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日报， 2021年3月12日， 印尼全国龙狮总会举办2021年网上虚拟龙狮邀请赛，与以往不同的是，今年的龙狮赛没有现场观众的热情呐喊助威，但各地醒狮好手的表现依然精彩。 来自来自7个省13个地区/城市的250多人参与者非常热衷于参加比赛。除了继续按照政府制定的健康规程进行培训外，参与者还必须具有创造力并能熟练掌握电影技术，即为在 Instagram @pbplbsi #ayoolahraga上观看比赛视频。 舞龙参赛队伍： 1. NAGA SURYA MAS, Siantan, KalBar 2. HFX CEMERLANG , Pontianak, KalBar 3. Singa Mas BelituKategori 4. Aijia, Bekasi Jabar 5. SANGGAR MUSTIKA JAYA, Pontianak, KalBar 南狮参赛队伍: 1. KOPISAN, Singkawang, KalBar 2. RED…
和平日报， 2021年3月15日，叶泰华，号红叶楼主。1900年12月生于广东梅县区石扇象村。印尼归侨，是艺术大 师刘海粟的学生，诗画俱佳。 1924进入刘海粟创办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学习，深得刘先生的真传。1926年参加北伐，1927年投笔从戎，在北伐第二方面军第四军（军长黄 琪翔、参谋长叶剑英）政治部宣传股负责美术宣传工作。 旅居印尼期间，举办“中国 现代名画筹赈展览会”，将义卖收入30多万盾全部寄回贵州红十字会转给前方抗日将士。 1955年，叶泰华与李曼峰发起成立了印华美术协会，多次组织华人美术家到国内写生、办展览，是印尼华人与国内联系的桥梁和纽带。创会时任该会秘书，后任主 席。 1956年与华人美术代表团参加国庆观礼并拜会了何香凝、齐白石等艺术大师，与大师合作水墨画庆祝国庆，人民美术出版社将作品汇集成《印度尼西亚华侨美工团作品选》 。 1966年，叶泰华回到祖国，潜心于传统水墨画，与在青岛的归侨交流甚密，1972年底在青岛病故。 （雨林编辑，来源：客都原创）
和平日报， 2021年3月17日，2021年3月14日星期六，印尼华裔总会东爪哇分会与热爱瓦希德社群Gusdurian 一起，向新埠头Gondang村水灾灾民献爱心。 印尼华裔总会泗水分会主席Rich-ard Susanto冯日顺表示，我们一向关注着灾区，每一次东爪哇出现灾情我们会 伸 出 援 手 ，例 如 在Nganjuk 安褥，Lumajang 南海漳和其他一些城市。 同时，印尼华裔总会东爪哇分会主席周礼岳先生出席并表示，多名来自印尼华裔总会、其他爱心人士纷纷参与捐赠，每份爱心包有基本生活必需品和内衣、热爱瓦希德社群Gusdurian 捐赠折叠床垫等。无论灾难袭击印尼华 裔 总 会 必 定 提 供 帮助。 同时，Hery担任新埠头热爱瓦希德社群Gusdurian协调员，也是新埠头PCNU ANSOR成员，对此表示欢迎各方伸出援手，尤其印尼华裔总会东爪哇分会。 据他说，今年洪灾害在Gondang村所发生的，对当村人民的生活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影响。许多房屋，家用电器和稻田遭到破坏。目前村民正在步入恢复重建，每次大雨来临时怕洪水再次来袭，因此大家处于紧张和焦虑的状态。据他述所，Gondang村最后一次大洪水是发生在大约25年前。 （雨林编辑，来源：国际日报）
