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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日报， 12月21日，今年12月21日是冬至 ，「冬至」又叫「冬節」、「至日」、「至節」，是中國古代曆法中二十四節氣之一，通常是每年的 12 月 21 日或 22 日。其實冬至的「至」，並非解作冬天將至的意思，而是「至此而已」；古人認為過了此日，「陰氣下藏，陽氣上升」，日照時間開始由最短逐漸增長，故「萬象更新」非始於年初一，亦非由「立春」開始，而是「冬至」。 早於周秦時代，「冬至」曾作為「歲首」，即一年的開始，所以「冬至」可算是古代的新年。至漢朝以「冬至」為「冬節」，當時官府要舉行祝賀儀式，稱為「賀冬」，例行放假。記載東漢歷史的紀傳體史書《後漢書》中有記載：「冬至前後，君子安身靜體，百官絕事，不聽政，擇吉辰而後省事。」宋朝以後，「冬至」更是祭祀祖宗的日子。 踏入「冬至」，代表離春天已經不遠，在古代，遠遊的人在此時都會回家團聚，一起過冬，故民間便有「冬大過年」的說法。這一天全家人都要聚在一起吃團圓飯，俗稱「做冬」。 聚餐的規格絕不遜於年夜飯，菜式也特別豐富。 時至今日，雖然兩岸三地並沒有把「冬至」定為法定假日，不過打工一族下班後都會心急趕回家，與家人開開心心吃一頓團圓飯。  （ 雨林编辑，来源：加拿大中文电台）

和平日报，12月18日，香港警方今日（18日）在记者会上说，发现有七间旅行社利用虚假文件串谋诈骗相关资助，警方拘捕62人，涉案金额约284万元（港币，下同,48.6万新元）。 据中新社报道，特区政府在第二轮防疫抗疫基金下推出“旅行代理商及从业员支援计划”，计划旨在向旅行代理商一次性发放2万至20万元不等的津贴；个别员工如申请获批，可获3万元津贴。该计划由一个旅游代理商注册处进行审批。 湾仔警区总督察（刑事）何兆东说，在4月至6月期间，注册处共收到约3.4万宗申请，累计资助金额超过1.5亿元。然而，今年9月，警方接获注册处转介，指怀疑个别申请资助的旅行社利用虚假文件，如雇佣合约、工资单等，声称于3月31日前大幅增聘新员工。 警方认为疫情下大幅增聘人手这一做法不寻常，于是就7间曾申请资助的旅行社或旅行代理商的职员进行深入调查。 何兆东公布，警方于10月至12月期间进行拘捕行动，以串谋诈骗罪名拘捕62人，涉及30男32女，年龄介乎19至62岁，包括涉案公司董事、怀疑虚报受聘员工等。该七间旅行社串谋诈骗金额达约284万元，但由于注册处很快有所怀疑，并转介警方跟进，审批款项仍未批出。 湾仔警区情报组高级督察邓伊娜补充指，涉案大部分旅行公司都是本地小旅行社，原有员工人数介乎两至五人，部分从事境内外酒店预订服务，或经内地旅行中介转介接收内地旅行团。警方经调查相信，案件犯罪主脑是旅行社董事，犯罪手法则是透过招揽身边亲友，要求他们提供个人资料用于申请防疫抗疫基金，而大部分涉案亲友从无在上述公司工作过，但他们均在知情的情况下答应提供资料，共同骗取资助。 何兆东说，特区政府日前宣布推出第四轮防疫抗疫基金，所有相关审批部门有严格的把关准则，有任何不法之徒意图骗取任何资助，相关部门都会即时将个案转交警方调查。他重申，警方和相关政府部门绝对有能力防止任何人滥用政府辅助市民的纾困措施，他呼吁市民切勿因一时贪念铤而走险。 （雨林编辑，来源：联合早报）

