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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日报， 12月24日，如今在中国说起羽毛球人们第一个会想到的一定会是李丹，谌龙或者林丹的教练李永波。然而中国羽毛球能有今天的地位，贡献最大的并不是以上的这几位，而是是汤仙虎。 汤仙虎，1942年3月13日生于印度尼西亚，祖籍广东花县（现广州花都），在60年代初的印度已经很有名气。他从小就有很高的运动天赋，特别是对羽毛球情有独钟，只要有球打，他可以不上课，他的进步也很大。才十几岁的汤仙虎凭借着超高的羽毛球技术就在印尼有着极高的人气，以他在印尼的名气完全可以有很好的发展。 20世纪60年代初，尽管他知道中国的设备和经济待遇比较差，但是为了祖国的体育事业的发展，他毅然地回到祖国的怀抱。 1963年7月，汤仙虎率领中国羽毛球队在印尼举行的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团体赛中击败了印尼队，同时汤仙虎在比赛中获得了冠军。从此开辟了中国羽毛球的一个新的时代。 回国后，周恩来，陈毅，贺龙等国家领导人接见了他们，周总理为了国家外交需要，还以开玩笑的口吻示意他让球呢。 从此汤仙虎就一发不可收拾，在1963年到1975年的12年间，他创造了在国际赛场上未输一场的不败记录。 1965年底随国家队访问北欧时,汤仙虎曾以15比5和15比0的悬殊比分战胜6次荣获全英羽毛球锦标赛冠军的丹麦世界名将科普斯,至今仍传为佳话。 而其他各种冠军更是数不胜数了，1966年亚新会团体、男双和男单冠军；1974年参加第七届亚运会羽毛球比赛，与队友合作获男子团体第一名，1975年第3届全运会羽毛球男单、团体冠军；1978年曼谷第8届亚运会混双冠军…..如果放到现在简直可以叫做“超级汤”了。 20世纪80年代初，退役后的汤仙虎并没有闲下来，而是选择在国家队执教，林瑛，吴迪西，吉新鹏等世界名将。他还曾经教过李永波，说起来李永波还得叫他一声师父。 2004年，汤仙虎“退”而不“休”，还在国家队的总顾问。2007年，他作为中国羽毛球队专家组成员重点协助男单组的工作，尤其侧重对林丹的训练。他同时也是林丹的恩师，在林丹最无助的时候开导他。正因为有汤仙虎的悉心教导才成就今天的“超级丹”。 （雨林编辑， 来源：羽毛球情怀 ）

和平日报， 12月23日，杨振祥，印尼归侨，1936年出生，曾在云南省体委任羽毛球队教练、运动员等职，并协助国家羽毛球队训练；1977年起，受国家体委指派，赴墨西哥、尼日利亚、阿根廷等国的国家羽毛球队任教。 杨振祥长期于海外执教，在西班牙国家队任教期间，作为马琳（2016年里约奥运会女子单打冠军）的教练，指导马琳征战国际赛场。 1960年，我抱着此心毫不犹豫从印尼回国，轮船在广州黄埔港靠岸后，港口便有人在问我们，会打羽毛球吗？我带着推荐信，心无旁骛，来到了福建。这里是父亲的故乡，亲人们多在福清，已多年没有联系过。 我从小就在印尼的中华学校念书，能说普通话，但家中更常用印尼话交流。因此我不会说家乡话，普通话也带着浓重的印尼口音。 刚回国的时候，也曾闹过不少笑话。“母鸡”“公鸡”无法表达，就干脆把“公鸡”形象化，喊作“带着帽子的鸡”。往北京打工作电话时，对方听不懂，让我讲普通话。我无奈地说，明明已经在讲普通话了呀……至今回想起，依旧让人忍俊不禁。 60年过去了，我辗转多个国家和城市，始终带着那份印尼口音。幸好它丝毫不影响我的执教工作。 还记得刚到福建时，我便直奔福建省羽毛球队。但是队里已人才济济，有不少实力强、却更年轻的运动员们。当时已经24岁、度过巅峰时期的我思忖再三，主动向组织表示，愿意放弃选手身份，到更需要我的地方去。