队，大小队干二十余人，都召集到他的根艺园大厅欢聚一堂。并请来突击队老队干，兴隆地区颇负盛名的老厨师宁卓群掌勺，中午时分为大家准备了数桌美味佳肴。 俗话说的好，“衣不如新，人不如故”。在新春佳节老同事，老战友，到座落在美丽太阳河畔的根艺园相聚，大家都感到十分兴奋，内心产生无限的感慨，四十年已过去，“弹指一挥间”，虽说今日能来的大多数人都住在兴隆。然而，平时都窝在家里，各忙各的。今天一下子能和那么多老朋友见面，属实难得！感谢罗总为大家提供如此良机。 这群两鬓白发的老人，在数十年前曾为兴隆华侨农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奋战在农场水利建设战线上，他们以工地为家，除了带好年轻的队员，还每天坚持劳动在工地上，他们以身作则，那里有困难就到那里去，那里危险就出现在那里，他们工作不计时间，劳动不计报酬，把汗水洒在农场的山山水水，把宝贵的青春献给伟大的祖国！“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烛成灰泪始干”，是他们一生的写照。 兴隆华侨农场历代老突击队员的人生，就像一杯没有加糖的兴隆苦咖啡，喝起来是苦涩的，回味起来却有久久不会退去的余香，当眼泪流尽的时候，留下的应该是坚强！ 罗德山先生动情地说，老将们：在农场和大队的领导下，我们转战兴隆水利最危险最艰苦的工地，完成和超额完成农场党委交给我们各个阶段的生产任务，自始至终站在最困难最危险的一线，指挥战斗！流血流汗，无私付出，无怨无悔。今天虽然我们老了，我们仍然怀念在艰苦环境中，结下的深厚友谊，战友之情。 我们都已进入古稀之年，这样的聚会要多搞，我们的晚年生活会更充实，更有意义。“久别重逢非少年，执杯相劝莫相拦”，听了罗总一席肺腑之言，在场有海量的人，能者多劳，开怀痛饮。  公司自始至终得到他（她）们的一贯支持帮助，得于克服解决重重困难，坚持下来。同时谢谢海南兴隆印尼侨友会蓝会长，蓝夫人小园的热心支持，给大家做了高水平、高质量的美篇，让大家开心快乐！海南天涯热带雨林博物馆（巴厘村）是海南兴隆印尼侨友会及海南兴隆新马泰侨友会的活动基地，也是东南亚及世界爱国华侨华人的提供联系及活动平台，为与世界华人华侨加强文化交流增进友谊尽一份力，我们为之而努力！共祝世界华人华侨友谊天长地久。 再次谢谢海南兴隆印尼侨友会的热情帮助与支持！万分感谢！ （雨林编辑， 海南罗徳山供稿图 ）

和平日报， 2021年3月25日，63岁家庭教师患卵巢癌去世，她生前就曾立下遗嘱要卖房子捐助世界宣明会，如今家人替她兑现诺言，在她死后将卖掉百万公寓，以资助非洲的贫困儿童，遗爱人间。 蔡庆玉是于上周六（20日）因卵巢癌复发过世，享年63岁。 她的大姐蔡松香（65岁）今早受访表示，妹妹是三年前发现自己患上卵巢癌，经化疗后原本已经康复，谁知去年8月病情再度复发，癌细胞扩散至脑部，最终敌不过病魔，三天前在家人的陪伴下过世。 蔡庆玉生前是一名家庭教师，为人乐善好施。家人透露，她早已立下遗嘱，要将位于巴西立价值超过百万元的公寓单位卖出，所得全数捐给世界宣明会（World Vision），以救助非洲的贫困儿童。 其实，蔡庆玉早在三年前就已经有此打算，当时她接受《联合晚报》访问，透露过世后会将所住的珍珠苑公寓单位捐给非洲孩子，资助当地教育，提高孩子的教育水平，迈向人人平等的愿景。 后来珍珠苑被集体出售，她则搬到位于巴西立连路Seastrand一个两房一厅的公寓单位居住。 蔡松香透露，妹妹的遗嘱中明确表示要卖掉公寓单位，所得全数捐给世界宣明会，用于资助非洲的贫困儿童，让他们获得更好的教育机会。据家人估计，巴西立公寓的市价超过百万，接下来他们会直接联系世界宣明会以处理相关事宜。 另外，蔡庆玉生前也有助养一名住在埃塞尔比亚（Ethiopia）的女孩，如今这名女孩已经14岁，她之前已安排后将助养她到18岁。 姐姐说：“妹妹生前很豁达，还会安慰我，告诉我她会接受命运。她将一切都安顿好了，那名她助养的埃塞尔比亚女孩，也已经将所有捐款交给机构。 （雨林编辑，来源：联合早报）