和平日报， 2021年3月16日，黄仲涵 ，二十年代的“糖业大王”。从19世纪后半期至20世纪60年代初的约一百年间，黄仲涵家族和建源公司（后改为建源贸易有限公司）曾经是印度尼西亚及东南亚甚至全世界最著名和富有的华侨家族和华侨商业公司之一。特别是黄氏家族第二代主人黄仲涵，在从19世纪末至1924年他逝世为止的四分之一世纪中，黄氏家族及建源公司都获得了空前的发展。 黄仲涵曾被誉为“糖业大王”而闻名于世。黄仲涵逝世后，他的儿子们继承了祖辈的事业，使建源公司获得进一步的扩展，蜚声国际。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却逐步地衰落了。 黄仲涵家族及建源公司曾经对东南亚特别是印度尼西亚的经济贸易和社会发展起过相当大的作用，在华侨经济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它的产生、发展和消失的过程，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印尼华侨经济和华侨社会的一个缩影。 黄仲涵家族及建源公司的发展史，先后经历了三代人，两次大战（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两个时期（荷兰殖民统治时期和印尼独立后时期）。建源公司在三代人的98年发展过程中，既有继承中国固有文化思想道德传统及华侨家族商业连续性经营发展的一面，又有因时代不同而经历着顺利和挫折的迂曲发展的一面。 黄氏家族的产生和建源公司的初创。黄氏家族及建源公司的创建人是黄仲涵之父黄志信。 人物经历 19世纪后半期至20世纪60年代初，黄仲涵家族和建源公司曾经是印度尼西亚甚至世界最富有的华侨家族和华商公司之一。特别是黄仲涵，曾被誉为“糖业大王”而闻名于世，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全球知名的华侨企业家。 黄氏家族及建源公司的创建人是黄仲涵之父黄志信。黄志信1863年正式创办建源公司，主营土特产。他一方面从爪哇出口蔗糖和烟，另一方面从中国进口鱼干、茶、苏州丝绸及各种香料食品等。建源公司在黄志信的精心经营下不断发展，成为爪哇地区主要的华侨商行之一。 黄仲涵于1866年出生于爪哇三宝垅，1890年接管主持建源公司。当时，财政资本垄断了印度尼西亚的经济和政治生活，荷印政府取消了甘蔗强迫种植制。20世纪初，荷印殖民政府取消了华侨“通行证”、“居住区域条例”等殖民制度，华侨人口迅速增加。 黄仲涵接办建源公司后，即把它改组成“建源贸易有限公司”，并且立即扩大经营范围，同时在荷印各地及欧洲等地增设分行、办事处。随着甘蔗强迫种植制的取消及自由贸易的发展，黄仲涵积极从事蔗糖的生产及贸易。他经营了甘蔗种植园，并从1894年起先后接办了5家糖厂。黄仲涵的5间糖厂共产糖86万担，占华侨糖业总产量的57%，黄仲涵因而有“爪哇糖王”之称。 1918年黄仲涵又创建了一家木薯粉厂，兼顾生产酒精，产品远销欧美各地。除此之外，他还经营橡胶、咖啡、木棉、木薯干、胡椒、玉蜀黍、花生、蓖麻籽、香茅油等。 1906年，黄仲涵在三宝垅用400万荷盾的资本创建了“黄仲涵银行”，并在泗水设立分行，作为建源贸易有限公司的金融机构。后来又扩大经营火水灾及人寿保险，代理经营了7家保险公司的业务。 1911年，黄仲涵把他的经营扩展至航运业。他在新加坡创办了“协荣茂轮船公司”，购有3000吨的轮船，往来于印尼及新、马各地。后来又经营“顺美轮船公司”，成为荷印华侨航业的一支主要力量。 在黄仲涵主持的34年间，黄氏家族的事业获得空前的发展，对当地社会及华侨经济贸易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探源反思 华侨华人史既是中国史研究的范畴，又属于世界史的范畴。关于华侨华人的研究已有不少成果，其中著名华侨传记数量最多（据赫伯特S·伊的统计，在八十年代，这类文章占中国东南亚研究文章总数的20%），著名华侨领袖、实业家和文化人士特别是家财亿万的实业家和富商巨贾是研究中的热门人物，诸如陈嘉庚、胡文虎、张氏兄弟、简氏兄弟以及后来的林绍良等等，但是对于曾经有“亚洲糖王”之称的印尼华侨黄仲涵及其建源公司，中国学者却鲜有专著研究。