和平日报， 12月22日，因为疫情困于印尼家里的著名侨领麦培满在电话中告诉中新社记者，“如果没有新冠疫情，此刻我应该会舒适地呆在中国上海的‘家’中，体验祖籍国亲友欢度佳节的喜悦”。中国中秋和国庆假期，他每天从电视画面上看到中国旅游市场之火爆，民众或自驾或坐高铁或乘飞机高高兴兴出门游玩，特别是看到武汉聚集的高人气，由衷赞叹中国在抗击疫情中创下的“奇迹”。 到中国体验节日欢乐时光，是76岁的麦培满近20多年来每年都努力争取的休闲方式。今年在印尼“回味”那些时光时，他翻出了一张自己于1999年10月1日从雅加达飞往上海途中在飞机上写的小纸片。上面写道“转眼间，新中国迎来了第五十个春秋。回顾过去的半个世纪，中国在艰苦困难中披荆(斩)棘、迂回进步……悠悠50载，愿国泰民安。祖(籍)国好！” “一转眼又是21年过去了。这些年来，我见证了一个又一个的‘中国奇迹’”。在电话那头，麦培满以自己两次在中国买水果的经历感叹其变化之大。 作为出生于印尼的二代华人，麦培满携夫人于1982年才第一次踏上祖籍国的土地。彼时已在印尼商场上事业有成的他被当时中国物资的匮乏、乡亲们生活的艰苦深深触动。 麦培满回忆说，因为每天有吃水果的习惯，那次回乡他到广州一家规模不算小的商店去买水果。在种类少、不新鲜、品相也不好的水果区挑了一些已经蔫了的苹果。用外汇券支付后，服务员很不耐烦地说没有购物袋、要他用双手捧着那些苹果。“那个时候，心中泛起一阵莫名的辛酸”。 也就是从那时起，从小深受父亲爱祖(籍)国思想影响的麦培满开始频繁往来两国之间、致力中印尼两国民间沟通交流与合作。 1999年，受上海市招商引资政策感召，麦培满在虹口区“多伦路文化名人旅游步行街”购置房产，构筑了一个在中国的“家”。从此每年都数次回这个“家”小住，扮演两国“民间使者”的角色。 “每次回去，我都要到住家附近的小菜市场买水果”，麦培满说，如今看到市民挑剔地挑选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新鲜水果，不管男女老幼都拿出手机轻轻一声“滴”完成支付，让他这个老华人不禁感到自己都快跟不上中国的“新时代”了。 “也就短短数十年时间，中国让14亿人过上了小康生活，在经济、文化、科技、教育、民生等领域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麦培满说，这如何能让人不赞叹？ “忆往昔、感慨，看变化、惊人，谈感受、自豪”。麦培满说，祖籍国强大了，成为海外华人的坚强后盾。而强大了的祖籍国正在展现着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更让海外华人倍感自豪。 今年是中印尼建交70周年。麦培满说，中国共建“一带一路”的倡议与印尼建设“海洋支点”战略高度契合，“我们很欣喜地看到，包括雅万高铁在内的众多‘一带一路’项目正在印尼大地紧锣密鼓地建设，有的交通、能源项目已投入运营发挥效益”。 麦培满说，事实证明，“一带一路”建设推动了印尼经济发展、社会繁荣和人民友谊，给中印尼两国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双赢。( 雨林编辑，来源：中新社记者 林永传 ）

和平日报， 12月22日，在到2020年底，我們謹向您介紹印尼全国龍獅總會（PLBSI）的活動，是印尼社區休閑運動委員會（KORMI）的創辦者。KORMI是主要 社區體育組織的聚會場所。 盡管發生了Covid 19大流行，印尼全国龍獅總會總主席吳能彬博士和其他管理人員在中央和區域級別仍保持活 躍，並從事和參與舞獅和舞龍活動和其他社區體育 活動。 印尼全国龍獅總會（PLBSI）是由吳能彬博士主持的世界功夫龍獅舞會 （龍舟）聯合會的成員，也是總部位於德國法蘭克 福的國際社區體育組織協會（TAFISA）的成員。 由 韓國的 Ju Ho Chang擔任主席。 