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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日报，3月11日，兰州木雕艺人陈世三在家中展示自己的雕刻作品。对中国传统文化以及古文字深深痴迷的他，将“百家姓”的象形文字雕刻在数尺长宽的木板上。每一笔雕刻都极尽细致，勾勾画画之间，向人们讲述中国姓氏的起源。从事木雕技艺近四十年的陈世三，希望能将老祖宗古老的智慧一刀刀刻出来，能为他的子孙后代留下一些值得纪念和传承的东西。杨娜 摄

和平日报，3月12日，（中国·四川8日讯）一个女人，为那些曾经失色的生命点亮希望之光27年4个无家孤儿她挖煤背矿抚养成材。 说起老陆，攀枝花矿建社区的街坊邻居几乎都知道，“她自家的生活条件都很艰难，还收养了几个孤儿，太不容易了。” 老陆叫陆学英，今年61岁的她，脸上布满了皱纹。原本生活窘迫的她，在13年的时间里，却一次次义无反顾的收养了4名孤儿，她下井挖煤、工地背矿石，捡垃圾…… 27个春秋里，陆学英的人生和这几名孤儿的命运紧紧地缠绕在了一起，她用自己绵延的爱为这些原本黯然失色的生命点亮了希望之光。 养子：“忘不了妈妈的眼泪” 昨日，三八妇女节前夕，远在云南的古丽华给远在四川攀枝花的“妈妈”陆学英打来电话问候，“妈妈，你要保重身体，不要再出门捡垃圾了。” 今年34岁的古丽华现在已在云南安家，盖起了新房子，婚后一家三口生活十分幸福。 实际上，古丽华是一名孤儿，与陆学英并没有血缘关系，至今，61岁的陆学英还清晰地记得，第一次见到小丽华的情景，那是1990年的一天，她在攀枝花街头捡废品，一个瘦小的小男孩满脸是灰，穿着一身破烂的衣服，被几个比他大的男孩欺负。看见孩子可怜，陆学英上前几声呵斥，将那伙人驱散，并将这个小男孩拉到身旁。陆学英从孩子口中得知，孩子叫古丽华，今年才7岁。因为父亲得癌症去世了，母亲离家不知所踪。听着孩子讲述，已经是三个孩子的母亲陆学英不禁潸然泪下，“你愿意我当你的妈妈吗？我带你回家。”那天，陆学英把小丽华带回了家，这成了她收养的第一个孤儿。古丽华说，“我永远忘不了那天妈妈的泪水。” 1998年，陆学英同时收养了两个孩子：女孩罗小明和弟弟罗刚，两姐弟也是来自苦难的家庭，他们的爸爸因长期患病，抵抗不住病痛的压力而自杀，母亲因犯罪被判刑。陆学英从别人那里得知这一消息，几经打听，找到了两人居住的地方，收养了两姐弟。由于罗刚长期营养不良，从小就患上了一种怪病，俗称“大脖子病”。陆学英为了给他医病，跑遍了所有的医院，有些药太贵买不起，就只能找一些草药。在她细心照顾下，罗刚奇迹般被医好了。 2003年，一岁多的男孩马松，因父母离异，双方都不要孩子，他成了孤儿，也是陆学英收养的第四个孩子。“第一次见到他们时，都很可怜，我都不忍看到孩子的眼睛，他们渴望有一个家。” “孩子们给了我力量” 丈夫的微薄工资，根本无法维持一家9口人的生活。没有工作、识字不多的陆学英先是帮当地村民种地，换取粮食和生活用品。后来，她又到建筑工地上打小工，干些背砖、背水泥沙石的体力活。这些年来，她还到井下采过煤、推过车，到焦化厂炼焦，四处跑捡垃圾。陆学英说：“也许，是孩子们给了我力量。 如今，孩子们陆续长大成人，陆学英也不再去背矿。拿着曾经和孩子们的合影照，陆学英向成都商报记者介绍着孩子们的近况。现在除了最小的马松在攀枝花读初二外，其余孩子都已成家立业：古丽华在云南安家；从技工学校毕业后，姐姐罗小明目前在广州打工，结婚成家有了孩子，弟弟罗刚也在攀枝花矿山救护队上班。 孩子们陆续长大成人，陆学英也不再去背矿。拿着曾经和孩子们的合影照，陆学英向成都商报记者介绍着孩子们的近况。 文章来源： 星洲网·

