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日报， 12月9日，万隆华族关怀团队(MTP=Masyarakat Tionghoa Peduli Bdg.)进入今年12月分，继续’伸出爱心之手，再次援助需要帮助的民众。 12月5日，星期六在万隆客属联谊会会所移交204瓶维生素和500支非医用口罩给万隆地区镇代表(Kac.Bojongloa Kidul)带回镇所分发给当地民众防疫情传播。 .12月8日星期二上午，万隆华族关怀团队象征式移交100份日用必需品爱心礼包给万隆妇女协会(Persatuan Darma Wanita kota Bandung)代表，移交仪式在万隆渤良安福利基金会会所地区。 12月8日上午，在万隆渤良安福利基金会会所场地，万隆华族关怀团队理事余毅琪移交日用品爱心礼包给万隆妇女协会(Persatuan Dharma Wanita Kota…
和平日报， 12月10日，古钦达，男，印尼归侨，现年66岁，退休前任职于福州华塑二厂。 也许很多人都有这种感觉，越是年岁大，就越觉得时间过得快。 转眼间，还没有做好当“老人”的准备，我就成了年过60的人。仿佛一切都在时空里烟消云散，只有记忆中那些林林总总，能将经历过的时空划出刻度…… 印尼的巨港市，我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模样，因为离开后就再没有回去；以前是什么样，也因为太久了，记忆变得模糊，而且越来越遥远。 57年前1960年的11月，600多名归侨，从印尼的巨港出发，经过了7天7夜的海上颠簸，到达了中国广州的黄埔港，之后辗转来到了福建省福州市的北郊落户。我就是其中的一个，当时我不过是一个9岁的孩子，是我第一次飘洋过海出远门。 命运让原本陌生的人走到了一起，虽然大家都是从印尼巨港登上了轮船，但是从苏门答腊各地汇聚而来，之前彼此都不相识，但几千公里的海上旅程，几百公里的陆上行程，以及半个多世纪的相邻相伴，让彼此息息相关，有着一种胜似亲人的感觉。 归侨在一起，总爱聊起过去的事。也许我经历比别人少，所以多是听别人说起过去的事，偶尔也会触发联想，泛起沉淀的记忆。 朦胧中，看见了自己的学校、自己的家，还有城市的大街、海边的港口。而渐渐清晰的是同学的脸庞、读过的课文。但转眼，记忆又回到了国内，回到了福州的北郊和闽北的农村。 古钦达回国时乘坐的“东汉号”轮船。 二 上世纪60年代，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使得全国的学校都停课，到了1969年，城里的学生都响应“上山下乡”号召，插队到农村，我们学校的25名归侨学生也到了福建闽北的建瓯县徐墩公社北津大队。 原以为我们25人可以在一起，哪想到分到村里后，就只有我和另外2人。那时忽然有一种孤独感，这是我第一次离开家，第一次自己生活，第一次面对未知的世界。 幸好我们都年轻，幸好农民对我们很好，很快我们都适应了农村的生活，到了过年的时候，知青们都纷纷回家，我也挑着自己劳动得来的农产品回家过年，心里格外的高兴。 5年的知青生活，对于当时的我来讲，感觉非常的漫长，尤其当两个同伴到香港定居而离开了我后，另一种孤独又笼罩在心头。那时自己几乎全部融入到农村，真正地将自己变成了一个闽北农民，似乎忘记了自己来自哪里，更忘记了自己还是一个从国外回来的华侨。 1974年，我被招工回到原来的“福州北郊华侨农场”，虽然像是回到原来的地方，但身份不是以前的孩子，而是正规的职工。…
