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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日报， 2021年3月7日，华人及其文化长期以来已经成为印尼文化的一部分。国内一名印尼土生华人文化及历史观察家王伊万（Iwan Ong）讲述了华人在印尼的历史。 资深记者兼土生华人文化及历史观察家王伊万表示，自几千年前，就已经有好几批中国人先后来到群岛，其文化随后又与当地文化融合。这些文化融合在印尼依然是随时随地、有迹可循，实际上，群岛的许多华人移民，大部分都来自群岛周边的其他地区，其中一个例子就是，巴达维亚的华人来自万丹省，于是中国文化与当地文化不可避免的融合了。 这点从印尼最古老的清真寺之一“万丹大清真寺”的建筑风格中便可看出，这座极具历史价值的大清真寺的八角形的塔楼设计，便是中国宝塔中经常出现的典型特征。 王意万说：“早在1619年荷兰统治巴达维亚（雅加达）之前，已经有华人社区了；当时的巴达维亚处于万丹苏丹国的控制之下。而进入巴达维亚的人，最初是居住于万丹和万丹老清真寺周边的万丹华人，万丹清真寺则是由当时的华裔穆斯林建造的，这就是为什么清真寺的塔楼像中国的宝塔一样呈八角形。” 王伊万指出，这种文化适应或文化融合，也是双方文化价值观的一种交换。 （雨林编辑，来源：美都新闻电台）

和平日报， 2021年3月7日，香港资深演员吴孟达（达哥）上个月27日因肝癌离逝，终年69岁。他的家人今天（3月7日）在世界殡仪馆的世界堂为达哥设灵，达哥的儿子吴韦仑约2时许抵达灵堂时一脸哀伤。约下午4时15分，达哥生前的好搭档周星驰（星爷）到场致祭，星爷一现身即引起哄动，只见他神情哀伤，不发一言直入灵堂。 达哥灵堂横匾写上“主怀安息”，正中央放着家人的花圈，星爷的花圈也放在显眼位置，花圈写上“吴孟达先生千古永远怀念”。 达哥纵横演艺圈数十年，拍过无数电视剧和电影，逾百演艺界朋友致送花圈悼念，灵堂成一片花海，周润发、四大天王张学友、刘德华、黎明和郭富城、黄日华父女、石修、古天乐、薛家燕、吴京、吴君如、郑少秋、谭咏麟、任达华夫妇、成龙等均送上花圈，向一代演艺泰斗致敬。 （雨林编辑，来源：联合早报）

和平日报， 2021年3月9日，刘佑铭，曾用名刘佑清，男，印尼归侨，现年75岁，退休前任职于漳州市龙海双第华侨农场。 现在有时还梦见当年在印尼卖水的情景，每次卖一桶水只挣5盾，一天从早到晚大约来回跑20多趟，而回国的船票却要5000多盾，为了这张船票，我几乎用了2年的时间。 虽然不知道中国到底离印尼有多远，但却知道钱挣得越多，就离中国越近…… 　　邦戛在印尼还算是个大城市，不仅大街比别的城市多，大街上的商店也是一家连着一家，特别是我们家所在的街上，商店从街头连到了街尾，商店里什么都有，人们不出这条街就可以买到所有的生活必需品。　 1.　靠卖水赚到回国的船票 这条街两边的住家又几乎都是华人，所以大街的名字就叫“番民街”，意即外来人。父亲在大街上开着一家食杂店，临街的房间是商店，后面则是住家，这也是这条大街上所有商店的格局。 大街上中国人的商店不仅相似，就连生活都很相近——父亲做生意，母亲带孩子，孩子长到七八岁时，就到城里的华文学校读书，孩子放学后，都聚在一起玩，等到吃饭时，大家就分头回家。 日子看似按照不变的轨迹运行下去，但不久学校因为印尼政府的法令关闭了，有的人只好转学到印尼学校读书，但习惯学习华文的人，却无法改变自己的习惯，要么辍学，要么回到中国继续读书。 看到身边的同学一个个地回到中国，我心里十分郁闷，因为我的家没有那么多钱，连回国的船票钱都拿不出来。 这是我人生第一个让我苦恼的事情，但要解决这个问题只能依靠自己，至少自己能吃苦，有力气，即使去卖水也能挣到一点钱，积少成多后也许就能实现回国的愿望。 　　2。 理想被撞了一下腰 1959年2月，我终于踏上了回国的旅程，和别的回国青年相比，我的行李不多，但每件物品都是我自己用劳动挣来的，所以心里感到特别的舒坦，也感悟到今后只要努力，什么理想都可以实现。 我是家里男孩中的老大，也是第一个独自回国的孩子，父母把我的这次出门看得很重，他们担心以后再也见不到我，因此全家人都到码头送别。 