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DMALL 内容团队

和平日报， 12月1日，万隆新冠病毒疫情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感染率居高不下，感染范围越来越广，真让人揪心。有不少人的生活就受到了影响，虽然知道应该宅在家里，可为了生活还是不得不出门谋生。在这样的情况下，也有积极的一面，不少人产生了恻隐之心，有善心又热情人士纷纷伸出爱心的手，援助他人，舒缓受灾人负担。 万隆有许禄发、张立、陈嫒娜、池莲花、郭意妹、林莉钰、AL七位师姐，组成了“慈心姐妹”组。在每个月初带着各样食物到孤儿院，和院里的孤儿们一起聚餐并相处一段时间，带给他们一份温暖和愉悦，让他们体会到被关爱的幸福。每逢月底，带着食物到老人院去和老人们欢聚，让老人们感受到亲人似的探访，尤其有不少老人少有亲人探访。因此，慈心姐妹组的来到，让他们感受到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爱心关怀，让老人孤寂的心得到安慰和温情。 当被问及为什么成立慈心姐妹组时，许禄发说：“我们陈嫒娜姐喜欢烹饪，每次有活动，她都会煮各种食物。后来想到，在疫情期间，许多老人院或孤儿院都少人探访，为了弥补这样的空缺，就决定了由陈嫒娜师姐烹煮，经费由我们分摊，在每个月初到孤儿院，每个月底到老人院分享爱心的关怀，让我们一起有一段美好开心的时刻。虽然我们所做的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我们本着‘不以善小而不为’的心态去做，看到他们的笑脸，我们都很开心，现在我们都深深地体会到‘赠人玫瑰，手留余香’的真谛。” （雨林编辑， 来源：国际日报）

和平日报， 12月2日，　我罗新妹 １９４８年出生在印尼邦加，兄弟姐妹四人，我是排行老二。父亲罗国振，是广西北流人，听爸爸说，爷爷去世时，家里穷得没钱出殡，是爸爸把小妹妹送去给人家当童养媳，换点钱才把爷爷埋了。为此，爸爸一生都觉得对不起小妹妹，十分内疚。当遇上抓壮丁时，爸爸和大伯就跑，后来被当“猪仔”卖到了印尼的邦加，在锡矿当采锡的矿工。妈妈是在印尼出生的华侨。 我是在矿区的华文学校读的小学，后来矿区华文小学没办了，我们到沙横县华文学校读书，矿区派车接送学生去学校。在印尼，小学只读半天的书。 １９５８年，排华事件的消息不断从椰城传来，虽然在邦加没有排华现象，但人们的议论多了，内心也不很安定。这时，人们在传阅着不知从哪儿拿来的中国的《人民画报》，上面的图片太漂亮了，大苹果，红红的，风景也很美。电影也在放映，什么《祖国的花朵》、《上甘岭》等。那时，我都会唱“让我们荡起双浆，”大人们就更是亢奋，围在一起议论的就是祖国好，一心都想回到祖国。大家都说，就是回到祖国，没得吃、没得穿，也心甘情愿。 爸爸出洋到印尼，还从没回过乡，思乡心切，也很想回去。但，妈妈不同意。前不久，妈妈的舅婆正好从中国大陆回到印尼，说是家乡生活还是很困难，还是留在印尼好。可当时大家都向往祖国，希望回国参加建设，加上排华的事件，人们觉得留下可能不安全，铁定了心要回国。妈妈舍不下我们四个孩子，也办了手续，一道同往。 办护照，定船票，等船期。那时，不像现在，能按时乘船乘飞机出门。船期是什么时候，不知道，只能等待。这一等就是两年。为了等船期，我两年没去读书。这么等不是办法，我又去上学，才刚上学没几天，有船了，全家人都带上行装乘坐“波潘号”回到祖国。 从三元里归侨接待站到厦门 “波潘号”是香港人的船。１９６０年农历七月十四，我们上船，我印象特别深。那天夜里，船上的水手们将成筐的饭菜往海里倒，说明天七月十五是鬼节，要给海里的鬼献上食物，这样行船就安全了。船在海上行走，每天早上起来，只看见天连着水，水连着天，除了蓝色还是蓝色。我们在海上走了７天７夜，才到中国。 船直接开到了广州，我们被安置在广州三元里华侨接待站，那时，回国华侨挤满了整个招待站，都是印尼排华事件回国的华侨。人们相互传话，不要去华侨农场，不要去华侨农场。我们住了一个多星期，负责人找爸爸说，你们被安置在福建竹坝华侨农场。爸爸希望留在广东，那人说，你们的行李已经到了福建，要运回行李，不仅时间长，而且运费还得自己负责。还说，竹坝不错建设得很好，给我们看了农场的图：红瓦、白墙，住房、学校、幼儿园，什么都有，是很漂亮。 我们是坐火车到厦门的。到了厦门，我们就住在华侨旅行社，就是在中山路的华侨大厦。很快我们就坐汽车到竹坝华侨农场，汽车一路的颠簸，越是靠近农场，路越是难走，除了山还是山，大人们渐渐为眼前的景象所担忧，当汽车停在一片荒凉的山丘地，被告之这就是农场时，在广州见到的美好的农场的图景怎么也找不着，眼前是一片红泥土的山丘地，到处布满了坟墓，一个坟头紧埃着一个坟头，在中间开辟出一片地，建了五幢平房，不远处是食堂。