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DMALL 内容团队

和平日报， 2021年3月10日，杨时云，印尼归侨、厦门知青，现年67岁，退休前任职于永定县培丰中学。 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我多次放弃回城、出国的机会，一辈子扎根在山区侨乡的教坛，培养山里孩子，无怨无悔，钱财上我是穷人，精神上却是富翁。 激情少年 我的原籍在广东潮安，1946年出生于印尼苏门答腊占碑市一个工薪阶层的家里，7个兄妹，我排行第三，父母对我们十分疼爱，一家人聚在一起吃饭时，教我们讲客家话，给我们讲水浒、三国、岳飞等传统文化故事，给我们买玩具、糖果。在我幸福的童年里，有许多美好的梦想：长大后要当个大作家、知名教授、好医生、科学家等等，干一番大事业。 　　1966年9月，印尼掀起排华浪潮，父亲为了预防不测，决定把我们兄弟几个送回国。我们这一批归侨被国家统一安排到厦门，从1966年10月到1969年3月，我们集中在集美华侨补习学校系统学习中文。　　这些美好的梦想，时刻敦促着我努力学习，天天向上。从小学到高中，我的各科成绩都很好，是年级的优等生，还经常在当地的华文报刊杂志上发表时评、散文等作品，在学校被同学们称为“小作家”。1964年，我在印尼爪哇泗水市中华中学高中毕业时，很多华人工厂、公司要高薪聘任我，我都一一婉谢，选择回母校侨众中小学任教。也许就在这两年的教学经历中，我与教书结下了不解之缘。 知识青年 1969年3月8日，我和110多名同学打起背包。扛着红旗，沿着当年红军走过的路线，经过4天的长途跋涉，最后来到永定山区坎市公社东中大队红星生产队(现培丰镇东中村)插队落户。我被安排住在一户贫下中农的家里，公社每月补贴8元给房东。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过程中，我们白天开垦荒地，种水稻、地瓜、玉米、花生、烤烟，捡牛粪，积绿肥，开展劳动竞赛，选用优良品种，化肥、有机肥交叉使用，科学种田，提高粮食产量；晚上办夜校，读报纸，吹长笛、拉风琴，组织文艺宣传队，到各生产队进行文艺演出；农闲时烧石灰、砌房屋，养猪、养牛、养鸡鸭，增加生产队的收入；协助公社大队搞合作医疗，当基干民兵。知青生涯精彩而充实，是一笔宝贵的人生财富。 1973年春，大队老支书和小学校长了解我高中毕业并教过书，决定叫我去教书，当民办教师。然而，此时知青已经大量返城，同来的42位知青大都回了城，我也有一般人求之不得的出国、回城条件。父亲几次为我办好了去印尼的手续，厦门的同学也为我联系好了工作单位。只要答应父亲，马上就可以出国；答应同学，马上就可以回城。但当我看到农村山区落后的面貌，孩子对文化知识的渴求和大队老支书对我的信任时，不禁犹豫起来。如果真的走了，这里的娃娃怎么办？山区的孩子需要老师，这里的群众挽留我。 信念最终战胜了诱惑，我留了下来，因为我爱这个事业，它是我童年的梦想。在东中小学教了1年，第二年调到培丰中学。这一年，我与本地姑娘吕清娟结了婚。从此，就把整个心安放在这里一届又一届孩子们的身上了。1980年-1983年在当时的公社中学——坎市中学任教，1984年——2005年回到培丰中学任教。 活力壮年 为了教好英语，我经常利用晚上休息时间，通过收听BBC或看电视英语讲座来提高自己的英语会话水平。平时要认真备课写教案，教学讲求精益求精；工作讲求守时守信，一般小事不请假、大事不超假。1976年夏，我2岁的儿子不小心被开水烫伤送到了医院，闻讯后，我先请假、安排别人代课，才匆忙赶到医院，虽然儿子病情很严重，但此时学生已进人升学总复习阶段，耽误不得。住院第二天，我就赶回了学校。 1997年和2001年，父母亲相继离世，由于路途遥远，更重要的是担任毕业班班主任和2个班的英语课教学，无法给父母送终，只能在家里在父母的照片前焚香祭奠。有人问我这又何苦，我的观点是既然吃了教书饭，就要做好教书事，不能误人子弟，正所谓“忠孝不能两全”！过去每次期末考试，各年段、各科目的教学成绩，全县都有评比，我所任的科目不敢说全县最好，但在附近几个乡镇学校中必定是位列前茅的。我带的92届毕业班学生中还出了一位中考英语状元。 