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日报， 2021年1月4日， 印尼归侨周杏春一生热爱祖国，在回国60年的岁月里，以她不凡的生命书写了她神奇的人生轨迹。 1960年2月29日，中国政府拯救受迫害的华侨，虽然当时国力孱弱，但是还用重金租用第一批四艘轮船满载着印尼的2100多名归国侨胞，这就是印尼华侨掀起回国的浪潮。 《海外孤儿有了娘》《社会主义好》响彻接侨船、响彻在太平洋、响彻在祖国南大门。 周杏春从印尼占碑登上祖国的接侨船，安置到广西百色华侨农场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她深有体会说，感谢祖国把我们在水深火热的时候接回来，安置在华侨农场生活工作，虽然有些艰苦，但是在自己的国家作贡献，我义无反顾。在农场20年她先后在百色华侨农场获得劳动标兵、劳动模范的称号。 随着时代的变迁，周春秀80年代移居澳门，在她生命中发挥余热，参加澳门爱国爱澳的社会公益活动，随着年龄增大她到街坊总会过着美好的晚年，周杏春感触说：感谢澳门特区政府对长者的亲切关怀，澳门明天会更好！ 衷心祝福101岁周杏春延年益寿，让生命之笔绘出美丽的画卷。 （雨林编辑， 来源：千时侨友网）
和平日报， 2021年1月5日，香港资深演员李香琴今天（1月4日）病逝，享年88岁。 资深艺人谭倩红稍早接受港媒访问时证实李香琴的死讯，她说：“她的干儿子阿Wing通知我，今天琴姐1点多在医院走了。她的干儿子说前几天到琴姐家探望她，琴姐已经吞不了食物，要喝营养素。今天琴姐不舒服，家人送她到医院急救，怎知道几小时后她就走了。” 有港媒报道，李香琴上个月健康状况急速恶化，家人早已做好心理准备。 据悉，李香琴女儿已经向亲友通知母亲病逝的消息。 （雨林编辑，来源：联合早报）
和平日报， 2021年1月6日，刘宏谟先生于1903年1月1日出生于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县（现为铜山区）。八岁时，正值军阀张勋在徐州搞兵变，当时，他正在街上玩耍，不慎被乱枪击中喉颈，所幸被及时抢救，免于一死。 年少时，由于家贫，在地方政府的贷款资助下，才得于升学；中途因病，以及贷款中断，被迫数次停学。读书时，由于好学勤奋，每次考试成绩都列首榜；品学兼优，被举荐为模范生。一度由于家里无法继续缴付学费，无法深造。在南京中央大学理学院数学系就读期间，只能靠半工半读，才得以完成学业；毕业后，被校方聘请，留校任教。 上世纪卅年代，应朋友邀请南渡印度尼西亚执教。先后在爪哇岛的直葛市(Tegal)、泗水市(Surabaya)、雅加达市（Jakarta），以及苏门答腊岛的巨港市(Palembang)等埠华侨学校任教，直至1966年华校被印尼政府封闭为止。 1945年，日本投降后，鉴于战前侨校分立，帮派思想、地方观念甚浓；在“八华学校”执教的刘宏谟先生为着打破侨教帮派分立现象，提倡创办“联合中学”，即巴城中学前身（简称“巴中”）；又鉴于战前教师地位低下，被校董视为雇佣，倡办“中华教师公会”团结教师、改进教学、兴办福利、领导进修；后来，教师地位显著提高。战后，侨教局面获得全面改善。 刘宏谟先生连任“中华教师公会”主席一职多年，掌握侨校领导权；使当时由民国政府组织的“中华总会文教部”形同虚设，无法把持侨教。 为了提高教师地位，增进教师福利，刘宏谟先生特于纪念“教师节”当日，倡议发动尊师运动；从此以后，每年“教师节”都有“尊师运动”之举；还为“中华教师公会”争取改善教师待遇，在董教代表会议上激辩，并在报刊上展开笔战。 “中华总会文教部”图谋组织“教育委员会”与“中华教师公会”争夺侨校领导权，并在侨团代表大会上提出；刘宏谟先生仗义执言，代表全体教师，不予承认，后来胎死腹中。 当时的荷印殖民政府教育司司长张恩禄起草限制华校新条例：“凡有四分之一在印尼出生的华侨学生的华校，都应改为印尼籍民学校”；群议哗然，但无法抗拒；若果实现，华校将全被没收。刘宏谟先生则主张以“华校为教授华文的学校，不分国籍，为何必须以国籍加以限制”为理由提出抗议。最终，限制华校条例遂未实施。 