祖国大地一片净土，只要有需要羽毛球的地方，就是我停留之处。 1个月后，我乘坐火车到了江西。12月中旬，又离开了南昌，经过20多个小时的车程到达贵阳，然后又乘坐长途汽车中转绥靖，最终抵达昆明。 云南省地处西南边陲，和多国接壤，经常要和南亚国家交流体育，因此国家非常重视。云南省体委当时已有4男4女组成的羽毛球队，都是归侨，却缺少一个专业的教练。我到任之后，既当教练又当队员，还时常去学校普及羽毛球运动，选拔并培养优秀的后备力量。对于从未见过羽毛球的孩子们，我从挥拍开始教，慢慢地终于组建起一支专业的羽毛球队。 昆明是一个美丽的城市，不愧于“春城”的美名。而我们羽毛球队的水平也无愧于党和政府的期望。当时，全国羽毛球水平最高的要属广东队和福建队，且打法各有特色。我们与他们相比虽有一定的差距，但和南亚的国家相比，遥遥领先。一次，缅甸国家队来访，领导要求我每一局都不能让对手拿到超过5分，结果我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现在大家都知道“乒乓外交”，可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在欧洲城市莫斯科、斯德哥尔摩、马尔默、哥本哈根的羽毛球赛场上，中国的羽毛球队员们也为国家走上国际舞台立过赫赫“战功”。 1965年10月，一支完全由归侨组成的羽毛球队出征欧洲。在此之前，我们已经打败了当时世界羽坛霸主之一的印尼国家羽毛球队。在羽毛球王国丹麦，中国羽毛球队面对“黄种人会打羽毛球吗”的质疑，稳定发挥，以斐然战绩击败了傲慢的丹麦队。在与丹麦队对决的24战中，大获全胜。最终那次欧洲行，34战无一败绩。汤仙虎更是以15:5和15:0的绝对优势，击败了曾6次蝉联全英锦标赛单打冠军的丹麦名将艾尔兰·科普斯，威震国际羽坛。 纵然因为外交原因，彼时的中国羽毛球队无法参加国际赛事获得冠军，但是经过多番友谊邀请赛，中国羽毛球队以雄厚的实力赫然挺立于国际羽坛之巅，后来更是被国际媒体冠以“无冕之王”称号。 1966年，丹麦羽毛球队为了“一雪前耻”，回访中国，信心满满地希望挽回之前的败绩。为了应对在家门口的比赛，国家体委从各地抽调了精英运动员和教练到广州集训百日。我当时已经在云南执教数年，也被抽调至广州参加集训，并主要负责男女混双的教练工作以及日常事务管理。 上个世纪60年代，正值国家困难时期，各方面的物资供应都非常短缺。但是为了保证体育事业，国家对体工队都有特别的照顾，运动员没有工资，但是食宿有保障；教练员在运动员待遇的基础上，每个月还可以领取一定的工资，可以说基本上生活无忧。 我从心底感谢党和国家。为了替国家减少负担，发放新衣时，我觉得旧的还可以继续穿，就不去领了，把新衣服留给更需要的人。1963年，全国形势略微好转，国家准备提高我的工资，我认为单身一人没有负担，现有的工资已经足够，也未曾做出什么大的贡献，于是打了报告，主动要求维持当时的工资不变。 有时，我还会把省下或多方寻来的粮票默默赠予一同留在云南的其他归侨们，以缓解他们的生活困难。 在广州集训时，贺龙元帅更是亲自接见了众人。在这样的支持下，我们也知晓自己责任重大，日常训练绝不偷懒。说是负责日常管理，其实运动员们又勤奋又自觉，几乎不需要我更多的管理。大家的心情都一样，一定要在家门口把比赛打赢！ 1966年上半年，广州、北京、上海、武汉……我们与丹麦队进行了多场比赛，运动员不同地点不同，但是结果相同——大胜。 1971年，国家队开始恢复训练，让我去协助工作。当王文教、陈福寿有比赛任务时，国家女队的教练工作就由我暂时负责。后来云南羽毛球队也恢复了，一切都重上了轨道。1972年，参加在北京举行的五项球类运动会，我们老队取得很好的成绩。