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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日报， 2021年4月4日，曾水亮，印尼归侨，现年72岁，退休前任职于福建省龙海双第华侨农场。 当年回国的归侨，现在都是老人了，大家在一起喝茶聊天，日子过得悠闲安逸，但时不时地会回忆过去，回忆海外的生活，回忆农场创建的当初，无论是怎样的回忆，彼此的心态都很平静，甚至是一种庆幸，因为我们都有满意的晚年…… 只有我体谅父亲的选择 儿子一家都去了城里，留下一个小孙女让我们照顾，每天送孙女到学校后，我要么到江边钓鱼，要么到朋友家打牌，到了吃饭的时候回家，妻子已经把饭菜摆上了桌。 家里现在就只有3口人吃饭，妻子一边说没有做多少的菜，但每次看到摆在桌上的都是一盘盘可口的菜肴，这时我总会想起以前那段生活。 刚回国时，虽然有国家的口粮，可就是感觉吃不饱，自己也觉得比在回国前吃得多。母亲说，那是因为没有油水的缘故，那时我们每人每月才2两食油，根本不够吃。 为了吃饱饭，家里把自行车、手表、缝纫机，甚至肥皂等能卖的都卖掉，换来的钱，到附近农民家买地瓜。 那段时间，父亲和母亲经常争吵，母亲责怪父亲为了“爱国”，结果让全家人回国吃苦。 母亲的那几年，的的确确都在流泪哭泣度过的，作为子女我们不能埋怨母亲，也不能责怪父亲，他们各自都有道理，但眼前的困难却实实在在地摆在我们面前。 只有我体谅父亲，因为父亲是一位血气方刚的汉子，当面对印尼排华，任何像父亲这样的华人，都会被点燃起民族情绪，选择回国正是这种情绪的表达。 有的人因艰苦选择离开 母亲的埋怨也不是没有道理，因为在回国前，我们一家住在邦加岛，父亲是锡矿的工人，仅凭他一人的收入，全家人的日子过得还不错。 锡矿公司的待遇很好，家里的食品基本上都是由公司提供，很多的时候这些食品都吃不完，那时的我们，从来没有过饥饿的感觉，更不会相信自己以后会有那么大的食量。 饥饿只不过是我们回国遇到困难的一部分，因为我们来到龙海双第华侨农场时，农场刚组建不久，各种条件都很落后，农场甚至没有通往外面的公路。 归侨回国前都没做过农活，不要说使用锄头扁担，以前连见都没见过。那时的归侨，不知有多少人手上长出水泡，多少人肩膀磨掉了皮，这种经历让人刻骨铭心，至今不忘。 因为不知道这样艰苦的日子还要多久，所以有些人离开了农场，有的到香港澳门，有的到城市里，但无论到哪里，都会被人羡慕。 以为“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是颠扑不灭的真理，哪想到，几十年过去后，以前羡慕那些离开农场的人，现在人们羡慕我们这些还在农场的人。 生活的轮回让人眼花缭乱 生活的轮回，真让人感到眼花缭乱，以前见都没见过的电视、冰箱、洗衣机，现在成了平常百姓家的日用品，那时以为从此不能再回印尼，可现在出国就像出门那样简单。 2002年，我和妻子回到了印尼，看到了多少次在梦里的故乡，但想不到的是，小镇还是那样，人们的生活甚至比过去还不如，曾经的美好随之变成了隐约的惋惜和惆怅。 小镇连像样的街道都没有，镇外的道路依旧还是土路，零散在四处的房屋依旧零散在那儿。 不用说当地人，即使是华人的生活，也只是过着一种清贫的日子，摆在家里的东西，几乎就是我们家40年前见过的东西。 作为生活在这里的人没有感到什么不适，但作为来自中国的我，却觉得异乎寻常，毕竟日新月异的中国，让人们习惯变化的快节奏。也许作为游客喜欢这种乡村情调，但作为生在这里、长在这里的人却有着另一种感觉。 这时，我才真正去思考我们当初的回国，思考到底是哪里好？ 有比较更觉幸福 别的不说，我现在农场住的房子，就让我感到特别的幸福。小楼有两层，面积大约120多平方米，在我的隔壁，是儿子的房子，和我一样都是新建的洋楼，由于儿子到城里工作，他的房子基本上就空着，他在城里又买了一套房子。 房子对于中国人来讲，几乎就是最重要的东西，而有着像我现在这样的房子，更是让许多人羡慕。 很早就听说有城里的人羡慕我们农场的侨居房，因为国家对归侨有着特殊照顾和补助，不仅不收土地费，而且还对归侨有资金上的补贴，这样我们都能住上整洁漂亮的楼房。而以前被人们认为的穷山僻壤的地方，经过农场几代人的艰苦奋斗，这里的环境变得很美，青山绿水，风光宜人，成为了居家生活的好地方。 记得那次和妻子回印尼，看到了我们在邦加曾住过的房子。虽然居住在这里的姐姐把房子重新翻新，原先阿荅叶屋顶的木房改成了砖瓦的房屋，但还是无法和我们在农场的房子相比，也是从那刻起，我心里知道，我现在真正的家是在双第。 大姐自从我们回国后就没有联系过，这次见面整整过去了42年，看到她时，才领悟到我们姐弟都已经是老人。不同的是，我是中国的老人，她是印尼的老人，更不同的是，我的晚年有退休金，有医疗保险，有自己的新房子，而大姐都没有那些，她依旧住的是几十年前父亲留下的房子。 如果父母现在还在世，如果父母这次也能和我一起回到印尼，一定感慨很多，特别是父亲曾工作过的锡矿公司已经不存在了，原先井然有序的矿区变得荒凉破落。 看到这一切，我想当年即使我们没有回国，我们的生活也同样要遇到波折，生活一定要重新开始。 我想告诉他们 也许有了比较，才懂得中国比印尼好；也许有了比较，才懂得现在比过去好，正是有了这些大大小小的比较，才更觉得我们的生活幸福。 现在无论是怀念还是回忆，自己都有了一种与众不同的心态，我比任何时候都清楚，世间的任何东西都会改变，好的不一定永远是好的，不好的也许通过努力就能变得美好，这种体会在我们这代归侨身上表现最多，因为我们不仅经历过两种国家的生活，也经历过由甜变苦，再由苦变更甜的过程。 …… 双第华侨农场改制后，成为当地的一个乡村，以前清一色都是归侨的农场，现在来了很多新人，加上我们之后的几代人，这里的人气越来越旺。 然而，无论谁来到这里，我们都同处一地，我不知道他们面对这些会做什么感想，他们知道这里以前是什么样？他们知道当年那些人为什么来到这里？他们知道我们是如何走到了今天？他们知道我们曾想过什么，怀念什么？ 不知有没有人告诉你，我们现在感到幸福？…