或许，与中国民族民主革命有密切联系的陈嘉庚等人更容易引起人们的兴趣，但是在研究华侨经济史、东南亚近代史中黄仲涵却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研究对象。笔者有意对其作专门的述论，以期通过对黄氏财团特殊性的分析与思考，加深对华侨华人这一复杂历史概念的了解。 黄氏财团的主体是建源公司，其创始人是黄仲涵之父黄志信。志信祖籍福建同安，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曾参加当地的小刀会起义，失败后背井离乡远渡重洋到爪哇三宝垄定居，凭借精明和勤劳积累了一些资本，于1866年创立了建源公司。开始时公司经营中国与印尼间的土产贸易（包括糖），后业务不断扩大，发展为三宝垄屈指可数的华侨企业之一，拥有十万荷盾（当时1盾=40美分[①]）家产。 志信的事业为仲涵继承并发展该公司的业务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在此后的岁月中，仲涵以毕生精力与心血缔造了一个庞大的糖业帝国，成为南洋著名的华侨领袖，并于1901年被荷印当局任命为“玛腰”（音译，管理华侨事务的最高职务）。 从1863年建源公司建立到1924年黄仲涵去世，在这半个多世纪里黄氏财团经历了从兴起到辉煌的历程（此后由黄仲涵之子继续经营，逐渐衰落，不在本文考查的范围之内），它既是东南亚华侨资本初步形成和发展的典型，又具有自身极强的特殊性，如家族化的性质相对较弱、带有更多专业管理的色彩等等，本文试从其兴起背景、经营战略等方面对它进行分析，并就若干问题作出自己的思考。 （雨林编辑，来源：历史掌故，揭秘真相 ）
和平日报， 2021年3月16日，刚到本地工作就病重命危的菲律宾女佣，被送回国后继续在当地医院医治。好心雇主为初谋面的女佣背上逾16万医药费和遣返费，印尼商人翁俊民看到新闻后为之动容，决定捐款五万元给这名雇主和女佣家人，支持雇主的救人之心。 联合晚报日前报道，菲律宾籍女佣朱莉·卢塞罗（34岁），今年1月15日到雇主家开工第一天就身体不适，之后病情持续恶化，被送进加护病房救治27天后，在本月5日搭乘救护飞机回返家乡打拉省（Tarlac）继续接受治疗。 印尼国信集团（Mayapada Group）创办人翁俊民博士看到这则新闻后联系《联合晚报》，说想为这名好心雇主和女佣提供帮忙。 他说：“我觉得女佣很可怜，雇主的助人之心也让我感动，我想聊表心意，捐三万元给雇主减轻负担，也捐两万元给女佣家人。” 翁俊民托付《联合晚报》协助完成捐款，华文媒体集团社长李慧玲上周四（11日）在新闻中心与女佣雇主陈先生会面后，将五万元的支票移交给对方，他将把其中两万元转账给女佣朱莉的姐姐。 陈先生指出，朱莉之前在本地的住院费用约12万元，安排救护飞机将她送返菲律宾的费用则大约为4万5000元。 他说：“保险可索偿四万元，剩下的费用我们尝试通过网上众筹，真的很感谢大家的善心，尤其是翁俊民博士的古道热肠。” 截至昨天（3月15日），雇主已在 Give.asia 网站为女佣筹到了超过九万元。 （雨林编辑，来源：联合早报）
和平日报，2021年3月18日，万隆主流印尼文报P.R.人民思潮报3月16日特别报导，万隆华族关怀团队(Masyarakat Tionghoa Peduli Bandung,) 在万隆渤良安福利基金会(YDSP,) 会所举办为万隆乐龄民众打疫苗接种慈善活动，预备为3000名民众接种，分5天的活动，由3月15日到3月19日进行。 万隆主流印尼文报P.R.人民思潮报3月16日特别报导，万隆华族关怀团队(Masyarakat Tionghoa Peduli Bandung,) 在万隆渤良安福利基金会(YDSP,) 会所举办为万隆乐龄民众打疫苗接种慈善活动，预备为3000名民众接种，分5天的活动，由3月15日到3月19日进行。 