这就是农场，大家都不停地发出意外的感叹和无奈的埋怨，不少女人甚至都在流泪，大家还在寻找在广州看到的农场的美景，怎么都与眼前的凄凉景象对不上来。 “向死人要地” 五幢平房是一字排开，一幢有好几个房门，一个房门进去里面是一个厅，围着厅是五个房间，每间也就１６到１８个平方米，每个房间安排一个家庭，不管你有多少个人口，你就挤在里面。厅成了大家共用的厨房，大家也只能在那儿做饭，再也没有地方了。 同我们来的这一批人住的房子，是刚盖上去的，那墙壁还没刷上白灰，黄色的泥沙浆湿湿的，还没干。我们一家六口人，放了二张床，把箱子当桌子，再也没有多余的地了。家家户户做饭都在厅里，不久整个屋顶被烟火熏得黑黑的。那年代，要接的归侨太多了，来的又快，房子都来不及盖。建筑队日夜赶着建造新的宿舍。建筑队是惠安的，白天建，夜里打着气灯，还在不停地加班。 刚到的一段时间内，大人们每天出工，就是平整地。因为，到处是坟头，你一出家门就是坟头、墓碑。坟墓地是红泥地，不见长树，只长茅草，光突突的山丘。平整地先是要把墓穴里头的陶罐挖出来，那是放骸骨的。那陶罐成堆，说不清拿到哪里去了。归侨最想要的就是洗澡房，没有，就自己动手建在食堂边、水井边，澡房的地板就是用墓碑当砖铺成的。 其实在闽南，人们最不愿意动的就是墓地，说那是风水，是很忌讳的。可归侨不懂这些，就是懂了又能怎样，没有地，拿什么生活。当时，农场流行一句口号：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向死人要地”。硬是在坟地里平整出一片片地出来。当时就是这么喊的口号，现在想起来，毛主席有可能这么说吗？ 防风林带 上世纪六十年初，竹坝农场还是光突突一片红泥沙地，你在几公里外的坂人尾——邻近的村，你可以望见整个农场，无遮无挡。到了台风季节，那风夹着沙粒直打人，眼都睁不开。你眼看家就在前面，可那风沙刮得你难于前进，要费好大的劲才能迈开步子。大风，还会把屋顶掀了，有人要出家门，往往在头上顶着一块麻袋，匆匆跑进跑出，生怕那屋顶的瓦片飞落下来，砸着脑袋。直到大礼堂建好后，来台风时，场里才有让大家躲避的地方。 很快，场里就决定种植防风林，沿山丘地，隔一段种一排树，层层防护，抵挡风沙。在公路两旁也种上树，防风沙。现在的防风林带，多半是那时种下的。 种植龙眼树 农场的红泥地种什么好？当时的场长蔡金堆组织大家种龙眼。蔡金堆是晋江人，不是归侨。种龙眼树，技术要求很高。每颗种植时，要先挖出一米见方、深也是一米的坑才符合种植的规格。红泥地十分的坚硬，挖起来十分艰难，大家的手都磨出水泡、出血。挖一个坑才一个工分，一个工分折算为７分钱，没人说不挖不种。 挖坑、种树，不是只种就行了。那时场长就想出了承包制，你要包挖坑、种树、浇水、包活才算工分。种树总是在秋季，说是那个季节容易种活。可秋季是缺水的季节，要浇灌树苗，就得从山下打水，挑上山，在你承包的树种上浇灌。 妈妈在印尼虽说也干过活，但总是在自家做些自己喜欢做的，在农场最苦的就是挑水了，她不会挑担，但又不得不挑，从山下挑一担水，只够浇灌两个树苗。要挑多少才能浇灌完承包的树苗。妈妈的肩挑肿、脱皮了，但总是坚持着。夜里，对种的树苗还不放心，跑上山，看了又看，像是养孩子一般。年底是验收的时候，那树才长出三两片新芽。场领导说：长势不好呀，但又没枯死，怎么办呢？两颗算一颗吧！ 可怜的妈妈，可怜农场的归侨职工，没有他们，没有他们的付出和艰辛的劳动，日后农场的成千上万颗龙眼果树，龙眼成为农场的支柱产业，也许就无从谈起。 上学读书 小孩们读书也成问题，别说教室，就是房子都没有。农场领导到邻近的下庄村借地方让我们上学。那时还是公社化的年代，下庄村建了养猪场，还没养上猪，先让我们孩子当教室用。老师是从县里派的，也从归侨当中寻找当过教师的来教。我怕赶不上进度，降到读四年级的书。哥哥读六年级，两个小的读一年级。 一年后，１９６１年，农场的大礼堂建好了，我们才搬回自己的农场上学。在大礼堂内，没有隔墙，从一年级到六年级，各班都在大礼堂里，一个年段一块地，闹轰轰的，分不清是在上课还是下了课。我们班不错，被安排在礼堂的舞台上。１９６２年，农场的小学才赶建好，大家才搬到新建的小学里上课。也就在这一年，我小学毕业，到同安六中上初中。 我们读书时，每学期的学费杂费是６元，可农场的归侨学生最多只能交２元。到了开学的那一天，学校觉得农场的学生确实交不了学费了，就通知大家去总务处领取课本、作业本。然后学校会尽可能地给我们奖学金。这奖学金不会给你，拿来抵扣学杂费，学校还会安排我们在图书馆里做些整理工作，到了学期末我们所缺的学杂费可以交清，还略有剩余。我在学校三年，回农场时，用剩余的钱买了一支钢笔和一把口琴。 