赵正苹，范宝琴和郑多南获得了全国五项球类羽毛球女子团体比赛第三名的好成绩。回云南后，为了鼓励和发展羽毛球运动，云南省体委修建了一座可以容纳12个球场的体育馆。我也被提升为云南省羽毛球队总教练和体委羽毛球部副主席。 在多年的工作中，云南又向国家队输送了肖杰、张云波2名运动员；期间，还给国家体委输送了多名援外教练，其中，董金祥赴尼日利亚和缅甸、郑多南赴马来西亚，我自己也数次受聘外派。 1977年，受国家体委指派，我赴墨西哥教授羽毛球，便开启了“桃李满世界”的另一段羽坛生涯。 曾经以为，祖国之大，有羽毛球之处，就有用我之地；而今再看时，原来人生不止于此，世界之大，更遥远的彼岸在呼唤我。只还记得当年贺龙元帅接见众人时，我正在外办事。具体做什么已记不得了。但缺席的遗憾滋味却回味至今。 （雨林编辑， 来源：福建侨报 口述 | 杨振祥  撰文 | 朱婷  林小宇 ）

和平日报， 12月27日，钟喜甲，印尼巴中50年届毕业生。1930年11月生于印尼邦加岛，原籍广东蕉岭，九三学社社员。 人物履历  印尼万隆荷兰工科大学肄业，天津大学毕业，荷兰德尔伏特大学访问学者。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高级工程师、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中国西南资源联合开发总公司副总工程师。曾兼任交通部在京单位侨联主席，现任北京巴中校友会副会长，邦加侨友会会长。主持参与我国港口建设的施工、设计和科研项目，大小工程数百个。完成了主要专业技术工作成果22项，其中有四项属重大发明创造。 1930 年我出生在印度尼西亚的邦加岛。像大多数人一样，孩提时的我一直把这个到处都是采矿场、椰子林、胡椒园的岛屿当作自己的家乡。 尽管我们钟家在印尼已经繁衍生息了五代，但自我懂事之日起，祖父和父亲就不断地告诉我，我的祖国叫“唐山”。 尽管那时的我根本不知道“唐山”与我从小长大的这个热带海岛有什么不同，更不懂得“唐山”于我而言到底有什么特别的涵义，但是我依然牢牢地记住了这个地方的名字。  然而，那时懵懂年幼的我不曾想到的是，在以后几十年的漫长岁月里，我将为她哭，为她笑，为她挥洒汗水，为她付出了我大半生的忠诚与信念。  我的祖籍是广东蕉岭县新铺镇，地处广东省东北部，大量的汉族客家民聚居于此，是著名的侨乡。蕉岭远离海岸，四面环山，看似封闭，却阻断不了这个地方与大海的不解之缘。 印度尼西亚由13700多个岛屿组成，其中有两个盛产锡矿的是邦加和勿里洞。从1710年开始邦加岛就是世界上最大的锡矿产地。而勿里洞岛则到1823年才发现锡矿。由于巨港苏丹国的倒台，邦加曾于1812年落入英国人手里，1814年荷兰人以极高的代价，即用印度的科钦，换回对邦加的控制权。 荷兰殖民者费尽心思地榨取这里的锡矿资源。他们认为，印尼土著人不能吃苦，采锡矿必须靠中国劳工。中国劳工于是大批来到邦加。他们大部分是从粤、闽两省被骗来的。这就是移民史上常提到的“卖猪仔”。 我的高祖就这样来到印尼邦加岛，被驱赶到劳动条件十分恶劣的矿山当苦力，受到残酷的剥削，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劳苦一辈子也赎不起自己的人身自由。 03 峥嵘岁月在巴中  日本投降后我们一家移居雅加达。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和荷兰殖民主义的统治，都深深地印在脑海中，我渴望接受中国的文化教育，开始进入八华中。后来才知道，八华中学当时是被国民党势力控制的一所学校，校内两派学生斗争很激烈，有时发展到相互斗殴的地步。 