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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日报， 2021年7月16日，陈婵娘，女，印尼归侨，现年76岁，目前定居于香港。 我大概三四岁时跟着兄弟姐妹接触羽毛球，到如今仍在香港参加业余老年人羽毛球队、教教青少年羽毛球，这辈子算是和羽毛球谈了漫长的恋爱。 回国进入福建省羽毛球队 1938年，我出生在印尼展玉 （ Cianjur）那时家在市场附近，每到傍晚菜市场收摊后，整条街市变得很空旷。一群孩子就在那儿跑啊、玩啊，才三四岁的我也跟着踢足球、打篮球。 在印尼，很多华人会自发组织球队，尤其是羽毛球队。我平时上完课，家事不多，就参加球队玩。白天打篮球，晚上打羽毛球。不知不觉中，也打出了一点小成绩，还代表首都城市参加全国比赛。高中毕业后，当地华人很难有机会读大学，家中条件也不允许继续读。而按老家福建的传统，女孩到十六七岁就应该出嫁，本来连高中都没机会读，如果继续留下来，就等着出嫁了。我当然不想那么早出嫁，刚好有机会申请回国，我就回到了祖国。 大约是1959年，正好有一位爱国华侨介绍，我直接从海外进了福建省的羽毛球队。当时，中国知名的羽毛球运动员基本都是印尼等海外回国的华侨，70年代后才比较多是本国培养的，但也是60年代回国的华侨培养的。 到学校办训练班 刚到福州时，运动员的生活条件还是不错的，每天伙食费1元钱，有鱼有肉，生病了还有牛奶。我当时贫血，只要把医院开的证明给教练看，就可以申请喝牛奶。 1965年，我从省队申请回到厦门，正好厦门市体委成立一个体校，市里点名让我到体校里的教练班负责培训羽毛球。我到了一看，真是吓了一跳，什么都没有啊。我问活动场地在哪里？领导让我去集美中学，那儿有羽毛球队，有华侨，还有场地。我去了才知道，所谓的场地就是学生食堂。而队员中，最小的已经11岁。我觉得太大，希望训练大概六七岁的孩子，就提出要去小学。领导同意了。我到集美小学，校内有礼堂，挺适合训练。大概一年时间，我有时帮学校体育老师代课，开设训练班。 刚开始，体委负责提供球拍和球，但有的学生连球鞋也没有。其中有个叫陈明生的学生赤脚打球，打到出血。我问他痛不痛，他笑笑说不痛不痛。几个月的训练后，他打得真不错，只是年龄偏大，后来去参军。每次从部队回来，都来找我，还哭着说很遗憾不能继续参加我的培训班，谢谢我当年对他还不错。据说退伍后分配到厦门海关，真希望能再见见他。 培养了好苗子 大约一年后，市里让我回厦门培训羽毛球运动员。但岛内没有场地。羽毛球训练对场地要求还是比较高的，一是要在室内，可以不受风雨影响，天天练习；另一个是地面不能太硬，否则对运动员膝盖损伤很大。怎么办？我想办法找到厦门工程机械厂，厂里有个食堂，下午空着。我曾经训练过机械厂一个职工的孩子，这位职工帮忙联络，答应下午2点至5点借给我们训练。场地找好，我又从全市各学校挑了20多人组成训练队。 每星期四下午2点，我们一到训练场，就先把食堂的饭桌一张张挪开，挂上球网。食堂前方还有个舞台，虽然不大，无法对打，但学员们可以练动作。还有一群最小的孩子，大概五六岁，虽然没机会上场，但让他们排排站在凳子上，专门看哥哥姐姐们打，两三个小时，就随着飞来飞去的羽球活动头和眼睛。然后哥哥姐姐们打完，如果还有时间，也让他们拿球拍和球去玩，挥挥拍、发发球。…

