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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日报，4月2日，“南北山头多墓田，清明祭扫各纷然。”又是一年清明将至，国人如何寄托对故人的哀思？记者发现，从“苹果手机”等新潮祭品的热销，到网上祭祀、微信直播“代客扫墓”的兴起，随着物质条件的改善和互联网日益深入生活，国人选择的祭扫用品和扫墓方式也与时俱进，悄然发生着变化。 清明节将至，祭扫逐渐进入高峰期，祭扫用品市场也随之变得火热。中新网记者发现，在线下市场，传统的纸钱、金元宝等祭品最受欢迎。而在线上网店，“苹果手机” “平板电脑”“豪车别墅”等时髦祭品则销量靠前。 记者近日来到北京西城区一家小商品市场探访发现，这个市场有三四家摊位正售卖祭祀用品。其中一家摊位的店主告诉记者，来的顾客多为中老年人，卖得最多的还是纸钱、金元宝、香烛等传统祭祀用品。 而在网上，记者发现，祭祀用品的花样更为繁多。在购物网站搜索“清明祭品”，随即出现几十家网店。在多家网店的销量排行中，“苹果手机” “平板电脑”“豪车别墅”“飞机游艇”等“高档”祭品销量不错。 比如，在一家网店里，售价为7.8元的“苹果电脑手机套装(带无线路由器和无线耳机)”，月销量已达到489笔。而在另一家网店，标着“与真实手机大小相同”的“苹果7Plus”月销404笔。 “豪车别墅” “飞机游艇”祭品也很受欢迎。一个纸扎的立体三层别墅售价9元，月销量833笔，店家还会赠送房产证；一款自称“更大更豪华”的保时捷大号祭祖纸车售价35元，月销60笔；还有纸糊的“私人飞机”、“ 豪华游艇”，做工精致，销量同样不低。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国民俗学会副会长萧放对中新网记者表示，可以理解人们随着社会物质条件改善，想对先人有所表达、让逝者享受现世乐趣的心情，但过分追求“高档奢华”的祭品，也反映了当前社会的物欲倾向，这是不正常的。 “况且，对于保持勤俭节约传统的先人，这种表达未必合适，也是一种浪费。”萧放认为，带着真心诚意，亲自去先人墓前祭拜最好，不必攀比追求一些精美的祭品。 新型扫墓方式日渐兴起 除了祭祀用品花样翻新外，在祭祀方式上，近年来，网上祭祀、远程祭祀、微信直播“代客扫墓”的方式逐渐兴起。 今年清明前夕，四川成都市一公墓推出了微信远程祭祀。用户在微信公众号上填写寄语，随后寄语可同步到墓地前的一块大电子屏上滚动显示，以表哀思。 此外，南京一公墓今年推出了微信直播…

和平日报，4月2日，3月31日晚，由凤凰卫视发起、海内外多家华文媒体共同主办的“世界因你而美丽——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在北京清华大学新学堂举行。电影导演、影视演员成龙获得特别致敬奖，图为成龙领奖发表获奖感言。 中新网记者 金硕 摄

