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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平日报，3月16日，进入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印尼方面经香港总领事馆联系，到澳门看望司徒眉生的官方人士逐渐多了起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他的老朋友马利克当了外交部长。他们也是日惹往玛琅的火车上相识的，后来成了莫逆之交。马利克在万隆会议上认识了周总理，并对周总理一直怀有敬佩和友好的感情。从１９７０年１０月起，马利克经常取道香港往世界各地。 1９７１年４月２２日，马利克第一次到香港约见司徒眉生，在场的有印尼驻联合国代表卡米尔，他也是司徒的老朋友。这次会面，马利克介绍了印尼政府对外政策与自己想法的矛盾，以及联合国各国对中国代表权的多种提案；他要司徒到北京一趟，摸摸底。司徒眉生感到这是一件对中国、对历史都有重大意义的大事，他答应帮忙。会面后，他写了一封信托澳门“南光公司”负责人转到北京；并表示如有需要，他随时可以赴京面谈。但北京迟迟没有答复。 ９月８日，离２６届联大开幕还有１２天，马利克担任联大主席已成定局，他又特意经香港停留，约司徒眉生密谈。马利克再次表示，他想在中国席位问题上有所作为，为了便於掌握分寸，他委托司徒了解中国政府的具体想法。司徒眉生非常赞赏马利克的态度，希望他利用联大主席的有利地位，见机行事，创建奇迹，留名青史。随后，司徒眉生马上向北京反映，北京请他立即赴京。９月２５日，周总理办公室负责外交事务的罗青长副主任来同他见面，说是周总理派他来的。并说：周总理感谢马利克一片好意。至于中国的立场，已在８月２０日外交部声明里阐明了；可将声明的英文稿传给马利克，希望他在可能的情况下给予帮助，“但不必勉为其难”。司徒眉生遵嘱转告了马利克。几个月后，他才知道北京发生“９·１３”林彪事件，周总理正在忙於应对紧急情况。 １９７１年１０月２５日（北京时间２６日），中国问题的投票开始了。以美国为首的反对派采取各种手段，千方百计阻挠通过支持中国的２３国提案。而身为联合国大会主席的马利克，敢於和其政府的态度相左，充分利用大会主席的权限，引导大会投票程序朝着有利中国的方向发展，并一槌定音宣布投票结果：７６票赞成，３５票反对，１７票弃权，通过《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一切合法权利和立即把国民党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及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提案。会场上响起一片雷呜般的掌声和欢呼声。事后，周总理在一次外事会议上讲话时说：“不要忘记一槌定音的马利克先生。” ( 中国新闻网 ）  

和平日报，3月17日，舉起5公斤重的獅頭跳上樁台，在樁台上跳躍及轉身，這些舞獅動作，難不到11歲巫裔小女生西蒂艾莎。 人小志氣高的西蒂艾莎，來自檳城美湖體育及文化協會舞獅隊，也是美湖培英華小生，說得一口流利中文。她6歲時因看見哥哥代表舞獅隊比賽，覺得很好玩，因而產生想學習舞獅的念頭，之后跟隨哥哥腳步加入了舞獅隊。 開始時，她在獅隊學習打鑼，過去一年，西蒂已開始與另外一名女生搭檔學習舞獅頭以及跳樁台。 雖然只是一名小學生，但她舞獅起來一點也不馬虎。她舞著獅頭伴隨鑼鼓的節奏跳上樁台，一臉從容、跳躍、轉身等動作都難不倒她，架勢十足。 