和平日报， 2021年4月4日，见到74岁印尼归侨甘瑞莲的时候，她正在家门口的靠椅上纳凉，见到客人到来，甘瑞莲一面招呼着，一面进屋端出了刚出炉的九层糕，“大家快来歇歇脚，尝尝九层糕！” 回忆起1961年回国的情景，甘瑞莲仍历历在目。“当时，我们一路颠簸来到农场，看到的是荒无人烟、满地野草的景象，心里真是拔凉拔凉。”甘瑞莲深有感触地说，由于农场地理位置较偏，出入只有一条羊肠小道，生活条件十分艰苦。她的爱人、78岁的归侨吴辉全亦是感慨万千：“许多侨民无心呆在这‘穷乡僻壤’，大多选择外出打工。农场的女孩子也都纷纷外嫁，留下的多为老人和小孩。” 落后的交通，困住了归侨们前进的脚步。 “1960年，为接待安置归侨，县委、县政府组织工人用时40多天，修建了简易的公路12公里，结束了双第不通公路的历史，也逐渐打通了侨民通往幸福生活之路。”双第华侨农场党委书记庄立新介绍道。 要致富先修路。几十年来，农场持续完善道路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近几年来，交通实现了巨变。2015年8月，通联靖海高速的双第连接线竣工通车，双第实现了通高速公路，改变了“荒山野岭”的旧面貌。 据悉，农场投入近2亿元用于建设长3.84公里的靖海高速双第连接线及改造长13公里的双榜公路，投入1000多万元硬化全场各自然村道路，并安装主干道及村庄路灯，改善了双第的对外交通状况，为双第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投入300多万元建设道路养护应急基地、道路治安巡逻岗亭、减速带以及突起路标，不断完善道路养护机制，提高道路安全保障能力。 “现在农场路畅、山青、景美。我们哪里都不想去，哪里都比不上咱们双第！”甘瑞莲高兴地说，作为农场退休职工，她与老伴每个月有近7000元退休金，夫妻俩居住在农场，每天和邻里乡亲跳舞、串门或打理自家菜园，日子过得特别舒心，晚年生活和乐融融。 拆旧建新 筑亮丽“侨居” 路铺好了，侨民回来了，他们的住所也修建好了。走进双第农场，一栋栋整齐排列的侨民新居正成为农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多亏了农场的好政策!”走访中，印尼归侨曾水亮一边热情地将记者迎进家中，一边高兴地说。 80岁的曾水亮的家是一栋两层小洋楼，上下140多平方米的房子宽敞明亮，家具摆放有序，屋外绿化带上种满了火龙果、蔬菜等，房屋之间的小花园里还配备了健身器材、石凳石椅。 “以前都是瓦片房，台风一来还会将瓦片刮走。现在住上了这小洋房，还有政府补助呢。”2008年，曾水亮夫妇从不经风雨的瓦片房搬进了漂亮整洁的“侨居”，这让他们很满足，“我们总共只花了10万多元，农场还给予每户归侨2.1万元的建房补助。” 做侨民的“贴心人”，农场让他们从忧心变成顺心。2007-2008年，农场结合新农村建设实施“侨居造福工程”，拆旧建新、建设廉租房，总建筑面积3.16万平方米，投资6500万元，其中基础设施配套投入1500多万元。2014年又投入7000多万元实施危房改造265套，一些边远的自然村也迁至规划的新村。很快，侨居新村、“和平佳苑”公租房、和平廉租房等保障性住房解决了农场归侨、职工的住房需求。农场对新农村进行高标准的统一规划，并投入2200多万元配套建设道路、供水、供电等设施及绿化。 据农场副场长陈志明介绍，农场把城市特有的“门前三包”保洁机制引进各管区，建立保洁队伍，实行“村收集、场中转”的垃圾处理机制，倡导侨民房前屋后种花种菜，农场俨然成了一座绿意盎然的生态公园。 　筑巢引凤 打造生态休闲“侨品牌” 打造宜居环境，双第农场发展生态旅游出现了生机。近年来，总投资数亿元的鹭凯生态农庄、“乡下人”园艺有限公司、漳州旅游集团投资的生态项目纷纷“筑巢”双第。 双第农场全场境域总面积28.47平方公里，森林覆盖率达86.2%，有“天然氧吧”的美誉。良好的生态条件，为农场发展提供了足够的竞争力。“农场坚持践行绿色发展的理念，按‘基础先行、项目带动、突出生态、旅游兴场’的发展思路，逐步改变传统农业为主的单一发展模式，转型发展生态旅游。”庄立新表示。 “坚决不引进工业企业，不以污染环境为发展的代价，要以实行全域生态旅游建设为发展的根本目标。”这是农场在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所坚守的发展观念。近年来，农场加大水环境整治，投入2000多万元用于九龙江安全生态水系建设及河道两旁提升，打造“水流自然、水质良好、生态环境宜人”的乡村郊野景象。同时，保护性修缮清安岩寺、土楼等历史名胜古迹，为农场职工群众、游客提供休闲娱乐的好去处。 沿着九十九坑溪岸向着鹭凯生态庄园前行，数百亩无公害蔬菜一派生机，黑米稻浪绵延。 “鹭凯生态庄园将打造成一个集绿色生态农产品生产、亲子自然教育、休闲度假为一体的生态农业休闲旅游农庄。”