和平日报，3月12日，一间30多平方米的门面，除去灶台，只能放4张桌子，加上门前摆放的几张桌子，就是刘霞和朱五星夫妇所经营面馆的全部场地。 从眉山到仁寿的省道106线，车辆川流不息。朱五星的店就开在106线边上。3月5日早上8时，成都商报记者来到这家名叫“香菇面”的店子。此时，店里已坐了10来个人，还不时有人前来：老板，老规矩，二两面。 和周围的饭店相比，这家面馆既不高档也不精巧，为何有这么多人前来? 还没等朱五星回答，几位顾客就笑了起来：这家面馆牛得很，老板只管煮面，顾客喊面、端面、付钱、找零等，全都要自己动手。 “面馆只有红汤、清汤两种口味的香菇面，配售少量香菇小笼包。”朱五星说，自己是名退伍军人，曾在外地从事餐饮行业。2002年和妻子回到老家开了这家面馆。开店之初也是自己收钱，但生意好起来后，人手不够，加之有顾客曾提出“手拿了钱又去拿面不卫生”，他干脆选择了让顾客自助付钱。 香菇面6元钱二两，香菇包5元一笼。从上午8点到10点，成都商报记者统计，共有近百人吃完早餐自助付钱走人，无一人拿错钱或吃完面没付钱。 既然老板不管钱，有没有想过吃了悄悄溜掉?几位食客连连摆手：“那也太笑人了吧，朱老板信得过大家，我们也不能坏了朱老板的规矩。” 没有多拿钱的 更多人专程来补钱 顾客来了一拨又一拨，面也越来越少，一位20多岁的年轻人吃完面一摸口袋，忘了带钱，他朝朱五星不好意思一笑，说下次补上。 没问面钱是多少，也没问小伙子是哪里人，什么时候来补钱，朱五星头也没回：“要得哈。” 一辆外地牌照的车上，下来了五六名中年人，吃完面后得知需自己在盒里给钱找零，一人呆住了：你不怕我多拿钱啊? “不怕不怕，我开了这么多年，没看到过多拿钱的。”朱五星说，“有一次一批帮忙摘水果的工人在我这里吃了11碗面，70多元，走时忘了给钱，我也没有去追，过了一个星期他们专程把钱送来了，连声道谢。” 朱五星说，面馆开业至今，只有三次收到过假钱，也收到过残币，但这种情况很少，基本没人不付账，至于顾客忘了付钱几天后再来补上的这种情况，夫妻俩说，数都数不清有多少次了。 10多年经营下来，朱五星夫妇用赚的钱养家，也在仁寿县龙正镇买了一套10余万的房子，“肯定是赚了，这得谢谢相信自己的顾客朋友们”。（来源： 网易）

和平日报，3月12日，有“神奇小子”之称的职业拳手曹星如在与日本拳手向井宽史的对决中击倒对手，夺得个人职业生涯第21场胜利，继续保持职业拳赛全胜纪录。 曹星如首次以世界拳击组织（WBO）超蝇量级世界排名第一身份出战，在规定12个回合的比赛中，他在初段稍处下风，分数落后于对手，但在香港8000名主场观众的助威声中，他在战至第8回合时将向井击倒。 “好多谢大家，”曹星如在取胜后说，“不是你们不停叫着我的名字，我刚刚真的差点就跪下去了。” “真的给一些掌声我的对手——今天这场决斗，我真的是松一口气也会倒下去。” 落败的向井宽史失去了WBO亚太区超蝇量级冠军腰带。 作为香港第一名职业拳击手的曹星如从向井手中夺下腰带的同时，也保持了自己WBO国际超蝇量级冠军和世界拳击理事会（WBC）亚洲超蝇量级冠军的地位。 香港拳王曹星如在最新公布的世界拳击组织（WBO）世界排名中位列超蝇量级第一，成为香港第一个世界排名第一的拳击手。 WBO在周二（1月3日）最新公布2016年12月排名，超蝇量级别（115磅）原世界排名第一的墨西哥拳王胡安·埃尔南德斯（Juan Hernandez）转战112磅级比赛，排名第二的曹星如自动升上115磅级别的第一位。 “用了5年时间，还差少少，会继续努力！”曹星如在个人脸书（Facebook）主页上回应排名上升的消息说。 曹星如的下一场比赛将不属于争夺WBO金腰带的比赛。 29岁的曹星如职业生涯至今参加过20场拳赛，全部保持不败。 最近一场比赛是在去年10年于香港主场经过10个回合以点数击败日本拳手前川龙斗，夺得WBO国际超蝇量级以及世界拳击理事会（WBC）亚洲超蝇量级双料冠军；更早之前的5月，他技术性击倒韩国着手裴永吉。 他将在2017年3月再次在香港出战，与南非拳手吉迪恩·布特莱齐（Gideon Buthelezi）对决。（BBC.com）