和平日报， 11月30日，未来网高校频道4月23日讯（记者 侯智 通讯员 林钊宇）“明年是母校成立六十周年诞辰。尽管经历了六十年的历史变迁，历经六十年岁月的砥砺磨难，我们对母校依然眷恋、深切怀念。”4月14日，在广州，化学系1961级校友梁斯金谈及母校，热泪盈眶，充满深情。 时值暮春，天气闷热，雨水渐多，但挡不住华侨大学广州校友会一批老校友的热情。得知母校筹备60周年校庆，需要校友提供建校初期的信息和资料，这批华大“元老级”毕业生纷纷响应。近60年过去了，尽管有人腿脚不便，有人交谈须戴上助听器，有人持笔也有些颤颤巍巍，但他们依然从广东各地齐聚广州御口福酒楼，讲述当年归国求学，在华大挥洒青春的故事…… “我们都是归侨学生” “我是1960年由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尼大使馆和总领事馆挑选、联合保送回国的高中毕业生，当年从万隆华侨中学毕业后，就坐着祖国租派来的‘美上美’号轮船回国。”对于当年回国的经历，梁斯金依然历历在目。她说，当时船上主要是两批人，一批是归国的青年学生，一批是被迫迁离印尼的难侨。回国时，因邮轮不能靠岸，他们还被集中在雅加达华侨中学，只能睡帐篷、条件很差。三个月后，梁斯金与这群侨胞才得以登船回国。 “虽然艰难，但能回国投入学习，很开心。”同为化学系1961级的陈汇祥，在1956年从越南回国时，还只是初二的学生。他清晰地记得，当年他从广州第六中学侨生班毕业，全年级有20来人考上大学，而包括他在内的4位同学报考了华侨大学。当时条件艰苦，陈汇祥说，自己的笔记本都是用废弃的报纸、白纸钉起来使用的。 “1960年9月，我从印尼回国，在集美侨校读高三，毕业时报的第一志愿就是华大。”陈松杰是数学系1961级的校友，见证了华侨大学泉州校本部的建成与投入使用。“入学的第一年，校本部还没建好，我继续在侨校读书。那时候上午上课，下午自习、开生活会，晚上也是自习。”一年后，陈松杰搬到了泉州，住在当时最早建成的教学楼——数学楼。 中文系1965级的关福乾与热作系1965级的李景光分别是印尼和马来西亚的归侨，两人是华侨大学停办前的最后一届学生。他们说：“我们报到的时候，条件已经有很大改善了。中文系、数学系的教学楼都建好了，宿舍每层都有洗澡房和洗手间。游泳池、食堂、篮球场都有了……”一年后，学校停课，关福乾留在学校，而李景光则跟随热作系搬到了海南，这一去就是20多年…… 值得一提的是，华侨大学创办之初还开办了预科班，主要由当时东南亚归国华侨青年学生组成。据悉，因为特殊的历史原因，此预科班为筹办华侨大学而创立，仅此一届，预科班学生后来大部分成为学校的首批本科生。曾在华大预科班学习，后考上暨南大学化学系的林文企对当年的学习生活记忆犹新，“欢迎、欢迎、欢迎你，欢迎你们来到集美，你们一路辛苦了，欢迎你们来吃Kangkung（空心菜）。”时至今日，他依然能唱出当年甫到集美时听到的欢迎歌曲。 “华大生活最难忘” 上个世纪60年代，正是中国人民最为困难的时期。当时华侨大学的创立，不仅得到党和国家的重要支持，也离不开这些建校初期学生付出的心血与汗水。这批历经艰难归国求学的青年人，也将自己最美好的一段青春时光留在了华侨大学…… “当时每天的生活就是上午学习，听老师讲课，下午就去劳动。”陈松杰回忆，“我们整地、种树、打扫卫生，学校的卫生基本都是学生在负责。”而他印象最深的，就是露天游泳池的建设，“我们1961级的基本都在那劳动过，虽然艰苦，但大家都很开心，休息时还会表演节目。” 与在本校上课的数学系学生不同，当时的华侨大学化学系学生到处寄读：一年级在集美侨校，二、三年级在泉州师范学院，四年级初才回到校本部。“在泉州师院，我们的宿舍也是学校的广播室，宿舍里到处摆放着广播器材，我们就在那轮流播音。”陈汇祥回忆，就算是住在校外，他们依然经常回到学校参加劳动，挑沙子、挑石头、平整土地等。待到大四终于搬回校本部，“那真的就像回到天堂一样”。他说，学校的条件比外面更好了，有冲凉房，有自来水，男生宿舍前有可以运动的空地，食堂、宿舍楼前都挖了水井，伙食也有了改善………
