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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日报， 2021年8月3日，闽南的炎热夏日，午饭时间快到了。在福建泉州南山社区，50岁的傅瑞昌正大汗淋漓地在户外的碳火架上制作巴厘岛特色烤乳猪。 再过一会，在本地读书的几十名留学生会来到他的印尼特色餐馆用餐。能有更多人通过他的厨艺体验南洋风味，傅瑞昌感到很开心。 南山社区别称“峇厘村”，是印度尼西亚归侨聚居区，目前生活有500多名归侨和侨眷。社区里，居民住宅楼上都修有尖尖的红顶，楼间种着棕榈树、菠萝蜜等热带植物。 傅瑞昌是土生土长的泉州人，也是归侨二代。他对自己从父母那学到的手艺很有自信：有印尼人曾来品尝他的手艺，说是“保留了几十年前的‘古早味’”，觉得“很正宗”。 “今天这道烤乳猪要是能配上纯正的印尼香料就更好了。”傅瑞昌一边烤着一边念叨。在疫情之前，他使用的很多原材料都是从印尼直接进口的。 香料，自古以来就是印度尼西亚在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货品之一。而傅瑞昌的家乡——海丝起点泉州，几天前刚刚凭借其在宋元时期高度繁荣的海洋商贸成为中国的第56项世界遗产。从那时起，随着海洋商贸走向世界的，除了货品，还有一代代“爱拼才会赢”的华人移民。 1961年，几百名华侨乘船由印尼巴厘岛归国定居。当时19岁的蔡金基也在船上，他和同行的许多人在著名侨乡泉州安顿下来，在华侨农场工作。南山社区就是那时开始形成的。 几十年后，蔡金基仍然能讲一口流利的印尼语。如今已退休多年的他，还会在寒暑假期间把这门语言教给社区的小朋友。 南山社区的“印尼记忆”不止体现在语言上：很多居民日常都穿着带有花色图案的 “巴蒂克”“纱笼”；傍晚，《哎呀，妈妈》等印尼歌曲在社区内响起，人们来到广场上，伴着音乐快速摆动身体，跳起异域风情的舞蹈…… 这样的文化记忆正在变成交流的桥梁。近年来，南山社区成立了侨友会，每年都会和印尼中国友好协会巴厘分会举办联谊活动，互访互探。 兼任社区居民小组组长的傅瑞昌在2001年第一次带队去巴厘岛交流。“我是小时候跟父母学的印尼语。没想到在当地语言很‘通’，连腔调都一样。”傅瑞昌说，“感觉非常亲切。” 蔡金基这些年也去过巴厘岛不下十次了。作为社区文艺队的骨干，他还带着很多归侨后代，去表演融合两国特色的歌舞。 “在我们的交流中，印尼华人华侨也更加了解中国。”蔡金基说。 有文化交流，更有守望相助。“去年国内疫情严重时，巴厘岛的乡亲给我们寄了很多口罩。”社区党支部书记罗平说，“今年，我们也经常给他们寄口罩过去。” 罗平介绍，社区的幼儿园还专门开设有印尼语和印尼歌舞课程，希望小小的归侨后代们能够传承华侨记忆，未来成为文化交流的使者。 去年10月，为进一步推广华侨文化，南山社区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开办起“印尼美食街”。傅瑞昌积极带头，率先开起这家以烤乳猪为特色菜的美食馆。如今，街上弥漫着各色各样的印尼味道：咖喱的浓郁，沙嗲的咸鲜，千层糕的香甜，黄姜的沁爽…… 印尼的红糖圈等糕点制作工艺复杂，蔡金基的老伴是归侨中为数不多学过的。儿媳陈梅芳主动向婆婆讨教了好手艺，在街上开了一家糕点店。80岁的归侨柯和寿是小店的常客，他在蔡家的手艺中“吃到了久违的‘妈妈的味道’”。 在另一家以“侨家”为名的小店中，65岁的老板、归侨二代洪春梅放置了许多祖辈的照片和书信，让餐馆成了华侨文化的小小展览馆。“我想把妈妈传给我的手艺一代代传承下去。”她说。为此，她找到了一位特殊的“合伙人”——儿子林幸运。 美食街不远处，是同样刚刚落成不到一年的社区民俗文化园。看着园内的茅草亭和热带植物，傅瑞昌在心里盘算：等疫情结束了，去印尼买的不仅要有香料，还要有两个巴厘岛特色石雕，带回来放在文化园门口。 （雨林编辑， 来源：新华社福州记者褚萌萌、张逸之、陈旺)