和平日报， 2021年3月26日，近日，驻扎在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上围艺术村的摄影师王兆宇收藏的一批移民文化影像作品，作为改革开放后印尼华侨回国建设的最好见证，在广东省华侨博物馆2月5日开展的“潮涌侨声——海内外侨界与广东经济特区建设专题展”上展出。 而这批珍贵照片的收藏，却是一次偶然事件。 2016年，来自东北的摄影师王兆宇正式入住上围艺术村，身处这座具400余年历史的传统客家村落，王兆宇满怀热情开展客家文化的研究、梳理与创作。 因对历史人文具有敏锐的嗅觉，王兆宇看待影像作品也有着与他人不同的视角。2017年的冬天，王兆宇在倒垃圾时无意间发现垃圾堆旁散落了几张旧照片。出于摄影师的本能，他仔细观察了一下那些照片。“那些照片很旧很脏，但是里面传达的信息让我惊讶，我觉得这可能是一批有价值的文献资料。”于是王兆宇好奇翻开其中一个破旧潮湿的蛇皮袋，发现里面除了照片，还有信件、香港通行证等资料。 这批偶然发现的照片大部分拍摄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还有些时间更早，拍摄地点大部分在香港、印尼及龙华区樟坑径上围村。其中拍摄年代最早的为1950年摄于印尼某葬礼上的银盐照片。另有一组老奶奶嫁孙女的场景照片，老奶奶穿着客家人传统服饰，新娘则穿着洁白的婚纱，记录下了东西文化交融的美好瞬间。 根据资料显示，照片的一位主人叫房振光，他们都是上围村的印尼华侨，上世纪80年代从香港回村办厂，一些信件里还写有他们回乡办厂的相关信息。“这些照片资料全面展现了华侨一家人的婚丧嫁娶。从视觉人类学的角度看，这是移民文化的影像见证，对考察移民保持原有文化及融入土著文化提供了可靠的依据。”王兆宇说。 2018年，上围艺术村被设为深圳文博会分会场之一，策展人向王兆宇借了部分老照片及文件参加上围艺术村的历史展，让这批珍贵资料为更多人认识了解，也引起了广东省华侨博物馆负责人的关注、肯定，最终得以受邀参展。 执著本土人文历史影像记录，潜心发掘研究在地文化。王兆宇入驻上围艺术村以来，与艺术家们密切交流互动，挖掘村落一手资料，摄影创作“客家麒麟舞”系列作品，并获得“广东摄影十杰”荣誉称号。目前王兆宇正在拍摄一部片名暂定为《樟坑径76号》的爱国主义题材纪录片，讲述的是抗日战争中牺牲的两位空军烈士陈桂林、陈桂民的故事，并希望通过这部纪录片，让更多人了解上围村、龙华区的红色历史文化。 （雨林编辑，来源：文旅中国，王兆宇）

和平日报， 2021年3月25日，林胜昌，男，印尼归侨，现年76岁（2012年），退休前任职于福建省龙海双第华侨农场。 2012年，离开了46年后，我回到了印尼山口洋，侄儿开车带我四处走，当我提出要看看我们家的那片橡胶林时，侄儿犹豫地说，“还是不去的好。” 　　的确，那片橡胶林已经不是我们家的了，如果没有征得主人同意擅自进入树林，可能会引起主人的不愉快，但那以后的几天里，我的头脑中一直闪现那片树林…… 　　从前的橡胶林 　　时隔近半个世纪才又回到出生地，这是一个不短的时间；从中国千里迢迢来到这里，也是一段不近的路程。但已经来到了这里，那片橡胶林近在咫尺，却不能再看一眼自己曾经的家，心里五味杂陈。 　　不知道那片橡胶林有多大面积，只知道家里的橡胶树有2000多株，这些树是父亲和母亲一棵棵种的，在我懂事时，橡胶树已经开始产胶了，但父亲那时却抱憾离世了。 　　树林里，只有我们一家人，到了月底时，才有人从城里来收购橡胶。有时，我们的橡胶汁要送到城里卖，所以就跟着哥哥走出了树林，也是从那以后，才知道树林以外的世界，知道人们的生活并不只有橡胶或橡胶林。 　　在橡胶林工作很辛苦，割胶必须在太阳出来前完成，接着还要将一碗碗的胶汁从树上收集下来，挑到集中地加工，等这些活儿都做完，已经是中午时分，下午我们还得去稻田里干活，这是为了我们的口粮，稻田是每季向政府租的，然后再自己耕种，收成不好就得赔钱，所以全家人都要努力地干活。 　　其实，很早就知道家里条件不好，母亲为了这个家付出了很多，所以从小就想多帮助家里做些事，但到了我该读书的时候，母亲坚持要我跟别的孩子一样到学校上学。 　　新中国的书报让我有了人生的方向 　　橡胶林到城里大约有10多公里的路程，这就是我从小学到中学每天要走的路。 　　就因为读了书，知道世界比我家的橡胶林大很多，但我又不能离开它，毕竟母亲在那儿，我们的家在那儿，我们的很多东西都在那儿。 　　母亲似乎懂得了我的想法，在我初中毕业后，她为我在城里找了一份工作，那是一位亲戚开的书店，店名叫“大东书店”。 　　当时的山口洋有4家书店，规模都不是很大，但我们这家书店卖的书都是来自新中国的，因此很受欢迎。 　　