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

和平日报，12月2日，印尼近來示威不斷，強硬派穆斯林計劃12月2日再上街頭，名為「反雅加達省長鍾萬學」，但這波浪潮除了劍指總統佐科威，也攸關印尼未來改革之路能否延續。 明年2月的雅加達省長選舉不僅是首都之戰，也牽動印尼2019年、2024年的總統大選，當然，直接影響的就是2019年佐科威的連任之路。 事實上，所謂的「反鍾萬學」的洶湧暗潮就是劍指佐科威，企圖動搖他的領導地位。 雅加達省長選舉其實是現今印尼政壇3大勢力的競爭。 執政黨民主奮鬥黨主席梅嘉娃蒂推出的鍾萬學和副省長查羅特（Djarot Saiful Hidayat）；前總統尤多約諾領導的民主黨推出尤多約諾長子阿古斯（AgusHarimurti Yudhoyono）和雅加達省府官員希爾菲娜（Sylviana Murni）；在2014年總統大選中敗給佐科威的大印尼運動黨主席普拉伯沃，推出前教育文化部長阿尼斯（Anies Baswedan）和企業家桑迪阿加（SandiagaUno）。 印尼各界普遍預測，鍾萬學如果贏了明年的省長選舉，他在2019年很有可能以佐科威副手之姿，搭檔角逐2019年正副總統大位。 尤多約諾家族也想藉著阿古斯攻下首都首長寶座，延續民主黨的力量，並閃避可能的弊案清查。 而普拉伯沃雖然在2014總統大選中敗給佐科威，但野心勃勃的他，不可預測性太高，就算佐科威釋出善意多次與他會晤，也未必能阻止他內心一池春水再起漣漪。 佐科威2014年7月底勝選後，第一個面臨的難題就是朝小野大形勢下的「紅白聯盟危機」。 在總統大選中敗陣的普拉伯沃當時仍蠢蠢欲動，他和友軍在國會組成「紅白聯盟」， 在國會中通過廢除地方首長直選的方案，下一步就是進逼廢除總統直選，企圖把人民選舉國家領袖的權利轉移給國會，走回前獨裁強人蘇哈托時代的老路。…

和平日报，12月2日，印尼保守強硬派伊斯蘭團體今天再次號召民眾上街，反對雅加達首位華裔基督徒首長鍾萬學（Basuki Tjahaja Purnama）繼續競選連任。 鍾萬學是印尼史上第一位擔任首都首長的華裔人士，具有客家血統的他被暱稱為「阿學」（Ahok），也是50年以來第一個擔任此職位的基督徒。2014年，時任雅加達首長的佐科威（Joko Widodo）當選總統，身為副首長的鍾萬學也升格為首長，但從就任開始，就不斷引來保守派伊斯蘭團體的抗議與杯葛。 鍾萬學從居民多數為穆斯林的邦加-勿里洞省（Kepulauan Bangka Belitung）起家，以反貪和勞工議題為主打，但是因坦率作風受人民喜愛的鍾萬學，有話直說的性格也讓自己捲入多次風波，包括不反對紅燈區等發言，常讓保守派有機會大肆批評。 保守派勢力更以其宗教大做文章，引用《古蘭經》（Qur‘an）宣稱經文提倡「非穆斯林不適合領導穆斯林」。鍾萬學曾駁斥反對者是，「利用《古蘭經》撒謊」，但也因此被對手指控「褻瀆」，還於11月30日正式被以褻瀆宗教罪起訴。但鍾萬學堅持，自己從未說過冒犯伊斯蘭教的話，並表示法律程序至少會走1至2年，他沒有理由退出2017年2月的地方首長選舉。 印尼近2.6億人口中有超過85%都是穆斯林，國家雖然採用世俗法律，但近年保守派勢力增強，開始要求政府採用伊斯蘭法（Shariah）統治，曾被視為印尼族群融合象徵性人物之一的鍾萬學也成為打擊標的。 鍾萬學9月被控以褻瀆伊斯蘭教的罪名，11月4日首次出現由軍方組織的大規模抗議人潮，還與警方爆發流血衝突，釀成1死、數十人受傷。 （雨林 雅加达报道）（来源：综合网络）

和平日报，12月4日， 徐琚清（1908-1999），廣東梅縣人，在北京燕京大學畢業和曾進入日本明治大學“新聞研究所”深造，1929到1959年30年在印尼主持《天聲日報》和《自由報》筆政，兩次被逮捕監禁，一次是日軍侵略印尼時被捕關在芝馬墟集中營，與五百多名華社領袖一起坐牢3年半；另一次是1958年被蘇加諾政府以親臺灣為由逮捕，關禁一年多後驅逐赴台。蘇哈托上臺後，他又是第一個手持臺灣護照進入印尼商談加強印臺經貿和政治關係的特別代表。可以說，他一生中近半生涯與印華文化和經貿活動密不可分，是20世紀印華文化十分活躍的精英，這裏特簡介其生平。 徐琚清，廣東蕉嶺人，1908年生於汕頭市，1912年即隨父親旅遊南洋，首次踏上荷印巴達維新土地，到1914年（7歲）才回家鄉，童年就生活在椰城，為以後在印尼工作30年啟開序幕。回鄉後開始讀書，1920年進入梅縣廣益中學，畢業後因病留家鄉一年，曾執起教鞭，在城北學校教國文半年。 