当时，有人倡议将华侨学校教课本，除中国文史地外，全部更改为“印尼文化”，并曾组织研究小组进行讨论。刘宏谟先生力排众议，认为华侨因环境关系，学习印尼文易，学中国语文难；若华校课文更改为“印尼文化”，华侨学生缺乏学习祖国语文的机会，将与祖国文化隔离，不成其为中国国籍华侨；辩论多日，后经民国政府驻印尼领事馆接纳，“印尼文化”之议才作罢。 张恩禄教育司长谋争夺华校不成后，转而向印尼籍华裔的“中华党”大会建议，将“印尼文化”列入党纲，由党代表向国会提议没收华校作为印尼籍华裔子女教育场所。刘宏谟先生事前闻讯，亲自赶往万隆市，要求在该党大会列席并发言，力陈中印国籍问题尚悬而未决，此时以国籍为借口，要没收华校，实无法理根据；且华校为私立，产业属私人法团，不得抢占，此案遂被撤销。 直至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1955年在印尼万隆市第一次“亚非会议”召开期间，周恩来总理与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总理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印度尼西亚的双重国籍协定》之后，中国籍华侨和印尼籍华裔子女不能不分校；当时，全雅加达分校计划，由刘宏谟先生主持安排，无一师生失业失学。 刘宏谟先生立志改进华校实质，出任新成立的“新文中学”校长，定名为 “实验中学”；计划将一生的教育经验和理想，实现于一所中小学里；由“点”为实验到“面”的推广，做为改进侨教的中心。刘宏谟先生首于实验初中课程改革，起草高中课程改革方案，主持中小学课程改革会议；并对侨教方针、学制全盘改革方案辨析具体系统建议书，提呈当局。另编写《小学算术》教科书、《书法实验》课本、《中小学语文语法教学改革方案》；主持中小学语文、外文教学改革会议，力谋教材教法革新。 刘宏谟先生生平所写教育与数学论著，常发表于印尼各华文报刊及新加坡的英文报刊《海峡时报》；刘宏谟先生也因此被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邀请担任数学系讲师，但他拒绝了美国方面的邀请。 在刘宏谟先生主持下，“新文学校”办学认真、纪律严明、学风良好；坚持教学正规、严格考试升降；并设计自制教具、自编教材，领导教师学习，提高思想觉悟及业务水平，已足为办学良好规范。 为求扩大侨教的改进面，刘宏谟先生倡议成立“教育研究会”，打破侨教各自为政的局面，共商侨教实质改进问题；并数次主持召开各种教育研究会议，讨论侨教学制、课程、教材、教法等改革方案；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先主持召开全印尼侨教会议，后又参加外埠侨教代表座谈会，讨论侨教改进事宜。 侨教课程改革、学制改革、教材教法改革方案已备有，但因时局紧张未能实施。后来印尼政局发生变化，华校被当局封闭，一切理想完全落空。 华校封闭后，刘宏谟先生决定闭门著作，将一生研究所得写成论文、专著问世；自编传歌吟咏，寄达内心的情感意愿；语意深长、词句精警，足以振奋人心、激励斗志，有教育意义，非等闲之作。所写论文专著广及数学、哲学、科学、教育、语文各方面，很多立说新颖，见解独特，创造、发明、革新的重要著作。所写著作一部分已寄往“中国科学院教学研究所”的有数学论文十余篇；寄往“语文研究所”的有《汉语文法新体系》及《刘氏语通》，属于汉语语法的革新方案；寄往“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的有《汉字革新提案》及《汉字改革新设计》；寄往“中国教育部”的有《新编印尼华侨小学算术课本》全套。都是献呈中国最高学术文化机构，贡献给中国，要求审查采纳。 刘宏谟先生从廿余岁开始任教，直至学校封闭，始终站稳教育岗位，辛勤主持侨教业务，四十年如一日；一生勤劳奋勉、诲人不倦、著作等身、桃李满天下、功绩显著、不虚此生。刘宏谟先生除曾担任“新文中学”校长一职外，还曾担任过“巨港中学”校长及“巴城中学”副教导主任等职。 刘宏谟先生七十余岁时，仍精神矍铄、意志坚定，完成编著《事理学》《实践哲学》《无座标解析几何学》等著作；还雄心勃勃提倡“汉语文法革命”、“标音化汉字改革计划”，并编著《实践论》《辩证法》及《用电子计算机解几何问题》等理论书籍。 1986年2月5日，刘宏谟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与世长辞，享年84岁。 （雨林编辑，来源：国际日报 写于2021年1月1日）