最舍不得我的是母亲，在码头上她一直在流泪，当船离开码头时，她忍不住哭了出来，看到他们依依不舍的样子，我的心也在流泪，舍不得离开这个生我养我的邦戛，但事到如今，已经不能回头，我知道只有舍弃儿女情长，才能实现自己人生的理想。 到了广州，顺利地在华侨补习学校读了一段时间，然后考入广东轻工学院，可到了第二年，我不得不放弃学业，过早地结束了我的学生生涯。 原来，在我走后不久，邦戛发生了震惊全印尼的大火，这场大火几乎把整个城市都烧毁，而损失最惨重的是当地的华人，一夜之间，数以万计的华人丧失了全部的财产。 幸好华侨有着优良的传统，在遇到困难时能相互帮助，不仅城市里的华侨成立了救灾组织，全印尼的华人都向在邦戛的同胞伸出了救援之手，中国政府也及时出面协助救灾，并派出了接侨船到邦戛，把大部分受灾的华侨接回国。 一天，父亲从印尼打电话到学校找我，告诉我家里发生的情况，并说很快全家人就要回国了。      3。把一生最美好的岁月留在双第 听到家里发生的事情，我心里格外难过，父母一辈子的心血因为火灾而化为乌有，今后的日子一定很难过，幸好全家人安然无恙，幸好华侨还有一个关心自己的祖国做靠山，能在最困难的时候回到中国。 此时我觉得应该为这个家做些事，经过再三考虑，我向学校递交到了退学申请，要去工作帮助家庭度过难关。 　　虽然以前没有干过农活，但因为吃过苦，所以很快就能适应新的环境、新的工作，当拿到真正属于自己的那点工资后，我就交给了父母，自己得到的是一种发自内心的高兴。　　在广东汕头，我见到了从轮船下来的全家人，一家人因为重逢而倍感高兴，虽然彼此才分开一年多，但这种团聚有着不同的意义。那年，安置我们的龙海双第华侨农场才刚组建，各项条件都很差，没有一条通往外面的公路，更不用说其它基本生活设施。 在生产队工作一段时间后，我被推荐到了学校教书，之后又被调到农场场部工作，最后到了农场办公室，一直工作到退休。而感到自豪的是，1989年国务院侨办为我颁发了“从事侨务工作30年”的荣誉证书，这一纸证书肯定了我为侨服务，更是对我把最宝贵的青春献给双第华侨农场的肯定。 有时夜深人静的时候，偶尔会回忆起在印尼的日子，特别让自己愉悦的是在邦戛当学生的时候，那时学校的同学最爱一起骑车到外面旅游，每到一处风景区，大家都会围拢在一起尽情地唱歌跳舞，每个人都把自己的热情抒发出来。 记得，邦戛城外的海边，有一处叫“石嘴”的地方，是我们最爱去的地方。这里的大海非常的美，海水湛蓝湛蓝，延绵的海滩让人忍不住要去踏足，岸边是茂密的铁树林，也是大家最喜欢游玩的地方。 　　4。无论如何都要看一眼邦戛 生活也许就需要耐性。农场的归侨都经历了几十年艰苦的岁月，如今生活有了很大变化，不仅收入增加了许多，最让归侨引以为豪的是，我们都住上了漂亮宽敞的小洋楼。 以前是我们羡慕城里人的生活，现在是城里人羡慕我们的生活，很多人到了农场，看到一排排新建的别墅式侨居楼都感叹不已，而听到别人这样议论我们的房子，大家心里就格外的舒坦。 作为我来讲，更不会想到次子还会从国内到印尼定居，并且和当地一位华裔女子结婚，冥冥之中很像是一种命运的安排。 2004年，我又实现了一个梦想：回到了印尼，在这个我熟悉的土地上又生活了28天。 在印尼首都雅加达，看到了次子，看到了我的媳妇，也看到了才几岁的小孙子。这次的团聚没有伤感，只有高兴和幸福，但遗憾的是，这次回印尼和儿子团聚，儿子的母亲没有到，如果她也能和我一起来，那会是一次多完美的团聚呀！ 在印尼，我无论如何都要去一趟邦戛，一定要看看离别45年后的城市。火灾后重建的邦戛多少还留着些过去的痕迹，在我们家原址上建的是水务局，而原来的华文学校则变成了军营，大街和小巷的格局基本还是原来那样，但整个城市的华人不像以前那样多了，大街上的商店也分不出是华人开的还是当地人开的了。 其实，到了像我这种年纪的人，很多东西都不重要了，能再看一眼曾经生活过的城市，吹拂到习习的海风，就已经非常满足了，何况，眼下在中国生活得幸福，自己的人生就没有什么缺憾了！ (雨林编辑，来源；中国侨网，刘佑铭／口述　林小宇／撰文)

