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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日报， 2021年9月8日，根据印尼肃贪委员会（KPK）周二（7月9日）提交的2020年国家官方财富报告（LHKPN）数据中指出，总统咨询委员会（Wantimpres）成员拿督翁俊民是一名最富有的官员，拥有最大的财富，达到 8,743 兆印尼盾。 拿督翁俊民是印度尼西亚最富有的人之一，被称为慈善家。2019 年福布斯杂志将 Mayapada 集团创始人评为印度尼西亚第 7 大富豪。Mayapada Group 拥有各种业务部门，从银行、房地产、医院到免税购物 (DFS)。 这位1952年3月16日出生在泗水的男子承认，他的父亲只是一名三轮车司机，他的母亲负责打理店铺。高中毕业后，塔希尔获得了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奖学金。从那里，塔希尔学到了很多关于创业的知识。 在学习期间，他还看到了通过出售在新加坡购买并在泗水转售的商品来增加收入以资助学习的机会。 1986 年，Tahir 创立了 Mayapada 集团，并涉足其他各种业务，如汽车经销、银行和健康。 在 Mayapada Group 取得成功后，他创立了非营利组织 Tahir Foundation。该组织有一个更美好的印度尼西亚的愿景，在那里每个人都可以获得足够的健康和教育服务，以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 当拿督翁俊民 2019 年 12 月 13 日被任命为 总统咨询委员会成员时，他承认他想在贫困问题上向佐科提供意见。他说这一直是他关注的焦点。 他说：“我更喜欢关注地区的脱贫攻坚，这是我的热情所在。” 拿督翁俊民说，实现这一目标的努力之一是让私营部门能够为有需要的人在卫生或教育部门做出贡献。 （雨林编辑， 来源： Kumparan）

和平日报， 2021年9月10日， 最近很多人選擇做中國人，但正如網民所言，中國可不是你想來就來的收容所。 上世紀，數十萬華人為逃離印尼排華浪潮，投入新中國建設，但無論如何貢獻都被視作「歸僑」，未完全被接納為中國人，「不純正」的出身更是文革批鬥的把柄，推使他們逃難香港。 黎明，父親便是 50 年代就讀北京大學的印尼華人之一。現任英國西敏寺大學教授王蒼柏，曾經在著作「活在別處：香港印尼華人口述歷史」整理他們的經歷。 在殖民年代，東南亞華人通常扮演殖民者與原住民的中介，享有經濟優勢和社會特權，結果在東南亞各國獨立後，屢屢淪為排擠打壓對象，加劇華人的離心力；與此同時，華文報章和教育的興起，更使華人認同自己是廣義的「中國人」，很多印尼華人都因此入籍中國。隨著 1949 年中共建政，印尼政府便把華人等同為共產威脅來源，剝奪華人各項商業和教育權利。 在華人勢單力薄的社區，難以用錢賄賂地方官員協商，性命更不受保障。丘光達在蘇門答臘小城拉哈（Lahat）出生，他接受王蒼柏訪問時憶述，當地只有數千名華人，一旦爆發暴亂，暴民便會趁機搶劫和殺害華人。「我父親是開雜貨店的，被印尼人搶。我不到 6 歲的時候，我父親被印尼土匪殺死了。」 在印尼朝不保夕，加上中共成功的海外宣傳，使華人普遍深信中國就是歸宿；王蒼柏去年的研究更補充，不少華人女性都憧憬中國可實現女性解放，推使男男女女投身陌生的「祖國」。1950 年代初，前往中國的華人以學生、教師和知識分子為主，時任巨港中學校長賴增創證實，有 80% 至 90% 高中畢業生離開。