由万隆市长奥德(Oded M.Danial) 与隨员亲临现场见证打疫苗接种活动上，表达对万隆华族关怀团队与义务人员的感谢之情。 他说:”万隆市民有250万人口，如果没有与其他团体合作将遇到困难，所以我表达感谢多方基金会在万隆华族关怀团队里合作成为义务人员.” [ 市长说明在疫情期间，万隆华族关怀团队与成员团队已多次大约有600次举办为万隆市民的慈善活动。 我代表万隆市政府特别感谢多方赞助团体，希望上帝赶快带走疫毒。 所以实行有秩序的良好服务，我们得到义务人员和由Cibuntu 医疗所和中华医院的医生和护士的服务。 华族关怀团队协调领导李振健表示在执行疫苗接种活动没有遇到困难，因我们已在两星期前已做好准备工作。 华族关怀团队第二协调主任陈春富说明己登记的乐龄民众将按排日期接种疫苗。 这次接种疫苗活动不单为华族民众开放，附近已登记的居民也得到疫苗接种。 陈春富表示，3000疫苗已全部用完后，希望还有下一次疫苗接种的机会. Cibuntu 医疗所负责人Ida Maghdareza 说，3000已接种疫苗的民众将得到已接种疫苗的证件。 人民思潮报总编辑Noe Firman Rachmat, 在现场表示，人民思潮报(PR)已做好准备报导关於疫情的消息，在疫情期间，我们报章和华族关怀团队已合作在一起- 万隆华族关怀团队为乐龄民众打疫苗接种5天慈善活动的第1天，3月15日已为600名民众接种完成，在严格执行卫生守则下，义务人员完善按排等待已报名的民众轮到接种疫苗的时间。 现场维持保安工作的有军警人员与大学军团人员的协助。 （雨林编辑，万隆王羽报导）
和平日报， 2021年3月16日，黄蕙兰，女，1893年出生于印度尼西亚，为华侨首富黄仲涵之女，民国外交家顾维钧之妻。晚年隐居在纽约曼哈顿，1993年12月辞世。 黄蕙兰(1893年-1993年)，外交家顾维钧第三任妻子，南洋富商“糖王”黄仲涵之女。1904年负笈美国，后在伦敦与顾维钧相识，1920年结为连理，生子裕昌、福昌。1956年离异。 黄蕙兰1893年生于爪哇，即印度尼西亚，时在荷兰殖民统治下。祖父黄志信先在海港做苦力，后做走街串巷的小货郎，硬是靠勤劳、智慧和节俭富裕起来。黄蕙兰的父亲黄仲涵，继承了祖业并有了极大的发展，成为爪哇华侨首富。黄蕙兰的生母魏明娘，祖籍山东，是爪哇中国城内第一号大美女。15岁时嫁给黄仲涵。教魏明娘惭愧的是她只为丈夫生了两个女儿：琮兰和蕙兰。自黄仲涵纳妾后，魏明娘与其关系便日渐疏远，钟情于佛事了。后来干脆带着黄蕙兰远走伦敦，永远地离开了黄仲涵。 黄蕙兰锦衣玉食，家中备有中欧两式厨房。欧式厨房的总管曾任荷兰总督的大厨师。她与父母进餐时，有一个管家和6名仆人伺候在侧。餐具都是银制的。 母亲视她为掌上明珠，黄蕙兰3岁时，送她金项链上的钻石重达80克拉。黄仲涵不过问女儿的教育，魏明娘除延请英文教师外，还请人教习音乐、舞蹈、美术。她把一切希望寄托在这枚金枝玉叶上。 父母的娇惯，使黄蕙兰成为一个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挥金如土的阔小姐。她没有受过系统的教育，但天性聪颖，青少年时代即生活在伦敦、巴黎、华盛顿或纽约之间，熟悉西方生活方式，能说法、英、荷等六种语言，富有天生的交际才能。 黄蕙兰的姐姐黄琮兰邀请中国代表团到巴黎家中做客，顾维钧见到主人家钢琴上陈着一帧黄蕙兰的玉照，十分欣赏，直露了愿意结交的想法。琮兰赶忙给母亲写信，从中搭桥牵线。[1] 而顾维钧非等闲之辈，凭借自身的魅力令黄蕙兰感到他时时处处在关爱自己。宴会进行一半，黄蕙兰便有点陶醉了。他们适时地溜号到一条名为“钟情路”的马路上散步。当言及次日到枫丹白露去郊游时，顾维钧马上用比英语还流利的法语对她说：“明天我来接你，坐我的车去。” 