1947年我和几位志同道合的同学，转学到联合中学，后改名为巴城中学 （简称“巴中”；“巴城”是印尼华侨对雅加达的荷兰语旧名巴达维亚的简称）。  这是一所进步学校，师资阵容强大，教学质量高。我从初三一直读到高三结束。我偏重理科，在巴中打下了较坚实的数理化基础，并接受爱国主义的进步思想，参加学校的一系列的爱国活动与社会工作，奠定了要回祖国继续升学的理想。 在巴中，我遇到人生中的第一个贵人——教语文的钟仕民老师。他对我影响很大，经常给我们介绍一些进步思想和书籍，讲国内国共两党的情况，在我心中播下了向往红色中国的种子，给我毕业后选择人生道路打下了思想基础，没有钟老师的教导，就没有我日后毅然回国的决心。 我参加学生会工作，时时听钟老师的指导。后来我才知道钟老师是从国内来的，是个立场鲜明的爱国主义者。那时，巴中刚建校不久，没有教室，我刚入学时是在3所华侨小学借校舍上课，学生分上下午班上课，我们班下午上课。 我到巴中的第一年，就参加了学生自治会的工作，和当时的学生自治会主席张瑞元一起工作。建校委员会在1948年发动“百盾募捐”活动筹款建校，学生会成员都积极带领同学们参加这项活动，到社会上进行百盾募捐。 我带着童子军小队找大企业募捐，有的企业家一听说是给巴中建校捐款都非常慷慨，立即开出万盾支票。两年后，新校舍果然建起来了，我们搬到新校舍，坐在亮堂的新教室里上课，心情格外的好，我更加发奋学习了。教职员工的待遇也得到了改善。 学生在课余还组织话剧团，经常排练思想进步的话剧演出。4年间，演出的话剧有：《父归》《法西斯细菌》《毕业前》《万世师表》《雷雨》《日出》等进步剧目。过去这些话剧都在华人聚居区演出，但是我认为这样演出影响不够广，便反复找了雅加达荷兰皇家大剧院的荷兰经理，他答应了租给我们演出三场。 荷兰皇家大剧院在当时是最豪华的娱乐场所，仅供白人和社会名流出入，专门演出音乐会、芭蕾舞之类，华人都极少光顾。我们打响了第一炮，在这里用普通话演出话剧，立即引起轰动，扩大了普通话的影响力，让雅加达各个阶层加深了对新中国的了解；而且由于票价略为提高，为筹建学校积累了很大一笔资金。 我记得钟仕民老师经常给我们讲一些爱国故事，为了让同学们进一步了解祖国的情况，我组织学生参加庆祝国庆节的活动、参加中国驻印尼大使介绍国内形势的报告会，也组织过部分同学听取印尼共产党主席艾地的讲话。这些活动激发了我的爱国热情，对我日后选择回国报效国家的人生道路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毕业前，我还担任过全印尼华校中学生联合会的刊物发行部负责人。这份进步刊物由学生主编，宣传祖国解放战争，报道中国大陆的革命形势，向学生宣传进步和爱国思想。而我参加了学生自治会的工作，使自己牢牢地确立了今后的人生目标就是要把青春贡献给祖国的建设事业。 1950年，我高中毕业，去向有三种选择：去荷兰学习小提琴，当音乐家；去欧洲留学，当一门新科技专家；遵照祖父的嘱托回唐山摔打筋骨。  我自幼学提琴，在雅加达受到荷兰皇家大剧院演出团的专业小提琴手的指导，后来在荷兰人指挥的管弦乐队当上首席小提琴手，还在印尼广播电台演出过几场，那位导师认为我具有拉小提琴的天赋，多次动员我去荷兰，还答应资助并给我找专业老师继续培养琴艺。 二舅买了一把 1712 年产的 Stradivarius 小提琴送我，爱琴天天贴在我心上，我也曾想过要当个音乐家。 去欧洲升学对我也有吸引力。我大哥在荷兰，三姑在美国，五姑在星洲，澳洲还有一些朋友，一位荷兰朋友还要介绍我去荷兰德尔福特大学，让我选择的大学很多，我脑子也好，去外国升学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第三种选择是遵照祖父的遗愿回唐山去摔打筋骨。