庄园负责人张松勇告诉记者，如今，庄园每年都能吸引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近两年来，农庄共接待游客近10万人次，青山绿水变成了实实在在的“金山银山”。 点绿成金 农场成“归侨乐园” 如今，越来越多“侨二代”“侨三代”回归农场，孕育着无尽的绿色希望。 洪陈晖是农场的“侨三代”，毕业后他选择回到农场从事农村公路路管员工作。“这些年看到农场的变化,我感到很自豪。” “双第异域风情的独特优势，与发展旅游业极为相配，农场倾力打响‘侨品牌’，鼓励侨民发展地道的东南亚风情小吃。”农场党委秘书蓝慧仪说。 无独有偶，回归乡梓的还有第二代印尼归侨梁惠蓉。看到农场生态旅游的发展前景，梁惠蓉和丈夫于2010年从厦门回到农场，开了家传统手作印尼糕点店，如今随着农场客流量与日俱增，加之配套网络销售渠道，梁惠蓉的糕点店订单不断，生意日渐红火。“特别到中秋、春节销售旺季，全家人都忙不过来。单单千层糕每天就要做二三十个。”梁惠蓉说道。 如今的双第，山清水秀、人杰地灵，国家卫生乡镇创建工作持续推进，现代生态农业发展蹄疾步稳，宜居宜业宜游的新家园让栖居于此的人有更多幸福感。“历经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如今双第华侨农场成功转型为生态旅游度假区，正昂首阔步，将绿水青山化为致富源泉，变为乡村振兴的金山银山，朝着绿色双第、归侨乐园的愿景迈进。”庄立新表示。 （雨林编辑，来源：中国侨网 ）

和平日报， 2021年4月5日， 4月4日（星期日）是清明节，刚好也是复活节，当天西加孔教华社总会举行清明节最后一天的春祭活动，除了华社总会以外，最后一天举行春祭的社团有廖氏世彩堂，王氏瑯琊世家，谢氏宝树堂，榕江公会和联义社。 今年春祭在疫情卫生防范的情况下圆满顺利举行。 周贵沁，罗俊丰，彭如庭等理监事们都涌越前来参加，热闹非常，这也是罗俊丰担任总主席的第二年，有很多计划还没落实，但愿新冠肺炎疫情早日离去，向现在的情况，每天都在忙种疫苗的事给60岁以上的老年人，据现场了解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各类型的民众都有，使在场的理事们受到打击和埋愿 ，有口难言之处是值得社会大众表扬的，此外还是免费的，不但没收钱，还得来负担现场20多位医生和医务人员的饮食费，都是理事们自掏腰包，这是笔者亲眼见证的事实 。 （雨林编辑，来源：国际日报 阳光文/如意图 ）

和平日报， 2021年4月5日，2021年3月28至30日，雅加达首都专区卫生局与雅加达广化一乘禅寺（Wihara Ekayana）关怀组携手合作，在雅加达西区广化一乘禅寺对老年人进行新冠疫苗接种活动。 在雅加达广化一乘禅寺进行新冠疫苗接种活动，是支持我国政府克服新冠肺炎大流行的形式。 雅加达广化一乘禅寺不仅是善男信女祈祷的场所，而且也是向寺庙附近民众散布社会美德之处。 广化一乘禅寺关怀组主任何传星（Husen Danavi-ra）说：“我们为支持老年人进行新冠疫苗接种方案，提供了疫苗接种场所和基础设施。” 他说，新冠疫苗接种是克服新冠肺炎大流行至关重要的步骤之一，因此，全国所有上下民众，都务必关心和同舟共济，肩并肩努力克服这大流行疫情。 雅加达首都专区政府不仅动员省政府内部人员，而且还为支持疫苗接种活动提供医院和祈祷场所，也包括寺庙。 目前政府不断加强对所有印尼民众进行新冠疫苗接种。 （雨林编辑，来源：国际日报）

和平日报， 2021年4月5日，清明节，是全球华人缅怀先祖的特殊日子。泗水惠潮嘉会馆按照惯例，在会所举行祭拜祖先活动。 上午近9时，会馆荣誉主席李汉雄、主席李兰芳、妇女部主任翁玫娟、朱玉萍 、古霞莲、杨金英、陈芳芳、林泓延、江中英、余德荣等理事已经到达会馆。9时多，祭祀仪式开始，他们各自就位，在办公室主任赵华俊等协助下，仪式简单而不失隆重，在龙神及众仙伯灵位前上香，敬酒和献礼品，行三鞠躬礼。 李兰芳表示平时惠潮嘉会馆按照惯例会所举行祭拜祖先活动，中华民族纪念祖先的传统节日。通常每年有百多余 人参加，因受疫情影响，并且遵守防疫规定，所以清明祭祖活动只有9位参加。李兰芳主席还表示期望疫情能早点结束，使惠潮嘉一切活动如期举行，毕竟因为疫情所有活动受到限制。希望所有乡亲们身体健康。 仪式结束后，荣誉主席李汉雄也祈祷愿疫情快点过去，以便我们活动能够恢复正常。 清明祭祀祖先结束后，理事即可回家。疫情前许多活动在会所举行。然而因为疫情，惠潮嘉理事推动青年组开展抗疫献爱心活动。通过向许多泗水医院为给抗疫一线医护人员捐赠防护设备。 (雨林编辑，来源：国际日报 )

和平日报， 2021年4月5日，刘瑞国简介：印尼归侨，原三明市热电厂工程师。祖籍福建省漳州龙海县，1935年5月出生在印尼东爪哇，1959年6月回国，1960年考入福州大学电机系电力专业。1965年分配到三明热电厂工作。1981年入党，1995年退休。先后荣获福建省“安全生产先进工作者”、省“劳动模范”、国务院侨办和中国侨联颁发的奖状和各种荣誉称号等。 出生印尼 刘瑞国的祖籍在福建省漳州龙海县，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急剧动荡的社会环境，谋生不易，他家庭经济困难，他父亲就出国去印度尼西亚挣钱养家糊口了。1935年5月，他出生于印尼东爪哇省文奴沙里镇。他小时候，由于日本的入侵，无法念书。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才开始进入学校学习。