吳能彬博士派印尼全国龍獅總會（PLBSI）秘書長參加了體育賽事管理 教育的邀請，該活動是於2020年11月23日至12月2日 在歐洲俄羅斯的俄羅斯國際奧林匹克大學在線進行 的。 活動將於2020年11月23日10時30分中歐時 間或下午4時30分印尼西部時間開始進行，開幕式時由 R I O U 大學校長 列夫 • 別洛烏索夫 （ L e v Belousov），俄羅斯奧委會總干事弗拉基米爾•塞格 列夫，（TAFISA）秘書長沃爾夫岡•鮑曼（Wolfgang Baumann）致辭。 共有30人參加，包括來自印尼的黃麗嘉（Ripka Widjaja CDS）和 Aryo…

和平日报， 12月23日，我是一名“巴中二代”。母亲是59屆巴中生，印尼出生長大，1959年怀揣一颗赤子之心，踏上了归国的征程。遠洋輪载着母亲，在海上漂泊了半个月，终于到了广州黄埔港。解放军上船热情地迎接這些一腔热血，报效祖国的海外赤子，母亲激动极了，至今仍然时不时地重复念叨着那投入祖国母亲怀抱的难忘时刻。 我出生在北京，自从懂事后，就发现母亲的经历和周围的叔叔阿姨不一样，她被称为“华侨”，她的成长经历总是和一个叫“巴中”的学校连在一起。母亲提起“巴中”，总是那么一往情深和自豪。因为羡慕，在我成長的小学、中学、大学里，我总是有意无意地找寻着母亲念叨的“巴中”成感觉，但很遗憾，没有在我的学生时代出现。 30多年前，我们移民来到香港，这对在北方长大的我来说是一个陌生的地方，对那时已年近半百的母亲来说也是一样，孤独、彷徨包围着我们。但那时，母亲似乎比我幸运，因为香港有很多已经定居的“巴中”老校友。他们他乡重逢，普通话夹杂着印尼话，聊得亲切极了。我当时很不解，几十年前的中学同学怎么能那么亲切，我的中学同学们完全没有这种结实无比的友情啊！ 岁月荏苒，又是几十年过去了，母亲和她的“巴中”校友们都进入了耄耋之年，我家的电话会定期响起，当我们没能接听电话时，一位阿姨会留言：“惠英，我是巴中校友会的联络员某某某，我们会在某月某日联欢，请你准时参加。就这样，一年又一年地风雨不改地聚会，联谊….我有时开玩笑地问我母亲，你们“巴中”是个什么机构啊？中学同学半个世纪了，还能抱团成这样？我们怎么就做不到，太失败了！母亲听了也不说什么，但却是满脸得意的笑容。 这几年，一些叔叔、阿姨，永远地离开了，隔一段时间就看见母亲在通讯录的某个名字上长长地划了一条线，然后慢慢合上通讯录，一言不发。 但过了一段时间，电话又再响起：“惠英，巴中聚会…..请准时到！”这就是母亲的“党组织”，一辈子温暧无比的“党组织”！ 作为巴中校友的第二代，我只能说是由衷地羡慕，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学校？培养出这么互爱互助一辈子的学生？我无从推敲，但“巴中校友会”让我明白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爱的责任与获得，这种关爱一定能支撑着曾经的同学们携手互助，走完这精彩的一生！如今的我已过不惑之年，曾经的小学、中学、大学的同学们都在微信群里。 中年的忙碌让同学群里常常非常“安静”，但母亲的“巴中校友会”却给了我深深的启示：同学是一生的缘分，生命可以影响生命，只要有一颗关爱的心，我们生命中难得的校友就可以抱团温暖着彼此的一生。 人到中年，我也要寻找我生命中的“巴中校友會”！    （雨林编辑，来源：香港黄翎）

