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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日报，10 月3日，在庆祝万隆建市210周年的环节活动里，万隆渤良安福利基金会(YDSP),万隆华族关怀团队(Masyarakat Tionghoa Peduli Bandung)，万隆市府和万隆健康团队于9月28日联合行动到西万隆区Caringin镇里Holis Permai 路的一栋新建房了举行剪彩仪式并移交给原住民。 万隆市长奥德和夫人为已建好的新房子举行剪彩前致词：”我非常感恩，在疫情严重时期，还有很多人关怀受苦民众并伸手援助，虽然市府有援助金，但是有限，有来自各方的援助，让事情顺利完成，除了感谢善翁，我还祈愿真主厚报各位善心人士。 新建房子原先是破坏不堪，不宜居住的房子，房主名叫阿瑟(Asep Solehudin)和他的4个家庭共13个人居住。新房子让全家人都能住的更舒适。 西万隆县有34000个家庭，134000人，其中有9475个贫困家庭，因此需要各方合作扶贫才能解决。” 西万隆县县长阿斯马拉哈廸(Asmara Hadi) 致词：”感谢所有赞助者，市府和渤良安福利基金会的关怀並帮助修建居民房子。 身兼万隆渤良安福利基金会主席和万隆华族关怀团队领导的李振健致词：”感谢各方同心协力修建这间房子，坚固美观，表现了各方援助者的关爱之心，我们也感恩市府有关单位的支持，使建筑工程顺利完成。” 身兼Caringin 镇公所秘书和建筑房子负责人查格拉伊拉万(Cakra…

和平日报， 10月4日，周五，10月2日，万隆华族关怀团队(Masyarakat Tionghoa Peduli Bdg.)与陆军骑兵武器装备中心(Pussenkav Kodiklat AD)合作举办慈善福利活动庆祝印尼建军节75周年。 联合团队在格木鲁村打掃公众墓园(TPU Gumuruh),分发400份日用必需品礼包给当地民众，減轻受疫情影响的贫苦村民的负担，也分发600个非医用口罩给村民。 华族关怀团队由协调主任陈春富带领团员余毅琪，林文星，林德焕, 吴文范，候国源等人。陆军骑兵武器装备中心瓦万陆军上将(MayJen TNI Wawan Ruswandi)与隨行军官亲临慈善福利活动场地，大学生军团团员(Resimen Mahawarman)也为村民住家喷洒防毒液。 慈善活动完成后，团队也看望两间居民破烂房屋，准备有机会修建旧房子成适适健康的新房子。该计划名称是Bedah…

和平日报， 10月4日，从1945年印尼独立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印尼和中国的关系一直比较好。印尼华侨在这十多年里，大体上得以安居乐业。1950年4月，印尼与中国建交后，印尼华侨的政治取向立即泾渭分明。大部分华侨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小部分华侨则延续新中国成立前的立场，继读支持国民党。 于是，全印尼的华侨社会分成两派，红派和蓝派（互相戏谑为红屁股和蓝屁股）。两派各自办有社团、学校和报刊。华侨总会、中华总会、华侨商会或同乡会、联谊会，在印尼各地兴办得轰轰烈烈。据统计，截止1957年，全印尼共开办华侨学校1669所，有学生45万（1957年印尼实施《监督外侨教育条例》后幸存华校650所）。印尼较著名的华校有，如，雅加达的中华学校、巴城中学、八华学校等；苏岛的棉华中学、巨港中学等；万隆的华侨中学、清华学校等；泗水的新华学校等等。