1945年印尼刚刚独立没多久，他在农村的家遭人抢劫，当时母亲和他还在屋里，关键时刻，父亲跑去找乡长，带了一些人回来才把他们救出来。他从小学到初中毕业都在文都鲁苏市的侨校学习，1955年开始在玛琅中华中学念高中。上世纪50年代初，文都鲁苏市的国民党反动派非常猖狂，他们想把中华学校变成自己的活动基地。但是当地的侨胞热爱新中国，同时新成立的华侨组织——大众社也积极支持和帮助他们，最终中华学校才归爱国人士管理。大众社是一个倾向于支持新中国的华侨组织，由于当时他还在念书，所以没有成为大众社的会员。后来在印尼排华期间大众社被解散了。 他总共有八个兄弟姐妹，一个小弟弟后来送给了亲戚，因此他就成了最小的一个。他父亲在印尼主要靠卖杂货为生，母亲在家做些家务，日子勉强过得去，但也不是很好。他的兄姐大多没念书，只有他和三姐念书多些。1954年，印尼的华侨子女开始掀起回国的热潮，当时他心里非常羡慕，可是家里无法提供路费，只能等念完高中再说。1957年高中毕业后， 那时找工作不容易，他就和二哥商量，决定先到玛琅市学汽车修理，准备做汽车的生意。但由于费用高，后来只买了一辆汽车，自己当驾驶员主要靠载客挣钱，日子过得比较艰苦。由于对新中国的向往，一年后，他把汽车卖掉，凑足了路费，就准备跟周围的华侨同学一样回国了。 实现回国梦 1959年6月，他们乘坐轮船离开泗水，经过十几天的漂泊，最后在香港靠岸。停靠了两天，由于一些原因没能上岸，后来又转到了广州才得以上岸，终于实现了回国的梦想。他在泗水与家人告别时，心里非常激动，数年的夙愿就将实现了！当时他在船上写了一首《登程别》： 山仰止，水流轻。 青山不老，流水不停。 回国后，他在集美侨校补习了一年，然后参加高考。1960年，他考入了福州大学电机系电力专业。在福州大学读书期间，不用交学费，国家每月至少发给十几元的伙食补助，那时，他在国内没有亲人，学校的老师把他当亲人看待，国家在经济最困难的时候资助他读完了大学的学业，党和国家的养育之恩让他终生难忘，让他感觉祖国的温暖。他始终坚信：他是中国人，是党和国家培养的大学生，他的一切自然属于党和祖国，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献身是他的天职。 他的信仰是纯真的，他用一生的奋斗来回报祖国。 （图为：1960年10月福州大学机电系生产管理委员会颁发给刘瑞国的奖状；1963年6月刘瑞国在福州大学电机系劳动现场；1964年5月福州大学电机（1）班合影（前排左二为刘瑞国）） 分配三明 1965年大学毕业后，他服从国家分配来到三明热电厂。离别母校时，在火车上抽空写了一首诗: 榕城别 五年与校共成长， 榕城别矣实难忘。 主席教导牢记心， 开花结果归于党。 中秋月明照河山， 蜿蜒列车重山串。 车外眺望忆往昔，为国为民负重担。 在三明热电厂工作期间，他换了几次工种，先后当过电工、主盘手、班长等。最初，他在电气分厂运行车间。当时热电厂正在扩建，不久他被调到扩建办。最后调到试验分场搞继电保护工作。那时候，继保工作相当忙，经常加班到凌晨一两点钟，次日还得照常上班。对此他没有任何怨言。可是却有人说，他是为了拿加班费才去的，其实厂里规定实习人员没有发加班费的。后来，设备投产后他又回到电气分场运行车间工作。他每到一个岗位总是很虚心地向有经验的老师傅、老技术员学习，对工作极其认真负责。 当时，热电厂三台发电机组和6.3KV/35KV各供电馈线的继电保护二次回路系统不尽完善，加之文革期间生产管理混乱，以致在发供电生产中继电保护误动作引起馈线跳闸停电事故时有发生，严重影响三明地区的电力安全供应。刘瑞国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暗中下定决心要来彻底解决这一严重影响安全生产的问题。在文革期间，一部分人都去闹革命，而他每天都深入车间对三台发电机及各馈线的继电保护进行一项一项的排查、思考如何技术革新。 技术革新 “文革”结束后，他被任命为厂车间技术员。1978年热电厂发电部分和化工厂合并后，他又调回继电保护班。当时，继电保护成了最薄弱的环节，主要表现在：第一，现场接线有的比较乱，存在安全隐患；第二，有的缺乏现场图纸、资料也不全；第三，有的二次电线已老化。他想再按以往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老办法是不能解决问题，由此，他认为要对全厂电气设备和各馈线的继电保护二次回路系统进行重新设计，安装整定才是彻底的解决办法。于是，他就向厂领导提出了自己的设想，立即得到厂领导大力赞扬和支持。由他负责带领一个小组，全面整顿热电厂的继电保护系统。面临的主要工作就是改造线路，这个工作看起来很轻松，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面对问题，他决定采取以下措施：第一，重新绘制各项设备的继电保护图；第二，各项设备的继电保护重新安装和整顿；第三，对老化的二次电线进行更换。在电气车间支部的指导下，他夜以继日地投入到重新设计全厂所有电气设备的继电保护二次回路系统的全套图纸的绘制中去，加上继保人员的共同努力，并得到运行各班人员的配合，经一年多时间的努力，全套图纸就绘制出来了。厂党委及时召集全厂电气专业人员进行会审，很快就得到了通过。紧接着，刘瑞国又主持了这项复杂又细致的安装、调试、整定的工作，他每天都深入班组和工人同志们打成一片，对每一组原件，每一路接线终端他都亲自检查、核对，整定直列正确无误为止。