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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日报， 2021年3月25日，今年3月18日上午，印尼国际狮子会307 B2/1区万隆自由狮子会(LCB.Liberty)会长赖爱玲与狮友赖秀芳，颜梅花，陈瑞年，冯杨娘，兰妮哈林，黄爱贞等由万隆独立狮子会(LCB Merdeka)会长徐良光，狮子会区长陈盛隆(VDG 2 Toni S)陪同一起访问印尼癌症儿童基金会(YKAKI)万隆分会的” 我们之家”,由负责人茵娜(Ibu Ina)及老师们亲切招待并交流有关癌症儿童事项。 赖爱玲会长表达万隆自由狮子会这次举办福利慈善活动支持”我们之家”的教学活动，帮助教学物品。 自由狮子会捐献的物品如下，4架电脑和LED 屏幕，1个手提电脑，1 台50寸电视机，1架电子琴，1个吉他，4个无线麦克风。 由赖爱玲和徐良光象征式移交给茵娜，并通过线上视频由印尼国际狮子会307 B2区长Rupi Arsieh和印尼儿童癌症基金会总部创办人Aniza Mardi Santosa 及全印尼YKAkI会会负责人，307B2 儿童委员会领导I Puspita Dewi 见证该有意义的移交礼品仪式。 茵娜致感谢词后说”由于来万隆治疗癌症的儿童来自我国各个地区，居留在万隆的时间也比较长，为了不耽误他们的学习，所以我们这里准备了教师和课室，让儿童们可以学习或娱乐活动，唱歌等，让孩子们能在这里感受到如在学校里一样快乐” 赖爱玲致词:”我们狮子会传承国际狮子会的宗旨和使命，一向关注患癌症儿童的有关事项，所以我们捐助的这些物品。希望能供应在YKAKI 的儿童们学习和娱乐的用途，让他们多一份乐趣。” （雨林编辑, 万隆王羽报导）

 和平日报， 2021年3月25日， 冬去春来百花开，饱经沧桑真情在。年初九，也就是公历2021年2月20日上午，原农场突击队老领导，海南兴隆根艺园罗德山董事长，按惯例把所在兴隆原农场青年突击大队，大小队干二十余人，都召集到他的根艺园大厅欢聚一堂。并请来突击队老队干，兴隆地区颇负盛名的老厨师宁卓群掌勺，中午时分为大家准备了数桌美味佳肴。 俗话说的好，“衣不如新，人不如故”。在新春佳节老同事，老战友，到座落在美丽太阳河畔的根艺园相聚，大家都感到十分兴奋，内心产生无限的感慨，四十年已过去，“弹指一挥间”，虽说今日能来的大多数人都住在兴隆。然而，平时都窝在家里，各忙各的。今天一下子能和那么多老朋友见面，属实难得！感谢罗总为大家提供如此良机。 这群两鬓白发的老人，在数十年前曾为兴隆华侨农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奋战在农场水利建设战线上，他们以工地为家，除了带好年轻的队员，还每天坚持劳动在工地上，他们以身作则，那里有困难就到那里去，那里危险就出现在那里，他们工作不计时间，劳动不计报酬，把汗水洒在农场的山山水水，把宝贵的青春献给伟大的祖国！“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烛成灰泪始干”，是他们一生的写照。 兴隆华侨农场历代老突击队员的人生，就像一杯没有加糖的兴隆苦咖啡，喝起来是苦涩的，回味起来却有久久不会退去的余香，当眼泪流尽的时候，留下的应该是坚强！ 罗德山先生动情地说，老将们：在农场和大队的领导下，我们转战兴隆水利最危险最艰苦的工地，完成和超额完成农场党委交给我们各个阶段的生产任务，自始至终站在最困难最危险的一线，指挥战斗！流血流汗，无私付出，无怨无悔。今天虽然我们老了，我们仍然怀念在艰苦环境中，结下的深厚友谊，战友之情。 我们都已进入古稀之年，这样的聚会要多搞，我们的晚年生活会更充实，更有意义。“久别重逢非少年，执杯相劝莫相拦”，听了罗总一席肺腑之言，在场有海量的人，能者多劳，开怀痛饮。  公司自始至终得到他（她）们的一贯支持帮助，得于克服解决重重困难，坚持下来。同时谢谢海南兴隆印尼侨友会蓝会长，蓝夫人小园的热心支持，给大家做了高水平、高质量的美篇，让大家开心快乐！海南天涯热带雨林博物馆（巴厘村）是海南兴隆印尼侨友会及海南兴隆新马泰侨友会的活动基地，也是东南亚及世界爱国华侨华人的提供联系及活动平台，为与世界华人华侨加强文化交流增进友谊尽一份力，我们为之而努力！共祝世界华人华侨友谊天长地久。 再次谢谢海南兴隆印尼侨友会的热情帮助与支持！万分感谢！ （雨林编辑， 海南罗徳山供稿图 ）