1925年夏天離家鄉赴上海，保送進蘇州東吳大學，原要研讀化學，不料1926年學校發生反教會學潮，就與鄧家棟、許登文一同由上海到北平，轉學進燕京大學，並改讀文史；1929年6月在燕大畢業，成績優越，獲得“金鎖獎”，代表畢業班學生在典禮上講話。在燕大期間，北京政治澎湃，徐琚清受家兄影響，參與國民黨活動，並在“國共合作”中積極參加李大釗領導的行動小組工作，至李大釗等13人被處絞刑才停止。在燕大修文史三年，上過名教授洪煨蓮、王相齡、張星炫、陳援、周作人的課，曾寫過《北京長城考》、《梅州源流考》，畢業原擬寫《客族源流》，但當時羅香林在清華也寫此專題，兩人協調後，就由羅香林寫原來主題，他則改寫《中國農民運動史》（第一部《漢末的赤眉與黃巾》，因此獲得好評。 在燕大，徐琚清等發起組織“歷史學會”，他出任首屆會長，曾積極 組織演講會，邀請清華校長羅家倫主講《太平天國史》，也邀過胡適，但改介紹傅斯年來主講。 畢業後，燕大有意留他在史學系任助教，說一年後有機會到哈佛大學深造，但徐琚清不滿當時北京的混亂環境，決定遠走南洋，一念之差改變他一生經歷。 1929年秋，徐琚清返家鄉省親後，經香港新加坡到達吧城，原有意到東爪瑪琅任教職，但碰到同鄉吳偉康，極力介紹他進《天聲日報》幫忙，主持筆政和編報，因此改行從事新聞。 徐琚清在《往事雜憶》一文中說明：“當時的僑報，幼稚簡陋無以倫比，銷數至多三、五千份，譯、編、寫、校等工作常由一個人包辦，還要提心吊膽，不要在報上出現‘帝國主義’四個字，否則便須準備入獄，候輪配遣出鏡。”1932年，在編報之外，徐琚清曾應湯武傑校長之請，在八華高中教國文半年，至1933年春返國為止。返鄉省親後，他順便到上海和南京走走，沒有適合的工作，突然動念要到日本留學。1933年夏天，他由上海乘日輪赴橫濱，在船上認識後來曾任中國外交部長的喬冠華。在東京兩年，先進日語學校，後到明治大學新聞高等研究班，期間在1924年暑假曾由東京橫濱坐船到天津轉北平，回去燕大校園探望母校和老同學，然後乘京滬鐵路返上海轉東京。留日兩年，仍為印尼《天聲日報》撰寫特約通訊，報導經濟貿易趨向。當時荷印和日本都沒有言論自由，稍有敏感性的專論都不敢寫。日本員警對中國留學生監視十分嚴密，當時喬冠華就因親共而被日警逮捕，並立即被驅逐出境。喬冠華回上海後即轉往德國留學。1935年暑假，離日本回國，返鄉省親後往廣州轉上海，任職鐵道部購料委員會。1937年 8.13抗戰爆發，8月15日在炮火聲中往廣州轉上海，任職鐵道部購料委員會。並與李碧英女士結婚。1938年春，攜眷離開上海返鄉，隻身先到香港，三月底再度到吧城主持《天聲日報》筆政。當年6月底，夫人碧英也到吧城，8月長子徐慶強出生。從1938年起，積極參與宣傳抗日和籌款支援祖國難民工作，因此當1942年3月，日軍侵佔爪哇後，他雖避居萬隆，但終在當年12月被逮捕，先囚于芝展東，後轉蘇加巫眉和西冷監獄，最後送入芝馬墟集中營，與五百多華人領袖同曆苦難，到1945年8月27日才釋放返吧城。釋放後，徐琚清首先協助與聯軍洽商護僑事務，並為《天聲日報》找回印刷機器，於當年10月恢復出版。他還和其他“難友”聯手，組織椰加達中華總會成立。 1946年，徐琚清出任《天聲日報》社長和中華總會文教部主任，與司徒贊等積極協辦，創辦吧城中學（即巴中），並出任巴中首屆董事長，第一屆校長司徒贊，還是由他署名發出的聘書。後來巴中蓬勃發展，成為印尼華人最著名的華文中學，雖被徐琚清目為“左派華校”，但他仍為當年參與創辦該校而深感驕傲，到老年時還念念不忘。 徐琚清父親于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時在梅州蕉嶺原籍逝世，戰亂無法奔喪，後又被日軍逮捕關押3年多，心中念念不忘家鄉祖恩，因此1946年安排好《天聲日報》和中華總會文教部事務後，于當年夏回鄉祭父，遷葬父墳，到10月再南渡印尼，參與戰後華社文教復興工作。1948年，徐琚清改行經商，擔任椰加達中華商會總務，積極聯合全印尼各地商會，向當局交涉收回各地華僑被沒收的農產品，並組織成立了全印尼中華商會聯合會（簡稱商聯會）。 建立印華高商 根據徐琚清說明，當時，商聯會運用所得農產品回折傭金，為華社做了三件要事：1、設立印尼中華高級商業學校（簡稱印華高商），聘請著名教育家王秀南為首任校長；2、把中華商會原地（即卡查瑪達 175號）買下來作為印華高商校舍，同時將正堂前後廳用作中華總會和中華商會辦公廳；3、在椰城郊外北淡木蘭購買1.5公頃土地，作為印華高商未來擴展新校址。（可惜後來土地被政府以政治理由沒收，建校計畫胎死腹中。）徐琚清在中華商聯會出任常務領導，先後于1948、1954、1955年代表商聯會赴梭羅、巴厘、棉蘭出席經濟會議或商聯會大會，並於1957/1958當選椰加達中華商會總會長，成為該會最後一任領導，因中華商會於1958年5月被納蘇迪安軍管局封閉，徐琚清、梁錫佑、馬樹禮等親台僑領數十人被捕，關押在安魯斯荒島一年多，至1959年9月才獲得釋放驅逐出境，與其他七難友被送到臺北，住在僑園。 創辦《自由報》…