回农场，转干退休 １９６６年，初中毕业，正好遇上文化大革命，我们也就没书读了。１９６８年，我回农场就被安排在果林队。一到果林队，我领到了开荒锄、“本地锄”——用来拉沟、平整畦面的锄头、草锄——中耕用的，还有一副扁担。那时，农场归侨职工将所有的山头都种上龙眼树。果林队的任务是，将种上龙眼的山坡地，筑上梯坡。 筑梯坡，先将下一级面的刨开，再将刨开的泥土往上送。那是红泥地，非常坚硬，刨一锄手就被弹回来，一天下来，满手起水泡，第二天再刨，水泡破了，出血。日子一长，手上长满了茧子。在果林队的一年时间里，我从沟下、下山头、农中后面到学校山整个龙眼林区都跑遍了。那时，劳动是很苦，但也十分愉快。 第二年，农场的小学缺老师，调我去当民办教师。民办教师，不是拿工资，是算工分给你，寒暑假期间不上课，就没有工分，你得回地里去，挣工分。农场职工拿工分也是拿８成，留下２成，到年底结算后，才补齐。我当教师时，从月工资１６元拿起，最高到２１元。这样在学校一呆就是１２年。 １９８２年，场部调我回去，我变得舍不下学校、学生，拖了一段时间不走。直到最后场部下了死令非去不可时才回到场部。回去后我负责妇联工作，以后又分别管人事、党政办。１９９７年，农场下放给地方，体制变了，场里的职工社保归地方。职工退休后，领社保的退休金并不高。当时，省里有个政策，归侨职工退休后可每月多拿６０元生活补贴。但是，只有１９６９年前回国并参加工作的归侨职工才能享受，虽然这不尽合理，但政策就是这样定的。 在场里，后面回国的一大批越南归侨职工无法享受这一照顾政策。当我们给场里的归侨职工办地方社保时，将这一６０元的生活补贴纳入进去，感谢厦门劳动部门的同志，默认了场里的计算方案，给本来退休职工的工资就不高的归侨，办了件实事。今年归侨职工退休金是４４５元。职工退休金每年都调，虽然幅度不大，但每年都在调高。 ２００３年，我退休回家，专心照顾孙子。 （雨林编辑， 来源：厦门侨声， 图：黄勇史    ）

和平日报， 12月3日，由今年3月疫情开始，万隆华族关怀团队已投入援助受疫情影响的万隆广大民众，军警，市府机关与医疗所的慈善福利活动到11月分已进行500多次。 进入12月分，于12月1日上午，万隆华族关怀团队(Masyarakat Tionghoa Peduli Bandung)再次行动，与西爪百家姓协会(PSMTI Jabar),’陆军骑兵武器中心(Pussenkav),’和人民思潮报基金会(Y.P R),合作举办慈善福利活动。 这次活动地点在万隆查米卡村，勃让罗亚镇(Kel.Jamika,Kac,Bojongloa Kaler,kota Bandung) 有4间破旧居民房屋已修建新房子移交给原房主，同时间，在高中自立学校(SMA Swadaya jl.Terusan Pasirkoja)广场，华族慈善团队分发200分日用必需品爱心礼包给当地居民代表RT/RW 05, RW 05 邻组长索比林(Sobirin)致词感谢华族关怀团队，西爪百家姓协会，陆军骑兵武器中心，和人民思潮报基金会在疫情非常时期援助受疫情影响的居民与修建新房子的善行，希望真主回报爱心人士。 陆军骑兵武器中心总经理陆军准将帮邦(Brigjen TNI Bambang Supardi)亲临现场代表总司令瓦万上将(Mayjen TNI Wawan R.)致词希望这次援助活动对需要帮助的居民有益处。 我们也感谢警察局与军分区与邻组长等帮助这次慈善福利活动，尤其在修建破旧房子时期的帮助。 万隆华族关怀团队协调主任陈春富说我们团队与陆军骑兵武器中心的合作不是第一次，之前我们也已合作修建房子给古木鲁村居民。 在疫情还没有结束的情、况下。有很多需要援助的民众，所以我们需要合作解决減轻民众的负担。 （雨林编辑，万隆王羽报导）

和平日报， 12月2日，黄爱华，男，印尼归侨，现年90岁，退休前任职于湖北沙市教育学院。1953年离开印尼峇眼亚比后，我就再没回去过。 但64年前的事情却点点滴滴都在脑海里，即使峇眼亚比距离再遥远，它永远都离我很近、很近…… 峇眼亚比是印尼廖内省的一个城镇，这座距离中国千里之远的城镇，还居然写进了厦门同安的县志。原来这个位于马六甲海峡南口、苏门答腊东岸，原本是一个洛江出海口淤泥堆积、无人居住的地方。而最先来到这里开发的是福建同安人。据说是洪思返、洪思艮等13个人为了寻找渔场来到了这里，之后越来越多的人迁徙到这里，而多数的人都是福建闽南一代的人，因此这里被冠以“小同安”，大有“满街唐人字，一城同安腔”。 我们家是从祖父这代下南洋到达峇眼亚比的，很快就开始经营了一家杂货商店，店名为“同兴商店”，精明的祖父将生意越做越大，并与当时最有实力的陈嘉庚公司合作，成为其旗下的一个代理商。 其实，祖父的生意好不仅仅是靠着卖商品，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收购当地的特产，如鱼货、燕窝、橡胶、棕油、大米等等。