和平日报， 2021年8月3日，周一，8月2日，西爪(万隆市)主流报纸”人民思潮报”P.R.报道万隆华族关怀团队(MTP Masyarakat Tionghoa Peduli Bandung)在一星期内大力举办疫苗接种活动，献血活动，分发日用品爱心礼包活动。 万隆人民思潮报和军，警，市府，大学生军团等机构是万隆华族关怀团队合作或协助举办的各种防疫，抗疫慈善活动的伙伴，对受到疫情影响的民众所熟悉和赞赏，对华族关怀团队慈善活动而不能直接到达现场的地方，上述单位能以代表身分奉献力量。 据报道，万隆华族关怀团队在7月尾1星期内举办多项慈善活动。 1.在万隆渤良安福利基金会会所与警局(Polsekta Bandung Kulon)合作举办疫苗接种活动，7月25至28日，为已在警局报名的民众打疫苗针。 2.华族关怀团队(MTP)与警局(Polsekta Sumur Bandung)与基督教堂(GKI)合作为800名Kebon Pisang 村民在教堂(Taman Cibunut)礼堂接种疫苗。 3.华族关怀团队与警局(Polsekta Cibeunying)合作在大学礼堂(U.Widyatama)为1300名村民接种疫苗。 4.在那一星期内，华族关怀团队与万隆大警局警员合作分发日用必需品礼包给多地传统市场小商人(ITC Kebon Kelapa.Pasar Andir 等，同时有社区保安警员分发给贫困民众。 5.星期五7月30日，华族关怀团队与人民思潮报合作捐助款项与日用必需品爱心礼包给西爪街口歌手团队(KPJ Jabar)，也捐助创立人歌星(已故)Harry Roesli 的孩子La Yala Krisna Patria Roesli. KPJ Jabar 主席Martha Topeng在会所(Cikajang Raya Bdg)表达感谢，在疫情严峻时期，有华族关怀团队捐助爱心礼包，分发给街口歌手们。 6.星期六，7月31日，华族关怀团队与天主教堂(Gereja Katolik…

和平日报， 2021年8月4日， 香港浸會大學今日（3/8）公告，將於本星期六（7/8），向影星周潤發先生頒授榮譽人文博士，以表揚其專業成就以及對全球電影的重要貢獻。這是發哥繼1999年獲香港演藝學院頒授榮譽院士，及2001年獲香港城市大學頒授榮譽文學博士後，再一次獲大專頒授榮譽名銜。 典禮將於今個星期六舉行，浸會大學將頒授榮譽人文博士學位予周潤發先生，儀式結束後，發哥更將聯同著名導演莊文強先生，與傳理學院師生及校友共同參與問答環節，分享演藝生涯點滴。 （雨林编辑， 来源：香港01 ）

和平日报，2021年8月4日，时间在我有记忆的童年岁月里至今已过去了六十年有余，然而在我清闲的晚年生活里，脑际间总是有着絲絲的怀念和印象，经常会回想到过去童年时的生活中，那抹不去的影子时而浮现，对故居周遭的一些有趣事总是会经常如彩虹晚霞般地投影在我的生活节奏里。 记得当年家乡坊间，若有乡人逝世，当地的长春会(华人福利会)一定会在当逝者出殡日前，给市区上的每处商店颁发一对红蜡烛以示通知吧!这对红烛有些商家会在傍晚关店后点亮，而这种习俗对当地的华人社会受到祖宗传统文化的传扬，一直保留了好长一段时间，丧家孝子披麻带孝，遗体出殡奔赴坟场时的灵车都要经过大街，沿途散播烧香用的金银纸宝，敲锣打鼓吹奏起”小白船” 的乐曲，对有钱人的丧事更显得排场和体面，除棺木用上大好木材，还要贴上各种精美图画甚至也有人用精致手工雕刻棺木等，灵柩车一般会用大卡车，在车上也搭盖装饰，如男死者会在搭蓋蓬上摆上制作的老虎形象，而女逝者则为白鹅形样，遗像被安装在车头联轴素花分别挂滿耒宾送葬的卡车二旁，更加有趣的是如果有钱的福建人会在公路上停留片刻进行拜祭，送殡的车辆都排成长队伍，沿途观看者无数挤滿街道旁，热天里还有打傘的旁观者，气派显得有如今日迎接贵宾之姿态，实在令人叹啧，那时的当地政府还是允许华人的這些传统习俗的， 再说回娶嫁时，因为当时还沒有能供婚宴的酒家，一般都在男家搭建帐蓬，租耒木板长橙桌子，有钱人摆上几十桌，僱上厨师烹调好菜肴，肥猪肉炆雞，炒麵，一些地道的家乡菜等等，新郎迎新娘都要租用新娘车，再聘请喜，丧都同用的乐队，乐队鼓手为我前中华学校的罗伟芳老师，萨克斯(喇叭)则由蔡亞开老师吹奏，还有另一位喇叭手则为土族人名旺家忠(kacung) 合成一组当时市区内的乐队，搭乘大卡车上随新娘车遊街示众，这种婚礼习俗一直流行甚久， 小时候称作 “地地，做新娘”，家属敬老端茶叫领拜拿红包，一般新娘要在房间里穿着新娘服让宾客耒观赏，酒蓆也无时限约，有的甚至到晚餐后才散去，而远方亲属更有留下夜宿的情形发生， 这些点点滴滴都是童年时代生活中的一段小插曲，深深留下难忘经历和回忆，随着社会和时代的不断改变，许多曾經有过的习俗渐渐被遗去，再过若干年后，当我们这一代的乡亲都离去后，对年轻人而言却是没有见过的听闻，都将成为历史的黃页。 以上悲和喜的二种旧日风情，还能有多少人留有印象，故乡还有许多的老故事，闲里和群友敍述，坐在清静的乡间高脚木屋，热咖啡一杯再加上炸木薯，真感幸福 ! (雨林编辑，澳洲勿里洞网友李国俊供稿 )