和平日报， 2021年3月25日，63岁家庭教师患卵巢癌去世，她生前就曾立下遗嘱要卖房子捐助世界宣明会，如今家人替她兑现诺言，在她死后将卖掉百万公寓，以资助非洲的贫困儿童，遗爱人间。 蔡庆玉是于上周六（20日）因卵巢癌复发过世，享年63岁。 她的大姐蔡松香（65岁）今早受访表示，妹妹是三年前发现自己患上卵巢癌，经化疗后原本已经康复，谁知去年8月病情再度复发，癌细胞扩散至脑部，最终敌不过病魔，三天前在家人的陪伴下过世。 蔡庆玉生前是一名家庭教师，为人乐善好施。家人透露，她早已立下遗嘱，要将位于巴西立价值超过百万元的公寓单位卖出，所得全数捐给世界宣明会（World Vision），以救助非洲的贫困儿童。 其实，蔡庆玉早在三年前就已经有此打算，当时她接受《联合晚报》访问，透露过世后会将所住的珍珠苑公寓单位捐给非洲孩子，资助当地教育，提高孩子的教育水平，迈向人人平等的愿景。 后来珍珠苑被集体出售，她则搬到位于巴西立连路Seastrand一个两房一厅的公寓单位居住。 蔡松香透露，妹妹的遗嘱中明确表示要卖掉公寓单位，所得全数捐给世界宣明会，用于资助非洲的贫困儿童，让他们获得更好的教育机会。据家人估计，巴西立公寓的市价超过百万，接下来他们会直接联系世界宣明会以处理相关事宜。 另外，蔡庆玉生前也有助养一名住在埃塞尔比亚（Ethiopia）的女孩，如今这名女孩已经14岁，她之前已安排后将助养她到18岁。 姐姐说：“妹妹生前很豁达，还会安慰我，告诉我她会接受命运。她将一切都安顿好了，那名她助养的埃塞尔比亚女孩，也已经将所有捐款交给机构。 （雨林编辑，来源：联合早报）

和平日报， 2021年3月26日，近日，驻扎在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上围艺术村的摄影师王兆宇收藏的一批移民文化影像作品，作为改革开放后印尼华侨回国建设的最好见证，在广东省华侨博物馆2月5日开展的“潮涌侨声——海内外侨界与广东经济特区建设专题展”上展出。 而这批珍贵照片的收藏，却是一次偶然事件。 2016年，来自东北的摄影师王兆宇正式入住上围艺术村，身处这座具400余年历史的传统客家村落，王兆宇满怀热情开展客家文化的研究、梳理与创作。 因对历史人文具有敏锐的嗅觉，王兆宇看待影像作品也有着与他人不同的视角。2017年的冬天，王兆宇在倒垃圾时无意间发现垃圾堆旁散落了几张旧照片。出于摄影师的本能，他仔细观察了一下那些照片。“那些照片很旧很脏，但是里面传达的信息让我惊讶，我觉得这可能是一批有价值的文献资料。”于是王兆宇好奇翻开其中一个破旧潮湿的蛇皮袋，发现里面除了照片，还有信件、香港通行证等资料。 这批偶然发现的照片大部分拍摄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还有些时间更早，拍摄地点大部分在香港、印尼及龙华区樟坑径上围村。其中拍摄年代最早的为1950年摄于印尼某葬礼上的银盐照片。另有一组老奶奶嫁孙女的场景照片，老奶奶穿着客家人传统服饰，新娘则穿着洁白的婚纱，记录下了东西文化交融的美好瞬间。 根据资料显示，照片的一位主人叫房振光，他们都是上围村的印尼华侨，上世纪80年代从香港回村办厂，一些信件里还写有他们回乡办厂的相关信息。“这些照片资料全面展现了华侨一家人的婚丧嫁娶。从视觉人类学的角度看，这是移民文化的影像见证，对考察移民保持原有文化及融入土著文化提供了可靠的依据。”