教育工作是一项综合工程，既要教学生文化知识，更要教学生怎样做人，做一个有时代责任感的人，做一个有理想、有爱心的人。1976年2月，周总理逝世时，我带领全班同学在班级举行追悼会，班上贴着从报纸上剪下来的周总理的小幅照片，黑板上写着“挥泪继承总理志，誓将遗愿化宏图”沉甸甸的大字，同学们逐个向总理宣誓。 此举，同学们至今谈起还感触很深；我所教的学生分布在各行各业，当今兽医内科著名学者，多次到国外教学交流，在厦门留学生创业园受到胡锦涛总书记亲切接见，在科技兴业方面有特殊成就的海归代表赖州文博导在初中时就是一个有远大理想的学生；近几年本地比较有名的捐资助学，热心公益的爱心人士基本上是我的学生。有生如此，我心足矣！ 班主任我当了25年，我的体会是一定要本着关心爱护学生，注意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愿望严格要求学生。比如我的一位学生张某，平时散漫、不遵守纪律，严重影响全班同学。一次自修，张某又偷偷溜出教室去看马戏表演，我了解后赶到戏场把他找回来进行严格批评教育，并利用他的优点鼓励他写作文，出班级墙报，通过谈心沟通，小张转变思想观念，明确了学习目的，勤奋学习，前几年也成为一名教师。上世纪70年代有些学生因贫穷无法上学，我一边做好家庭访问工作，一边资助困难学生读书。从27元的微薄收人中挤点钱买学习用品和图书给困难学生，很多学生至今都还念念不忘。每年春节，许多学生都会来拜年，共叙师生之谊。我的工作也得到上级领导、学校老师、社会群众的肯定：我于1979年转为公办教师；1984年加人了中国共产党；连续4次被永定县教育局评为先进工作者和优秀班主任。我觉得扎根山区献身教育值得。 幸福晚年 2005年，我在永定培丰中学退休。幸福的晚年生活开始了。儿子有理想的工作；儿媳经营一间店面，有不菲的收入；前几年全家搬进了市区居住，儿孙绕膝，尽享天伦之乐；时常有学生前来问候，心里总是暖暖的；闲暇之余，练练书法、拍拍照片、写写博客、填填诗词、整理一些人生感悟，日子过得舒心而充实。今年除夕之夜，我接到许多拜早年的祝福电话，兴奋之余，即兴一诗：炮竹烟花闹翻天，除夕佳宴庆团圆。欢送瑞虎辞旧岁，恭迎祥龙康乐年。 (雨林编辑，来源：中国侨网，杨时云／口述 赖守铭游萍／撰文)

和平日报，2021年3月11日， 江秀凤，女，印尼归侨，现年70岁，退休前任职于福建永安水泥厂。 有时候，觉得时间像流水，转眼自己就成了奶奶外婆。 看到孙子孙女的时候，就会从他们的身上寻找自己的影子，但他们幸福快乐的样子，让我很快淡忘那几十前的记忆…… 一 也许年纪大了，很多事情都越来越模糊，记忆就像一件物品，没有人可以随便偷走，却容易丢失。有时想要找它，可偏偏就找不到，而在不经意的时候，它却会自己“冒”出来，不知是喜，还是悲。 12岁的那年，全家人一起离开家，登上了开往印尼首都雅加达的轮船，也许从来没有乘船，上船后我心里很高兴，可船一开动，就感到难受，那时才知道别人所说的“晕船”。 到了印尼雅加达后，全家人来到了一个很多人的地方集中，在那里住了十多天。之后，我们再次登船，这次的轮船比前一次的要大很多，可船一开动，我又不行了。 当时，心里一直纳闷，为什么要乘船回中国？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这些问题也不能多想，因为晕船时什么都很难受，吃东西难受，想问题一样难受。 听说，船到了汕头后我们就可以上岸，以后再也不用乘船，这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安慰。果真，轮船停靠到码头，我们才从底仓走出来，看到码头上有很多人在欢迎我们，觉得非常好奇。 江秀凤和丈夫何仁芳、女儿何碧琴合影。 那时，我平生第一次看到祖国的样子，也是第一次踏上了祖国的土地。 二 巴干马如是印尼的一座城市，因为靠近海边，所以有很好的港口，父亲就是港口的码头工人。 现在想父亲真的很伟大。当时全家9口人，收入全靠他在码头搬运货物，因此家里的每一分钱都是父亲的血汗钱。码头的活儿有时多，有时少，有时甚至没活干，到了没活干时，家里就没有了收入。 为了减轻家庭经济压力，大哥大姐很早就打工挣钱，大哥到别人的店里打工，大姐在家里为人洗衣服，尽管收入微薄，多少也能为父母分担一些压力。 