和平日报， 2021年1月6日，周三 12月30日下午，由中华海外联谊会主办、北京华文学院承办、印尼华文教育联合总会协办的“华教同心园•师培云课堂——2020年海外华文教师研习班(印尼)”圆满结业。北京华文学院副院长刘香玲、印尼华文教育联合总会副主席刘一江以及全体学员参加了线上结业仪式。结业仪式由培训部主任王图保主持。 结业仪式伊始，研习班全体师生一同观看了本期培训课程的回顾短片。短片别出心裁地记录了老师和学员课堂互动的精彩瞬间。每一个镜头都历历在目，令大家感慨万千。虽然大家无法在线下相聚，但是独特的授课方式和丰富的课程内容使学员们在线上收获了丰富的知识，真挚的师生情谊，还有美好的人生回忆。 学员代表陈燕娜发言。她不仅对每一位授课教师表达了真挚的谢意，还对每一位老师授课的内容进行了总结和归纳。她表示，本次研习班不仅设置了常规授课内容，还有形式多样的朗诵和写作课程，使学员们受益良多，收获满满。她还将本次研习班比喻成一场“充电”之旅，相信学员们都能以满格的“电量”和昂扬的精神开启崭新的2021年。 印尼华文教育联合总会副主席刘一江讲话。他代表印尼华文教育联合总会向本次研习班的主办方和承办方表示感谢。他说，在本次研习班中，印尼的华文教师们学到了宝贵的教学经验和丰富的知识，每一位教师都收获颇丰，受益匪浅，并将进一步提升自身华文教学的水平。他还强调，在特殊形式下，印尼华文教育任重而道远，印尼华文教育工作者们将在祖(籍)国各方的协助与支持下继续做好本职工作，不忘初心、勇担使命，助力印尼华文教育事业坚定不移、勇往直前。 北京华文学院副院长刘香玲讲话。她对主办方的关怀指导、学员们的积极参与和老师们的辛勤授课表示真诚的感谢，也对学员们顺利完成学习任务表示衷心的祝贺。她指出，本次研习班中有不少学员都是从学毕业后回到当地从事华文教育的教师，印尼华教事业团队的不断壮大让她感到非常欣喜。疫情之下，学员们虽身在印尼，但却心系祖(籍)国，兢兢业业地向印尼裔青少年传播中华语言和文化的精神令人钦佩。最后，她对学员们提出了殷切期望——希望所有人都能怀揣梦想、抓住机遇、练就本领、迎接挑战，为共同热爱的华文教育事业同心协力，为推动海外华文教育发展、共筑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根魂梦”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 雨林编辑，来源：中国侨网，“华教同心园•师培云课堂—2020年海外华文教师研习班”宣传组 文)
和平日报，2021年1月7日，2020年7月7日，大宁路街道侨联举办了一场特别的庆生活动，5名来自风华中学预备班“00后”孩子和街道统战干部、街道侨联、延长居委会干部一起，为辖区90岁印尼归侨、曾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战士吴瑞严祝寿。 1948年，吴瑞严抱着一颗“为甘心吃苦而归，为建设祖国而回”的赤子之心，放弃国外优越的生活条件，告别家人，毅然回国。 当时，印尼的亲戚朋友都苦苦挽留。他们说：“现在这个时候你要回中国去干什么呢？那里的条件那么差，生活又那么苦，你回去不是明摆着要吃苦受罪吗？”但吴瑞严去意已决，不为所动。 在海上颠簸了七天七夜的吴瑞严，辗转香港，回到了百废待兴的祖国，义无反顾地投身轰轰烈烈的国家建设。吴瑞严有飞机检修方面的专长，抗美援朝开始后，他参军入伍，参加空军战斗机的日常维护保养。在零下几十摄氏度的恶劣环境下，他和战友们宿营在单薄的帐篷里；敌机在头上盘旋，为了保家卫国，他们随时都做好了牺牲年轻生命的准备。 吴瑞严与战友们一起立下了两次三等功，在抗美援朝的壮阔画卷上，描下了浓重的一笔。 