她接受《中國報》訪問時說，舉起約5公斤重的獅頭會覺得很辛苦，同時必須反覆練習許多跳樁台的動作，但因為很喜歡舞獅，所以會堅持下去。 “希望有一天，我可代表舞獅隊作高樁舞獅演出。目前覺得舞獅最困難的事情，就是跳到負責舞獅尾的人的大腿上，所以要多加練習，克服困難。” 目前，她一週參與舞獅隊練習4天，有時是父親負責載她到練習場地，有時由助教載她去練習。除了她與哥哥，她的兩名弟弟也參與舞獅隊。 西蒂曾多次參與舞獅隊的表演，如去年農曆新年的Nagore Square新春慶典，以及姓周橋初八拜天公慶典。 當時，她因為與哥哥弟弟一起參與舞獅演出，體現出我國多元種族團結的精神，而獲得許多人關注。（中国报）

和平日报，3月17日，  去年五月至今，我已三赴印尼前往雅加达、万隆和茂物，作为归侨耳闻目睹第二故乡的发展和进步，深感由衷地高兴。 机场逐吹清新风。机场港口历来是一个国家和地方的窗口，是游客踏步外国或旅游目的地的第一印象。可喜的是，笔者三次进出雅加达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都感觉到机场出入境柜台少了那种冷冰冰索要“UANG KOPI”的脸孔，代之而来的是细声有礼地问您有几位同伴？来印尼多少天做什么？当你告诉是来探亲旅游时，办事员会微笑地祝福您旅途愉快！印尼鹰航空公司（GARUDA Air）柜台人员在办理机票座位时会关心地问您是要近窗口还是在通道旁，服务周到得让人感到亲切和温馨。 满园基建战鼓急。往来于所述三地，可以看到犹如我们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处处大搞基础设施的景象；看到正在建设的轨道交通高架桥、公路高架桥和雅加达地铁；环卫工人正在打捞湖中垃圾；湖边砌起了整齐的围堤，不少道路绿树成荫草坪平整，道路河流干净多了；不少高楼大厦拔地而起，新的宾馆酒店和超市令人向往。雅加达PLUIT的改造获得了众多市民和游客的赞誉。 前后对比见成效。记得五年前我到达雅加达时正逢发生大水灾，我弟弟和很多亲戚的家都给水淹了，全都搬到旧城区老家暂住人满为患，我无家可归，妹夫到机场接都不能开车，只能坐机场大巴来接我并安排我住进酒店，水涝差不多一星期才退却，人们才恢复正常生活。而雅加达人都会说他们的水灾是每年咦小災，五年一大災。今年适逢五年一遇，但由于雅加达省府几年来大力整治和疏通河道以及排水渠，并增设了流动泵水站，使积水于当天或第二天就基本退却了，返市民正常的生活环境，足见雅加达省府这几年的工作效益了吧。 作为印尼归侨，虽然离开第二故乡已五十年，但我们对印尼仍抱有浓厚的不能割舍的情感，每每耳闻目睹印尼的发展和进步，我们会感到振奋!也为兄弟的印尼人民感到高兴，并愿继续推动中印的各项交流与合作，促进两国人民携手共进同创双赢。 （江门市黄抵江/WongTieKong)

和平日报， 3月17日， １９８０年底的一天，印尼情报总局长本尼·慕尔丹尼将军密约司徒眉生到香港会面，态度非常客气。他郑重地说：“苏哈托总统专门派我和您商量，他想请您回印尼谈谈。我们会绝对保证您的安全。您不必申请签证，我们会派人把您送上飞机，直抵雅加达。”司徒眉生对此没有表态。１６年来，苏哈托的反华政策，甚至和港英当局勾结对他秘密监视的种种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他感到太突然，他要考虑考虑。过了几天，眉生的朋友、华商林宝星也来电话谈了此事。此人经常与苏哈托一起打猎、钓鱼，交情匪浅。 经过反复考虑，司徒眉生拿捏到苏哈托此举的真意：他是冲着中国而走的一着棋。