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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日报， 12月5日，归侨是指回国定居的华侨，和华侨华人一样是中国独特的宝贵资源。新中国成立后，较早的归侨可追溯到20世纪50-60年代。当时，归国人数最多的是东南亚华侨。其中，又以从印度尼西亚归来的居多，约有13.6万人。回国后，他们在不同于侨居国的社会环境中开启与其他群体的互动，并逐渐在中国社会语境中完成“归侨”这一身份“边界”的建构。 “边界”是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经典议题之一。人类学家巴特认为“边界”是人们在社会互动过程中被“制造”出来的。他既强调个体在结构中的能动性，又关注互动过程中社会的独特性。迁移正是一个典型的不断遭遇“他者”并与之频繁互动的过程，身份的“边界”也会随之在不同的社会情境中切换。 改革开放后，不少归侨因为探亲访友等都有往返东南亚的经历，他们会不断遭遇自我与他者的辨别和分类，并在更为繁杂的情景中重塑自身的认同。本文以对印尼归侨群体的调查资料为基础，视归侨为贯穿“过去”与“当下”的社会行动者，将归侨的身份放入不同的时空维度比较，引入“边界”作为理论分析视角，在历史脉络中分析归侨群体身份“边界”的形成、流变和意义。 一、在侨居国：以“祖籍国”为核心的身份“边界”建构 本文所关注的印尼归侨，其祖辈、父辈于清朝末年至20世纪20、30年代由广东、福建等沿海一带到东南亚国家“讨生活”，辗转在印尼定居。他们对印尼生活的表述中提及最多的是作为中国人的身份，充满了对“国家（祖籍国）的想象”。 （一）家庭、社群：“边界”的生成 一般而言，个体初期的语言、生活习惯、认知能力是在家庭中产生的。“我群意识”的萌芽也不例外。虽然归侨在印尼生活的经历各不相同，但都强调来自家庭持续不断的影响力，表现在语言、教育、习俗、婚姻等方面。这种影响力对于“我群意识”和认同经验的生成有着重要的形塑作用。反之，“我群意识”的形成在个体的生活事件和人际互动中树立了边界，从而在个体社会化的过程中得以确立。 （二）外部塑造：“边界”的强化 作为个体，不可避免在国家的框架下活动。国家的相关政策和权力指向一定程度上造就或强化了个体对于群体意识的认知与选择。由于印尼政府以前长期排斥华人参政、参军，并划下了有形无形的苛刻边界。所以，在印尼从商的华侨占大多数。当然，殖民历史对印尼华侨身份“边界”的强化作用不可忽视。这一时期，华侨在侨居国的排斥与包含中形成了明晰的群体边界，产生了对祖籍国强烈的认同。此外，还有大众媒体（包括杂志、广播）等因素的影响。 二、改革开放后印尼归侨身份“边界”的重构 在印尼，特定时空下华侨与当地人互动所生成的“边界”更多是建立在中国人身份及对祖籍国想象的基础上。回国后，由于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国内侨务政策的调整，归侨与海外的联系经历了曲折。改革开放后，随着侨务政策的落实，华侨、归侨、侨眷的权利得到尊重和保护，中国公民出国渠道拓宽，手续简便、制度完善。不少归侨重返印尼探亲访友，他们与不同群体的互动更为频繁。在不断遭遇他者的过程中，印尼归侨在自我和他者的“意会”中给自己贴上了“印尼”标签。标签背后唤起的是对过去生活的记忆与怀想，是对曾经“家”的亲密关系的重构。 （一） 语言、饮食和舞蹈：公共空间“边界”的重构 公共空间中，饮食和舞蹈是展现身份“边界”最醒目和重要的渠道。从归侨的视角观之，如果说舞蹈作为感官上的刺激是对印尼归侨身份“边界”的呈现，那么饮食则是兼具视觉、味觉、触觉的多重元素唤起了归侨儿时、青少年期在印尼生活的记忆。就过去而言，这份记忆是对曾经家庭生活的想象；就当下而言，语言、舞蹈和饮食是对归侨身份的表征和认同，以此说明自己身份的正当性及同其他群体的区别。 （二）…