和平日报， 12月4日，客家人物 – 洪秀全原名洪仁坤，小名火秀，又名洪日。在1837年大病痊癒後，聲稱夢見天父著白袍於夢境賜寶刀璽印給他。天父指他名須避諱，必須用全（全拆字為人王，有自稱君王之意）代替火字（火字乃犯「爺火華」，即今譯之耶和華名諱），又說他有三種改名方法。一是隱匿，自稱洪秀；二是新創，自稱洪全；三也可以使用不犯諱的名字，叫洪秀全，因而得名。 洪秀全所撰写的《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和《原道觉世训》，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藏。 洪秀全於清嘉庆十八年十二月初十生於广东花县（今廣州市花都區）福源水村，后來移居到官禄布村。[2]。 洪秀全祖先居於今日江苏，其祖先洪皓是南宋的名臣，与当时的岳飞都是同期的爱国民族英雄，而後南遷閩南，又遷居廣東，在廣州府花縣落腳。 洪秀全父親洪鏡揚，母親王氏。洪秀全生于耕读世家，7歲起在村中私塾上學，學習四書五經及其它一些古籍。由於他是兄弟中唯一識字者，村中父老看好洪秀全可考取功名光宗耀祖，可是三次府试都失败落选，第三次在广州落选后已经是25岁（1837年，虚岁）了，受此打击回家以后重病一场，一度昏迷，他本人说病中幻觉有一老人对他说：奉上天的旨意，命他到人间来斩妖除魔。从此洪秀全言语沉默，举止怪异。 此时洪秀全并不甘心于考试的失败，在6年后的1843年春天再一次参加了广州的府试，结果还是以落选告终。這时洪秀全翻閱以前在廣州應試時收到的基督徒梁发的《劝世良言》一書，把書中內容與自己以前大病時的幻覺對比，自認為受上帝之命下凡誅妖，自認上帝的幼子，耶穌的幼弟，並稱上帝耶和華為「天父」，稱耶穌為「天兄」，一气抛开了孔孟之书，不再做一名儒生而改信了基督教的教义，索性把家里的孔子牌位换成了上帝的牌位，。雖然未曾讀過《聖經》，洪秀全卻开始逢人便宣传他所理解的基督教教义，称之为“拜上帝會”。洪秀全说：「人心太坏，政治腐败，天下将有大灾大难，唯信仰上帝入教者可以免难。入教之人，无论男女尊贵一律平等，男曰兄弟，女曰姊妹。」洪秀全的「拜上帝會」在教義上模仿基督宗教，太平天國的十誡叫十款天條。[3] 洪秀全最初在廣州附近傳教，但未取得很大成功。1844年洪秀全和馮雲山轉至廣西一帶傳教，洪不久便返回廣東，馮留下發展，在當地的信徒日增。1845年至1846年間，在家鄉的洪秀全寫下《原道醒世訓》、《原道覺世訓》、《百正歌》等作品。1847年初，洪秀全來到傳教士羅孝全在廣州的禮拜堂學習了幾個月，曾要求受洗，但羅孝全不同意洪秀全對以前大病時所見「異象」的見解，並認為洪秀全對教義的認識不足夠，拒絕為他施洗。洪秀全4個月後離開。洪其後再到廣西會合馮雲山，並陸續制訂拜上帝會的規條及儀式。 洪秀全的拜上帝會與地方衙門的矛盾日漸加深，洪秀全等人在1850年決定反清，加緊準備，會眾在下半年間陸續前來金田團營。 1851年1月11日在广西桂平的金田村举行起义，建号太平天国，洪秀全稱天王；9月攻克永安后，分封东、西、南、北、翼诸王，各王均受东王楊秀清节制；1852年太平軍離開廣西，1853年攻佔南京，改名天京並定都在此，正式建立了與清廷對峙的農民政權。洪秀全一面派出軍隊西征北伐，一面頒佈《天朝田畝制度》等政策法規，試圖達到“有田同耕，有飯同食，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的理想社會。 太平天国举行第一次科舉考试时，有史以来特为妇女参加考试设立女科，拔取了女状元、女进士等。 定都天京後，洪秀全主張把四書五經列為禁書，東王楊秀清不同意，借「天父下凡」迫洪秀全讓步，洪只好同意四書五經在修改後可以刊印流傳，然而直至太平天國滅亡仍未曾刊行。後來洪秀全又修改《聖經》，按照政治上的需要及個人喜惡改動內容，在太平天國內頒行。 天王洪秀全與東王楊秀清的矛盾日漸加深。洪秀全知道北王韋昌輝、翼王石達開及燕王秦日綱對東王不滿，在1856年詔三人誅東王，9月發生天京事變，東王、北王與燕王先後被誅。翼王石達開在天京主政一段時間，為洪秀全所忌，洪秀全封自己的親兄弟洪仁發、洪仁達為王，以牽制石達開，引起石達開不滿。1857年石帶領大軍出走，脫離天王指揮。自天京事變及翼王出走後，洪秀全雖然掌握了朝政大權，太平天國卻開始走下坡。…