和平日报， 2021年8月4日，“春风沐南洋，桃李满天下，育才百年志，启后不朽功。”这是新加坡南洋校长在祖父百龄大寿上的题词。时至今日，张国基的孙子雷腊生仍珍藏着这幅字画，搬家数次住哪都带着“它”。 “祖父虽然没有给我留下物质财富，但是他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永存于心，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相反，会越来越光辉。”雷腊生回忆起与祖父的点点滴滴，感慨万分。 这位跨世纪的长者，是印尼及东南亚地区华侨教育事业的拓荒者及先驱之一。被革命前辈宋任穷誉为“一位不悔的教育家”。 万里赴戎机投身革命战 1894年4月，张国基出生于益阳县迎风桥乡一个耕读之家。他自幼丧父丧母，由雷腊生的曾祖母教养成人。 从小张国基便天资聪颖，勤奋好学。1915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与毛泽东成为了校友。同窗五载，两人交情甚厚，慢慢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五四”运动爆发后，湖南学生联合会成立，在毛泽东的周密部署和指挥下，担任学联副主席的张国基等被秘密派往衡阳，游说军阀吴佩孚，将时任省主席、军阀张敬尧驱逐出湖南。驱张斗争取得胜利，加深了他对国家前途命运的认识。 1919年底，毛泽东写信给新民学会，提议派员到南洋群岛了解东南亚各国状况。当时正值新加坡华侨中学校长涂开舆归国延揽师资，张国基前往应聘被录用。到新加坡任教后，他时常阅读华文报章，密切关注国内局势。毛泽东多次写信鼓励他站在时代前列，报效国家。 1921年，张国基母亲逝世回国奔丧，毛泽东写信约他到长沙面谈，并邀他视察讲学十余天。 1926年底张国基回国，经毛泽东举荐，他随即被派往武汉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出任教育长。4月，他应毛泽东、周以栗之邀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讲习所被逼停办。随后，汪精卫于7月间也掀起反共浪潮，国内一片白色恐怖。在危急关头，张国基受毛泽东指示，于当月随同徐特立、方维夏等秘密赶往江西，参加“八一”南昌起义，任国民革命军独立第一师少将师长。 上世纪二十年代正是中国社会风起云涌、变幻动荡的年代。党组织考虑张国基的特殊状况，从宣传发动海外华侨支持革命的角度，决定续派他从事华侨教育事业。1928年底，他再次搭上去新加坡的邮轮。 为国赴海外归国桃李芬 1939年，张国基与几位同事在印尼创建了中华中学。学校以“中华”冠名，就是要传播优秀中华儒家文化，“立德树人”。 在中华中学任教20多年，张国基竭尽全力，培养了大批掌握科学文化知识的华侨青年。如：侨生邱鹤庚上学有困难，张国基就把他接到家里住，学费、衣食及其他生活费用全由他承担。1950年邱鹤庚在中华中学毕业后，回国深造，成为了著名的内科医生。 抗战期间，张国基还发动和领导华侨学生向爱国华侨募集了巨额捐款。 由于专心致志于教育，知行合一，他深得侨界信任，学校因此成为印尼华侨社会最负盛名的侨校之一。1952年，吴学谦率中国青年代表团访问该校时评价道：“华中是华侨的骄傲，是南洋的一颗明珠。” 1958年9月，张国基回国定居，仍担任北京华侨补习学校校长。当时，张国基已年逾花甲，但革命斗志不减当年，继续担当起归国华侨学子教育工作。在任期间，张国基共培育了3000多名侨胞子弟。 雷腊生说，张国基是一个爱学生胜过爱自己孩子的人。他常对孙辈说：“我的儿子只有一个，我的学生却有很多，对我的学生，比儿子还要亲。” 张国基从事教育事业60多年，教过学生达1万多人，其中有7000多在海外，遍布世界五大洲，真可谓“桃李满天下”，为祖国和海外侨胞培养了大批有觉悟、有本领的人才，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每逢寿诞和过节，常给他来信寄贺卡甚至邮寄钱物敬谢师恩，有的还会远涉重洋前来登门探看他。 