和平日报， 2021年3月7日，“十四五”规划提出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作为旅欧华侨，我期待今年两会能出台更多政策扶持中小企业，恢复和推促后疫情时代的中欧贸易，为回国投资兴业的华商创造更多选择。 ——欧洲杭州联谊总会会长陈翔 下一个5年，中国将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从长远看，世界各国分工合作、互利共赢是长期趋势，中国为世界各国提供广泛机会。这是中国坚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负责任之举，凸显了中国应对风险挑战的信心和底气。 ——美国河南联合总商会会长王力军 作为海外侨胞，中国与旅居国加强经贸往来是我们最热切的心愿。华侨华人应当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促进中外交流合作。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十四五”期间，要依托国内经济循环体系形成对全球要素资源的强大引力场。华侨华人盼望中国继续拓展国内市场，并依托中国大市场优势，促进国际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尼日利亚福建同乡总会会长郑旭升 （雨林编辑，来源：人民网  ）

和平日报， 2021年3月10日，3月5日 星期五上午，万隆华族关怀团队(Masyarakat Tionghoa Peduli Bandung) 领导李振健主席，协调主任陈春富，理事薛顺龙等在渤良安福利基金会会所会议室接见万隆公共卫生局服务部主任约利沙医生 (dr.Yorisa Sativa)，主宾双方交流后，举行会议，研讨有关申请3000剂疫苗给万隆华社年长者接种疫苗事项。双方会议和谐进行，顺利与圆满结束， 公共卫生局服务部主任约利沙医生同意，赞成卫生局提供给渤良安福利基金会3000 剂疫苗，用于在会所给华族年长者接种疫苗。 华族关怀团队协调主任陈春富说：”因为市内有很多华族年长者不懂在网上报名方法，所以我们领导层商量后，決定与万隆公共卫生局服务部主任协商开会，并得到卫生局的同意，我们准备于今年3月中旬在渤良安会所百氏祠礼堂成为疫苗接种场地，时间3月15日到3月19日，希望有意打疫苗针的年长华族兄弟姐妹带来身分证到会所，或者网上报名，因为我们已和中华医院合作，有百家姓义工帮忙。 若有疑问，可以联系百家姓秘书处谢源生(Yan Sen)联系电话(081316460563)报名截至日期是3月10日。 李振健主席说：”我们争取3000剂疫苗在渤良安会所举办是为了给华族兄弟姐妹们提供方便，我们华族关怀团队也要为社会团体社群服务，打疫苗更是福利事业，若有意报名可联系渤良安会所秘书处Yanti 女士，电话 022 6033994 WA 081573110736. （雨林编辑，万隆王羽报导）

和平日报， 2021年3月10日，杨时云，印尼归侨、厦门知青，现年67岁，退休前任职于永定县培丰中学。 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我多次放弃回城、出国的机会，一辈子扎根在山区侨乡的教坛，培养山里孩子，无怨无悔，钱财上我是穷人，精神上却是富翁。 激情少年 我的原籍在广东潮安，1946年出生于印尼苏门答腊占碑市一个工薪阶层的家里，7个兄妹，我排行第三，父母对我们十分疼爱，一家人聚在一起吃饭时，教我们讲客家话，给我们讲水浒、三国、岳飞等传统文化故事，给我们买玩具、糖果。在我幸福的童年里，有许多美好的梦想：长大后要当个大作家、知名教授、好医生、科学家等等，干一番大事业。 　　1966年9月，印尼掀起排华浪潮，父亲为了预防不测，决定把我们兄弟几个送回国。我们这一批归侨被国家统一安排到厦门，从1966年10月到1969年3月，我们集中在集美华侨补习学校系统学习中文。　　这些美好的梦想，时刻敦促着我努力学习，天天向上。从小学到高中，我的各科成绩都很好，是年级的优等生，还经常在当地的华文报刊杂志上发表时评、散文等作品，在学校被同学们称为“小作家”。1964年，我在印尼爪哇泗水市中华中学高中毕业时，很多华人工厂、公司要高薪聘任我，我都一一婉谢，选择回母校侨众中小学任教。也许就在这两年的教学经历中，我与教书结下了不解之缘。 知识青年 1969年3月8日，我和110多名同学打起背包。扛着红旗，沿着当年红军走过的路线，经过4天的长途跋涉，最后来到永定山区坎市公社东中大队红星生产队(现培丰镇东中村)插队落户。