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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日报， 2021年1月8日，邱小凤（前）与姐妹一起跳舞 在深圳市罗湖区东晓街道绿景社区，印尼归侨邱小凤可是个大忙人。如今已过花甲之年的她，仍不减对舞蹈的热爱，在社区组建一支舞蹈队，领着姐妹们。 在深圳市罗湖区东晓街道绿景社区，印尼归侨邱小凤可是个大忙人。如今已过花甲之年的她，仍不减对舞蹈的热爱，在社区组建一支舞蹈队，领着姐妹们天天跳健身舞。记者采访发现，她的人生故事与舞蹈密不可分。 　　回国后与舞结缘 祖籍福建福清市的邱小凤在印尼泗水出生，12岁那年从印尼回到中国。从小对中国舞蹈充满好奇的她，从回国那天起就与舞结缘。 邱小凤回国后到福建艺术学校接受舞蹈培训。她虽然喜爱舞蹈，但是进校门前，没有任何舞蹈基础。邱小凤说，和从小就开始练习的同学相比自己已落下一大截，只有加强训练，才能跟上大家。在那些漫长寂寞的日子里，她与同学们为了舞蹈艺术，日复一日拼命压胯、劈腿、拉韧带。邱小凤的亲人都在印尼，没有亲人陪伴在身边，但她从不轻易落泪，反而去安慰同学。但安慰过后，她也会默默地站在窗前，想念远在印尼的亲人。 手把手教聋哑人学舞蹈 后来，邱小凤成为福建省沙县幼儿园的一名老师，从事幼教工作12年，如她所愿，在这里她可以尽情展现对舞蹈的痴恋。 有一次，因为工作关系，邱小凤到沙县一个乡镇出差。途经一个村庄时，她发现了一名叫黄秀英的14岁聋哑儿童，常年待在家里，伤心地望着小朋友背着书包去上学。看到这一情景，邱小凤的眼泪都几乎掉下来。在征得其父母同意后，她把黄秀英接到城里，利用空闲时间手把手地教她舞蹈。 “我与她无法用语言沟通，只能不厌其烦地一次次示范。”邱小凤对黄秀英的训练很严格，每天9小时的基础训练绝不能缺席，下午的排练不到5点绝不结束，因为她知道，要取得成绩，只有依靠反复的训练。3年后，在福建省三明市举办的残疾人文艺会演中，小秀英以其优美的舞姿韵律，获得了二等奖。当黄秀英走上领奖台领奖时，她哭了，她父母哭了，邱小凤也哭了。 发挥余热跳健身舞 1995年，邱小凤随丈夫和儿子迁居到罗湖区东晓街道绿景社区，凭借对舞蹈的爱好，她很快就有了新朋友。 2003年，邱小凤在当地组织了一个文艺队，吸引了附近5个社区的老太太来参加。一开始是图个新鲜，一段时间的舞蹈训练后，大家感觉生活变得丰富起来了，甚至连生活方式都不自觉地改变了。为了让文艺表演更精彩，邱小凤又自己花钱从福建漳州买来道具和服装，亲自编导了《南泥湾》、《蒙古筷子》、《竹板舞》和《竹筒舞》等。 “一般中老年人舞蹈表演的道具几乎都是扇子、绸缎等。我当时就想如何在舞蹈编排中进行创新和突出特色。”邱小凤说，有一天她看到一个小孩拿着空易拉罐在玩耍，突然来了灵感——用易拉罐当道具，一定会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左思右想，她发现空易拉罐装上不同物品能发出不同的声音。反复实践后，她发现装上绿豆的效果最好。“我还给舞蹈取名‘奥运健身迪斯科’，引起了全国妇联领导的兴趣，被改名为‘环保健身迪斯科’。”如今，这个节目已成了社区老年表演队的保留节目，并在老年健身舞比赛中多次获奖…… “看来我永远也实现不了小时候的梦想——当一名舞蹈演员。”但邱小凤表示退休后还能在社区组建舞蹈队，也算是对儿时梦想的补偿，“如今我将舞蹈健身与公益事业有机结合起来，这样可以在做公益事业的同时将健身舞蹈跳得更美”。…

