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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大流行情況下 印尼全国龍獅總會(PLBSI)保持積極學習

和平日报, 12月22日,在到2020年底,我們謹向您介紹印尼全国龍獅總會(PLBSI)的活動,是印尼社區休閑運動委員會(KORMI)的創辦者。KORMI是主要 社區體育組織的聚會場所。 盡管發生了Covid 19大流行,印尼全国龍獅總會總主席吳能彬博士和其他管理人員在中央和區域級別仍保持活 躍,並從事和參與舞獅和舞龍活動和其他社區體育 活動。 印尼全国龍獅總會(PLBSI)是由吳能彬博士主持的世界功夫龍獅舞會 (龍舟)聯合會的成員,也是總部位於德國法蘭克 福的國際社區體育組織協會(TAFISA)的成員。 由 韓國的 Ju Ho Chang擔任主席。 吳能彬博士派印尼全国龍獅總會(PLBSI)秘書長參加了體育賽事管理…

归侨故事:我也要寻找 “巴中情”

和平日报, 12月23日,我是一名“巴中二代”。母亲是59屆巴中生,印尼出生長大,1959年怀揣一颗赤子之心,踏上了归国的征程。遠洋輪载着母亲,在海上漂泊了半个月,终于到了广州黄埔港。解放军上船热情地迎接這些一腔热血,报效祖国的海外赤子,母亲激动极了,至今仍然时不时地重复念叨着那投入祖国母亲怀抱的难忘时刻。 我出生在北京,自从懂事后,就发现母亲的经历和周围的叔叔阿姨不一样,她被称为“华侨”,她的成长经历总是和一个叫“巴中”的学校连在一起。母亲提起“巴中”,总是那么一往情深和自豪。因为羡慕,在我成長的小学、中学、大学里,我总是有意无意地找寻着母亲念叨的“巴中”成感觉,但很遗憾,没有在我的学生时代出现。 30多年前,我们移民来到香港,这对在北方长大的我来说是一个陌生的地方,对那时已年近半百的母亲来说也是一样,孤独、彷徨包围着我们。但那时,母亲似乎比我幸运,因为香港有很多已经定居的“巴中”老校友。他们他乡重逢,普通话夹杂着印尼话,聊得亲切极了。我当时很不解,几十年前的中学同学怎么能那么亲切,我的中学同学们完全没有这种结实无比的友情啊! 岁月荏苒,又是几十年过去了,母亲和她的“巴中”校友们都进入了耄耋之年,我家的电话会定期响起,当我们没能接听电话时,一位阿姨会留言:“惠英,我是巴中校友会的联络员某某某,我们会在某月某日联欢,请你准时参加。就这样,一年又一年地风雨不改地聚会,联谊….我有时开玩笑地问我母亲,你们“巴中”是个什么机构啊?中学同学半个世纪了,还能抱团成这样?我们怎么就做不到,太失败了!母亲听了也不说什么,但却是满脸得意的笑容。 这几年,一些叔叔、阿姨,永远地离开了,隔一段时间就看见母亲在通讯录的某个名字上长长地划了一条线,然后慢慢合上通讯录,一言不发。 但过了一段时间,电话又再响起:“惠英,巴中聚会…..请准时到!”这就是母亲的“党组织”,一辈子温暧无比的“党组织”! 作为巴中校友的第二代,我只能说是由衷地羡慕,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学校?培养出这么互爱互助一辈子的学生?我无从推敲,但“巴中校友会”让我明白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爱的责任与获得,这种关爱一定能支撑着曾经的同学们携手互助,走完这精彩的一生!如今的我已过不惑之年,曾经的小学、中学、大学的同学们都在微信群里。 中年的忙碌让同学群里常常非常“安静”,但母亲的“巴中校友会”却给了我深深的启示:同学是一生的缘分,生命可以影响生命,只要有一颗关爱的心,我们生命中难得的校友就可以抱团温暖着彼此的一生。 人到中年,我也要寻找我生命中的“巴中校友會”!    (雨林编辑,来源:香港黄翎)