和平日报， 12月11日，今年三月分开始，因疫情影响而不能出门运动的万隆市民，呆在家里做适合情况的运动，体操，瑜咖，原地踏自行车等活动，健身保持健康. 宅在家里6个月后，进入新常态遵守卫生健康守则的生活后，市民们开始出家门运动，星期日早上无车日时间内，多数在达高地区的大路上散步，骑自行车，广场舞等运动。 由万隆北部骑自行车的人群向南进发，在市中心亚非街的独立大厦前聊天，自拍景头，買早点后才纷纷回家。 疫情前在乐坛活跃的歌手姐妹们或校友会会员们，越野跑步队队员们不到市中心人群拥挤的地方运动，选择在由保安人员防守的大广场Paskal Hyper Square 里的道路骑自行车，多数利用进口的能折叠的自行车放进汽车里到目的地才用，或者到万隆西郊巴拉喜昴岸新城自然环境良好的道路上运动。运动后自行车装进车廂里回到30公里的万隆花城。 这些运动员有万隆Pop 自行车队队员，有新中校友会会员，杨婉芳与朋友群，有吴传华，潘银针，Cing2,Iing, Ratna Chen,Ting2. 万隆樱花合唱团团长杨婉芳有时到万隆北区无公车经过的清新住家区Budi Indah 地区骑自行车运动，保持健康。平安，吉祥如意。在Hiper Square…
和平日报， 12月3日，一个人，２６年，将全部精力和金钱投入到一片荒山坡上，只为心中朴素的绿色梦想——找回“丢失的地球之肺”，让动植物自由生长。他就是海南万宁兴隆热带花园董事长、７３岁的印尼归侨郑文泰。 财富、荣誉比不过雨林里的一草一木 郑文泰祖籍福建泉州，１９４５年出生在印尼，１５岁回国。１９６４年被下放到兴隆华侨农场，兴隆７年磨炼了这位富家子弟的意志，并与兴隆结下不解之缘。 １９７２年起，郑文泰先后在香港、台湾学习建筑，上世纪８０年代便成为一名成功的房地产商人。 随着生意越做越大，郑文泰的足迹遍布世界各地，但吸引他的不是高楼大厦，而是满眼绿色的大自然。郑文泰开始意识到，如果现在不去保护生态，一片片神奇的雨林、一个个珍贵的物种将彻底消失。 １９９２年，一场大病彻底改变了郑文泰的人生轨迹。大难不死的郑文泰开始重新思考人生，“生命如此脆弱，生态如此脆弱，再不‘做’就来不及了。” 生意做得顺风顺水的郑文泰做出了一个决定——放弃自己的所有生意，投身环保事业。郑文泰变卖部分资产，出资１亿元在兴隆华侨农场“圈下”了一片上万亩长期因砍伐遭破坏的荒地，他要将这片土地原有的热带雨林恢复起来。 ２６年的山林劳作，昔日活跃商界的郑文泰已俨然成为一位肤色黝黑的老农。每次在满眼翠绿的园子里见到他，总见他穿着工作服，戴着棒球帽，在园子里忙忙碌碌。 郑文泰有着“全国归侨侨眷先进个人”、中国“侨界杰出人物”等荣誉“光环”。但是，在他眼中，财富、荣誉都比不过雨林里的一草一木。 付出“真心”才能收获成功 身处兴隆热带花园，观花、赏树，听鸟语、虫鸣，曾经的荒山变成今日的“雨林”，郑文泰究竟花费了多少心血？ 据统计，兴隆热带花园如今生存着４０００多种植物物种，其中，珍稀濒危植物６５种，２７种被列入《中国植物红皮书》，被国家确认为四大环境生态示范教育基地之一和物种基因库。 在郑文泰看来，在荒山上找回“丢失的热带雨林”，最重要的是要付出“真心”。“热带雨林是一个庞大的系统，不给予认真关注是了解不了的。”郑文泰说。 面对雨林修复这一“前无古人”的事业，他不敢蛮干。郑文泰出资邀请了一批国内外的植物专家，普查热带北缘多个区域的地质、水文、森林植被、物种资源以及热带雨林的生态结构，从自然界里面找样本、找蓝本。 在专业、科学的植物学理论指导下，郑文泰开始四处寻找、购买、培育珍稀濒危物种的种苗。每次台风暴雨吹倒苗木，他都心疼得不得了，台风过后马不停蹄地扶苗、补种。２００５年“达维”台风过境，他花了３年时间才恢复如初。…
和平日报， 12月10日，印尼调查圈（LSI）Denny JA 民调机构快速计票结果显示，Andrei Angouw-Richard Sualang（AARS）候选人组合赢得2020年万鸦佬 地方首长选举。 民调机构 Konsultan Citra Indonesia （KCI）研究 主任Firman 9日说：“收集的选票的数据还不到100％， 才98.40％，但是不会有重大变化。” 如果日后普选委员会逐级计票结果裁定万鸦佬市长…