賴增創在 1955 年印尼舉行萬隆會議期間，受聘擔任周恩來的翻譯，事後獲賞識被大使館人員提拔，最終亦跟隨當時潮流回國。 不被認同是「真中國人」 根據學者 Michael R. Godley 統計，截至 1958 年為止，多達 25 萬印尼華人前往中國，其中 20% 為學生，此時中國正急需技術人才恢復經濟建設，所以大部分歸僑初時都可以各展所長。自 1960 年代起，印尼歧視政策與排華浪潮達到高峰，1965 年「九三〇事件」各地有華人遭到屠殺，使得華人慌忙逃難中國，他們以小商人和工人為主，人數達數十萬之眾。 大批印尼華人湧入，卻加劇中國壓力，政府要開闢華僑農場安置印尼華人，教育資源短缺，亦令愈來愈多歸僑抱怨無法升讀大學。在難以適應新環境下，他們開始陸續申請出國，起初中國為緩解糧食短缺危機，也暫時放鬆出國限制，但 1963 年後又再次收緊管制。 如果說，生活水平下降還可忍受，來自政府和同胞的歧視和迫害，卻是歸僑最感屈辱之事。由於歸僑普遍有海外聯繫，所以得不到信任，享受不到應得權利，無論他們如何愛國、如何認同自己是「中國人」，在別人眼中始終就是「華僑」，入黨和參軍遇到重重障礙，難以進入機要部門，也很少有晉升機會。…

和平日报， 2021年9月10日，自从中苏拉威西岛的帕卢、西吉和东加拉遭受一系列自然灾害以来，已经过去两年多了。由此产生的伤口痕迹仍然清晰可见。在帕卢市及其周边地区，根据我的观察，周六（10/24/2020），建筑物的废墟仍然在多处堆积。在某些地方，您可以看到新的建筑物，这些建筑物可能是业主最近建造的。 如果您离开帕卢市或向 Sigi Regency 走一点，这条小径会更明显。在该地区，2018 年 9 月地震、海啸和液化的受害者仍然居住的临时避难所（huntara）仍然很常见。他们与其他灾难受害者一起生活了一段不确定的时间。 居住在印度尼西亚佛教慈济基金会在帕卢塔杜拉科和苏拉威西中部锡吉摄政区庞贝威市建造的房子后，获得永久住房的不确定性现在有所缓解。 自 2020 年 8 月起，印尼佛教慈济基金会通过帕卢市政府，开始允许经帕卢市 BPBD 和印度尼西亚慈济佛教基金会核实和验证数据的居民居住在帕卢慈济塔杜拉科慈悲院，中苏拉威西。 继帕卢市政府和帕卢市BPBD之后，2020年10月23日至24日，雅加达慈济志工进行了第三期门牌号抽签。有321户家庭在位于帕卢慈济塔都拉科爱心住宅区的社区会堂大楼内，绘制了他们的门牌号。 总体而言，在帕卢市Cinta Kasih Tzu Chi Tadulako住房中心共建成的1,500套住房中，帕卢市已收到房屋的居民有1,363套住房，而其他137套住房正在数据核实中并得到帕卢市 BPBD 和印尼佛教慈济基金会的认可。 慈济多乐子爱心屋居民的经济活动开始上升。在他们住的每一间房子里，他们都开始做小买卖。 博士。居住在X 3座房屋的居民之一的帕卢市国家民政局（ASN）哈桑对前来拜访他家的慈济志工的到来感到高兴。下午的慈济志工特意在屋村走动，有兴趣参观哈山家。博士的房子 哈桑看起来整洁干净。他在他的前院种了各种观赏植物。 “让我们停下来，女士，我们什么时候到达帕卢，”博士说。哈桑。 慈济志工普斯帕解释说：“我们已经在这里两天了，目前处于第三阶段的验证。” “先生住在他的新房子里怎么样，你开心吗，你又有新邻居了，”另一位志愿者问道。 “阿罕杜利拉很高兴，夫人。毕竟，这是某人的礼物（来自印度尼西亚佛教慈济基金会的援助），所以我们应该心存感激并照顾好这座房子。” 哈桑。 轻钢围栏装饰着博士的房子。哈桑。“哇，房子的围栏很独特，有很多植物，又干净了，”Puspa 说。“是的，女士，这是我们自己做的围栏，如果我们不把它围起来，我们的庄稼会被牛和山羊吃掉，”博士解释说。哈桑笑了。 