说起当年的艰苦岁月，老人格外激动；5个孩子也被爷爷的故事吸引，纷纷举手提问。 “当时国内条件那么艰苦，您为什么还选择回国？” 孩子们问道。 “我是炎黄子孙，我要报效祖国。”老人回答。 “在朝鲜战场上您想到过牺牲吗？” ——“军人，应把生死置之度外。” “回国后您想印尼的家吗？” ——“想还是会想的。然而，回国的目的就是为了帮助国家建设。所以，也就顾不上那个小家了。” 在老人和孩子们的一问一答中，爱国的热情，就像汩汩的泉水，浇灌着祖国的花朵们。摄影师按下快门，定格了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祖孙情瞬间。 大宁街道侨联主席蓝箭告诉孩子们，自己的母亲也是20世纪50年代回国的印尼归侨。“这些老人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他们从来没有什么豪言壮语，有的只是强烈的朴素的爱国情怀。” （雨林编辑，来源：政协头条）0
和平日报， 2021年1月8日，西加省长苏塔尔米基强调，今年庆元宵时禁止乩童游街，舞龙舞他愿看到群人聚集在路旁观看乩童表演，把新冠疫情传播。虽然如此，苏塔狮等。发出上述决定是鉴于西加省的新冠疫情还在继续蔓延。“我确定不准乩童游街，舞龙和舞狮，只准进行宗教仪式。”他如是说。 他认为，庆元宵活动可以导致人群聚集。何况如果回顾往年的庆元宵活动，数千人聚集在一起。尔米基省长准许人们举行宗教仪式，但也必须严格执行防疫卫生规则。 （雨林编辑，来源：国际日报）
和平日报， 2021年1月7日，近日，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向九江市印尼归侨池兴敏、张美蓉夫妇颁发捐赠证书，感谢他们向博物馆捐献了珍藏50多年的印尼文版连环画《鸡毛信》等18件/套珍贵资料，为丰富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馆藏、推动侨史研究和侨务工作发展作出贡献。这在九江侨联发展史上尚属首次。 此前，市侨联党组书记、主席胡斌在参观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时，得知馆藏资料中江西部分稀缺后，将收集侨史资料作为一项重要工作进行部署。 市侨联广泛联系归侨，寻找具有重要意义的史实资料。收集工作得到了归侨的大力支持，池兴敏、张美蓉夫妇不顾年老体弱，亲自将在印尼学习时的课本、毕业证书等珍贵资料送到市侨联办公室。 市侨联立即与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联系，博物馆表示浓厚兴趣，派员来到九江，在池兴敏、张美蓉夫妇家中，进行了口述历史访谈，并接受捐赠。博物馆人员表示，此次收集的资料十分珍贵，有些资料在国内都属为数不多，他们也是第一次看到，它们见证了华侨的历史变迁，承载着挥之不去的记忆，对侨史发掘和保护工作的深入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池兴敏在绘画艺术创作方面师出名门，在绘画艺术创作方面有他独特的风格。他是九江市侨联前主席，服务归侨同胞。 （雨林编辑，来源：江西省归国华侨联合会）
和平日报， 2021年1月8日，邱小凤（前）与姐妹一起跳舞 在深圳市罗湖区东晓街道绿景社区，印尼归侨邱小凤可是个大忙人。如今已过花甲之年的她，仍不减对舞蹈的热爱，在社区组建一支舞蹈队，领着姐妹们。 在深圳市罗湖区东晓街道绿景社区，印尼归侨邱小凤可是个大忙人。如今已过花甲之年的她，仍不减对舞蹈的热爱，在社区组建一支舞蹈队，领着姐妹们天天跳健身舞。记者采访发现，她的人生故事与舞蹈密不可分。 回国后与舞结缘 祖籍福建福清市的邱小凤在印尼泗水出生，12岁那年从印尼回到中国。从小对中国舞蹈充满好奇的她，从回国那天起就与舞结缘。 邱小凤回国后到福建艺术学校接受舞蹈培训。她虽然喜爱舞蹈，但是进校门前，没有任何舞蹈基础。邱小凤说，和从小就开始练习的同学相比自己已落下一大截，只有加强训练，才能跟上大家。在那些漫长寂寞的日子里，她与同学们为了舞蹈艺术，日复一日拼命压胯、劈腿、拉韧带。