母亲因为要操持家务，不能出去工作，但她也在家里的空地上饲养不少鸡，卖鸡卖鸡蛋也是一笔收入，因此家里的这些点点滴滴的钱，都是用劳动换来的，有的还是“抠”出来的。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家里的孩子，无论是大哥大姐，还是我们这些弟弟妹妹从来都很听话，很少让父母费心，也从来没有要求什么，更没有任何的零花钱。 父亲下班回家，他都会靠在椅子上休息，每当这时，我们都不敢在他旁边玩耍，生怕影响他的休息。父亲在我们的心中，不仅是我们的家长，是我们生活的靠山，更是我们心灵的港湾。 三 也许是华侨的价值观与别人不同，即使经济再困难，家里都要送孩子去读书，哪怕是女孩子也要去读几年书。 我还记得，巴干马如的学校叫“培英学校”，虽然校舍比较简陋，但也是这座城市最好的房子。那时，我觉得家里很好，学校也很好，因此我的生活轨迹基本就是学校和家“两点一线”，很少有到外面去玩，最多是到不远的海边，或者到港口。 突然有一天，平静的小城市发生了战争，飞机在上空盘旋，然后俯冲轰炸，顿时大家都人心惶惶。我也第一次从家里的天井里看到了空中的飞机，但我没有害怕，只是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 作为家里的女孩，的确比男孩知道的少很多，尤其大人议论的事情，自己一点都不清楚。 也不知为什么，有一天学校不再上课，我们也不再到学校，总以为不久就能重新开课，但在家里等了又等，也不见学校开课。 有一天，父亲回到家，面色凝重地对着母亲说：“这里不能读书，我们就回国去。” 四 如今，父母去世很多年了，在他们晚年时依旧不多说话，很少说起当年在印尼时的事情，也没有流露出想回去看看的念头。 1960年，我们全家回国来到漳州龙海双第华侨农场。刚到农场时，这里的条件很落后，生活也很艰苦，尤其我们这些正在长身体的孩子，国家供应的粮食经常不够吃。但父亲觉得，比起周围的农民，国营农场的职工应该是幸福的，起码在物质匮乏的年代，国家还能保障我们这些归国华侨。 到了18岁的时候，我经人介绍，与工作在永安水泥厂的一名归侨结婚。婚后，我继续留在农场，直到上世纪1974年，我才带着两个孩子“嫁”到了永安，一家人才真正的团圆。 也是从那以后，我就很少回到双第华侨农场的“娘家”。父母去世后，弟弟妹妹依然还在农场，但此时的他们与以往大不一样，原来回国的“安置”房，现在换成了干净明亮的楼房，而这些漂亮的楼房，居然是他们享受国家“侨居造福工程”政策补助下新建的。 江秀凤和丈夫何仁芳、女儿何碧琴在福州一家泰国餐厅合影。 如果父母还健在，他们一定会感到高兴。不仅是有了漂亮的新房，更高兴的是他们从心里所爱的祖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为在他们这代华侨的心里，中国是一个神圣的名字。 五 时光如水，人生也如水。 有时候，觉得自己一生就如飘在水上的树叶，一切都随着流水而漂移，到了该读书时，就读书；到了回国时，就回国；到了嫁人时，就嫁人。一切似乎都预先安排，没有颠簸起伏，没有惊涛骇浪，更没有浪漫怡情。在这看似平静的背后，现在却体会出生活的滋味，就如一杯淡淡的茶，只要用心体会，依旧有滋有味。 …… 也许，这是我一辈子平静生活中唯一的涟漪。 (雨林编辑，来源：中新网 江秀凤／口述…

和平日报， 2021年3月12日，父亲现在已经是92岁了，但他每年都要从香港回来，有时一年还回来两次。 他说，回来走走看看很好，特别看到中国现在的发展，心里感到高兴…… 　　一 父亲和母亲是1974年从福建省连江长龙华侨农场移居到香港的，当时6个弟弟也都一起到了香港，之后，两个妹妹也都全家移居香港，留在内地的就只有我一个，所以，父亲回到内地，基本上就住在我这儿。 　　晚饭时，父亲总会说一些话，而话题多是当天听到的，或者看到的事。　　我们的家离温泉公园很近，父亲总是一早就自己到公园溜达，一去就是很长时间。 也许是他年纪大的原因，他的感慨也越来越多。比如看到公园里的老人后，他就会说，中国的老人很幸福；当我从医院手术回家，他就会说，中国的医疗技术不比国外的差；看到电视里的救灾场面，他就会说，有哪个国家的军队像解放军这样为人民赴汤蹈火…… 父亲一向都很开朗，这也许是他长寿的原因，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都没有流露出任何的悲观和沮丧。 