巴中的峥嵘岁月，奠定了我的爱国情怀坚定不移，我放弃了前两种很有吸引力的选项，毅然选择了祖父的嘱托:“回唐山去摔打你的筋骨”。 04 唱着《叫我如何不想她》回国  在欧美同学会合唱团，吴灵芬教授曾指挥我们排练《叫我如何不想她》。她说：“你们都曾在异国他乡生活过，肯定会把这首歌唱好。” 是的，这首歌我非常熟悉，是交响在我心中的历史的回声。半个多世纪前，这首歌是我们东南亚归侨在第一次归国大浪潮中唱的主题歌。当今天再唱起“天上飘着些微云……叫我如何不想她”时，我不禁热泪盈眶。这个“她”——我的祖国母亲，指引着我的前程，激励着我的斗志，考验着我的毅力，我把自己的青春和一切都贡献给了她。…

和平日报， 12月28日，周一 12月21日，万隆百家姓协会(PSMTI.Bdg)与万隆华族关怀团队(MTP Bdg)和人民思潮报基金会(YPR)合作举办慈善活动。捐助200件可洗性资医疗防护服，316份饭盒和饮料，饼干给中华医院(RS.Kebon Jati Bdg)医疗人员和职工，让他们在疫情肆虐期间有保护服，更安全，安心执行.任务。也让他们收到被关怀的温暖。 万隆百家姓协会主席周振强(Donny Hartanto)在移交捐助品时致词：”这次的援助品是我们对中华医院医疗人员与职员们的关怀，尤其是每天负责医疗染上新冠病毒患者的医生和护士，让他们更有精力，更有安全感执行任务 ” 中华医院院长(dr.Junandi Surjautama)致词感谢万隆百家姓协会，万隆华族关怀团队和人民思潮报的爱心关怀。他说明我们的医院有50个病床给新冠肺炎患者，在这里的医疗人员都必须有特别的保护措施和防护物资，很感谢你们及时捐助我们所需要的物资 。 百家姓协会协调.主任陈春富在场说明：”我们给中华医院的援助不是第一次。我们很赞赏中华医院在疫情期间医疗新冠病毒的患者，包括其他病患，绐有需要或缺少经费的病患提供人道主义的帮助，希望中华医院的善行能给别的医疗机构所仿效。便更多的弱势族群能得到治疗而恢复健康。 万隆华族关怀团队领导李振健说：”我们团队本着人道主义和关爱之心，在疫情期间到各处有需要的机构给以帮助。我们都尽力去实行或多或少的慈善活动。但愿我们的爱心能温暖受苦人们的心田” （雨林编辑，万隆王羽报导）

和平日报， 12月28日，12月21日是中华节气之冬至，每年在冬至日泗水惠潮嘉会馆都会举行隆重的祭祖仪式，今年受新冠疫情的影响，不能聚众，所以只有部分理事代表出席祭祀仪式。 当日，我们到达会馆时，在众仙伯神台上，已经摆齐了三牲果品，糕点斋盘、汤圆和黄酒炖羊肉，这是冬至祭祖必备的。 上午9点，会馆荣誉主席李汉雄、主席李兰芳、副主席李伟龄、妇女部主任翁玫娟、青年部主任李嘉燕、文艺部副主任温荷祥、沈静香等理事已经到达会馆，9时许，他们各自就位，一字排开，在办公室主任赵华俊等协助下，简单而不失隆重地在龙神及众仙伯灵位前上香，敬酒和献礼品，行三鞠躬礼。 荣誉主席李汉雄，主席李兰芳还特别虔诚祈求国泰民安，疫情尽快过去，大家都健康平安！荣誉主席黄奋鹏夫妇在星期天也特地到会馆提前祭拜。大家都觉得虽然有疫情在，但冬至祭祖不能忘。希望中华文化代代相传！ 今年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没有设宴招待会员聚餐，遵守防疫措施。礼毕，久不相见的几位理事，保持距离地坐下来互相问候，聊聊时事。约莫一个小时后，大家互道珍重离开会馆，圆满结束了祭祀活动。 这次祭祀用的供品由丘思华副主席和妇女部主任翁玫娟统筹，名誉主席余美莲及福利部副主任杨金英包办，在此特别感谢你们，在疫情期间忙前忙后。也祝福你们身体健康，幸福快乐！ （雨林编辑，来源：千岛日报，文教部 朱玉萍报道）