两袖拂清风只为家国兴 张国基是一位在血雨腥风中入党，有60多年党龄的老一辈共产党员，无论是顺境或逆境，他始终保持党的优良传统，艰苦朴素，平易近人，严于律己，不遗余力地献身革命，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竭尽全力为社会事业作贡献。 1984年，张国基当选全国侨联主席，按规定要配一名秘书、一个服务员和一台专车。当时张国基说：“现在自己身体好，生活完全能自理，工作也用不着秘书代劳，外出开会来车接一下就可以了。国家要用钱的地方多，能省则省，绝不能浪费国家和人民的钱，如果让三四个人来为我一个人服务，我怎么能安宁呢？”结果是，配给他的秘书、服务员、专车、大套间他一样都没要。 “初次来到他的住处时，令我大吃一惊。”雷腊生记忆犹新，一间不到15平方米的卧室，靠墙摆着一张宽木床，床面靠里的三分之一堆满了各种书刊。床的对面是一个书柜，一张书桌，桌面被占了一半。70多平米的房内，除了两张沙发，在就是一张旧藤椅和两把木椅子，这里白天是他的办公室兼会客厅，晚上就成了他的卧室和书房。 “生活上他从不讲究，工作上却十分讲究。作为全国人大代表，他时刻把人民放在心里，处处关怀人民的生活，特别是关心人民群众反映的问题。”雷腊生介绍，有一年，他对北京乘车难的问题，作了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为此他还特意买了一张通用月票，经常出入公共汽车，全市100多年公共汽车线路他都乘坐过。得出结论后，他在人大会上慎重提出了改善首都公共交通管理的建议，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家财不为子孙谋“九颗牙齿”传后人 廉洁奉公，是张国基的生活信条。1974年以后，张国基历任北京市文史研究馆副馆长、馆长。1978年侨联恢复后，他先后当选为北京市侨联副主席、荣誉主席以及全国侨联主席、全国侨联荣誉主席等职。虽长期身居要职，但他从不谋求半点私利。 张国基不止一次对儿子和孙子们说：“你们有本事，不要我的钱，也能创家立业；没有本事的话，给钱也没有用。所以你们只能靠自己，我没有什么东西留得给你们。” 雷腊生感叹到，“祖父他老人家一心想的都是人民，心里装的都是大家。”1984年4月，张国基九十大寿，他在海外的学生寄来十万元寿金，张国基把这笔寿金全部赠给家乡人民，使益阳县迎风乡民主村的五百多户村民，家家户户点上了电灯，村里还办起了几个加工厂。 十万元现金办电没用完，当地干部见张国基儿孙的住房陈旧，想拿出一万元来维修，张国基坚决不同意。他用剩余的钱成立了“张国基文化教育基金”，用于奖励归国学习的华侨学生和家乡益阳的优秀师生。 雷腊生清楚的记得，张国基对他们说过，“我的遗产就是这9颗牙齿，百年之后，你们每人拿一颗作纪念。” 2001年，在中国侨联支持下，益阳市侨联用“张国基文化教育基金”与益阳民营实业家杨谷良合作，在张国基故里益阳资阳区迎风桥镇以其名字命名，创办了益阳国基实验学校，为广大学子插上了梦想腾飞的翅膀。 （雨林编辑，来源：红网时刻记者 李兵 聂伊岑 实习生 余果 综合报道 ）

和平日报， 2021年8月5日，梁立基，1927年生于印度尼西亚万隆，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1951年进入北大学习，1954年毕业后留校任教，主要从事印度尼西亚语言、文化，中国与印度尼西亚、中国与马来西亚文化交流史，以及东方文学等方面的研究。 海外血雨腥风中的青少年时代 海德格尔说过，人是被抛入这个世界的。我们无法选择生于什么时代、什么国家和什么家庭，但来到世界之后，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奋斗去改变自己的人生命运。 我是1927年来到这个世界的，出生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市一个华侨商人家庭。当时正值国难当头和民族存亡的危急时刻，我的幼年和青年是在“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太平洋战争和印度尼西亚民族独立“八月革命”的血雨腥风中度过的。 我的父亲梁尚琼是一位爱国侨领，他从小就教育我：“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家客厅里挂的横幅是岳飞写的“还我河山”四个大字。我在万隆中华学校念书时也受到爱国主义教育，老师经常讲抗战的故事。