到1982年，终于实现了预定目标，即更换了所有开关，重新整理了所有二次回路，基本消灭了主控室开关着火的事故。 另外，为了建立继电保护的科学检修管理系统，他在整顿设备的同时，也着手搜集一些资料，亲手设计、绘制出一张张电气线路图，使全厂二次回路集成图、现场8个单位16套图纸绘制齐了。 经过不懈努力，全厂安全生产效率显著提高。1983年，全厂继电保护外来事故动作仅6次，自动重合闸装置动作1次，正确率100%，事故被排除在厂房以外了。 无私奉献 由于长期的艰苦工作，他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先是患上了严重的十二指肠溃疡，经常胃痛得无法进食；后来腿上的疾病也日益加重，行动不能自如。1983年，为了赶出厂里四期扩建工程需要的设计图纸，他只能强忍着病痛的折磨，让家人每天扶着他骑上自行车，一路咬着牙蹬车赶到厂里坚持工作，把四期扩建工程所有电器设备数十张图纸绘制齐了，并反复审核全部电气设备的四套图纸，为四期工程顺利投产作出了卓越贡献。由于长期的工作劳累，1985年，刚刚跨进人生第50个年头的他，准备大展手脚为国家多做贡献的时候，却患上了严重的病，第五节脊椎骨滑脱，下部可见裂痕，而且滑脱的脊椎下面有密度很高的阴影，多亏当时全国总工会的领导亲自为他安排诊断治疗，经过全国一流专家的精心治疗，他的病症才大大好转。 由于工作繁忙，全身心投入工作的他欠了妻子很多“债”，好在妻子是贤内助，理解、支持他，家务和孩子管教基本都由妻子一人承担，使他能够安心地工作。 刘瑞国同志对祖国无比热爱，对工作兢兢业业、认真负责，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得到全厂干部职工的一致好评和崇敬。1980年他晋升为工程师，1981年他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82年，被中共福建省委授予“优秀共产党员”称号，福建省政府授予“劳动模范”称号。全国侨联评定他为归侨“先进工作者”。1982年，在全国总工会第十次代表大会上，他又光荣地当选为执行委员会委员。 1995年他光荣退休了。他写过一首打油诗，这是他一生追求的目标，是他克服困难的动力源泉，也是他一生的写照。 一代新人多壮志， 愿做中华好儿郎。 心中只有一信念， 党员标准记心上。 （雨林编辑，来源：本文作者系原三明热电厂汽轮机机师）

和平日报，2021年4与日2021年3月30-31日，泗水-在进入斋戒月前，泗水市政府已为成千上万的宗教领袖，特别是清真寺管理员接种了疫苗，疫苗接种地点在穆罕默德·郑和清真寺的庭院。 泗水市长埃里·查亚迪（Eri Cahyadi对该活动进行了视察，他表示，为宗教领袖接种Covid-19疫苗很重要。使人们在礼拜场所进行礼拜时更加舒适和安全。 埃里·查亚迪市长说：“我们加快了清真寺管理员的疫苗接种，因为很快我们将进入斋戒月。泗水的目标是为2000名宗教领袖将跟随在泗水的穆罕默德·郑胡清真寺实施疫苗接种，该清真寺已严格遵守卫生规程。给予的第一阶段疫苗是Sinovac和阿斯利康。” 埃里·查亚迪市长还强调，Covid-19疫苗不仅针对伊斯兰宗教领袖。他补充说：“这项活动适用于所有宗教。此外，不久将为基督徒和天主教徒提供复活节服务。” 郑和清真寺负责人林福善阿訇（Ustad Hasan Basri）告知，疫苗实施第一天就向清真寺的管理者提供了疫苗。同时，在第二天，将其交给神职人员。他总结说：“由于各方的支持，特别是泗水市政府的支持，实施Covid-19新冠疫苗的两天进展顺利。” （雨林编辑，来源：国际日报 ANto tse/HK报道 ）

和平日报， 2021年4月7日，有“儒商贤达、金融翘楚”之称的印尼华贤杨克林，于日前获梅州市侨联第七届委员会聘为荣誉主席，梅州市侨联向杨克林颁发了聘书。 杨克林先生以远见卓识、诚信务实享誉印尼商界。他是印尼第一金融证券财务集团（P.T.DANATAMA MAKMUR）总裁，印尼土产金融期货有限公司、东方财务公司、多利隆进出口公司及宏大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杨克林不仅是印尼华商中公认的商业天才，还是杰出的华社领袖和知名慈善家。他担任的社会职务包括：印尼中华总商会创会主席、印尼工商会馆副总主席、华商总会最高评议院院长，并且曾经出任印尼第二届客属联谊总会总主席、印尼杨氏宗亲总会理事长。 杨克林于1940年出生在中国梅县，杨氏家族是梅县的大族，杨克林祖父是一位勇闯南洋的杰出华商，曾在印尼万隆打下一片天地。杨克林父亲杨浩和母亲梁冰珲曾就读于广西大学，并在桂林相识、相恋，结成伉俪。杨克林曾说：“父母亲共渡危难、相濡以沫、振兴家业的非凡经历，成了我一生的财富。”杨克林10岁时，父母带着杨克林等兄妹举家从梅县迁往南洋，第一站就是万隆祖父的家。 杨克林父母于1977年创立马京都股票证券公司，作为长子的杨克林与夫人邓桂华全身心投入家族事业，并一步步走向辉煌。2001年香港政经时事杂志《亚洲周刊》公布“全球华商500强”，印尼“马京都金融证券有限公司（PT.MAKINDO）”名列榜中。杨克林在马京都金融证券基础上，组建起第一金融集团，在金融和其他实业领域大举进军印尼市场。杨克林、邓桂华夫妇还以严谨的家风，将四个儿子杨世成、杨世兴、杨世麒、杨世麟培养成独当一面的商界才俊。 杨克林积极投身于华社公益事业，尤其是当年甘冒风险，创立中华总商会，希望动员更多华社精英的力量，共同造福华人和社会。