那是一辆由法国政府供给的享受外交特权牌照的车，有专职司机，黄蕙兰的心理得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满足。后来听歌剧，他们享用的是国事包厢。黄蕙兰窃思，这种荣耀与特权是爸爸用再多的钱也买不到的。 顾维钧加大追求力度，希望和黄蕙兰立即结婚，与他同回华盛顿。而且他表示到布鲁塞尔中国使馆举行一个正大光明的婚礼。 婚礼十分隆重、排场。许多外交使节都来助兴。时为1920年10月2日。 黄蕙兰嫁给顾维钧后，自此成为贵妇人。她挟慈父之多金，依贵婿之显要，如鱼得水，左右逢源，活跃于国际外交权贵之中，“过着令人兴奋的日子。” 顾维钧的职务在升迁，黄蕙兰的交际也更广泛。参加白金汉宫战后首次宫廷舞会，与英国大使和英王握手，出席杜鲁门总统就职典礼，几乎天天都有社交活动，使她倍感荣耀。 当时，使馆经费拮据，顾维钧的许多外交应酬都是黄蕙兰掏的钱。波特兰广场的破旧使馆，黄蕙兰觉得很丢中国人的面子，自掏腰包将其翻修一新。顾维钧回国内工作时，她一掷二十万美金购下北京狮子胡同陈圆圆的故居做公馆。父亲寄来大把大把的钱，她都交给顾维钧，要用，再向他拿。黄蕙兰热心公益事业，在伦敦积极参加战时救护工作。 在三十多年的交际舞台上，她挥金如土，为国也为己争光添彩。一外国友人写诗称她是“远东最美丽的珍珠”。 顾维钧对蕙兰一身珠光宝气，不以为然。他要求妻子“除了我买给你的饰物外什么也不戴”。他希望妻子取消母亲为他们订购的汽车，坚持使用前任公使使用的旧车。黄蕙兰认为享用父亲的钱是件自然不过的事。而且，黄蕙兰有自己的见解，她认为在外交场合有必要装潢门面。 日月流逝，顾维钧、黄蕙兰之间的隔膜在日益加深。顾维钧也渐渐地心有另属。黄蕙兰认为：他与异性交际的所为，使她蒙辱，她感到愤怒。36年的缘分终于走到了尽头。顾维钧与黄蕙兰离异后，娶了已故驻马尼拉总领事杨光泩的遗孀严幼韵为妻。黄蕙兰晚年撰写《没有不散的宴席》，追述她的一生，以及她与顾维钧的恩恩怨怨；但心态是平和的，有怨气，无恶语。雅量大到连那位横刀夺爱的女性的名字都只字未提。 黄蕙兰晚年隐居在纽约曼哈顿，靠父亲留给她的50万美金的利息养老。1993年12月辞世。顾维钧于1985年11月14日作古。 （雨林编辑，来源：维基百科 ）
和平日报， 2021年3月19日，3月12日中午12时到下午3时，13位西爪哥哥姐姐优胜者由西爪百家姓协会(PSMTI Jabar)副主席 饶树生与秘书长叶桂香(Lita)等人陪同下访问万隆寺庙街的协天宫和海会堂由海会堂理事陈清章亲切接待，带领来宾参观万隆市历史悠久的大伯公庙堂，哥哥姐姐们细心聆听有关庙堂的历史事迹，进一步认识华族传统文化习俗和建筑风格。 接着团队访问万隆渤良安福利基金会会所的印尼华族历史纪念馆和百氏祠。由基金会主席李振健等的热烈欢迎与接待，并陪同哥哥，姐姐们参观华族历史纪念馆里的印尼华族在印尼历史奋斗史，独立战爭，建设时期为祖国贡献的历史资料，有担任部长，有在文化，体育，教育，建筑等项目有功劳的华族功臣。在百氏祠礼堂里，青年团员见识华族百家姓氏与祖宗牌位，让他们增长见识。午后3时，西爪哥哥姐姐参观有意义的华族文化之旅圆满结束。 西爪哇百家姓秘书叶桂香说明:”哥哥姐姐的选秀活动是在去年5月份开始进行淘汏赛，后来因为疫情而放下活动，一直到今年才进行决赛，这些优胜者有任务为西爪哇的旅游景点作宣传介紹，也有其他的活动项目。包括学习社交礼仪，了解西爪哇的文化习俗，包括华族的文化习俗。 西爪百家姓主席何学祥说:”现在参加的哥哥姐姐选秀会的都是年轻人，他们对当地的文化艺术都有一定的认识和了解，掌握高科技技术，但对于华族文化习俗，因为文字.断层几十年，使他们多数不了解，需要我们这些前辈多多指点，我们百家姓也将大力支持他们的活动，我们希望以后他们能加入百家姓或其他社团，能传承华族文化习俗，成为我们的接班人。” (雨林编辑，万隆王羽报导）