Tadulako居民的院子和围栏的布置各不相同，从观赏植物到用于美化房屋设计的围栏图案。 的确，在某些时间，有时会有成群的奶牛和山羊进入慈济塔都拉科慈悲院。因此，慈济塔杜拉科爱心屋的大部分居民都将房屋围起来，不让牛羊进入院子。 一目了然，慈济塔都拉科爱心中心居民的生命周期已经从逆境中复苏。居民们似乎已经恢复正常工作，开设小摊位或补充矿泉水库。 这意味着 2 年前受灾难影响的居民的经济生活似乎已经开始上升，尽管此时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它们相互促进。…

和平日报， 2021年9月10日，強震之後的新家園。在印尼巴路，慈濟援建的大愛一村，二村陸續交屋，總共2000戶。這是2018年，巴路7.5強震後，政府與慈濟攜手的重建造鎮計畫。原本規劃好的啟用典禮，因疫情影響延後到九月初，從政府，國軍，到各界代表，送上祝福。 揮別2018強震的傷痛，路還是要往前走。 走向希望、走向愛。大愛一村1500戶、大愛二村500戶，心安、新生活。 印尼國軍總司令 哈迪.查延多 巴路大愛學校，有52間教室、圖書館、實驗室、與戶外運動場。印尼國軍總司令、中蘇拉威西省長、巴路市長、企業家代表、以及慈濟志工，為正式啟用共同祝福。 （ 雨林编辑， 来源：大爱新闻 楊昌耀 ）

和平日报， 2021年9月10日，这帮印尼华侨，在1960年回到祖国，但命运对年轻冒险的奖赏，是将他们送到这个陌生国度的荒地度过余生。华侨农场与外界并无围墙，但他们总是显得格格不入。他们用一生的时间对农场建立起认同，可他们的后代却早已如蒲絮般迅速消散。 父亲临走前，跟我们讲过一个很有趣的故事，是他亲眼见到的，就是我堂伯死得很奇怪。他死前做了个梦：妈妈要来接他走，几月几号几点钟都告诉他了。结果真的按照梦里讲的，在那一天举办葬礼，请很多人来吃饭、玩麻将。差不多到点了，人家问他：你不是讲你要走了吗？结果时间一到，他说了句“妈妈来了，接我走了”，就倒下去了。 “父亲说，如果没看到，你是不会相信的。他15岁起就跟伯父闯南洋，最后亲眼见到伯父死得那么舒服。很羡慕。” 在桂林一个农场里，邹应杰的父亲度过了人生的最后13年。他曾是印尼一家淀粉厂的老板。临终时，他是桂林华侨农场的一个普通居民。“父亲从没后悔回来，”邹应杰说，跟那些漂泊海外的祖先们一样，15岁就离家闯南洋的父亲渴望落叶归根。 在1960年4月从雅加达开往湛江的“俄罗斯号”上，父亲已经给人生安排好了结局。但对于在印尼长到15岁的邹应杰而言，人生如南海上随波逐流的一条沙丁鱼。他不再是家业的准继承人，关于前途的一切充满未知。此时他脑子里惟一的念头是：可以回国上学，继续“深造”了。 1974年11月，在一次吃饭时，父亲死于心肌梗塞，没有给他留下遗言。 农场的开拓者与守望者 2012年7月9日，一个蝉鸣如织的下午，邹应杰和他的“夕阳红”乐队成员准时聚在一间10平米的小屋子里。接下来的两个小时，他们将演奏一些老掉牙的经典歌曲。 主唱张仃娘来得最早，她打扫了屋子并烧好茶水。第二个到来的是队长邹应杰，他负责电子琴伴奏。等到吉他手、鼓手一一到位，一场小型演唱会就开始了。 邹应杰躲在老花镜后专注地盯着琴谱，像个淡定而沉醉的电玩少年。拍子打起来，那些鬓角斑白、顶心渐秃的老人就像入了水的鱼儿快活起来。他们展示出多数国人在音乐面前所缺乏的那种松弛。 连续几首革命歌曲，流利得像小学生背书一样。那是他们最熟悉的中文歌曲。看得出来，这些为远道而来的记者临时安排的节目并不让他们太享受，连“团歌”《夕阳红》听上去也毫无生气。邹应杰的伴奏猛然转调，《哎呦妈妈》——一首印尼老民歌响起来，则让人眼前一亮。 一位老者在门口跟着拍子手舞足蹈了半天，几个女人被他滑稽的样子逗乐了。老者最后双手作揖离去。“他不是华侨，是本地一个音乐老师。