这种零售、批发、收购都做的生意，确实给家里带来了财富。 　二 在东南亚，将在当地出生的中国人称作“侨生”，因此我的父亲和我们这代人也都被称作“侨生”，不同的是，父亲是一代侨生，而我是二代侨生。 生活在峇眼亚比华侨，无论是几代“侨生”，区别都不是很大，因为传统的生活和文化，使得大家有许多共同之处，大家说的话都是闽南语，过的节日也是传统的中国节日，甚至吃的饭、穿的衣都几乎一模一样。如果说，与国内还有什么差别的话，峇眼亚比几乎分不清春夏秋冬四季，马六甲的海风总是那么的湿热。 祖父的商店开在峇眼亚比的大街上，大街的街名叫“女皇街”，这带有殖民色彩的名字，估计与当年荷兰统治过印尼有关，其实这个原本淤泥淹过膝盖的湿地，在中国人开发前，连个人影都没有，更别说有荷兰人来到这里。 整个峇眼亚比说大很大，说小也很小。在峇眼亚比最繁荣的时候，人口有4万多人，但它还是一个小城镇，城镇里主要的街道就是那几条，城里除了有几所学校，再就是紧挨在边上的海港和码头。 　三 峇眼亚比有几所华文学校，我读的是竞存学校，这是一所晚清时的老学校，董事会都是一批思想保守的人，但学校的老师和学生却“不甘寂寞”。1946年时，很多人公开反对腐朽的国民党统治，以致学校不得不将中学部停办，让我们一大批思想进步的学生“辍学”。 到了后来，祖父的商店成为了达峇眼亚比最大的商铺，很多世界知名品牌商铺都有代理，杂货店里的商品可谓是琳琅满目，客户也越来越多。 无奈之下，我们只能到外地求学，有的到棉兰、有的到新加坡，而我选择到新加坡的中正中学读书。学校曾发生了学潮，据说，因为学校名字中有“中正”两字，大有冒犯蒋介石的嫌疑，在国民党的压迫下，学校不得已改名，全校师生因反对改名，所以发生了“护名运动”。 那时的我，有着一腔爱国热情，非常厌恶国民党反动政权，对读书没有兴趣，对进步思想却十分渴求，并积极参加进步运动，业余时间到一些民办小学兼职，以维持自己的基本生活。 在那个年代，很多爱国华侨青年心里都有一个愿望，期盼用人民的力量推翻国民党统治，成立一个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为了这个目标，很多人都做好回国的准备，我也早早地在筹划回国的事情。 四 在新加坡期间，我认识了很多进步人士，他们的思想总能给我很多启发。尤其是华侨领袖陈嘉庚，更是我们心目中的偶像，他对时局的分析和看法都是很准确和鲜明的，那时我很想冒昧地去拜见他，得到他的教诲。 那天，我一个人来到陈嘉庚的府邸，见到门卫时，我自报家门，说是陈嘉庚先生朋友黄三省的孙子。于是门卫引导我走进大厅，不一会儿，陈嘉庚先生出来，热情地接待我，询问了我们的家事。从他的谈话中，我感到他是一个有真知灼见的人，至少对于像我这样的年轻人来讲，他的教诲终身难忘。 在见到陈嘉庚前，我们就听了不少关于他的故事，可以说，他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祖国。也是在他的感召下，海外华侨团结一心，为抗击日本侵略建立了丰功伟绩。抗战结束后，陈嘉庚回到新加坡，当时全新加坡500多个社团出来欢迎，欢迎大会上挂满了条幅，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毛主席的题词“华侨旗帜 民族光辉”。 1953年，我带着妻子和不到1岁的女儿，从峇眼亚比的码头登上一艘开往棉兰的客轮船，到了棉兰后，我们等着开往中国的轮船，没想到这个等待却非常的漫长，一等就是1个多月。 但最终还是等来了开往中国的轮船，从那刻起，我就真正地离开了生我养我的印尼，回到了自己的祖国。 　五 从时间和距离上看，我与峇眼亚比变得遥远，但从记忆和感情上，我又与它紧密相连，虽然在峇眼亚比没有什么更亲的亲人，但我的祖父和父亲都安息在那块土地上。 有时我在想，峇眼亚比祖家的老房子在排华时被烧掉，那荒凉的地基上一定长满了茅草；峇眼亚比还在被洛江淤泥不断堆积，原来的大海一定渐渐消失了；峇眼亚比女皇大街虽然还有商铺，但一定没有过去“满街唐人字，一城同安腔”那般温馨。 (雨林编辑， 来源：中国侨网，黄爱华／口述 林小宇／撰文 )

