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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日报， 2021年7月13日，由日惹特区华社华商组成的2021春节疫情爱心包分发小组第三次分发大米与口罩给受疫情影响民众。“这次疫情影响了大部分民众的生活，我们华裔商人通过不同的华社组织组成的日惹特区2021春节救济筹委会为了减轻民众的负担，对受到疫情影响的民众发起救济行动。此活动从三月开始维持至今。”日惹特区大米口罩救济行动小组组长陈品龄女士在周日受访时如此说。 陈女士还说明在分发的过程中除了获得了当地的政府官员辅助外，当地的居民也踊跃帮忙有序的把这些大米与口罩送到有需要的家庭。 7月9日在Tambak 厂库的爱心包移交仪式上，日惹市、南山县与Sleman县的代表出席，而分发小组除了陈女士外，还有慈济日惹特区荣誉顾问容启荣先生、客属公会日惹特区分会代表李杜芳先生、印华百家姓协会日惹特区分会理事徐珍珍女士、曾金風先生等人。第三期的爱心包共有45吨大米与九万片口罩。 陈女士还强调本次分发目标是日惹特区的一个市四个县，都获得当地军区的军人辅助分发。分发行动也一再强调要按照防疫措施进行，做到有序不乱。而当地民众在接受爱心包时，无一不发自内心的感谢为这次行动出钱出力的人。 陈女士希望借着这样的爱心活动能激起社会民众对这种不分界线、不分宗教种族的慈善行动的爱戴支持，让我们能在疫情中体验“共患难，见真情”的一面。 （雨林编辑， 来源：国际日报/ 印华百家姓协会日惹特区分会供稿）

和平日报， 2021年7月12日，在庆祝国际献血日的慈善活动，万隆华族关怀团队(Masyarakat Tionghoa Peduli.Bandung)与万隆红十会(PMI Bandung)合作于7月8日上午在万隆贸易中心(BTC Bandung)的杜鹃花厅举办第3次第3站的献血活动。 这次的献血活动轮到华族关怀团队成员之一，西爪哇印华百家姓分会(PSMTI Jabar) 主办，原计划的活动场所，考虑到在空气流动的地方会更好，在遵守严格的卫生守则下，献血活动就在宽广的停车场进行。 这次的献血活动轮到华族关怀团队成员之一，西爪哇印华百家姓分会(PSMTI Jabar) 主办，原计划的活动场所，考虑到在空气流动的地方会更好，在遵守严格的卫生守则下，献血活动就在宽广的停车场进行。 登记献血者有120名，经过严格检查后，只有91名为合格献血者。在献血活动中，西爪哇印华百家姓协会也捐助口罩.各种维生素和袜子给如下镇区和警Kac.Cicendo.Kel.Pajajaran.Kel.Pamoyanan.Kel Sukaraja.Kel.PasirkalikiKel.Husein Sastranegara kel.Arjuna由各地区代表接受。…

和平日报， 2021年7月13日，陈联合，1944年1月出生于印尼，现任厦门市侨联荣誉主席。 我出生在印尼，父亲是当地侨领；回国后，我就读集美侨校、华侨大学；毕业后，先后作在华侨农场、华侨亚热带植物引种园、侨务部门工作……一生没离开“侨”字，心中更是永远记挂着“侨”。 父亲是爱国侨领 1944年，我出生在印尼巴厘岛。父亲陈清江是福建安溪人，那时，生活很苦，他就到厦门当童工。他说当时是在厦门靠近码头的水仙旅社里做杂役，这个旅社如今已没有了。1918年，父亲跟随亲戚前往印尼谋生。慢慢地，家中日渐殷实。 上世纪50年代，刘少奇、周恩来、宋庆龄、陈毅等中国国家领导人先后访问印尼巴厘岛，期间，我父亲参加接待，并安排自家车辆前往接送。 还记得，大概在我12岁时。连续几个晚上，父亲和母亲都把家中的几个保姆支走，也不让我们几个孩子靠近，关着厨房门亲自下厨。当时觉得特别奇怪，可父母二人口风特别紧。过了几天，父亲才告诉我们，原来，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的宋庆龄到访印尼巴厘岛，每天晚上，父母亲就亲自下厨为她准备中式的点心，因为国家领导人行程需保密，所以直到她回国，才告诉我们。