现在看到自己的国家有了这么迅速的发展，这又给他的晚年增添了许多愉快，这越发让他爱回来，越发走走看看。 说实在的，像他这样高龄的老人，一个人来来去去，有时着实让我们担心，但又不能不让他出来走走，毕竟人活在社会中，就是要多接触社会，多感受生活。 　　二 不用说父亲，现在我也是一个老人，也喜欢多出去，尤其和朋友、同事一起出去，心情格外的好。到目前，我也到过世界很多国家，当看到别的国家时，也会和自己的国家做比较，得出了自己的最真实的结论。 早年在印尼，父亲就很关心祖国的事，平时很节省的他，最奢侈的事大概就是听收音机，每次听到中国有什么新鲜事，就会告诉大家。比如，中国农民组织起人民公社、城市不仅有养老院还有幼儿园和托儿所、中国制造出轮船和飞机等等。 那时，关于新中国的事就是靠父亲告诉我们的，所以祖国的观念就是由父亲这样点点滴滴地滋润着我们的心田，让我们萌发出热爱祖国的幼芽。 这些，现在看来不是一件很难的事，但在当时，我们这些孩子很难抽象地去认识一个我们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何况，我们平日都是在印尼学校读书，彼此交往又都是讲印尼话，要去爱一个离自己很远的国度，确实不容易。 到了1960年，印尼政府颁布了一个限制华人从商的法令，这时，我才真正地感到，我们脚下的土地，的确不是我们的祖国，我们生活的城市也不是我们的城市。 　　三 就算是这样，我们也有留下来的理由，但父亲坚持要回国。 外婆不同意我们回来，她的理由很简单，因为当年她们就是因为家乡贫穷才千里迢迢地来到印尼，而现在的中国正遇到经济困难，此时回去肯定会吃尽苦头。 泪流满面的外婆说，我都这把年纪了，你们这一走，我们就再见不到面了。 的确，这事被外婆说中了。在我们回国几年后，外婆就离开了人世。但她还在在世时，就托舅舅经常寄信寄钱，她似乎真的知道我们很需要她的帮助。 然而，作为一个家庭的男人，带着全家11口人回国，因为收入极少，家境拮据，不得不依靠海外亲人帮助，父亲的心一定不好受，所以他一直想多为这个家做些什么。 当年的父亲，在印尼开牙店，每天生意都还很好。回国后，农场安排他在生产队种田，每月的工资大约只有20多元，加上母亲在妇女队的收入，全家就只有30多元钱。后来，父亲把值钱的东西变卖，不仅有手表，连装东西的藤篮也卖了，幸好，我们也慢慢地适应了当时的生活，慢慢地也觉得这些苦算不了什么，和别人比，我们还有许多好的一面，至少作为农场的职工，有国家的粮食和副食品供应。 农场的医院知道父亲是个牙医，就让他到医院来，每月的工资也多了一些。但到了“文化大革命”时，农场一片混乱，父亲被医院赶出去，又回到了生产队种田。 那时，我已经懂事了，看着父亲的背影，心里就感到苦苦的，总想为父亲做些什么。 听别人说，用高粱酒煮鸡蛋能让劳动的人恢复体力，于是我回家为父亲做了这道菜，没想到，父亲吃了我的菜后，就像中毒一样地大口呕吐，情景让全家人吓坏了。原来，父亲对酒精过敏，所以一直以来，他是滴酒不沾，可这事连母亲都不懂，所以也难怪我们这些孩子了。不过，因为这事，到现在我还感到愧疚。 一次，舅妈回国看我们，看到我们的生活现状后，就劝父亲离开国内，一切的手续由她们来办，此时，一贯倔强的父亲没有表示反对，一年多后，父亲就带着母亲和所有的弟弟移居到了香港，之后，妹妹们也举家到了香港，国内就剩下了我一个。 　　四 最终父亲离开国内，似乎是向命运低头，但我知道，他内心还有所不甘，因为在那个年代，很多归侨都坦言后悔的时候，父亲就从来没说过类似的话，他不想用后悔来回避自己的责任，但又无法改变眼前的现实。 父亲虽然离开了国内，但这个情结依旧埋藏在心里。 到了改革开放，中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全世界都把目光集中到了中国，这让父亲感到高兴，他能做的就是经常回来看看，用他亲眼看到的东西来告慰过去的遗憾，解开心中的纠结，抚平以往的创伤。 来到我居住的城市福州，父亲爱在街上走走，爱到公园里散步，爱看电视里的新闻，爱翻阅每天的报纸，他总能从中看到他喜欢的东西，而且每件事都能有一番感受。 他经常说，现在的中国人很幸福，中国人可以抬头挺胸了。 