和平日报， 12月12日，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迅速占领了英国的殖民地北婆罗洲。北婆罗洲和荷属西婆罗洲（今印尼西加曼里丹省）只有一河之隔，而其首府古晋与西婆罗洲首府坤甸相距不过百余公里；古晋的陷落，表明坤甸危在旦夕。荷兰殖民军队已在做撤退的准备，但当局的应变措施是“内紧外松”，此时仍在宣扬盟军——英国军队在新加坡的战果，扬言英国的两艘主力巡洋舰“威尔斯太子号”和“击退号”正从印度开赴新加坡，有这两艘超级巡洋舰防守，南洋群岛（指新、马，荷属东印度群岛）万无一失。在日本飞机第一次轰炸坤甸的前两天，还声称英荷空军将于近日举行联合演习，并出告示称：坤甸已宣布为 “不设防城市”，日本飞机不会来轰炸；工厂、商店应照常开工和营业，学校照常上课，民众尽可正常生活和工作，切勿庸人自扰。 12月19日早上，我和哥哥、堂哥等人吃过早餐准备去老埠头的学校上课。当我们快到船码头的时候，小叔黄诗虎怱忙地赶来，拦住了我们，说道：“现在是什么时候，你们还去上课？荷兰军队已经准备放弃坤甸了，日本军队随时都可以打进坤甸来；日本的飞机从古晋起飞，一个钟头就可到坤甸。”小叔用命令的口吻说道：“从今天起，你们就不要去上课了，老老实实地在家里呆着！”我们只好带着恐惧和不安的心情回家。 当天，我们在家里温习功课，大约11点半左右，突然听到外面一阵喧嚣声：“盟军的飞机来了，英国的飞机来了！”“是编着队的英国飞机，挺好看的！”我和哥哥闻声，几乎是同步冲出门口，想一睹盟国——英国飞机编队飞行的丰采。因为前几天，当地政府的广播电台老是宣扬英荷两国的飞机将一起举行联合演习。当我们在门口站定，用手遮掩烈日，昂首望着高空上飞翔的九架飞机，它们按照三三式的三角形编队，队形是那么整齐划一，距离保持得那么好，正当我们啧啧赞叹时，突然前面那三架飞机呼啸一声，向下俯冲，接着便是一阵扫射，后头那六架飞机也跟着狂轰滥炸起来。这时，市内的防空站才拉起警报，但为时晚矣！我们兄弟几人被吓得双腿发软，站在门后的奶奶大喝了一声，“你们还在那里站着，赶快钻防空洞！”所谓防空洞是在我们家屋后的橡胶林里临时搭起的小茅屋，因为那里比较隐蔽，茅屋附近挖了几个1米多深的“防空壕”。一家十几人便仓皇地往橡胶林子里钻。边走边听着那不停的轰炸声和扫射声；从爆炸声处，可以断定那是在隔江的老埠头商业和居民区。 日本飞机的狂轰滥炸持续了大约40 分钟。这九架飞机来往自若，从古晋机场起飞后，并未见驻守东万律机场的荷兰军用飞机的起飞拦截；在它们对坤甸将近半个多小时的轰炸中，也未见英、荷空军联队的战机迎击，荷兰驻军的火炮、机关枪更未发过一炮一弹。可能荷兰当局认为日本人会遵守国际公约，不会轰炸已宣布为“不设防城市”的坤甸！令荷兰人松一口气的是，日本飞机着实也未轰炸军事目标和政府机关。这九架日本飞机在狂轰滥炸之后，逍遥自在地飞回古晋。 这是坤甸建埠200多年以来遭遇到的最大一次灾难，是一次骇人听闻的大屠杀。在这次轰炸中，只有20万人口的坤甸就有两千人（绝大多数为华人）死于日军的炸弹下，伤者更是不计其数。老埠头的华人区一片火海，血流成河，尸体遍地,据目击者说，污血溅满老埠头的街道，几乎是一步一具尸体，家家有冤魂，有的人全家遭难，以致无人收尸。隔天，当局只好紧急动员，用大卡车将尸体运往郊外的华人墳地，在那里挖十几个大坑，每个坑100－300具尸体，草草掩埋了事。我家在老埠头的亲友也有不少遇难的。祖母的外家，也即是我的祖舅公一家十余口人，遇难的就有四人，被炸伤的也有两人。经常为我家老少看病的老中医林道耀死得更惨，他和老婆一起在诊所被炸死；空袭后收尸，发现老中医的身首分离，他的一条胳膊还挂在门前的莲雾树上，真是惨不忍睹。我却避过了这次大难。