父亲还拿出宋庆龄赠送的西湖龙井茶和一枚国徽纪念章。龙井茶被我们喝了，至今还能回忆起那香醇的味道。上世纪60年代，印尼出现排华、反华逆流，珍贵的徽章也随同所有财产被暴徒们洗劫一空。 华侨在印尼生活的环境变得越来越差，印尼当局甚至要抓我父亲，他及时与中国驻印尼大使馆联系，搭乘中国撤侨船回国。 在叶飞家中过年 我是念高中时就回来的。我们小时候，父亲就不停地给我们几个兄弟姐妹灌输要爱祖国、将来要回祖国学习发展的思想。所以，我的一个哥哥、两个姐姐都于1958年回国就读于集美中学。1960年9月，我当时的理想是希望到欧洲学医，将来当一名治病救人的医生，但最终还是跟着哥哥姐姐们的步伐离开父母、离开印尼的家，乘中国接侨船“大宝安”号回到祖国，就读于集美侨校高三(1)班。 在集美侨校，正值国家遭到3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出入没有车，家中也没有保姆照顾，生活水平可以说是一落千丈，还经常要长途跋涉到农村参加各种劳动。但既然选择了这条路，无论有什么困难，都应该坚持下去。幸而党和国家都特别重视我们这些离开亲人回国学习的侨生。福建省教育厅厅长王于畊每到过年时，还会从集美接我们几个侨生到她在福州的家中过年，待我们就如自己的孩子一般，我们都亲切地称她为“王妈妈”。王妈妈是叶飞上将的夫人，当时叶飞将军正在北京开会，我们未能见到将军而感到遗憾。 经过2年的适应和学习，1962年8月，我考上华侨大学，就读热带作物系热带作物专业。5年后，我大学毕业。 1968年8月，我随同华大学生赴漳州市浦南6680部队农场参加劳动锻炼；1970年3月到华安县革委会学习班工作；1973年8月调到福建省经济植物研究所担任技术员。 引种园见证爱国心 1959年3月，厦门市侨联主席颜西岳接受印尼归侨青年周才喜的倡议，决定创办华侨引种试验场，选址鼓浪屿博爱路的两亩菜地，拨款数千元，由周才喜等7人小组负责，市侨联副主席汪万新任第一任试验场场长。 厦门华侨热带作物试验场从此诞生了，经过两年努力，试验场硕果累累。1962年，试验场划归中国科学院华东亚热带植物研究所，对外挂牌“厦门华侨亚热带植物引种场”，规模发展到200亩地。当时，引种园可谓倾注了海外侨胞的无私爱国情。印尼华侨黄奕苗曾特地从马来西亚带了两包香蕉良种，乘飞机经香港转运到厦门华侨引种园。可就在印尼登机时，海关怀疑他偷运种苗，他双眼噙泪，哽咽难言：“母亲疾病缠身，急需此物作药……”。海关检查人员为其“孝心”感动，终于放行。黄奕苗先生说的“母亲”，就是祖国啊！像他们这样心系祖国的海外侨胞数不胜数。…

和平日报，2021年7月12日，7月10日（星期六)，泗水惠潮嘉会馆与泗水红十字会合作，并受到Harmonis Karaoke俱乐部积极支持，于上午8时至晚上8时，在泗水红十字会 Embong Ploso no.7-15处举行“献血活动”，以补充血浆库存的不足。 活动遵照卫生规则进行，如戴口罩、保持间隔距离。当日,采集到合格献血者血浆156袋，每位献血者获得礼包，包括：1公斤大米、1公斤白糖、1公升食用油、一罐炼乳和5包方便面，由泗水惠潮嘉会馆赞助。、 泗水红十字会名誉主席、献血活动推动者筹委张国胜表示，感谢赞助者及所有参与这次活动的义工志士，献血活动将于10月份继续举行。 （雨林编辑， 来源：国际日报 ）