有时，我会去想，父亲为什么爱说这些话？ 　　五 后来，我似乎体会到他的感受。也许父亲这辈子经历了很多，但作为海外华侨，最大的愿望就是自己的祖国能繁荣富强。 虽然他曾经激情过，但为了人口众多的家庭，不得不离开。但不管怎样，在他耄耋之年能看到自己的祖国繁荣发展，他是幸福的。 的确，现在的父亲每天都神采奕奕，很多人都不相信，经常到处走动的父亲，已经是90多岁的老人，听到这话，我总是特别高兴。 作为大女儿的我，可能比弟弟妹妹们更了解父亲，也对父亲有更多的感情，特别每次看到父亲的身影，就能想起小时候和父亲在一起的日子，想起他带我们开车出游，带我们到沙拉笛加公园的草地玩，带我们看电影，带我们到书店买书。最喜欢的是，父亲带我们一边走走一边看。 2000年，我已经是退休的老人了，但这年，父亲又带着我和大弟弟一起回到了印尼的沙拉笛加，那是我出生的城市。…

和平日报， 2021年3月13日，澳门归侨总会副会长司徒荻林的办公室里摆放着父亲司徒眉生的半身塑像，塑像上的介绍文字这样写着：“一个‘参与创造历史’的华人。” 司徒眉生是著名爱国侨领，在上世纪50至60年代曾作为印度尼西亚领导人的中文翻译，见证了中国与印尼建交、中国参加万隆会议等重大历史事件，为中国和印尼两国友好关系发挥了特殊作用。 司徒荻林出生在印尼，上世纪60年代中，3岁的司徒荻林随父亲移居澳门。到了澳门之后，司徒眉生继续为增进中国和印尼之间交流和友谊而奔走，司徒荻林也在耳濡目染中深受影响。 　　最初，司徒荻林的公司帮助获准在印尼开展石油业务的内地企业引进设备，如今，公司的业务范围已经扩展至投资、餐饮、酒店等多个领域。　　成年后的司徒荻林投身商界，现在是澳门朝晖集团董事总经理，同时担任着澳门归侨总会副会长。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司徒荻林的公司主要从事中国和印尼之间的贸易和投资业务，2002年在印尼开设了分公司。 “我们刚到印尼的时候，中国企业很少，大部分的竞争对手是美国、欧洲企业。”司徒荻林说，现在到印尼开展业务的中国企业越来越多，每天往返中国北京、上海、香港和印尼雅加达、巴厘岛之间的航班就有几十班。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作为节点城市的澳门，归侨、侨眷有了发挥更大作用的舞台。而作为海上丝绸之路上重要国家的印尼，现有人口2.6亿，是仅次于中国、印度、美国之后的第四人口大国，而且年轻人口的比重高，市场潜力很大。 司徒荻林非常看好“一带一路”倡议。他说，“一带一路”给沿线国家和地区带来了巨大的活力，可以推动生产要素的有序流动、资源的高效配置和市场的深度融合。 除了做好货物贸易的主业，司徒荻林将目标放在了旅游和餐饮业上。他看好中式餐饮文化的潜力，积极在印尼进行推广，他在印尼代理的四家“小肥羊”火锅分店深受当地民众的欢迎。 “一带一路”也带来了民心相通。司徒荻林近年来每年资助20位印尼高校中文系的学生到北京短期学习，增进对中国历史文化的了解。去年9月，他又注册成立了有关“一带一路”的基金，专门为印尼学生提供奖学金，帮助其到中国高校攻读硕士学位。 据司徒荻林介绍，这家基金资助的学生都是非华裔的印尼学生，可以让他们有机会更多了解中国的发展现状，毕业后为增进中国和印尼的交流与合作提供帮助。 他表示，澳门有很多归侨，企业可利用自身的人脉、资金到印尼寻找商机。澳门还有不少大专院校，可以吸引更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学生来澳门升学，促进两地学生交流、增进友谊。 （雨林编辑，来源：新华社澳门记者郭鑫)