和平日报， 2021年7月16日， 余城垣，1922年生于南安市诗山镇前山村，旅居印尼。先后捐资1000多万元，兴建家乡医院、堤坝、路桥、祖宇、敬老院，创办南安第一所中等职业学校——南安成人教育中心，为诗山中学建设实验大楼、电教中心及教师宿舍，与黄正泉合建诗华楼、诗侨楼。福建省政府于2004年5月11日授予余城垣“福建省捐赠公益事业突出贡献奖”金质奖章、奖匾和荣誉证书，并立碑表彰。 捐资建学校、建祖宇、修堤坝、建桥铺路、建医院，捐资儿童福利基金、敬老院……对自己，勤俭节约，不愿浪费；对家乡的投入，却是千金不吝、有求必应。在诗山镇，处处可见爱国侨亲余城垣热心公益、慷慨捐资留下的痕迹。 勤俭朴素爱护乡邻 熟识的人对余城垣的俭朴都印象深刻。有一年，余城垣返乡，一位细心的晚辈注意到他穿的一条深色布裤竟打着补丁，开口相询，余城垣笑容可掬，轻描淡写地说：“还能穿，丢了可惜！” 据余城垣身边的人透露，这补丁还是余城垣请精于针线活的邻居老大娘缝补的。余城垣难得返乡一次，晚辈们特地买了一些山珍海味和珍果鲜蔬招待他，余城垣看到后，面带笑容，婉言相劝：“都是自己人，不用特意准备，只要能吃的就可以了。” 黄国明要称呼余城垣为老姑丈。每次余城垣回到诗山，都会到他家里坐坐，带着他一起走亲访友。在黄国明印象中，余城垣是一位非常简朴的老人。吃饭时，总会指着盘里的菜肴，询问“菜一斤多少钱？肉贵不贵”。到饭馆吃饭，他都会反复叮嘱要将盘里的食物分食完毕。“赚钱不容易，我们不能浪费。” 在印尼，余城垣每天上班都是把家里准备好的饭盒带到公司，午饭时稍微热下，就着白开水，一顿饭就打发了，天天如此。余氏家族勤俭持家的家教，使他从小养成不计较吃穿，珍惜财物的习惯。 在亲友眼中，余城垣先生是一位和蔼可亲的老人家，没有架子，日常生活从来没有特别的要求。 少年时的余城垣早早地帮父母分担家务，放牛、砍材、割草，辛苦的劳动中，养成了他坚强的意志以及对贫困人的同情心。每次回乡，看到生活困顿的乡邻，余城垣总会拿点钱补贴他们，300元、500元在当时都是不小的数目。余城垣的行为也让大家深受感动。 2013年，听闻余城垣老姑丈身体日渐不佳，黄国明很担心，第一次坐飞机到印尼探望他。彼时，老人已92岁，因小脑萎缩，渐渐忘记很多人、事。但家乡一直在他心中，在黄国明短暂停留期间，余城垣多次跟他提起家乡，“家乡现在发展怎么样了？诗山中学、南侨医院都还好吗”。听到黄国明一一诉说家乡的亲人近况、他挂心的学校医院情况，老人家很高兴地笑了。 闲聊时，余城垣感慨良多，16岁时与父亲远渡南洋，凭借聪明才智和吃苦耐劳，在印尼开拓了一片属于自己的事业。因眷念家乡的一土一木，他多次往返于印尼与诗山，如今身体已不允许他来回奔波，老人心中无限忧伤，他告诉黄国明，“我很想再回家乡，但再也没有机会回去了，这是我的遗憾”。 2018年，余城垣逝于印尼。 三解学校发展燃眉之急 峥嵘岁月里，“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事业成功之后，与“身怀巨富在天涯，不忘养育桑梓地”的老一辈华侨一样，余城垣对故土也有叶对根般的情意。对家乡故里公益事业的支持上，余城垣最看重的是教育。 诗山中心校园佳木葱茏，花圃绿地随处可见，各式建筑物错落有致，行走其间，移步换景，美不胜收。尤其校园西区，自南而北楼房成列，鳞次栉比：仙都楼前，“印侨”“贤奕”二楼靠背而起，行政办公设施齐全；诗侨楼东西横亘，宏伟大方，其前，综合楼巍然而立，图书充库，书香阵阵；如田楼曾为实验大楼，气势恢宏，与诗侨楼遥相呼应，是标志性建筑物之一；“侨友园”为三楼环抱于内，绿草如茵，灌木合围，小乔蓊郁，掩映石台，碑匾并立，辉耀千古；如田楼西侧沿水泥台阶拾级而上，雅侨、雅辉、子媛三座教师宿舍楼拔地而起。…

