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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日报， 2021年4月15日，2020年8月21日，89岁印尼归侨钟挺华近日因病去世，他自愿捐献遗体供于医学教学和研究。21日，其遗体捐赠仪式在永州职业技术学院医学实验实训中心举行。 “父亲的生前遗愿，要求去世后丧事从简，不留骨灰，不开追悼会，并将遗体捐赠给医学院用于医学研究和教学，实践他‘把骨髓里的爱都奉献给社会’的誓言。”钟挺华女儿钟红在灵柩前含泪说道。 钟挺华1930年出生在印度尼西亚，父母是广东人，4岁时回国后居住在广东梅州市的外婆家。19岁时钟挺华入伍参加解放战争，直到1954年从部队转业后到湖南，1958年到东安县工作。 1986年，钟挺华从东安县委宣传部离休后，便一直致力于公益事业。 他用多年来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11万余元积蓄，先后创立了三个“助学基金会”，一个设在东安县芦洪市中心小学，另外两个设在他的故乡广东蕉岭县新铺镇，用来资助家境困难学生，并对表现优秀学生进行奖励。 截至目前，老人累计资助800余名贫困学生。为帮助这些贫困生身心健康成长，成为雷锋精神的接班人，10多年来，他还给受资助的学生写了400多封“家书”，赠送学习资料、贺卡等8000余份。 上世纪60年代，听说雷锋的事迹后，钟挺华特别感动，就决心向雷锋学习，坚持做一辈子好事。 开通“雷锋新花之乡”网站；编写图文长卷《雷锋塑像闪金光》；组建雷锋车队；设立雷锋班级，带动3万余志愿者学雷锋；先后向东安县各学校捐赠46座雷锋雕像；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编成学生课间演示操，并在全县推广……一生坚持学雷锋的钟挺华，不仅荣登“中国好人榜”，还荣获“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先进工作者”“全国归侨侨眷先进个人”等称号。 捐献遗体当日，永州市侨联、永州市红十字会和东安县委组织部、县委宣传部、教育局、侨联、志愿者促进会等社会各界百余名代表自发参加捐赠仪式，一一向钟挺华遗体行礼告别。依照老人遗愿，现场没有花圈和礼炮，仪式从俭从简，肃穆安静且敬意涌动。 “作为德文化之乡的东安人，我们将接过钟老学雷锋做好事的这面大旗，从关爱出发，去帮助更多有需要帮助的人，让雷锋精神代代传承。”东安志愿者服务促进会副秘书长贺新华说，虽然钟老离开了，但钟老的无私奉献永远是志愿者前行的力量。 (雨林编辑，来源：中新网)

和平日报， 2021年4月16日，近日，福建泉州安溪县举办纪念李尚大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座谈会，并现场连线新加坡、印尼两个海外会场，共同缅怀尚大先生心系家园、造福桑梓的大爱精神。 作为东南亚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慈善家、实业家，李尚大先生和其胞弟李陆大先生都是改革开放后最早一批回国为家乡捐资兴办公益事业的海外华人杰出代表。自1985年首次返乡，到2008年逝世的23年间，李尚大先生在中国捐资总额超过1.5亿元人民币，获福建省三次立碑表彰。 李尚大先生对故乡的挚爱，对教育的执着，对亲人的关心爱护，对朋友的鼓励帮助，深深激励、影响和带动着一代又一代的安溪人，已经成为茶乡儿女做人做事的准则信条。 作为著名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杰出的学生，李尚大先生的一生都追随陈嘉庚先生的足迹。在家乡湖头镇，李尚大先生及其家族捐建的学校、公园、医院等社会公益设施已成为侨乡的亮丽风景。此外，厦门大学、集美大学、华侨大学、黎明职业大学等众多高校也留下了李尚大先生捐资助学的故事与贡献。 1997年开始到2009年我在集大当了12年多的校长，在这个过程当中，李尚大先生是我们的校董会副主席。他对我们非常地亲切，对陈嘉庚先生非常地尊敬。他不止一次地跟我说，陈嘉庚三个字是集美大学的无价之宝。他是实践陈嘉庚精神的最好的典范，在他的身体力行的带动底下，集美大学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据了解，李尚大先生逝世后，他的子女们在香港成立李尚大慈善基金会，其子李川羽、李龙羽遵循父亲教诲，持续不断关心和支持家乡教育、文体、交通、养老等各项公益事业发展。2009年至今，李川羽、李龙羽兄弟先后捐资建设慈山学校，支持安溪崇德中学、俊民中学发展和慈山农业学校的改造，设立湖头陇西李氏教育基金和上东老人福利金，新建湖头尚大公园及尚大道路等。 （雨林编辑， 福建泉州记者 柯宁 孙虹报道 ）

