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日报，12月23日，楠榜客属恳亲会一行17人，包括林文进、林士文、李文根等，于日前前往亚齐，受到亚齐客属基金会主席古启祥为首的理事们的热情接待，此行也为亚齐地震灾区Pidie Jaya受难灾民，象征性通过亚齐客属基金会转交捐款，有望以此减轻一些灾民的负担，聊表同感身受之情；部分也捐助地震灾区Meulaboh殡仪馆筹建经费。这些捐款由楠榜客家理事会和楠榜客家青年会所联合捐献的善款，由楠榜客属恳亲会副主席林士文、李文根经手移交转达。 慰问团也在亚齐客属联谊会主席古启祥带领参观亚齐地方名胜；Rumoh Aceh博物馆、游览沙横市、看望亚齐客属联谊会会所，也享用亚齐特色传统美食Matang沙爹等。 （国际日报记者爱伦报道）
和平日报，12月23日，中国福州市闽江师范学院汉语师资培训团，于12月19日至20日在西爪哇省华文教育协调机构（西爪华协）会所对万隆、展玉、苏甲巫眉64位汉语教师进行培训；经过郑丽、郭晓莹、华洁琼三位专家、教授辛勤教学，西爪哇教师们认真配合，已于20日下午胜利完成任务，举行了结业仪式。 据悉，两天培训课中，郑丽博士、副教授辅导了有关《汉语语音教学难点及对策》中的“语音难点之声母篇”“语音难点之韵母篇”“语音难点之声调篇”等；郭晓莹副教授辅导了《文本解读与阅读策略运用》中的“图画书的讲读与教学设计”“童年的歌谣”等；“学前教育系”教师华洁琼辅导了《发现儿童》中的“从游戏中发现儿童”“从绘画中发现儿童——‘房、树、人’测验”等。她们通过各种方式进行辅导：除讲解之外，有案例分析、图表助教、情景教学，有师生互动等等。 结业礼仍由林香君主持。三位专家、教授与西爪华协基金会辅导陈迪鹏，理事会主席刘一江、副主席徐宝岩、财政唐锦欢与参加培训的老师们一道出席。 郭晓莹副教授应邀致词表示，经过培训课，亲身体验，才真正感受到汉语、中华文化的魅力；老师们对汉语教学、弘扬中华文化那么热衷投入，令人感动。深切感谢老师们在培训过程中密切配合，认真汲取，促进教学效果；深切感谢西爪华协同仁大力协助——号召、邀集老师们踊跃参加培训，提供理想场地，具备各种资料，特别是热情接待，西爪华协引领她们参观了印尼传统艺术“邬佐伯竹筒音乐茅舍”和万隆旅游景点“覆舟山”。他们将把这一切美好的事物（包括老师们的反馈）带回中国。 万隆荣星学校教师、培训班班长徐倩应邀致谢词之后，西爪华协基金会辅导陈迪鹏应邀致词。 陈迪鹏辅导委表示，培训团专家教授们离乡背井、千里迢迢、陆空劳碌、敢冒风险，前来辅导西爪哇华文教师们提升华教素质；谨向她们致以“最诚挚、发自内心”的谢意和敬意。他说明，由于新秩序时代政府禁锢华文、华教，华人多数被逼从商而使华文、华教断层三代，现今会讲会读会写华文的几乎都是60岁以上者。印尼改革开放，中国国力强盛而掀起的华文热，促使印尼友族学习华文的热情亦不亚于印尼华族；以此他呼吁在座各位老师在积极教学汉语的同时，不忘传扬中华文化中的“四维八德”教育，重视对学生的道德建造。 接着，郭晓莹副教授向参加培训的老师们颁发了结业证书；郑丽、郭晓莹、华洁琼三位专家、教授与西爪华协主席刘一江、副主席徐宝岩、财政唐锦欢，以及全体参加培训的老师合影，留下永远的纪念。 （本报记者幸一舟报道）