王兆宇说。 2018年，上围艺术村被设为深圳文博会分会场之一，策展人向王兆宇借了部分老照片及文件参加上围艺术村的历史展，让这批珍贵资料为更多人认识了解，也引起了广东省华侨博物馆负责人的关注、肯定，最终得以受邀参展。 执著本土人文历史影像记录，潜心发掘研究在地文化。王兆宇入驻上围艺术村以来，与艺术家们密切交流互动，挖掘村落一手资料，摄影创作“客家麒麟舞”系列作品，并获得“广东摄影十杰”荣誉称号。目前王兆宇正在拍摄一部片名暂定为《樟坑径76号》的爱国主义题材纪录片，讲述的是抗日战争中牺牲的两位空军烈士陈桂林、陈桂民的故事，并希望通过这部纪录片，让更多人了解上围村、龙华区的红色历史文化。 （雨林编辑，来源：文旅中国，王兆宇）

和平日报， 2021年3月25日，林胜昌，男，印尼归侨，现年76岁（2012年），退休前任职于福建省龙海双第华侨农场。 2012年，离开了46年后，我回到了印尼山口洋，侄儿开车带我四处走，当我提出要看看我们家的那片橡胶林时，侄儿犹豫地说，“还是不去的好。” 　　的确，那片橡胶林已经不是我们家的了，如果没有征得主人同意擅自进入树林，可能会引起主人的不愉快，但那以后的几天里，我的头脑中一直闪现那片树林…… 　　从前的橡胶林 　　时隔近半个世纪才又回到出生地，这是一个不短的时间；从中国千里迢迢来到这里，也是一段不近的路程。但已经来到了这里，那片橡胶林近在咫尺，却不能再看一眼自己曾经的家，心里五味杂陈。 　　不知道那片橡胶林有多大面积，只知道家里的橡胶树有2000多株，这些树是父亲和母亲一棵棵种的，在我懂事时，橡胶树已经开始产胶了，但父亲那时却抱憾离世了。 　　树林里，只有我们一家人，到了月底时，才有人从城里来收购橡胶。有时，我们的橡胶汁要送到城里卖，所以就跟着哥哥走出了树林，也是从那以后，才知道树林以外的世界，知道人们的生活并不只有橡胶或橡胶林。 　　在橡胶林工作很辛苦，割胶必须在太阳出来前完成，接着还要将一碗碗的胶汁从树上收集下来，挑到集中地加工，等这些活儿都做完，已经是中午时分，下午我们还得去稻田里干活，这是为了我们的口粮，稻田是每季向政府租的，然后再自己耕种，收成不好就得赔钱，所以全家人都要努力地干活。 　　其实，很早就知道家里条件不好，母亲为了这个家付出了很多，所以从小就想多帮助家里做些事，但到了我该读书的时候，母亲坚持要我跟别的孩子一样到学校上学。 　　新中国的书报让我有了人生的方向 　　橡胶林到城里大约有10多公里的路程，这就是我从小学到中学每天要走的路。 　　就因为读了书，知道世界比我家的橡胶林大很多，但我又不能离开它，毕竟母亲在那儿，我们的家在那儿，我们的很多东西都在那儿。 　　母亲似乎懂得了我的想法，在我初中毕业后，她为我在城里找了一份工作，那是一位亲戚开的书店，店名叫“大东书店”。 　　当时的山口洋有4家书店，规模都不是很大，但我们这家书店卖的书都是来自新中国的，因此很受欢迎。 　　书店里卖的最好的是《人民日报》《人民画报》等报刊，老板为了进货，常常带着钱到香港，再由香港汇钱到北京。在中国和印尼关系好的时候，这些书刊都能直接从中国直接邮寄过来。 　　城里另外3家书店，有2家也像我们这样出售新中国的刊物，只有一家是专卖台湾国民党的书刊，而且生意大不如我们。 　　在书店干活最大的好处，可以先看到这些来自祖国的书报，并且深深地被吸引，特别看到祖国建设取得成就，心里不知有多高兴，不知不觉就有了方向，那就是向往自己的祖国。      卖掉了橡胶林 　　大哥成家后，母亲分了一片橡胶林给大哥，虽然橡胶林小了，但母亲依旧很辛苦，尤其我又到城里工作，家里就剩母亲和弟弟两人，他们继续割胶，继续种地，他们也愿意这样生活。 但到了上世纪50年代末，印尼政府接二连三地出台限制外侨的法令，其中对我们伤害最大的就是不准华侨在县以下的地方从事经济活动，以及高额收取“人头税”。 我在书店工作，由于是亲戚关系，老板就给我最高的工资，每月有500盾，而政府却要每年收“人头税”7500盾，这种税几乎就是不让我们活下去。