我还特别喜欢唱抗战歌曲，记得每次唱《松花江上》和《八百壮士》时都会激动得热泪盈眶。在家庭和学校教育的熏陶下，我从小就有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决心要为振兴中华奉献自己的一生。 “七七”事变后，在荷兰殖民统治下，万隆的爱国华侨只能以赈灾的名义进行募捐来大力支援祖国的抗日战争。当时万隆成立了华侨慈善委员会，我父亲是主要领导人之一。我也想以实际行动为抗日救国做点儿事。所以一到周末，我便去慈善委员会的财务处领取募捐箱，沿街号召来往行人募捐，中午募捐完后便把募捐箱交还给财务处，当面点清我当天募到的钱数，然后写上我的名字。我感到非常欣慰和自豪，因为这意味着我也为抗日救国作出了自己小小的贡献。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魔爪很快伸向东南亚。荷兰殖民统治下的印度尼西亚面临战争的直接威胁，城里人纷纷迁往郊外避难。我家迁到郊区山下公路旁的一间房子，在房屋后挖了一个防空洞，一听到空袭警报声，全家人便迅速躲到里面，蜷缩着一动不动。 不久，整个印度尼西亚便被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万隆市沦陷不到一个月，我的家便惨遭浩劫。在一个漆黑的夜晚，突然传来一阵猛烈的敲门声，几个荷枪实弹的日本宪兵气势汹汹地闯进来，把我父亲从睡梦中叫醒抓走。第二天，我们也被赶出家门，日本宪兵在我家大门上贴上封条，上面写着“敌产管理处封”。后来我才知道，我父亲是被列入“抗日分子”名单而被关进集中营的。 父亲被抓走后，起先被关在万隆市郊的监狱里，每隔两三个月家人还可以去探监。但一年后父亲便不知去向了，家里人十分着急，整天提心吊胆，怕有不测。有一天，突然来了一位集中营的土著守兵，神神秘秘地来到我家，原来他是受我父亲暗中委托偷偷前来通风报信的。这时我们才知道父亲的去向。原来日本人准备把集中营里的华人都送往缅泰去修“死亡铁路”，而且已经被送到海口待命出发。那时，日本海军在太平洋海战中已经失势，海路已被盟军封锁，所以最后去不成了。这真是上天保佑，如果真去缅泰修“死亡铁路”，父亲即使不是死于苦役，也会在铁路修成后被枪杀灭口。去不成后，他们便被押返到芝麻墟镇集中营。那位土著守兵还偷偷地告诉我，如果想见到我的父亲，可以前往芝麻墟镇的某一条街边偷偷等候，太阳落山时就可以看到一支服完苦役后回集中营的队伍经过那里，但千万不要被日本兵发现，会没命的。 当时我才十多岁，决心要去看父亲一眼，便一人骑自行车到芝麻墟镇上的那条街。我躲在街边一家华人的小店铺里等待。快天黑时，我看到一支回集中营的服役队伍拖着极度疲乏的步伐慢慢地走过来，因为隔着玻璃窗看不清楚，便不由地跑出去，站在马路边仔细观望从眼前走过的每一个人。我终于发现了父亲，他也看到我了，我们俩四目相视，心里有千言万语但无法表述。这时，日本守兵发现了我，上来便给我两记大耳光。店老板看到情况危急，便急忙跑出来，一边假装对我训斥大骂，一边把我拽回店铺，就这样把我从日本兵的刺刀下救出来了。我终生忘不了那一次的遭遇和店老板的救命之恩。50年后，我到印度尼西亚参加学术研讨会，特意去了芝麻墟镇旧地重游，想对当年救过我命的店老板再次当面致谢。可惜，已经人去楼空。 在日军占领的三年多时间里，我度日如年，我们一家七八口人搬进一间小小的平房挤在一起住，靠变卖家里的剩余东西和亲友的接济，过着十分艰苦的日子。我还在街边摆过小摊卖肥皂，尽量想办法贴补家用，减轻我母亲的负担。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我父亲也从集中营里被释放出来了，我们全家得以重新团圆。这时，中国在一夜之间突然变成了世界“五强”之一，过去趾高气扬的荷兰人现在见到中国人也都变得彬彬有礼了。我感到非常自豪，中国人已不再是“东亚病夫”，从此可以扬眉吐气了。 日本投降两天后，8月17日，印度尼西亚宣布独立，成立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代表盟军到印度尼西亚受降的是英国军队，荷兰殖民者成立荷印民政管理署，企图复辟旧殖民统治。印度尼西亚人民纷纷拿起武器，捍卫刚独立的共和国，这就是1945年爆发的“八月革命”。我参加了万隆中华红十字会的救护队，以实际行动支持印度尼西亚的独立斗争。 万隆市恢复平静后，学校开始复课，我也怀着美好的憧憬踏入新建的万隆华侨中学(侨中)的大门，重新过起向往已久的学校生活。