和平日报，12月5日 ，台湾新北市消防队员庄灿玮，昨晚在香港准备搭机返台时，发现一位女游客倒地，失去生命迹象，顾不得班机已经快起飞，冲上前实施紧急救护，因此错过班机。大陆网友在微博上谈论此事，赞他是“真正的台湾之光”。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庄璨玮说，昨天晚间7时许准备与妻儿搭机返台，在海关排队时，突然听见：“有人晕倒了”，一心只想救人的他赶紧冲去查看，“原以为机场会有医师和护理师，但发现没人过来帮忙。”于是他协助患者畅通呼吸道，等待医护人员到达才离开。 庄璨玮的义举，登上Taiwan News《台湾英文新闻网》，流传至国外；此事也在中国大陆的社群媒体微博上流传，大陆网友留言猛赞：“台湾之光！”“真是条汉子！”“这才是台湾人。”还有人给予祝福，“好人就会一生平安。”

和平日报，12月7日，香港印尼研究学社于11月26日在香港悦来酒店会议厅，举办一场印尼与马来西亚投资环境与风险研讨会，本报总编辑邝耀章主讲印尼投资与风险，与马来西亚东南亚研究所所长郑赤琰教授主讲马来西亚投资环境与风险。近百名印尼及马来西亚在香港侨民，及香港与中国企业家出席研讨会。 本报总编辑邝耀章说，印尼的投资环境充满挑战与机遇，印尼地大物博，天然资源丰富，海岸线长54,716公里，世界第2长，海洋资源取之不尽。印尼人口众多，2亿5300万人，世界排名第4人口大国，是世界上穆斯林人口最多的民主国家，具有生产力的年轻人25岁至54岁的年轻人占人口的42.3％，伊斯兰教徒87.2％。印尼是东盟第一大国，也是东盟一大市场。 世界银行曾经预测印尼2016年的经济增长率为5.3％．亚洲开发银行甚至预测今年印尼GDP增长为5.4％。 后来世界银行调低今年印尼经济增长的预期，从5.3％调低至5.1％，原因是外部经济环境不及预期，及印尼政府支出受限。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也预测印尼经济经过几年的放缓之后，2016年增速可望温和加快，但大宗商品低迷仍是风险，由此今年的经济增长可能为4.9％，2015年为4.7％。预计2017年印尼的经济增长5.3~5.4之间。 印尼政府于今年成功实行第一阶段税务特赦后，可望投资有所增加。但税务特赦第二阶段与第三阶段，印尼面对政治的不稳定，第二期与第三期税务特赦可能会以失败告终。因发生20万名回教徒示威钟万学亵渎宗教事件，原本存在外国要回流的钱，结果有关者持观望的态度，存在外国的钱暂时不回流。 1.投资风险： .法令与条规不明确，朝今夕改，换了部长法令也跟著换，换了总统法令更会换。比例：苏西洛时代有计划要建爪哇岛到苏门达腊岛的跨海大桥，某集团，并请了中国工程公司做可行性研究与探测，花了不少经费。佐科威总统上台，改变计划发展海洋通道(Toll Laut)，不建跨海大桥，结果该集团亏了一大笔钱。 苏西洛时代，日本已对雅加达－万隆高铁做可行性研究，并且有了报价，到了佐科威时代雅万高铁不交给日本建造，结果交给中国建造，日本企业也亏了一大笔钱。这些都是投资印尼的风险，有时不能跑得太快。 法令有所改善：中央撤销3143项地方条例 印尼实行地方自治，地方政府有权颁发地方法令，这些地方法令多如牛毛，许多地方法令阻碍了投资者到地方投资。 佐科威总统最近撤销了3143项地方条例，这些地方条例阻碍投资的进入或与中央法令重叠。 投资统筹机构也制定了一站式的服务，134种准证可在一站式服务站办好投资手续，申请投资准证只要到一个地方办理就可以。一年来佐科威政府推出了14个经济配套，主要为减化投资手续，缩短申请投资准证时间。 只要申请者符合条件，投资准证最快一天至三天就可以办好。马上可以申请输入生产用机器。 政府也改良通关时间，以往需要7天至10天，现在改良后只需要4天。…

和平日报，12月9日，难得一见的丹麦国家体操表演队第二次来三宝隆公演，周六将在郑和庙盛大登场，12月11日将在 Jambore 营地表演，28位俊男美女的组合，拥有专业与高水平的训练，将带来90分钟视觉与听觉震憾的演出。 丹麦国家体操表演队为一非营利性组织，。表演团成员年纪介于20到28岁之间，由14位男生与14位女生组成，他们经过接受一连串专业严谨的培训，再进行全球巡回演出。不只是单纯演出，还邀请民众参与，透过互动的教学工作坊，带领不同国家地区、不同年龄层的民众学习舞蹈、跳跃、翻滚、平衡和基本健身的动作，并且融合独特的丹麦风格。 印尼全国龙狮总会会长吴能彬博士表示：丹麦国家体操表演倡导健康积极的生活，以教育强调身心灵平衡的理念不谋而合，因此我们积极地邀请印尼表演，让师生及民众都能亲身体会。 周六，12月10日丹麦国家体操表演队早上10点将在郑和庙表演和进行互动教学工作坊，互动课程由28位表演团成员亲自教导，包括基础的暖身、柔软、韵律、舞蹈等动作，透过学习与互动，领略体操的力与美，展现热情与活力，提升心灵的美好感受。(雨林 三宝隆报道)