和平日报，12月24日，钟万学涉嫌“亵渎宗教案”将于12月27日第二次开庭审理。最高法院发言人苏哈迪12月23日表明，最高法院已批准，被告人钟万学“亵渎宗教案”第二次开庭地点将转移到雅京南区农业部大厦。 他阐明，钟万学案第一次开庭地点在前雅加达中区地方法院，转移开庭地点是考虑到安全脆弱性，因为在庭审过程中，频繁出现来自各方的示威活动。 转移开庭地点是根据刑事诉讼法第85条，该条款规定，在一个地区不允许当地法院审理某一案件的情况下，最高法院可以根据地方法院或地方检察院的提议，向司法部长申请设立或指定其他法院审理该案件。 尽管开庭地点改变，苏哈迪保证，审理此案的法官团不会改变。钟万学案仍将由主审法官Dwiarso Budi Santiarto和四名陪审法官Jupriyadi、Abdul Rosyad、Joseph V Rahantoknam和I Wayan Wirjana审理。（国际日报）
和平日报，12月24日，来自智利、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三个国家的50名华裔青少年和领队，在桂林市少年宫老师的带领下，学习中华传统文化课程中国茶艺、传统游戏和民族舞蹈。 当天，桂林市少年宫茶艺课程老师梁慧雯带领华裔青少年们了解中国传统茶文化、并深入体验泡茶、饮茶的方法和礼仪。 澳大利亚营员陈仪说，外婆外公、爸爸妈妈在家里喜欢喝茉莉花茶、菊花茶等，也会泡茶招待客人。这次参加茶艺课，了解了茶的历史，喝茶的不同姿势、知道了用手在桌上轻轻扣三下是表示感谢的意思，很有趣。 从荷兰移民到澳大利亚的营员吴伟昇说得一口流利的粤语，他说爸爸在家经常教他喝茶，周末与父母去茶楼，会饮铁观音和普洱茶。以前来中国认为就是旅游，通过这次课堂学习，感到学习中国文化知识和历史知识也是很需要的。 智利营员方颖媛在中国上海长大，初中一年级来到智利，她对中国比较眷恋，也很喜欢中国文化，她说回到智利后，可以使用正宗的中国茶艺方法泡茶了。 澳大利亚领队陈枫告诉记者，在澳大利亚，很多来自中国的父母都会买一些茶叶放在家里自己喝或招待朋友，周末也会带着孩子去茶楼饮茶，但很多孩子不知道中国是茶的故乡，另外茶叶还有减肥、美容、预防癌症、高血压等功效。 澳大利亚中文学校联合会副会长、领队李嫣表示，记得在读小学的时候，教科书中学到“桂林山水甲天下”这一课，就许下“一定要去桂林看看”的愿 望，想不到竟是在几十年之后，带着学生们一起从九千公里以外回来实现自己童年的愿望。李嫣和孩子们一样期待着今后几天的行程，渴望身临其境去感受中国山川 河流的美丽。 12 月 19 日至 30 日，2016 年海外华裔青少年“中国寻根之旅”冬令营-历史文化名城桂林体验营开营，本次冬令营将通过课堂学习、参观考察、沟通交流等活动，增进海外华裔青少年对祖(籍)国的了解，提高他们学习汉语和中华文化的兴趣。，（中国侨网）
和平日报,12月25日，丘元荣(1897-1978年)，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印尼巴达维亚(今雅加达)著名的客籍华侨实业家、慈善家和爱国侨领。其传略曾分别于1940年加载《荷属东印度概览·现代名侨人物志》、1996年加载《广东省志·华侨志》和2001年加载《梅州市华侨志》。 丘元榮，1897年出生於廣東省梅縣雁洋長教村，年幼時就讀於鄉村中的「永捷學校」，勤奮好學，篤實敦厚，深為巴達維亞中華會館創辦人丘燮亭叔父之賞識。1913年，十六歲的丘元榮應叔父之叮囑壯志南來，初在叔父創設的「聯興公司」當店員。其時任巴達維亞中華總商會會長的丘燮亭叔父為歷練侄兒的才智，便讓他從店員做起，以協助叔父料理商務。當時，聰穎過人的丘元榮亦深悟「無商不富」、「萬丈高樓平地起」、「古今凡做大事者必先從小事做起、從基層做起，以積累經驗」等道理，於是他在工作中刻苦耐勞、虛心請教，並參加「華文夜校」的補習以提高中華文化程度進而博覽群書，增長知識。 果然，經過多年的磨練，丘元榮在叔父的精心栽培下，于1930年自行創立「榮盛有限公司」，專營棉紗、布匹、絲綢、匯兌，生意紅火。旋在印尼泗水、井里汶等地設立「榮盛分公司」。