归侨故事:羽坛第一人汤仙虎 心系祖国 决心回国效力

和平日报, 12月24日,如今在中国说起羽毛球人们第一个会想到的一定会是李丹,谌龙或者林丹的教练李永波。然而中国羽毛球能有今天的地位,贡献最大的并不是以上的这几位,而是是汤仙虎。 汤仙虎,1942年3月13日生于印度尼西亚,祖籍广东花县(现广州花都),在60年代初的印度已经很有名气。他从小就有很高的运动天赋,特别是对羽毛球情有独钟,只要有球打,他可以不上课,他的进步也很大。才十几岁的汤仙虎凭借着超高的羽毛球技术就在印尼有着极高的人气,以他在印尼的名气完全可以有很好的发展。 20世纪60年代初,尽管他知道中国的设备和经济待遇比较差,但是为了祖国的体育事业的发展,他毅然地回到祖国的怀抱。 1963年7月,汤仙虎率领中国羽毛球队在印尼举行的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团体赛中击败了印尼队,同时汤仙虎在比赛中获得了冠军。从此开辟了中国羽毛球的一个新的时代。 回国后,周恩来,陈毅,贺龙等国家领导人接见了他们,周总理为了国家外交需要,还以开玩笑的口吻示意他让球呢。 从此汤仙虎就一发不可收拾,在1963年到1975年的12年间,他创造了在国际赛场上未输一场的不败记录。 1965年底随国家队访问北欧时,汤仙虎曾以15比5和15比0的悬殊比分战胜6次荣获全英羽毛球锦标赛冠军的丹麦世界名将科普斯,至今仍传为佳话。 而其他各种冠军更是数不胜数了,1966年亚新会团体、男双和男单冠军;1974年参加第七届亚运会羽毛球比赛,与队友合作获男子团体第一名,1975年第3届全运会羽毛球男单、团体冠军;1978年曼谷第8届亚运会混双冠军…..如果放到现在简直可以叫做“超级汤”了。 20世纪80年代初,退役后的汤仙虎并没有闲下来,而是选择在国家队执教,林瑛,吴迪西,吉新鹏等世界名将。他还曾经教过李永波,说起来李永波还得叫他一声师父。 2004年,汤仙虎“退”而不“休”,还在国家队的总顾问。2007年,他作为中国羽毛球队专家组成员重点协助男单组的工作,尤其侧重对林丹的训练。他同时也是林丹的恩师,在林丹最无助的时候开导他。正因为有汤仙虎的悉心教导才成就今天的“超级丹”。 (雨林编辑, 来源:羽毛球情怀 )

归侨故事 |杨振祥 右手握拍

和平日报, 12月23日,杨振祥,印尼归侨,1936年出生,曾在云南省体委任羽毛球队教练、运动员等职,并协助国家羽毛球队训练;1977年起,受国家体委指派,赴墨西哥、尼日利亚、阿根廷等国的国家羽毛球队任教。 杨振祥长期于海外执教,在西班牙国家队任教期间,作为马琳(2016年里约奥运会女子单打冠军)的教练,指导马琳征战国际赛场。 1960年,我抱着此心毫不犹豫从印尼回国,轮船在广州黄埔港靠岸后,港口便有人在问我们,会打羽毛球吗?我带着推荐信,心无旁骛,来到了福建。这里是父亲的故乡,亲人们多在福清,已多年没有联系过。 我从小就在印尼的中华学校念书,能说普通话,但家中更常用印尼话交流。因此我不会说家乡话,普通话也带着浓重的印尼口音。 刚回国的时候,也曾闹过不少笑话。“母鸡”“公鸡”无法表达,就干脆把“公鸡”形象化,喊作“带着帽子的鸡”。往北京打工作电话时,对方听不懂,让我讲普通话。我无奈地说,明明已经在讲普通话了呀……至今回想起,依旧让人忍俊不禁。 60年过去了,我辗转多个国家和城市,始终带着那份印尼口音。幸好它丝毫不影响我的执教工作。 还记得刚到福建时,我便直奔福建省羽毛球队。但是队里已人才济济,有不少实力强、却更年轻的运动员们。当时已经24岁、度过巅峰时期的我思忖再三,主动向组织表示,愿意放弃选手身份,到更需要我的地方去。祖国大地一片净土,只要有需要羽毛球的地方,就是我停留之处。 1个月后,我乘坐火车到了江西。12月中旬,又离开了南昌,经过20多个小时的车程到达贵阳,然后又乘坐长途汽车中转绥靖,最终抵达昆明。 云南省地处西南边陲,和多国接壤,经常要和南亚国家交流体育,因此国家非常重视。云南省体委当时已有4男4女组成的羽毛球队,都是归侨,却缺少一个专业的教练。我到任之后,既当教练又当队员,还时常去学校普及羽毛球运动,选拔并培养优秀的后备力量。对于从未见过羽毛球的孩子们,我从挥拍开始教,慢慢地终于组建起一支专业的羽毛球队。 昆明是一个美丽的城市,不愧于“春城”的美名。而我们羽毛球队的水平也无愧于党和政府的期望。当时,全国羽毛球水平最高的要属广东队和福建队,且打法各有特色。我们与他们相比虽有一定的差距,但和南亚的国家相比,遥遥领先。一次,缅甸国家队来访,领导要求我每一局都不能让对手拿到超过5分,结果我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现在大家都知道“乒乓外交”,可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在欧洲城市莫斯科、斯德哥尔摩、马尔默、哥本哈根的羽毛球赛场上,中国的羽毛球队员们也为国家走上国际舞台立过赫赫“战功”。 1965年10月,一支完全由归侨组成的羽毛球队出征欧洲。在此之前,我们已经打败了当时世界羽坛霸主之一的印尼国家羽毛球队。在羽毛球王国丹麦,中国羽毛球队面对“黄种人会打羽毛球吗”的质疑,稳定发挥,以斐然战绩击败了傲慢的丹麦队。在与丹麦队对决的24战中,大获全胜。最终那次欧洲行,34战无一败绩。汤仙虎更是以15:5和15:0的绝对优势,击败了曾6次蝉联全英锦标赛单打冠军的丹麦名将艾尔兰·科普斯,威震国际羽坛。 纵然因为外交原因,彼时的中国羽毛球队无法参加国际赛事获得冠军,但是经过多番友谊邀请赛,中国羽毛球队以雄厚的实力赫然挺立于国际羽坛之巅,后来更是被国际媒体冠以“无冕之王”称号。 1966年,丹麦羽毛球队为了“一雪前耻”,回访中国,信心满满地希望挽回之前的败绩。为了应对在家门口的比赛,国家体委从各地抽调了精英运动员和教练到广州集训百日。我当时已经在云南执教数年,也被抽调至广州参加集训,并主要负责男女混双的教练工作以及日常事务管理。 上个世纪60年代,正值国家困难时期,各方面的物资供应都非常短缺。但是为了保证体育事业,国家对体工队都有特别的照顾,运动员没有工资,但是食宿有保障;教练员在运动员待遇的基础上,每个月还可以领取一定的工资,可以说基本上生活无忧。…