‘文革’的时候脑子好像有点坏。”张仃娘介绍，他们平时很少与本地人一起活动。 “夕阳红”对印尼歌舞的痴迷更像是一种身份的展示。他们热情地接受了桂林本地几乎所有与印尼文化相关的演出邀请。桂林市曾举办两次印尼文化节，均邀请他们去演出。邹应杰担任编舞，在活动开幕前一个月，团员们就开始排练。广西师范大学的印尼留学生常过来看望他们，在录像上看起来，那场面更像是亲人重逢。 演出间歇，邹英杰起身，从旁人身边经过时，他弯腰低头，伸出右手，像做了个“请这边走”的手势——但这是给自己的，表示他要借道“路过一下”。 这是他在印尼时养成的习惯，回国五十多年一直保持。在农场外，这个奇怪的动作往往会引发诧异，他就会不好意思地解释：小时候的习惯，表示礼貌。类似习惯还有不用左手给别人拿东西，因为那是“脏的”——印尼人如厕后都要用水清洗，那是左手的职责。 “夕阳红”乐队已经组建10年了。这个农场的头号文艺团体曾发生过一次分裂，一些更年轻的团员嫌“夕阳红”名字太老，更重要的是，印尼歌舞很难真正让她们感兴趣。 “她们自以为能歌善舞，不跟我们玩。”一位团员不无讥讽地说。有天晚上，记者在场部附近的篮球场上，见到了这群“分裂分子”。她们的人数大约是“夕阳红”的4倍，年龄上看来则比“夕阳红”小一辈。她们正怡然自得地跳着时下风行各地的藏族广场舞。指挥她们舞步的，是一台播放《伤不起》的录音机。 “印尼歌我们唱不来。”一位舞者告诉记者，中文流行歌曲以及在网上学的广场舞更适合她们。这群人对印尼歌舞倒也谈不上抵触，在必要的时候，比如农场创建50周年的纪念大会上，她们也会穿上纱笼，在各界领导的瞩目下，一丝不苟地完成那些印尼风情的舞蹈动作。 年轻一代已经毫不讳言对印尼文化的不理解和不欣赏。邹应杰想教年轻人学乐器和印尼歌舞，“免费教都没人来！” 有一年儿童节，“夕阳红”乐队受邀来到张仃娘孙子敏敏就读的农场小学，教孩子们唱《哎呦妈妈》。 “你不知道大家有多反感。”提起往事，敏敏瞥了一眼奶奶，又低下头去。几年前那场不快仍让他耿耿于怀。 张仃娘倒是无所谓，“敏敏从小跟父母在深圳长大，”她说，“他对印尼没什么感情。” 过完这个暑假，敏敏就要和他的同学们转学去市内的中学。农场的后代们陆续离开这里，去桂林，或者外面的世界寻找自己的前途。华侨中学的生源也连年减少，现在终于要并入“外面的”学校。 农场的凋敝已是所有人都看在眼里的事实。这里曾经有上千人一起劳作，但现在除了一个花木公司卖卖绿植外，已经看不到任何土地上的劳作。50年前邹英杰、张仃娘们从印尼来到这片陌生的不毛之地，他们是农场的开拓者；现在，他们将作为这里最后的主人，目睹此地重归沉寂。 那时中国的宣传确实做得好 当邹应杰和3个“同伙”被民兵押着走向漓江，“啪啪”几声枪响后，江边处决的围观者已作鸟兽散。那是1968年夏天的一个午后，“太阳那么大，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他说，老天有眼鬼使神差让他们晚到一步。按照计划，他们要是早几分钟赶上枪决者还在场，怕早已做了枪下冤鬼。 彼时漓江上常飘来尸体，那些在“文革”武斗中的遇难者，被江水缓缓推向远方。离桂林市区18公里的华侨农场虽无这般惨烈，亦难免受运动波及。邹应杰当年23岁，和其他3人被指控策划“暗杀团”，由农场拘禁。半年后，他们的头发盖过了脖子，有一天突然被通知无罪释放。 “其实一直有人想搞死我们。”邹应杰没说是谁，“但农场领导坚决压下去了，他说要是枪毙了华侨，那就是大问题了。” 邹应杰运气不好，关押半年差不多是农场在“文革”中最严重的了——华侨农场在历次运动中并未受到太多冲击，与外界隔绝的那道围墙让他们免于武斗的侵袭。 华侨们似乎对政治运动不大感冒。在农场，甚至很少有人申请入党。