和平日报，12月11日，钟鲁斋(1899～1960年)，今广东梅州市梅县区雁洋镇三乡石楼村人，现代著名教育家。 出生于书香世家，少年时代在家读完“四书”、“五经”等书。15岁就读于丙村三堡学堂，毕业后考入梅州中学，后转入今梅州市梅县区广益中学。毕业时因成绩优秀，由学校保送到上海沪江大学。在沪江大学教育系学习期间成绩优异，获“荣誉奖学金”，直至毕业。毕业后返回程乡（今梅州市梅县区），任广益中学教务主任，并协助黄墨村等创办梅州第一间大学──嘉应大学。为进一步掌握教育理论，于民国15年(1926)重返上海沪江大学，在研究院学习，专攻教育学。翌年夏，取得文学硕士学位。两年后，他以参加“万国主日学校大会”的中国代表资格，到美国进入士丹佛大学专攻教育学。经勤奋研读，取得教育学博士学位。后到美国、英国、法国、瑞士、意大利等国游历，再由地中海、红海、印度洋经印度、新加坡、香港回到上海，沿途考察了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教育情况。 民国20年(1931)后的六七年间，他先后任上海沪江大学国文系主任兼教授、北京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中山大学教育研究所教授等职，从事教育实践和教育理论研究。在此期间，他写出许多教育论著，有的编成教育丛书出版，有的被列为大学教材。抗战初，他在香港创办南华学院，亲任院长，开设文史、金融、法律、商学、外语、会计等新科系，师资阵容整齐。不久，因日寇南侵，南华学院迁往梅州城北教溪口。为了办好学院，他曾远涉南洋，奔走于印尼、新加坡等地募集资金，得到爱国华侨的热心赞助，并得县长彭精一鼎力支持，南华学院建起教学楼、科学馆、图书馆和学生宿舍等，校舍初具规模，有学生400多人。同时还到各地聘请专家、教授前来任教。他虽身为院长，仍亲自任课。据一些南华学院校友回忆，他待人和蔼，知识渊博，善于辞令，深受师生爱戴。民国27年(1938)，广州沦陷，大专学校内迁，钟鲁斋为南华学院聘请了一批教授，招生人数达到700人，为当时梅州地区和闽粤赣边区培养了一批人才，为发展我国的高等教育事业作出了贡献。 1939年，钟鲁斋去南洋爪哇岛开展办学募捐活动，每到一处，不少教育机构和客属社团都会邀请他进行教育和文化主题演讲。钟鲁斋尽管旅途劳累，也尽量接受邀请，提出自己的见解建议。  7月5日到达梭罗的当晚，钟鲁斋应客属公会的邀请，作了一场《客族精神》的演讲。他对客家人散处四方的性格进行分析认为，一是富有冒险精神，不怕危险，不畏艰苦，敢做冒险事业；二是奋斗精神，勇敢前进，在军政学商界占有相当位置；三是坚忍精神，虽遇困苦，并不灰心，错节盘根，以求迎刃而解。  不过，钟鲁斋话锋一转，也对客家人特别是南洋客籍侨商中的不足之处进行批评。他认为，客家人也有自身的弱点，首先是贪小成功，而缺乏远大计划。他举例说，来南洋经商的人士，稍有积蓄，即寄回乡下买田做屋，以夸耀乡里。殊不知，仅有些根底的商业，抽去一部分资本，失去继续壮大发展的机会，所谓速见小利以至不达而大事亦不成。  同时，他也认为客家人自大，不肯为人下，不愿与人合作，大家都要做领袖，常至互相排挤，结果是一盘散沙。对华侨所在地的社团派系林立提出中肯批评，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钟鲁斋本来是要向客家侨领争取资金支持的，在这样的背景下，他仍然敢于对侨界的现象提出批评。既有赞，也有弹，反映出他直率、坦诚而敢于表达自己看法的学者风骨。 在梅县区雁洋镇三乡石楼村，由钟鲁斋兴建的故居文德楼还算保存完好。他曾经就读的崇正学校如今学生寥寥，但作为小学教学点暂时保留。在其宗侄钟森生、孙子钟奇荣的引领下，我们一行来到面积不算大的钟氏祖祠，左右两个矮廊专门设有瓷像式的钟鲁斋、钟惠澜事迹介绍，由此可见家乡后辈对他们的崇敬。  而在钟鲁斋兴办南华学院的教溪口，这里已经成为梅县华侨中学的校址。