印尼较有名的中文报刊有，雅加达的《新报》、《生活报》、《天声时报》、《觉醒周刊》等；泗水的《华侨新闻》、《大公商报》、《新生活》等；棉兰的《民主日报》、《苏门答腊民报》、《苏岛时报》、《新中华报》等。 这期间，印尼和中国双方高层往来甚密。1955年4月，周恩来总理到印尼出席万隆亚非会议，之后刚一个月，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访问中国。1956年9月，印尼总统苏加诺访问北京。那个时期，印尼华侨社会呈现一派太平盛事局面。华侨的政治立场虽有“红”、“蓝”之分，一般都“井水不犯河水”，各办各的事情，各做各的生意，日子过得相安无事。华侨小商、小贩经营的足迹遍布整个印尼城乡。小到只有一条街的村镇，往往都会有一、两家华侨的店铺。他们与印尼人关系融洽，生意做得红红火火。他们宁愿在偏远的小镇开店，只因竞争者少，生意容易做。在一个小地方，随便开一间“阿弄”店（杂货店），经营得法，勤俭节省，一家七、八口人过安逸生活是不成问题的。并且还能供子女读书，读到小学或中学毕业，甚至送回中国继续升学。 当时，我在棉兰读书，感觉棉兰就像中国的某一座城市，中国味很浓，充满中华文化。许多街道都用中文命名，如，北京街、上海街、南京街、广东街、福建街、孙逸生街、关帝庙街……十多间电影院多数也取中文名，如大华、国泰、百代、国大、晨光等等。走在棉兰的大街小巷，中文招牌赫然在目。夜晚中文招牌、广告的霓虹灯五光十色。华侨办的学校，在显著的建筑物上，醒目地用中文大字标出校名，如，棉华中学、崇文中学、苏东中学……一些社团还组织舞狮队、篮球队、文艺剧团。较出名的球队有“长城篮球队”和“白光篮球队”。“新中国剧艺社”和“崑崙剧团”，演出的节目主题多数与新中国有关。1958年，棉兰华侨的进步剧团演出的大型话剧《五祖庙》，轰动了当地侨界。《五祖庙》是现代作家巴人（王任叔＜注＞），根据当地真人真事编的话剧。内容为当地五位青年华工，不堪荷兰殖民者的欺凌，为了众多华工的尊严，合力杀害欺压他们的工头。最终，五位华工遭荷兰殖民者杀害，五人平均年龄只有17岁。为纪念五位华工，当地华侨在棉兰建了一座寺庙，取名为五祖庙，五人被视作神祖，世代供奉。棉兰进步剧团还相继演了中国话剧作家曹禺的《雷雨》话剧。本人有幸观看以上这两个话剧，叹为观止。印尼进步华校都以培养学生的爱国（中国）和（中华）民族主义精神为办学宗旨。因此，大多数学校的课程设置、教科书的采用以及教学内容都“中国化”和“政治化”，尤其在中文、历史和地理等科目的教学中更为明显。甚至一些学校的校长和一些教师，是从中国聘来的。 从1950年到1958年，整个印尼心系新中国的红派华侨的势力，大大超过亲国民党的蓝派华侨的势力。每逢10月1日中国国庆节或8月17日印尼国庆节，进步华侨家家户户，自觉升起中国国旗和印尼国旗，五星红旗、红白旗在大街小巷飘扬，场面壮观。大城市进步华侨学校的学生，还举着中印（尼）两国国旗上街游行，开展庆祝活动。每个学校的礼堂墙上，堂而皇之挂着苏加诺总统和毛泽东主席的巨幅照片，以及两国国旗。各进步学校大唱中国进步歌曲，如，《义勇军进行曲》、《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歌唱祖国》、《我的祖国》、《延安颂》和《团结就是力量》等。电影院大量放映新中国影片，如，《平原游击队》、《董存瑞》、《南征北战》、《女篮五号》、《柳堡的故事》和《祝福》等二、三十部中国产影片。许多学校还包场（电影院），组织学生去观看中国影片。放映《上甘岺》时，我所在的棉华中学，就包了几场学校附近的大华影院，组织各班级学生集体去观看。 新中国成立后，全印尼每年都有大批爱国华侨学生回国升学。