和平日报， 12月28日，“有个靠谱的医生，是大家的福气”“别说排队久，阿公能帮宝宝把病看好就是值”……12月2日，新海南客户端、南海网、南国都市报报道了海口市这位“很火”的72岁社区医生余有机，为了找他看病，市民早早排队取号。报道刊发后，引起网友和读者广泛关注，纷纷询问老医生的坐诊时间及位置。 12月4日，记者再次探访海口市秀英区金环卫生站（以下简称“金环卫生站”），现场见证了余医生看病全过程：问诊幽默、和蔼可亲，看完病的人都说阿公开药便宜、很少打针。经了解，余医生还是一名归国华侨。 余医生祖籍海南琼海，是一名归侨。1960年，他从印度尼西亚回到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那时他才10多岁，在南宁当地读初中。后来，他先后学了中医和西医，留在广西来宾市的一家医院工作。 两鬓斑白，仁心不改。从事医学临床工作50多年，余有机经验丰富，擅长看小儿上呼吸道感染、小儿消化不良等儿科常见病，对老年人心脑血管疾病的治疗也有经验。 “我们有时也回琼海老家看看，我的叔叔在新加坡，家里由我照顾。”余有机说，他1990年来海南工作，长期生活在海口。 12月4日上午11点30分，余有机下班，上午4个半小时，一共看了71个患者。他住在离医院不远的小区，老伴已经做好了饭，正等着他回家。 金环卫生站护士长黄女士说，余医生对待同事和病人都很热情，为人和蔼可亲，且有多年工作经验，患者也非常认同他看病的效果。对于“每天排队的人多，是否考虑排队取号，换作手机预约挂号？”黄女士表示，社区医院有很多老年人来看病，手机挂号对老人不方便，所以还是坚持现场排队取号，取号后市民就不用排队了，可以等快到时间了再来就诊。 此外，金环卫生站肖站长表示，余老在百姓中的口碑很好，除了附近居民，有很多患者从其它市县来找他看病，卫生站会为余医生做好保障，配备导诊护士和药师，方便前来就医的百姓。 “只要病人有需要，我都会尽心尽责。”余有机说，以前上午下午都看，但现在身体吃不消了，只能尽量在上午多看一些病人，至于工资多少他无所谓，“我老了要那么多钱也花不掉，就想给老百姓看看病。能多做一点，就多做一点，这让我感觉很快乐。” （雨林编辑，来源：南海网记者 王洪旭 实习生 陈逸航）

和平日报， 12月28日，在“世界客都”梅州的梅江西侧，两栋对称塔楼拔地而起，在矮小的骑楼群中，尤为突出，“世界客都”梅州市人民医院新住院大楼项目土建施工已经进入尾期，建成后的医院，将成为拥有1489个床位的“智慧医院”。 记者在27日在现场了解到，项目建筑布局为长方形的裙房上南北分别设置两个住院塔楼，占地51亩，总建筑面积超过十万平方米，其中地下3层，地上20层，总高度是84.25米，是梅州市人民医院现代化智能化住院大楼。这个由中建电力建设有限公司承建的项目先后获评梅州市和广东省安全生产文明施工示范工地、广东省建设工程优质结构奖，被列为2020年全国”建设工程项目施工工地安全生产标准化学习交流项目”。 在这个项目，从入口处，就可以感受到“智能化”。项目在常规的实名制管理门禁系统的基础上加入5G人脸识别，还结合目前疫情防控需要，实现了体温自动监测。项目开工伊始就采用BIM技术(建筑信息模型)与“智慧工地”系统的建设相结合，致力于打造“智能化、科技化、绿色化”全周期智慧工地。 项目强化绿色施工管理。入口处安装TSP扬尘监测仪，实现数字可视化监测项目扬尘情况，从开工到现在，项目扬尘、噪声情况均符合规范要求；采用手机端远程控制的智能喷淋系统进行降尘；项目为塔吊装了吊钩可视化系统，吊钩可视化装置安装在塔吊小车位置处，在塔吊控制室及地面段设置显示屏，塔吊司机能及时了解吊钩位置及周边的环境，达到全过程无盲区，减少碰撞事件。 类似这样的“黑科技”还有很多，卸料平台监测等智能技术的有效整合，为项目质量管理、安全管理、经营管理、劳务实名制管理、环境监测等提供了保障。智慧工地平台还会自动整合碎片化系统信息，为项目部决策层呈现整体状态信息，监控项目关键目标执行情况及预期情况，为项目顺利施工保驾护航。 按照规划，梅州市人民医院新住院大楼将于2021年上半年建成投入使用，届时将从根本上改善医院住院条件，使科室和病床设置更加合理，为梅州乃至粤闽赣边居民提供更优质的医疗服务。 ( 雨林编辑，来源：中新网梅州记者 陈文)