和平日报， 2021年4月16日，4月10日上午10时，万隆华族关怀团队(Masyarakat Tionghoa Peduli MTP. Bandung)领导李振健(Herman Wijaya),理事陈春富博士(Dr.Djoni Toat SH MM) 余毅琪，池千钧，侯国泉等与陆军骑兵武器装备中心(Pussenkav Kodiklat AD)军长瓦万少将(Mayjen TNI Wawan R.S.Ip.M Si)和万隆警察局警官等团队一起到万隆市中心镇(Kec.Bojongloa Kaler)加米卡村(Kel Jamika)为已修建好的5间房子进行移交给原居民的仪式。 团队领导先察看华族关怀团队修建的新房子的面貌，然后由李振健。瓦万少将，警官代表。村长把新房子的象征式的锁匙移交给4位华裔和1位友族屋主代表，他们都很感动，很开心，万分感谢万隆华族关怀团队的善心企业家们为他们破烂的房子修建成清洁美观又宜居住的房子，今后他们在舒适的房子里，不必担心屋子漏水，连夜雨淋。 瓦万少将致词：”感谢能和华族关怀团队合作做慈善福利工作，我深深感到助人为乐这句话的真谛。上次来查看时，我看到的是破烂不堪的房子，但今天看到的是美丽宜居的房子，你们很开心，我也一样。我希望你们要保护好房子的清洁，不要堆满没有用的东西，才能使房子耐用，才不会辜负善心人士的帮助-” 李振健致词：”我们华族关怀团队能帮助有需要的人，这应该感谢不断资助我们的各华社公会，基金会，团体或个人企业家，他们为了一心行善，无私的奉献才能使华族关怀团队再次地帮助贫困民众，我们不分种族，宗教，只要是需要帮助的，我们都会伸手帮助。我们和军队，警署，媒体，学生军团等合作，让更多人明白，大家彼此互相帮助是应该的。也希望启发更多的人士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让万隆市成为和谐安宁的社会，为西爪哇，为国家贡献一分力量。” （雨林编辑，万隆王羽报导 ）

和平日报， 2021年4月17日，今年是著名的万隆会议召开66周年。万隆会议的召开，除了积极改变了中国的国际环境，对维护世界和平做出了贡献之外，它对海外华侨的影响巨大，可以说是华侨华人时代的分水岭，从那以后，华侨大多转为居住国公民，华侨时代结束，华人时代登场。 在厦门人数最多的印尼和缅甸归侨中，有些人曾经亲身经历过万隆会议的前后，现在回想起当年的往事，他们仍然激动不已。 我们都是追星族 1955年4月18日—24日，是印尼万隆的华侨最振奋、最激动、最自豪的时刻，新中国的周恩来总理到达了印尼万隆，参加有亚非29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代表团参与的亚非会议——史称万隆会议，使他们有幸一睹总理的风采。 印尼万隆归侨丘美璋，只要一提起当时的情景，就激动得热泪盈眶，说不出话来。当年只有12岁的她和只有11岁的归侨黄迪章一样，常常是挤在路的两边等着看周总理，其实只要是看一眼有插五星红旗的车经过，就已经心满意足了。他们也常常跟同学们和家长一起，跑到总理下榻的达曼沙里别墅10号（华侨郭贵盛的房子）前等着看总理，她也听说有些人甚至晚上就睡在外面等或凌晨4点钟就起床到等了，大家常比着谁看到总理的次数多，好像是越多就越光荣一样。 也就是从那时起，爱国主义的种子就已在他们心中种下，回到社会主义祖国，成了他们心中最向往的事。他们说，生活在国内的人，永远无法理解我们这些在海外生活的华侨，他们不懂得，为什么我们看到五星红旗升起时为激动的跳起来，哭起来。黄迪章说得好，那时我们都迷恋总理，都扮演了一个“追星族”的角色。 总理确实非常有风采 参加座谈会的印尼万隆归侨甘美凤、吴文华和杨中寿因为中国代表团服务，还有幸被总理接见，这成为他们一生中最光荣的时刻。 说起总理的风采，他们都讲得滔滔不绝。当年22岁的甘美凤，作为华侨中学的老师，妇女工作者、受接见者中年轻的一位女士，现在谈起总理来依然眉飞色舞，“总理确实太帅了”，他跟我握手之后，我马上到外面的像馆里照了张照片作为留念。 作为学生代表的杨中寿在帮助保卫总理安全之余，也充当服务人员的角色。他说跟一帮同学常在一起讨论，万一有坏人要搞破坏，他们都要抢先冲上去誓死保卫总理和中国代表团的安全等。有幸几次见到总理，亲眼见到身边的印尼人也非常尊敬我们的总理，喊出“周总理万岁”的场面，让他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非常的骄傲。同时，因为工作的便利，他像中国的记者索要了很多关于总理和代表的照片，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他也把照片一直都保存着。 刚刚从香港万隆校友会举办的纪念万隆会议50周年活动归来的吴文华，算是研究万隆会议专家，他发表了《“万隆精神”永放光芒——兼论周恩来与亚非会议》一文，说起万隆会议的细节来真是滔滔不绝。由于座谈会时间有限，他的很多话都没有说完。 万隆会议永放光芒 1955年4月18日至24日，亚非会议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29个国家和地区的304名代表在历时7天的会议中，冲破了帝国主义的阻挠和破坏，取得了诸多重要成果。会议一致通过的《亚非会议最后公报》，涵盖了与会国在经济合作、文化合作、人权和自决、附属地人民问题、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等七个方面所达成的共识。公报中《关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的宣言》，提出了著名的十项原则，引申和发展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亚非国家对国际关系准则的重要贡献。 中国是万隆会议的积极参与者。周恩来总理率领中国代表团，提出并始终坚持求同存异的方针，为促成会议成功作出了重要贡献。周恩来总理以他的人格魅力、政治智慧和平等态度释疑、解惑、息争，促进了亚非团结事业，赢得了各方的崇敬和钦佩。 中国代表团在万隆会议上的杰出表现，堪称新中国外交史上的一座丰碑。