侨中的三年是我人生新的起点，为我今后要走的人生道路打下了初步基础。学习之外，我喜欢各种体育锻炼，尤其是篮球，我是校队和市队的主力队员，经常参加各种比赛。这可以说是我三年高中生活中阳光的一面。 但在同一时期，我也深深为祖国的命运感到困惑，陷入极度的迷茫中。抗战胜利后，中国已成为世界“五强”之一，我满以为祖国的复兴指日可待，谁知接踵而来的是滚滚乌云。一方面，国民党政府贪污腐败，国内物价疯狂飞涨，老百姓无法生活下去；另一方面，内战爆发，国家重新陷入战火之中。当时海外华侨对中国共产党还缺乏了解，我也没有机会接触进步组织和阅读革命书籍，所以我一度陷入彷徨苦闷中，不知前途在何方。 后来，我借到斯诺写的《西行漫记》，才知道在中国还有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接着，我设法借到一些革命书籍，第一次看到《新民主主义论》时，我就认定祖国的命运只能寄托给中国共产党。我也给自己树立了这样的信念：我热爱中华，也热爱我的第二故乡——印度尼西亚，我要以振兴中华为己任，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终生，同时，我也要为促进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友好关系的发展和共同进步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我也上街加入庆祝游行队伍，大家边唱歌，边高呼口号。我从来没有遇到过如此轰轰烈烈的场面。那一刻，我对祖国的伟大复兴和繁荣富强充满憧憬，决心毕业后立即回国，为建设新中国奉献自己的一生。 人生道路的新起点 1950年侨中一毕业，我便怀着报效祖国的决心，报名参加印度尼西亚归国华侨同学会，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印度尼西亚归侨学生。当时国际局势很紧张，中国内地已被封锁，一般邮轮不通，只有香港的太古轮船公司还有货轮运货到天津。我们回国决心已定，便与太古轮船公司联系，坐上太古轮船公司2000多吨的旧货轮从雅加达启程，穿过台湾海峡封锁线，直达天津海河码头。 到达天津的当晚，时任市长黄敬亲自设宴招待。他告诉我们，台湾方面已派军舰准备在台湾海峡拦截我们，把我们押到台湾去。在获得这个情报后，大陆立即跟香港太古轮船公司进行交涉，要求改变航线，一定要保证第一批印度尼西亚归侨学生安全回到中国大陆。这时，我才想起船离开香港的第二天一早，确实有一架侦察机一直在尾随，低空盘旋在我们货轮的上空，看来是在跟踪我们船的行程。我们这才知道，能平安到达天津，靠的是人民政府的保护。我深深地感受到，过去被人称作“海外孤儿”的华侨，如今第一次得到祖国母亲的关怀与呵护时的温暖。 另一件事也让我感动不已。在天津住了几天之后，中央人民政府华侨事务委员会派专人把我们接到北京，准备参加全国高考。火车抵达北京前门车站后，我们都忙于卸行李，有一位穿短裤的中年干部也在忙着帮我们卸行李。那时正值盛暑，行李卸完后，有人才把满头大汗的那位中年干部介绍给我们，原来他就是中央侨委副主任廖承志同志，我内心无比感动：“啊，这就是新中国的干部呀！” 一踏上国土的这两件事令我终生难忘，也使我暗下决心，要为民族复兴大业奉献自己的力量。我怀着工业救国的理想考入东北大学化学系，后来东北大学改名为东北师范大学，我也愿意毕业后当化学老师，培养祖国需要的化学人才。 但是人生并非一条直道，一个人往往会遇到意想不到的拐角而改变轨迹。第二年暑假，第二批印度尼西亚归侨学生来了，中央侨委让我作为侨委干部负责安排学生的住宿。此时，正好我父亲参加第一批印度尼西亚华侨归国观光团抵达北京，侨委又让我参加接待工作。其间，我父亲看到新中国欣欣向荣的景象大受鼓舞，决心把在印度尼西亚的全部家业卖掉，把资本带回国参加建设新中国。在当时成立的印度尼西亚华侨投资公司，他是宣传委员。他还把在家乡早先买的70亩果园全部无偿献给国家，他的爱国行动给我以极大的鼓舞。 当我顺利完成侨委交代的任务时，学校已经开学一个多月，我回不去了。那时候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刚建交，很需要印度尼西亚语的翻译人才。于是，中央侨委建议我转学到北京大学东语系新建立的印度尼西亚语专业。