和平日报， 2021年7月16日，周四，7月15日，万隆华族关怀团队(Masyarakat Tionghoa Peduli.Bdg)在万隆广肇会馆(Y Mutiara. Jl.Situ.Aksan Bandung)再次举办献血活动，支持万隆红十字会迎接国际献血日，援助需要新血的民众。 这是华族关怀团队第4次第4站的献血活动，由团队成员社团万隆广肇会馆和闽南会馆主办活动。 由广肇会馆青壮组主任梁秉江(Freddy) 和闽南会馆青壮组负责人陈凯斌(Sugiharto G.)为筹委正副主任。 在严格执行卫生守则的条件下，万隆华族关怀团队主席李振健与其他华社团员代表亲临现场支持活动。 地区长官视察献血活动的有镇长Suparjo Camat Babakan Ciparay.警分区警长Kompol…

和平日报， 2021年7月16日，香港影坛有“拳有陈惠敏，腿有李小龙”的说法，陈惠敏是货真价实的功夫明星，曾经只用35秒就击倒日报拳王森崎刚。他嘲讽成龙是耍杂技的，承认实战中就只怕李小龙。 今年76岁的陈慧敏出生在香港新界荃湾，父亲是一名海员，母亲是家庭主妇。陈惠敏从小就喜欢习武，学过南拳中的“谭家三展拳”和西洋拳击。 17岁时，陈惠敏曾加入过黑帮，后来又当过警察，开过酒吧。对陈惠敏来说，跟人打架是家常便饭，而且他还喜欢打擂台。 1972年，陈惠敏代表香港参加东南亚拳赛赢得冠军。 1983年，39岁的陈惠敏参加“世界精英搏击大赛”，仅用35秒便击倒日日本拳王森崎刚。森崎刚的师兄洛崎藤丸不服气，第二年邀请陈惠敏到日本打拳，结果陈惠敏3个回合就把洛崎藤丸击倒。 70年代，功夫影片在香港兴起，陈慧敏步入影坛。他由好友“小麒麟”陈玄宗牵线，与李小龙相识。两人初次见面就一见如故，聊了很多关于自由搏击的话题，相谈甚欢。 李小龙十分欣赏陈惠敏，曾公开称赞陈惠敏是香港“最能打的演员”。 陈惠敏身高1.76米，身手灵巧，拳快如风，他年轻时一个直拳可打出270磅（约122公斤）的力道。陈慧敏为人直率，曾有记者问他，你在最年轻最能打的情况下，能打过李小龙吗？ 他听后沉思了15秒，说：“打不过。” 陈惠敏讲述了一件往事，有一年，他和朋友小麒麟去李小龙家里玩，大家见面后说了很多武术拳击的东西。当时小麒麟顶着沙袋，李小龙退三步，疾步过去踢那个沙包，小麒麟被李小龙踢飞了出去。 陈惠敏感叹地说，以前只有拍电影才能看到这些东西，而李小龙真正可以做到！ 他还说：“李小龙很快，很有力。我们后来还扳手劲。我的手劲是出名的，但是还不够李小龙有劲，李小龙就一下我就败了。” 陈惠敏一直很反感那些为了拔高自己，对李小龙功夫下结论的那些所谓武打明星。他一直认为：功夫巨星只有一个，叫李小龙！ 香港艺人成龙曾经在接受媒体专访时，暗示自己武功比李小龙功夫强，说“李小龙被过度神话了”。但陈惠敏公开嘲讽成龙只是耍杂技的。 对于李小龙是否有真功夫，香港另一位知名的武打明星洪金宝曾透露过，年轻时他曾与李小龙在片场较量，没想到还没来得及眨眼，李小龙的腿就到他脸上了，令洪金宝佩服不已。…