我被安排住在一户贫下中农的家里，公社每月补贴8元给房东。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过程中，我们白天开垦荒地，种水稻、地瓜、玉米、花生、烤烟，捡牛粪，积绿肥，开展劳动竞赛，选用优良品种，化肥、有机肥交叉使用，科学种田，提高粮食产量；晚上办夜校，读报纸，吹长笛、拉风琴，组织文艺宣传队，到各生产队进行文艺演出；农闲时烧石灰、砌房屋，养猪、养牛、养鸡鸭，增加生产队的收入；协助公社大队搞合作医疗，当基干民兵。知青生涯精彩而充实，是一笔宝贵的人生财富。 1973年春，大队老支书和小学校长了解我高中毕业并教过书，决定叫我去教书，当民办教师。然而，此时知青已经大量返城，同来的42位知青大都回了城，我也有一般人求之不得的出国、回城条件。父亲几次为我办好了去印尼的手续，厦门的同学也为我联系好了工作单位。只要答应父亲，马上就可以出国；答应同学，马上就可以回城。但当我看到农村山区落后的面貌，孩子对文化知识的渴求和大队老支书对我的信任时，不禁犹豫起来。如果真的走了，这里的娃娃怎么办？山区的孩子需要老师，这里的群众挽留我。 信念最终战胜了诱惑，我留了下来，因为我爱这个事业，它是我童年的梦想。在东中小学教了1年，第二年调到培丰中学。这一年，我与本地姑娘吕清娟结了婚。从此，就把整个心安放在这里一届又一届孩子们的身上了。1980年-1983年在当时的公社中学——坎市中学任教，1984年——2005年回到培丰中学任教。 活力壮年 为了教好英语，我经常利用晚上休息时间，通过收听BBC或看电视英语讲座来提高自己的英语会话水平。平时要认真备课写教案，教学讲求精益求精；工作讲求守时守信，一般小事不请假、大事不超假。1976年夏，我2岁的儿子不小心被开水烫伤送到了医院，闻讯后，我先请假、安排别人代课，才匆忙赶到医院，虽然儿子病情很严重，但此时学生已进人升学总复习阶段，耽误不得。住院第二天，我就赶回了学校。 1997年和2001年，父母亲相继离世，由于路途遥远，更重要的是担任毕业班班主任和2个班的英语课教学，无法给父母送终，只能在家里在父母的照片前焚香祭奠。有人问我这又何苦，我的观点是既然吃了教书饭，就要做好教书事，不能误人子弟，正所谓“忠孝不能两全”！过去每次期末考试，各年段、各科目的教学成绩，全县都有评比，我所任的科目不敢说全县最好，但在附近几个乡镇学校中必定是位列前茅的。我带的92届毕业班学生中还出了一位中考英语状元。 教育工作是一项综合工程，既要教学生文化知识，更要教学生怎样做人，做一个有时代责任感的人，做一个有理想、有爱心的人。1976年2月，周总理逝世时，我带领全班同学在班级举行追悼会，班上贴着从报纸上剪下来的周总理的小幅照片，黑板上写着“挥泪继承总理志，誓将遗愿化宏图”沉甸甸的大字，同学们逐个向总理宣誓。 此举，同学们至今谈起还感触很深；我所教的学生分布在各行各业，当今兽医内科著名学者，多次到国外教学交流，在厦门留学生创业园受到胡锦涛总书记亲切接见，在科技兴业方面有特殊成就的海归代表赖州文博导在初中时就是一个有远大理想的学生；近几年本地比较有名的捐资助学，热心公益的爱心人士基本上是我的学生。有生如此，我心足矣！ 班主任我当了25年，我的体会是一定要本着关心爱护学生，注意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愿望严格要求学生。比如我的一位学生张某，平时散漫、不遵守纪律，严重影响全班同学。一次自修，张某又偷偷溜出教室去看马戏表演，我了解后赶到戏场把他找回来进行严格批评教育，并利用他的优点鼓励他写作文，出班级墙报，通过谈心沟通，小张转变思想观念，明确了学习目的，勤奋学习，前几年也成为一名教师。上世纪70年代有些学生因贫穷无法上学，我一边做好家庭访问工作，一边资助困难学生读书。从27元的微薄收人中挤点钱买学习用品和图书给困难学生，很多学生至今都还念念不忘。每年春节，许多学生都会来拜年，共叙师生之谊。我的工作也得到上级领导、学校老师、社会群众的肯定：我于1979年转为公办教师；1984年加人了中国共产党；连续4次被永定县教育局评为先进工作者和优秀班主任。我觉得扎根山区献身教育值得。 幸福晚年 2005年，我在永定培丰中学退休。幸福的晚年生活开始了。儿子有理想的工作；儿媳经营一间店面，有不菲的收入；前几年全家搬进了市区居住，儿孙绕膝，尽享天伦之乐；时常有学生前来问候，心里总是暖暖的；闲暇之余，练练书法、拍拍照片、写写博客、填填诗词、整理一些人生感悟，日子过得舒心而充实。今年除夕之夜，我接到许多拜早年的祝福电话，兴奋之余，即兴一诗：炮竹烟花闹翻天，除夕佳宴庆团圆。欢送瑞虎辞旧岁，恭迎祥龙康乐年。 (雨林编辑，来源：中国侨网，杨时云／口述 赖守铭游萍／撰文)