每年6、7月间，雅加达、泗水、三宝垄和棉兰等地的海港码头上，挤满了北上的学子和送行的亲人，成了印尼华侨社会，前所未有的充满爱国的盛大集会。这些学生大多是高中毕业准备回国读大学的，因印尼没有中文大学。也有部分是小学、初中生，因爱国热情所激发，也决定回国继续升学。这一股回国热潮，牵动着千家万户，子女回国升学的意愿，得到了许多家庭的支持。这些莘莘学子，自费买船票，离别父母、亲人，放弃可能获得的财富，誓为归国学成后建设祖国。据统计，1950年至1958年，回国升学的侨生超过五万人。 1958年，印尼发生了令蓝派势力几乎崩毁的一件事。那年，台湾当局卷入美国策划的试图推翻印尼政府的叛乱活动，为反叛者提供后勤物资。在反叛者被镇压后，印尼政府对亲国民党的华侨势力进行了大规模整肃。抓捕国民党华侨的代表人物，封闭国民党在印尼的党部，关闭亲国民党的华侨学校、华侨社团，对亲国民党的华侨实行人身控制，没收他们企业的资产。这一猛烈的打击措施，使印尼亲国民党的华侨势力急剧衰亡。1958年，全印尼被关闭的亲国民党的华侨学校约有200所，许多学生就只好转学到进步学校。我当时就读的棉华中学，一时间学生人数猛增。课室不够用，就把三层楼的学生宿舍的底层宿舍改为课室，住宿生被调整到二、三楼住宿。然而，到了1959年下半年起，印尼红派华侨的大好时光嘎然结束。从此，印尼掀起的反华排华活动，一发不可收拾。 苏加诺的施政，从左转向右，有其复杂的社会背景。从历史渊源上看，印尼华人并非生来就和印尼原住民有什么冤仇。在1945年印尼独立前，荷兰人统治印尼达365年。期间，殖民者有意挑拨原住民与华侨之间的矛盾。实行“分而治之”的做法，比如，让原住民和华侨分开住，有意突显华侨优越的居住条件，坐车坐船也分开。荷兰殖民者还给予华侨经营酒庄、鸦片馆、当铺、和贩盐等特权。由此，使印尼原住民眼中，华侨成了“剥削者”，民族仇恨的种子就此埋下。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苏加诺等一批民族主义革命者，成为独立斗争的领导人。他们以提高与振兴印尼人的经济政治地位为己任，把民族主义奉为至高无尚的真理，在其建国五项原则中，民族主义被列为首位。苏加诺等人把民族主义当成法宝，其结果必然产生排外倾向。华侨具有中华民族吃苦耐劳、勤俭的品德，又善于商业经营，经济积累日益丰厚。1950年后，印尼出现了许多经济实力雄厚的华侨富豪。苏加诺等一批民族主义者，看在眼里，恨在心里。他们视华侨经济为“殖民时代的残余”，以振兴民族经济为由，从1956年起，陆续出台了限制华侨经济的30多种的政策。1959年，为了打击富裕华侨，印尼政府将大面值钞票进行贬值，即将500盾和1000盾的纸币，分别贬值为50盾和100盾，在侨界称为“剪纸币”。当时，我在棉兰，手上存有一张500盾的纸币，准备买一部约200盾的单车，结果，剪纸币后只剩50盾，买单车的愿望破灭。印尼政府还规定，在银行的存款如超过2.5万盾，冻结90％。这些做法，使相对富裕的华侨，经济损失惨重。 1959年6月，印尼颁布《总统第10号令》，禁止县以下的外侨从事商业零售，以扫除殖民经济残余的姿态，掀起了一波大规模排华运动。导致印尼全国约50万华侨的生计受到影响。中国派接侨船撤侨约10万。应该说，从印尼独立后至1959年，十多年时间，印尼华侨的日子，基本上还算是比较安定的。 ［（注）王任叔，笔名：巴人（1901—1972），淅江省奉化县人。1941年7月赴新加坡，执教南洋华侨师范。与胡愈之、郁达夫等领导文化界开展法西斯斗争。1942年2月，飘泊到印尼苏门答腊，辗转先达、棉兰等地，参加抗日斗争。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参加苏岛华侨民主同盟，主编《前进周刊》、印尼文《民主日报》，写成大型话剧《五祖庙》。1947年10月回国。1950年任中国驻印尼首任大使。1952年卸任回国。］ （海南兴隆张柳昆供稿/江门黄抵江转载）