和平日报， 12月24日，如今在中国说起羽毛球人们第一个会想到的一定会是李丹，谌龙或者林丹的教练李永波。然而中国羽毛球能有今天的地位，贡献最大的并不是以上的这几位，而是是汤仙虎。 汤仙虎，1942年3月13日生于印度尼西亚，祖籍广东花县（现广州花都），在60年代初的印度已经很有名气。他从小就有很高的运动天赋，特别是对羽毛球情有独钟，只要有球打，他可以不上课，他的进步也很大。才十几岁的汤仙虎凭借着超高的羽毛球技术就在印尼有着极高的人气，以他在印尼的名气完全可以有很好的发展。 20世纪60年代初，尽管他知道中国的设备和经济待遇比较差，但是为了祖国的体育事业的发展，他毅然地回到祖国的怀抱。 1963年7月，汤仙虎率领中国羽毛球队在印尼举行的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团体赛中击败了印尼队，同时汤仙虎在比赛中获得了冠军。从此开辟了中国羽毛球的一个新的时代。 回国后，周恩来，陈毅，贺龙等国家领导人接见了他们，周总理为了国家外交需要，还以开玩笑的口吻示意他让球呢。 从此汤仙虎就一发不可收拾，在1963年到1975年的12年间，他创造了在国际赛场上未输一场的不败记录。 1965年底随国家队访问北欧时,汤仙虎曾以15比5和15比0的悬殊比分战胜6次荣获全英羽毛球锦标赛冠军的丹麦世界名将科普斯,至今仍传为佳话。 而其他各种冠军更是数不胜数了，1966年亚新会团体、男双和男单冠军；1974年参加第七届亚运会羽毛球比赛，与队友合作获男子团体第一名，1975年第3届全运会羽毛球男单、团体冠军；1978年曼谷第8届亚运会混双冠军…..如果放到现在简直可以叫做“超级汤”了。 20世纪80年代初，退役后的汤仙虎并没有闲下来，而是选择在国家队执教，林瑛，吴迪西，吉新鹏等世界名将。他还曾经教过李永波，说起来李永波还得叫他一声师父。 2004年，汤仙虎“退”而不“休”，还在国家队的总顾问。2007年，他作为中国羽毛球队专家组成员重点协助男单组的工作，尤其侧重对林丹的训练。他同时也是林丹的恩师，在林丹最无助的时候开导他。正因为有汤仙虎的悉心教导才成就今天的“超级丹”。 （雨林编辑， 来源：羽毛球情怀 ）

和平日报， 12月23日，杨振祥，印尼归侨，1936年出生，曾在云南省体委任羽毛球队教练、运动员等职，并协助国家羽毛球队训练；1977年起，受国家体委指派，赴墨西哥、尼日利亚、阿根廷等国的国家羽毛球队任教。 杨振祥长期于海外执教，在西班牙国家队任教期间，作为马琳（2016年里约奥运会女子单打冠军）的教练，指导马琳征战国际赛场。 1960年，我抱着此心毫不犹豫从印尼回国，轮船在广州黄埔港靠岸后，港口便有人在问我们，会打羽毛球吗？我带着推荐信，心无旁骛，来到了福建。这里是父亲的故乡，亲人们多在福清，已多年没有联系过。 我从小就在印尼的中华学校念书，能说普通话，但家中更常用印尼话交流。因此我不会说家乡话，普通话也带着浓重的印尼口音。 刚回国的时候，也曾闹过不少笑话。“母鸡”“公鸡”无法表达，就干脆把“公鸡”形象化，喊作“带着帽子的鸡”。往北京打工作电话时，对方听不懂，让我讲普通话。我无奈地说，明明已经在讲普通话了呀……至今回想起，依旧让人忍俊不禁。 60年过去了，我辗转多个国家和城市，始终带着那份印尼口音。幸好它丝毫不影响我的执教工作。 还记得刚到福建时，我便直奔福建省羽毛球队。但是队里已人才济济，有不少实力强、却更年轻的运动员们。当时已经24岁、度过巅峰时期的我思忖再三，主动向组织表示，愿意放弃选手身份，到更需要我的地方去。祖国大地一片净土，只要有需要羽毛球的地方，就是我停留之处。 1个月后，我乘坐火车到了江西。12月中旬，又离开了南昌，经过20多个小时的车程到达贵阳，然后又乘坐长途汽车中转绥靖，最终抵达昆明。 云南省地处西南边陲，和多国接壤，经常要和南亚国家交流体育，因此国家非常重视。