邹应杰被释放时，农场干部曾问他是否有意向。 “我觉得我还没有资格吧，”邹应杰淡淡地说，“但我还能够以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的。” 时光倒流10年，当邹应杰还是印尼中华小学的一个学生时，他是多么羡慕画报上那些系着红领巾的“红色少年”啊。 “那时我的思想很红的。”邹应杰面带羞赧，就好像说起某次醉酒后的尴尬事一样。华侨在归国前“红”得让人惊讶。张仃娘家中现在还留有一本远房亲戚的文集，作者是一位印尼华侨教师，在他1950年代回国前写下的狂热的诗篇中，“革命”、“解放”、“毛主席”之类的字眼俯拾皆是。 邹应杰和张仃娘是印尼万悦同一所中华小学的校友。他们在那里接受了与大陆几乎一样的中文教育。家庭和学校都教育他们：虽然生长在印尼，但那里不是他们的祖国，祖国的国旗是五星红旗。音乐课上，老师教他们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以及《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 按照要求，学生们在学校里必须全部使用中文。但这条规定很难真正执行。一下课，教室里自动切换回印尼语模式。那毕竟是他们从小熟悉的语言，很多华人家庭里都只用印尼语交流。他们的生意人父母早已融入印尼社会。送孩子上中华学校，只是为了让他们不忘自己是中国人。 尽管很多人直到回国后中文还很不利索，也不大听得懂农场露天电影里的对白，但红色中国却让他们充满神往。回国前，邹应杰和陈敬恒已经是《中国画报》、《中国妇女》的老读者了，那些从北京越洋寄出的画报，是他们获取祖国信息的神圣通道。 “要说爱国，那时候是真爱国。”邹应杰说，“每到10月1号，家家户户都插五星红旗。回国之后反而没有插的。” 小部分华人选择了台湾背景的南华小学。同样是学中文，南华小学却是完全不同的一套教育。他们的教材里文言文更多，“他们讲蒋中正，我们就骂他们是反动学校，而我们是‘进步学校’。”邹应杰笑笑，“我们搞不拢的，经常打架。” 就在邹应杰们跟“反动学校”的学生们因“政见不同”争执不下时，印尼排华运动开始了。1959年5月商业部长决定书和11月内容相同的第10号总统法令规定，县以下的外侨零售商必须在1959年12月31日停止营业。对于祖祖辈辈以经商为生计的华人而言，如果还想留在印尼，就必须搬到县以上的大城市。…

和平日报， 2021年9月10日，中秋节临近，由印尼巴中校友会、泉州市侨联和印尼客属联合总会共同举办的2021云端庆中秋联欢活动8日在线上举行。 活动以“月明中秋，辉映大地欢人间；五九重聚，会师云端庆团圆”为主题，全程通过视频方式展开，印尼巴中59年届全体同学和泉州市侨联、印尼客属联合会代表等共90余人参与。本次活动由印尼巴中校友会文教部主任陈美致主持。 巴中是1945年至1966年间位于印尼雅加达的一所华侨名校，全称“华侨公立巴城中学”，由印尼侨领司徒赞等人创办，是当时印尼最大的华校之一。 　　古往今来，中华传统节日中秋充满团圆的寓意。通过云视频的方式，印尼巴中59年届同学们齐聚一堂，在视频中互相致以真挚的节日祝福，并且通过唱歌、钢琴演奏、介绍特色乐器等方式让大家在欢乐的气氛中感受中秋佳节带来的温暖和喜悦。 值得一提的是，泉州市侨联还选送了泉州提线木偶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节目视频在活动中播出，给大家带来了家乡的记忆和非遗文化体验。 活动期间，泉州市侨联副主席王巧丽对处于严峻疫情下的海外侨亲表达了深深的关切，勉励侨亲加强防护，守望相助，共克时艰。 (雨林编辑， 来源： 中国侨网泉州/陈雅婷)