母亲一年到头忙碌，到头来仅够维持基本生活。而且，由于我们家的橡胶林也属于“县以下的经济活动”，也是法令限制的对象。 如果想继续生存，就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改变自己的国籍，加入印尼国籍，并且去掉自己的中国名字，换成印尼名字。 母亲知道我想回国，并且还要带着她和弟弟一起走，就对我说，中国还是很穷，回去后日子还会很苦。我不知怎么地奔出了一句话，我说：“再苦，也比在这里被欺负的好”。 我们把那片橡胶林卖掉，换来的钱用于买回国的船票，其他的钱拿去交“人头税”，之后就几乎没有什么钱了。 　　许多人羡慕我当年回国 1960年，出于对祖国的热爱，母亲与我和弟弟3人回到了祖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后来我们到了福建省龙海双第华侨农场，和我们同船回来的山口洋华侨大约有300多人，上岸后一部分人回到祖籍地，一部分年纪小的到学校读书，来到农场的人有200多人，一起分配到农场的五一村。 因为回国前，我就参与了回国的组织工作，所以到了农场后，加上我在印尼时就懂得做农活，农场就任命我为五一村的队长，带领大家开荒种地，建设新家园。 说实在，早年农场的生活条件很艰苦，但随着中国一天天的发展壮大，大家的日子也越来越好，不仅收入增加了不少，住房也有了极大的改善，以前的苦日子，现在成了好日子。 有时身在其中的人并不会感受到生活的变化，但我却能时时感受到这种点点滴滴的变化。不用说我们现在不愁吃不愁穿，就拿以前想都不敢想的电话、电视、空调、冰箱，现在都成了家庭的基本设施，如果是回到曾经生活过的印尼，这种感受又会更加的强烈。 2006年，我回到了印尼的山口洋，虽然城市有了扩大，但还是清一色的低矮的房子，几乎没有3层楼以上的房子。二姐还生活在郊外，房子更加破旧，房屋内就摆着几件床铺桌子等家具。 二姐的生活来源是靠在香港打工的女儿每年寄来的几千元过日子，她没有退休金，没有最低生活保障，更没有医疗保险。看着她的现状，我心里有着一种酸楚，当年她为了留在印尼，更改了姓名，但生活并没有原来的更好。 在那段探亲的日子里，见到了很多当年的朋友和同学，和他们聊天真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每次聊天都会不知不觉讲到他们对中国的看法，这些朋友同学中不少都到过中国，他们对中国的发展变化感受比我还要多，因此羡慕我当年回到中国。 　　近在咫尺的眷恋 很久没有走在山口洋的大街小巷了，所以我特别爱在街上走走看看，看到我们曾经的中小学，看到了我工作过的书店，虽然这些房子依旧还在，但都另作他用，只有我会默默地眷念着它们。 侄儿婉言拒绝带我到橡胶林的要求，这让我悟到其中的原因，原来在我们走后，二哥继续留下，结果橡胶林被没收，二哥一家被赶到了集中营，二哥就是在那儿生病去世的，所以橡胶林成了二哥家人的伤心地。 …… 人还在山口洋，却不能再看看近在咫尺的老家，看看那2000多株父亲种下的橡胶树，看看树林里蜿蜒的小路。 尽管那里就只有一座房子，但也是一座村庄，一座真正离开了的村庄。…

和平日报， 2021年3月28日下午，中央廣播電台舉辦一場講座「很客家的印尼山口洋市」，邀請學者、文史工作者，以及從印尼山口洋市來台的客家華僑，講述客家先民如何飄洋過海到世界各地打拚生存，還有印尼客家人經歷排華事件，又是如何重新發展與台灣產生連結，講座中也從音樂、美食等生活細節，分享兩地的客家特色。 突如其來的即興演出，讓在場觀眾驚喜連連，歌手陳瑋儒曾到印尼客家庄交流，他以印尼山口洋美食為題材，直接在講座現場大展即興功力。 山口洋市，是印尼西加里曼丹省第二大城，客家人占6成，當地講「河婆腔」客語，早期歷經排華事件移民台灣，後來因為語言親近，大部分居住在桃竹苗一帶。 參與講座民眾：「所以那個時候，很多東南亞的國家都是這樣，那個幸虧是後來我當完兵，醫官當完兵然後開始出社會，到東南亞繞一圈，那時候我才感覺到說，幸虧我們華僑都很團結，這個團結的精神，是我們台灣人要學習的。」 