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日报，3月9日，坎坷前行：从友谊破裂到重建合作

印尼右翼军人集团与左翼政治势力的深刻矛盾导致了中印两国政治关系的倒替。在苏加诺时代的中印两国的政治发展中，印尼共产党扮演了穿针引线的重要角色。而苏加诺为了平衡国内的派系纷争的政治力量，也扶持和利用印尼共产党。印尼共产党借此快速扩充自身势力，1963年的党员人数达到450万。这激发了苏哈托为首的右翼军人集团日益不满。1965年的9．30事件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爆发的。印尼军方宣称印尼共产党在北京和印尼华人的支持下发动政变。这一事件导致了随后印尼共产党的瓦解、苏加诺的倒台以及印尼军人执掌政权，苏哈托成为印尼新强人，中印关系大踏步后退。即便到了1981年，印尼军方的《军人日报》还警告，如果1965年政变后逃往国外的印共领袖回返印尼，将被逮捕及被审讯。该报还引用“权威人士”的话说，“如果中国要让他们‘潜回’印尼，他们肯定会被捕”。

　　与此同时，中国也对随后印尼发生的排华与反华活动大为不满，两国关系日益恶化，中国驻印尼的使领馆不断遭到印尼人的围攻。《人民日报》报道，1965年10月16日，“印尼武装部队非法闯入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商务参赞处，大肆搜查办公室和宿舍，并且对中国外交官员强行人身搜查和侮辱”。1966年4月19日，雅加达的中国大使馆遭袭击，一个星期后，军事参赞办事处被印尼暴民洗劫，中国就此向印尼提出“最强烈的抗议”，4月25日由中国外交部向印尼驻华使馆提出照会。在9．30事件后，中国又在国内开展“文化大革命”，红卫兵式的外交也蔓延到使馆。基于“所谓红色革命蔓延到东南亚的假想”，印尼加剧对中国的恐惧和华人的排斥，终于在1967年10月31日单方面中断两国外交关系。

　　在中印中断外交关系之后，两国之间的事务只能假手第三国如罗马尼亚、柬埔寨，官员的会晤、交流也只能在第三个场合如联合国或新加坡进行。[14]两国之间的直接贸易也完全终止，只能通过香港和新加坡的间接贸易，到1985年两国恢复直接贸易之前，经手两国间接贸易的第三方每年获利高达2亿美元。虽然两国断交，但是印尼政府在此期间仍然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不与台湾建立官方关系。这项政策受到中国政府的赞赏，为90年代的复交减少了障碍。

　　国际关系的变化为两国政治关系的改善带来了机遇。70年代以后，中美两国出于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共同战略需要，开始从对抗走向对话与合作，由此带动了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的重大调整。在此期间，中国抓住印度支那战争结束、尼克松总统访华和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有利时机，积极改善与东盟国家的关系，先后与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与新加坡也建立了双边友好关系。在此背景下，国内政权已经稳固的印尼对华政策亦有所松动，在一定程度上打开接触中国的大门。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时，苏哈托发来唁电，表示“最诚挚的哀悼”，称毛泽东是“为中国人民和国家立下丰功伟绩的高尚的历史性的政治家”。 两国外长与大使在联合国开始保持一定的接触，1977年9月，印尼外长马利克在联合国会见中国外长黄华，表示希望与中国复交，进行贸易交流，1978年3月，苏哈托总统在印尼人民协商大会上表示：我们目前正努力采取准备措施以便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外交关系。但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两国政治交流和复交进程很慢。

　　进入80年代以后，国际形势趋于缓和，经济合作渐渐成为世界潮流。而1983年由于石油跌价，印尼经济大受打击，促使苏哈托政府开拓更大的海外市场，促进非石油原料与产品的输出，以增加国家收入。除了欧美日市场外，东欧与中国市场也成为印尼争取的目标。在贸易、经济问题逐渐成为双边政治交流的主要话题之时，复交问题自然而然地被人们关注。1984年11月印尼外长莫达在美国总商会的午宴上发表演讲，表明印尼虽然还不准备与中国复交，但是愿意与北京建立直接的贸易关系。中国对于印尼的建议表示欢迎，两国代表1985年元月开始在新加坡谈判，其间中国外长吴学谦赴印尼参加亚非会议纪念会加速了这一谈判。1985年7月5日，印尼工商总会和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签署了两国直接贸易谅解备忘录。同年7月23日苏哈托签署了“1985年第9号总统指示”，正式批准印尼贸易界可以同中国进行直接贸易。

　　两国国内和国际形势的重大变化为复交提到议事日程创造了条件。1988年7月，印尼新任国防部长穆达尼说，“印尼必须承认中国的存在，这不仅是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而且也因为中国地域广大，人口众多。在有问题需要解决的时候，我们可以直接同中国人会谈”。他还说，“中国是一个大国，20年来，我们之间没有外交关系，难道我们想死死坚持25年前的标准不放吗?当然不是”。[[19]]印尼外交部长阿里·阿拉达斯表示，“印尼和中国将继续进行接触，将继续推进(双方交往)这一进程，直到实现关系正常化”。[[20]]1989年3月，在参加日本裕仁天皇葬礼的时候，印尼总统苏哈托与当时的中国外交部长钱其琛在东京进行了会晤，双方就恢复两国关系正常化达成三点一致意见：一、双方同意，进一步采取措施，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二、两国关系应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会议十项原则基础上；三、双方决定，通过双方驻联合国代表就两国关系正常化进行具体商讨，必要时，两国外长举行会晤。同年12月，两国代表在雅加达就中印两国实现外交关系正常化的技术性问题进行会谈，取得积极成果。从此加快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的进程。

　　1990年7月，印尼外长阿里·阿拉塔斯正式访问中国。江泽民总书记和李鹏总理分别会见印尼外长。两国外长签署了两国政府关于恢复两国外交关系的公报。公报宣布于1990年8月8日起恢复两国外交关系，并同意互派大使。8月6—11日，应印尼总统苏哈托的邀请，李鹏总理对印尼进行正式友好访问。苏哈托表示，李鹏总理的访问在两个民族和国家的关系史上筑起了“新里程碑”，冻结了23年的两国外交关系开始解冻，两国都应以向前看的态度来改善双边关系，不要给后代留下负担。同年11月，苏哈托总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领导人进行了友好的会谈，并达成广泛共识。双方认为，两国外交关系的恢复使两国关系进入一个新的时期，为增进两国关系和合作提供了新的机会。双方强调，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会议十项原则是两国长期稳定发展友好关系的基础。

　此后，印尼与中国在许多国际问题上保持一致，互相支持。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问题上，印尼表示支持，并与中国一致认为不应把人权问题列入世界贸易组织会议的议程。印尼国务部长摩迪约诺说，“因为同属亚太经济合作论坛成员的印尼和中国，有着很牢固的双边关系，所以印尼肯定会全力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1994年11月，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对印尼进行了首次正式访问，苏哈托与江泽民会面后表示，如果印尼和中国都遵守自己的许诺而设法建立更自由和更开放的经济，就可协助改变全球的经济状况。而对于曾经流行于东南亚的“中国威胁论”，复交后首次访问中国的外长阿里·阿拉塔斯在会见中国总理李鹏时还表示，“某些人散布的所谓中国威胁论是不成立的”。在印尼独立50周年时举办的一个国际海军活动上，中国海军还破天荒地第一次率舰队访问了印尼。（ 来源：广西民族大学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