如今指挥全世界反共、反华大合唱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已亲访北京，卡特又和中国建交，你还与１０亿中国人民为敌有什么好处呢？何况从１９７９年开始，中国又实行改革、开放，经济开始走上快车道，商机无限。司徒眉生猜想，苏哈托可能要他向中国传递某种信号。 司徒眉生把上述消息告诉了在香港的哥哥司徒巴生和一些要好的朋友，他们一致反对，认为此去凶多吉少。 毛泽东有句名诗：“无限风光在险峰”。最后，司徒眉生准备走一险着。于是他托人将此事告诉他的老朋友、已经升任副总统的马利克，征询他的意见。很快对方发出了绿灯的信号。司徒眉生决定以后，通过澳门“南光公司”负责人把此事告诉了北京，同时也通知雅加达的内兄廖伟华，请他来接机，好让印尼的亲人知道。 １９８１年１月２９日，司徒眉生在印尼海关总署苏地尔佐处长的陪同下，登上了香港至雅加达的飞机。当晚７时许，飞机抵达哈林机场，情报局副局长本尼·慕尔丹尼前来迎接，并按客人的要求，住进了五星级的文华酒店。接着，苏哈托的两个儿子前来会见。 司徒眉生抵达印尼的第三天晚上７时２０分，林宝星陪他到了苏哈托的住处。客气一翻之后，苏哈托先是向司徒眉生炫耀政绩，并给他的儿子拉生意，然后才开始谈“国事”。苏哈托说：“你见到中国官方的时候，可以告诉他们，我们只准备和台湾发展贸易关系。我们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不会改变。但恢复关系还需要一段时间。我们可以从加强生意来往开始，双方多采取一些步骤，一步一步接近，……。”司徒眉生意识到，苏哈托想和中国建立直接贸易关系，这是他要谈的主题，也是请他回印尼会面的主要目的。司徒眉生对此答应：“如果有机会，我一定会转告他们。”司徒眉生简要复述了要转告的几个要点之后，又说：“我会告诉他们，印尼是坚持一个中国政策的。我个人也相信，印尼不会愚蠢到置一个１０亿人口的大国而不顾，而承认一个不及爪哇岛大、人口只有１０００多万的台湾。”苏哈托约见大大超过原定的半小时。 后来，苏哈托的两个儿子轮流请司徒眉生吃饭，使原来不敢贸然会见司徒眉生的老朋友，包括印尼的高官和华商，一个接一个来找他，结果这趟竟住了１３天！ 过了１０年，印尼终于和中国恢复了外交关系。（ 司徒家族）

和平日报，3月17日，印尼井里汶3月15日电，印尼最大穆斯林团体伊斯兰教士联合会(简称伊联)总主席赛义德 (Said Aqil Siradj) ，15日在与受其邀请访问井里汶的中国驻印尼大使谢锋共同参加井里汶根贝经学院及伊联大学的活动时表示，中国是印尼的好邻居、好朋友，印尼应同中国这个最大的邻居发展良好关系，让两国友好代代相传。 谢锋在访问井里汶的首站根贝经学院，受到赛义德及经学院3000多名师生的热烈欢迎。 在向该院师生发表讲话时，赛义德回顾了中印尼两国友好往来的历史，他说，中国与印尼两国友好交往源远流长，中国在印尼伊斯兰教传播历史上曾经发挥重要作用，两国各领域友好往来历史悠久，中国是印尼的好邻居、好朋友。 赛义德表示，印尼应该同中国这个最大邻居发展良好关系，让两国友好代代相传。 赛义德回忆了访问北京、新疆，西安、广州等地的所见所闻，他说，中国穆斯林人口众多，分布广泛，在各地都有穆斯林社区、清真寺及穆斯林餐厅，中国政府为穆斯林履行宗教义务及习俗提供各种支持和便利。 赛义德说，印尼人民应该为中国这个邻居取得的发展成就感到高兴，他表示，印尼伊联支持中印尼合作开展的以雅万高铁为代表的一系列基础设施合作项目。 他说，中国不仅给印尼带来了投资及先进的生产技术，还创造了大量就业，为印尼人民带来福祉。 