和平日报， 12月2日，说起做慈善的香港明星，很多人第一个想到古天乐，从2000到2020年间，他在中国大陆山区共建学校建筑110多栋。不过，今天要说的这位香港明星，做起慈善一点不比古天乐逊色！ 她就是被称为香港最“丑”女星的余慕莲，虽是演员，入行近70年，扮尽丑角，但没有赚的满盆钵，买不起房子，可就是这个没多少钱、长得又丑的人，竟花了大半辈子的积蓄，在贫瘠的贵州山区捐了一所希望小学。 最近，据港媒报道资深演员余慕莲因病住进了ICU接受插喉救治。这位年过八旬的老人身体每况愈下备受耳石症和肺纤维的折磨。 她无儿无女，也没有老伴，只给多年老友留下一条短讯 “若不能醒来，便下世再见” 。 一生坎坷 不被善待，1940年，余慕莲出生在广州，父亲原本非常有钱，可惜好景不长，家道中落了，她的母亲是个二线女星，不甘心过贫苦的日子，就带着她去了香港。她的噩梦开始了…… 母亲只要遇到不顺心的事，就会揍她一顿，平时更是让她扫地、做饭、做各种家务。 10岁的时候，母亲让她接拍第一步电影《临老入花丛》，当时，她还没有读过书，11岁，才开始上小学，直到17岁才小学毕业，小学毕业后，母亲就再也不管她了，她只能努力赚钱养活自己。当过售货员、演过话剧，直到香港无线电视找演员，她成为一名兼职员工！ 其实，余慕莲小的时候长得很漂亮但，自从她在电视剧《七十三》里扮演丑女卖鱼胜妹妹后，她就再没跳出过“丑角”，演了佣人、丫鬟、扫地工、富太太、老婆婆等扮丑的小角色。 每个女人都爱美，如此扮丑，她很无奈：“除了我之外，没有演员愿意做那些角色的，为了谋生，我惟有做。” 她在《天龙八部》中饰演瑞婆婆；在《楚留香》中饰演神水宫朱姑娘；在《笑傲江湖》中饰演吴柏英；在《神雕侠侣》中饰演孙婆婆； 虽然违背心意演丑角，而且演的都是小角色，有时甚至连对白都没有，但她非常敬业，吃尽苦头，仍认真拍戏：有一次发高烧，仍坚持赶戏，拍了数十遍，导演还是不满意。收工后，她回家哭了，如此难受还要装出来让别人笑，“我觉得很凄凉。”不仅如此，“父亲和继母拿我当提款机，动不动就要这要那”，她从未享受过亲情的温暖。父母离异，亲人冷漠， 导致她不敢谈恋爱，直到现在，已经80岁的她，仍然没有谈过恋爱，更未结婚生子！善良慈悲 捐建学校。= 虽然余慕莲从未被生活善待，但她一直善待生活，从很小的时候，她就一直做义工，长大后有了工资，也经常会拿出来帮助有困难的人。 2005年，一次偶然的机会，她听说贵州山区的小朋友，每天都要走很长的山路上课，六、七十个小朋友，要挤在又黑又窄的屋子里读书，她想也没想，把攒了大半辈子的积蓄拿出来，在贵州的阿巿乡捐了一座希望小学，这是阿巿乡第一间正式小学——余慕莲希望小学。 学校建成后，她开心的前往学校探访，山路崎岖、遥远，她从香港坐飞机到了贵阳后，坐了6个小时的车到了毕节，之后又坐了4个小时的车，才抵达学校。 一大把年级的余慕莲，被山路折磨的腰酸背疼，可她到了村口的那一刻，却忘记伤痛，感动的留下了眼泪：“我没想到全校学生，会在村口列队欢迎我。好心疼，刚才一直在下雨，他们都站在门口等，真的好感动……” 17岁才小学毕业，读书少是余慕莲人生最大的遗憾，但她却把这个遗憾，点亮小朋友们的希望！ 人们称赞：“真伟大！”她却说：“伟大算不上，但我做这些是出自真心。我没有钱，不过我舍得捐！” 生活，对余慕莲很残酷，但并未泯灭掉她的善良，即使被命运的恶意伤害，她也一直以温柔回报，扮尽丑角的背后，却绽放着人世间最美的灵魂。 余慕莲说：“活到今时今日，人生已经赚够了，还有什么想要呢？我很满足，很感恩。” 佛说：心善之人皆是菩萨！与一些明星骗捐、诈捐相比，余慕莲用于自己大半辈子的积蓄，捐建了一座实打实的希望小学，改善很多孩子们的学习条件。 人活一世，最大的财富，不是兜里的钱财，不是手里的权力，不是在外的名气，更不是美丽的外貌，而是，拥有一颗慈悲的心肠！ 她是世间的好女子，知福惜福、懂得布施，愿时光对她温柔相待，愿她的晚年幸福安康！ (雨林编辑，来源：翡翠玉石专家）

和平日报， 12月4日，照片中这对夫妻，乍一看可能你会以为他们是外国人，事实上他们确是中国人，只不过他们的身份有点特殊：照片中的男人是我的父亲，出生在印尼帝汶岛，1960年时他响应建设祖国的号召回国。照片中戴眼镜的女人是我的母亲，祖籍海南文昌瓮田镇，那时候也是刚从印尼回到国内，不过她是被送回中国读书的。这张照片，是他们1996年重返印尼探望亲人的时候拍摄的。 　　照片中，父母亲穿着印尼当地的传统服饰，在一个山坡上留影。父亲穿的是一种叫做“badi”的传统服装，下身围着叫做“纱笼”的类似裙子的布，腰间缠着腰带，腰带上还有一些装饰。父亲头上戴着印尼特色的帽子，整个人打扮起来很帅气又富有印尼特色风情。母亲头上也戴着一个头套，身上穿的衣服叫做“gaibaya”，腰间围着沙笼，有腰带。这张照片是在父亲当年居住过的地方拍摄的。 　　说起他们当年回国后的经历，可以说是一部建设海南华侨农场的历史。在上世纪50年代，回国的华侨很多，政府为了解决他们的回国问题，特地从苏联租了一艘大船。船可坐几千人，他们还带了很多的家当：单车，床，衣柜，还有皮箱等。就这样，他们告别了出生的地方，告别了优越的生活条件，飘洋过海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开始了新的生活。 　　