和平日报， 2021年9月10日，9月2，3，4日3天，万隆男装成衣出口公司，PT.Daese Garmin jl.Ibrahim Ajie Bandung. 为公厂的工友接种疫苗第二针两天，为工厂所属地区(Kac Batu Nunggal )的民众接种疫苗第二针一天。三天的活动，由地区警察局和卫生局协助主持的接种疫苗共有4000人成功成为免疫社群成员，这是公司为响应市政府的抗疫情，剪断新冠病毒的传播链方针的积极行动。 由企业家吴永健于1988年成立的美德罗公司P T Metro Group Bandung 现发展成5个公司，男装，童裝，运输。包装公司。3天活动的第二公厂生产男子西装，长裤等，产品出口到美国.日本’韓国，澳州，欧州等，由总经理Budi Prayogo.领导-P.T Daese Garmin 公厂于7月29日举办的接种疫苗第一針时，万隆副市长Yana Mulyana 赞赏公厂为员工打疫苗针的活动，支持市政府抗疫方针，希望更多人接种疫苗，让病毒链剪断.更希望疫情更快结束，让民众減少痛苦，更快恢复健康安宁的日子- （雨林编辑， 万隆王羽报道 ）

和平日报， 2021年9月12日，　劉佑銘，曾用名劉佑清，男，印尼歸僑，現年84歲，退休前任職於漳州市龍海雙第華僑農場。 　　現在有時還夢見當年在印尼賣水的情景，每次賣一桶水只掙5盾，一天從早到晚大約來回跑20多趟，而回國的船票卻要5000多盾，爲了這張船票，我幾乎用了2年的時間。雖然不知道中國到底離印尼有多遠，但卻知道錢掙得越多，就離中國越近…… 　　邦戛在印尼還算是個大城市，不僅大街比別的城市多，大街上的商店也是一家連著一家，特別是我們家所在的街上，商店從街頭連到了街尾，商店裡什麼都有，人們不出這條街就可以買到所有的生活必需品。 這條街兩邊的住家又幾乎都是華人，所以大街的名字就叫「番民街」，意即外來人。父親在大街上開著一家食雜店，臨街的房間是商店，後面則是住家，這也是這條大街上所有商店的格局。 大街上中國人的商店不僅相似，就連生活都很相近——父親做生意，母親帶孩子，孩子長到七八歲時，就到城裡的華文學校讀書，孩子放學後，都聚在一起玩，等到吃飯時，大家就分頭回家。 日子看似按照不變的軌跡運行下去，但不久學校因爲印尼政府的法令關閉了，有的人只好轉學到印尼學校讀書，但習慣學習華文的人，卻無法改變自己的習慣，要麼輟學，要麼回到中國繼續讀書。 看到身邊的同學一個個地回到中國，我心裡十分鬱悶，因爲我的家沒有那麼多錢，連回國的船票錢都拿不出來。 這是我人生第一個讓我苦惱的事情，但要解決這個問題只能依靠自己，至少自己能吃苦，有力氣，即使去賣水也能掙到一點錢，積少成多後也許就能實現回國的願望。 　　2 　　理想被撞了一下腰 1959年2月，我終於踏上了回國的旅程，和別的回國青年相比，我的行李不多，但每件物品都是我自己用勞動掙來的，所以心裡感到特別的舒坦，也感悟到今後只要努力，什麼理想都可以實現。 我是家裡男孩中的老大，也是第一個獨自回國的孩子，父母把我的這次出門看得很重，他們擔心以後再也見不到我，因此全家人都到碼頭送別。 最捨不得我的是母親，在碼頭上她一直在流淚，當船離開碼頭時，她忍不住哭了出來，看到他們依依不捨的樣子，我的心也在流淚，捨不得離開這個生我養我的邦戛，但事到如今，已經不能回頭，我知道只有捨棄兒女情長，才能實現自己人生的理想。 到了廣州，順利地在華僑補習學校讀了一段時間，然後考入廣東輕工學院，可到了第二年，我不得不放棄學業，過早地結束了我的學生生涯。 原來，在我走後不久，邦戛發生了震驚全印尼的大火，這場大火幾乎把整個城市都燒毀，而損失最慘重的是當地的華人，一夜之間，數以萬計的華人喪失了全部的財產。 