生在积善之家，杨克林更是父母亲为榜样，深入到孤儿院、偏远地区、贫民百姓家，送米送油，习以为常。杨克林一向重视华文教育，客属联谊会创办崇德学校，他鼎力支持，积极捐赠。为了让更多印尼学生到中国读书，他大力支持中国教育展，每一届展会都亲临现场，始终赞助。 杨克林饮水思源，不忘桑梓，1997年回到家乡梅县，恰好老家正在建“世德学校”，他马上捐助大笔资金，解决了家乡建校燃眉之急。其后，他又到老年活动中心捐款，其善行感动了家乡人民。在梅州华侨博物馆展示印尼著名人物志中，“杨克林”名列其中。 梅州是客家人比较集中的聚居地之一，被誉为“世界客都”。据悉，梅州2015年底户籍人口为540多万人，却有500多万侨胞分布在全球80多个国家和地区，是全国和广东省的重点侨乡，也是港澳台同胞的重要祖籍地之一。如台湾500万客家人中，就有180万祖籍在梅州。 梅州市归国华侨联合会前身是梅县地区归国华侨联合会，成立于1984年1月，每五年召开一次，选举产生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及常委、委员，聘请海内外热心侨联事业的社会知名人士担任市侨联的荣誉主席、名誉主席、顾问。侨联凝聚侨心、汇聚侨智、发挥侨力，为推动梅州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力量，深得归侨、侨眷的支持和拥护，深得海外侨胞和港澳台同胞的信赖和赞誉。 （雨林编辑，来源：国际日报 闻喜）

和平日报， 2021年4月6日，厦门大学教授蔡仁龙先生1931年出生在印尼，学生时期在多位爱国华侨教师的影响下，曾参与组织多个进步学生团体，上世纪50年代回国，在中侨委工作一段时间后，考取北京大学外语学学习，后到泉州华侨大学工作，文革后期调入厦门大学工作。 自身的生活经历和工作积累，使蔡先生成为华侨史（特别是印尼华侨华人历史和经济）研究专家，曾先后参与编撰了《印尼华侨史》、《世界华侨华人词典》、《华侨华人百科全书》、《印尼华侨华人概论》以及《印尼华人企业集团研究》等多部书籍，对华侨华人方面问题有深刻、独到的见解。 蔡先生自已是侨，一辈子又都在从事侨的工作，用他自已的话说：“我这一生，都与‘侨’有着特殊的、深厚的不解情缘”。 永不会忘记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暴行 我的祖籍是广东省梅县。祖父在上世纪初由梅县松口移居到了印尼西加里曼丹山口洋市。新客移民生活是非常艰苦的，他先后当过割胶工人，肩挑小贩，沿街叫卖，到小摊贩，省吃俭用，有些积蓄后在那儿开了一间小杂货店。我的父辈有三兄弟，父亲居中。他们是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先后从松口家乡出去，接受过小学教育，到山口洋后，辅佐祖父经商。 我1931年出生在印尼，小时候随祖母回松口家乡读书。1938年我念小学二年级时，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祖国，为躲避战乱，祖母又带我回到印尼山口洋市。当时有一些国内受过中、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也跑到了印尼，他们中有些人就在华文学校教书，像山口洋市的华文教育就很发达。 1942年初，日本侵占了印尼，祖父、伯父、父亲、叔父就带着我们全家人跑到山口洋市的山芭避难，后因全家生计问题，被迫又返回山口洋市内，重营旧业。结果父亲被日本人抓去关了2个多月。父亲回来后，讲述了他遭日本宪宾的毒打情景。日本宪兵把他打得浑身是伤后，将他捆绑倒立，放到海里灌水，快没气时拉上来，然后再投到海水中，一直折磨不停，直到气息淹淹，才被释放回来。父亲经过九死一生的劫难，再带着我家的四口人躲到乡下靠种田度日，生活十分清苦，直到日本投降。那时我学会了播种，插秧，收割稻谷，种菜，养猪等农活。 1943年到1944年，日本占领军先后在西加里曼丹全境进行过三次大逮捕。被捕的华印（民）人士共三千余人。我祖父、伯父、叔父和不少老师也被认为是抗日分子全被逮捕，父亲因早已在山芭务农故躲过了劫难。日军投降后，大家才获悉，这些被捕者全部被活埋杀害在东万律飞机场旧址。 1946年2月；我曾随伯母、叔母、父亲等一些受难家属乘车到东万律机场，亲眼目睹了被害者活埋的现场，到处是头盖骨，白骨垒垒。许多被杀者的破碎衣服、血迹斑斑，惨不忍睹，我们把这些头盖骨等捡拾在一起形成一堆堆小山，并拍了照片，作为日本法西斯的罪证，至今我还保存着。 我们永不会忘记日本军国主义者对印尼华侨和印尼人民欠下的一笔笔血债。 进步教师、进步书刊，成了我进步的指路明灯 二战结束后，山口洋华侨建立的中华公会开展了各种活动，首先是复办了华文学校，分为中华公学第一、二、三分校，由陈醒民先生担任校长。陈校长曾在上海受过高等教育，知识渊博，是个思想进步的教育家，他给我们讲授语文、历史、地理等知识，以及传播爱国思想。当时我们求知欲很旺盛，一切都感到非常新鲜，晚上常聚集在他家里，听他讲述当时国内外形势及一些知识，亦鼓励我们阅读新加坡、香港等地出版的进步书刊。 在1946年到到1948年，当时的一些进步学者文化人如：胡愈之，沈兹九在新加坡参加陈嘉庚先生创办的《南侨日报》，洪丝丝先生主办总编《风下》月刊，司马文森先生在香港主办过《文艺春秋》等，还有毛主席的著作如《新民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目前形势与我们的任务》等一大批进步报刊及书籍，源源输入山口洋，成为我们极宝贵的精神食粮，也是开导我们进步的指路明灯。 