邱小凤的亲人都在印尼，没有亲人陪伴在身边，但她从不轻易落泪，反而去安慰同学。但安慰过后，她也会默默地站在窗前，想念远在印尼的亲人。 手把手教聋哑人学舞蹈 后来，邱小凤成为福建省沙县幼儿园的一名老师，从事幼教工作12年，如她所愿，在这里她可以尽情展现对舞蹈的痴恋。 有一次，因为工作关系，邱小凤到沙县一个乡镇出差。途经一个村庄时，她发现了一名叫黄秀英的14岁聋哑儿童，常年待在家里，伤心地望着小朋友背着书包去上学。看到这一情景，邱小凤的眼泪都几乎掉下来。在征得其父母同意后，她把黄秀英接到城里，利用空闲时间手把手地教她舞蹈。 “我与她无法用语言沟通，只能不厌其烦地一次次示范。”邱小凤对黄秀英的训练很严格，每天9小时的基础训练绝不能缺席，下午的排练不到5点绝不结束，因为她知道，要取得成绩，只有依靠反复的训练。3年后，在福建省三明市举办的残疾人文艺会演中，小秀英以其优美的舞姿韵律，获得了二等奖。当黄秀英走上领奖台领奖时，她哭了，她父母哭了，邱小凤也哭了。 发挥余热跳健身舞 1995年，邱小凤随丈夫和儿子迁居到罗湖区东晓街道绿景社区，凭借对舞蹈的爱好，她很快就有了新朋友。 2003年，邱小凤在当地组织了一个文艺队，吸引了附近5个社区的老太太来参加。一开始是图个新鲜，一段时间的舞蹈训练后，大家感觉生活变得丰富起来了，甚至连生活方式都不自觉地改变了。为了让文艺表演更精彩，邱小凤又自己花钱从福建漳州买来道具和服装，亲自编导了《南泥湾》、《蒙古筷子》、《竹板舞》和《竹筒舞》等。 “一般中老年人舞蹈表演的道具几乎都是扇子、绸缎等。我当时就想如何在舞蹈编排中进行创新和突出特色。”邱小凤说，有一天她看到一个小孩拿着空易拉罐在玩耍，突然来了灵感——用易拉罐当道具，一定会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左思右想，她发现空易拉罐装上不同物品能发出不同的声音。反复实践后，她发现装上绿豆的效果最好。“我还给舞蹈取名‘奥运健身迪斯科’，引起了全国妇联领导的兴趣，被改名为‘环保健身迪斯科’。”如今，这个节目已成了社区老年表演队的保留节目，并在老年健身舞比赛中多次获奖…… “看来我永远也实现不了小时候的梦想——当一名舞蹈演员。”但邱小凤表示退休后还能在社区组建舞蹈队，也算是对儿时梦想的补偿，“如今我将舞蹈健身与公益事业有机结合起来，这样可以在做公益事业的同时将健身舞蹈跳得更美”。 (雨林编辑，来源：潮汕新闻网，张平和 文/图)
和平日报，2021年1月9日，大约一百年前的棉兰(Medan)还是草昧未开的小镇，在荷兰殖民政府统治东印度群岛三百多年间，在苏岛日里地区创立了日里公司 (Deli Maatschappij) 经营橡胶、棕榈及烟草的种植业。 日里地势平坦，土地肥沃，距离棉兰二十五公里东北岸又是天然深水港口勿老湾 (Belawan)，海陆交通运输方便，因此工商业发展迅速，而逐渐形成新兴城市。斯时广东省客籍张榕轩、张耀轩(又名张亚辉)昆仲先后南来定居於棉兰，凭藉经济长才，长袖善舞，不久即成功建立了仅次於爪哇糖王黄仲涵的经济王国，富可敌国。 其后更获得荷治政府信赖而委任为政治客卿，官封玛腰(Mayor)。中国东南一带华人闻风陆续南来，为苏岛垦植业提供了优良勤奋的劳力，更促进当地工商业的发展。棉兰在荷人规划下逐步走向现代化，市容整齐清洁，商业活动集中在企沙湾大街一带，故棉兰曾有一段时期获得「苏岛的巴黎」的美誉。 二十世纪初棉兰华校状况 1930年棉兰人口约仅七万多人，但华人已有二万七千人，几占全市人口三分之一。华人从祖籍带来各自乡里不同的习俗文化，由於当时的华人皆性保守，氏族观念根深蒂固，故不同籍贯之间长因琐事而生纠纷，荷治政府亦难以排解。 华人中有识见之领导为谋求华社之合作，乃纷纷组织成立社团，於是到处可见到以职业商务性贸的同业公会、为发展文教的联合会、为联络乡亲宗族的同乡会、为服务老年的慈善基金会、为娱乐体育目的体育会或励志会等，总数不下数十个团体。 荷治政府为方便统筹华人事务，乃委任华人领袖任玛腰(Mayor)，还有协助玛腰的甲必丹(Kapitan) 及雷珍兰(Letnan) 等职。当时继张氏昆仲出任玛腰者有闽南人丘清德，和甲必丹粤人徐华彰及甲必丹闽南人黄汉忠等。 