和平日报，第八届“中国侨界贡献奖”1日在京颁奖，125名来自各行各业的杰出侨界人士获奖，他们中最年长的79岁，最年轻的32岁。记者跟“老中青”三代三位获奖者聊了聊——79岁写下“请战书”、设计北京“最高楼”、归国创业搞AI医疗，这届获奖者真的棒棒哒！ 【人物简介】黄锡璆，印度尼西亚归侨。长期从事医疗建筑规划设计及研究，推动了我国医院建筑规划设计的快速发展。第八届“中国侨界贡献奖”一等奖获得者。 79岁的黄锡璆是获奖者中最年长的。 他曾两次选择回国，一次历经5天5夜，一次已是年近半百。 1957年，16岁的他带着一腔参加祖国建设的热情，从印尼乘船，历经5天5夜回到中国。 “到了学校才发现，因为宿舍不够用，学生们只能住在教室里，澡堂是用草棚围起来的。但我们就是准备吃苦，学习本领，回来建设祖国的。” 1984年，黄锡璆考取国家公派留学资格，远赴比利时学习医疗建筑专业。拿到博士学位后，他再次选择回国。 “国家用相当于几个农民好几年的收入去资助一个留学生，很不容易。我认为学到知识，回来为国家服务，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 2003年，“非典”暴发，刚动过视网膜手术、在家休息的黄锡璆接到参与设计小汤山医院的紧急任务，夜里10点赶到单位讨论方案。设计和施工团队顶着巨大的责任与压力，奋战7天7夜后，小汤山医院建成。 今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年近80岁的黄锡璆又坐不住了。本打算“写写总结，陪陪老伴”的他急忙写下一封“请战书”，表示“随时准备参加抗击工程”，并将自己当年建设小汤山医院的得失经验，第一时间告诉武汉火神山医院的设计团队。 如今，这封手写的“请战书”，被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收藏。 （雨林编辑，来源：中新社）

和平日报， 12月6日，印尼被誉为是一个富含香料的国家, 而印尼群岛丰富的烹饪风味已走向全球。说到美食，不得不提国内美食家黄维中（William Wongso）。 黄维中在1947年4月12日出生于印尼的玛琅市，他是国内著名的烹饪家、美食家，精通欧洲和亚洲美食艺术。 最初，黄维中梦想着能像父亲一样从事电影和摄影事业，但后来他因经常看父亲烹饪，引发了他对美食的兴趣。 值得一提的是，黄维中对于美食的知识和烹饪技巧，并不是通过正规教育获得的，而是从与路边摊主交谈、并从餐厅或星级酒店中的食物中学到的。他表示，要真正地掌握某种菜肴的烹饪技巧，必须要前往美食的起源地并与专家互动。 在黄维中的职业生涯中，他获得了多项国内外的奖项。不过，黄维中却希望政府能开一家专门教授印尼群岛美食的烹饪学校。黄维中表示，我们国家的美食仍然还有很多值得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作为一个在美食界获得非凡成就的人，黄维中希望印尼的年轻人，能继续有出色的表现，并为印尼做贡献。 对于印尼美食界的明星黄维中，他的烹饪技巧对美食界产生的深远影响，对社会各界都非常有启发。黄维中也表示他将继续努力，向全世界推广印尼群岛美食。（雨林编辑，来源：美都新闻电台）

和平日报， 12月8日，曾进财，男，印尼归侨，现年61岁，退休前任职于福建漳州常山华侨农场。 　　漳州常山华侨农场是福建省第一个华侨农场，当初建场时，只有147个归难侨，多年之后，昔日荒凉的土地，变成了良田果园，变成了美丽家园…… 常怀感恩之心 常山是归侨的大家庭，在这里有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缅甸、越南等13国家的归侨好几万人。 虽说都是中国人，但因为受到不同侨居国文化的影响，所以生活习惯、语言习俗、服装服饰迥然不同，这些众多的不同融合在一起，让常山变得丰富多彩、千姿百态。 当初的农场，毕竟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地方，各种条件不如城市，况且归侨回国前，几乎没有人从事过耕田种地的农活，到了农场后都会遇到种种的困难和不适应。 现实让很多人审视和思考，其中不乏人心生悔意。但多数人都认识到，当初是在“排华”的情况下回国，而在中国还面临严重的经济困难的情况下，祖国政府敞开大门，接纳所有愿意回国的同胞，并且在全国人民节衣缩食的情况下，筹集资金安置归侨，让回国的亲人有房住，有饭吃，而不是像有的国家那样让侨民住在“难民营”。 作为漂泊海外的华侨，经过这次变迁，大家从心里都感激中国政府，更是把常山当做了自己的家，用自己的双手，辛勤的汗水建设自己的家园。 生活尽管艰苦但我们仍觉满意 那时，我们家刚来常山时，就只有一间不到30平方米的房间，全家8口人挤在一起，比起当时在印尼时的住房，这里的条件差了很多，但父母能体谅到当时国家的困难，在几千人一下涌到常山的情况下，每家人都能有房住，这已经很不容易了。 在这之后，我们都知道，国家对归侨有着特殊照顾，在别人勒紧裤带过日子的时候，我们都有充足的粮食供应，并且我们每个小孩还能领到生活补助费，虽然当时每人才不到10元，但在那个年代，这些钱就够生活了。除了有住房、生活补助外，我们的学费和医疗费也都是国家提供，这对于多子女的家庭来讲，无疑减轻了很多的负担。 回国前，父亲在为别人打工，母亲在自己家门前开日杂小店，印尼排华时，母亲的小店面临关闭，父亲的工作有可能丢掉，当时，家里考虑最多的是，往后的日子怎么过？孩子没有书读怎么办？ 事实表明，父母担心的问题，回国后都基本解决，尤其看到我们在家门口就能上学读书，这是父母感到最满意的一件事情。 记得在印尼时，我们的家境不是非常好，但由于小镇里没有华文学校，家里就不惜“重金”，让我们每天乘火车到县里读书。可见，中国家庭不管是富是穷，但对子女读书的事，都有共同的认识。 梦圆常山…