和平日报， 12月29日，1945年8月15日，太平洋战争结束后，南岛重光，印尼宣告独立，摆脱殖民统治。荷兰王国为重温“荷属东印度”的旧梦，发起了第二次警卫行动的镇压事件，致使局势动乱。住在乡镇的华人遭殃，纷纷离家逃难，涌向大城市。玛琅中华总会属下的红十字会担负起救济难民的事务。当时，学校都停课，一批满腔热血的华校中学生自告奋勇地投入救济工作，成为骨干分子。1947年，这批青年组成“华侨青年服务团”，简称“华青服务团”。蓝老师是其中一个成员。 虽然局势趋向安定，那些难民已无家可归，多数仍留在难民所。考虑到难民子女的教育问题，“ 华青服务团”就开办“华青义务学校”。开办初期，仅有40名学生，第二年，增至150名。教师们不仅义务教课，还经常供给课业用品。蓝老师就是第一批的教师。 随着形式的发展和工作的需要，以发挥群体的作用，1949年，“华青服务团”和“求知阅报社”、“新声阅报社”和“莺鸣歌咏团”四个青年学生团体合并为“新力社”，“华青义校”改称“新力义校”。在教师们不懈地努力和社会贤达的大力支持下，1950年，“新力义校” 转型为正规华校即“新力学校”。 1930年，蓝老师出生于玛琅城。她自小受中华文化的熏陶，在玛琅中华中学念至初中，1946年因华校停办而辍学，就投入社会工作。 她的夫君庄庆石老师也曾在华青义校和新力学校执教。后来，搬到美里达侨友学校。他俩志同道合，恩恩爱爱，相敬如宾，共度58年的美满婚姻，育有两个男儿。2018年，庄老师因病逝世。 从新力学校成立至1966年遭封闭，16年来，蓝老师坚定不移、孜孜不倦地辅导幼儿班。她谆谆指导幼儿学写汉字，由横竖撇捺教起、唱儿歌、念歌谣；又重视灌输品德教育，成绩斐然，获得家长的好评。1966年，华文被禁锢，在极端恶劣的形势下，她冒着风险，坚持不懈地进行家教，继续传播中华文化的种子，获得家长们的支持。 2000年，华文解禁。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印尼各地的华文补习班像雨后春荀般涌现。玛琅永安宫组织友谊汉语学习班，加入振兴中华文化的行列。当时，蓝老师已70高龄，但是，她仍然满怀热情，积极支持，担任幼儿班主任。她的工作精神一如既往，业绩显著。直到2013年，因年老体衰，宣告退休，结束60多年的教学生涯。她不仅热爱工作，也不断充实自己，每日阅读“千岛日报”，参加培训，参与教师互助会的活动等。 60多年的教学生涯，桃李满天下。当了祖辈的学子们仍念念不忘他们的启蒙老师。四年前，蓝老师不幸摔跤后，就卧病不起，健康日益衰退。旧日同事、往日家长和学子们经常去探望慰问。今年三月起，疫情限制亲友间的交往，无可奈何，大家只能深深地祝福，祝愿蓝老师安康。 蓝老师从风华正茂的少女到双鬓白发的老妪，任劳任怨，无私奉献，忠心耿耿，令人赞叹不已，肃然起敬。2006年，蓝老师荣获中国海外交流协会颁发给海外华文教师的“终身成就奖”。她谱写生命史上光荣的一页。 （雨林编辑，来源：千岛日报，郑陶颖 ）