而中国半个多世纪来在和平与发展道路上的斐然成就，更是万隆精神的成功实践。今天，中国继续坚定地本着“团结、平等、合作”的万隆精神加强与亚非拉国家的关系，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合作，为人类的共同和平与发展事业坚持不懈地作出积极努力。 说起万隆会议的精神，丘美璋又激动地说，总理说的求同存异，可以说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理，它不仅适用于国与国之间的和平发展，也适用于单位、团体、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原则。 缅甸归侨更是深有感触，他们说，中国与缅甸如果秉持着万隆会议定下的七项基本原则，那么两国的关系就会友好相处。反之，如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极左势力的影响，做出的一些过激举动和言行，致使缅甸政府有口实，迫害了一些进步学生和教师侨领，到了67年开始排华事件。使得出嫁的女儿很为难，即要为夫家生儿育女，又要为娘家操心呀！娘家应体谅女儿的苦衷，该为生在海外的儿女们酿造一个良好的政治生长环境。 缅甸归侨、致公党厦门市委会副主委王起昆说，整个万隆会议的精神就是求同存异，和平共处，后来的邓小平、现在的中国政府都是在贯彻、应用这个外交政策。50年后的今天，亚非国家的领导人再度聚首万隆，重温万隆精神，探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亚非团结与合作的道路。这个世界需要和平的声音，需要合作的诚意，需要各国的决策者像当年参加万隆会议的先哲们那样，在困难面前显示勇气，在分歧面前拿出智慧，用求同存异、和平共处的理念大力推动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这既是万隆精神历久而弥新的根本原因，也是人们寄厚望于即将召开的亚非领导人会议暨万隆会议50周年纪念活动的原因所在。 万隆会议十原则 1.尊重基本人权、尊重《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 2.尊重一切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3.承认一切种族的平等、承认一切大小国家的平等。 4.不干预或干涉他国内政。 5.尊重每一个国家按照《联合国宪章》单独地或集体地进行自卫的权利。 6.不使用集体防御的安排来为任何一个大国的特殊利益服务；任何国家不对其他国家施加压力。 7.不以侵略行为或侵略威胁或使用武力来侵犯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 8.按照《联合国宪章》，通过如谈判、调停、仲裁或司法解决等和平方法以及有关方面自己选择的任何其他和平方法来解决一切国际争端。 9.促进相互的利益和合作。 10.尊重正义和国际义务。 （雨林编辑， 来源：厦门侨声 ）

和平日报， 2021年4月17日，4月10日2021年，星期六下午1时到3时，西爪哇华文教育协调机构(西爪华协，BKPBM Jabar)与印尼博納教育中心(Bona Education Indonesia )合作举办中国安徽省4大高校线上招生说明会，为西爪华文教育界带来好消息。 由西爪华协两位老师徐倩(汉语)与陈惠安(印语)主持的安徽4 大高校线上说明会先介紹学校名称，1.合肥工业大学(HEFEi University Technology). 2.安徽大学(ANHUI University)3.安徽师范大学(ANHUI Normal Universitu)4.合肥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HEFEI Preschool Education College) 接着，司仪请西爪华协主席刘一江致词说：”感谢西爪华协辅导主席刘宜炳与理事，各位老师，家长与学生参加西爪华协与中国安徽省高校印尼代表博纳教育中心合作举办的安徽省高校线上说明会，希望这次说明会对教师们，家长与学生们有益，关於安徽高校的情况，奖学金等事项，西爪华协能提供联络与按排学生留学。 参加安徽高校线上说明会的参与者大约有150多位，他们多数是万隆人，有雅加达，井里汶，展玉，三宝垄，泗水，日惹，北干巴鲁等。 主办方放映介紹安徽省各项消息，市容，建设，文化，风景区，教育事项等开放的中国，美丽的安徽省欢迎你。 视频影片后，安徽省4大高校代表通过线上各高校的各项信息，校园，学校设备，学习项目，教师团队，留学生情况等。 介绍完成后，主办方也请来印尼在安徽高校留学生的感言，他们高兴能在安徽省高校学习，欢迎新学生来安徽高校留学。 （雨林编辑，万隆王羽报导 ）