和平日报，2021年3月11日， 江秀凤，女，印尼归侨，现年70岁，退休前任职于福建永安水泥厂。 有时候，觉得时间像流水，转眼自己就成了奶奶外婆。 看到孙子孙女的时候，就会从他们的身上寻找自己的影子，但他们幸福快乐的样子，让我很快淡忘那几十前的记忆…… 一 也许年纪大了，很多事情都越来越模糊，记忆就像一件物品，没有人可以随便偷走，却容易丢失。有时想要找它，可偏偏就找不到，而在不经意的时候，它却会自己“冒”出来，不知是喜，还是悲。 12岁的那年，全家人一起离开家，登上了开往印尼首都雅加达的轮船，也许从来没有乘船，上船后我心里很高兴，可船一开动，就感到难受，那时才知道别人所说的“晕船”。 到了印尼雅加达后，全家人来到了一个很多人的地方集中，在那里住了十多天。之后，我们再次登船，这次的轮船比前一次的要大很多，可船一开动，我又不行了。 当时，心里一直纳闷，为什么要乘船回中国？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这些问题也不能多想，因为晕船时什么都很难受，吃东西难受，想问题一样难受。 听说，船到了汕头后我们就可以上岸，以后再也不用乘船，这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安慰。果真，轮船停靠到码头，我们才从底仓走出来，看到码头上有很多人在欢迎我们，觉得非常好奇。 江秀凤和丈夫何仁芳、女儿何碧琴合影。 那时，我平生第一次看到祖国的样子，也是第一次踏上了祖国的土地。 二 巴干马如是印尼的一座城市，因为靠近海边，所以有很好的港口，父亲就是港口的码头工人。 现在想父亲真的很伟大。当时全家9口人，收入全靠他在码头搬运货物，因此家里的每一分钱都是父亲的血汗钱。码头的活儿有时多，有时少，有时甚至没活干，到了没活干时，家里就没有了收入。 为了减轻家庭经济压力，大哥大姐很早就打工挣钱，大哥到别人的店里打工，大姐在家里为人洗衣服，尽管收入微薄，多少也能为父母分担一些压力。 母亲因为要操持家务，不能出去工作，但她也在家里的空地上饲养不少鸡，卖鸡卖鸡蛋也是一笔收入，因此家里的这些点点滴滴的钱，都是用劳动换来的，有的还是“抠”出来的。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家里的孩子，无论是大哥大姐，还是我们这些弟弟妹妹从来都很听话，很少让父母费心，也从来没有要求什么，更没有任何的零花钱。 父亲下班回家，他都会靠在椅子上休息，每当这时，我们都不敢在他旁边玩耍，生怕影响他的休息。父亲在我们的心中，不仅是我们的家长，是我们生活的靠山，更是我们心灵的港湾。 三 也许是华侨的价值观与别人不同，即使经济再困难，家里都要送孩子去读书，哪怕是女孩子也要去读几年书。 我还记得，巴干马如的学校叫“培英学校”，虽然校舍比较简陋，但也是这座城市最好的房子。那时，我觉得家里很好，学校也很好，因此我的生活轨迹基本就是学校和家“两点一线”，很少有到外面去玩，最多是到不远的海边，或者到港口。 突然有一天，平静的小城市发生了战争，飞机在上空盘旋，然后俯冲轰炸，顿时大家都人心惶惶。我也第一次从家里的天井里看到了空中的飞机，但我没有害怕，只是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 作为家里的女孩，的确比男孩知道的少很多，尤其大人议论的事情，自己一点都不清楚。 也不知为什么，有一天学校不再上课，我们也不再到学校，总以为不久就能重新开课，但在家里等了又等，也不见学校开课。 有一天，父亲回到家，面色凝重地对着母亲说：“这里不能读书，我们就回国去。” 四 如今，父母去世很多年了，在他们晚年时依旧不多说话，很少说起当年在印尼时的事情，也没有流露出想回去看看的念头。 1960年，我们全家回国来到漳州龙海双第华侨农场。