和平日报， 2021年3月14日，“照片见证了历史，而照片本身也成为改革开放成果最好的宣传。”今年86岁高龄的杨北钊先生接受大公报记者採访时表示。杨北钊出生於印尼，1955年初回国，历任中国新闻社福建分社摄影记者、主任记者等，用镜头捕捉了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无数感人瞬间。 1983年9月25日，福州首家自助餐厅“上海西餐厅”在福州东街口开业，杨北钊“衝锋在前”，拍摄下珍贵的历史瞬间；1988年2月11日，福州第一次有偿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杨北钊用镜头捕捉到中标瞬间，再次将历史定格…… 40年来，作为印尼归侨的杨北钊深感幸运和幸福，他见证了中国从最初的贫穷落后到现在的繁荣富强，经历了有轨电车到汽车的交通变革，看遍了低矮破旧的房屋到现在的高楼林立，这些都是改革开放带给中国的巨大改变，而这些改变也实实在在的惠及人民。 杨北钊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位航拍福州的摄影记者。1973年夏天，39岁的杨北钊已调往福建省外事办负责接待宣传工作。其间，他接到一个任务：航拍福州城。“当时福州没什麼高楼，要乘坐飞机航拍，我就和时任福建画报社副社长刘杰一起，登上了从江西飞来的‘安-2运输机’，对福州的重要景点进行拍摄。”他说，当时飞行高度只有150多米，很自豪自己能记录下上世纪70年代的福州城。 “我看到了国家强大，一点也不后悔回国。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是我们共同的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我们共同的梦。”杨北钊表示，祖国对归侨侨眷的关怀经常充盈心间，他最关心的是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繁荣稳定。新的一年裏，他对家族的希望是不仅传承资产，还要传承精神和文化：“希望在新的一年裏他们享受摄影，拍摄出更多好的作品，记录祖国发生的新变化。” （雨林编辑，来源：大公报讯记者，苏榕蓉福州报道）

和平日报， 2021年3月12日， 印尼全国龙狮总会举办2021年网上虚拟龙狮邀请赛，与以往不同的是，今年的龙狮赛没有现场观众的热情呐喊助威，但各地醒狮好手的表现依然精彩。 来自来自7个省13个地区/城市的250多人参与者非常热衷于参加比赛。除了继续按照政府制定的健康规程进行培训外，参与者还必须具有创造力并能熟练掌握电影技术，即为在 Instagram @pbplbsi #ayoolahraga上观看比赛视频。 舞龙参赛队伍： 1. NAGA SURYA MAS, Siantan, KalBar 2. HFX CEMERLANG , Pontianak, KalBar 3. Singa Mas BelituKategori 4. Aijia, Bekasi Jabar 5. SANGGAR MUSTIKA JAYA, Pontianak, KalBar 南狮参赛队伍: 1. KOPISAN, Singkawang, KalBar 2. RED…

和平日报， 2021年3月15日，叶泰华，号红叶楼主。1900年12月生于广东梅县区石扇象村。印尼归侨，是艺术大 师刘海粟的学生，诗画俱佳。 1924进入刘海粟创办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学习，深得刘先生的真传。1926年参加北伐，1927年投笔从戎，在北伐第二方面军第四军（军长黄 琪翔、参谋长叶剑英）政治部宣传股负责美术宣传工作。 旅居印尼期间，举办“中国 现代名画筹赈展览会”，将义卖收入30多万盾全部寄回贵州红十字会转给前方抗日将士。 1955年，叶泰华与李曼峰发起成立了印华美术协会，多次组织华人美术家到国内写生、办展览，是印尼华人与国内联系的桥梁和纽带。创会时任该会秘书，后任主 席。 1956年与华人美术代表团参加国庆观礼并拜会了何香凝、齐白石等艺术大师，与大师合作水墨画庆祝国庆，人民美术出版社将作品汇集成《印度尼西亚华侨美工团作品选》 。 1966年，叶泰华回到祖国，潜心于传统水墨画，与在青岛的归侨交流甚密，1972年底在青岛病故。 （雨林编辑，来源：客都原创）