隨後，又創辦「聯榮公司」和「新光織造廠」，業務發展到新加坡、曼谷、香港、上海及印尼各埠，可謂運籌帷幄，操奇有計，馳騁商場，乘風得意。值此事業有成之際，他更是高瞻遠矚，看準上海、香港是國際市場的商貿中心，商機無限。於是，他與堂弟丘陶榮、丘佐榮(即先叔父丘燮亭之公子)一起通力合作，在上海和香港先後合股創設「榮南興公司」，經營進出口貿易，事業如日中天。與此同時，他又在上海開辦「巴華筆廠」，生產之兩用筆前為自來鋼筆後為毛筆，美觀實用，風行一時。這是客籍僑商進軍大上海及「東方之珠」的香港商界貨阜財豐的明證。 丘元榮為了報效桑梓的養育之恩，于1941年獨資在梅縣家鄉創辦「梅縣華僑玻璃廠」，以支持家鄉的經濟發展。他還在梅縣丙村墟設立「榮達分公司」，經營雜貨，為中小學生和赴墟的民眾提供方便。 丘元榮在商貿業上銳意經營，長袖善舞，成為印尼華僑工商界之巨子。他深知，二十世紀為競智時代，亦是群策群力之時代，應謀取華僑商務之發展，戳力實施。於是，他首倡巴達維亞華僑公會並出任首屆會長。1934年，荷印政府仍施行輸入限制政策，丘元榮乃出面組織荷印華僑輸入商總會，得到眾僑商的響應，被推為首任主席並蟬聯第二任主席。自有該會以來，華僑輸入商受益不少，凡有關於輸入商之公共事件，均可在會內商定議決。當時，荷印華僑輸入商總會還在泗水、望加錫、三寶瓏設有分會。 1937年「七·七」蘆溝橋事件，日本侵略者大舉進犯侵略中國，遭到民國政府領導的國民黨軍隊和人民的英勇抵抗。國難當頭，凡中華民族的優秀兒女均同仇敵愾，萬眾一心，抗日衛國，譜寫了中華兒女艱苦卓絕、浴血奮戰、抗敵卻暴的輝煌篇章。身為炎黃子孫的海外華僑在世界各地紛紛成立「華僑捐助祖國慈善委員會」，發動僑居地的華僑捐款贈物，或派遣熱血青年投筆從戎回國投身於抗日洪流。富有「實業救國」遠大抱負的丘元榮當即與各愛國僑領在巴城成立「荷印華僑捐助祖國慈善事業委員會」，被公推擔任主席。他公而忘私，竭智盡心，號召全體僑胞踴躍輸將救國，督導僑胞捐獻源源匯回祖國，對振奮抗日士氣，功績卓著。當時，民國政府發行5億元的抗日救國公債，丘元榮積極響應，當即以「榮盛公司」名義認購6萬元，一時傳為佳話。1938年10月，星洲舉辦「南洋各屬華僑代表大會」，丘元榮被推舉為巴達維亞首席代表率團赴會。 由於丘元榮在僑居地為祖國抗日賑災貢獻良多，應民國政府之特別邀請，返國到重慶陪都開會，受到最高統帥蔣介石的接見，褒獎有加。其時，他在梅縣雁洋長教村為母親溫樣妹做「七旬晉一」祝壽華誕，國民政府主席林森、最高統帥蔣介石以及宋子文、孔祥熙、陳立夫、陳果夫等政要相繼題詞祝賀。由梅縣縣長梁國材從縣城專程將國府政要的賀匾送到離城30多公里的山村。當年，丘元榮慷慨解囊捐獻10萬元，連同其母70大壽所收到各界禮金20萬元共30萬元捐給祖國抗日賑災，此善舉受到民國政府表彰。 民國廿七年(1938年)，丘元榮擔任巴達維亞中華商會會長、華僑公會會長、荷印華僑輸入商總會主席、荷印華僑捐助祖國慈善事業委員會主席，還擔任中華會館顧問、巴城義平學校學務委員長、巴城養生院副主席等職。可謂商界翹楚、僑團領袖，才名並重，聲美月華。1941年，他被重慶國民政府委任為「海外部委員」。 1942年，日本侵略軍南侵，雅加達淪陷。日寇獲悉丘元榮愛國抗日，便窮凶極惡地將他與全爪哇之僑領共500多人一起關入集中營拘禁，並將他主持及投資之4家公司、1間工廠強行接管，內中的存貨、財物等全為日本侵略軍掠奪一空，僅布匹一項就達1千多箱。在集中營拘禁期間，丘元榮與司徒贊(廣東開平縣人，曾任巴達維亞華校教師公會主席、荷印華僑捐助祖國慈善事業委員會文書主任等職)等多人，被日寇嚴刑拷打，始終堅貞不屈。 1945年8月，日本侵略者無條件投降，普天同慶，歡呼抗日戰爭勝利。丘元榮與全爪哇被拘禁在集中營的500多名僑領一同恢復自由。他熱心社會公益之精神，並未因日寇殘酷打擊而消沉，反而愈益奮發。