刚到农场时，这里的条件很落后，生活也很艰苦，尤其我们这些正在长身体的孩子，国家供应的粮食经常不够吃。但父亲觉得，比起周围的农民，国营农场的职工应该是幸福的，起码在物质匮乏的年代，国家还能保障我们这些归国华侨。 到了18岁的时候，我经人介绍，与工作在永安水泥厂的一名归侨结婚。婚后，我继续留在农场，直到上世纪1974年，我才带着两个孩子“嫁”到了永安，一家人才真正的团圆。 也是从那以后，我就很少回到双第华侨农场的“娘家”。父母去世后，弟弟妹妹依然还在农场，但此时的他们与以往大不一样，原来回国的“安置”房，现在换成了干净明亮的楼房，而这些漂亮的楼房，居然是他们享受国家“侨居造福工程”政策补助下新建的。 江秀凤和丈夫何仁芳、女儿何碧琴在福州一家泰国餐厅合影。 如果父母还健在，他们一定会感到高兴。不仅是有了漂亮的新房，更高兴的是他们从心里所爱的祖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为在他们这代华侨的心里，中国是一个神圣的名字。 五 时光如水，人生也如水。 有时候，觉得自己一生就如飘在水上的树叶，一切都随着流水而漂移，到了该读书时，就读书；到了回国时，就回国；到了嫁人时，就嫁人。一切似乎都预先安排，没有颠簸起伏，没有惊涛骇浪，更没有浪漫怡情。在这看似平静的背后，现在却体会出生活的滋味，就如一杯淡淡的茶，只要用心体会，依旧有滋有味。 …… 也许，这是我一辈子平静生活中唯一的涟漪。 (雨林编辑，来源：中新网 江秀凤／口述…

和平日报， 2021年3月12日，父亲现在已经是92岁了，但他每年都要从香港回来，有时一年还回来两次。 他说，回来走走看看很好，特别看到中国现在的发展，心里感到高兴…… 　　一 父亲和母亲是1974年从福建省连江长龙华侨农场移居到香港的，当时6个弟弟也都一起到了香港，之后，两个妹妹也都全家移居香港，留在内地的就只有我一个，所以，父亲回到内地，基本上就住在我这儿。 　　晚饭时，父亲总会说一些话，而话题多是当天听到的，或者看到的事。　　我们的家离温泉公园很近，父亲总是一早就自己到公园溜达，一去就是很长时间。 也许是他年纪大的原因，他的感慨也越来越多。比如看到公园里的老人后，他就会说，中国的老人很幸福；当我从医院手术回家，他就会说，中国的医疗技术不比国外的差；看到电视里的救灾场面，他就会说，有哪个国家的军队像解放军这样为人民赴汤蹈火…… 父亲一向都很开朗，这也许是他长寿的原因，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都没有流露出任何的悲观和沮丧。 现在看到自己的国家有了这么迅速的发展，这又给他的晚年增添了许多愉快，这越发让他爱回来，越发走走看看。 说实在的，像他这样高龄的老人，一个人来来去去，有时着实让我们担心，但又不能不让他出来走走，毕竟人活在社会中，就是要多接触社会，多感受生活。 　　二 不用说父亲，现在我也是一个老人，也喜欢多出去，尤其和朋友、同事一起出去，心情格外的好。到目前，我也到过世界很多国家，当看到别的国家时，也会和自己的国家做比较，得出了自己的最真实的结论。 早年在印尼，父亲就很关心祖国的事，平时很节省的他，最奢侈的事大概就是听收音机，每次听到中国有什么新鲜事，就会告诉大家。比如，中国农民组织起人民公社、城市不仅有养老院还有幼儿园和托儿所、中国制造出轮船和飞机等等。 那时，关于新中国的事就是靠父亲告诉我们的，所以祖国的观念就是由父亲这样点点滴滴地滋润着我们的心田，让我们萌发出热爱祖国的幼芽。 这些，现在看来不是一件很难的事，但在当时，我们这些孩子很难抽象地去认识一个我们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何况，我们平日都是在印尼学校读书，彼此交往又都是讲印尼话，要去爱一个离自己很远的国度，确实不容易。 到了1960年，印尼政府颁布了一个限制华人从商的法令，这时，我才真正地感到，我们脚下的土地，的确不是我们的祖国，我们生活的城市也不是我们的城市。 　　三 就算是这样，我们也有留下来的理由，但父亲坚持要回国。 外婆不同意我们回来，她的理由很简单，因为当年她们就是因为家乡贫穷才千里迢迢地来到印尼，而现在的中国正遇到经济困难，此时回去肯定会吃尽苦头。 