和平日报， 2021年3月17日，2021年3月14日星期六，印尼华裔总会东爪哇分会与热爱瓦希德社群Gusdurian 一起，向新埠头Gondang村水灾灾民献爱心。 印尼华裔总会泗水分会主席Rich-ard Susanto冯日顺表示，我们一向关注着灾区，每一次东爪哇出现灾情我们会 伸 出 援 手 ，例 如 在Nganjuk 安褥，Lumajang 南海漳和其他一些城市。 同时，印尼华裔总会东爪哇分会主席周礼岳先生出席并表示，多名来自印尼华裔总会、其他爱心人士纷纷参与捐赠，每份爱心包有基本生活必需品和内衣、热爱瓦希德社群Gusdurian 捐赠折叠床垫等。无论灾难袭击印尼华 裔 总 会 必 定 提 供 帮助。 同时，Hery担任新埠头热爱瓦希德社群Gusdurian协调员，也是新埠头PCNU ANSOR成员，对此表示欢迎各方伸出援手，尤其印尼华裔总会东爪哇分会。 据他说，今年洪灾害在Gondang村所发生的，对当村人民的生活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影响。许多房屋，家用电器和稻田遭到破坏。目前村民正在步入恢复重建，每次大雨来临时怕洪水再次来袭，因此大家处于紧张和焦虑的状态。据他述所，Gondang村最后一次大洪水是发生在大约25年前。 （雨林编辑，来源：国际日报）

和平日报， 2021年3月16日，黄仲涵 ，二十年代的“糖业大王”。从19世纪后半期至20世纪60年代初的约一百年间，黄仲涵家族和建源公司（后改为建源贸易有限公司）曾经是印度尼西亚及东南亚甚至全世界最著名和富有的华侨家族和华侨商业公司之一。特别是黄氏家族第二代主人黄仲涵，在从19世纪末至1924年他逝世为止的四分之一世纪中，黄氏家族及建源公司都获得了空前的发展。 黄仲涵曾被誉为“糖业大王”而闻名于世。黄仲涵逝世后，他的儿子们继承了祖辈的事业，使建源公司获得进一步的扩展，蜚声国际。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却逐步地衰落了。 黄仲涵家族及建源公司曾经对东南亚特别是印度尼西亚的经济贸易和社会发展起过相当大的作用，在华侨经济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它的产生、发展和消失的过程，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印尼华侨经济和华侨社会的一个缩影。 黄仲涵家族及建源公司的发展史，先后经历了三代人，两次大战（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两个时期（荷兰殖民统治时期和印尼独立后时期）。建源公司在三代人的98年发展过程中，既有继承中国固有文化思想道德传统及华侨家族商业连续性经营发展的一面，又有因时代不同而经历着顺利和挫折的迂曲发展的一面。 黄氏家族的产生和建源公司的初创。黄氏家族及建源公司的创建人是黄仲涵之父黄志信。 人物经历 19世纪后半期至20世纪60年代初，黄仲涵家族和建源公司曾经是印度尼西亚甚至世界最富有的华侨家族和华商公司之一。特别是黄仲涵，曾被誉为“糖业大王”而闻名于世，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全球知名的华侨企业家。 黄氏家族及建源公司的创建人是黄仲涵之父黄志信。黄志信1863年正式创办建源公司，主营土特产。他一方面从爪哇出口蔗糖和烟，另一方面从中国进口鱼干、茶、苏州丝绸及各种香料食品等。建源公司在黄志信的精心经营下不断发展，成为爪哇地区主要的华侨商行之一。 黄仲涵于1866年出生于爪哇三宝垅，1890年接管主持建源公司。当时，财政资本垄断了印度尼西亚的经济和政治生活，荷印政府取消了甘蔗强迫种植制。20世纪初，荷印殖民政府取消了华侨“通行证”、“居住区域条例”等殖民制度，华侨人口迅速增加。 黄仲涵接办建源公司后，即把它改组成“建源贸易有限公司”，并且立即扩大经营范围，同时在荷印各地及欧洲等地增设分行、办事处。随着甘蔗强迫种植制的取消及自由贸易的发展，黄仲涵积极从事蔗糖的生产及贸易。他经营了甘蔗种植园，并从1894年起先后接办了5家糖厂。黄仲涵的5间糖厂共产糖86万担，占华侨糖业总产量的57%，黄仲涵因而有“爪哇糖王”之称。 1918年黄仲涵又创建了一家木薯粉厂，兼顾生产酒精，产品远销欧美各地。除此之外，他还经营橡胶、咖啡、木棉、木薯干、胡椒、玉蜀黍、花生、蓖麻籽、香茅油等。 1906年，黄仲涵在三宝垅用400万荷盾的资本创建了“黄仲涵银行”，并在泗水设立分行，作为建源贸易有限公司的金融机构。