和平日报， 2021年7月18日，朱耀光的相册里，几乎没有一张与工作有关的照片。老伴在一旁打趣说:“他长年累月都在海上，哪有机会拍照啊！”朱耀光闻言笑而不语，小麦色的皮肤仿佛诉说着那段令人难忘的海上经历。 1935年12月朱耀光出生在印尼雅加达。1958年回国并考上厦门大学生物系。1962年毕业后分配在福建省水产研究所工作。数十年来一直从事海洋渔业资源的调查研究，熟悉福建海区的主要渔业资源，主持和参加过许多科研项目。 上世纪50年代，一大批华侨怀着满腔热血，毅然回国投身祖国建设，在平凡的岗位上无私奉献，朱耀光就是其中之一。热爱海洋科研事业的他，与大海结下不解之缘，完成了一项又一项科研任务，硕果累累。由于工作成绩突出，他多次获得国家、省、市的褒奖与肯定。“作为归国华侨，我希望能尽自己的全力报效祖国。”朱耀光说，祖国繁荣富强是他今生最大的愿望。 出一趟海掉几斤肉 他坚持完成任务 “希望祖国强大，是每一名当时被称为海外孤儿的华侨华人的唯一心愿。”1958年，朱耀光从印尼回国，打算努力学习，报效祖国。同年，他考进了厦门大学生物系海洋生物专业，毕业后被分配到福建省水产研究所，从事海洋渔业资源的调查研究。 省水产研究所是一个生产性科研单位，渔业生产中遇到的难题，往往就是他们的研究课题。“一片辽阔的海域就是大实验室，为了取得第一手资料，出海成了家常便饭。”在三十多年的渔业资源调查研究生涯中，朱耀光频繁出海，北起福鼎，南至诏安的福建海区，还有浙江嵊山、广东汕头的渔场都留下了他的身影。 海上生活并不像人们想象中那样浪漫，船越往外走，风浪越大，即使是经过锻炼后适应了海上生活的人，间隔两三个月再上船，也难免会晕船。当时调查船出海要冒很大风险，所以他们常与渔民打成一片，随小渔船出海。“离岸越远，风浪越大，摇晃得厉害，舱内空间小，腥味重，导致晕船呕吐，严重时黄疸水都吐出来了。”回想起那段日子，朱耀光老伴陈杏芳心疼地说，尽管满舱都是海鲜，朱耀光却没有胃口品尝，只能吞几口地瓜稀饭，一个船程下来，总会掉几斤肉。 海上调查完全不同于陆地，船一到预定站点，不管是风急浪险，还是下着瓢泼大雨，科研人员都得坚守岗位。他们的工作非常紧张，像是采集水样和浮游生物、分类和鉴定渔获物，有时还要进行生物学测定等，经常需要不间断地操作。朱耀光总是强忍着身体的不适，硬撑着完成任务。“出海一趟要花费国家很多经费，能多跑一些站点，多搜集一些资料和数据，就能更准确地进行科学分析，掌握客观规律，有所发现，有所突破，为国家多做一点贡献。” 完成海虾资源调查 实现有效捕捞 众所周知，福建是一个海洋渔业生产大省，海洋捕捞业历史悠久，渔获物品种多，产量高。然而许多人未必了解，1985年以前，由于对虾类资源情况不明，缺乏专门的捕捞工具，福建的海捕虾产量极低，年平均产量仅为0.5万吨左右。海虾捕捞的严重滞后，引起了省水产厅的高度重视，更牵动着水产科研人员的心。为此，省水产厅下达1983年《福建海区虾类资源探捕调查及捕捞技术研究》课题，时任省水产研究所资源室主任的朱耀光，因其在海洋资源调查方面的丰富经验，被委以重任，担任该项目第一负责人。 制定方案、出海调查……朱耀光及其团队历经两年时间，基本查明了我省海区虾类的种类组成，分布洄游、渔场渔期和资源变动状况，研制出了适合本省渔场的渔具渔法，从而有效地进行捕捞，使资源得到了合理的开发利用，海捕虾产量逐年上升，至1997年达到6万多吨，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益。