人物简介：蔡卓焕，男，印尼归侨，1936年1月20日出生于印度尼西亚丹绒芸林埠。跟随家人于1948年回到中山古镇镇七坊乡。1656年入伍，曾于1962年6月12日重返前线，直到1963年2月14日才正式退伍。回到中山古镇镇农村。曾任生产队长、乡干部、民兵营长等。 当年华渐逝时，回忆便成为最珍贵的财富。那一张张印记着成长与经历的照片、证件、与书信，尽管纸张泛黄，痕迹模糊，仍是串联起漫长人生的颗颗珍珠。 年近八旬的蔡卓焕，打开他随身携带的公文包，拿出一叠个人文件：出生证明、全家人在印尼的合影、华侨临时登记证和他年轻时的照片……而他最为珍视的乃是一张小小的退伍军人证明书，上面记载着他于1656年入伍，曾于1962年6月12日重返前线，直到1963年2月14日才正式退伍。蔡卓焕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批义务兵。他将人生中最美好的青春奉献给一身橄榄绿，退伍之后，他又响应国家号召返回老家支援农村，无怨无悔。他如一颗螺丝钉，镶嵌在国家建设的巨大车轮中，随着时代默默前行。 印尼的童年时光 只剩下模糊的背影 “这上面写的是不是印尼文？”蔡卓焕看不懂自己的出生证明，反问我们。他只知道，自己于1936年1月20日出生于印度尼西亚丹绒芸林埠。如今，遥远的印度尼西亚已成为一个淡淡的背影。他依稀记得，自己和家人的生活范围就是一条短短的唐人街，那里的建筑皆是南洋风格的骑楼，犹如中山市孙文西路步行街。 蔡卓焕是家中的老二，他出生那年，父亲蔡洪照已经五十岁了。他们家的生活并不富裕，蔡洪照是被“卖猪仔”而下南洋的，后来做过洗衣工，有了一点积蓄后，夫妻两人开了一家咖啡馆，可是好景不长。“我的母亲可能被当地土人下了降头，商店一开门，她便将东西送给别人，家里值钱的东西很快都没了。” 降头术是流传于东南亚地区的一种巫术，被施法者将受到施法者的控制。谈起那个诡异的夜晚，蔡卓焕仍心有余悸。那天早上，家人煮了一锅米饭，吃剩半锅，晚上本来准备炒饭，结果发现锅里竟藏有五、六口寒光闪闪的银针！家人心惊胆战，不敢食用，便将米饭拿去喂狗，没想到狗吃了这饭后便倒地身亡了。从此，母亲的精神状况也开始变得不太稳定，总是将家中物品送给当地土人，咖啡屋很快便宣告破产。 但见家中四面徒壁，生活难以为继，母亲病况难愈，乡亲便劝身为一家之主的蔡洪照，返回家乡或有转机。他们集资为这家人买了回程的船票。 蔡卓焕的童年好友是一位在唐人街做小买卖的当地人。告别印度尼西亚前夕，这位没有子女的忘年交对蔡卓焕很是喜爱，曾经劝他留下来，但蔡卓焕仍是希望和家人一起，最终登上了驶往中国的客船。 他们在海上足足航行了一个星期。第一次远洋旅行，蔡卓焕很是兴奋，却又不太适应而晕船。在船上，他和哥哥、妹妹三人以及襁褓中的弟弟没有多少嬉戏的时光，只觉大海上白浪滚滚，一望无际，而他们的未来一片茫然。 也不知过了多久，远方出现了南中国的陆地，父亲紧绷的嘴角才有所舒缓。“很神奇，一上了香港岛，母亲的精神就好转许多。回到家乡后虽然仍有些恍惚，但经过一段时间的疗养，她终于恢复正常了。” 家乡是什么样子？在印度尼西亚时， 蔡卓焕对此仍是一片空白。父母总是起早贪黑地工作，平时鲜少与他们谈论家乡的人与事。当他们第一次步入中山古镇镇的农村老家，但见一片荒芜。“当时到处都是烂渣渣。”那是百废待兴的1948年。 他的父亲蔡洪照在十四岁时便死了父亲，母亲随后改嫁，家中祖屋由远方亲戚打理。最初，三兄弟和妹妹都要到其他亲戚家借宿。幸好家中留存了一点薄田，让蔡卓焕的父母可以务农为生。他们在田边搭建起茅棚，披星戴月地劳作，一如既往地以勤劳的双手，托起这个家庭的明天。 少年时代，参军入伍圆梦青春 １９５５年７月３０日，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了第一部兵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从此，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实行义务兵役制。 1956年，正在家中务农的蔡卓焕获悉招兵信息，激动不已。参军，是他多年的梦想。早在印度尼西亚的华侨学校读书期间，他便参与排练过《义勇军进行曲》的话剧，并学会了这首歌曲。每当他唱到最后“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脑海里便浮现出这样的画面：一群又一群的战士，前赴后继地英勇杀敌，最终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当时回国时，我便萌生了这样的想法，要是哪一天能够参军，那是多么威武的事情。”回到古镇镇七坊乡的乡村生活后，蔡卓焕也曾经和解放军一起跳过秧歌舞，对一身橄榄绿更加向往。 此时，蔡家依靠种植蔬菜、橘子，养殖家猪、鱼塘等，生活条件大为好转。听说蔡卓焕有意参军，家里人也十分支持。当他戴着大红花，在锣鼓喧天的欢送声告别家人时，心里荡漾的是好男儿志在远方的豪情万丈。 在吴川的新兵营里，训练十分艰苦，有的战友因思乡而落泪，蔡卓焕却十分坚定于自己的理想。“在新兵营的三个月，给了我很多磨练，它让我身体更壮实，掌握了基本的当兵技术，也提高了政治觉悟。”作为一名步兵，蔡卓焕白天训练、下乡，晚上站岗巡逻，每月定期以家书问候家人，报个平安。日子过得简单而充实。“当时除了训练，就是休息，没有什么想法。” 谈及吴川的军旅生活，蔡卓焕的脑海里满是温暖的回忆。“我们的军营靠着海边。有时候站岗，可看见日落日出。我们一个月六元生活费。有时星期日放假，战友之间就互相照相，相约一起上街走走。吴川给我最深刻的生活印象，就是当地人吃粥的习惯很特别，滚几下之后，就拿粥水泡茶饮。” 1958年，蔡卓焕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1959年，为相应国家号召，服役期满的蔡卓焕又继续留在部队，此时他已是一名带领新兵的班长。他尽职尽责地将自己的所知倾囊相授，带着战士们建设营房，因工作突出，被评为积极分子。 重返前线，为了国家舍弃小家 参军四年后，蔡卓焕才首次探亲回家。 “那时感觉家乡变化很大。”