和平日报，4月2日，印尼泗水穆罕默德郑和清真寺(Masjid Muhammad Cheng Hoo) ，是印尼哈夷郑和基金会于二00二年出资修建的，这个基金会成立于一九九六年，资金都是华裔捐款。二00三年五月落成揭幕时，由现任中国驻印尼大使卢树民题写寺名，据说这是全印尼唯一的一所具有中国特色的清真寺，也是世界上第一个以郑和名字命名的清真寺。 郑和清真寺采用中国和印尼相结合的建筑风格，既有中国古代建筑的风格，又吸收了基督教和佛教的一些典型图案，体现了多元宗教相互交流和共同发展的信念，也体现印尼原住民穆斯林与华裔穆斯林的深情厚谊，象征着中国和印尼两国人民的长期友好。 当记者问及为何以“郑和”命名清真寺时，印尼日惹华文联谊会会长邓国光回答说，印尼全国约有百分之九十的人信仰伊斯兰教，这是郑和在印尼传播伊斯兰教的功劳。邓国光曾把印尼华文媒体《千岛日报》刊登的郑和在印尼传播伊斯兰教的长篇报道翻译成印尼文，他告诉记者，作为一名虔诚的穆斯林，郑和在七下西洋期间不忘传播伊斯兰教。在印尼的三宝垄、三宝庙，据传原是当年郑和所建的一座清真寺。他到三宝垄时所住过的石洞，是当年传播伊斯兰教的一个中心。 印尼不少学者介绍说，当年郑和船队在沿印尼中爪哇北岸航行期间，副手王景弘突然患重病，郑和便下令船队在塞蒙安河河口登陆，为王景弘治疗，十天后郑和率船队继续西航，留下已逐渐痊愈的王景弘和十名随员。王景弘并未追郑和船队，而是教当地居民和华侨耕种，并向他们传布伊斯兰教。 印尼著名伊斯兰教学者哈姆加指出：“印尼和马来亚伊斯兰教的发展，是与一名穆斯林有着密切关系。这位穆斯林就是郑和将军。”新加坡学者李烔才在其《印度尼西亚：神话与现实》一书中称，十五世纪上半叶爪哇岛的一些地区，如雅加达的安卓尔、井里汶、杜板、锦石、惹班等地兴建清真寺；巨港出现华人伊斯兰教区等等，都与郑和在当地积极传播伊斯兰教密不可分。台湾学者龙村倪认为，郑和以少数民族回族的身份在中华文化与伊斯兰文化相互的直接交流上，其贡献可以说是空前的，也可能是绝后的。 一九九三年八月二十三日，印尼的河里夫希达雅杜拉伊斯兰教学院在首都雅加达举行了哈只穆罕默德·郑和国际学术讨论会，由印尼宗教部长主持，二百名专家中有印尼历史学家、宗教学家、印尼驻中国大使代表等参加。 近年来，印尼不少华人伊斯兰教徒着重从伊斯兰教角度来宣传和赞美郑和，有的明确提出要把郑和作为印尼华人学习的榜样，有的撰文要“成群结队地沿着郑和开辟的道路迈进”，还有华人伊斯兰教徒发表文章：“郑和往夷城，鲸舟巨浪；经沧溟，远涉洪涛，在航海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篇章。”（中新社记者韩胜宝）

和平日报, 4月3日,云顶集团林氏家族争产风波再起。云顶集团主席及总裁林国泰被三姐林秀琼控上高庭，以争取20.6亿令吉（6.5亿新元）的股票及赔偿。林秀琼指已故父亲林梧桐早年承诺给她的股票遭侵吞而起诉林国泰和云顶控股公司建发实业。 据财经周刊《The Edge》引述法庭文件报道，林秀琼指林梧桐在1977年8月底给她79万6250股的云顶股票，但林梧桐隔年8月7日索回这些股票并转给建发实业，但同时支付她320万令吉。林秀琼自称并未收到这些钱，因此要建发实业归还上述79万6250股的云顶股票，否则必须赔偿20.6亿令吉。 林国泰和建发实业拒绝林秀琼的要求，并指林秀琼在1979年3月26日签署股权脱售协议时，建发实业已经支付上述320万令吉。林梧桐长子林致强的三名子女，去年10月也因林致强的遗嘱问题而起诉林国泰及林致华等两名叔叔。(联合早报)