归侨故事:我悲苦与幸福交织的归侨人生 钟喜甲

和平日报, 12月27日,钟喜甲,印尼巴中50年届毕业生。1930年11月生于印尼邦加岛,原籍广东蕉岭,九三学社社员。 人物履历  印尼万隆荷兰工科大学肄业,天津大学毕业,荷兰德尔伏特大学访问学者。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高级工程师、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中国西南资源联合开发总公司副总工程师。曾兼任交通部在京单位侨联主席,现任北京巴中校友会副会长,邦加侨友会会长。主持参与我国港口建设的施工、设计和科研项目,大小工程数百个。完成了主要专业技术工作成果22项,其中有四项属重大发明创造。 1930 年我出生在印度尼西亚的邦加岛。像大多数人一样,孩提时的我一直把这个到处都是采矿场、椰子林、胡椒园的岛屿当作自己的家乡。 尽管我们钟家在印尼已经繁衍生息了五代,但自我懂事之日起,祖父和父亲就不断地告诉我,我的祖国叫“唐山”。 尽管那时的我根本不知道“唐山”与我从小长大的这个热带海岛有什么不同,更不懂得“唐山”于我而言到底有什么特别的涵义,但是我依然牢牢地记住了这个地方的名字。  然而,那时懵懂年幼的我不曾想到的是,在以后几十年的漫长岁月里,我将为她哭,为她笑,为她挥洒汗水,为她付出了我大半生的忠诚与信念。  我的祖籍是广东蕉岭县新铺镇,地处广东省东北部,大量的汉族客家民聚居于此,是著名的侨乡。蕉岭远离海岸,四面环山,看似封闭,却阻断不了这个地方与大海的不解之缘。 印度尼西亚由13700多个岛屿组成,其中有两个盛产锡矿的是邦加和勿里洞。从1710年开始邦加岛就是世界上最大的锡矿产地。而勿里洞岛则到1823年才发现锡矿。由于巨港苏丹国的倒台,邦加曾于1812年落入英国人手里,1814年荷兰人以极高的代价,即用印度的科钦,换回对邦加的控制权。 荷兰殖民者费尽心思地榨取这里的锡矿资源。他们认为,印尼土著人不能吃苦,采锡矿必须靠中国劳工。中国劳工于是大批来到邦加。他们大部分是从粤、闽两省被骗来的。这就是移民史上常提到的“卖猪仔”。 我的高祖就这样来到印尼邦加岛,被驱赶到劳动条件十分恶劣的矿山当苦力,受到残酷的剥削,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劳苦一辈子也赎不起自己的人身自由。 03 峥嵘岁月在巴中  日本投降后我们一家移居雅加达。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和荷兰殖民主义的统治,都深深地印在脑海中,我渴望接受中国的文化教育,开始进入八华中。后来才知道,八华中学当时是被国民党势力控制的一所学校,校内两派学生斗争很激烈,有时发展到相互斗殴的地步。…