该课题还获得1984年至1985年福建省科学进步一等奖。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我国海洋科研再上新台阶，朱耀光也迎来了事业黄金期，科研方面硕果累累，仅1979年至1993年，就获得国家级、省部级等各类奖项15项。 一颗赤子心，拳拳爱国心。退居二线后，朱耀光报效祖国的热忱丝毫未减。他利用归侨联系广泛的优势，积极开展海外联谊工作；他发挥水产方面的专长，积极参加科技扶贫和技术咨询活动；他还是市侨联参政议政小组的负责人，关注侨界热点、反映侨界呼声，多次被评为侨界先进工作者。 （雨林编辑，…

2021年7月12日，IPEKA 基督教学校与印尼华人教会协会(PGTI)和基督耶稣教会(GKY)合作，在雅加达北部的珊瑚新村 IPEKA PLUIT) 基督教学校举办新冠疫情疫苗接种中心。并于 7 月 12日至 14 日进行疫苗接种活动，以支持政府的计划，即加速向社区民众提供新冠疫情疫苗，以在社区中建立群体免疫。该活动与Graha Kedoya医院合作，并由 PGTI 协调的几名志愿医生协助。 IPEKA 基督教学校运营主管 翰多佐（Handojo）表示，在IPEKA…

和平日报， 2021年7月19日，印尼華社楷模、瑪中傑出校友、瑪中大學的創辦者黃啟鑄先生不幸于2021年7月8日與世長辭，享年89歲。 黃啟鑄，祖籍金門縣前水頭村，1932年9月23日出生於印尼加里曼丹一個小商家庭，為金僑第二代；為印尼泗水金門互助基金會永久名譽主席，黃啟鑄不僅在經營船務事業上成就非凡，在家鄉的地方建設以及困苦鄉親的生活協助方面也貢獻一已所能、無私付出，值得推重！他在印尼艱難地念完小學課程後，轉入瑪中就讀；在高中階段，因經濟拮据，不得不輟學謀生；黃啟鑄從自身成長的感受，意識到華人在海外謀生、求學辛酸坎坷，於是在少年時期就向周圍友人提出「同舟共濟，自強圖存」人生理念；在事業有成時，就宣導興辦教育，提出「教育是振興民族的根本」社會理念。 僑領黃啟鑄，對華人教育工作相當熱心，除捐資興學之外，燕京華僑大學還設有「啟鑄敦品勵學獎學金」，鼓勵學子努力向學；另受到印尼「排華」運動影響，過去的30多年來，印尼一直禁止華語學校招生，也禁講華語、禁止華人集會結社，華人在當地無法循序學習母語，只能利用課餘進修補習華語能力，正因為印尼政府對華人的嚴管、嚴控，金門同鄉組織只能以「互助基金會」型態存在，用以聯繫鄉親情誼。 80年代，在印尼華社被封殺的黑暗歲月裏，他出面創立「東爪金門公會」和「東爪江夏堂黃氏宗親會」凝聚鄉親，宏揚傳統宗族文化，開展不少活動；1998年後，隨著印尼改革開放的步伐，華社得到了復甦；黃啟鑄對重振華人文化事業，推動華文教學，更是「有求必應」地捐輸；他對造福桑梓，也是無比心誠，如資助大學建校和辦學的事蹟，在僑界、民辦教育界早已傳為佳話。 黃啟鑄主席可說是成功的海外金門鄉親典型人士之一，他曾於金門華僑之家創建時號召鄉僑踴躍捐獻，同時自己也捐獻新台幣10萬元，盡一己之力回饋社會；並常號召印尼泗水鄉親組團返金省親，對於金門鄉親赴海外的接待十分熱誠，且常幫助困苦鄉親改善生活、協助就業；而在家鄉的地方建設上也從不落人後，每次都能全力支持，深獲金水(水頭)鄉親敬佩。 金門縣楊鎮浯縣長深致哀悼之際，特別致電謹向黃啟鑄先生的夫人蔡恭溫女士暨家屬寶眷們表示沈痛悼念和誠摯慰問，務期節哀順變。 (雨林编辑， 来源：勁報/記者于郁金/金門報導，照片由金門縣政府提供)