廿世纪初的棉兰及苏北（含昔日的苏东及西部的打班努里、实武牙等地）各地，华侨教育已相当普及，但各校均只办小学，由於宗派观念浓厚，办学亦以宗亲会或同乡会主导。 当时棉兰市内除了张玛腰昆仲於清光绪34年(公元1908年)兴资创办最早的敦本学校，以及后来丘清德玛腰独资创办的华商学校外，其他华校大都是各宗亲会兴办的，如海陆丰人办的养中学校、闽南人办的福建学校、潮州人办的韩江学校。另外还有神州学校、明德学校、通俗学校、中华学校、华侨幼稚园等。 1927年华社领袖鉴於各校分办，学制不同，经费亦难筹，为了节省财力人力，并为了统一校政、划一学制之崇高理想，乃倡议设立「华侨教育总会」，联合八间学校（含一所高小及一所幼稚园），统筹统办各校校务，1928年11月3日，「华侨教育总会」正式成立。当时各华社有识之士考虑到学生们在高小毕业后之升学问题，乃萌生创建中学的念头。 1939年9问纳粹德国进侵波兰而揭开二次世界大战序幕，不久德军席卷全欧洲，势如破竹。旋与日、意两个法西斯国家缔结「轴心国」同盟，企图瓜分全球。1941年12月7日日本空军偷袭夏威夷珍珠港美军海军舰队，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日军大举攻陷英国在远东的军事基地─新加坡，英军溃败投降，星、马落入日军掌握。 1942年4月，日军在勿老湾登陆，先遣部队竟然只是十多名骑脚踏车的日军，后来大队日军才源源而来。荷军根本没有抵抗而投降，棉兰市区治安还算良好，不受破坏，事前疏散到外埠的华人也逐渐返回市区。 1945年8月6日和9日，美国在日本广岛及长崎分别各投下一颗原子弹，苏军於8月8日乘机开入中国东三省并立即和日本宣战，8月11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同年9月2日日军在美国米苏里号战舰上正式签定降书，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战后印尼华校概况 二战期间印尼民族主义者开始抗拒荷兰殖民统治，二战结束不久，抗荷斗士苏加诺和哈达在1945年8月17日宣布独立，发布独立宣言，向全世界宣示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成立。但荷兰殖民政权仍未肯将政权交出，共和国军队经常与荷兰殖民军冲突，华人因治安问题多集中於市镇，由於华人传统重视子女教育，故除了旧有华校纷纷复课，更增办了许多新的华文中、小学。 在雅加达有吧城中学、中华中学、新华中小学。棉兰有华侨中学、及后来的南安中小学。 万隆有华侨中学、清华中小学、南化中小学、广华中小学、培华小学、新隆华小学等。其他印尼各大城市如泗水、巨港、三宝珑、邦加岛，望加锡(锡江)也都有新设华校。据1949年印尼「外侨学校督察局」统计，全印尼有华校共621所，学生人数亦达141600多名。 1949年中国国共内战，国民政府播迁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双方为争取海外华侨/华人支持，乃积极在华校及华人社团争夺领导权，结果造成华社分裂。拥护国府的称为所谓「右派」，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者被称为所谓「左派」，华人社团和学校也有左右派之分了。 1957年印尼文教部外侨学校督察局统计，全印尼「左派华校」约有900多所，「右派学校」共有700多所，合共有1600多所，学生总数亦超过45万人。 印尼政府在1957年开始推行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同化政策，以期达到完全同化华人的目的，於是对全印尼华校实施诸多限制。当局在1952、1955及1957年先后颁布了《外侨学校监督条例》、《外侨私立学校监督条例》及《监督外侨教育条例》等，并在教育局内设立「外侨教育督察司」，禁止华校参与政治性活动，并重新登记学校许可证和教员许可证。 华校使用课本必须经过文教部批淮盖章方可使用。