和平日报， 2021年7月14日，转眼，我从印尼回国已经56年了，回首往昔岁月，我无怨无悔。 在国外读函授 我原籍福建南安，祖父是石匠。印象中祖母、叔伯，以及后来我父亲的坟墓都是祖父打石建造的。我父亲自幼是过继给祖父，14岁到印尼，战乱时靠肩挑小贩卖东西过生活，又身患哮喘。因家境贫寒，我的最小妹妹(父母的第六个孩子)出生不久就送人，至今下落不明。我10岁时，父亲因哮喘突发不治过世。家庭的重担全压在目不识丁的母亲身上。 我从小是半天上学，回家煮饭菜，和兄弟姐妹轮着帮母亲料理在大“巴刹”(市场)卖生活用品的生意，还要照顾弟妹，逢年过节为弟妹和自己缝制新衣。到初高中功课多时，利用照看铺子空闲时写作业。不过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很优秀，所以从初中起每年都申请到助学金。读高中时，看了新中国的小说、电影、画报，又看到学姐学兄一批又一批回国，内心向往不已，一首《海外孤儿有了娘》至今还能吟唱。可当时家里经济条件较差，在激烈思想斗争中，自己常偷偷哭起来。 只是，回国之时，正值祖父过世未葬，我却铁定回国，为能实现回国深造、报效祖国的理想坚定不移。 高中毕业后，我在母校教书一年，一边攒路费准备回国，一边读厦大海外函授。同时，积极参加侨社的活动，如公演歌剧《刘三姐》等。最后被“半保送”回国(即支付半票船费)。至今也不知道是谁付的另一半，校董、侨社还是大使馆？ 1964年8月5日，我乘光华轮回国，8月13日抵达广州黄埔港。 到军垦农场 虽然只身回国，我坚信靠自己的勤劳智慧和努力是不会挨饿受冻的。到了华侨补校，师长更是爱生如子，发给我助学金和冬衣暖被，使我安心学习，积极上进，不到半年加入共青团，高考前评为“三好学生”标兵。1966年印尼又一次大排华时，母亲带着我的兄弟姐妹举家回国。 1965年，我考上福建师范学院(现在的“福建师范大学”)，第二年遇上文革。 后来，被下到军垦农场——(福建省漳州市)长泰县5053部队农场。在军垦农场，我们接受的是纪律严明的高强度的学军学农锻炼：遵守生活作息则不用说，起床5分钟就得集合完毕，饭前诵读毛主席语录，半夜一听哨子吹，紧急集合；到田间急行军，很多近视眼大学生跌入坑洼，跌破眼镜、跌伤腿骨。农田劳动男生下齐腰深的烂泥田种稻、割稻；女生受点照顾，也得下到大腿深的烂泥田；扒田(耘田)是用手指的，不到休息时间(一小时休息5分钟)不准伸直挺腰杆，任蚊子叮咬、蚂蟥吸血，否则回宿舍要检查“斗私批修”；劳动之余，挑井水供饮用，提长嘴喷桶浇菜供食用。我从手不能提肩不能挑的归国侨生，到后来也会挑150斤的大粪。 熬了两年，1971年盼到了分配工作的消息，算是结束了那段刻骨铭心、触及灵魂的军垦农场生活。 在宁化山区 1971年我和爱人(师范学院同班同学)服从分配到(福建省三明市)宁化(县)工作。因担心气候不适应，工作条件艰苦，就忍痛把刚出生2个月的孩子留在(福建)厦门，由我母亲用牛奶喂养。 刚到宁化，所在学校离县城约一小时的车程，电力靠学校自己发电，我们住在昏暗的仓库“隔间”，两张板凳加几块木板就是床了。刚开始我们不懂买鸡鸭等补养身体，只靠食堂的萝卜、芥菜下饭，时间久了我刚生孩子不久的身体也因虚弱常拉肚子。农村学生更是艰苦，大多是从十几里外步行来回的住校寄宿生，吃的是干饭配辣椒、豆腐乳，在校食堂只寄蒸米饭。因为外语被摧残至重，我们都改行教语文、美术等。工作5年后才恢复英语课。恢复英语教学后，靠我们的努力，农村学校也在高考中出不少大学生。…

和平日报， 2021年7月14日，星期一7月12日卢圣会大师兄因感染病毒医治无效在三宝垄医院逝死，享年八十五岁，噩耗传来震惊了全国各地拳友们， 因为印尼太极拳界誰不知卢圣会? 为何卢圣会会有这么大的名望? 这要回顾三十六年前的往事 ，那时他还是不到五十岁，刚好四十九岁，第一次成立了郑子太极拳组，请来了新加坡陈政义师父，自从那时候起卢圣会就与太极拳结了一生之缘，在他 家里后屋第三层楼成了终身练武场地 ，不知已有多少位国内外太极拳师父和拳友们来过这里传授或练习太极拳 。 为弘扬太极拳，他有与众不同的远见思维，85能成立了太极拳组还不够，90年后陆续成立了中爪哇太极拳协会 ，再过两三年又成立了爪哇太极拳协会，又再过两三年成立了爪哇巴厘太极拳协会，最后在2007年于三宝垄成立了印尼太极拳协会。 为了增加印尼太极拳素质和水平 ，组织拳友们好多次去国外参加国际太极拳各种比赛，如新加坡，马来西亚 ，香港，台湾，中国等地。 当然卢圣会的同门兄弟们也始终在不断协助一臂之力，他们是: 黄惠祥，郭英忠…