由赛义德的外祖父哈伦于1908年创立的根贝经学院，如今已发展成为井里汶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经学院之一。 随后在印尼第一所伊联大学——井里汶伊联大学公开课讲授中，赛义德重申了同样的观点，期望中印尼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伊斯兰教士联合会是印尼规模最大的穆斯林团体，现有会员8000多万人。 中新社：记者 林永传)(图：detik.com )

和平日报，3月18日，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决定历史的动力。苏哈托上台巩固政权后，虽然经济建设有些发展，但由于他的贪婪和腐败，终于激起民愤被赶下台，１９９９年，在广大群众的拥护下，苏加诺的女儿梅加瓦蒂先是当了副总统，不久又接任总统，这是司徒眉生没有想到的。 在司徒眉生随便进出总统府的时候，梅加瓦蒂才１０来岁，叫他叔叔。当中国的国家领导人带夫人访问印尼时，苏加诺就呼她代表母亲（第一夫人）作陪，又叫司徒眉生跟着关照。司徒眉生落难澳门，在梅加瓦蒂还受监视的时候，有一次她参加旅游团到香港，还约司徒叔叔见面，大家的心情都非常沉重。当选副总统以后，她再次来香港，带了５０多人，浩浩荡荡，说香港人多眼杂，硬是要到澳门探望长辈。不久，她接任总统，和司徒眉生见面时，还是和小时候一样，叫他叔叔；与客人会见时，还是请司徒和她同坐一张沙发上。 梅加瓦蒂当了副总统和总统以后，对中国采取更加友好的态度，对当地华人取消了苏哈托时期的歧视政策，恢复华校、华报和华人社团，甚至把中国的春节也定为一个公共假日，让华人热烈庆祝。 此时，司徒眉生虽然已年过７０，但他情系生于斯、长于斯的印尼，日久弥深，他想让下一代回到印尼，在印尼做些有益当地人民的事情。于是他回忆起苏加诺邀请中国医疗专家治病、把中药称为“中国咖啡”的往事，他想开发印尼热带中药的丰富资源，并把这一设想向梅加瓦蒂透露。不料，他的构想与她不谋而合。当年，她也喝过“中国咖啡”，亲自体验过中药的奇效，深想开发大量的天然药物资源；因此，她在２００２年访问中国时，就希望中国就此项目进行合作。后来，司徒眉生与杭州“胡庆余堂”国药店合作，２００４年５月在雅加达设了分号。不久，北京的“同仁堂”也在雅加达落户。在司徒眉生的撮合、推动下，中国与印尼天然药物研究开发研讨会于２００３年１２月在雅加达召开，梅加瓦蒂知道后，一定要把开幕式改到总统府举行，并亲自发表重要讲话。(司徒家族）

和平日报，3月19日，在2月6日上午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二次会议上，中国政府决定实施外国人永久居留证件便利化改革。 会议指出，实施外国人永久居留证件便利化改革，要围绕服务国家人才发展战略，回应社会关切，在优化证件涉及、改造信息系统等方面推进改革，着力解决外国人永久居留证可识验和便利化问题，推动永久居留外国人在华资格待遇落实！ 这是中国全面深化公安改革、加强和改进出入境管理服务、更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一项重要举措。中国绿卡含金量也进一步提升，简单来说就是，从今以后，符合“中国绿卡”申请条件的人多了、办理手续简化了、审批周期缩短了，能用绿卡证明身份、办理业务的场合更广泛了，持绿卡不能买火车票、不能开账户的情况也将成为历史了！ 那么，中国绿卡申请条件有哪些呢？ 