1958年又规定全印尼只限158处地方可开设华校，此举使将近800所华校被迫停办。同年又取消未与印尼建交或未获承认的外侨学校办学准字，结果全印尼有200多所「右派学校」被政府接管，改制为民族学校，造成约16万华裔子弟失学。 1966年，印尼华侨学校被苏哈托政府强行关闭，华侨教育从此消失。之后的印尼华文教育都是由印尼籍华人所承办，成为印尼民族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从本质上来讲，它和华侨教育有着天壤之别。 印尼华文教育有着极为曲折坎坷的发展史，它既有着中国传统的封建私塾义学式的旧式华侨教育（1901年以前），又有着1901年到1966年近代的科学的华侨教育以及后来在此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由印尼籍华人兴办的华文教育。华侨教育经历了萌芽–发展–中兴–衰落–灭亡的过程，华文教育也经历了萌芽–发展–衰落–复苏的过程。 （雨林编辑，载自：苏东中学史迹，作者：孔智璋 ）
和平日报， 2021年1月9日，“最初是渴望祖国早日繁荣富强，现在是为振兴中华而努力。”谈及自己一直以来的工作态度，印尼归侨罗益锋说。 1937年出生的罗益锋，自小随家人旅居印尼。受父母和表哥潜移默化的影响，罗益锋对祖国极其关注。 “那时候，每天放学回家，父亲都会对照报纸上刊登的中国解放战争示意图，给我们讲述解放军南下的情况。”罗益锋告诉记者，父亲从解放东北开始，一直讲到解放海南岛。 新中国成立前夕，罗益锋的妈妈去布店买了红绸，用黄色的布剪成五星，全家人围坐在一起，连夜缝制五星红旗，“第二天一早，我们就把五星红旗从二层阳台上挂出去”。 “那一刻，因为新中国的诞生，使我们有了坚强的后盾，感觉扬眉吐气了。”罗益锋说。 1957年，高中毕业的罗益锋回到中国。他说：“那时候的新中国就像‘磁铁’一样吸引着我”。 回国后，罗益锋考取了北京大学化学系，后投身纤维研究领域，成为国际特种纤维的知名专家。因科研成果显著，罗益锋多次受到国家表彰。他说，是祖国的改革开放给了自己最大限度施展才华的天地。 1988年3月起，罗益锋连续四次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在他看来，这意味着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我初当人大代表时，正值中国从‘人治’向‘法治’、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转型期。”罗益锋说，作为全国人大代表，不仅要为人民排忧解难，还要站在国家的高度，通过深入调研，适时提出有针对性的立法议案和意见建议。 在担任全国人大代表期间，罗益锋提出的第一项议案就是尽快立法，保护归侨侨眷的合法权益。在相关部门的合力推动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于1990年审议通过。 该保护法以法律条文的形式对归侨的政治权益等予以保护，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归侨人数较多地区的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应当有适当名额的归侨代表”。藉此，中国民主政治有了独特的“侨味”。 在四届任期内，罗益锋共计走访了12000余人次各阶层民众，提出的议案从涉侨立法和科技进步法，到科技成果转化法，甚至涉及小区停车位等方方面面，坊间一度流传着“有事就找罗代表”的说法。 2008年，罗益锋办理了退休手续。但直到现在，82岁的他依然保持“退而不休”的状态：涉足领域从特种纤维延伸到所有新材料；跨界参与电磁研究、土壤改造、高科技文化产业等。 当记者询问何时停下来时，罗益锋笑着摆手说：“是越来越忙了，希望到新中国国庆70周年之际，我又有新的成果向祖国献礼。” （雨林编辑，来源：中新社，2019年4月7日，《罗益锋的归侨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