泪流满面的外婆说，我都这把年纪了，你们这一走，我们就再见不到面了。 的确，这事被外婆说中了。在我们回国几年后，外婆就离开了人世。但她还在在世时，就托舅舅经常寄信寄钱，她似乎真的知道我们很需要她的帮助。 然而，作为一个家庭的男人，带着全家11口人回国，因为收入极少，家境拮据，不得不依靠海外亲人帮助，父亲的心一定不好受，所以他一直想多为这个家做些什么。 当年的父亲，在印尼开牙店，每天生意都还很好。回国后，农场安排他在生产队种田，每月的工资大约只有20多元，加上母亲在妇女队的收入，全家就只有30多元钱。后来，父亲把值钱的东西变卖，不仅有手表，连装东西的藤篮也卖了，幸好，我们也慢慢地适应了当时的生活，慢慢地也觉得这些苦算不了什么，和别人比，我们还有许多好的一面，至少作为农场的职工，有国家的粮食和副食品供应。 农场的医院知道父亲是个牙医，就让他到医院来，每月的工资也多了一些。但到了“文化大革命”时，农场一片混乱，父亲被医院赶出去，又回到了生产队种田。 那时，我已经懂事了，看着父亲的背影，心里就感到苦苦的，总想为父亲做些什么。 听别人说，用高粱酒煮鸡蛋能让劳动的人恢复体力，于是我回家为父亲做了这道菜，没想到，父亲吃了我的菜后，就像中毒一样地大口呕吐，情景让全家人吓坏了。原来，父亲对酒精过敏，所以一直以来，他是滴酒不沾，可这事连母亲都不懂，所以也难怪我们这些孩子了。不过，因为这事，到现在我还感到愧疚。 一次，舅妈回国看我们，看到我们的生活现状后，就劝父亲离开国内，一切的手续由她们来办，此时，一贯倔强的父亲没有表示反对，一年多后，父亲就带着母亲和所有的弟弟移居到了香港，之后，妹妹们也举家到了香港，国内就剩下了我一个。 　　四 最终父亲离开国内，似乎是向命运低头，但我知道，他内心还有所不甘，因为在那个年代，很多归侨都坦言后悔的时候，父亲就从来没说过类似的话，他不想用后悔来回避自己的责任，但又无法改变眼前的现实。 父亲虽然离开了国内，但这个情结依旧埋藏在心里。 到了改革开放，中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全世界都把目光集中到了中国，这让父亲感到高兴，他能做的就是经常回来看看，用他亲眼看到的东西来告慰过去的遗憾，解开心中的纠结，抚平以往的创伤。 来到我居住的城市福州，父亲爱在街上走走，爱到公园里散步，爱看电视里的新闻，爱翻阅每天的报纸，他总能从中看到他喜欢的东西，而且每件事都能有一番感受。 他经常说，现在的中国人很幸福，中国人可以抬头挺胸了。 有时，我会去想，父亲为什么爱说这些话？ 　　五 后来，我似乎体会到他的感受。也许父亲这辈子经历了很多，但作为海外华侨，最大的愿望就是自己的祖国能繁荣富强。 虽然他曾经激情过，但为了人口众多的家庭，不得不离开。但不管怎样，在他耄耋之年能看到自己的祖国繁荣发展，他是幸福的。 的确，现在的父亲每天都神采奕奕，很多人都不相信，经常到处走动的父亲，已经是90多岁的老人，听到这话，我总是特别高兴。 作为大女儿的我，可能比弟弟妹妹们更了解父亲，也对父亲有更多的感情，特别每次看到父亲的身影，就能想起小时候和父亲在一起的日子，想起他带我们开车出游，带我们到沙拉笛加公园的草地玩，带我们看电影，带我们到书店买书。最喜欢的是，父亲带我们一边走走一边看。 2000年，我已经是退休的老人了，但这年，父亲又带着我和大弟弟一起回到了印尼的沙拉笛加，那是我出生的城市。…

和平日报， 2021年3月13日，澳门归侨总会副会长司徒荻林的办公室里摆放着父亲司徒眉生的半身塑像，塑像上的介绍文字这样写着：“一个‘参与创造历史’的华人。” 司徒眉生是著名爱国侨领，在上世纪50至60年代曾作为印度尼西亚领导人的中文翻译，见证了中国与印尼建交、中国参加万隆会议等重大历史事件，为中国和印尼两国友好关系发挥了特殊作用。 司徒荻林出生在印尼，上世纪60年代中，3岁的司徒荻林随父亲移居澳门。到了澳门之后，司徒眉生继续为增进中国和印尼之间交流和友谊而奔走，司徒荻林也在耳濡目染中深受影响。 　　最初，司徒荻林的公司帮助获准在印尼开展石油业务的内地企业引进设备，如今，公司的业务范围已经扩展至投资、餐饮、酒店等多个领域。　　成年后的司徒荻林投身商界，现在是澳门朝晖集团董事总经理，同时担任着澳门归侨总会副会长。