和平日报，2021年1月9日，大约一百年前的棉兰(Medan)还是草昧未开的小镇，在荷兰殖民政府统治东印度群岛三百多年间，在苏岛日里地区创立了日里公司 (Deli Maatschappij) 经营橡胶、棕榈及烟草的种植业。 日里地势平坦，土地肥沃，距离棉兰二十五公里东北岸又是天然深水港口勿老湾 (Belawan)，海陆交通运输方便，因此工商业发展迅速，而逐渐形成新兴城市。斯时广东省客籍张榕轩、张耀轩(又名张亚辉)昆仲先后南来定居於棉兰，凭藉经济长才，长袖善舞，不久即成功建立了仅次於爪哇糖王黄仲涵的经济王国，富可敌国。 其后更获得荷治政府信赖而委任为政治客卿，官封玛腰(Mayor)。中国东南一带华人闻风陆续南来，为苏岛垦植业提供了优良勤奋的劳力，更促进当地工商业的发展。棉兰在荷人规划下逐步走向现代化，市容整齐清洁，商业活动集中在企沙湾大街一带，故棉兰曾有一段时期获得「苏岛的巴黎」的美誉。 二十世纪初棉兰华校状况 1930年棉兰人口约仅七万多人，但华人已有二万七千人，几占全市人口三分之一。华人从祖籍带来各自乡里不同的习俗文化，由於当时的华人皆性保守，氏族观念根深蒂固，故不同籍贯之间长因琐事而生纠纷，荷治政府亦难以排解。 华人中有识见之领导为谋求华社之合作，乃纷纷组织成立社团，於是到处可见到以职业商务性贸的同业公会、为发展文教的联合会、为联络乡亲宗族的同乡会、为服务老年的慈善基金会、为娱乐体育目的体育会或励志会等，总数不下数十个团体。 荷治政府为方便统筹华人事务，乃委任华人领袖任玛腰(Mayor)，还有协助玛腰的甲必丹(Kapitan) 及雷珍兰(Letnan) 等职。当时继张氏昆仲出任玛腰者有闽南人丘清德，和甲必丹粤人徐华彰及甲必丹闽南人黄汉忠等。 廿世纪初的棉兰及苏北（含昔日的苏东及西部的打班努里、实武牙等地）各地，华侨教育已相当普及，但各校均只办小学，由於宗派观念浓厚，办学亦以宗亲会或同乡会主导。 当时棉兰市内除了张玛腰昆仲於清光绪34年(公元1908年)兴资创办最早的敦本学校，以及后来丘清德玛腰独资创办的华商学校外，其他华校大都是各宗亲会兴办的，如海陆丰人办的养中学校、闽南人办的福建学校、潮州人办的韩江学校。另外还有神州学校、明德学校、通俗学校、中华学校、华侨幼稚园等。 1927年华社领袖鉴於各校分办，学制不同，经费亦难筹，为了节省财力人力，并为了统一校政、划一学制之崇高理想，乃倡议设立「华侨教育总会」，联合八间学校（含一所高小及一所幼稚园），统筹统办各校校务，1928年11月3日，「华侨教育总会」正式成立。当时各华社有识之士考虑到学生们在高小毕业后之升学问题，乃萌生创建中学的念头。…

和平日报， 2021年1月9日，“最初是渴望祖国早日繁荣富强，现在是为振兴中华而努力。”谈及自己一直以来的工作态度，印尼归侨罗益锋说。 1937年出生的罗益锋，自小随家人旅居印尼。受父母和表哥潜移默化的影响，罗益锋对祖国极其关注。 “那时候，每天放学回家，父亲都会对照报纸上刊登的中国解放战争示意图，给我们讲述解放军南下的情况。”罗益锋告诉记者，父亲从解放东北开始，一直讲到解放海南岛。 新中国成立前夕，罗益锋的妈妈去布店买了红绸，用黄色的布剪成五星，全家人围坐在一起，连夜缝制五星红旗，“第二天一早，我们就把五星红旗从二层阳台上挂出去”。 “那一刻，因为新中国的诞生，使我们有了坚强的后盾，感觉扬眉吐气了。”罗益锋说。 1957年，高中毕业的罗益锋回到中国。他说：“那时候的新中国就像‘磁铁’一样吸引着我”。 回国后，罗益锋考取了北京大学化学系，后投身纤维研究领域，成为国际特种纤维的知名专家。因科研成果显著，罗益锋多次受到国家表彰。他说，是祖国的改革开放给了自己最大限度施展才华的天地。 1988年3月起，罗益锋连续四次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在他看来，这意味着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我初当人大代表时，正值中国从‘人治’向‘法治’、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转型期。”罗益锋说，作为全国人大代表，不仅要为人民排忧解难，还要站在国家的高度，通过深入调研，适时提出有针对性的立法议案和意见建议。 在担任全国人大代表期间，罗益锋提出的第一项议案就是尽快立法，保护归侨侨眷的合法权益。在相关部门的合力推动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于1990年审议通过。 