和平日报， 10月5日，周四，10月1日上午，位于Demak街380号的泗水三保圣庙举行三保公（郑和）塑像揭幕仪式。泗水三保圣庙主席陈仁玉与理事、善信，以及印尼哈夷郑和基金会理事会主席哈夷杨源出席活动。 仪式开始前，陈仁玉主席带领理事及善信在大殿里，分别向玉皇大帝和三保大人拈香膜拜，祈福今天三保大人塑像揭幕仪式顺利进行。 膜拜后，泗水三保圣庙主席陈仁玉致辞。他说，今天是中秋节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71周年，我们共沐神恩。泗水三保圣庙的院子内矗立着一尊3.05米高的三保大人塑像，这尊塑像是由本庙辅导委员陈新强先生捐助的。此外，在三保大人塑像旁边的墙上刻有郑和宝船的浮雕，这是由主席、理事和善信共同捐助的。 致辞中，陈仁玉主席对陈新强先生及理事、善信们的热心捐助表示衷心感谢。陈仁玉主席表示，今天泗水三保圣庙矗立了一尊巨型三保大人塑像，成为该庙的大亮点，使我们更加缅怀郑和为世界和平所作出的贡献。此外，陈仁玉主席希望泗水三保圣庙有了此尊三保大人塑像，能成为该庙宇的新标志，以吸引国内外游客来这里参观和学习，弘扬郑和精神。 致辞后，塑像揭幕仪式开始，由陈新强主持剪彩仪式。理事们一起揭开红布，一尊庄严威武的三保公塑像矗立在庙宇院子。 揭幕后，理事们步入大殿里，由陈仁玉主席主持切通平饭仪式，并将通平饭敬给陈新强先生。之后，陈仁玉主席向陈新强夫妇赠送礼品，感谢他们热心为泗水三保圣庙捐赠一尊三保大人塑像。 陈仁玉主席对记者称，今天本庙举行三喜临门的庆祝活动，即为三保公塑像揭幕、祈福兴建郑和宝船浮雕墙和修葺庙宇厨房落成。陈仁玉主席再次对庙宇的全体理事和善信的热心捐助表示衷心感谢。（千岛日报记者徐健境报道）

和平日报，10月5日， 9月29日，由印尼巴中校友会和中国首师大联合举办的印尼本土汉语教师培训通过腾讯会议，成功举办了结业典礼。 出席典礼的有北京市侨联副主席兼秘书长李登新，首都师范大学副校长李小娟，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大使馆文化处陈敏，首都师范大学国际文化学院党总支书记姜国权，首都师范大学国际文化学院常务副院长韩梅，首都师范大学国际文化学院副院长李秉震，首都师范大学国际文化学院留学生招生办公室主任康阳，和印尼巴中校友会主席林凤英。 李登新先生代表北京市侨联对这次培训班的成功举办，对取得优秀学员的老师表示祝贺，对首都师范大学国际文化学院和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大使馆对这次培训的大力支持表示忠心的感谢。他表示下一步，大家要发挥各自优势，加强合作，为推动中华文化在海外的发展共同努力。 李小娟女士代表首师大向来自印尼23个不同城市地区的学员圆满完成为期20天的培训表示热烈的祝贺，对协办单位巴中校友会表示衷心的感谢。首师大拥有专业的学科和高水平的教师队伍，首师大的国际文化学院具有浓厚的汉语教育情怀，在疫情期间组织了两期公益本土汉语教师的培训。他们倾情投入，认真负责，受到学员的好评。 巴中校友会主席林凤英女士非常支持这次培训，并且以身作则，每晚坚持网上听课。林主席讲到首都师范大学的老师们精心备课和讲课，把知识和经验传授给学员，学员们不仅学到知识，也学到了做一个好老师的高贵品德。 此次师资培训班近300人，每人都将获得首都师范大学颁发的结业证书。