缩短审批时限——将永久居留资格的审批周期由以往的180天大幅缩短为50个工作日；明确永居功能——在今年2月发布的《关于加强外国人永久居留服务管理的意见》中明确指出，永久居留证是外国人在中国境内居留的身份证件，可以单独使用；持永居证即可在中国境内办理金融、教育、医疗、交通、通信、就业和社会保险、财产登记、诉讼等事务； 落实永居待遇——永居证持有人在中国境内工作免办外国人工作许可，在购房、办理金融业务、申领驾照、子女入学、交通出行、住宿登记等方面依法享受中国公民同等待遇。在中国境内工作的，依法参加相应社会保险，缴存和使用公积金；在中国境内居住但未工作，且符合统筹地区规定的，可按规定参加医疗和养老保险，享受社会保险待遇。 海外华人归国，享有更多福利！ 2016年12月，上海宣布实施出入境政策“新十条”，针对外籍华人，更是提供诸多便利及优待！特别强调，新十条只针对华人发放，非中国血统人士不能申请！ 博士直接拿绿卡 具有博士学历的外籍华人，不需要政府部门或工作单位推荐，可直接申请永久居留！在上海“双自”或“双创”区内单位工作满4年的，也可申请永久居留，对其学历、职务或工资方面也不再有要求。 吸引海外人才创新创业 放宽签证的发放范围，允许符合条件的外籍人才取得中国永久居留资格转换时，其随行外籍配偶和未成年子女可以同时申办永久居留。可谓一人获绿卡，全家光荣! 投资移民门槛降低 中国投资移民的政策，对于申请永久居留的外籍投资者，将投资额度要求从200万美元降低至100万美元。同时承认个人代表股权公司投资的，也可以提出申请！ 华人探亲直接发5年绿卡 上海高校在读留学生和境外高校在读外国学生，分别可以按规定加注“创业”和办理实习签证。…

和平日报，3月19日，司徒眉生的父亲司徒赞，１９００年出生在广东开平赤坎一个清贫家庭，１１岁就随“水客”到马来亚投靠叔父，小学毕业后他又得热心校董资助，回上海升中学，两年后又考进暨南学堂（暨南大学前身）师范科。１９１９年毕业时，恰逢印尼中爪哇文池兰中学聘任校长，著名教育家黄炎培推荐他赴任，从此从事华侨教育事业，凡４０年。 １９３５年以前，他先后在印尼多个城市侨校任教；有一段时间，还从事侨团、侨报工作。他富有创新精神，刚到印尼两年就编出《南洋荷领东印度地理》课本。他具有勇于开拓的胆略，为创办巨港华侨学校，竟三个月不支薪水，克服种种困难而勇往直前，因此获得女教师刘金端的敬爱而结为夫妻。他勤奋好学，为适应印尼工作的需要，自学荷兰文、英文，学会讲客家话、闽南话，并经常写诗填词。 １９３５年７月，他应聘担任巴达维亚广仁学校校长，从此结束不时变动的流动生活。他整顿校务，筹款扩建校舍，物色德才兼备的教师，使学校蒸蒸日上，学生从 五、六百人增至一千多人，一些贫苦华侨子弟也得到照顾。由于办学成绩卓著，威望日高，１９３７年当选为巴达维亚华校教师公会主席，并连任多届，还荣获“热心华侨教育”金质奖章。此外，他还当选广肇会馆文书主任、董事、副主席，中华总会文书主任，新明会和养生医院顾问等，成为当时华侨社会一名著名活动家。 １９３７年“七·七”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司徒赞夫妇积极投入抗日救国活动，除发动广大华侨捐款、捐物外，还组织医疗人员和汽车司机１００多人回国服务。 １９４２年３月５日，日本占领印尼首府巴达维亚。９日，荷印（尼）当局投降，从此整个印尼处在日本法西斯铁蹄统治之下。因司徒赞是著名的抗日侨领之一，尤其是《抗敌宣言》的起草者，遂在４月被捕。在狱中，他尽管受尽殴打和凌辱，但始终坚贞不屈。他赋诗述怀道：“照眼湖山剩劫灰，逢迎新贵尽英才。乾坤正气横胸臆，别妇抛稚入狱来”；“风雨才略渐消磨，儿女情深鬓欲皤。老燕未归雏燕苦，满襟涕泪望银河”。 