那是1959年，适逢“大跃进”，乡亲们的生活很是艰苦，“都是吃番薯饭。”当地的人民公社对蔡卓焕返乡探亲很是重视，特意给他配给了每餐一斤半的口粮，村大队又给他送来一担番薯。他吃不完，便都分给了家人。久别重复，此时的蔡卓焕已褪去青涩，成为一名英武帅气的战士，父母对他的成长颇为欣慰。在这20天长假里，他也和儿时的青梅竹马订下婚约。可是，这对情投意合的恋人，直到1963年才结束鸿雁传情的日子。 “1961年尾，我回家结婚又离开了。当时参加国防建设，不给带家属，大家只能通信来往。”蔡卓焕说。 1960年，本该退伍的蔡卓焕响应国家号召，转业部队军工，前往电白县炼油厂炼油，其间担任共青团副书记。1961年，他又响应动员，前往乐昌县参与防空工程建设。“参加国防建设比在军营更辛苦。在乐昌，我们要在整个山上挖出大型的防空洞，随时都有塌方危险。” 在此期间，蔡卓焕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递交入党申请后，组织调查了三年，才批准我入党。据说是要去印尼查历史。我是一名归侨子弟，在那个年代，要想入党也是很不容易的。” 1962年，刚从工地回到驻地，蔡卓焕他们又接到了新的任务：“为防止蒋介石反攻大陆，组织动员我们重返前线，而且是马上出发。”部队当场给他们发放新装，让他们换下仍沾着泥土的衣服寄回家中，一件不留。因为涉及国家机密，给家人的书信也不能多言，必须给连长过目后才能一起打包。“我当时就在一张纸条上写了‘现在国家需要，重返前线打蒋介石，不用挂念。’”随后，蔡卓焕一行坐车前往广州军区，领取枪支和手榴弹，次日便朝汕头出发。 原来，当时传闻蒋介石准备在福建登陆。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大量增援进驻福州军区。同时，为防止蒋介石将目标转向汕头，蔡卓焕他们也被安排在此待命，一旦开战，便向台湾进军。所幸，半年之后，“台海危机”便有所缓解。 回想在汕头待命这半年，或许是那命运未卜的忐忑早已远去，蔡卓焕只是觉得“很开心”。因为，为了犒劳他们，当地人准备了许多慰问演出，还给他们发来午餐肉、果汁罐头等。这在当年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可谓难得的佳肴。蔡卓焕将吃不完的罐头都寄回家中。当被问及当时是否想念家人，他淡然道：“想不来，随机应变吧。”一天，家书来告：他的女儿已出生一年多了！这位新任爸爸欢喜不已，对家人的牵挂又增添了一分。半年后回到家中，他的女儿已经将近两岁。“第一次见到我，我想抱抱，她都害怕。后来慢慢哄她，才与我熟悉。” 回到农村，经历特殊年代的动荡   对于回到农村，蔡卓焕心里不是没有一丝波澜。 当“台海危机”结束，撤回部队后，他和战友们回到广州军区，便接到了支持农业第一线的号召。“当时，也有人在军区招待所赖了一个月，认为大战打不死就返回农村，有失身份。他们更希望能被安排到单位。”蔡卓焕说。许多年后的一天，他重返乐昌县访友，没想到故友重逢，在当地百货公司遇见了他们，得知他们最终被安排在此工作。“” 而当年的那个时刻，身为党员的蔡卓焕心念着自己要做好带头模范作用，毅然回到自己的家乡务农。对此，与他同归的同乡事后偶有埋怨：“要不是你当年整天说要走，我们也可能分配到乐昌县呢。” “不过，我也不羡慕他们。我觉得自己现在挺好的。”蔡卓焕微微一笑道，仿佛当年不曾经历过那人生的低谷。 1963年3月退伍回到家乡农村后，蔡卓焕被推荐担任生产队长，1964年又被选为乡干部，并担任过民兵营长，一直到1981年。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山农村，与中国的其他地方一样，也经历了一场又一场政治运动的冲击。在担任民兵营长期间，蔡卓焕也遭到了诬告。 因为当时生产大队管辖了托儿所、建筑队、水利、粮仓等多个单位。管的事情多了，麻烦也多了。“管粮仓时，他们说我偷米，要我在群众大会上坦白，我自己问心无悔，我说自己什么都没做过。”蔡卓焕说，“不过，我们这边还比较温和，都是文斗。”厌倦了一次又一次的被批斗，蔡卓焕向上级领导打了申请报告，希望离开农村，卸下领导职务，去单位做个普通职员，可是并没有得到批准。 在他受审的大半个月期间，一天深夜，家中忽然遭到红卫兵的突击搜查，“他们看我家里有无金器和值钱的东西。直到深夜十一点多，那些人才走了，刚好对面办喜事，鞭炮声声，那些红卫兵以为是我烧的，第二天又把我带去大队部审问，说我，你昨晚很高兴，刚检查完，就去烧鞭炮。我说，你自己去了解一下。” “自己本来想为祖国做些什么，也会如此遭遇，当时心情很不好。”最让蔡卓焕感到苦闷的是“因为红卫兵的捣乱，日常工作难做。”为此，“有什么可以解决的，我就尽力而为，不能解决的就反映上去。” 惊涛骇浪之后，人生终归平淡…