我们这班同学组织了“激流读书会”，还出版了《激流半月刊》后改为《激流周刊》，除报导国内人民解放战争形势外，也发表我们的一些评论文章。读书会成员都是学生，思想单纯，胆子大，也有斗志。当时国内正在进行解放战争，读书会亮出自己的观点，支持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解放军，打倒蒋介石反动集团，解放全中国。同时读书会除了在西加里曼丹山口洋市活动，还在坤甸、邦加等都成立了分会，《激流月刊》也广为散发。 1947年，原统治印度尼西亚的荷兰殖民者又重新回来，企图扼杀印尼的独立和印尼共和国。读书会也以自己的方式，反对荷兰的殖民统治，支持印尼独立。1948年读书会的主席曾祥畅被荷兰统治者抓走，关了半年后驱逐出境。回到祖国。 出走旧家庭，贫穷的学习着，振奋的活动着 1948年7月，我读完初二要继续读书得到雅加达去。父亲靠开了一个杂货店，艰难地维持着一大家族人的生活。我又是家中的独子，所以父亲希望我能继承事业，协助挑起家庭重担。我在进步书刊思想的影响下，希望继续念书，追求新生活、新天地，并不理解父辈一代的艰辛和当时家庭经济的据拮。 为此我耐心的说服了我父亲并在母亲的支持下，完成升学的心愿。母亲是个文盲，她自己替十来个家庭洗衣服，衣服洗晒了，还要熨，我常帮她将洗好、熨好的衣服送给雇主。母亲挣来的钱，她自己收着当私房钱。我说服母亲，她拿出自己私房钱买下一对金手镯给我，当做我的路费和读书费，我就只身到了雅加达求学。 到雅加达后，我就考入“中华中学”读初三，还是像在山口洋一样，积极参加学生会活动。中华中学也是进步的学校，学校董事长麦爵煊、校长李春鸣，副校长张国基等都是进步人士，张国基（后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侨联主席）还是我的班主任。 半年后，我带来的钱不够继续读书，在同学的介绍下，我到了“新华小学”教书。新华小学校长杨新容（后任集美侨校校长，全国政协委员）也是进步人士。在小学教书每月工资300盾，我每月要交寄宿费250盾，剩下50盾交学费和零花，学费涨价后，我又在《民生社》主办的民生夜校教书，每周两个晚上，学员都是店员，主要是教些语文、珠算等提高生存技能的实用知识。这样维持我的半工半读生活直到回国。 在雅加达中华中学半工半读的生活，是我的人生旅程一个重要阶段，在张国基，杨新容、李春鸣、等众多老师及领导的影响下，积极参加当地学生及社会活动，从华中学生会理事到雅加达学联理事，1950年“全爪哇华校学生联合会”（简称爪华学联）成立后，我曾被选为第二届爪华学联主席并兼任学联机关刊物《中学生月刊》总编辑，直到我毕业后回国。我常利用学校的假期、周末，到苏甲巫眉，万隆，日惹，梭罗，泗水，三宝垄，玛琅，井里汶等地开展广大华校及华侨学生团结爱国、促进中印两国学生及友好等工作。 在雅加达的约五年时间，我的学习任务重，社团工作量也大。印尼的学校是只上半天课，我常是早上6点多起床，赶到中华学校读书，12点半放学后，就要到新华小学赶1点的课时教书，上完课，下午3点才能吃午饭。我在小学任了语文、历史、数学课，饭后要改大量的学生作业、备课。晚6点，又要赶到夜校去教书，没课时要去开展社会工作，经常是开会开得很迟；深夜回宿舍才吃晚饭，然后还要写自己的功课作业。那时，生活虽然很清贫，但很用功，书读的很多，又有组织爱护、关心和支持，精神上始终是振奋的，充足的。我始终难忘印尼那段学习工作的峥嵘岁月。感谢教育、培养、领导、指导及帮助过我的老师及领导。我在中华中学毕业后，被留在中华中学任教，直到1953年我回到了祖国。 国门内外，对“侨”的认识从感性到理性飞跃 1953年回到祖国后，即被安排在中侨委工作，开始的半年时间，都在北京学习。通过学习，使我们对过去侨团工作的认识了有了理性的飞跃，在海外华校、侨团工作时，我们感性东西多，带着“左”的思想色彩；而在北京的是理论知识，理性的感悟，使我们真正理解到党和国家的侨务政策，能真正的把中国国情与海外侨情结合起来认识问题。可以说，这对我以后从事侨务工作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和理论基础。 我在中侨委国外司工作期间，在领导的指导下，也接触过不少国内外侨胞，学习到许多无法在书本上学到的东西，也参加过一些侨务政策的学习及研讨，如1954年到1955年初即参加过制定华侨双重国籍问题的学习及研讨；1955年作为中国国际贸易代表团的联络秘书，参加了在印尼雅加达举办的盛大的国际博览会，每天在接触广大的华侨观众，也从中深深感受到他们的爱国情感。 回国后，我觉得要从事做好侨务工作，要掌握好外语。我跟侨委领导提出进大学学习的要求。当时正赶上国家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口号，领导答应让我参加考试，但若考不上，就从此打消这个念头。1956年，我幸运地考取了北京大学外语系。 在北京大学读了两年英语以后，外交部来学校物色了一批学生，安排东语系读书，培养高级翻译，我被挑中，结果转入北大的东语系再学习了四年。 在学习期间，我先后担任过学生会支部书记及系党总支委员工作，1961年我曾被评为北京大学党支部代表及先进工作者的称号及表彰。北大毕业后，中侨委又将我调回，到创办的华侨大学工作，担任外语系党总支副书记。 