后来又扩大经营火水灾及人寿保险，代理经营了7家保险公司的业务。 1911年，黄仲涵把他的经营扩展至航运业。他在新加坡创办了“协荣茂轮船公司”，购有3000吨的轮船，往来于印尼及新、马各地。后来又经营“顺美轮船公司”，成为荷印华侨航业的一支主要力量。 在黄仲涵主持的34年间，黄氏家族的事业获得空前的发展，对当地社会及华侨经济贸易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探源反思 华侨华人史既是中国史研究的范畴，又属于世界史的范畴。关于华侨华人的研究已有不少成果，其中著名华侨传记数量最多（据赫伯特S·伊的统计，在八十年代，这类文章占中国东南亚研究文章总数的20%），著名华侨领袖、实业家和文化人士特别是家财亿万的实业家和富商巨贾是研究中的热门人物，诸如陈嘉庚、胡文虎、张氏兄弟、简氏兄弟以及后来的林绍良等等，但是对于曾经有“亚洲糖王”之称的印尼华侨黄仲涵及其建源公司，中国学者却鲜有专著研究。或许，与中国民族民主革命有密切联系的陈嘉庚等人更容易引起人们的兴趣，但是在研究华侨经济史、东南亚近代史中黄仲涵却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研究对象。笔者有意对其作专门的述论，以期通过对黄氏财团特殊性的分析与思考，加深对华侨华人这一复杂历史概念的了解。 黄氏财团的主体是建源公司，其创始人是黄仲涵之父黄志信。志信祖籍福建同安，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曾参加当地的小刀会起义，失败后背井离乡远渡重洋到爪哇三宝垄定居，凭借精明和勤劳积累了一些资本，于1866年创立了建源公司。开始时公司经营中国与印尼间的土产贸易（包括糖），后业务不断扩大，发展为三宝垄屈指可数的华侨企业之一，拥有十万荷盾（当时1盾=40美分[①]）家产。 志信的事业为仲涵继承并发展该公司的业务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在此后的岁月中，仲涵以毕生精力与心血缔造了一个庞大的糖业帝国，成为南洋著名的华侨领袖，并于1901年被荷印当局任命为“玛腰”（音译，管理华侨事务的最高职务）。 从1863年建源公司建立到1924年黄仲涵去世，在这半个多世纪里黄氏财团经历了从兴起到辉煌的历程（此后由黄仲涵之子继续经营，逐渐衰落，不在本文考查的范围之内），它既是东南亚华侨资本初步形成和发展的典型，又具有自身极强的特殊性，如家族化的性质相对较弱、带有更多专业管理的色彩等等，本文试从其兴起背景、经营战略等方面对它进行分析，并就若干问题作出自己的思考。 （雨林编辑，来源：历史掌故，揭秘真相 ）

和平日报， 2021年3月16日，刚到本地工作就病重命危的菲律宾女佣，被送回国后继续在当地医院医治。好心雇主为初谋面的女佣背上逾16万医药费和遣返费，印尼商人翁俊民看到新闻后为之动容，决定捐款五万元给这名雇主和女佣家人，支持雇主的救人之心。 联合晚报日前报道，菲律宾籍女佣朱莉·卢塞罗（34岁），今年1月15日到雇主家开工第一天就身体不适，之后病情持续恶化，被送进加护病房救治27天后，在本月5日搭乘救护飞机回返家乡打拉省（Tarlac）继续接受治疗。 印尼国信集团（Mayapada Group）创办人翁俊民博士看到这则新闻后联系《联合晚报》，说想为这名好心雇主和女佣提供帮忙。 他说：“我觉得女佣很可怜，雇主的助人之心也让我感动，我想聊表心意，捐三万元给雇主减轻负担，也捐两万元给女佣家人。” 翁俊民托付《联合晚报》协助完成捐款，华文媒体集团社长李慧玲上周四（11日）在新闻中心与女佣雇主陈先生会面后，将五万元的支票移交给对方，他将把其中两万元转账给女佣朱莉的姐姐。 陈先生指出，朱莉之前在本地的住院费用约12万元，安排救护飞机将她送返菲律宾的费用则大约为4万5000元。 他说：“保险可索偿四万元，剩下的费用我们尝试通过网上众筹，真的很感谢大家的善心，尤其是翁俊民博士的古道热肠。” 截至昨天（3月15日），雇主已在 Give.asia 网站为女佣筹到了超过九万元。 （雨林编辑，来源：联合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