和平日报， 2021年4月19日，　“我出生在印尼，中国是我的故乡，我对印尼和中国有着同样深厚的感情。立足新的发展阶段，我愿继续为中国与印尼、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的交流与合作做些实实在在的事。”新加坡金鹰集团主席陈江和在参加博鳌亚洲论坛2021年年会期间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说。 新加坡金鹰集团创立于1967年，20世纪九十年代陈江和率领金鹰集团进入中国市场，20余年来在中国总投资累计达600亿元(人民币，下同)，业务涉及林浆纸、棕榈油、特种溶解木浆与纤维素纤维、能源开发等多个领域。 陈江和回忆，自己刚来到中国投资设厂时，中国的清洁能源在制造业中的应用还处于起步阶段，许多地区面临持续上涨的环境压力。从那时起陈江和就开始注重在中国一方面投资制造业，另一方面引进先进技术，为中国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作出了贡献。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见证者、参与者和受益者，金鹰集团经历了改革开放的每一个历史瞬间。陈江和表示，“‘十四五’时期中国进一步扩大开放，金鹰集团将紧跟中国开放的步伐，继续扩大在华投资，计划未来5年在江苏、广东等地新增投资600亿元，同时延伸产业链，发展纤维、湿巾、生活用纸、棕榈油等品牌产品。” 金鹰集团还致力于助推“一带一路”建设。2016年博鳌论坛期间，陈江和基金会宣布出资1亿元支持“一带一路”人才发展，该项目通过举办硕士学位班和高级研修班，培训了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550余名高级别官员、企业高管和专家学者。2020年陈江和基金会又出资2000万元在华侨大学设立了陈江和“一带一路”人才发展基金。 陈江和说，“目前海外仍有些人对‘一带一路’了解不够全面，甚至存在误解和疑虑。‘一带一路’人才发展项目建立起了‘一带一路’沿线人才培训机制，增进沟通交流，加强理解互信，促进与沿线国家民心相通。” 金鹰集团向来重视绿色低碳发展，金鹰中国区专门设立碳管理委员会，全面协调参与碳中和事宜。金鹰集团旗下企业踊跃参加中国碳市场交易，致力于为中国“碳达峰”和“碳中和”工作做贡献。 陈江和举例，以金鹰集团旗下的浆纸企业亚太森博集团为例，亚太森博去年发布了可持续发展目标，计划到2030年减碳30%。事实上，亚太森博的能效标准已经处于很好水平，为了达到减碳目标，亚太森博计划改变能源结构，多使用天然气发电、生物质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另外，我们打算在有的新上项目中试点太阳能发电。” 金鹰集团在不断加码对中国投资的同时，也一直热心参与、鼎力支持中国的社会公益事业。从捐资支持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建设，到为疫情、雪灾、洪灾及地震提供紧急援助，再到助力脱贫攻坚和一带一路建设。截至目前，陈江和已为中国公益慈善事业累计捐款近4亿元。 近年来陈江和基金会积极支持贫困地区的教育发展，针对贫困地区婴幼儿早期教育的薄弱环节，基金会先后在山东、江西等地建立了一批儿童早期教育中心。 “我们的家族价值观是‘孝、和、勤、俭、恩’五个字，它一直提醒我在事业不断扩大的同时，要始终回报社会，牵挂故土，用自己创造的财富来帮助更多的人。”陈江和表示，“十四五”开局之年中国进入新发展阶段，金鹰集团将全力与中国前进的节奏合拍共振，促进中国与世界各国的经贸往来及人文交流。 (雨林编辑，来源：中新社记者 吴侃完)

和平日报， 2021年4月18日，万隆华族关怀团队(MTP Masyarakat Tionghoa Peduli.Bandung)于3月分成功举办为乐龄民众接种疫苗第一针活动后，再次于4月12日到16日与市府卫生局，教育局，各学校单位合作，在万隆渤良安福利基金会会所百氏祠大礼堂。 预备为4000名由幼儿园，小学，初中和高中学校的教师和教育机构服务的职员们接种疫苗第一针。在5天的时间内，主办方同时按排为乐龄人士接种疫苗第二针。 于4月12,日等一天为1236名教职员顺利接种疫苗第一针，为410名乐齡人士接种疫苗第二针。 集体接种疫苗活动第一天，万隆副市长雅纳(Wakil Walikota Bdg. Yana Mulyana)与夫人亲临现场视察教职员接种疫苗情况。 他很赞赏活动按排的井井有序，遵守严格的卫生守则。他致词说：”大家一定要把握好接种疫苗的的机会，这是我国政府为割断疫情病毒链的措施，让全民都健康的做法，但大家要记着，打了疫苗并不，是成了超人，一样要遵守卫生守则。” 万隆华族关怀团队领导李振健(Herman Widjaja)致词说：”大体上来说，由市卫生局在渤良安会所(YDSP Bdg)接种疫苗活动进行的很顺利，这是因为多方团体帮助，今天完或接种1236名人士，到星期五有7200多名人士接种疫苗，3000人接种乐龄人士第二针，他们是3月分已接种第一针。大约4000人是教育单位人士接种第一针。” 於4月13日。万隆市长夫人乌密(Ibu Umi)也亲临活动现场视察并亲切问候医护人员，她应邀致词说：”我代表市政府再次感谢MTP 和YDSP 在疫情时期的大力支持市府，军区，警署，医院，诊疗所，全大万隆区分发爱心礼包，援助防疫物资，维生素等，还给贫苦家庭修建破烂的房屋等善行，这些行动体现了万隆华族团队是万隆市府的合作伙伴。现在又主动和市府卫生局，中华医院(RS.Kebon Jati)等合作，为好几干人接种疫苗，为切断病毒而帮助市府。因此我相信，在大家全力携手努力抗疫，不久，万隆市就能变回美好的城市！” 接种疫苗委员会主任陈春富博士(Djoni Toat)说明，我们华族关怀团队.是由好几个华人社团组成，大家齐心协力资助，加上不少万隆企业家，万隆福音堂，Y.Tri Mulia.Y.Bintang Mulia.Y.Harmonis.Y BPK.P.T.MMF,还有多位个人热心捐款，使MTP 能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群，做更多对社会民众有益的事。 （雨林编辑，万隆王羽报导）