和平日报， 2021年3月20日，走进兴隆，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幢幢东南亚风格的建筑，这里白天是一个大工地，一条中心马路正紧张施工，一批新建筑拔地而起，夜晚则游人如织，热闹异常。这里先后建起了38家星级度假宾馆、酒店，是继三亚、海口之后的第三大旅游接待地；建起了热带植物园、热带花园、东南亚风情村、亚洲风情园等具有东南亚风情的旅游项目，兴隆依托归侨文化资源，正在将兴隆打造成独具特色的东南亚风情小镇。 兴隆热带农场位于北纬十八度，气候条件优越，热带植物物种、温泉等资源丰富，橡胶、咖啡、胡椒、椰子、米蕉等农业作物扬名海岛。由农场与港商郑文泰先生合作兴建的占地400公顷的兴隆热带花园，已草皮绿化1,200亩，种植数千种热带观赏植物34万株，600亩热带珍贵果树，园内山水相映，繁花似锦，鸟语花香，一幅热带风光景色。该花园是我国政府环保教育和物种基因库之一。1997年由中国政府向联合国推荐为“全球环境500佳”。 兴隆华侨农场创建于1951年9月。1951年10月11日，广东省委派三名干部带领700多名受英帝国主义迫害的马来亚归侨，分三批抵达兴隆安置，组织难侨生产自救。 几十年来，许多国家领导人都曾在兴隆华侨农场留下足迹，带去关怀。1952年9月1日，兴隆华侨集体农庄成立。1955年9月，中共广东省委作出“兴隆华侨集体农庄的性质是国营农场性质”的决定。经筹备，1956年2月1日，正式宣布改制为国营农场。1958年9月，农场改制为“兴隆人民公社”，其地域包括南桥、南林、东和、牛漏等周边场乡。 1959年6月兴隆人民公社解体，恢复“国营华侨农场”。1960年6月，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生产建设兵团”，兴隆改编为“二师八团”。1974年9月，兵团解散，兴隆华侨农场划归广东农垦系统管理，1978年9月，兴隆从农垦划出，归广东省侨办、广东省华侨农场管理局管理。 海南建省后，归属海南省侨务办公室管理(现为省外事侨务办公室)，五十年来，兴隆先后安置了来自21个国家和地区的归国华侨13,000多人。 六十年来，兴隆建成为中国最大的华侨农场，归国华侨们用勤劳和智慧创造了今天的“兴隆”。 改革开放后，兴隆华侨农场实行各种承包经营责任制，进行农场企业的改革，逐步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各项建设事业取得了较快的发展。特别是海南建省、办大特区后，农场依托温泉地热资源的天然优势，兴建“兴隆华侨农场旅游度假城”，积极发展以旅游业为龙头的第三产业，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目前，农场已成为初具规模的农、工、商、贸、旅游综合发展的华侨企业。它以其独特的归侨风情、温泉度假和兴隆咖啡闻名海内外，是中国华侨农场的一面旗帜。 回顾历史，1960年，数以万计的印尼华侨受印尼右派势力掀起的反华排华浪潮所波及，纷纷踏上回国之路，其中有几批共2000多名印尼归国华侨被分配到海南兴隆华侨农场定居。从此，他们开始了另一种新的生活，像钉子牢牢钉在木板上一样，他们在那里一住就是60多年。后人很想知道，几十年来，他们在那里是如何生活的。那是一段虽然平凡却值得回忆和宣传的经历，后人应该记住，兴隆还有一批经历过千辛万苦的印尼归国华侨。 1960年的兴隆华侨农场。与全国各地一样正处在粮食、物资紧张时期。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印尼归难侨来到了兴隆这块土地。 未接触兴隆之前，兴隆给予印尼华侨的印象是美好的。20世纪50年代，中国一些媒体对外宣传兴隆，作了一些夸大的描绘。说兴隆是一个丰衣足食的社会主义新农场，耕地用拖拉机，教育完善，除了有中小学，还有大学，一律实行免费教育，等等。