在他们之中，还评选出12位优秀学员。他们不仅认真学习，做好笔记，有的学员还主动承担一些工作，例如下载截图，录像整理老师的讲课视频等。印尼巴中校友会辅导委员会委员郑维舟先生将送给这12位优秀学员每人一本书《走在风雨中》。 李秉震院长宣布优秀学员名单。李登新副主席为学员代表林凤英主席颁发结业证书，李小娟副校长为优秀学员代表王振川、吴良女老师颁发荣誉证书。 韩梅院长表示下一步会和印尼巴中校友、北京市侨联、中国驻印尼大使馆文化处积极磋商，逐一落实，让我们本次的培训成果延伸出更广更深的合作项目。（印尼巴中校友会 雅加达巴中三语学校供稿）

和平日报， 10月6日，广西柳州市侨务主题公园揭牌仪式在该市五菱公园举行。该公园是柳州市首个侨务主题公园。 该侨务主题公园由柳州市委统战部指导，柳州市柳南区委统战部和柳南区河西街道承建。公园以“寻根”“追梦”“中华情”“同心”四大主题区域为核心，将侨文化、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侨务工作整合融入公园的各景点，是一个侨色彩浓厚、代表性强的侨务主题公园。仪式上，柳州市柳南区委统战部部长韦菲菲介绍，柳南区积极探索社区为侨服务、侨为社区做贡献的双向服务工作新思路，全力推进河西街道五菱社区侨务示范点和侨之家的建设，实现侨务服务覆盖全区的目标。侨务主题公园的揭牌，进一步完善侨务工作主阵地的设施，为归侨侨眷组织联谊提供新的活动场所。 据了解，柳州有侨胞侨眷约20万人。近年来，柳州市为“三侨生”高考生办理加分、大学新生发放助学金等照顾，为生活陷入困难的归侨侨眷发放生活和医疗救助金，组织开展桥发宣传活动，更好地为归侨侨眷服务。 柳州市委统战部常务副部长、市侨办主任覃立新表示，为进一步做好侨务工作，柳州要充分利用好柳州市侨务主题公园这个新的宣传阵地，依法维护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的权利和利益，坚持为侨服务、凝心聚力，团结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为建设经济高质量发展凝聚人心和力量。(雨林编辑， 来源：中国侨网)

和平日报， 10月7日，2020年 10 月 6 日星期二，西加 省 印 华 总 会 新 冠 肺炎行动团队捐赠 10000片三层医疗外科口罩，一盒N95 型口罩以及20盒…

和平日报， 10月7日，国际外语学院结业典礼余(3-10-2020)在劲松学校礼堂举行。由于疫情期间家长们在家里直接参与网络观看毕业典礼现场直播。典礼顺序，首先司仪报告邀请毕业生在音乐播放声中两位旗手带领下漫步走入会场，紧接着劲松基金会辅导，主席团，曾秀娜院长，学院助理唐锦欢，何尔德老师接着进场。 坐在台上的曾秀娜院长，助理唐锦欢，何尔德老师。劲松基金会辅导主席李汉芳老师，劲松基金会主席廖秀球老师，副主席刘杰盛老师、刘仁经、杨汉平、池海庆校友。毕业典礼首先全体竖立，齐唱印尼国歌Indonesia Raya,向已经过世先烈们默哀三分钟，接着一起祈祷。首先由学院助理唐锦欢老师，报告20名毕业生名单及她们获得的成绩分数情况。毕业生全体起立一起诵读毕业生必须做到的职责。接着曾秀娜院长致词，毕业生代表讲话，接收劲松基金会奖学金学员致谢讲话。毕业典礼结束后一起上台合影留念。这次劲松基金会没有代表上台致词。最后每一位 毕业生离开母校投入社会工作岗位后将时刻记着曾秀娜院长在台上致词的勉励话：“希望毕业生们，不要忘记劲松国际外语学院。当今社会发展很快，必须继续努力学习。尤其是获得劲松基金会奖学金的同学，更要努力记得赞助者的一份心意，在社会上，为国家，为人民贡献出一份力量，为国际外语学院爭取荣誉。” 国际外语学院平时都在Kota Baru Parahiangan上课，疫情期间上网课。ABA是2004年开始开办，到今年已经16年了!      (雨林编辑, 万隆王羽报导）