为了安置好这些回国的爱国归侨们，国家在海南琼海市（当时还是琼海县）一个叫彬村山的地方建立了一个农场，就是现在的彬村山华侨农场。他们就在彬村山农场住了下来。 　　当时条件艰苦，四处荒凉，野草丛生，虫兽出没，和他们在印尼的生活条件反差太大，很多人都哭了，感到难于接受。奶奶当时已60岁，她很坚强，跟孩子们说，“我们的国家刚成立不久，百废待兴，非常需要我们共同去建设，去创造，才能振兴经济，强大祖国。我们当初为什么要漂洋过海外出谋生，还不是因为当时国破民穷，无法生存才出去的吗？现在既然我们已经回国了，就应该安下心来，积极投身祖国建设，为祖国的明天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听了祖母的话，父亲他们安下心来，挥刀举锄，开荒挖渠，种橡胶、种胡椒，过上了自力更生的生活。没有菜吃，他们自己开一块地种菜。没有房屋住，他们自己割稻草盖起了茅草房住。没有水用，他们到很远的井去挑水……就这样，一路走来，直到退休，他们为彬村山华侨农场的发展奋斗了50余载，他们的每一滴汗水，都浇灌出了鲜艳的花朵，他们看到，昔日破败的农场，现在已经旧貌换新颜。 　　母亲在文昌老家读到初中毕业，就积极投身建设祖国的热潮中。在松涛水库的建设中她奋战了三年多，1967年被安排到琼海嘉积的椰子厂工作。1968年她与父亲结婚后就在彬村山华侨农场工作。父亲与母亲很随和、很恩爱，我从未见到他们吵架红脸，他们认真做农场的工作，经营自己的家庭，对我们姐弟三人疼爱有加。 　　在农场的工作虽然辛苦，但归侨们的生活很丰富多彩，他们保留着印尼的生活习惯，自制印尼风味菜肴如咖喱鸡、沙爹、巴东牛肉等。逢年过节母亲就购买做糕的原料，亲自动手制作印尼烧糕，有时要做上一个星期，那我们就有得吃了。归侨们大都性格开朗乐观，喜爱唱歌和跳舞，工作闲暇之余，他们拿起吉他、沙锤，穿上印尼传统服装，跳起欢快的印尼民间舞蹈“伊娜奈”，歌唱日益美好的新生活，也思念着远在异国他乡的亲人们。 　　1996年，母亲在印尼的妹妹邀请他们回去印尼探亲，母亲也很思念在印尼的外祖父外祖母和她的弟弟妹妹，经过商量，她和父亲乘坐飞机回到了印尼，见到了自己的亲人。久别重逢，感慨万千。父亲和母亲拜访了自己的亲人，在很多地方都拍照留念。上面的这张照片，就是他们在我父亲出生的地方帝汶岛留下的。 　　岁月如梭，转眼56载，彬村山华侨农场的印尼归侨们的足迹，踏遍了农场的每寸土地，他们的汗水洒落在农场的每个角落，他们为农场的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当年的青春小伙活泼少女，如今都已白发苍苍，有的已经过世，但是他们爱国的精神，不畏艰难的精神，激励着我们下一辈，继续为祖国建设奋斗下去。 （雨林编辑，来源：中国文明网，庄恭武 琼海市彬村山华侨经济区 ）

和平日报， 12月4日，印尼华裔总会苏北省及棉兰分会与第一军区联合举办庆祝75周年陆军节系列活动。华裔总会执行主席黄印华说，自2014年起每年的陆军节华裔总会与军区都有互动，在军区医院联合举办千人白内障免费手术活动，今年因受新冠肺炎影响，庆祝活动改为帮助受疫情影响的贫困家庭，捐赠米油糖必需品。 军区司令哈山努丁少将亲自出席捐赠仪式，他代表军区表示感谢，华裔总会一向以来与军区紧密合作，关心社会福利，搞好族群和谐，体现军民一家亲。捐赠物资通过军区将会尽快送到急需援助的贫困家庭，度过难关。 出席捐赠仪式有苏北省华裔总会陈保安主席，黄建杉副主席，棉兰分会饶洁莉主席，李伟林秘书长，华裔总会青年企业家协会秘书长王明水，财政黄瀚贤，青年团主席王建顺以及军区有关部门领导。 （雨林编辑，国际日报：华裔总会供稿）

和平日报， 12月5日，万隆市中心有一所佛堂，明心唸佛社(Vihara Terang Hati,jl.Pagarsih no.128.Bandung)由今年3月到9月分，因疫情影响佛堂每逢星期日，初一，初十五，佛教大节日的唸经法会暂时休假。十月份遵守卫生守则，开始开放给有限数目佛友上香敬拜诸菩萨，神明。 佛堂陈奕兆佛友与黄恒基，阿瑞，阿宝，张丽玲，Fifi,Ipao,Daoling等佛友商量后同意在佛堂前门举办小型慈善活动，每逢星期日上午，由女佛友合作準备经济午餐，价格每包白饭三样菜卖给附近居民，帮肋贫困家庭減轻生活负担。价2000盾一包饭由11月分5个星期日上午获得民众欢迎，销量由第一星期日到第五星期日，由200多包增加到300多包，黄恒基说，若条件允许的话，遵守卫生守则的原则，希望能增加每逢显期日上午500包经济午饭，让更多民众受惠。 万隆华社自3月份开始总动员，成立由多基金会联合组织的万隆华族关怀团队到11月底，巳举办过500多次慈善福利活动，捐助抗疾物资，日用必需品爱心礼包给万隆广大民众，军警单位，市府，医疗单位等。其他华社团体在自巳能力下，也举办小型慈善活动，做好睦邻关系，关怀贫困族群，不因善小而不为。小施也功德无量。万隆佛缘好的万年堂主持陈定玉优婆夷曾赠给某一佛友的墨宝题字”佛缘善庆”是大众佛友值得学习的佛教善行。施不是大小的事而是佛友有心施更有意义。 万隆明心社(唸佛社)1972年开始成立，1982年开始在现地址举行佛教教育事项，疫情前由领导理事团陈奕炫，杨佛友等料理。(雨林编辑，来源：万隆王羽报导）