然而，这些归难侨到了那里后，面对的许多现实，逐渐代替了完美的想象。 从海口到兴隆仅仅208公里路，他们乘汽车竟然走了整整六个小时。在车上时，大家还有说有笑，可一到达目的地，他们立即静默了下来，映入他们眼帘的是，兴隆唯一一条解放前留下的败落的街道，街边只有十间砖瓦木结构、破旧而且大部分关着门的商店模样的房子，街的尽头还有几间茅草屋，其中有一间低矮的茅屋是“车站”。 印尼归侨到达兴隆华侨农场时已是黄昏，他们很快就被安排到农场的各个作业区的生产队，早已站在路边等待印尼新归侨到来的马来亚老归侨们，马上走上前扶老携幼，带他们到生产队公共食堂吃晚餐。经过一天路途奔波劳累，加上饭菜不合胃口，大部分人都吃不下饭。随后，他们住进了被事先安排好的门上写着名字的瓦房。那时整个农场没有电灯，到处黑灯瞎火，屋予里只有昏暗的煤油灯。 第二天，许多人早早就起床了，他们急于想知道生产队周围的环境和其他各种事情。他们看到，生产队周围种了许多橡胶小苗，也有一些水稻田、番薯地。他们还看到，生产队里还有一些茅草房，那里住着从马来亚、泰国等国家回来的老归侨和老职工。 印尼归侨在海外时，从事的职业大部分是小商小贩，很少有干体力活的。1960年回国的印尼华侨，绝大部分被安置到华侨农场参加农业劳动。兴隆华侨农场种植的经济作物有橡胶、胡椒和咖啡等。粮食作物有水稻、番薯等。印尼归侨过去从来没有种植过这些作物，一切必须从零开始学。 20世纪60年代初期，在兴隆居住的印尼归侨实实在在经历了“配给制”时期。那时，由于粮食、物资极度匮乏，必须按定量配给。成年人每人每月定量分配大米20—30斤，番薯30斤，花生油、白糖和煤油（点灯用）各2—3两。猪肉大约每个月分配一次，每人0.5斤或1斤。发猪肉时，人人都希望能买到肥肉，因为肥肉可以榨油，如果分到的是瘦肉，就很不高兴。那时，不论是大人还是小孩，都盼望着过年过节。一到节日，每个人都可以分到1—3斤猪肉。 自从1962年自由市场开放以后，兴隆除了大米、肉类、食油和白糖等物资仍要按定量供应外，市场上的东西，如番薯、木薯、蔬菜以及鸡蛋、鸭蛋等，也逐渐多了起来。到1964年后，各类副食品就比较丰富了。改革开放后，兴隆与全国各地一样，完全取消了配给制度，从此，兴隆印尼归侨以及其他归侨、职工的生活，才得到了比较大的改善，生产劳动强度也减轻了很多。 （雨林编辑，来源：新浪旅游 ）
和平日报， 2021年3月16日，在台灣台南，一名婦人31年前遭受丈夫長期家暴導致精神失常及失憶，遺下4個孩子後離家出走。直至最近方被查出真正身分，並成功聯絡其女兒團聚。當年只有2歲的么女一見面便認出媽媽，流下激動的眼淚，場面感人。 該名離家出走的萬姓婦人今年60歲，她多年前遭受丈夫長期家暴，所以開始出現精神和行為失常並且失憶。在1990年，她在毫無預兆下拋下4個子女，離家出走。到2001年，她被人發現在街上遊蕩，被送到收容機構安置。不過由於她身上沒有身分證明文件，所以當局一直都無法協助她找尋家人。 直至最近，當地警員吳孟宇花了3個月時間追查失蹤人口紀錄，終於成功查找出她的真正身分，並聯絡上其小女兒李女士安排見面。 現時居於高雄，33歲的李女士在接獲母親的消息後，立即趕往相認。在見面一刻，二人緊緊相擁落淚，李女士更一眼便認出了媽媽：「這是我媽媽，她一直沒變！」看見女兒一直在哭，萬婦人亦心痛安慰：「妳不要哭，不然我也想哭」，場面感人。 李女士說媽媽離家時自己只有2歲，過去曾目睹她常常遭爸爸家暴，過了不久之後她更離家出走，不知所蹤。吳警員表示曾多次嘗試致電李女士，但電話都沒有接通。李解釋指自己從不接聽陌生來電，直至今次接聽了電話，更成功與媽媽重逢，她深信是因為一切在冥冥中自有安排。 萬婦人近年經藥物治療下，記憶已逐漸恢復，記得自己育有4名子女。目前，四兄弟姊妹正相討照顧母親的事宜，又感謝警方的幫忙找回失散多年的母親。 （雨林编辑，来源:星岛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