和平日报， 10月7日，　清晨，天微亮，一个由数十人组成的送亲队伍簇拥着一个盛装瑶族小伙，浩浩荡荡行走在大瑶山蜿蜒崎岖的山路上，这是广西金秀瑶族自治县盘瑶支系特有的婚嫁习俗“嫁郎”的场景。2004年，赵彩虹和丈夫盘文意通过“嫁郎”这种独特的婚嫁形式结成夫妻。 顾名思义，金秀瑶族自治县流传至今的古老婚俗“嫁郎”，就是指男子嫁给女子，婚后男方生活在女方家中，夫妻地位平等。当地人介绍，“嫁郎”在瑶家比较普遍。这种“上门入赘”被视为尊敬同族老人和顾及民族兴衰的美德。因此，在盘瑶族中凡有男孩的人家，都乐于让自己的孩子出去上门。金秀瑶族自治县是中国最早成立的瑶族自治县，亦是世界瑶族支系最多的县份。当地共有盘瑶、茶山瑶、花蓝瑶、山子瑶、坳瑶五个支系，瑶族文化和民俗风情保持得十分完整，“嫁郎”婚俗即是其中之一。近日，记者慕名前往金秀，探秘这一质朴而神秘的瑶家习俗。 今年38岁的赵彩虹是金秀县甲江村六闭屯人，丈夫盘文意是同村郎傍屯人，两人读小学时相识，后来通过自由恋爱走到一起。当年，赵彩虹的父亲和村里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到男方家里提亲，因为路途遥远，他们没有携带礼物过去，只是给了男方家几百块钱当做“聘礼”。 赵彩虹说，她们这个民族不讲究彩礼，结婚时给男方添置新衣服和新鞋袜供其进门时更换就行。 虽然已经过去了16年，但赵彩虹、盘文意夫妻俩依旧记得他们那场隆重热闹的婚礼。当年接亲时，在新郎走到离新娘家还有一公里的时候，新娘方以吹唢呐、打鼓等瑶族传统的仪式迎接新郎。新郎踏进家门的时候，由女方专门从村里请来的一个有名望的老人为男方洗脚，随后帮助他换上新鞋和新衣服，这意味着男方从此成为女方这边的人。 新郎进门后，赵彩虹穿着母亲亲手刺绣的瑶族婚服，和盘文意沿袭古老的仪式拜堂成亲。婚宴上，新郎新娘出场挨个敬酒，赵彩虹端着糖，盘文意端着酒，这一过程叫做请糖。赵彩虹回忆，那时候前来喝喜酒的人们晚上都不回家，众人酒足饭饱后聚集在一起唱山歌，围着篝火彻夜长聊，场面十分热闹。 按照当地习俗，瑶族招郎的家庭第一个孩子随母亲姓，第二个孩子随父亲姓。赵彩虹夫妇育有两个女儿，对于将来是否让女儿留在家里招郎，夫妻俩表现很矛盾：一方面，他们希望女儿到外面去发展，而不是像父母一样被拴在村里，孤陋寡闻。但另一方面，他们也对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到外面成家立业，导致“嫁郎”习俗难以为继感到惋惜。 和当地多数村民一样，赵彩虹当年的婚礼足足操办了三天三夜。“现在的年轻人都是一天就结束，有些甚至只是在酒店摆个酒席走个过场，一切都简化了。而且现在也没有像以前那么好玩，大家都是低头玩手机，不像以前这么热闹。”赵彩虹怅然若失。 这些年来，村子里偶尔也会有几场“嫁郎”酒席，赵彩虹和丈夫盘文意不管多忙都会全情参与——他们试图从中重温自己过往那个美好的时光。“过一阵子村里会有一场‘嫁郎’仪式，你们有空可以过来看看呀。”赵彩虹热情地向记者发出邀请。 记者在采访中注意到，近年来，金秀瑶族自治县在大力发展生态旅游业的同时，加强对包括“嫁郎”这类瑶族特有的传统民俗文化的继承和保护，并借助舞台剧、展馆以及书籍等多种形式，将一些濒临失传的民族传统文化向中外游客进行还原和呈现。(雨林编辑， 来源：中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