云南省体委当时已有4男4女组成的羽毛球队，都是归侨，却缺少一个专业的教练。我到任之后，既当教练又当队员，还时常去学校普及羽毛球运动，选拔并培养优秀的后备力量。对于从未见过羽毛球的孩子们，我从挥拍开始教，慢慢地终于组建起一支专业的羽毛球队。 昆明是一个美丽的城市，不愧于“春城”的美名。而我们羽毛球队的水平也无愧于党和政府的期望。当时，全国羽毛球水平最高的要属广东队和福建队，且打法各有特色。我们与他们相比虽有一定的差距，但和南亚的国家相比，遥遥领先。一次，缅甸国家队来访，领导要求我每一局都不能让对手拿到超过5分，结果我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现在大家都知道“乒乓外交”，可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在欧洲城市莫斯科、斯德哥尔摩、马尔默、哥本哈根的羽毛球赛场上，中国的羽毛球队员们也为国家走上国际舞台立过赫赫“战功”。 1965年10月，一支完全由归侨组成的羽毛球队出征欧洲。在此之前，我们已经打败了当时世界羽坛霸主之一的印尼国家羽毛球队。在羽毛球王国丹麦，中国羽毛球队面对“黄种人会打羽毛球吗”的质疑，稳定发挥，以斐然战绩击败了傲慢的丹麦队。在与丹麦队对决的24战中，大获全胜。最终那次欧洲行，34战无一败绩。汤仙虎更是以15:5和15:0的绝对优势，击败了曾6次蝉联全英锦标赛单打冠军的丹麦名将艾尔兰·科普斯，威震国际羽坛。 纵然因为外交原因，彼时的中国羽毛球队无法参加国际赛事获得冠军，但是经过多番友谊邀请赛，中国羽毛球队以雄厚的实力赫然挺立于国际羽坛之巅，后来更是被国际媒体冠以“无冕之王”称号。 1966年，丹麦羽毛球队为了“一雪前耻”，回访中国，信心满满地希望挽回之前的败绩。为了应对在家门口的比赛，国家体委从各地抽调了精英运动员和教练到广州集训百日。我当时已经在云南执教数年，也被抽调至广州参加集训，并主要负责男女混双的教练工作以及日常事务管理。 上个世纪60年代，正值国家困难时期，各方面的物资供应都非常短缺。但是为了保证体育事业，国家对体工队都有特别的照顾，运动员没有工资，但是食宿有保障；教练员在运动员待遇的基础上，每个月还可以领取一定的工资，可以说基本上生活无忧。 我从心底感谢党和国家。为了替国家减少负担，发放新衣时，我觉得旧的还可以继续穿，就不去领了，把新衣服留给更需要的人。1963年，全国形势略微好转，国家准备提高我的工资，我认为单身一人没有负担，现有的工资已经足够，也未曾做出什么大的贡献，于是打了报告，主动要求维持当时的工资不变。 有时，我还会把省下或多方寻来的粮票默默赠予一同留在云南的其他归侨们，以缓解他们的生活困难。 在广州集训时，贺龙元帅更是亲自接见了众人。在这样的支持下，我们也知晓自己责任重大，日常训练绝不偷懒。说是负责日常管理，其实运动员们又勤奋又自觉，几乎不需要我更多的管理。大家的心情都一样，一定要在家门口把比赛打赢！ 1966年上半年，广州、北京、上海、武汉……我们与丹麦队进行了多场比赛，运动员不同地点不同，但是结果相同——大胜。 1971年，国家队开始恢复训练，让我去协助工作。当王文教、陈福寿有比赛任务时，国家女队的教练工作就由我暂时负责。后来云南羽毛球队也恢复了，一切都重上了轨道。1972年，参加在北京举行的五项球类运动会，我们老队取得很好的成绩。赵正苹，范宝琴和郑多南获得了全国五项球类羽毛球女子团体比赛第三名的好成绩。回云南后，为了鼓励和发展羽毛球运动，云南省体委修建了一座可以容纳12个球场的体育馆。我也被提升为云南省羽毛球队总教练和体委羽毛球部副主席。 