和平日报， 2021年4月17日，不少女生都希望能夠披婚紗出嫁，完成人生大事創造完美。一對結婚已逾50年的年長夫婦，因當年未能披婚紗、影婚照而感到遺憾。賽馬會善寧之家及其家人為了讓臥床老太太圓夢，決定合力舉辦一個簡單婚禮。 賽馬會善寧之家是以家庭為本的善終寧養中心，竭力讓他們於最少痛苦下、有尊嚴地活出生命最後光輝。其Facebook專頁發文指，一名住院病人冼老太與丈夫結婚至今已逾50年，仔女已各自成家，孫兒亦長大成人。冼老太回首過去人生路，想起當年結婚之時，沒有披婚紗、影婚照而感到遺憾。 其家人得悉冼老太的心願後，決定與合力送上一個簡單而溫馨的婚禮，昨日於善寧之家舉行。她的媳婦、女兒細心為她化妝、穿婚紗、戴后冠，讓她以新娘子造型「出嫁」。向來性格內斂的冼先生，在子女、婿媳及孫兒的見證下，牽著太太的手、靦腆地說了句「I Love You」。 善寧之家職員表示，「這對跨越半世紀的愛侶，沒有衣香鬢影，但已成就出一幅最美麗的人間風景」。 （雨林编辑，来源：星岛日报）

和平日报， 2021年4月19日，人物简介：余长茂，男， 1952年11月3日出生于印尼泗水市，1960年8月随父母回国，1970年7月在广西博白县文地镇茂清中学毕业，安排在茂青农场工作，1990年在中山市公共汽车公司工作至退休。 余长茂的生命历程哪怕不算曲折，也足够丰富。他出生于印尼泗水，祖籍为福建漳州，成长于广西，最后安家在中山。 作为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回归中国的归侨，他亲历了华侨农场的兴与衰。定居中山至今27年来，他与中山改革开放同呼吸，见证了“宜居中山”的发展；在中山公共汽车公司工作的22年，他曾经是第一代中巴公共汽车的司机、也是帮助中山顺利度过2007年中国大油荒的一名幕后英雄。 在漫长的人生路上，他饱尝过生活的艰辛，也经受过金钱的诱惑，但可贵的是他初心不改，清白做人、知足常乐。在工作中，他犹如一个“救火队员”，屡次在危急状态下被委以重任，在一个个挑战面前迎难而上，兢兢业业，最终化险为夷。 如今，昔日懵懂少年已是两鬓花白，年逾六旬，迎来幸福晚年。在他心中，中山虽不是他的祖籍地，却胜似故乡，只因此心安处是吾乡。 “爸爸说，就算只穿着短裤也要回国” 1960年8月，余长茂第一次回到自己的祖籍国，那一年他8岁。 余长茂出生于印尼泗水的一个华人家庭，泗水是印度尼西亚东爪哇省的省会，面积达326平方公里，是印度尼西亚的第二大城市。明朝时期，郑和下西洋曾抵达此地，当地华人为缅怀他的功绩，特意修建了一座郑和清真寺。这个世界上第一个以郑和命名的清真寺，至今仍屹立在夏丁街2号。 上世纪六十年代，印尼泗水已呈繁华面貌，在余长茂印象中，它就犹如中国的大上海。父亲在当地码头担任会计，属于当地政府的公务员，收入稳定。父母养育他和弟弟，一家人生活安康。可是好景不长，1955年至1966年，苏加诺政府实行“主动制”国籍政策，加强对华侨的排挤，限制华侨及其后裔加入印尼籍。1959年，印尼的苏加诺政府又加紧推进有损华侨利益的名为“扫除殖民经济残余”的经济政策。当年6月颁布的《总统第10 号令》，导致印尼各地政府遂禁止华侨从事商业零售业，对丧失生计的华侨采取强迫迁移的手段，造成大批华侨流离失所。 余长茂的父亲深感“寄人篱下”之辛酸。他对家人说：“就算只穿着短裤也要回国。”于是，当中国政府为保护华侨决定大规模撤侨时，余父带着全家人毅然登上大船、挥别在印尼的一切。据有关资料称，截至1960年秋，已有6万多印尼华侨归国，中国用于接侨的费用累计超过四千万美元。1960年底，中国撤回华侨达94000余人。 然而，等待余长茂一家的仍是艰辛的生活 。1960年的新中国是个“天真的孩子”。这一年的《人民日报》元旦社论满怀期待“由于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确定无疑的胜利，全中国的生活正在沸腾着。”但实际上，早在1959年，饥荒已开始在一些农村蔓延。物资紧缺、粮食告急，许多农民因营养不良、劳动过度而死去。 国家如此贫穷，如何解决归国华侨吃饭问题？余长茂一家被分配到广西玉林地区博百县文地镇的茂青农场生活。“懂得一些高精尖技术的就被安排至南宁等市区了。” 余长茂回忆，所谓农场，当时就是国家规划出来的一块有待开发的荒地。一座农场犹如一个小社会，内设派出所、学校、医院等机构。可当地公共设施十分简陋，一家人就连饮水也成问题，必须到五百米路以外的地方挑水。母亲为此天天以泪洗面，主张回国的父亲只好无奈地安慰：“你就体谅一下我们的国家吧。在这样的经济条件下，国家还能接我们回来，也不容易。”事实上，政府对华侨也有所照顾。当地农民当时仅以红薯为主食，而他们归侨还能吃上大米饭，甚至有猪肉、鸡、鸭、鹅等禽类供应。回国时，余长茂一家盘缠不多，但随身带有牛油、白糖等副食，农民见其有洋货，十分羡慕，不时拿红薯、土豆等与其物物交换。据悉，除了印尼华侨，茂青农场里还安置有来自东爪哇、加里曼丹、苏北及邦加八港、勿里洞及马来西亚等地的华侨。 这些归侨回国时满怀憧憬，不想现实严峻。可他们建设农场的热情并未因此受到打击。他们开山筑路、修建房屋、辟荒垦田，种植胡椒、橡胶、香蕉、剑麻等经济作物，为祖国提供紧缺物质，其产品输出到遭西方禁运的前苏联及东欧国家，为国家换来当时非常珍稀的外汇。 8岁的余长茂却是少年不知愁滋味，他那时还是个贪玩的孩子。他之前就读的是印尼文小学，一句中文也不会说，但他很快便在茂清小学结识了自己的新朋友，度过6年小学时光。