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司徒荻林的公司主要从事中国和印尼之间的贸易和投资业务，2002年在印尼开设了分公司。 “我们刚到印尼的时候，中国企业很少，大部分的竞争对手是美国、欧洲企业。”司徒荻林说，现在到印尼开展业务的中国企业越来越多，每天往返中国北京、上海、香港和印尼雅加达、巴厘岛之间的航班就有几十班。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作为节点城市的澳门，归侨、侨眷有了发挥更大作用的舞台。而作为海上丝绸之路上重要国家的印尼，现有人口2.6亿，是仅次于中国、印度、美国之后的第四人口大国，而且年轻人口的比重高，市场潜力很大。 司徒荻林非常看好“一带一路”倡议。他说，“一带一路”给沿线国家和地区带来了巨大的活力，可以推动生产要素的有序流动、资源的高效配置和市场的深度融合。 除了做好货物贸易的主业，司徒荻林将目标放在了旅游和餐饮业上。他看好中式餐饮文化的潜力，积极在印尼进行推广，他在印尼代理的四家“小肥羊”火锅分店深受当地民众的欢迎。 “一带一路”也带来了民心相通。司徒荻林近年来每年资助20位印尼高校中文系的学生到北京短期学习，增进对中国历史文化的了解。去年9月，他又注册成立了有关“一带一路”的基金，专门为印尼学生提供奖学金，帮助其到中国高校攻读硕士学位。 据司徒荻林介绍，这家基金资助的学生都是非华裔的印尼学生，可以让他们有机会更多了解中国的发展现状，毕业后为增进中国和印尼的交流与合作提供帮助。 他表示，澳门有很多归侨，企业可利用自身的人脉、资金到印尼寻找商机。澳门还有不少大专院校，可以吸引更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学生来澳门升学，促进两地学生交流、增进友谊。 （雨林编辑，来源：新华社澳门记者郭鑫)

和平日报， 2021年3月14日，“照片见证了历史，而照片本身也成为改革开放成果最好的宣传。”今年86岁高龄的杨北钊先生接受大公报记者採访时表示。杨北钊出生於印尼，1955年初回国，历任中国新闻社福建分社摄影记者、主任记者等，用镜头捕捉了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无数感人瞬间。 1983年9月25日，福州首家自助餐厅“上海西餐厅”在福州东街口开业，杨北钊“衝锋在前”，拍摄下珍贵的历史瞬间；1988年2月11日，福州第一次有偿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杨北钊用镜头捕捉到中标瞬间，再次将历史定格…… 40年来，作为印尼归侨的杨北钊深感幸运和幸福，他见证了中国从最初的贫穷落后到现在的繁荣富强，经历了有轨电车到汽车的交通变革，看遍了低矮破旧的房屋到现在的高楼林立，这些都是改革开放带给中国的巨大改变，而这些改变也实实在在的惠及人民。 杨北钊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位航拍福州的摄影记者。1973年夏天，39岁的杨北钊已调往福建省外事办负责接待宣传工作。其间，他接到一个任务：航拍福州城。“当时福州没什麼高楼，要乘坐飞机航拍，我就和时任福建画报社副社长刘杰一起，登上了从江西飞来的‘安-2运输机’，对福州的重要景点进行拍摄。”他说，当时飞行高度只有150多米，很自豪自己能记录下上世纪70年代的福州城。 “我看到了国家强大，一点也不后悔回国。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是我们共同的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我们共同的梦。”杨北钊表示，祖国对归侨侨眷的关怀经常充盈心间，他最关心的是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繁荣稳定。新的一年裏，他对家族的希望是不仅传承资产，还要传承精神和文化：“希望在新的一年裏他们享受摄影，拍摄出更多好的作品，记录祖国发生的新变化。” （雨林编辑，来源：大公报讯记者，苏榕蓉福州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