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５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司徒赞夫妇相继出狱。司徒赞和一批爱国教育工作者与侨领一起，立即投身到复办侨校、侨团的工作中。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原来的广仁学校、华侨公学和福建学校合办成联合中学，后又发展为华侨公立巴城中学，司徒赞任校长，并一直连任到１９６０年，学生由最初的 ７６０人，发展到３２８８人。 司徒赞除了担任校长的繁重工作外，还兼任多个社团的领导，曾任华侨慈善事业委员会副主席、中华总会副主席。一面支持印尼民族独立运动，一面救济在战乱中被暴徒乘机洗劫的难侨（当时到首都避难的有５万之众）。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广大华侨欢欣鼓舞。雅加达成立了华侨“促进中印（尼）建交工作委员会”。次年５月，印尼和中国建交以后，该机构改名为“雅加达华侨团结促进会”，司徒赞当了副主席。１９５２年４月，又改名为“雅加达中华侨团总会”，属下有１０多个侨团。自１９５５年起，司徒赞连续被选为“侨总”主席，直到１９６０年回国定居。司徒赞曾在１９５２年和１９５９年两次率领印尼华侨观光团回国，参加国庆观礼并到各地参观，受到热烈欢迎。 １９５９年下半年开始，印尼发生禁止外侨小商在县以下经营的严重事件，用武力逼迫８０万华侨小商迁离乡镇，使他们无以为生。对此，我国政府提出严正交涉并采取撤侨措施。身任雅加达“侨总”主席、正在北京观光的司徒赞先生，为了维护华侨的正当权益，在北京发表广播谈话，谴责印尼有势力集团的不公正做法。１２月，司徒赞回到印尼，立即被拘捕。次年１月，他和夫人不得不离开印尼回国定居。 司徒赞回国后，被安排在广州暨南大学，担任校董兼东南亚研究所副所长，对该所的建设做了大量的工作；此外还担任广东省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和全国侨联委员、 广东省侨联常委、广东省华侨投资公司董事等职。业余，他还抽时间撰写《荷兰统治时期的印度尼西亚华侨教育简史》。１０年动乱期间，他也受过不公平待遇。、 “文革”后，１９７８年２月，他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不幸，当年３月因病逝世，享年７８岁。后来，他的子女依嘱，将其诗作《纪南堂诗词存稿》，结集 于１９７９年在香港出版，张国基作序，称司徒赞乃“爱国出于天性至死不渝者也。”其生前藏书８７０册，则捐赠给家乡开平赤坎司徒氏图书馆。次子司徒眉生还捐资在三埠兴建司徒赞科学馆以兹纪念。 图：司徒赞和刘金端夫妇育有五男二女，即：巴生、眉生、戎生、奋生、达生和司徒珍、司徒慧，均成材，其中表现突出的还有第三子戎生。…

和平日报，3月20日，1967年10月至1990年8月，中國與印尼整整中斷了23年外交關係。在這段漫長的日子裏，烏雲不僅籠罩在兩國上空，更桎梏著以”政敵’身份滯留在澳門的司徒眉生先生。為此，他中斷了和印尼的一切聯繫。但在其內心深處，無時無刻不在惦念著生於斯養於斯的家鄉，惦念著那裏的朋友與親人。每當聽到來自印尼的消息或有印尼朋友來澳門，仿佛都牽著他的心。直到1971年印尼外交部長馬立克通過印尼駐港總領事舘和他聯繫，才與印尼官方恢復了一些往來。但1972年後，這些交往斷斷續續，並不密切。 大約在1978與1979年之交的一天，一位名叫林寶星的印尼華人登門拜訪。一見面就對司徒眉生說：“是您的老朋友馬立克先生介紹我來的”，並遞上馬立克一封親筆信。 