和平日报，3月12日，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网站昨天（11日）发布消息称，针对中国公民在印尼出入境时被索要小费现象，中国驻印尼使馆领事参赞祝笛近日分别约见印尼移民总司国际合作司代司长哈多诺及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移民局局长卡哈鲁丁。 据中新社报道，祝笛在会见中表示，近年来，随着中印关系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中国公民来印尼旅游经商。近期使馆收到一些中国公民投诉，反映他们在印尼出入境时受到机场移民官索要小费。希望印尼方高度重视此事，立即采取有效措施，杜绝此类现象再次发生，切实维护中国公民的正当合法权益。这也符合印尼方的利益。 哈多诺和卡哈鲁丁均表示，印尼移民总司重视中国公民的有关投诉，索要小费系个别移民官员行为。一旦发现，将严惩涉事人员。印尼方欢迎中国游客通过中国驻印尼使馆及时向印尼方投诉。 中国驻印尼使馆再次提醒来印尼旅游经商的中国公民：出入境时不要向印尼移民官员支付小费。同时遵守印尼相关法律法规。如遇索要小费或其他紧急情况，请及时与中国驻印尼使领馆联系。( 联合早报）

和平日报，3月12日，中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王培安昨天（11日）说，截至去年12月底，中国“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刚好一年，全国住院分娩的新生婴儿是1846万，成效初显，符合预判。 当天，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举行的记者会上，王培安作上述表示。 王培安指出，“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一年来成效初显：1846万这个数字是2000年以来中国出生规模最大的一年，比“十二五”期间年均出生人口数增加了140万。 他说，中国去年的总和生育率达到1.7%，而新世纪以来，总和生育率一直在1.5%至1.6%之间徘徊。“这些数据说明，‘全面二孩’政策实施的效果是相当明显、相当乐观的。” 王培安引用一份研究结果称，中国符合生“全面二孩”的目标人群是9000万，考虑到年龄、健康、个人意愿等问题，这9000万目标人群里能够生小孩的只有28%。 国家卫计委组织的专项调查显示，影响生育意愿的因素主要有三方面：一是妇女的职业发展，母亲生完孩子后的再就业和求职方面的问题；二是婴幼儿抚育面临困难，托幼特别是三岁以下小孩的托幼资源比较缺乏，多数家庭主要靠祖辈抚育第三代；三是经济上的压力。 王培安说，接下来国家卫计委将会同相关部门，进一步健全完善税收、社会保障、住房、就业等政策，优先配置妇幼保健、托幼、学前和中小学教育等公共服务资源，构建生育友好的社会环境，鼓励民众按政策生育，保持适度生育水平，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联合早报）

和平日报，3月13日。两国经贸互补促进了政治互信 　　经贸往来在两国的政治交流中是重中之重的课题。两个发展中国家具有很强的经济互补性，中国占有资金、技术、高科技和巨大市场的优势，但缺乏自然资源、能源和海外市场。印尼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但缺乏资金、技术、高科技和出口市场。从两国签订的多项经贸和谅解备忘录来看，说明两国经贸的确存在互补性空间，能达到互利互惠的目的。目前，中国主要向印尼出口电器、电子设备、机械设备、家居用品、纺织品和摩托车，而印尼主要向中国出口原油、天然气、棕榈油、纸张、纸浆和木材等。[33] 　　两国复交后，双边贸易不断发展，经济合作前景广阔。1990年双边贸易额仅为11.8亿美元，2003年突破了100亿美元，2004年达到130亿美元，今年1至5月份，贸易额增长了3％，达到67亿美元，未来三年有望超过200亿美元。目前，中国已经是印尼的第4大贸易伙伴，而印尼则是中国的第18大贸易伙伴。双方相互投资不断增加，技术合作逐步加强。截至2003年3月，中方共批准印尼来华投资项目970个，协议投资金额20.24亿美元。中方在印尼设立非贸易型合资、合营企业60家，投资总额2.7亿美元。2002年，两国有关部门签署了中方向印尼提供4亿美元优惠出口信贷协议、福建液化天然气项目资源采购协议。两国已在核能、遥感、激光、通讯、农业、林木良种培育、环保、地震、统计技术、采矿等领域，开展了具体项目的合作。 　　（五）中国对印尼的友好援助加深了两国友谊 　　1998年印尼遭受金融危机的严重打击，中国政府向印尼提供了3亿美元的贷款援助，并无偿援助300万美元用于购买印尼急需的药物。针对印尼遭受自然灾害，粮食歉收，中国政府向印尼政府提供2亿美元的卖方出口信贷，用于购买粮食。1999年瓦希德总统访华时，中国和印尼政府达成双边协议，中国政府向印尼提供4000万元人民币的无偿物资援助。2001年中国政府又向印尼提供了1350万美元出口信贷，帮助东加里曼丹省建设化肥项目。此外，当印尼遭受地震、洪水等自然灾害的时候，中国政府还两次通过中国红十字会向印尼灾区人民提供了数万美元的援助。 　　2004年底苏门答腊北部海域发生强烈地震和海啸后，中国政府向印尼提供了2亿元人民币的援助，派出了近100人的医疗救援队，中国社会各界也踊跃捐款捐物总价值达1亿多元人民币，展开了一场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国际救援行动。2005年4月21日，为帮助印尼开展尼亚斯岛的地震救灾工作，中国政府决定在已向印尼提供50万美元现汇援助的基础上，再提供总价值200万美元的现汇和物资援助。为把救灾物资尽快交付印尼，国家主席胡锦涛亲自决定用专机给印尼带来救灾急需的一批物资。中国的无私援助是对盟友的必要支持，同时也是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体现。（来源：广西民族大学学报）