和平日报， 12月8日，万隆市中心圣保罗斯天主教会(Gereja St.Paulus,jl.Moh.Toha Bandung) 于11月28日上午10时在教堂里举行遵守卫生守则的天主教儿童必修教育课结业仪式。 结业仪式的名称是颁发第一次参加圣餐弥撒仪式结业状(Pemberian Setifikat Komuni Pertama di Gereja St Paulus Bandung) 分每班7名学生的参加结业典礼的共有75名学生，各学生由家长陪同见证仪式。每班学生有两位辅导隨同，其中Gabriel班的7名学生是Mikael,Kerubim’Serafim Gabriel,Rafael,Barachiel,Arthur.Pembina…

和平日报， 12月8日，2020年12月2日星期三晚上占碑省社区体育委员会（KORMI Jambi）2019-2024年就职典礼在省长办公大厅举行。占碑省长由国家社区体育委员会KORMI 秘书长Djaenal A Sim Continak先生主持。占碑省 KORMI 主席埃迪·普尔万托（Edi Purwanto）也是占碑省地方议员 DPRD的主席，他在开幕词中说，就职典礼是他们最初很少见的委员会，因此在不久的将来，他们将立即举行一次 地方工作会议 （ Rakerda）。 印尼全国龙狮总会占碑省分会将支持新任命的占碑省社区体育委员会 （KORMI…

和平日报， 12月9日，蒙眼敲锣、爬抹油的树抢奖品、足球比赛……眼前这几张老照片，呈现出双第华侨农场文化娱乐活动的蓬勃兴旺。日前，双第农场正着手修葺双第侨史馆，工作人员收集了不少记录双第农场变迁的老照片。 　　双第华侨农场的青少年有着喜爱文艺体育活动的传统，自华侨农场成立后，在归侨们的带动下，文化娱乐活动更是得到蓬勃发展，每个生产大队都成立了文艺小分队，利用农闲、业余时间自演自乐，其乐无穷，每逢重大节日都举办文艺汇演。 　　“每至游园时，双第农场总是热闹非凡，但其中最热闹的活动就要数蒙眼敲锣和徒手爬抹油的树抢奖品了。人们手里握着一把小棒槌，蒙上眼，在原地转五圈，接着走到距离自己5米的地方敲响锣或鼓，敲到了便是获胜。之所以说它‘热闹’是因为绝大多数人在转完圈之后，走路都已颠来倒去，失去平衡，活脱脱像个喝醉的人，惹得观众嬉笑不已。而参加徒手爬抹油的树抢奖品的活动也非常有趣，每个人神情坚定，眼睛直视树上的奖品，手脚并用地爬上树，可是无奈树上抹了油，每个人求而不得，好不容易向上爬了一点，又滑落下来，但是却越挫越勇，直至体力耗尽才罢休。”双第农场印尼华侨陈大妈忆起往昔的日子，脸上满是笑容。 　　当时农场党政两委大力扶持华侨农场文体活动。1963年，农场成立流动电影队，深入各生产大队，甚至附近农民村子进行演出。1970年，各个管理区设立了群众性的阅览室，可供阅读的书报达200余种，在丰富场员群众的业余文化生活中发挥了一定的社会作用。1981年，兴建位于全场中心地带、毗邻公路旁的能容纳1320人的双第华侨农场电影院(面积2150平方米)，它既是电影院也是农场的礼堂，院内设有藏书近万册的图书馆，成为农场的文体活动中心。 “舞蹈是农场群众所喜爱的一种表演艺术，农场的印尼舞蹈等东南亚舞蹈以及印尼乐队在漳州地区享有一定声誉，曾多次组织到外地参加演出，受到了广大观众的一致好评，既加强了双第与外界的交流，又提高了双第的知名度。”双第华侨农场党委书记庄立新介绍说。那个时候小学还把舞蹈纳入教学中，农场也经常组织一些文体活动，比如歌唱表演、弹唱表演等。 　　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是双第华侨农场足球活动的鼎盛时期，每年的五一劳动节、国庆节或新年元旦，农场都举办羽毛球、足球、篮球等球赛。 “1979年农场的小学生足球队还获得龙溪地区第一名，福建省赛第三名的好成绩。”庄立新说。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为了适应新形势的发展，农场的体育活动仍坚持下去，但在比赛的人数、赛制、组队方式等方面进行改革，举办方式也由过去农场一家独办变为农场与社会力量联办等形式。 （雨林编辑，来源：人民日报）