和平日报， 12月1日，位于福建泉州的双阳华侨农场是以安置印尼、越南等东南亚归、难侨为主的国有农场，创建于1960年。现任农场场长庄燕燕是在泉州出生的印尼侨眷，她的先祖早年间到南洋打拼、定居印尼。 庄燕燕从小就听说自己有一位在台湾开飞机的舅舅，直到近几年庄燕燕才知道原来自己的舅舅朱杰是中国空军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飞虎队”的一员。 朱杰，原名朱保焕，1921年出生于印尼勿里洞在家中13个兄弟姐妹里排行老大。朱杰从小受其父亲爱国、爱乡情怀的影响，13岁时一个人独自回国求学。 据庄燕燕介绍，朱杰13岁的时候一个人从印尼回来，先后在(广东)梅州中学、香港华侨中学求学。1942年考上了贵阳大学。时值抗战时期，我大舅也是受我外公的影响，弃笔从戎，义无反顾地报考中国的空军。 被录取为中国空军军官学校第15期正科生之后，朱杰经过层层选拔，成为第六批赴美国接受高级飞行作战训练的中国空军的一员。毕业后，于1944年底分配到“飞虎队”队员伤亡率最高的基地——位于湖南芷江的“飞虎队”指挥基地，负责基地的防空护卫工作。 在一次日本敌机轰炸指挥中心的过程中，朱杰的飞机出现了故障，脸被严重烧伤，从此从一线退了下来。受伤后，朱杰昔日大学女友孙至晶不离不弃、细心照顾，并且不顾部分亲友的反对，于1946年与朱杰在南京完婚。 抗日战争结束后，朱杰并未参与任何针对解放军的作战，1949年抵达台湾，在空军军官学校担任飞行教官。上世纪50年代初，由于其印尼华侨的身份，退役后的朱杰进入民航工作，创下近5万小时无事故的飞行记录。 1960年，庄燕燕外祖父母带着包括庄燕燕母亲在内的四个还没成家的孩子回国，落脚在泉州双阳华侨农场。直到庄燕燕的外祖父去世，也再没见过朱杰一面。 直到1989年，庄燕燕的外婆才途经香港到台湾与自己的长子朱杰重聚。上世纪90年代初，朱杰夫妇移居美国，1992年在美国病逝。 像朱杰这样以华侨身份回国参与抗日却不为人熟知的故事还有很多。庄燕燕表示，希望能有更多的侨乡年轻人来了解这样的故事。 （雨林编辑， 来源：中新视频）

和平日报， 12月5日，归侨是指回国定居的华侨，和华侨华人一样是中国独特的宝贵资源。新中国成立后，较早的归侨可追溯到20世纪50-60年代。当时，归国人数最多的是东南亚华侨。其中，又以从印度尼西亚归来的居多，约有13.6万人。回国后，他们在不同于侨居国的社会环境中开启与其他群体的互动，并逐渐在中国社会语境中完成“归侨”这一身份“边界”的建构。 “边界”是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经典议题之一。人类学家巴特认为“边界”是人们在社会互动过程中被“制造”出来的。他既强调个体在结构中的能动性，又关注互动过程中社会的独特性。迁移正是一个典型的不断遭遇“他者”并与之频繁互动的过程，身份的“边界”也会随之在不同的社会情境中切换。 改革开放后，不少归侨因为探亲访友等都有往返东南亚的经历，他们会不断遭遇自我与他者的辨别和分类，并在更为繁杂的情景中重塑自身的认同。本文以对印尼归侨群体的调查资料为基础，视归侨为贯穿“过去”与“当下”的社会行动者，将归侨的身份放入不同的时空维度比较，引入“边界”作为理论分析视角，在历史脉络中分析归侨群体身份“边界”的形成、流变和意义。 一、在侨居国：以“祖籍国”为核心的身份“边界”建构 本文所关注的印尼归侨，其祖辈、父辈于清朝末年至20世纪20、30年代由广东、福建等沿海一带到东南亚国家“讨生活”，辗转在印尼定居。他们对印尼生活的表述中提及最多的是作为中国人的身份，充满了对“国家（祖籍国）的想象”。 （一）家庭、社群：“边界”的生成 一般而言，个体初期的语言、生活习惯、认知能力是在家庭中产生的。“我群意识”的萌芽也不例外。虽然归侨在印尼生活的经历各不相同，但都强调来自家庭持续不断的影响力，表现在语言、教育、习俗、婚姻等方面。这种影响力对于“我群意识”和认同经验的生成有着重要的形塑作用。反之，“我群意识”的形成在个体的生活事件和人际互动中树立了边界，从而在个体社会化的过程中得以确立。 （二）外部塑造：“边界”的强化 作为个体，不可避免在国家的框架下活动。国家的相关政策和权力指向一定程度上造就或强化了个体对于群体意识的认知与选择。