在大團結的感召下，他積極聯絡雅加達的福建會館、廣肇會館、華僑公會、洪義順公會及新明會等各社團聯合組成「中華總會」，他被推舉為首任主席，領導全體華僑共謀福利而不懈努力。當時，印尼各島交通尚未恢復，百業蕭條，戰亂頻仍，各地動燙不安，受難僑胞流離失所，逃難到雅加達者甚多，亟待施救。當丘元榮目睹難僑流落街頭的慘狀心急如焚，當即放下自身生意，組織人力全力施救，在中華總會下屬特別設立「救濟股」，專辦難僑救濟事宜，經辦食堂，尋覓住地，先解決流離失所的僑胞之溫飽問題。同時，他向當時政府力陳建議，請求撥出專款救濟，對難僑分發物資或現金受惠，從而使2萬餘戶10多萬難僑得到救濟，或安置於雅加達居住，或返回原居住地謀生。此一善舉，為同僑們津津樂道，傳為口碑。 繼后，時局動蕩，丘元榮剛毅忠貞，堅持立場，雖迭遇困難時受威脅，仍堅貞如故，其威武不屈、維護自由正義之精神，為國內外人士一致欽崇。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丘元榮面對百廢待舉，應以經濟復興為本，振興華教辦學育才亦為重要。於是，他與同甘苦共患難的司徒贊等僑賢，在福建會館、華僑公會、廣肇會館等僑團支持下，積極籌辦雅加達聯合中學，后易名為「華僑公立巴城中學」，他任巴中第二屆董事長。他還協助創辦中山中學和印華高等商業學校，併兼任八華學校董事。他還於1949年、1951年至1958年分別擔任雅加達養生院四屆副主席，為社會公益事業殫精竭慮。 1948年7月12日署僑務委員會委員。 誰料，時移世易。1952年，他與堂弟陶榮、佐榮在上海合股的「榮南興公司」，被「極左路線」划為「官僚地主」而被強行沒收所有貨物和財產。 1958年，印尼蘇門答臘島兵變，蘇加諾總統發布戒嚴令進入緊急狀態。昔年抗日愛國獲蔣介石接見褒獎的榮耀，竟被捲入事端。旋即，曾因抗日救國而被日本侵略者關進集中營近三年的丘元榮，這次又蒙不白之冤被印尼軍隊拘禁監獄達一年半。他在雅加達的「榮勝公司」亦慘遭查封，一年半解封后只得忍痛拍賣。 丘元榮自上世紀三十年代經商發跡后，他經常說：「操經濟權衡者，不患散財之多，但患生財無方；能生財，則愈散而愈聚。」又說：「來於社會之財，要須用之於社會。」故他數十年來能散財以賑災，能輸財以為國，一向熱心僑居地及桑梓的社會公益福利事業，功勛卓著。…
和平日报，12月25日，印尼人对于中国工人”入侵”的担心日益增长。这种现象真的存在吗？印尼政府和议员怎么看这件事情？ 关于印尼有多少中国工人的争论似乎从来没有停止过。有人说这个数字高达1000万人，但这一说法遭到了印尼劳动与就业部官员亨利•苏达曼托（Henry Sudarmanto）的否认。 “我们掌握的数据显示，来自中国的工人总数是21271人，这是获得合法签证的人数。1000万是不可能的，到印尼的中国游客总数也没有这么多。”亨利说。 不过，印尼议员准备在2017年就中国工人人数问题询问政府相关官员。 议员阿尤布（Muslim Ayub）说，询问的目的是搞清楚有没有中国人持旅游签证到印尼务工。 他认为在印尼工作的中国人数量应该高于2.1万人。 “在农场、金矿、煤矿以及橡胶园工作的人中有些是中国人。我认为总数不止2.1万，但尽管如此也不会有1000万，最多100万人，这还是可能的，”他说。 他补充说，在访问位于印尼首都雅加达西部一座叫坦格朗（Tangerang）的卫星城时发现那里的大多数工人来自中国。 “这只是在主岛爪哇岛上，还有加里曼丹岛、苏拉威西岛以及巴布亚呢？这也是我们传唤政府官员的原因，到底发生了什么？” 议员阿尤布说。 来自印度尼西亚艾尔朗加大学（Airlangga University）的分析人士哈迪·苏巴恩（Hadi Subhan）表示，问题在于缺乏对工作许可的监督。 “根据法律，外国人只能在本地缺乏人力资源的领域工作。大部分来自中国的工人都属于蓝领工人，不属于这一类别，”哈迪说。…