馬立克在信中說，林寶星是蘇哈托總統最要好的華人朋友，就如同你和我的關係一樣。他是受印尼政府後勤事務總局的委派，前往中國替政府採購大米、白糖。希望司徒眉生協助林先生與中國有關方面進行疏通，促成這筆買賣。 司徒眉生二話沒說，當即透過澳門南光公司向中國糧油進出口總公司聯繫。由於兩國關係中斷，此門不通。只好改走民間管道，為此前後花去整整兩年時間，頗費了一番周折，才做成這筆生意。林先生從中大賺了一筆，自然對司徒眉生的鼎力相助感激不盡。回國後林先生乘機向蘇哈托總統美言了不少，喚起了蘇哈托總統對司徒眉生的回憶。後來司徒眉生得知，林先生的家就與蘇哈托總統官邸對門，閒暇時，他經常陪總統去打獵、釣魚，關係非同一般！ 過了不久，林寶星給司徒眉生來電話說：“我向蘇哈托總統談過您。總統表示，找機會想和您當面聊聊中國的情況。” 司徒眉生聽了，認為只不過是蘇哈托隨口一說而已，根本沒往心裏去。不料，1981年農曆春節期間，時任印尼國家情報總局官員、司徒眉生當年的一位朋友蘇地爾查突然打來電話稱，他後天要隨同國家情報總局副局長貝尼·慕爾達尼將軍一塊飛來香港，專程來拜見司徒眉生。為什麼，什麼事，一概沒說。司徒眉生好生納悶，心裏隱約有一絲擔憂。但是，司徒眉生欲見老朋友的心切，還是如約去了香港。 貝尼將軍原本就和司徒眉生認識。所以，一見面就開宗明義地說：“我是奉蘇哈托總統之命專門來見您，總統邀請您回印尼一趟，想同您會面。”見司徒眉生一臉狐疑的樣子，又補充道：“總統見完您就可以返回澳門，保證來去安全。　” 司徒眉生頗感愕然，問貝尼：“總統請我去是什麼意思？” 貝尼答：“我真不清楚。總統只吩咐我來請您，其它話總統沒講。”說來也巧，正是這位貝尼將軍，此行香港後不久，即被蘇哈托總統破格提拔為印尼武裝部隊總司令。 神秘的人，神秘的行程。司徒眉生感到事情來得太突然，太蹊蹺，實在不敢貿然應諾。委婉地回答：“眼下正忙著，等過一兩個星期後再答覆您好嗎？”司徒眉生回到澳門後，哪裏還坐得住。立刻打跨洋電話給已榮升為副總統的馬立克的私人秘書，拜託老朋友馬立克幫助瞭解一下此事的真偽，並希望知道馬立克本人對此事的態度。 三天后，馬立克的秘書回電說：“馬立克副總統已當面問過總統，總統說就是想向您瞭解中國的有關情況，只談這方面的事，談完就回澳門。馬立克副總統可以保證您來去印尼的絕對安全。” 蘇哈托之邀，究竟是禍還是福？司徒眉生仍然心存疑慮。遙想當年，“9·30”軍事政變集團就曾圖謀要將他從肉體上加以消滅。如今又邀請他這個還帶著“政敵”帽子的人回國去見蘇哈托總統，讓他無論如何不能不心存戒備。 但是，既然有老朋友馬立克作保，更何況堂堂一國總統之邀也無法謝絕。一個星期之後，司徒眉生正式答覆了蘇地爾查：“願意回印尼去見蘇哈托總統。”當親友們得知此事後，都說：“那就多帶幾個人同去吧。”司徒眉生笑了：“人家堂堂一國總統麾下有幾十萬大軍，縱使我司徒眉生有一個師的人馬保護也沒用。既然決定要去，就一個人單刀赴會。” 行程在高度保密的情況下如期進行。蘇地爾查親自來香港接司徒眉生去雅加達，就連印尼駐香港總領事館也被蒙在鼓裏，沒讓領事館簽證，徑直飛印尼。 闊別17年的雅加達機場，此刻，已被夜幕重重籠罩，一切都讓司徒眉生感到陌生。為了穩妥起見，司徒眉生謝絕住在事先為他安排好的一處保密地點，要求安排住在雅加達最好的賓館–文華東方酒店，並讓他的朋友也一起住進來，以防萬一。 第二天一早，貝尼將軍就來賓館通知司徒眉生：“今晚8點，總統在官邸會見你。”並說：“為了保密起見，你7點30分先到林寶星家，差5分8點再由林家去總統官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