由于印尼政府以前长期排斥华人参政、参军，并划下了有形无形的苛刻边界。所以，在印尼从商的华侨占大多数。当然，殖民历史对印尼华侨身份“边界”的强化作用不可忽视。这一时期，华侨在侨居国的排斥与包含中形成了明晰的群体边界，产生了对祖籍国强烈的认同。此外，还有大众媒体（包括杂志、广播）等因素的影响。 二、改革开放后印尼归侨身份“边界”的重构 在印尼，特定时空下华侨与当地人互动所生成的“边界”更多是建立在中国人身份及对祖籍国想象的基础上。回国后，由于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国内侨务政策的调整，归侨与海外的联系经历了曲折。改革开放后，随着侨务政策的落实，华侨、归侨、侨眷的权利得到尊重和保护，中国公民出国渠道拓宽，手续简便、制度完善。不少归侨重返印尼探亲访友，他们与不同群体的互动更为频繁。在不断遭遇他者的过程中，印尼归侨在自我和他者的“意会”中给自己贴上了“印尼”标签。标签背后唤起的是对过去生活的记忆与怀想，是对曾经“家”的亲密关系的重构。 （一） 语言、饮食和舞蹈：公共空间“边界”的重构 公共空间中，饮食和舞蹈是展现身份“边界”最醒目和重要的渠道。从归侨的视角观之，如果说舞蹈作为感官上的刺激是对印尼归侨身份“边界”的呈现，那么饮食则是兼具视觉、味觉、触觉的多重元素唤起了归侨儿时、青少年期在印尼生活的记忆。就过去而言，这份记忆是对曾经家庭生活的想象；就当下而言，语言、舞蹈和饮食是对归侨身份的表征和认同，以此说明自己身份的正当性及同其他群体的区别。 （二） 社交媒体：私人生活“边界”的重构 现代通讯方式尤其是QQ、微信等社交网络为“边界”的制造、维系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一方面，通讯发展、现代交通方式为“侨”的跨国网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便利。另一方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社交网络促使私人生活的表述“公众化”，其“边界”的制造更为灵活和变动不居。具体而言，归侨通过QQ、微信等找到当年有着共同回国经历的群体，在软件平台上展示自己曾经的生活，所属“边界”的流变在互动中产生了“生成性的观点”。同时，自媒体的发展促使私人领域“边界”的表述更为灵活，将有着印尼生活经历的不同社群加以分类。事实上，这种分类实践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在不同的社会互动中不断生成新的“边界”。 三、结语 上述分析试图说明身份“边界”是流动的，不同时空下“边界”生成的维度并不一致，体现了移民关于身份的界定和选择过程，映射的是不同身份“边界”所承载的资源与意义各异。虽然印尼归侨曾是移民，但在现代民族国家的框架下，在侨居国和祖籍国的身份“边界”不同。在侨居国，他们被划定为“外国人”，面临的是来自身份认同所形成的挑战。对身在异国他乡的个体而言，通过自我选择和外部因素塑造，“中国人”这一具有真实性或象征性的身份“边界”将处于侨居国各地的移民凝聚为同一可辨识的社群。 当东南亚华侨于20世纪50-70年代回到祖籍国，部分归侨在国家政策安排和个人选择基础上到了非祖籍地的移居地。伴随着从侨居国到祖籍国的流动轨迹，东南亚中国移民身份从华侨转变为归侨。“归”联结着彼此之间最深层次的归属和认同。尽管改革开放后大部分归侨都有往返印尼的经历，但他们身份“边界”的表述发生了转向。这一转向是解决了根本的身份问题后，他们在不同情境实践中与各类社群互动所形成的。 值得强调的是，归侨对于曾经生活过的侨居国“家”的情感，并非认同侨居国。由于这段特殊的侨居国经历所带来不一样的体验、关系、资源而形成的“归侨”身份，在国家政策、大众媒体、不同群体的互动中凸显出来。一方面，国家对侨的重视及侨务政策的落实为归侨侨眷身份表达提供了“正当性”；另一方面，印尼作为归侨曾经的记忆，更多的是一种“文化情感”。这种“情感”促使归侨与印尼有关的社群在互动中生成了流动的“边界”，不同语境下形成不一样的分类实践。与之伴随的是，“印尼标签”逐渐成为一种记忆情感，在下一代的观念中淡化。这也显示了不同时期不同生境下“侨”所带来“边界”的流动和认同的变化。 （作者徐敏，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云南省社会主义学院副教授。本文摘编自《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2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