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农场的学校停课两年，后恢复平静。 1967年10月至1970年7月，他得以继续在茂清中学读至初中毕业。 1972年余长茂（前排右一）在广西茂青 余长茂在农场的第一份工作是理发师，可他只干了不到半年。“农场当时要培养技术工人，可能是我平时表现比较好，农场党委书记选拔我到广西合浦大修厂当学徒，学习维修汽车、机械设备等工作。1978年学成归来后，他开始从事机务工作。1978年8月，因工作表现突出，他被评为广西农垦局劳模，并出席广西农垦局颁奖授奖大会。“当时共有七位劳模。我是第一次参加那么高规格的大会。” 1978年9月，幸运之神又一次眷顾了他。农场要选拔一人参加农垦局广西农业学院机务干部培训8个月，余长茂得到了这宝贵的名额。“这个培训改变了我的一生，从此我不用再干农活，做起技术工作，担任汽车修理班长，事业慢慢起步。” 余长茂以更加高昂的工作热清回馈这份幸运，在担任茂清农场机务队兼修配厂领导工作期间，他负责汽车货运调度，拖拉机机耕作业及兼顾修配维修工作，还承担了农场食堂锅炉制造工作，农业机械水田船，橡胶机械挖坑作业等，还承担了农场各种铁床等工艺制造。“我设计的这张铁床还带有几分印尼风情。”余长茂介绍，他结合印尼婚床的家居装饰文化和茂青农场的生活需要，设计出别具一格的上下铺双人床，以铁管制作，当时农场以每张98元对外销售，因款式别致又实用，顿时供不应求。“制成弯管时铁管很容易断，我是采用滚轮解决了这道难题。” 1997年余长茂（右一）在中山市公共汽车公司 临急“顶硬上”，担任中山公交司机 后因人事调动，余长茂升任茂青农场工业科副科长职务，负责农场白泥厂技术指导。持续工作6个月后，眼见农场发展限于停滞，而农场外，改革开放的春风正给人带来无限可能，他因此萌发了离开农场另谋活路的想法。 “1990年，我带着棉被蚊帐只身来到中山打工。那时你不请假是会被农场开除的，但领导对我很好，让我停薪留职。我当时是准备放弃一切过来这里的，还好，后来拿回了工龄。” 余长茂说，他之前常听香港亲戚提及中山，便对此地产生神往。他在中山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中山港的某易拉罐生产厂，这份临时工只做了40天。一位朋友介绍他到公共汽车公司的开车。“我当时拥有经济员职称，没想到还是该公司第一个有职称的技术人员。”当时公共汽车公司的党委书记陈华喜看过余长茂的简历后表示，公司刚好需要这方面的技术管理人才，但他可能会被降至股级干部任用。（之前农场将其提拔为副科长）。 能够继续从事技术工作，余长茂已经知足。在修理车间，他一如既往地辛勤工作，潜心技术改造。他发现，中巴刹车系统的真空泵存在安全隐患，刮片一旦不平就难以实现真空，导致刹车不灵。经过仔细研究，他将真空泵的膜片磨平，再重新装回去，解决了这个问题，为公司节省了一大笔不必要的开销。 1991年的一天，余长茂如往常一般在车间工作，忽见人事部部长匆匆赶来：“茂叔，你有没有驾驶证，赶快开车！” 原来，当时担任公共汽车司机以韶关人为主，因为不满收入低，他们联合起来罢工了。但为了市民出行，公共汽车还需照常运行。余长茂只好“顶硬上”。“那时我们才七条线路。一路从沙溪至中山港，二路从濠头至长洲，三路为沙朗至华柏，4路是华柏至港口，5路是板芙至松苑，6路从长江一路到汽车总站，7路为松苑至横栏。我最初开1号线，一开始对行车路线一无所知，全靠乘务员指挥方向。” 余长茂在中山市公共汽车公司工作 那个年代的公共中巴没装空调，车次不多，一部承载20人的车有时往往超载到了七十多人。余长茂和乘务员不仅需要克服闷热的工作环境，还需与小偷斗智斗勇。“张家边一带活跃着一位名叫吴国雄的小偷，十分凶恶。有一次，我开车遇上他，便和乘务员黄凤婵合作，欲将他‘送’去民权路派出所，他见势头不对，而乘务员又用身体顶住了唯一的车门，便从窗口跳了出去。后来，他在长江路口等着威胁我。考虑到曾有司机被烂仔殴打，我后来申请调去2路开了两个月车才重新回来。公安机关后来将他抓获正法了。” 1992年的职工代表大会上，公共汽车公司表彰了两名优秀司机，其中一名就是余长茂。“我那时产值很高，月收入七千元，我从来没拿过这么多钱，单位没有哪个领导能超过我。” 这些钱都是余长茂以满身的热痱和辛勤的汗水换来的劳动所得。公司规定，运营收入超过四千便有一定提成。然而，一些乘务员和司机却串通一气，贪污公款，这是老实本分的余长茂所不能接受的。他之所以选择黄凤婵做搭档，也是看她的老实、“她不想同流合污，之前常选择上夜班，我们的午饭都是AA制。我们没有贪污，堂堂正正地挣钱。我们被评为先进车组。” 余长茂在公共汽车公司工作22年，见证了改革开放给中山公交出行带来的巨变。自2004年车内装上空调后，公交车内可谓四季如春。出行线路也由最初的七条增加为两百多条，并且开设了快速公交，公交网络遍布各个镇区，有的车上还安装了无线WIFI设备……如今退休的余长茂还学会在智能手机上应用“车来了”APP查询车次和到站信息。“公交出行越来越方便快捷了。” 运筹帷幄中，助力中山度过2007大油荒 正当余长茂沉浸在劳有所得的喜悦、欲将公共汽车司机视为终身事业时，领导忽然约他谈话了：“茂叔，你不能开车了。” 余长茂感到纳闷。“我求他道，还是让我继续开吧，我没有什么钱，我想通过劳动来致富。可对方说，档案显示你是科技干部，让你当司机，是我们不懂事，把我安排作第二分队营运调度队长。可这份工作我才做了两个月。” 1994年3月8日，余长茂又迎来其人生的重大转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