和平日报， 12月29日，　说起在电视前观看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的感受，63岁印尼归侨汤松园倍感自豪：“感触特别深，也特别震撼。” 1961年，汤松园随父母回国，先期安置在福建厦门市同安的华侨农场，1965年安置到宁德市东湖塘华侨农场。 上世纪50年代末开始，东五张牌牛牛湖塘华侨农场在宁德三都澳畔创建，由归侨与当地民工数万人填海筑堤围垦而成，先后安置了印尼、马来西亚、越南等地归侨4000多人。 “当时，东湖塘是一片汪洋，没有路，出行都靠船。”回忆起五张牌牛牛当时的苦日子，汤松园仍记忆犹新，一家八口人挤在不到30平方米的矮小石头房里，平时吃的都是地瓜米。 “相当穷，吃白米饭就是一种奢望，现在的孩子根本想象不到。”汤松园说，每天都盼着过年，因为过年就有肉吃，有新衣服穿了。 1997年，东湖塘华侨农场获批成立闽东华侨经济开发区，1999年5月升级为省级经济开发区。2006年4月，闽东华侨经济开发区与闽东工业园区整合，更名为福建东侨经济开发区。2012年12月，经国务院批准，东侨经济开发区再度升级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 改善居住条件成为归侨们的梦想。为解决归侨侨眷的住房需求，当地政府先后投资建设三期“侨居造福工程”，在“东侨”建起了一个有786套公寓、总面积达67892平方米的华侨新村，新村内公园、健身器材、运动场所等设施齐全。 汤松园一家人住进了华侨新村140余平方米的新房，家中平板电视、冰箱等家具一应俱全，吊灯将宽敞的大厅照得明亮。“儿子工作稳定，还生了两个孙女，和以前的生活相比，真的是天差地别，已经很知足了。”汤松园说。 1985年起，汤松园一直从事公安工作，2016年退休后，于去年6月担任华侨新村社区党支部书记，推动了小区公园、道路“白改黑”工程等基础设施建设。他说，想发挥余热，帮助居民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如今，走进东侨开发区，大路通畅，高楼林立，坐拥3800亩东湖、2000多亩西陂塘以及国家级湿地公园，四面环绕着保持生态原貌的南岸公园、北岸公园、塔山公园等休闲景观，绿树成荫，碧波荡漾，鹭鸟栖息。 汤松园31岁的儿子汤涛，2010年退伍后回到东湖塘华侨农场项目开发科工作，妻子在企业做会计。“生活条件越来越好，现在就希望家人身体健康。”汤涛说。 国庆假期的傍晚，走进汤松园家中，一家三代人正在准备东南亚美食作为晚餐。千层糕、烤粽、土豆饼、咖喱鸡、绿龟糕……一道道色香味俱全的印尼特色美食，令人垂涎欲滴。 （雨林编辑，来源：中新社记者 吕巧琴 叶茂 林春茵）

和平日报， 12月30日，身兼印尼华裔总会万隆分会主席、万隆清河堂张氏宗亲会会长、印尼企业家协会副主席（ＤＰＮＡＰＩＮＤＯ），以 及德教会明隆善阁阁长的张敬伟于 12 月 28 日息劳归回天家，在世寄居 72 载。火化后停灵在渤良安殡仪馆供亲戚朋友吊唁，表达哀悼和惜别之意。 张敬伟会长为人风趣，交友广阔，对家人朋友都很亲善友好并事母至孝。他很有管理才干，在经济领域里运筹帷幄。曾经蝉联三届西爪哇企业家协会主席，和各族友人关系融洽，很得友族企业家们的爱戴。 他常担忧很多华人子弟因生活安逸，不大愿意奋斗在经济领域里，害怕以后在经济领域里落后于他人 ，因此，常常在华裔总会会所免费举办经济讲座，呼吁年轻的华人子弟参加，聆听并学习经济专家们的经验，希望能吸引那些年轻人投入到经济领域里。 他也常举办医学讲座，邀请新加坡医生讲述各样疾病的产生及怎么治疗 ，他总说 ，多知道有关的疾病，都有益处，起码知道，病从浅中医，治疗后痊愈的机率大。 最近他还有一些活动计划，可惜天不假年，壮志未酬就走了。让大家不胜嘘唏，都觉得很可惜，本来他还可以有所作为，但病魔夺走了他的生命，他的风采和爽朗笑声将铭刻在朋友们心中，愿他一路走好。（雨林编辑，来源：国际日报，雪妮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