书店里卖的最好的是《人民日报》《人民画报》等报刊，老板为了进货，常常带着钱到香港，再由香港汇钱到北京。在中国和印尼关系好的时候，这些书刊都能直接从中国直接邮寄过来。 　　城里另外3家书店，有2家也像我们这样出售新中国的刊物，只有一家是专卖台湾国民党的书刊，而且生意大不如我们。 　　在书店干活最大的好处，可以先看到这些来自祖国的书报，并且深深地被吸引，特别看到祖国建设取得成就，心里不知有多高兴，不知不觉就有了方向，那就是向往自己的祖国。      卖掉了橡胶林 　　大哥成家后，母亲分了一片橡胶林给大哥，虽然橡胶林小了，但母亲依旧很辛苦，尤其我又到城里工作，家里就剩母亲和弟弟两人，他们继续割胶，继续种地，他们也愿意这样生活。 但到了上世纪50年代末，印尼政府接二连三地出台限制外侨的法令，其中对我们伤害最大的就是不准华侨在县以下的地方从事经济活动，以及高额收取“人头税”。 我在书店工作，由于是亲戚关系，老板就给我最高的工资，每月有500盾，而政府却要每年收“人头税”7500盾，这种税几乎就是不让我们活下去。母亲一年到头忙碌，到头来仅够维持基本生活。而且，由于我们家的橡胶林也属于“县以下的经济活动”，也是法令限制的对象。 如果想继续生存，就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改变自己的国籍，加入印尼国籍，并且去掉自己的中国名字，换成印尼名字。 母亲知道我想回国，并且还要带着她和弟弟一起走，就对我说，中国还是很穷，回去后日子还会很苦。我不知怎么地奔出了一句话，我说：“再苦，也比在这里被欺负的好”。 我们把那片橡胶林卖掉，换来的钱用于买回国的船票，其他的钱拿去交“人头税”，之后就几乎没有什么钱了。 　　许多人羡慕我当年回国 1960年，出于对祖国的热爱，母亲与我和弟弟3人回到了祖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后来我们到了福建省龙海双第华侨农场，和我们同船回来的山口洋华侨大约有300多人，上岸后一部分人回到祖籍地，一部分年纪小的到学校读书，来到农场的人有200多人，一起分配到农场的五一村。 因为回国前，我就参与了回国的组织工作，所以到了农场后，加上我在印尼时就懂得做农活，农场就任命我为五一村的队长，带领大家开荒种地，建设新家园。 说实在，早年农场的生活条件很艰苦，但随着中国一天天的发展壮大，大家的日子也越来越好，不仅收入增加了不少，住房也有了极大的改善，以前的苦日子，现在成了好日子。 有时身在其中的人并不会感受到生活的变化，但我却能时时感受到这种点点滴滴的变化。不用说我们现在不愁吃不愁穿，就拿以前想都不敢想的电话、电视、空调、冰箱，现在都成了家庭的基本设施，如果是回到曾经生活过的印尼，这种感受又会更加的强烈。 2006年，我回到了印尼的山口洋，虽然城市有了扩大，但还是清一色的低矮的房子，几乎没有3层楼以上的房子。二姐还生活在郊外，房子更加破旧，房屋内就摆着几件床铺桌子等家具。 二姐的生活来源是靠在香港打工的女儿每年寄来的几千元过日子，她没有退休金，没有最低生活保障，更没有医疗保险。看着她的现状，我心里有着一种酸楚，当年她为了留在印尼，更改了姓名，但生活并没有原来的更好。 在那段探亲的日子里，见到了很多当年的朋友和同学，和他们聊天真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每次聊天都会不知不觉讲到他们对中国的看法，这些朋友同学中不少都到过中国，他们对中国的发展变化感受比我还要多，因此羡慕我当年回到中国。 　　近在咫尺的眷恋 很久没有走在山口洋的大街小巷了，所以我特别爱在街上走走看看，看到我们曾经的中小学，看到了我工作过的书店，虽然这些房子依旧还在，但都另作他用，只有我会默默地眷念着它们。 侄儿婉言拒绝带我到橡胶林的要求，这让我悟到其中的原因，原来在我们走后，二哥继续留下，结果橡胶林被没收，二哥一家被赶到了集中营，二哥就是在那儿生病去世的，所以橡胶林成了二哥家人的伤心地。 …… 人还在山口洋，却不能再看看近在咫尺的老家，看看那2000多株父亲种下的橡胶树，看看树林里蜿蜒的小路。 尽管那里就只有一座房子，但也是一座村庄，一座真正离开了的村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