在多年的工作中，云南又向国家队输送了肖杰、张云波2名运动员；期间，还给国家体委输送了多名援外教练，其中，董金祥赴尼日利亚和缅甸、郑多南赴马来西亚，我自己也数次受聘外派。 1977年，受国家体委指派，我赴墨西哥教授羽毛球，便开启了“桃李满世界”的另一段羽坛生涯。 曾经以为，祖国之大，有羽毛球之处，就有用我之地；而今再看时，原来人生不止于此，世界之大，更遥远的彼岸在呼唤我。只还记得当年贺龙元帅接见众人时，我正在外办事。具体做什么已记不得了。但缺席的遗憾滋味却回味至今。 （雨林编辑， 来源：福建侨报 口述 | 杨振祥  撰文 | 朱婷  林小宇 ）

和平日报， 12月27日，钟喜甲，印尼巴中50年届毕业生。1930年11月生于印尼邦加岛，原籍广东蕉岭，九三学社社员。 人物履历  印尼万隆荷兰工科大学肄业，天津大学毕业，荷兰德尔伏特大学访问学者。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高级工程师、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中国西南资源联合开发总公司副总工程师。曾兼任交通部在京单位侨联主席，现任北京巴中校友会副会长，邦加侨友会会长。主持参与我国港口建设的施工、设计和科研项目，大小工程数百个。完成了主要专业技术工作成果22项，其中有四项属重大发明创造。 1930 年我出生在印度尼西亚的邦加岛。像大多数人一样，孩提时的我一直把这个到处都是采矿场、椰子林、胡椒园的岛屿当作自己的家乡。 尽管我们钟家在印尼已经繁衍生息了五代，但自我懂事之日起，祖父和父亲就不断地告诉我，我的祖国叫“唐山”。 尽管那时的我根本不知道“唐山”与我从小长大的这个热带海岛有什么不同，更不懂得“唐山”于我而言到底有什么特别的涵义，但是我依然牢牢地记住了这个地方的名字。  然而，那时懵懂年幼的我不曾想到的是，在以后几十年的漫长岁月里，我将为她哭，为她笑，为她挥洒汗水，为她付出了我大半生的忠诚与信念。  我的祖籍是广东蕉岭县新铺镇，地处广东省东北部，大量的汉族客家民聚居于此，是著名的侨乡。蕉岭远离海岸，四面环山，看似封闭，却阻断不了这个地方与大海的不解之缘。 印度尼西亚由13700多个岛屿组成，其中有两个盛产锡矿的是邦加和勿里洞。从1710年开始邦加岛就是世界上最大的锡矿产地。而勿里洞岛则到1823年才发现锡矿。由于巨港苏丹国的倒台，邦加曾于1812年落入英国人手里，1814年荷兰人以极高的代价，即用印度的科钦，换回对邦加的控制权。 荷兰殖民者费尽心思地榨取这里的锡矿资源。他们认为，印尼土著人不能吃苦，采锡矿必须靠中国劳工。中国劳工于是大批来到邦加。他们大部分是从粤、闽两省被骗来的。这就是移民史上常提到的“卖猪仔”。 我的高祖就这样来到印尼邦加岛，被驱赶到劳动条件十分恶劣的矿山当苦力，受到残酷的剥削，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劳苦一辈子也赎不起自己的人身自由。 03 峥嵘岁月在巴中  日本投降后我们一家移居雅加达。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和荷兰殖民主义的统治，都深深地印在脑海中，我渴望接受中国的文化教育，开始进入八华中。后来才知道，八华中学当时是被国民党势力控制的一所学校，校内两派学生斗争很激烈，有时发展到相互斗殴的地步。 1947年我和几位志同道合的同学，转学到联合中学，后改名为巴城中学 （简称“巴中”；“巴城”是印尼华侨对雅加达的荷兰语旧名巴达维亚的简称）。  这是一所进步学校，师资阵容强大，教学质量高。