幸好華僑有著優良的傳統，在遇到困難時能相互幫助，不僅城市裡的華僑成立了救災組織，全印尼的華人都向在邦戛的同胞伸出了救援之手，中國政府也及時出面協助救災，並派出了接僑船到邦戛，把大部分受災的華僑接回國。 一天，父親從印尼打電話到學校找我，告訴我家裡發生的情況，並說很快全家人就要回國了。 　3 　　把一生最美好的岁月留在双第 听到家里发生的事情，我心里格外难过，父母一辈子的心血因为火灾而化为乌有，今后的日子一定很难过，幸好全家人安然无恙，幸好华侨还有一个关心自己的祖国做靠山，能在最困难的时候回到中国。 此时我觉得应该为这个家做些事，经过再三考虑，我向学校递交到了退学申请，要去工作帮助家庭度过难关。 、在广东汕头，我见到了从轮船下来的全家人，一家人因为重逢而倍感高兴，虽然彼此才分开一年多，但这种团聚有着不同的意义。那年，安置我们的龙海双第华侨农场才刚组建，各项条件都很差，没有一条通往外面的公路，更不用说其它基本生活设施。 虽然以前没有干过农活，但因为吃过苦，所以很快就能适应新的环境、新的工作，当拿到真正属于自己的那点工资后，我就交给了父母，自己得到的是一种发自内心的高兴。 在生产队工作一段时间后，我被推荐到了学校教书，之后又被调到农场场部工作，最后到了农场办公室，一直工作到退休。而感到自豪的是，1989年国务院侨办为我颁发了“从事侨务工作30年”的荣誉证书，这一纸证书肯定了我为侨服务，更是对我把最宝贵的青春献给双第华侨农场的肯定。 有时夜深人静的时候，偶尔会回忆起在印尼的日子，特别让自己愉悦的是在邦戛当学生的时候，那时学校的同学最爱一起骑车到外面旅游，每到一处风景区，大家都会围拢在一起尽情地唱歌跳舞，每个人都把自己的热情抒发出来。 记得，邦戛城外的海边，有一处叫“石嘴”的地方，是我们最爱去的地方。这里的大海非常的美，海水湛蓝湛蓝，延绵的海滩让人忍不住要去踏足，岸边是茂密的铁树林，也是大家最喜欢游玩的地方。 　　4 　　无论如何都要看一眼邦戛 生活也许就需要耐性。农场的归侨都经历了几十年艰苦的岁月，如今生活有了很大变化，不仅收入增加了许多，最让归侨引以为豪的是，我们都住上了漂亮宽敞的小洋楼。 以前是我们羡慕城里人的生活，现在是城里人羡慕我们的生活，很多人到了农场，看到一排排新建的别墅式侨居楼都感叹不已，而听到别人这样议论我们的房子，大家心里就格外的舒坦。 作为我来讲，更不会想到次子还会从国内到印尼定居，并且和当地一位华裔女子结婚，冥冥之中很像是一种命运的安排。 2004年，我又实现了一个梦想：回到了印尼，在这个我熟悉的土地上又生活了28天。 在印尼首都雅加达，看到了次子，看到了我的媳妇，也看到了才几岁的小孙子。这次的团聚没有伤感，只有高兴和幸福，但遗憾的是，这次回印尼和儿子团聚，儿子的母亲没有到，如果她也能和我一起来，那会是一次多完美的团聚呀！ 在印尼，我无论如何都要去一趟邦戛，一定要看看离别45年后的城市。火灾后重建的邦戛多少还留着些过去的痕迹，在我们家原址上建的是水务局，而原来的华文学校则变成了军营，大街和小巷的格局基本还是原来那样，但整个城市的华人不像以前那样多了，大街上的商店也分不出是华人开的还是当地人开的了。 其实，到了像我这种年纪的人，很多东西都不重要了，能再看一眼曾经生活过的城市，吹拂到习习的海风，就已经非常满足了，何况，眼下在中国生活得幸福，自己的人生就没有什么缺憾了！ ( 雨林编辑， 来源： 中新网…