华侨大学是祖国及中央侨委会为了爱护华侨子女，受到良好的高等教育而开办的。它主要为培养华侨子弟成为社会主义建设人才。可惜不到五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极左思潮使得整个侨务遭受劫难，令人痛心。华侨大学和我也受到冲击。 我被关了三年六个月的牛棚，批斗了26次，游街6次，抄家6次。在被关期间，我想不通，感到自己过去是党培养成长的，我始终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我怎么会成为一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呢？中侨委党的侨务政策是正确的，怎么成了一条黑线呢？思想是想不通的。但在当时形势下，总感到自己可能做错了。交待材料写了上百回，但总也通不过。后来华侨大学被全部解散，干部教师全部被下放到农村改造，我自愿到最艰苦的安溪去，全家都打点了要动身时，省委组织部下文，又把我调到厦门大学工作。 一生与‘侨’有着特殊的、深厚的不解情缘” 到厦门大学外语系工作一年后，我被安排到南洋研究所，它是东南亚及海外侨情的研究机构。我这一生，都是在从事侨的工作，对侨务工作有着特殊的、深厚的不解情缘。 我们党的侨务政策是非常好的，对华侨、归侨从不歧视，我就在中央侨务部门，后来又搞侨情的研究，有切身的感受，但是“四人帮”时期，把广大归侨视为敌特，有复杂的海外关系，并对不少的人进行种种歧视迫害，有的蒙受不白之冤而死去。1978年，侨务机构复办，当时中央侨办领导叫南洋南洋研究所副所长和我两人去接受任务，把各国华侨史编写出来，使大家了解华侨真实历史。 1981年，在洪丝丝，肖岗等领导倡议下，创建了“中国华侨历史学会。廖承志主任曾到会对广大代表说，要把华侨史编写出来，就是要告诉人们，“什么是华侨？”“华侨是如何产生形成的”，“华侨的历史贡献及现状”。“总之把华侨来龙去脉真实反映出来的。”如果人们不懂得华侨历史，怎么能做好侨的工作呢？侨务部门，要重视华侨史的研究工作，研究华侨华人的过去和现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我参加了福建省华侨历史学会的组建工作，并先后任秘书长，副会长及顾问。 我觉得所有这些都是响应党和廖承志主任的号召把华侨华人的真实历史、状况写出来，让大家知道，特别是各级侨务干部，侨务工作者知道。从而能更好的贯彻党的侨务政策，做好侨务工作，团结广大华侨华人为实现祖国的统一及建设发展做出贡献。 现在有不少旧归侨及其子女在从事侨工作，这是很好的，有些没有侨关系的人，从事侨务工作，这是件很好的事，扩大了侨务工作的范围。但也有一些侨务干部不了解侨情，不了解侨心，有的侨务干部水平不够。比如对华侨及海外华人现状，知道不多或缺乏全面正确了解。 例如：在东南亚有两千多万华人，大多已加入当地国籍，处境还相当复杂、困难，他们当前的要务是争取长期生存与发展。努力融入当地社会，积极参与所在地的经济文化建设，和当地各族人民搞好关系，友好相处。一些经济财力雄厚者，有到各地包括中国来投资的意愿和行动，马克思说：资本是随利润而流动的。广大华侨华人的资本也是如此，我们欢迎他们按实际情况到中国来投资，但是，不能仍用过去的“爱国爱乡”为名来号召他们到中国投资或参加原家乡的建设，因为这是不确切，不合适，也完全不利于他们的长期生存和发展的。因此，我希望并建议他们要好好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以及周恩来总理1956年在印尼雅加达，缅甸访问时对广大华侨华人的讲话，对我们做好侨务及华人事务工作等是十分必要的。 （雨林编辑，来源：侨友网，记录：太原 青云…

和平日报， 2021年4月5日，“在后疫情时代，中华文化就像一面旗帜，把全球华侨华人聚合在一起。”加拿大红枫林传媒驻华办主任杨军表示。 辛丑(2021)年清明公祭轩辕黄帝典礼4日在陕西黄帝陵举行，来自海内外的炎黄子孙齐聚黄陵，拜谒轩辕黄帝。 黄帝陵世称“中华第一陵”，是中华民族“人文初祖”轩辕黄帝的陵寝所在地，为历代祭祀黄帝的场所。多年来，已有逾百万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华侨华人前来拜祭。 第一次参加清明公祭轩辕黄帝典礼，杨军直言“很震撼”。“作为炎黄子孙，典礼是一种精神上的洗礼。”杨军说，“这也增强了我们海外华侨华人的凝聚力。” 植树缅怀先祖是中华 民 族 的 传 统 。 2001年，中华海外联谊会和陕西省海外联谊会首次发起“炎黄子孙林”植树活动，国务院侨办和陕西省侨办于2017年发起种植“侨胞林”活动。多年来，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已在桥山植下柏树一千多株。 “种树种下了绿水青山，也把中华文化种入了中华儿女心中。”意大利《欧华联合时报》社长吴敏说，在清明时节种下桥山柏，是缅怀先祖也是展望未来。 美途文化传媒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邱慧灵认为，尽管身在海外，但作为中华儿女，对祖先的纪念依然重要。“华文媒体让更多人有机会了解中华文化，这是非常有意义的。” 当日，18家海外华文媒体代表共同参加了植树活动。 （雨林编辑，来源：中新网 刘立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