我从初三一直读到高三结束。我偏重理科，在巴中打下了较坚实的数理化基础，并接受爱国主义的进步思想，参加学校的一系列的爱国活动与社会工作，奠定了要回祖国继续升学的理想。 在巴中，我遇到人生中的第一个贵人——教语文的钟仕民老师。他对我影响很大，经常给我们介绍一些进步思想和书籍，讲国内国共两党的情况，在我心中播下了向往红色中国的种子，给我毕业后选择人生道路打下了思想基础，没有钟老师的教导，就没有我日后毅然回国的决心。 我参加学生会工作，时时听钟老师的指导。后来我才知道钟老师是从国内来的，是个立场鲜明的爱国主义者。那时，巴中刚建校不久，没有教室，我刚入学时是在3所华侨小学借校舍上课，学生分上下午班上课，我们班下午上课。 我到巴中的第一年，就参加了学生自治会的工作，和当时的学生自治会主席张瑞元一起工作。建校委员会在1948年发动“百盾募捐”活动筹款建校，学生会成员都积极带领同学们参加这项活动，到社会上进行百盾募捐。 我带着童子军小队找大企业募捐，有的企业家一听说是给巴中建校捐款都非常慷慨，立即开出万盾支票。两年后，新校舍果然建起来了，我们搬到新校舍，坐在亮堂的新教室里上课，心情格外的好，我更加发奋学习了。教职员工的待遇也得到了改善。 学生在课余还组织话剧团，经常排练思想进步的话剧演出。4年间，演出的话剧有：《父归》《法西斯细菌》《毕业前》《万世师表》《雷雨》《日出》等进步剧目。过去这些话剧都在华人聚居区演出，但是我认为这样演出影响不够广，便反复找了雅加达荷兰皇家大剧院的荷兰经理，他答应了租给我们演出三场。 荷兰皇家大剧院在当时是最豪华的娱乐场所，仅供白人和社会名流出入，专门演出音乐会、芭蕾舞之类，华人都极少光顾。我们打响了第一炮，在这里用普通话演出话剧，立即引起轰动，扩大了普通话的影响力，让雅加达各个阶层加深了对新中国的了解；而且由于票价略为提高，为筹建学校积累了很大一笔资金。 我记得钟仕民老师经常给我们讲一些爱国故事，为了让同学们进一步了解祖国的情况，我组织学生参加庆祝国庆节的活动、参加中国驻印尼大使介绍国内形势的报告会，也组织过部分同学听取印尼共产党主席艾地的讲话。这些活动激发了我的爱国热情，对我日后选择回国报效国家的人生道路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毕业前，我还担任过全印尼华校中学生联合会的刊物发行部负责人。这份进步刊物由学生主编，宣传祖国解放战争，报道中国大陆的革命形势，向学生宣传进步和爱国思想。而我参加了学生自治会的工作，使自己牢牢地确立了今后的人生目标就是要把青春贡献给祖国的建设事业。 1950年，我高中毕业，去向有三种选择：去荷兰学习小提琴，当音乐家；去欧洲留学，当一门新科技专家；遵照祖父的嘱托回唐山摔打筋骨。  我自幼学提琴，在雅加达受到荷兰皇家大剧院演出团的专业小提琴手的指导，后来在荷兰人指挥的管弦乐队当上首席小提琴手，还在印尼广播电台演出过几场，那位导师认为我具有拉小提琴的天赋，多次动员我去荷兰，还答应资助并给我找专业老师继续培养琴艺。 二舅买了一把 1712 年产的 Stradivarius 小提琴送我，爱琴天天贴在我心上，我也曾想过要当个音乐家。 去欧洲升学对我也有吸引力。我大哥在荷兰，三姑在美国，五姑在星洲，澳洲还有一些朋友，一位荷兰朋友还要介绍我去荷兰德尔福特大学，让我选择的大学很多，我脑子也好，去外国升学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第三种选择是遵照祖父的遗愿回唐山去摔打筋骨。巴中的峥嵘岁月，奠定了我的爱国情怀坚定不移，我放弃了前两种很有吸引力的选项，毅然选择了祖父的嘱托:“回唐山去摔打你的筋骨”。 