记者看到，这里侨捐建筑林立，但南华学院时期的建筑大部分已被改建，唯有广场上两株树干巨大的菩提树生机盎然。据华侨中学校长周庆粦介绍，学校近期也将迁址，这里将改为医院，但部分历史建筑将会保留。 在香港九龙太平道与亚皆老街交叉处的南华学院旧址，记者看到，这里已经被高楼大厦取代。只有位于薄扶林基督教坟场的钟鲁斋墓保存完好，在经过2005年的重新修缮后，墓前增加了一块书卷式的石雕，上书他的学生谢英煌题写的南华校歌首句“唯我南华崛起海疆，誉满梅岭与香江”，常年相伴着港岛上空城里的月光。 在钟鲁斋的故乡梅县三乡石楼村，有一座简朴的文德楼，门书“文章华国，德行齐家”。据钟鲁斋的长孙钟奇荣介绍，那是钟鲁斋在美国加州斯坦福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只用两年时间提前完成学业，从而将节省下来的留学奖学金为父母盖起这座居所，由此可见他称得上是那个年代天赋超人的学人。 以“文章华国”为志向的钟鲁斋的确是位勤奋著述的学者，从他的小儿子钟奖生提供的资料显示，钟鲁斋一生深入研究教育理论、著述丰富，著有《比较教育》《教育之科学研究法》《小学各科新教育法之研究》《History of Democratic Education In Modern China》等著作，编著有《中学各科教学法》《大学国文》，翻译了《现代心理学与教育》。其中前两部著作近年还被福建教育出版社收入《二十世纪中国教育名著丛编》，再版发行。 钟鲁斋从美国回国后，曾先后在沪江大学、清华大学、厦门大学任教，均是位于大城市的著名高等学府，治学条件优异而待遇不菲。然而，在1938年，正是全面抗战爆发、中华大地烽火连天的岁月，钟鲁斋却毅然“自找苦吃”，在筹措经费最为不利的国内情势下，发起创办南华学院，为流离失所的失学青年提供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钟鲁斋兼具这种献身教育的精神，既有崇文重教的家风熏陶，也有接受西方教育的巨大影响。他的祖父钟子衡、伯父钟凤修是晚清秀才，父亲钟凤仪也是饱读诗书的儒生。石楼村虽位于大山深处，读书的气氛很浓，清代就涌现出举人钟汝和。在西风东渐的近代，石楼村的青年学子很快接受新式教育，钟鲁斋和后来成为中科院学部委员的钟惠澜、乐育中学校长钟采盘，均有进入西方传教士兴办的广益中学读书、升读沪江大学的经历。…

和平日报，12月11日，叶剑英（1897年4月28日－1986年10月22日），原名宜伟，字沧白，廣東梅县人，中国共产党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领导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者之一。 叶剑英早年曾任黄埔军校教授部副主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参谋长，参与北伐战争。1927年12月，组织广州起义。第一次国共内战时期，任中革军委总参谋长、红一方面军参谋长等职务，参与历次反围剿战役及长征。中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参谋长、中央军委参谋长。第二次国共内战时期，任中央军委副总参谋长、中共中央后委书记、华北军政大学校长兼政治委员。1949年1月，任北平聯合辦事處主任，為接管北平做了大量的工作。同年參加中共代表團，同南京國民政府代表團進行和平談判。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歷任中共中央華南分局第一書記、廣東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中央人民政府委員、廣東省人民政府主席、廣州市市長，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部长、军事科学院院长兼政委等职务，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卷入“二月逆流”案。林彪事件后，他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国防部部长。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他同华国锋、汪东兴等策划怀仁堂事变，逮捕四人帮成员，此后担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廢除國家主席時期相當於國家元首）等職。