我早已树立这样的信念：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印度尼西亚是我的第二故乡，发展中国与印度尼西亚的友好关系就是我的历史使命。所以，我二话没说便欣然答应了。就这样，我告别了化学专业，走进印度尼西亚语专业。从此，我的一生再也不能与中国—印度尼西亚关系的发展分开了。 从语言教学进入文学文化研究 我在北京大学东语系印度尼西亚语专业工作了几十年，献出了我的全部青春和精力。从20世纪50年代起，除教学外，我经常被借调承担接待印度尼西亚代表团的翻译工作。1956年苏加诺总统访华时，我参加了翻译组的工作，一起把苏加诺慷慨激昂的演说全部录下翻译成中文，通过电台让全国人民当天听到。之后，我还参加了许多重要的翻译和接待工作。在实践中，我认识到要深化两国人民的友谊和相互了解，除了语言作为不可或缺的交流工具外，还需要更加深入地了解印度尼西亚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历史和现状，了解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的关系史和交流史。于是，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起，我便开始着重研究印度尼西亚文学和中国—印度尼西亚的文化交流史，并开设这方面的课程，后扩展到东方文学的研究，参加并负责东方文学史有关书籍的编写工作。 新中国成立初期，东语系的主要任务是为国家培养亟须的翻译人才。我作为东语系的一位年轻教员，理所当然要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投放在专业语言的教学和翻译工作上。1956年，中央号召“向科学进军”，东语系的年轻教师纷纷响应，但如何进行科研，大家心中没有数，不知从何做起。作为当时的系主任，季羡林先生根据自己多年的心得体会，有针对性地为东语系青年教师作了多次专题讲座。他的报告使我茅塞顿开，看到了自己的努力方向。我一向对文学感兴趣，高中时就喜欢看中外的各种文学名著，所以，我决定以印度尼西亚文学为主攻方向。我开始学习文艺理论，拓宽文学文化的知识面，大量阅读印度尼西亚的文学论著和主要文学作品，一步一步地打好基础和积累知识，朝既定目标迈进。 季羡林教授是我国东方学的泰斗，培养了一大批东方语言、文学、文化的教学研究人才，我自己就是在他的言传身教下走上学术研究道路的。作为东语系的教师，我有幸得到季羡林的直接教导和指点，使我从单纯的语言教学逐步走上印尼—马来文学和文化研究的道路，后又逐步扩大到东南亚文学和整个东方文学的研究领域。 1978年，国务院决定编辑出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季羡林负责东方文学的总编辑工作。东语系搞文学的教师大多参加并成了东方文学各分编委的主力和骨干，我自己也当了东南亚文学编写组的主编。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两年多的编写过程中，季羡林经常召开编委会，直接带领编委们共同讨论和研究有关东方文学条目的各种问题，使我对东方文学的认识和兴趣不断提高，并决心要把自己的专业文学研究与东方文学研究直接结合起来。 1979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积极筹备出版《外国文学简编》作为高校外国文学的基础教材。《外国文学简编》计划出“亚非部分”，在协商之后，当时便决定由朱维之、雷石榆老前辈和我担任主编，把全国15个高等院校从事东方文学教学和研究的教师第一次集结在一起，共同编写我国第一部东方文学教程。整个编写过程用了三年多的时间，不但带出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支东方文学的研究队伍，同时也催生了我国第一个东方文学研究会。1983年，在乐山召开的最后定稿会上，大家决定成立高等院校东方文学研究会，我被选为副会长。 我还参加了季羡林主编的《东方文学史》上下册的编写工作，并担任副主编。这部我国最大、最全和最权威的东方文学史巨著于1995年出版。为了大力促进我国东方文化研究的发展，季羡林进一步制定了一个跨世纪的工程，即编纂一套史无前例的、规模宏大的“东方文化集成”。