和平日报， 2021年7月14日，7月10日，11日两天，万隆历史悠久的圣多，亚罗斯秀天主教学校(Sekolah. Santo Aloysius,.Bdg)校园内举办由学生会理事团(IA Top) 主持的为18岁以上的校友与民众疫苗接种活动。 这次疫苗接种活动是校方支持市府抗疫方针的实际行动，在遵守严格的卫生守则条件下，万隆副市长雅纳(Bpk.Yana Mulyana)与隨员亲临现场视察并发言感谢学校与校友会举办疫苗接种活动，支持市府抗疾的高尚行动，两天的活动希望达到指标的1000人获得疫苗接种第1针。 学生会(校友会)主席Paulus Prananta. 致词：”感谢校友会筹委团队，医护人员，赞助商，Santo Aloysius 学校与基金会领导，玛拉拿打医科学院(FK.U.Maranatha). RSIA Limijati医院，FKPPI Bdg.Satgas…

和平日报， 2021年7月16日，陈婵娘，女，印尼归侨，现年76岁，目前定居于香港。 我大概三四岁时跟着兄弟姐妹接触羽毛球，到如今仍在香港参加业余老年人羽毛球队、教教青少年羽毛球，这辈子算是和羽毛球谈了漫长的恋爱。 回国进入福建省羽毛球队 1938年，我出生在印尼展玉 （ Cianjur）那时家在市场附近，每到傍晚菜市场收摊后，整条街市变得很空旷。一群孩子就在那儿跑啊、玩啊，才三四岁的我也跟着踢足球、打篮球。 在印尼，很多华人会自发组织球队，尤其是羽毛球队。我平时上完课，家事不多，就参加球队玩。白天打篮球，晚上打羽毛球。不知不觉中，也打出了一点小成绩，还代表首都城市参加全国比赛。高中毕业后，当地华人很难有机会读大学，家中条件也不允许继续读。而按老家福建的传统，女孩到十六七岁就应该出嫁，本来连高中都没机会读，如果继续留下来，就等着出嫁了。我当然不想那么早出嫁，刚好有机会申请回国，我就回到了祖国。 大约是1959年，正好有一位爱国华侨介绍，我直接从海外进了福建省的羽毛球队。当时，中国知名的羽毛球运动员基本都是印尼等海外回国的华侨，70年代后才比较多是本国培养的，但也是60年代回国的华侨培养的。 到学校办训练班 刚到福州时，运动员的生活条件还是不错的，每天伙食费1元钱，有鱼有肉，生病了还有牛奶。我当时贫血，只要把医院开的证明给教练看，就可以申请喝牛奶。 1965年，我从省队申请回到厦门，正好厦门市体委成立一个体校，市里点名让我到体校里的教练班负责培训羽毛球。我到了一看，真是吓了一跳，什么都没有啊。我问活动场地在哪里？领导让我去集美中学，那儿有羽毛球队，有华侨，还有场地。我去了才知道，所谓的场地就是学生食堂。而队员中，最小的已经11岁。我觉得太大，希望训练大概六七岁的孩子，就提出要去小学。领导同意了。我到集美小学，校内有礼堂，挺适合训练。大概一年时间，我有时帮学校体育老师代课，开设训练班。 刚开始，体委负责提供球拍和球，但有的学生连球鞋也没有。其中有个叫陈明生的学生赤脚打球，打到出血。我问他痛不痛，他笑笑说不痛不痛。几个月的训练后，他打得真不错，只是年龄偏大，后来去参军。每次从部队回来，都来找我，还哭着说很遗憾不能继续参加我的培训班，谢谢我当年对他还不错。据说退伍后分配到厦门海关，真希望能再见见他。 培养了好苗子 大约一年后，市里让我回厦门培训羽毛球运动员。但岛内没有场地。羽毛球训练对场地要求还是比较高的，一是要在室内，可以不受风雨影响，天天练习；另一个是地面不能太硬，否则对运动员膝盖损伤很大。怎么办？我想办法找到厦门工程机械厂，厂里有个食堂，下午空着。我曾经训练过机械厂一个职工的孩子，这位职工帮忙联络，答应下午2点至5点借给我们训练。场地找好，我又从全市各学校挑了20多人组成训练队。 每星期四下午2点，我们一到训练场，就先把食堂的饭桌一张张挪开，挂上球网。食堂前方还有个舞台，虽然不大，无法对打，但学员们可以练动作。还有一群最小的孩子，大概五六岁，虽然没机会上场，但让他们排排站在凳子上，专门看哥哥姐姐们打，两三个小时，就随着飞来飞去的羽球活动头和眼睛。然后哥哥姐姐们打完，如果还有时间，也让他们拿球拍和球去玩，挥挥拍、发发球。…