万隆百家姓协会与华族关怀团队合作捐助防疫物资给中华医院。

和平日报, 12月28日,周一 12月21日,万隆百家姓协会(PSMTI.Bdg)与万隆华族关怀团队(MTP Bdg)和人民思潮报基金会(YPR)合作举办慈善活动。捐助200件可洗性资医疗防护服,316份饭盒和饮料,饼干给中华医院(RS.Kebon Jati Bdg)医疗人员和职工,让他们在疫情肆虐期间有保护服,更安全,安心执行.任务。也让他们收到被关怀的温暖。 万隆百家姓协会主席周振强(Donny Hartanto)在移交捐助品时致词:”这次的援助品是我们对中华医院医疗人员与职员们的关怀,尤其是每天负责医疗染上新冠病毒患者的医生和护士,让他们更有精力,更有安全感执行任务 ” 中华医院院长(dr.Junandi Surjautama)致词感谢万隆百家姓协会,万隆华族关怀团队和人民思潮报的爱心关怀。他说明我们的医院有50个病床给新冠肺炎患者,在这里的医疗人员都必须有特别的保护措施和防护物资,很感谢你们及时捐助我们所需要的物资 。 百家姓协会协调.主任陈春富在场说明:”我们给中华医院的援助不是第一次。我们很赞赏中华医院在疫情期间医疗新冠病毒的患者,包括其他病患,绐有需要或缺少经费的病患提供人道主义的帮助,希望中华医院的善行能给别的医疗机构所仿效。便更多的弱势族群能得到治疗而恢复健康。 万隆华族关怀团队领导李振健说:”我们团队本着人道主义和关爱之心,在疫情期间到各处有需要的机构给以帮助。我们都尽力去实行或多或少的慈善活动。但愿我们的爱心能温暖受苦人们的心田” (雨林编辑,万隆王羽报导)

泗水惠潮嘉会馆冬至祭祖

和平日报, 12月28日,12月21日是中华节气之冬至,每年在冬至日泗水惠潮嘉会馆都会举行隆重的祭祖仪式,今年受新冠疫情的影响,不能聚众,所以只有部分理事代表出席祭祀仪式。 当日,我们到达会馆时,在众仙伯神台上,已经摆齐了三牲果品,糕点斋盘、汤圆和黄酒炖羊肉,这是冬至祭祖必备的。 上午9点,会馆荣誉主席李汉雄、主席李兰芳、副主席李伟龄、妇女部主任翁玫娟、青年部主任李嘉燕、文艺部副主任温荷祥、沈静香等理事已经到达会馆,9时许,他们各自就位,一字排开,在办公室主任赵华俊等协助下,简单而不失隆重地在龙神及众仙伯灵位前上香,敬酒和献礼品,行三鞠躬礼。 荣誉主席李汉雄,主席李兰芳还特别虔诚祈求国泰民安,疫情尽快过去,大家都健康平安!荣誉主席黄奋鹏夫妇在星期天也特地到会馆提前祭拜。大家都觉得虽然有疫情在,但冬至祭祖不能忘。希望中华文化代代相传! 今年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没有设宴招待会员聚餐,遵守防疫措施。礼毕,久不相见的几位理事,保持距离地坐下来互相问候,聊聊时事。约莫一个小时后,大家互道珍重离开会馆,圆满结束了祭祀活动。 这次祭祀用的供品由丘思华副主席和妇女部主任翁玫娟统筹,名誉主席余美莲及福利部副主任杨金英包办,在此特别感谢你们,在疫情期间忙前忙后。也祝福你们身体健康,幸福快乐! (雨林编辑,来源:千岛日报,文教部 朱玉萍报道)