和平日报，12月25日， 12月25日是西方的传统节日圣诞节，前网球名将李娜也个人微博上祝大家节日快乐。李娜在微博上写道：“马上要圣诞节了，提前祝大家圣诞快乐！今年我们家的圣诞节特别‘好’感恩。” 有趣的是，在文中的配图上，李娜使用了小猪佩奇的图片，除去代表女儿Alisa的小猪外，还有一只象征着儿子的小猪。这是否意味着李娜又喜得爱子，一家人升级成为四口之家？ 随后据李娜经纪人确认，李娜的第二胎为男孩，李娜夫妇为儿子取名为Sapajou，意思为卷尾猴，代表最聪明的孩子。寓意属猴的小Sapajou聪慧可爱。（中新网）
和平日报，12月25日，當您知道這首受歡迎的聖詩背後的歷史，這首歌對救主的見證和您對這首歌的回憶会i變得更加甜美。 約瑟夫‧摩爾由未婚母親所生，他的童年經一位牧師，同時也是音樂主席的约翰‧尼波默克‧亨勒帶領研讀宗教和音樂。1815年，摩爾成為一位祭司，並被正式指派到奧地利的瑪利亞普法爾（Mariapfarr）服務，這裡也是他的父親的家人居住的城鎮。 1816年，這位準祭司以德文寫下「Stille Nacht」平安夜的歌詞，摩爾當時生活在經濟和社會困難的時代，拿破崙戰爭後帶來的國境遷移，經濟蕭條，和對未來的不安，摩爾在這樣的情況下寫了這首聖詩的歌詞。 兩年後，1818年聖誕夜，摩爾把他寫的歌詞拿給一位學校老師，同時也是一位教會的管風琴師弗朗茲‧格魯伯。許多歷史學家推斷當時的管風琴壞掉了，原始的平安夜「Stille Nacht」是在奧地利的奧本多夫（Oberndorf）的聖尼可拉斯教堂由吉他彈奏的。 摩爾的慷慨眾所皆知。雖然歷史上對於此聖詩的記載有些出入，但都一致地提到他是個善良慷慨的人──而且從他的歌詞看得出來他對救主的見證。 第一次演奏後，這首歌便流傳開來。「平安夜」已被超過100種語言翻譯，而且幾乎所有的聖誕音樂專輯都會包含這首熟悉的聖詩。（雨林 编辑）
和平日报，12月25日，二战后至1960年代中期，印尼华侨华人研究曾经蓬勃发展并取得一批有分量的学术成果。当时，一批欧美、东南亚、中国大陆、台湾和印尼本土等地有一批理论基础扎实、通晓多种语言、事业心强的科研人员。他们勤勤恳恳，兢兢业业，日夜埋头搜集资料，或到印尼进行实地考察，写出了一批重要论著，至今仍为许多研究者所引用，或者成为大学生、研究生的必读参考书；加上当时印尼学术研究环境比较宽松，允许出版和发行中外文报刊，发表了不少有价值的文章，积累了丰富的研究资料，为研究人员和感兴趣者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1949年后，中国大陆从事印尼华侨华人研究的学者多为五六十年代归国深造的印尼归侨。他们之中，有些在印尼出生长大，受过华侨教育，对印尼有感性认识，对华侨华人心态比较了解，对研究印尼华侨华人问题有感情，他们通晓印尼语和英语；回国后考取大学，受过学术研究的基本训练。参加工作后不少人以研究印尼为终身职业，并通过辛勤劳动取得一定成果。 令人遗憾的是，上述良好环境在1960年代中期发生急剧变化。从印尼方面来说，苏哈托反共反华军人集团发动政变，推翻了苏加诺政府，对华侨华人推行强迫同化方针，取缔了华社三大支柱（社团、报刊和学校），严禁发行出版或进口华文读物，华侨华人资料几乎荡然无存；华侨华人子女失去了学习华文的权利和机会，研究人才的培养处于停滞状态；印尼政府还实行舆论一律政策，不允许发表和出版公正公平论述华侨华人作用的论著。华侨华人研究的基地理应在印尼，然而学术研究处于万马齐喑的境地。这是印尼华侨华人研究的悲剧。 在中国大陆，适逢“文革”发生，学术研究停顿了十年，许多刊物停刊，根本无法发表研究成果。