鬆軟的麵包撥開來，是晶亮的金黃奶油色，這是用香蘭葉、蛋黃、椰奶所做的，印尼特色客家美食「咖椰漿」，從山口洋來台求學的蔡同學，特地帶來家鄉的美食，現場也分享她來台後的新發現。 清大中文所學生 蔡惠玲：「『不一樣』，台灣客家話說『無共樣』，不一樣，吃的不一樣就是『擂茶飯』，台灣客家的擂茶，在印尼我媽媽會做擂茶飯，有擂茶湯，和花生一起吃，在台灣的話是甜茶。」 文史工作者 姜信淇：「垃圾的分類資源回收，做得很好，那邊沒有嘛，那邊就不停燒，一堆一堆在那邊燒，化學品、那些塑膠品在那邊燒，空氣很不好，所以我們學校給他們參觀，他們在學校內就開始實施。」 擔任講者的陽明交通大學研究員張容嘉也提到，其實世界各地到處都有客家華僑，只不過經過世代洗禮與文化相互融合，許多年輕人已不會講客語，也點出客語的保存與傳承，是身處各地的客家族群，必須深思的問題。 （雨林编辑，来源：客家电视台）

和平日报， 2021年3月28日，印度尼西亚归侨凌彤几十年致力于钻研医术，曾主持创建中国第二个手外科，创造了一个个断肢(指)再植的奇迹，培育了一批优秀的医学人才，书写着对祖国的桑梓深情。 凌彤1931年出生于印度尼西亚(以下简称印尼)坤甸市，1935年举家回迁祖国。1937年七七事变后，凌彤一家辗转逃难再次回到坤甸。 凌彤的母亲宋竹清时任坤甸德育女校校长，兼任坤甸中华妇女会会长，并带领当地华侨开展支援祖国的抗日救亡运动。1944年，日军突然闯入，他的母亲被抓走后再也没回来。凌彤后来得知，母亲牺牲于同年的坤甸大屠杀。几年后，在当地侨团和各界人士的帮助下，凌彤回到祖国学习。 高中毕业后，凌彤考入中国医科大学医疗系，大一时曾参加抗美援朝医疗工作。凌彤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白求恩是他的偶像，不仅因为他医术精湛，对工作“极端负责任”，更因为他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支援抗战。 凌彤的妻子凌亦凌回忆道，20世纪六七十年代，凌彤工作的医院与白求恩墓仅一路之隔。凌彤看到白求恩墓常堆满落叶，便打算每天早一点出门去打扫白求恩墓。 1965年，凌彤创造了右环指完全性断指再植的奇迹，并因此获得了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之后，他研究采用多项新技术进行断肢(指)再植手术，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显微外科领域的奇迹，被授予“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 凌彤说，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内医疗水平有限，医生少但病人多。他经常早出晚归，遇到有断肢(指)再植的手术，整整一周不回家，留在医院观察病人术后恢复情况。 面对每一个断肢(指)病人，凌彤都会尽量保留患者未来生活甚至是工作的能力，这也是他创造一个个断肢(指)再植手术奇迹背后的源动力。 曾经担任河北省归国华侨联合会副主席、石家庄市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席的凌彤帮助归侨侨眷做了很多事情。在《中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出台前，他就致力于帮助归侨侨眷解决生活、工作上的难题。凌亦凌说，那些年家里像“会客厅”，有来找凌彤求医的病人，还有很多求助的归侨侨眷。 凌彤80岁才退出医疗一线。他说，祖国的医疗水平迅速发展，看到医疗进步给患者带来的福音，看到学生一个个超过了他，感到特别高兴。 （雨林编辑，来源：中新社记者 李茜）