该保护法以法律条文的形式对归侨的政治权益等予以保护，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归侨人数较多地区的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应当有适当名额的归侨代表”。藉此，中国民主政治有了独特的“侨味”。 在四届任期内，罗益锋共计走访了12000余人次各阶层民众，提出的议案从涉侨立法和科技进步法，到科技成果转化法，甚至涉及小区停车位等方方面面，坊间一度流传着“有事就找罗代表”的说法。 2008年，罗益锋办理了退休手续。但直到现在，82岁的他依然保持“退而不休”的状态：涉足领域从特种纤维延伸到所有新材料；跨界参与电磁研究、土壤改造、高科技文化产业等。 当记者询问何时停下来时，罗益锋笑着摆手说：“是越来越忙了，希望到新中国国庆70周年之际，我又有新的成果向祖国献礼。” （雨林编辑，来源：中新社，2019年4月7日，《罗益锋的归侨人生》）

和平日报， 2021年1月9日，年货市场是新加坡人办年货的热门去处。往年每逢迎新春，年货市场都挤得水泄不通。杀价和试吃，除了成为年货市场的文化，也为春节增添了不少声色。然而，疫情笼罩下，牛车水年货市场将首次停办，来临春节必将与往年不同。 在本地，提供冷气的购物中心四处可见，国人可边办年货边“避暑”，但很多人仍然对年货市场“情有独钟”。 郭闻良（21岁，大学生) 说：“我平时出门购物都是到购物中心，但过年一定会到牛车水年货市场。可能从小就和家人到牛车水买年货，所以觉得这是一种文化。” 冯秀珍（81岁，退休人士）也认为，没有了年货市场，会减少过年气氛。她说：“以前过年很热闹，可以放鞭炮等，现在连年货市场也没有，少了很多春节气氛。不过，健康最重要所以没办法。” 得那么多顾客的青睐，商家当然得设法守在牛车水，留住常客。虽然年货市场停办，但沿街还是有固定摊位可让商家租下。 在牛车水年货市场卖腊味30多年的叶伟强（57岁）今年在丁加奴街租下固定摊位。他说：“我不会改为在网上售卖因为毕竟已有固定的常客，不想失去这些常客。” 对于摊位的地理位置，他表示很满意，“这里是旺区，人潮很好，又靠近百货公司，我不担心生意不好。” 果冻摊贩王俊贤（31岁）却选择今年不售卖年货。他没选择在网上售卖因为他觉得他售卖的食品“必须让顾客试吃”。王俊贤也说：“我须大量进货,人潮要够旺才能卖完，网上没有办法做到。” 虽然年货市场停办，但国人还是有不少其他去处和购货渠道。 四马路一带的雅柏中心（Albert Centre）干粮市场聚集了许多海味干粮店。除了售卖鲍鱼、海参等三珍海味外，新年食品如虾米卷和开心果的店家也同样门庭若市。 袁爱慧（54岁，行政人员）说：“这里的东西多样化，要买什么都有。很多东西，家附近都找不到。” 也有国人转而网上订购，庄淑梅（55岁，家庭主妇）说：“以前到年货市场是因为那里经常有折扣，售卖品多样化，现在只有在网上才能找到那么便宜的价钱。” 许丽婷（23岁）在疫情中毕业，目前在寻找就业机会。她看准商机，决定加入烘培行业，成为自由烘培业者。许丽婷表示：“妈妈十几年来都会在春节时自制新年年饼，亲戚的孩子都很喜欢妈妈的年饼，他们经常鼓励妈妈售卖年饼。”…

和平日报， 2021年1月11日，万隆华族关怀团队由万隆多所社团基金会组成的慈善福利团队於去年2020年3月开始到12月分巳在万隆大都会与其他西爪地区完成500多次援助防疫，抗疫物质与捐助日用必需品爱心礼包给军，警，市府，医疗机构与广大民众，得到多方民众赞扬与感谢华族关怀团队在疫情非常肆虐时期关怀与援助他们度过难关。 其团队名称 (Masyarakat Tionghoa Peduli Bandung) 为广大万隆等广大民众所喜爱。进入新一年2021年，万隆华族关怀团队继续行动，於1月8日在团队联合中心会所，万隆渤良安福利基金会会所移交抗疫物资给万隆市大警察局与军区。 捐助给万隆市大警察局2016 瓶维生素 Vitamin Multiviral 象征式移交绐大警察局代表警员。捐助给军区的维生素 576瓶 Vitamin Multiviral…