04 唱着《叫我如何不想她》回国  在欧美同学会合唱团，吴灵芬教授曾指挥我们排练《叫我如何不想她》。她说：“你们都曾在异国他乡生活过，肯定会把这首歌唱好。” 是的，这首歌我非常熟悉，是交响在我心中的历史的回声。半个多世纪前，这首歌是我们东南亚归侨在第一次归国大浪潮中唱的主题歌。当今天再唱起“天上飘着些微云……叫我如何不想她”时，我不禁热泪盈眶。这个“她”——我的祖国母亲，指引着我的前程，激励着我的斗志，考验着我的毅力，我把自己的青春和一切都贡献给了她。…

和平日报， 12月28日，周一 12月21日，万隆百家姓协会(PSMTI.Bdg)与万隆华族关怀团队(MTP Bdg)和人民思潮报基金会(YPR)合作举办慈善活动。捐助200件可洗性资医疗防护服，316份饭盒和饮料，饼干给中华医院(RS.Kebon Jati Bdg)医疗人员和职工，让他们在疫情肆虐期间有保护服，更安全，安心执行.任务。也让他们收到被关怀的温暖。 万隆百家姓协会主席周振强(Donny Hartanto)在移交捐助品时致词：”这次的援助品是我们对中华医院医疗人员与职员们的关怀，尤其是每天负责医疗染上新冠病毒患者的医生和护士，让他们更有精力，更有安全感执行任务 ” 中华医院院长(dr.Junandi Surjautama)致词感谢万隆百家姓协会，万隆华族关怀团队和人民思潮报的爱心关怀。他说明我们的医院有50个病床给新冠肺炎患者，在这里的医疗人员都必须有特别的保护措施和防护物资，很感谢你们及时捐助我们所需要的物资 。 百家姓协会协调.主任陈春富在场说明：”我们给中华医院的援助不是第一次。我们很赞赏中华医院在疫情期间医疗新冠病毒的患者，包括其他病患，绐有需要或缺少经费的病患提供人道主义的帮助，希望中华医院的善行能给别的医疗机构所仿效。便更多的弱势族群能得到治疗而恢复健康。 万隆华族关怀团队领导李振健说：”我们团队本着人道主义和关爱之心，在疫情期间到各处有需要的机构给以帮助。我们都尽力去实行或多或少的慈善活动。但愿我们的爱心能温暖受苦人们的心田” （雨林编辑，万隆王羽报导）

和平日报， 12月28日，12月21日是中华节气之冬至，每年在冬至日泗水惠潮嘉会馆都会举行隆重的祭祖仪式，今年受新冠疫情的影响，不能聚众，所以只有部分理事代表出席祭祀仪式。 当日，我们到达会馆时，在众仙伯神台上，已经摆齐了三牲果品，糕点斋盘、汤圆和黄酒炖羊肉，这是冬至祭祖必备的。 上午9点，会馆荣誉主席李汉雄、主席李兰芳、副主席李伟龄、妇女部主任翁玫娟、青年部主任李嘉燕、文艺部副主任温荷祥、沈静香等理事已经到达会馆，9时许，他们各自就位，一字排开，在办公室主任赵华俊等协助下，简单而不失隆重地在龙神及众仙伯灵位前上香，敬酒和献礼品，行三鞠躬礼。 荣誉主席李汉雄，主席李兰芳还特别虔诚祈求国泰民安，疫情尽快过去，大家都健康平安！荣誉主席黄奋鹏夫妇在星期天也特地到会馆提前祭拜。大家都觉得虽然有疫情在，但冬至祭祖不能忘。希望中华文化代代相传！ 今年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没有设宴招待会员聚餐，遵守防疫措施。礼毕，久不相见的几位理事，保持距离地坐下来互相问候，聊聊时事。约莫一个小时后，大家互道珍重离开会馆，圆满结束了祭祀活动。 这次祭祀用的供品由丘思华副主席和妇女部主任翁玫娟统筹，名誉主席余美莲及福利部副主任杨金英包办，在此特别感谢你们，在疫情期间忙前忙后。也祝福你们身体健康，幸福快乐！ （雨林编辑，来源：千岛日报，文教部 朱玉萍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