和平日报， 2021年3月28日，香港资深演员廖启智胃癌离世，得年66岁。 两度获得香港金像奖男配角的66岁廖启智（智叔）上周一（22日）惊爆患上胃癌，传病情一度严重须要入院治疗及全面停工。当天有报道指智叔情况好转，但希望低调养病，获演艺圈各方好友祝福。 曾兩奪金像獎男配角的廖啟智（智叔）去年12月發現患胃癌，惟不敵癌魔，今日於晚上八時三十二分在沙田威爾斯親王醫院，安然在家人陪伴下離世，回歸天父懷中，享年66歲。本月22日在病榻的智叔，親自以短訊回覆承認患病一事：「年紀大機器壞，要修理一下。知道大家關心，但太多的問候，雖然是好意，也會是一種負擔，希望你們能體諒。」他說正在專心調理身體，言談間表現積極充滿正能量，言猶在耳，想不到已天人永隔。 太太陳敏兒上周在醫院探望丈夫時，稱對方的情況OK，只是有點攰，並指醫生大讚丈夫是「A+病人」，全力配合去打仗，但就未肯透露他患第幾期胃癌。智叔去年12月因胃脹不適而作檢查，證實患上胃癌，他即時停工休息並入院接受治療。為免打擾親朋，一直將病情低調處理，抗病期間情況一度急轉直下，幸憑堅強意志，以及家人陪伴與支持而捱過難關，及後情況稍趨穩定，而眾好友包括鮑起靜等也有拍片為他打氣，望他早日康復，但無奈事與願違。 （雨林编辑，来源：联合早报）

和平日报。 2021年3月30日，2021年3月28日（星期日），印尼华裔总会（INTI）与 Ansor 分支队 Banser在茂物县 Megamendung芝亚威（Ciawi）合作，举行了少儿群体割礼社会服务活动。这一人道主 义 行 动 是 Gg.Pahlawan Banjarsari Cibedug帮助该地区的弱势群体。 割礼的实施由李萨医生（dr.Riza K. Herlambang）领导的三位专业医生按照严格的卫生规则进行。总共有27位少儿参与者参加了割礼手术，在活动期间，也举办Hadroh娱乐活动。 祈祷仪式上午8时开始，周边社区的长老KH. Furqon和KH Sirodjudin Abas通过祈祷求割礼手术安全举行。 INTI副秘书长叶展德（Candra JAP）说，举行割礼社会活动，证明了INTI总会确实关心弱势民众，这是一个令人关注的行为。INTI 最近通过BNPB获得了政府的奖项，该组织是关心人类和灾难响应的组织、 “在这里，我代表总主席黄德新先生参加了这次大规模的割礼活动。我们很感激我们仍然可以分享和帮助不幸的人们，这是我们对关爱国家儿童和关注团结的承诺。” 茂物县Banser负责人古斯·卢斯兰 表示，代表Ansor-banser和周围的民众非常感谢能够陪同INTI参加大规模的割礼社会服务活动，该计划确实可以帮助在疫情大流行中不幸和受灾的人们给孩子们进行割礼手术。 （雨林编辑，来源：国际日报 Bam/明光 ）

和平日报， 2021年3月30日，张国华，男，印尼归侨，现年79岁，退休前任职于福州华塑二厂。 福州是一个三面环山的城市，尤其是城市北面的山很高，人们习惯称之为“北峰”。 上世纪60年代，800多个拖儿带女的人从遥远的印度尼西亚来到北峰山下定居。如今有的人离开，有的人去世，剩下的不过30多人…… 当时，国家为了安置从印尼接回来的华侨，在福州北峰成立了“北郊华侨农场”，在国家极度困难的情况下投入资金，解决归侨的生活和生产问题，帮助他们安居乐业。 选择回国是出于强烈的爱国情怀，遇到的困难都能理解和克服，何况他们都看到了祖国对他们的关照多于其他人，真实地感受到一种温暖。 　　其实，我的感受比别人更强烈，因为从小到大我都希望有一个真正的家，一个在自己祖国的家。 我19岁回到中国。在此之前，我在印尼的家确实是一个“动荡”的家。在我记忆中，我们的家一直在“搬移”，几乎隔几年就搬一次家。小时候对这种经常的“搬家”并没有什么感觉，等到大了些，每次搬家心里都不好受，不过家里的事，都是大人决定，即使有什么感觉，也只能埋在心里。 不同于别的印尼华侨家庭，我们家没有经商开店，而是一直都在“打工”。家也是跟着父亲打工的地方走，因此住的房子什么样子的都有，但大部分都是简陋的草木房。