和平日报， 2021年1月10日，我是印尼归侨，1956年告别亲人，满怀豪情回国学习，望学成后报效祖国。在党的关怀培养和老师的辛勤培育下，我取得了一些成绩，入了团，任过班长、学生会和侨生工作部干部，曾被评为“三好学生”、市文教系统“除四害、讲卫生”先进工作者和治安保卫积极分子，1964年杭一中高中毕业后， 在毛主席“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鼓舞下，立志务农，建设新农村。我放弃报考大学学习和留城工作的机会，坚决要求和国内同学一样，到祖国最需要、最艰苦的地方去锻炼自己。请求被同意后，我即南下广州与亲人话别，他们对我的行动表示支持，尤其是父亲，还送我一把从国外带回来的“巴力牌”锄头，在柄上刻着“把青春献给新农村”，鼓励我在农村干出一番新事业。 1964年8月31日是我难忘的日子，这天我带着锄头和杭城首批150多位知青赴临安县天目山区的绍鲁公社，抵达后被分配到10个村，我和12位知青到上尤村落户安家。 穷则思变，变靠人为。经过多年艰苦奋斗，战胜重重困难，农村迎来了旧貌变新颜。昔日的荒山坡变成片片新茶园；山间小路被拓宽，拖拉机、小卡车畅通无阻，水库的兴建确保了旱涝丰收，引进良种，科学种田，粮食增产增收，年年完成国家任务，村民生活水平有较大提高；村里通了电，祖辈沿用的小煤油灯换成了电灯；有了加工厂，从此轧米磨面再不用出村了；建了广播站，户户喇叭响，党中央指示、国内外大事，不出门就家喻户晓，整个上尤村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新景象。 农村清寒艰苦的生活，磨炼了我的意志的同时，既改造了我的客观世界，也改造了我的主观世界，使我在劳动中不断成熟和进步。我1971年初入了党，被选为领导干部，正当我带领村民投入兴建水库时，惊悉母亲不幸谢世，想不到，当年的话别竟成了永别。我没回家，把失去母亲的悲痛化作无穷的力量，坚持奋战在工地上。 一场特大暴雨袭击了上尤村，山洪暴发，西坞水库冲垮了，大批农田被毁，集体和村民的财产受到了严重威胁，我是新党员，正是考验的时候，于是临危不惧，带领村民奋不顾身地投入了抗洪斗争，在抢险中，我的右腿被木头撞伤，裂了口子，鲜血直流，村民赶紧帮我包扎，劝我休息，但我想，这点伤算不了什么，我又投入了抢险战斗。 文革期间，我受到冲击和威胁，说我有“海外关系”，是“国外派来的特务”，“假积极分子”，“削尖脑袋钻进领导班子”，扬言要把我引到天目山干掉，我爱人（当时是女友）也受到影响，对我产生怀疑，思想斗争很激烈，一度和我保持沉默，公社和村里对我的安全很关注，要我提高保护意识，不到有争议的场合去，有些活动不让我参加，以防万一。诽谤和威胁，给我造成了很大的压力，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有党和群众的支持和保护，我把压力化作动力，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为夺取丰收而努力。 我爱人也是知青，在县积代会上认识，她在县城附近插队，条件比上尤村好，虽然相距较远，但共同的理想和目标，使我们成为志同道合的伴侣。1970年女儿出世，取名钟耘，望她长大后不忘三农（农村、农业、农民），爱人对我为农村事业所作的努力和付出的辛劳，很理解和支持，我们还自己动手造了新楼房，准备在那里干一辈子，她的支持更坚定了我为建设新农村的决心和信心。 随着形势的发展，招工、招生、招干工作在农村展开，大批知青回城了，但我没动摇，还将被推荐的名额让给了别人，送走了知青战友，留下自己继续干。 下乡以来，我每次都被评为县、市、省的建设新农村积极分子，被选为县人民代表，县、市、省团代表、省侨代表，参加省讲用团，省拥军慰问团，应邀到杭州市看守所和省第一监狱给劳教人员作报告。会后，他们寄公社转给我的信中说：“你的演讲很感动，我们很多人低头落泪。