据说，日军飞机空袭时，我们的学校还在上课，一枚炸弹正好落在我的教室里，全班30多名同学当场被炸死炸伤的就有十多人；好在当时是中午休息时间，不少同学已离开课室，不然死伤的同学肯定还要更多。一位幸免于难的同学事后心有余悸地对我说，那天的空袭，炸弹的着地点正好是我的坐位，如果那天我去上学，肯定已成了肉酱。 空袭后的第三天，我们全家二十几口人就租了一艘大木船，到卡布阿斯江上游的老港达雅克人山区避难去了，从此过着3年8个月的苦难生涯，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才返回坤甸。 1945 年 10 月，西加里曼丹各地华侨代表近百人在东万律“万 人坑”举行仪式，以无限悲痛的心情悼念死难同胞，愤怒谴责日 本帝国主义者的滔天罪行。（雨林编辑，来源：黄新聪博客 ）…
和平日报， 12月6日，林小宇 /男 /61岁 /现任职于福建侨报，上世纪东南亚大批华侨回国，从此才有了约定俗成的“归侨”。 无论什么原因，他们的回国必定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改变了自己的人生，也留给了中国一段不可磨灭的历史。 半个多世纪转眼就过去了，当年回国的华侨，现在很多已经不在人世，即使当年回国时还是年幼的孩子，现在也已经是耄耋老人。然而，即使到了现在，过往的经历依然让他们刻骨铭心，更是因为有了这段经历，祖国在他们的心目中，有着与他人不同的位置。他们不仅把祖国当作“根”，寻求人生的回归；也把祖国当作成长发展的摇篮，让人生喷发出光彩；更是把祖国日益发展强盛，当作晚年可以慰藉心灵的幸福。 总以为，发生过的事情，就是历史，自然人人皆晓。但有一天，有人问我，“什么是归侨？他们为什么要回国？”让我惊讶的不是这个问题的本身，而是问题的背后。也许社会的发展，人们关注眼前，上世纪大量华侨回国的历史很快就被时间淹没，虽然有文献记载，但受众不多，影响有限。 如何让这段“气势恢宏”的历史不被淹没，不被遗忘，或许只有逐个地撰写他们的故事，用故事映射出那个时代、那种情怀、那样的悲伤和喜悦。从2004年开始，我就一直在采写《归侨故事》。 “真实的人生，真挚的情感，真诚的向往，真切的追求”是这些故事的概括。 之所以采访撰写他们，因为他们都是普通的归侨，是构成归侨“金字塔”的基石，他们善良、热爱、勇敢、执着，一样有着不灭的闪亮，把他们汇聚起来，就如满天的繁星，让夜空璀璨。 《怎么为你流泪》是印尼归侨故事的汇编，因为篇幅有限，只选入其中100篇，比起包括东南亚其他国家已有的500多篇故事来讲，它只是其中一部分，但不影响其效果，毕竟能让100篇故事的当事人走到一起，这也是一种缘分。 在此，衷心感谢香港生活文化基金会对此书的帮助和赞助！ （雨林编辑，来源：福建侨报…
和平日报， 12月11日，李嘉誠基金會今日於社交網站發布消息，指今屆諾貝爾獎兩位得獎教授，將諾貝爾獎牌複製版送予長和集團創辦人李嘉誠，並透過Zoom舉行祝賀儀式。李嘉誠提到「今天的領導不可再以自我為中心，這是對創造大成就的最大局限。」 李嘉誠與諾貝爾醫學獎得主Michael Houghton及諾貝爾化學獎得主Jennifer Doudna透過Zoom舉行祝賀儀式。兩人均為李嘉誠基金會捐助的研究所教授。 在儀式上，Michael Houghton教授一度哽咽，宣佈李嘉誠基金會向其帶領的丙型肝炎研究團隊另外兩名科學家，分別是來自新加坡及台灣的華裔病毒學家朱桂霖和郭勁宏教授，贈予與Michael Houghton教授的諾貝爾獎金等值之38萬美元，以示支持。 李嘉誠表示，佩服Michael Houghton教授積極投身科研，對於他極力讓世界知道和認可同僚在團隊的貢獻 ，認為這份無私的本心，是最難能可貴的，因為 ，今天的領導不可再以自我為中心，這是對創造大成就的最大局限。（星岛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