那时我最羡慕的是有一个好的房屋，一个温馨的环境，一个不需要四处奔波的工作。 二 我于1941年出生在印尼苏门答腊的宁岳县，也许那个时代的人注定要受苦受难，且不说父亲当年因为贫困南下到印尼，仅在我出生后不久，印尼就遇到了日本侵略，父母带着我一路逃难，童年的记忆都是跟着他们一路奔走，似乎从来没有目的地。 二战结束，虽然过着和平的生活，但为了生计，我们还是不停地更换地方。由于我们经常搬家，因此家里几乎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每个人仅有几件衣服。 父亲是建筑工人，其实就是木工，母亲平时到别人家里煮饭，我是家里的老大，下面还有3个弟弟妹妹。平日里，家里就剩我们4个孩子，虽然我是老大，但不会带弟弟妹妹，只会做一些简单的家务，因此我们这些孩子都是“放养”大的。 父母出门打工时，家里顿时显得空荡荡的，我心里总有一股难受的感觉。但慢慢长大后，也就习惯了这样的生活。直到9岁的时候，家里才同意我去上学，我成为班上年纪最大的学生。幸好我学习好，成绩都名列前茅，总算对得起自己，也对得起父母。 读初中时，弟妹也要上学，家里能提供的学费不多，我只好辍学，16岁时就到一家自行车店打工。 三 1960年，父亲和母亲掏尽了所有的积蓄，买了回国的船票，尽管只是最便宜的4等舱，但对于我们家来讲，已是一次“豪华”的旅行。 比起父亲，我在印尼的打工经历就简单得多，从头到尾就只有3年，而且自始至终只在一家自行车店打工。自行车店的老板是福建莆田人，他叫黄金榜。当他知道我要回国时，就送我一辆崭新的荷兰牌自行车，这在我们家回国的行李中算是最值钱的东西。 张国华(中)与妻儿的合影。 当满载800多人的东汉轮船进入到中国的南海时，中国的领航员登上了轮船，那是我第一次看到真正的“中国人”，他身穿制服，显得格外威武，但他的表情却非常的和蔼，让人感到无比的亲切。 最激动的时候是轮船靠上广州的码头，码头上挂满了欢迎我们的红旗，广播喇叭播放着《歌唱祖国》的音乐，此时无论谁的心里都会感到振奋。 四 从印尼宁岳县这个“小”地方，来到中国，就觉得中国太大了。其实我们不过是从广东来到邻省的福建，虽然我们的祖籍是广东，但大家都是听从国家安排，反正到哪里都一样是在中国，所以我们被安排落户到福州北郊的北峰山下，这一住，就是57年。 不知别人感觉怎样，至少我觉得能安稳地住在一个地方，其实就是人生美好的事情，可能我太想要一个真正的家，一个能舒心过日子的地方。 没想到，现在的中国发展如此迅速，福州城市也在日益扩大，也就是在今年，我所在的地方因为建设需要，房屋和土地被征收了，暂时搬到了女儿家居住，等新的安置房盖好后，我就能居住到更好的房屋，这可能是我这辈子最后的一个家。 2002年，我和妻子一起到印尼探亲旅游，因为时间匆忙，只好到妻子的老家走走看看。我的妻子也是印尼归侨，但她不在宁岳县，而是在苏门答腊的另一个地方。 其实我们在当年是同一条船回国的，而且都是在巨港上船的，一起来到福州北峰山下这个地方。 没想到，当年的回国，促成了我们这段北峰山下的婚姻，也许这正是一种“上天”的安排。 五 以前在农场放牛的时候，在坡上放眼看福州城，觉得城市离我们很远。现在高楼大厦一直盖到了我们的脚下，而且第一条地铁的终点站也设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 张国华的印尼宁岳中华学校的小学毕业证。 有时我在想，福州都发展了那么快，整个中国一定也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变化给人们带来了幸福，也给我们这些归侨带来了自豪，毕竟我们当年就是冲着祖国而回来的。 人生也许就是这样，越是年岁大，就越珍惜眼前的生活。 （雨林编辑，来源：福建侨报，张国华／口述 林小宇 韩惠彬／撰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