和平日报， 2021年9月11日，9月5日上午，是万隆市华裔名书画家李惠珠博士(Dr.Tjutju Widjaja)值得高兴和感恩的历史性大日子，这一天也是李惠珠艺术家在国际艺术馆(.SSA Sunaryo)举办的个人画展圆满完成的闭幕日子，也是国际展览馆纪念成立23周年的大喜事，因为馆长Sunaryo 国际艺术家邀请李惠珠艺术博士，书画家在馆里室外天然画作广场同台献艺，两画家共同完成艺术佳作。 观看与旁听两位画家的艺术高论可以总结如下。 李惠珠的画展闭幕是今天九月五日也是Selasar Sunaryo Art Space 的23周年纪念日. 展览馆已尽量限制人数， 但还是来了七十多位来宾，好在展览馆位于山上、风景又好。 活动都设在户外，空间很大， 大家也都戴着口罩. 喜宴上放映李惠珠的展览画面。 午餐后， 约下午二时， 李惠珠穿着中国白色太极服装、 Sunaryo穿着印尼武士服装开始了难得一见的合作作品。 开始由李惠珠以现代艺术在 3×4 米的画布上用毛笔艺术笔法画出了人生…. 的三步骤…..逆境— 奋斗— 成功的意境。 李惠珠最后挥灑的笔墨潇洒、有力、呈现了一个“成功”的豪情。 苏纳利约是国际知名的艺术大师，绘画、雕塑、建筑、设计都是顶尖。 他对哲学也有研究， 尤其是中国阴阳学. 所以他在李惠珠的画面上除了加图了一些，还用红色纸贴了个太阳， 在底下也贴上细长的红纸代表大地. 这意味着天地融合（谐和），万物生辉。 馆长苏纳利约(Sunaryo)对媒体记者说：”我很高兴李惠珠画展成为我们展览馆SSAS 成立23周年纪念的闭幕仪式” ”这是我们展览馆计划项目外的特别节目，一向以来，公众认为我们展览馆是年轻艺术家的场地。我曾经邀请我的老师Mochtar Apin . AD.Pirous 和Rita…

和平日报， 2021年9月13日，9月8日上午，万隆华族关怀团队(Masyarakat Tionghoa Peduli Bandung MTP.) 在万隆福清同乡基金会(Yayasan Harmonis Bandung )会所Jl.Jen Sudirman 620 举办今年9月第一站首次献血活动，庆祝印尼红十字会(PMI)成立76周年和万隆市庆211周年。 这次献血活动主办单位是福清同乡会由筹委主任倪优莉(Juliana)主持活动在严格遵守卫生守则的条件下顺利进行-亲临现场见证慈善活动的福清同乡会理监事有王涌，陈振璧，陈文雄，青年部主任兼万隆区议员陈克雄(Uung)，华族关怀团队协调主任陈春富(Dr.Djoni Toat SH MM).,西爪百家姓(PSMTI Jabar)饶树生，徐任炜(Chandra L ).林国光。闽南公会主席杨汉平，黄文汉，印中友好协会蔡必福。 地区镇长(Camat Andir.Budi Rachmat)与隨员，以及各华社青年组代表协助献血活动事项。 主办单位福清公会副主席陈振璧致词欢迎并感謝镇长的到来视察现场活动。他说明：”我们除了庆祝印尼红十字会成立76周年的活动，也逢万隆红十字会现时血浆存量供不应求，于是MTP 举办这个活动援助红十字会，但愿能缓解红十字会的需要，也让更多急需血液救命的人得到救助。 ”这次活动中也分发口罩给献血者以及在Andir菜市场的小販们，让他们明白并愿意戴口罩支持政府抗疫，切断病毒链并使自已減少染疫的风险.” ”这次报名献血者共有266名，来到现场的有239名，但是经过医护人员的细心检查，多位健康不合格等问题，合格献血者只有176名，得到176血包供应红十会血库。” ”我们这次献血活动也让各华社的年轻人加入筹委会与各服务工作，为他们提供实践社会活动的平台，让年轻人得到锻炼，使以后成为成熟的华社接班人，做好社会工作。” 镇长很赞赏并感谢华族关怀团队在福清会所的献血活动。他致词:”,在疫情时期，华族团队作这样的社会工作来庆祝红十字会成立76周年和万隆211市庆，非常有意义。而且你们有那么多年轻人投入工作，真的让人钦佩，培养接班人的方式，祝你们成功。” （雨林编辑， 万隆王羽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