和平日报， 2021年7月18日，第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福建省水产研究所副所长，厦门市侨联原副主席朱耀光同志因病于2020年3月28日逝世，享年84岁。 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原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全国政协办公厅发来唁电并敬献花圈，对朱耀光同志表示哀悼，对朱耀光同志家属表示慰问。发来唁电和敬献花圈还有原全国政协副主席陈宗兴和王钦敏。 朱耀光同志是我国渔业资源专家。 上世纪50年代，一大批华侨怀着满腔热血，毅然回国投身祖国建设，在平凡的岗位上无私奉献，朱耀光就是其中之一。热爱海洋科研事业的他，与大海结下不解之缘，完成了一项又一项科研任务，硕果累累。由于工作成绩突出，他多次获得国家、省、市的褒奖与肯定。朱耀光经常说，“作为归国华侨，我希望能尽自己的全力报效祖国。”祖国繁荣富强是他今生最大的愿望。 1935年12月朱耀光出生在印尼雅加达。1958年回国并考上厦门大学生物系。1962年毕业后分配在福建省水产研究所工作。数十年来一直从事海洋渔业资源的调查研究，熟悉福建海区的主要渔业资源，主持和参加过许多科研项目。 八十年代以来共有15项科研成果分别获得省、部、国家级奖励，其中，省级科研奖有：一等奖1个，二等奖2个，三等奖3个；部级科研奖有：二等奖2个，三等奖1个；国家科研奖有：一等奖1个，其他奖5个。1987年被评为“福建省有突出贡献科技工作者”1989年被评为“中青年有突出贡献专家”，1992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2年荣获首批福建省优秀专家称号，并于1997年继续得到确认。著有《福建海区虾类资源捕捞调查及捕捞技术研究》、《福建海区带鱼、大带鱼和中上层鱼类资源变动研究》、《福建省定置作业分布和渔获物组成调查》等论文，调查报告六十多篇以及译文数十篇。 朱耀光专注渔业资源调查研究，三十多年结出累累科研硕果，为福建海捕事业发展立下汗马功劳。 朱耀光同志历任第八届、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八、第九届厦门市政协常委，第十一、十二届厦门市侨联副主席，九三学社会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福建省优秀专家津贴。 他认为，和我的贡献相比，国家给我的荣誉太多了，这体现了党和政府对归侨、对科研人员的关心和重用。作为一位归国华侨，我见证了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变，也亲身感受到祖国的繁荣强大。 （王起鹍《图/文》写于2020年3月31日） （雨林编辑， 来源：厦门市归国华侨联合会）