归侨故事:海口这位“很火”的社区医生 余有机

和平日报, 12月28日,“有个靠谱的医生,是大家的福气”“别说排队久,阿公能帮宝宝把病看好就是值”……12月2日,新海南客户端、南海网、南国都市报报道了海口市这位“很火”的72岁社区医生余有机,为了找他看病,市民早早排队取号。报道刊发后,引起网友和读者广泛关注,纷纷询问老医生的坐诊时间及位置。 12月4日,记者再次探访海口市秀英区金环卫生站(以下简称“金环卫生站”),现场见证了余医生看病全过程:问诊幽默、和蔼可亲,看完病的人都说阿公开药便宜、很少打针。经了解,余医生还是一名归国华侨。 余医生祖籍海南琼海,是一名归侨。1960年,他从印度尼西亚回到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那时他才10多岁,在南宁当地读初中。后来,他先后学了中医和西医,留在广西来宾市的一家医院工作。 两鬓斑白,仁心不改。从事医学临床工作50多年,余有机经验丰富,擅长看小儿上呼吸道感染、小儿消化不良等儿科常见病,对老年人心脑血管疾病的治疗也有经验。 “我们有时也回琼海老家看看,我的叔叔在新加坡,家里由我照顾。”余有机说,他1990年来海南工作,长期生活在海口。 12月4日上午11点30分,余有机下班,上午4个半小时,一共看了71个患者。他住在离医院不远的小区,老伴已经做好了饭,正等着他回家。 金环卫生站护士长黄女士说,余医生对待同事和病人都很热情,为人和蔼可亲,且有多年工作经验,患者也非常认同他看病的效果。对于“每天排队的人多,是否考虑排队取号,换作手机预约挂号?”黄女士表示,社区医院有很多老年人来看病,手机挂号对老人不方便,所以还是坚持现场排队取号,取号后市民就不用排队了,可以等快到时间了再来就诊。 此外,金环卫生站肖站长表示,余老在百姓中的口碑很好,除了附近居民,有很多患者从其它市县来找他看病,卫生站会为余医生做好保障,配备导诊护士和药师,方便前来就医的百姓。 “只要病人有需要,我都会尽心尽责。”余有机说,以前上午下午都看,但现在身体吃不消了,只能尽量在上午多看一些病人,至于工资多少他无所谓,“我老了要那么多钱也花不掉,就想给老百姓看看病。能多做一点,就多做一点,这让我感觉很快乐。” (雨林编辑,来源:南海网记者 王洪旭 实习生 陈逸航)

“世界客都”梅州“智慧医院”建设进入尾声

和平日报, 12月28日,在“世界客都”梅州的梅江西侧,两栋对称塔楼拔地而起,在矮小的骑楼群中,尤为突出,“世界客都”梅州市人民医院新住院大楼项目土建施工已经进入尾期,建成后的医院,将成为拥有1489个床位的“智慧医院”。 记者在27日在现场了解到,项目建筑布局为长方形的裙房上南北分别设置两个住院塔楼,占地51亩,总建筑面积超过十万平方米,其中地下3层,地上20层,总高度是84.25米,是梅州市人民医院现代化智能化住院大楼。这个由中建电力建设有限公司承建的项目先后获评梅州市和广东省安全生产文明施工示范工地、广东省建设工程优质结构奖,被列为2020年全国”建设工程项目施工工地安全生产标准化学习交流项目”。 在这个项目,从入口处,就可以感受到“智能化”。项目在常规的实名制管理门禁系统的基础上加入5G人脸识别,还结合目前疫情防控需要,实现了体温自动监测。项目开工伊始就采用BIM技术(建筑信息模型)与“智慧工地”系统的建设相结合,致力于打造“智能化、科技化、绿色化”全周期智慧工地。 项目强化绿色施工管理。入口处安装TSP扬尘监测仪,实现数字可视化监测项目扬尘情况,从开工到现在,项目扬尘、噪声情况均符合规范要求;采用手机端远程控制的智能喷淋系统进行降尘;项目为塔吊装了吊钩可视化系统,吊钩可视化装置安装在塔吊小车位置处,在塔吊控制室及地面段设置显示屏,塔吊司机能及时了解吊钩位置及周边的环境,达到全过程无盲区,减少碰撞事件。 类似这样的“黑科技”还有很多,卸料平台监测等智能技术的有效整合,为项目质量管理、安全管理、经营管理、劳务实名制管理、环境监测等提供了保障。智慧工地平台还会自动整合碎片化系统信息,为项目部决策层呈现整体状态信息,监控项目关键目标执行情况及预期情况,为项目顺利施工保驾护航。 按照规划,梅州市人民医院新住院大楼将于2021年上半年建成投入使用,届时将从根本上改善医院住院条件,使科室和病床设置更加合理,为梅州乃至粤闽赣边居民提供更优质的医疗服务。 ( 雨林编辑,来源:中新网梅州记者 陈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