和平日报，3月12日，北京各界人士在中山公园中山堂举行仪式，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92周年。全国政协副主席陈元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常务副主席齐续春代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会，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林智敏代表中共中央统战部，北京市副市长程红代表北京市政府，民革中央副主席、民革北京市委会主委傅惠民代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北京市委员会，向孙中山先生像敬献了花篮。图为仪式现场。 中新社记者 李慧思 摄 1925年3月12日，中国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在北京逝世，享年59岁。孙中山名文，字逸仙，1905年在日本领导兴中会联合华兴会和光复会组成中国同盟会，被推为总理；确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资产阶级革命政纲，提出三民主义学说；1911年12月29日，被17省代表在南京推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在南京建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宣布就职，月底组成临时参议院。1924年1月在广州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宣言，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把旧三民主义重新加以解释，发展成为新三民主义；改组中国国民党成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　 这是当年孙中山先生的灵堂（资料照片）。

和平日报，3月13日，他是印度尼西亚开国总统苏加诺的“私人秘书”、华语首席翻译，曾陪苏加诺“零距离”地接触过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和多位其他国家元首。他对中国参加亚非会议、中国加入联合国都有贡献，被称为“帮中国外交突围的印尼华人”。1965年，印尼发生政变，他逃到澳门定居下来；可在他逃亡16年以后，曾派人追捕他的印尼总统苏哈托又请他回去谈谈，希望恢复与中国政府的联系；更想不到，苏加诺的女儿梅加瓦蒂后来当选为印尼第一任女总统，又专程到澳门探望他。他就是祖籍开平的著名爱国侨领、全国侨联顾问、澳门归侨总会荣誉会长、江门市荣誉市民司徒眉生先生。 1928年8月，司徒眉生先生出生在印度尼西亚西爪哇的苏加巫眉小镇，父亲的老家是广东省开平县。因此，司徒眉生先生始终自称是百分百的中国人，并以自己是华人而引以为豪。 司徒眉生的父亲司徒赞，十一岁时因为家境贫寒，投奔了印尼的叔叔。由于聪颖勤奋、刻苦攻读而学业有成，成为一名出色的中学校长，并娶了新加坡南洋女子刘金端为妻。这对恩爱夫妻志同道合，共育五子二女，分别取名巴生、眉生、戎生、奋生、达生和珍、慧。名字正是他们热爱生活、四海为家的寄托与写照。在这样一个和睦的大家庭中成长起来的司徒眉生，自幼接受了良好的教育，特别是父母的爱国主义教育在他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1937年7月7日，驻华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海外华人立即掀起支援中国抗日的浪潮。印尼华侨成立了“捐助祖国慈善事业委员会”，在华侨中募集款项和物资。司徒眉生的父亲被选为文书主任，母亲也被选为妇女组副主任。司徒眉生也在父母的影响下，参加了父亲利用业余时间发起的动员家长及社会人士捐款捐物活动。他们的爱国义举曾得到华侨领袖陈嘉庚的高度评价和赞赏。（雨林 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