和平日报，4月3日，在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之际，日本国民更多的是不理解。他们不理解为什么作为学生的日本，要对自己的老师——中国大动刀戈。 据《明治大正见闻录》里记述，甲午战争开战那年，家住上州沼田的生方敏郎正好12岁。他家里有一道被视作珍宝的中国屏风，他家乡一年一度的夏日祭的山车上，高立着刘邦、项羽等中国豪杰的等身人像，他一直被父母和老师教授的是汉文典籍。他不明白日本为什么要与这样一个国家为敌。“当时的日本人，可没有谁敢自负说要比过中国人，我们只奢望不要太落后于中国就好了”。 在东京出生的作家谷崎润一郎也是如此。他在回忆录《幼少时代》里写道：“有一天，我在饭桌上问父亲日本为什么要对中国开战，父亲一边喝酒一边长篇大论的解释。可是不论父亲怎么说，我都无法点头称是。”然而，从这场甲午战争后，日本人的意识形态发生巨变，从谦卑、自矜逐渐膨胀成傲慢、自大，对中国、朝鲜也萌生了歧视心理。日本社会主义运动的先驱者、评论家荒畑寒村在《寒村自传》里记述，“在(甲午)战前，在日华人相当地受欢迎，在横滨卖衣服的来自中国的人，可比在横滨卖药的来自富山的日本人更受优待。”然而战中，“各地上演的甲午战争剧目里，扮演中国士兵的日本舞台剧演员一登场，就有观众向其扔花生壳和桔子皮，有的演员忍无可忍，甚至在舞台上对着观众大喊，‘我们也是满怀爱国心的日本人。’” 日本明治时期著名的基督教思想家内村鉴三在《日清战争之义》中认为：日本和中国分别是“代表新文明之小国”和“代表旧文明之大国”。在他看来，日本发动甲午战争的目的有三个：其一是“使支那惊醒”，其二是“使其知吾之天职”，其三是“使其与我合作从事东洋的改革。”曾任日本外相的陆奥宗光在《蹇蹇录》里也说，开战后，日本各大报纸都争相刊登有关战事的报道，这些报道里“过度地夸大清国官民的短处，满是谩骂诽谤，以不堪入目的词语毁谤李鸿章的身份。”日本媒体的这种做法无疑是煽动了日本国民对战争的热情，也催化了民族偏见。 信夫清三郎在《日本政治史》一书中指出：日清战争(甲午战争)终于统一了日本的国民：“日清战争在使天皇‘君临在每个国民心中’的同时，也在‘每个国民心中’确定了‘臣民’意识。三国干涉则使国民的统一进一步加强。”显然，甲午战争前后，近代日本以臣民的方式形成了“国民”。 著名历史学家远山茂树在《日本近代史》一书中指出：“甲午战争并不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矛盾而爆发的战争，但在完成帝国主义世界体制和作为日本帝国主义形成过程中的开端，却是划时代的。” 河原宏在《近代日本的亚洲认识》一书中指出：“由于甲午战争的胜利，日本朝野认为中国不再是日本近代化的竞争对手，所以对中国和朝鲜来说，无论是在文明方面，还是在军事装备方面，日本都已经成为一个应当崇拜和敬服的‘先进大国’，日本今后要充当‘东洋的盟主’。” 著名思想史学家野鹿正直在《思想史论集》一书中指出：甲午战争后，日本国民由原先“极端的自卑”转为“极端的自负”，产生了一种以“强国”自居的“大国民”、“大民族”意识。以甲午战争为界，幕末以来只停留在知识阶层的中国蔑视意识已经完全渗透到一般国民之中。 上个世纪30年代在上海经商多年并与鲁迅有深厚情谊的内山完造曾概括甲午战争后日本社会的“中国蔑视观”：“日本人一谈到对中国的常识，就是：中国人无国家观念，中国人不清洁，中国人若无其事地偷东西，中国人撒谎，中国人是卑怯者，中国人是迷信家，中国人重金钱身于生命，中国人喜赌博，中国人有数个妻子。” 可以说，正是这场打败了上邦“老大国”的甲午战争，点燃了日本人的所谓“爱国心”，开始将为天皇而战视做至上荣光，为后来的军事扩大和侵华战争提供了精神鸦片和财政收入。 就像日本保守派人士、《从日清战争中学习》的作者谷口光德所说，“对于构筑现代日本来说，日清战争(甲午战争)的作用大于日俄战争。” 那么，在中日两国关系处于低谷的现阶段，在中日两国民间都有声音认为，会再来一场“中日甲午战争”的眼下，日本各界人士又是如何看待的呢？ （ 铁血网络）