和平日报， 2021年7月16日， 余城垣，1922年生于南安市诗山镇前山村，旅居印尼。先后捐资1000多万元，兴建家乡医院、堤坝、路桥、祖宇、敬老院，创办南安第一所中等职业学校——南安成人教育中心，为诗山中学建设实验大楼、电教中心及教师宿舍，与黄正泉合建诗华楼、诗侨楼。福建省政府于2004年5月11日授予余城垣“福建省捐赠公益事业突出贡献奖”金质奖章、奖匾和荣誉证书，并立碑表彰。 捐资建学校、建祖宇、修堤坝、建桥铺路、建医院，捐资儿童福利基金、敬老院……对自己，勤俭节约，不愿浪费；对家乡的投入，却是千金不吝、有求必应。在诗山镇，处处可见爱国侨亲余城垣热心公益、慷慨捐资留下的痕迹。 勤俭朴素爱护乡邻 熟识的人对余城垣的俭朴都印象深刻。有一年，余城垣返乡，一位细心的晚辈注意到他穿的一条深色布裤竟打着补丁，开口相询，余城垣笑容可掬，轻描淡写地说：“还能穿，丢了可惜！” 据余城垣身边的人透露，这补丁还是余城垣请精于针线活的邻居老大娘缝补的。余城垣难得返乡一次，晚辈们特地买了一些山珍海味和珍果鲜蔬招待他，余城垣看到后，面带笑容，婉言相劝：“都是自己人，不用特意准备，只要能吃的就可以了。” 黄国明要称呼余城垣为老姑丈。每次余城垣回到诗山，都会到他家里坐坐，带着他一起走亲访友。在黄国明印象中，余城垣是一位非常简朴的老人。吃饭时，总会指着盘里的菜肴，询问“菜一斤多少钱？肉贵不贵”。到饭馆吃饭，他都会反复叮嘱要将盘里的食物分食完毕。“赚钱不容易，我们不能浪费。” 在印尼，余城垣每天上班都是把家里准备好的饭盒带到公司，午饭时稍微热下，就着白开水，一顿饭就打发了，天天如此。余氏家族勤俭持家的家教，使他从小养成不计较吃穿，珍惜财物的习惯。 在亲友眼中，余城垣先生是一位和蔼可亲的老人家，没有架子，日常生活从来没有特别的要求。 少年时的余城垣早早地帮父母分担家务，放牛、砍材、割草，辛苦的劳动中，养成了他坚强的意志以及对贫困人的同情心。每次回乡，看到生活困顿的乡邻，余城垣总会拿点钱补贴他们，300元、500元在当时都是不小的数目。余城垣的行为也让大家深受感动。 2013年，听闻余城垣老姑丈身体日渐不佳，黄国明很担心，第一次坐飞机到印尼探望他。彼时，老人已92岁，因小脑萎缩，渐渐忘记很多人、事。但家乡一直在他心中，在黄国明短暂停留期间，余城垣多次跟他提起家乡，“家乡现在发展怎么样了？诗山中学、南侨医院都还好吗”。听到黄国明一一诉说家乡的亲人近况、他挂心的学校医院情况，老人家很高兴地笑了。 闲聊时，余城垣感慨良多，16岁时与父亲远渡南洋，凭借聪明才智和吃苦耐劳，在印尼开拓了一片属于自己的事业。因眷念家乡的一土一木，他多次往返于印尼与诗山，如今身体已不允许他来回奔波，老人心中无限忧伤，他告诉黄国明，“我很想再回家乡，但再也没有机会回去了，这是我的遗憾”。 2018年，余城垣逝于印尼。 三解学校发展燃眉之急 峥嵘岁月里，“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事业成功之后，与“身怀巨富在天涯，不忘养育桑梓地”的老一辈华侨一样，余城垣对故土也有叶对根般的情意。对家乡故里公益事业的支持上，余城垣最看重的是教育。 诗山中心校园佳木葱茏，花圃绿地随处可见，各式建筑物错落有致，行走其间，移步换景，美不胜收。尤其校园西区，自南而北楼房成列，鳞次栉比：仙都楼前，“印侨”“贤奕”二楼靠背而起，行政办公设施齐全；诗侨楼东西横亘，宏伟大方，其前，综合楼巍然而立，图书充库，书香阵阵；如田楼曾为实验大楼，气势恢宏，与诗侨楼遥相呼应，是标志性建筑物之一；“侨友园”为三楼环抱于内，绿草如茵，灌木合围，小乔蓊郁，掩映石台，碑匾并立，辉耀千古；如田楼西侧沿水泥台阶拾级而上，雅侨、雅辉、子媛三座教师宿舍楼拔地而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