和平日报， 12月9日，万隆华族关怀团队(MTP=Masyarakat Tionghoa Peduli Bdg.)进入今年12月分，继续’伸出爱心之手，再次援助需要帮助的民众。 12月5日，星期六在万隆客属联谊会会所移交204瓶维生素和500支非医用口罩给万隆地区镇代表(Kac.Bojongloa Kidul)带回镇所分发给当地民众防疫情传播。 .12月8日星期二上午，万隆华族关怀团队象征式移交100份日用必需品爱心礼包给万隆妇女协会(Persatuan Darma Wanita kota Bandung)代表，移交仪式在万隆渤良安福利基金会会所地区。 12月8日上午，在万隆渤良安福利基金会会所场地，万隆华族关怀团队理事余毅琪移交日用品爱心礼包给万隆妇女协会(Persatuan Dharma Wanita Kota…

和平日报， 12月10日，古钦达，男，印尼归侨，现年66岁，退休前任职于福州华塑二厂。 也许很多人都有这种感觉，越是年岁大，就越觉得时间过得快。 转眼间，还没有做好当“老人”的准备，我就成了年过60的人。仿佛一切都在时空里烟消云散，只有记忆中那些林林总总，能将经历过的时空划出刻度…… 印尼的巨港市，我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模样，因为离开后就再没有回去；以前是什么样，也因为太久了，记忆变得模糊，而且越来越遥远。 57年前1960年的11月，600多名归侨，从印尼的巨港出发，经过了7天7夜的海上颠簸，到达了中国广州的黄埔港，之后辗转来到了福建省福州市的北郊落户。我就是其中的一个，当时我不过是一个9岁的孩子，是我第一次飘洋过海出远门。 命运让原本陌生的人走到了一起，虽然大家都是从印尼巨港登上了轮船，但是从苏门答腊各地汇聚而来，之前彼此都不相识，但几千公里的海上旅程，几百公里的陆上行程，以及半个多世纪的相邻相伴，让彼此息息相关，有着一种胜似亲人的感觉。 归侨在一起，总爱聊起过去的事。也许我经历比别人少，所以多是听别人说起过去的事，偶尔也会触发联想，泛起沉淀的记忆。 朦胧中，看见了自己的学校、自己的家，还有城市的大街、海边的港口。而渐渐清晰的是同学的脸庞、读过的课文。但转眼，记忆又回到了国内，回到了福州的北郊和闽北的农村。 古钦达回国时乘坐的“东汉号”轮船。 二 上世纪60年代，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使得全国的学校都停课，到了1969年，城里的学生都响应“上山下乡”号召，插队到农村，我们学校的25名归侨学生也到了福建闽北的建瓯县徐墩公社北津大队。 原以为我们25人可以在一起，哪想到分到村里后，就只有我和另外2人。那时忽然有一种孤独感，这是我第一次离开家，第一次自己生活，第一次面对未知的世界。 幸好我们都年轻，幸好农民对我们很好，很快我们都适应了农村的生活，到了过年的时候，知青们都纷纷回家，我也挑着自己劳动得来的农产品回家过年，心里格外的高兴。 5年的知青生活，对于当时的我来讲，感觉非常的漫长，尤其当两个同伴到香港定居而离开了我后，另一种孤独又笼罩在心头。那时自己几乎全部融入到农村，真正地将自己变成了一个闽北农民，似乎忘记了自己来自哪里，更忘记了自己还是一个从国外回来的华侨。 1974年，我被招工回到原来的“福州北郊华侨农场”，虽然像是回到原来的地方，但身份不是以前的孩子，而是正规的职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