和平日报， 2021年7月19日，陈秀兰有两个令她感到自豪的身份，一个是归侨中共党员，另一个是研究哺乳动物胚胎移植的专家。爱国与科研，是贯穿她人生历程的两条主线。 1951年，在印尼完成高中学业的陈秀兰跟随父亲回到祖国，当年9月考入燕京大学生物学系。1955年毕业时，陈秀兰来到中科院动物研究所遗传组(后合并入中科院遗传研究所)。从内蒙古荒漠的羊场，到国境边陲的草原，她的实验贯穿中国南北，攻破重重难关。她带领“203组”开创了我国哺乳动物胚胎移植研究的先河。 在印尼19年，在祖国70年，今年89岁的陈秀兰说，回国是她一生最正确的选择。今后，为祖国做科普，她还能继续再战。 以下是她的自述。 “沙漠上，首只胚胎移植羊诞生了” 1973年10月初，内蒙古鄂托克旗的三北羊场风沙滚滚，四下荒漠茫茫。我和研究组的同事从北京辗转来到这里，目的是寻找做胚胎移植实验的卡拉库尔羊。这种进口羊的羔皮品质优良，如果能实现本地育种饲养，会为当地牧民带来增收的希望。可惜它的自然繁育率很低，羔皮等产量跟不上，当地亟须需找到增加卡拉库尔羊数量的办法。 上世纪70年代初，国内的家畜胚胎移植研究还是一片空白，应用于畜牧业生产更是无从谈起。1973年，我被任命为中科院遗传所哺乳动物胚胎移植研究组组长，承担这一领域的科研攻关任务。当时，我刚看过京剧《智取威虎山》，其中代号“203”的剿匪英雄少剑波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于是，我把研究组也称为“203组”，寓意要像“打敌人”一样，攻下哺乳动物胚胎移植的研究高地。 现实远没有戏剧中那般顺利。大学时生物系教的内容有限，我们对胚胎学尤其是生殖系统知之甚少，一切只能从零开始。第一次解剖小鼠时，我们甚至找不到卵子。那时，我只能每天抱着外国文献研读，反复与同事切磋探索，学一点，做一点，慢慢在未知中拓荒。 我们研究家畜繁殖，研究所里却没有一只牛或羊。那就先用小型动物做好预备实验。我们先以家兔为实验对象，给白毛雌兔(供体)注射促性腺激素，实现超数排卵，经过交配，取出胚胎，移植给黑毛雌兔(受体)，最后成功让黑毛兔生出了白毛仔兔。 “练兵”顺利进行，下一步，就是到畜牧场上“实战”。1973年11月底，寒风凛凛的三北羊场上，工作人员赶回两只可供实验的羊。大家立刻忙碌起来，捆羊、剪毛、消毒、打麻药，麻利地进行着实验室里反复排演的动作。当时，夕阳西下，羊场里没有电灯，更没有手电筒，四周眼看着要落入一片黑暗，可我们还没来得及从供体羊输卵管冲出来的溶液里找到胚胎。我马上建议拿镜子固定在木杆上，把落日微弱的光反射到解剖镜上。就这样，凭借反射的光线，我们找到了胚胎，并移植给了受体羊。 功夫不负有心人。1974年，第一只胚胎移植的羊羔诞生了！“203组”的工作成功打响了我国家畜胚胎移植研究的第一枪。 “没有进口仪器，我们就自制仪器” 想要进一步提高实验的精度与深度，少不了各式各样的精密仪器。当时组里缺少经费，买不起进口仪器，许多实验遭遇瓶颈。 但“203组”是一个敢闯敢干的小组，全组人员协同作战。我作为组长，同时也是党员，一定要带头解决工作中的困难。没有仪器，但我们懂得原理，只要开动脑筋，不怕做不出来！ 在胚胎分割研究中，我们拿来酒精灯，把普通玻璃管烧红、拉细，制成毛细玻璃管，作为分割胚胎的“刀”；再把显微镜上的两个移动器组装在一起，上下左右移动，当作显微操作仪。利用这种简易的自制工具，我们顺利切割了奶牛胚胎，实现了人造的同卵双牛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