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日报， 2021年3月25日，林胜昌，男，印尼归侨，现年76岁（2012年），退休前任职于福建省龙海双第华侨农场。
2012年，离开了46年后，我回到了印尼山口洋，侄儿开车带我四处走，当我提出要看看我们家的那片橡胶林时，侄儿犹豫地说，“还是不去的好。”
的确，那片橡胶林已经不是我们家的了，如果没有征得主人同意擅自进入树林，可能会引起主人的不愉快，但那以后的几天里，我的头脑中一直闪现那片树林……
从前的橡胶林
时隔近半个世纪才又回到出生地，这是一个不短的时间；从中国千里迢迢来到这里，也是一段不近的路程。但已经来到了这里，那片橡胶林近在咫尺，却不能再看一眼自己曾经的家，心里五味杂陈。
不知道那片橡胶林有多大面积，只知道家里的橡胶树有2000多株，这些树是父亲和母亲一棵棵种的，在我懂事时，橡胶树已经开始产胶了，但父亲那时却抱憾离世了。
树林里，只有我们一家人，到了月底时，才有人从城里来收购橡胶。有时，我们的橡胶汁要送到城里卖，所以就跟着哥哥走出了树林，也是从那以后，才知道树林以外的世界，知道人们的生活并不只有橡胶或橡胶林。
在橡胶林工作很辛苦，割胶必须在太阳出来前完成，接着还要将一碗碗的胶汁从树上收集下来，挑到集中地加工，等这些活儿都做完，已经是中午时分，下午我们还得去稻田里干活，这是为了我们的口粮，稻田是每季向政府租的，然后再自己耕种，收成不好就得赔钱，所以全家人都要努力地干活。
其实，很早就知道家里条件不好，母亲为了这个家付出了很多，所以从小就想多帮助家里做些事，但到了我该读书的时候，母亲坚持要我跟别的孩子一样到学校上学。
新中国的书报让我有了人生的方向
橡胶林到城里大约有10多公里的路程，这就是我从小学到中学每天要走的路。
就因为读了书，知道世界比我家的橡胶林大很多，但我又不能离开它，毕竟母亲在那儿，我们的家在那儿，我们的很多东西都在那儿。
母亲似乎懂得了我的想法，在我初中毕业后，她为我在城里找了一份工作，那是一位亲戚开的书店，店名叫“大东书店”。
当时的山口洋有4家书店，规模都不是很大，但我们这家书店卖的书都是来自新中国的，因此很受欢迎。
书店里卖的最好的是《人民日报》《人民画报》等报刊，老板为了进货，常常带着钱到香港，再由香港汇钱到北京。在中国和印尼关系好的时候，这些书刊都能直接从中国直接邮寄过来。
城里另外3家书店，有2家也像我们这样出售新中国的刊物，只有一家是专卖台湾国民党的书刊，而且生意大不如我们。
在书店干活最大的好处，可以先看到这些来自祖国的书报，并且深深地被吸引，特别看到祖国建设取得成就，心里不知有多高兴，不知不觉就有了方向，那就是向往自己的祖国。
卖掉了橡胶林
大哥成家后，母亲分了一片橡胶林给大哥，虽然橡胶林小了，但母亲依旧很辛苦，尤其我又到城里工作，家里就剩母亲和弟弟两人，他们继续割胶，继续种地，他们也愿意这样生活。
但到了上世纪50年代末，印尼政府接二连三地出台限制外侨的法令，其中对我们伤害最大的就是不准华侨在县以下的地方从事经济活动，以及高额收取“人头税”。
我在书店工作，由于是亲戚关系，老板就给我最高的工资，每月有500盾，而政府却要每年收“人头税”7500盾，这种税几乎就是不让我们活下去。母亲一年到头忙碌，到头来仅够维持基本生活。而且，由于我们家的橡胶林也属于“县以下的经济活动”，也是法令限制的对象。
如果想继续生存，就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改变自己的国籍，加入印尼国籍，并且去掉自己的中国名字，换成印尼名字。
母亲知道我想回国，并且还要带着她和弟弟一起走，就对我说，中国还是很穷，回去后日子还会很苦。我不知怎么地奔出了一句话，我说：“再苦，也比在这里被欺负的好”。
我们把那片橡胶林卖掉，换来的钱用于买回国的船票，其他的钱拿去交“人头税”，之后就几乎没有什么钱了。
许多人羡慕我当年回国
1960年，出于对祖国的热爱，母亲与我和弟弟3人回到了祖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后来我们到了福建省龙海双第华侨农场，和我们同船回来的山口洋华侨大约有300多人，上岸后一部分人回到祖籍地，一部分年纪小的到学校读书，来到农场的人有200多人，一起分配到农场的五一村。
因为回国前，我就参与了回国的组织工作，所以到了农场后，加上我在印尼时就懂得做农活，农场就任命我为五一村的队长，带领大家开荒种地，建设新家园。
说实在，早年农场的生活条件很艰苦，但随着中国一天天的发展壮大，大家的日子也越来越好，不仅收入增加了不少，住房也有了极大的改善，以前的苦日子，现在成了好日子。
有时身在其中的人并不会感受到生活的变化，但我却能时时感受到这种点点滴滴的变化。不用说我们现在不愁吃不愁穿，就拿以前想都不敢想的电话、电视、空调、冰箱，现在都成了家庭的基本设施，如果是回到曾经生活过的印尼，这种感受又会更加的强烈。
2006年，我回到了印尼的山口洋，虽然城市有了扩大，但还是清一色的低矮的房子，几乎没有3层楼以上的房子。二姐还生活在郊外，房子更加破旧，房屋内就摆着几件床铺桌子等家具。
二姐的生活来源是靠在香港打工的女儿每年寄来的几千元过日子，她没有退休金，没有最低生活保障，更没有医疗保险。看着她的现状，我心里有着一种酸楚，当年她为了留在印尼，更改了姓名，但生活并没有原来的更好。
在那段探亲的日子里，见到了很多当年的朋友和同学，和他们聊天真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每次聊天都会不知不觉讲到他们对中国的看法，这些朋友同学中不少都到过中国，他们对中国的发展变化感受比我还要多，因此羡慕我当年回到中国。
近在咫尺的眷恋
很久没有走在山口洋的大街小巷了，所以我特别爱在街上走走看看，看到我们曾经的中小学，看到了我工作过的书店，虽然这些房子依旧还在，但都另作他用，只有我会默默地眷念着它们。
侄儿婉言拒绝带我到橡胶林的要求，这让我悟到其中的原因，原来在我们走后，二哥继续留下，结果橡胶林被没收，二哥一家被赶到了集中营，二哥就是在那儿生病去世的，所以橡胶林成了二哥家人的伤心地。
……
人还在山口洋，却不能再看看近在咫尺的老家，看看那2000多株父亲种下的橡胶树，看看树林里蜿蜒的小路。
尽管那里就只有一座房子，但也是一座村庄，一座真正离开了的村庄。
(雨林编辑， 来源：福建侨报，林胜昌／口述 林小宇／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