1986年10月22日，叶剑英在北京逝世，骨灰安葬于广州红花岗烈士陵园。 1897年4月28日，叶剑英出生于广东省嘉应直隶州（今梅州市梅县区）雁洋堡下虎形村一个小商人家庭里[2]:1。1908年，11岁的叶剑英家境稍微好转，父母将他送到离雁洋10多里路的丙村三堡学堂住校读书[2]:4-5。受到辛亥革命影响，立志报效国家[2]:7。 1912年1月，叶剑英以“最优等”的成绩从三堡学堂毕业考入梅县务本中学，这年冬天梅县务本中学与其他三所中学合并受为官办。新校长是一个守旧人物，叶剑英因此联合100多名学生离开学校迁到梅城状元桥畔东山书院[2]:7，不久在进步人士、学生家长、乡绅和爱国华侨的支持下在县城东山脚下建起新校东山中学[3]。叶剑英随即进入东山中学就读。在此期间，接触了一些宣传社会变革的进步书刊。连任两届学生会会长[2]:8-9。1915年秋，叶剑英从东山中学肄业，在与雁洋堡相邻的横山新群小学任教半年[2]:10-11。同年冬，随父赴南洋，次年回国[2]:11。 1917年夏，叶剑英入云南讲武堂[2]:12。毕业后，追随孙中山投身民主革命[2]:17。1920年夏，参加了孙中山组织的驱逐桂系军阀之役[2]:18。翌年10月，随孙中山出巡广西[4]。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时，任海军陆战队营长的叶剑英率部护卫孙中山脱险，同陈炯明军作战[5]。嗣后，前往福建任东路讨贼军第八旅参谋长，随军入粤讨伐陈炯明。言岭关大捷，名震一时[2]:22。 1924年初，任建国粤军第二师参谋长，受廖仲恺邀请[2]:25，参与筹建黄埔军校，任教授部副主任[6]。在黄埔执教期间，接触了许多共产党人，受到影响，逐步接受了马列主义，第一次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未果[2]:27-28。7月，应张民达师长请求，返回二师，率部迎击进犯广州的林虎叛军，获胜[2]:29。后奉廖仲恺命，到香洲创办粤军第二师独立营，兼任该营营长。配合黄埔军校的教学，培训基层军士[2]:29。10月15日，与张民达指挥二师参加镇压广州商团叛乱[2]:31。1925年1月，与张民达率二师参加讨伐军阀陈炯明的第一次东征[2]:32。3月，出任梅县县长[7]。5月，任建国粤军第二师新编团团长，率新编团参加第二次东征[2]:41。 1926年1月，叶剑英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二十师第二团团长，旋即升任第二十师副师长[2]:42。1926年7月，参加国民革命军北伐，初期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总预备队指挥部参谋长，率部参加攻打南昌之役[2]:44。攻克南昌后，任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二师代理师长[2]:45。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作为党内唯一副主席的叶剑英成为仅次于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的第二号人物。叶剑英对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后重新出山起主要作用[2]:392。1978年3月，叶剑英当选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废除国家主席时期作为国家元首）[2]:401。1979年1月1日，叶剑英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指出“实现中国的统一，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并提出在海峡两岸“发展贸易，互通有无，进行经济交流”和“双方尽快实现通航通邮”的方针[49]。1979年10月1日，為了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三十周年，中共中央決定由葉劍英出面講話[50]。