你不恋国外灯红酒绿，不贪那里的优越生活，回国学习，又放弃留城工作，到艰苦的山区务农，你的行动，令人敬佩，我们决心痛改前非，重新做人。” 《浙报》、《杭报》、《工农兵画报》以及县、市、省电台等媒体都采访报道过我，临安县志在肯定知青作用时，对我的表现也有记载。父亲送的锄头和我的部分老照片被借用，在市少年宫展览。我的事迹文章被编入省高中语文课本（试用本），与全国知青模范候隽等六人应邀到中央电视台与观众见面，更荣幸的是两次被推荐赴京参加国庆观礼，出席人民大会堂的国宴，和党和国家领导人合影等。 能两次赴京观礼，这是我一生中最激动、流泪最多的日子，也是我最幸福而难忘的盛事。想想过去，海外孤儿时代，华侨饱受凌辱，地位低下，如今祖国强大了，华侨扬眉吐气，孤儿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回国后，当家作主人，我只做了些应该做的事，微不足道，党和国家给了我如此崇高的荣誉，让我领受了如此丰厚的礼遇，这说明党和国家对华侨的关怀重视。当我看老照片中父亲送的锄头，看着珍藏四十多年总理署名的国宴请柬和与国务院领导同志的合影，回顾十年来在农村走过的路，我深感自豪和欣慰。因为，我没有辜负党的关怀培养和长辈的谆谆教导，没有辜负父母亲的殷切期望，实现了当年回国时的美好愿望，圆了自己的回归梦！ 现在我与老伴都早已退休，与众多老年朋友一样，在美丽的西子湖畔共享和谐、幸福的生活。我常常鞭策自己：晚年生活要过得健康、快乐、充实有意义。我每天都坚持锻炼身体，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事；坚持阅读书报，关心国内外大事，关注社会和民间发生的重大事件，尽一些力所能及的义务。如：今年5月12日，四川发生罕见的超强大地震，造成人民生命和财产的重大损失，我深感悲痛，难过落泪。14日上午我将五千元养老金交给单位转给灾区，17日晚上，在央视新闻上知道“特殊党费”的事，第二天清早，我又将五千元养老金交单位代交“特别党费”，以后又去社区主动为赈灾再捐上一笔。尽管我经济上不很宽裕，健康状况又欠佳（大手术后面瘫、肩痛、神经麻木，疼痛难忍）。但当看到国家遭遇灾害，百姓忍受痛苦，我就想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宁愿自己省吃俭用，把省下的钱去支援灾区，这样做了，我心里就会感觉舒坦多了，饭也吃得下，觉也睡得好。因为我为灾区骨肉同胞尽了一点义务，也为祖国母亲分担了一点忧、献了一点爱心。 最近我又荣幸地出席了北京全国第四届《感动人生》老年人征文大赛颁奖盛会，因为我撰写的这篇《赤子情深话当年》征文荣获大赛文学作品一等奖。、 （雨林编辑，来源： 浙江省归国华侨联合会…

和平日报， 2021年1月12日，2021年1月9日（星期六），在新冠疫情大流行期间，泗水惠潮嘉会馆与和谐俱乐部(Harmonis Club)与及泗水红十字会在Darmo Trade Centre 大商场，举行献血活动，题名为“献血抗击疫情运动”。活动遵照卫生规则进行，如戴口罩、保持间隔距离等。 这次献血活动是2021年的首次，而且还充满新年气氛，但是没有减少热心人士的爱心。 前来登记准献血者有114名登记，但合格的有 69 名合格进行输血。每位捐血者，在进行献血后，还获得礼包，包括1公斤大米、1公斤白糖、1公升食用油、一罐炼乳和5包方便面。 泗水红十字会名誉主席、筹委主席张国胜表示，感谢所有参与这次活动者！与泗水惠潮嘉会馆的合作及在团员们的配合下，使献血活动得以顺利进行。 献血活动主要是补充红十字会血浆的不足，这次的口号是“献血抗击疫情运动”。张国胜希望爱心人士积极参加 。 (雨林编辑，来源：国际日报 Evi/HK报道)