和平日报，4月3日，旅居雅加达的西加省民众，于4月1日晚在雅京西区四季城宴会厅 (Season City Ballroom ) 举行感恩联欢会，与西加省长科内利斯(Cornelis)、副省长黄汉山(Christiandy Sandjaja)、当选的山 口洋市长蔡翠媚、以 及 当 选 的 Landak 县 长Karolin Margret…

和平日报，4月3日，据中新网报道，对于清明节到底能不能祝福节日快乐，有观点认为，当今文化中的清明节，是与祭祖、扫墓这样的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祭祖和扫墓不一定意味着悲伤，但是一定意味着庄重、肃穆；这种环境与“快乐”是万万不搭边的。 对此，北京民俗学会秘书长高巍认为，清明是可以说“清明节快乐”的；这样的说法其实已延续很长时间。相较而言，“不能说清明节快乐”，是近两年才冒出的说法。之所以有争议，是因为人们对清明节的内涵了解不够深。 高巍指出，之所以可以说“清明节快乐”，是缘于该节日的主题内容及历史传统。因为清明节是春季最重要的节日，其主题内容十分丰富，它既将寒食节、上巳节等节日糅合在一起，又贴合春天正处阳气上升、阴气下沉、万物复甦、生气勃勃的节气特征。 高巍进一步指出，“清明节的主题不只是扫墓，更重要的是把扫墓和踏青相结合”，清明节并不是悲伤的节日，祭奠先祖；除了表达对先人的哀思，也使后人获得了精神慰藉。 而踏青郊游作为清明节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为了让人们感受春天的生机勃勃，满怀积极的生活态度。 高巍说：“当我们去祝福快乐的时候，恰恰也代表着我们有战胜悲伤、困难的勇气，这也是一种积极向上的态。”（联合早报网编辑：王纬温）

和平日报，4月4日就是清明節了，中國人的習俗是在這一天要祭祀祖先。其實在清明節的前一天，也有一個重要的傳統節日──寒食節。 話說清明節，原來只是中國傳統曆法二十四節氣中的一個節氣，一般在公曆的4月4日、5日或6日。清明一到，天清氣朗，萬物滋生，春意盎然。《曆書》中說：“時萬物皆潔齊而清明，蓋時當氣清景明，萬物皆顯，因此得名。” 在唐朝以前，人們並不是在清明節祭掃，而是游春踏青。相傳大禹治水以後，人們用“清明”一詞來慶祝水患已除，天下太平。而且此時正值春暖花開，萬物復甦，實在是游春踏青的好時節，人們還在清明節從事盪鞦韆、蹴鞠、打馬球、插柳等各種活動。 那麼為什麼現在人們都在清明節祭祀祖先了呢？這就要說到另一個節日－－寒食節了。 寒食節的由來也有2000多年的歷史了，相傳在春秋時代，介子推隨晉國公子重耳四處流亡，途中飢餓難耐，介子推曾經把自己大腿上的肉割下來給重耳充饑。 後來重耳回國做了晉國國君，就一心想要報答介子推。他聽說介子推和母親隱居在綿山，不肯出山為官，就放火燒山，逼介子推出山。 但是大火燒了3天3夜，最後卻發現介子推和母親被燒死在樹下。重耳非常痛心，於是修祠立廟，又下令把介子推被燒死的那一天定為寒食節，以後每年在這一天都要禁止生火，吃冷飯，以表追思。寒食節祭掃的習俗就這樣留下來了。 而這個寒食節的日期就在清明節的前一天。 宋代以後，慢慢的人們把寒食節的祭掃活動放在了清明節，於是就形成了現在清明節祭祀祖先的習俗。 在台灣和韓國的部分地區，至今仍然保持著寒食節禁火、清明節踏春的古老傳統呢！ （ 中国报）

和平日报，4月3日，正值清明假期，100名来自澳大利亚、泰国的华裔青少年来到河南新郑，祭拜人文始祖黄帝，同时举行2017年海外华裔青少年“中国寻根之旅”春令营——武术营开营仪式。在庄严的黄帝塑像前，青少年们重温黄帝功绩，缅怀始祖遗风。根据行程安排，这些青少年将在河南进行13天的寻根之旅，包括学习少林功夫。（中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