一些有事业心的学者只好利用闲暇时间搜集资料，为日后东山再起做好准备。 进入新世纪以来，无论在印尼还是在其它国家，华侨华人研究正逐渐走出低谷，情况在逐步好转。如上所述，取得了一批成果。但是，研究工作形势依然严峻，应该引起有关部门和学者的重视。 首先是人才青黄不接问题。10年来，一批在中国留学的印尼学生（含印尼族裔和华裔学生）正在成长，多数留学生回到印尼后从事华文教学工作，有些人转行从事商业活动。有些人虽然致力于华侨华人研究，并且取得初步成绩。但是这些人毕竟是少数，而且他们的理论水平、华文水平和写作水平都有待提高。 其次，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回中国深造的的印尼归侨研究人员目前多数已经退休，年迈体衰，有的已经去世。即使有心继续从事研究，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除少数身体尚好者外，多数人只能写一点短平快的小文章或通俗小册子。中青年学者多数不懂印尼文，对印尼国情不大熟悉，从而影响了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第三是资料整理问题。目前，印尼华侨华人不少研究资料流失在各国，保存在新加坡、中国、欧美和印尼和欧美一些国家的大学图书馆、档案室等。类似对荷印时期华人公馆资料进行系统整理的尚不多见。中国国家图书馆、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等有一批早期印尼的中文报刊，是很难得的珍贵资料。其中以前雅加达《生活报》社长黄周规先生家属赠送给国家图书馆的1945年至1965年的该报最为完整。笔者曾经多次前往借阅。可惜报纸历经沧桑，一些纸质已经破损变黄，一些已经撕裂。稍不留神，极易破损。由于经费有限，该馆尚未将其制成缩微胶卷。可以想见，再过几年，这些报纸都将被束之高阁，禁止借阅，以防彻底报废。其它中文报刊情况相似。 第四是见证历次大事的当事人已经不多。随着时间的推移，无论是在印尼或者在其它国家，曾经经历过印尼历次重大事变的华人前辈多数已经作古。目前仍然健在的屈指可数。他们是当年印尼重大事件变迁的亲历者和目击者，假如能由他们亲手撰写回忆录并出版，那是最好不过的了。问题是他们多数已心有余而力不足，或者记忆力衰退，亲手撰写有一定难度。比较现实的是由他们口述，亲友们加以整理出版。由于被采访者身体健康等原因，此工作必须抢时间抓紧进行。假如有某一有财力有实力的专门机构通过调查研究，列出一批采访对象和工作进度最好。不言而喻，此事刻不容缓，宜赶紧列入议事日程。 第五是当前从事抢救工作的多为民间志愿者组织（例如《生活报纪念丛书》编委会），他们完全是出于一种对先辈的缅怀和尊敬，一种紧迫感和使命感，自筹资金抓紧时间开展工作的。这是一种可贵的精神，值得发扬和学习。但是，它们毕竟属于民间团体，经费有限。有关国家的政府、研究机构或者财力雄厚的企业家是否亦可出手助一臂之力呢？例如将其列入社科规划项目，让年轻学者申请立项，或者给予一定资助。众人拾柴火焰高，大家一齐动手，相信可以取得更大成绩。 总之，抢救华侨华人资料是功在千秋、惠及子孙的高尚事业，无论是印尼还是其他国家的有关人员（领导与研究者），都应该尽快提高抢救资料的意识，加强使命感和责任感，积极行动起来。时不我待，希望此项工作能得到大家的重视并有所行动，争取取得新的成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做出新的贡献。功德无量，善莫大焉！（ 作者：黄昆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