和平日报， 2021年1月13日，适逢雨季,几月来雨水泛滥成灾，使西爪哇省多地发生水灾。其中牙律县（Kab Garut）的芝伽索河（Cikaso）流经 Depok 村和Paas村。政府于2017年兴建了一座桥，是村民们要前往Kec. Cikajang和Pameungpeuk唯一的一条通道。这座桥很重要，是几个村和其他县城的连接，关乎村民的生活需要。村民买卖手工艺品、耕地、买卖农产品、学生上学等，可以说是支持几个村的命脉。可惜的是，2020年10月的河水泛滥把这座桥给冲断了，让很多村民陷入困难当中，使本来就因严峻疫情的影响而生活困苦的境况更雪上加霜。 万隆慈济听闻了这件事特关注，基于人道主义慈济就和西爪哇西里旺义第三军区合作开始了重建这座80米长1,2米宽的吊桥，竣工后命名为“芝伽索河爱之桥”，而Simpay Asih是巽达语“爱”意思，表示这座桥是因为“爱”而建成。村民们都很感谢万隆慈济基金会的大爱并祝愿慈济人都能蒙真主赐平安健康，事事顺心顺利。 今年1月6日，芝伽索河爱之桥建成后，由西爪哇副省长吴武（H. Uu Ruzhanul Ulum, S.E）.主持落成典礼。莅临见证的还有西里旺义第三军区司令努格罗佛布迪少将（Mayjen TNI Nugroho Budi…

和平日报， 2021年1月12日，罗德山是兴隆印尼巴厘村这片热带农作物基地的主人。身为印尼二代归侨的他，从回国至今的几十年中，一直坚守在这片令他神往的第二故乡——兴隆。 原名兴隆南国热带雨林的巴厘村位于兴隆华侨农场，多个国家的文化在这里交融和传承，早已形成了独特的兴隆归侨文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印尼归侨文化，巴厘村就是唯一以印尼归侨文化为主题的一个文化景点。 1954年，父母带着年仅两岁的罗德山从印尼邦加岛勿里洋回国并最终选择了兴隆作为落脚点。在兴隆的初创阶段，归侨们充分发挥了在东南亚种植热带经济作物的技术专长，漫山遍野地种上了咖啡、香茅、剑麻等短期作物和橡胶、椰子等长期作物，采取“以短养长，长短结合”的办场方针，整个兴隆很快就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在这种集体种植的农场大家庭里，罗德山从小就迷上了满目的苍翠，爱上了热带雨林。他从农场干部到农场管理局，再到90年代初下海经商，一路走来可谓阅历丰富，见识深远，具备一般个体户商人欠缺的经营理念。 或许是骨子里天生着农场人对开垦种植的执拗，在赚到第一桶金后，罗德山选择了回归热带植物世界的事业。2003年，他承包了一百多亩土地，开始尝试种植各种各样的南洋植被和稀缺树种，并由此发展成为旅游景点。 为了在有限的土地上更好地培育出从海外引进的咖啡、胡椒等 “洋货”，罗德山在近50亩的棕榈和椰子园，尝试用棕榈和椰子树干代替传统的石柱作为胡椒藤蔓的支撑，既实现了立体种植，增加了土地的利用率，又节约了石材资源。 其实，在罗德山的眼中，除了这些植物宝贝，根雕才是他真正的“命根子”。 被人称为“树根疯子”的罗德山，在十年当中收集了根雕作品一千多件。这些千奇百态的根雕作品，全部取材于太阳河河畔。 那些在淤泥中不知沉睡了多少年的树根，有些重达数吨，有些高达十多米，有时需要花费十几天的挖掘功夫。 为了这些树根，罗德山花掉了自己上百万元的资金。2003年，罗德山创立了以生态艺术为主题文化的兴隆天涯热带雨林博物馆，模仿热带雨林风貌进行设计装修，步入其中，犹如一次森林探险之旅。 全国84个华侨农场中最大的兴隆华侨农场创建于1951年9月，位于海南岛东南部万宁市境内美丽的太阳河畔。地处丘陵，地势由东向西增高，海拔21～532米，年平均温度24.5度，极端最高温度为39度，极端最低温度为3～4度，年平均降雨量为2014毫米。 由前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何香凝亲自为兴隆华侨农场题写了场名。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叶剑英、江泽民、李鹏、乔石、朱镕基、李瑞环、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曾视察过兴隆华侨农场。 （雨林编辑， 来源：海南早茶美食交流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