叶剑英在讲话中，论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年来的成就和失误，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批判两个凡是，明确提出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号召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向着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前进[51]。 1980年9月，叶剑英担任宪法修改委员会主任委员，领导制定了《刑法》、《刑事诉讼法》等二十二个法律[2]:402。1981年9月30日，叶剑英就台湾问题提出九条方针政策，建议举行国共两党对等谈判，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即“叶九条”[52]。1982年12月，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了叶剑英主持制定的“八二宪法”[2]:403。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资历深厚的邓小平回到中共最高决策层以稳定局面；而局面稳定后，邓小平与华国锋展开权力斗争[53]，主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务实派渐渐在舆论和中共高层权力中获胜，而毛泽东式的领袖崇拜逐渐失去了光环[54][55]。邓联合陈云、胡耀邦等指责华国锋的“两个凡是”[56][57]是“极左路线错误”，华国锋一派的领导地位逐渐被邓小平一派取代[58][59]。华国锋的权力也在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断削弱[60]。 1980年2月，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中共中央决定恢复中共中央书记处，胡耀邦任总书记，开始改变权力高度集中于党主席华国锋的格局。基于党政分开的原则，在9月的五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上，华辞去了兼任的国务院总理一职[61]。8月重要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后，很多人提出华不宜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62]:386-387。11月10日至12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9次会议，讨论华国锋过去四年的执政问题[47]:455。陈云、李先念、胡耀邦等人在会上向华提出严肃批评，华作了许多解释和自我辩护，不肯承认错误，会议一再延长。叶剑英在会上检讨自己有“周公辅成王”的封建思想[63][62]:391，自我批评在宣传华时说了过誉的话，还说：“如果国锋同志不愿意承担责任，那就由我承担好了。”叶剑英此言既出，华不再辩解，表示接受批评并提出辞职[64][47]:458。在1981年6月召开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华国锋的辞呈得到批准，仅象征性担任位列最后的中共中央副主席。 1982年9月，叶剑英出席中共十二大，再次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党内位列第二位，仅次于总书记胡耀邦，在邓小平之前[2]:420。1983年6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85年9月，叶剑英在1985年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前的中共十二屆四中全會上，因健康問題请退中央委员会職務[2]:420。1986年10月22日凌晨1点16分，叶剑英病逝于北京，享年89歲[2]:423。1987年10月22日，叶剑英的骨灰安葬于广州黄花岗烈士陵园[2]:426。（维基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