“东方文化集成”内容涵盖东方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民族、宗教、哲学、文学、艺术等领域，计划出版500种，季羡林亲自担任总主编，我担任了东南亚文学相关书籍的主编。我负责和主编的被列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重点科研项目的《世界四大文化与东南亚文学》便是其中之一。我完成的《印度尼西亚文学史》也被列入“东方文化集成”，于2003年出版，并荣获北京市第八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北京大学第九届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1965年，印度尼西亚发生“九三〇”事件。不久，中国与印尼两国便断交。印度尼西亚语专业的老师们不知今后该做什么，对前途感到茫然。但作为教研室主任的我没有丧失信心，因为从两国关系的长远发展来看，我相信断交只是暂时的现象，我们应该为以后复交的到来做好准备工作。于是在1977年，我便建立词典组，把全部力量调动起来编写《新印度尼西亚语汉语词典》，用了将近十年的时间编成，于1989年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发行。 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明显的成果，印度尼西亚政府开始有意改善与中国的关系。1988年，印度尼西亚举办第五届印度尼西亚语言全国代表大会，这是印度尼西亚官方五年举办一次的印度尼西亚语言最高的学术会议，邀请外国著名学者参加。我也收到了邀请，成为断交后第一位被邀请参加会议并作为大会学术报告人的中国学者。这次大会使我有机会与印度尼西亚学者、华裔社会人士直接接触和交流，同时更感受到语言和文化交流对双方的相互沟通和理解所起的重要作用，我觉得有必要更加努力地培养印度尼西亚语人才与开展印度尼西亚文学文化和两国交流史的研究。 1990年8月8日，中国与印度尼西亚正式恢复外交关系，当初来北京筹办大使馆的印度尼西亚公使第一个要找的人就是我，想从我这里了解中国改革开放的情况。我给他阐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理念，还带领他参观东南亚国家在北京开设的企业。后来他问我：“在两国断交期间，您是否继续教课和研究印度尼西亚的语言、文学、文化？”我说：“因为我相信两国断交是暂时的历史现象，总会有复交的一天，所以我从没有停止过对印度尼西亚语的教学和研究，而且主编了《新印度尼西亚语汉语词典》并出版。”他听了很感动。后来，在把我介绍给复交后首任印度尼西亚特命全权大使时，他特地说：“断交期间在中国‘有一盏永不熄灭的灯’，那就是梁教授。”从此，印度尼西亚大使馆有重要的外事学术活动便经常邀请我参加，我也愿意为促进中国与印度尼西亚的友好关系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鉴于印度尼西亚语言发展很快，着眼于两国关系未来发展的需要，我们继续编写更大、更全、更新的词典。经过数年奋斗，一部崭新的、大型的《印度尼西亚语汉语大词典》终于于2000年在雅加达出版，并举行了隆重的首发式，印度尼西亚教育部部长和我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都拨冗出席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这部大词典荣获北京大学第八届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在这期间，我与马来西亚的学术交流也增多了。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在语言文化上是同一源流。1992年，我第一次被邀请参加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举行的马来语言国际研讨会，并被指定为大会报告人之一。这是中国学者第一次出现在马来西亚的学术论坛上。我用马来语所作的学术报告“中国的马来语言教学与研究”，第一次阐明马来语言在中马交流史上所起的作用。1994年，我被马来最高学府马来西亚国民大学聘请为客座教授，要我在该校用马来语举办讲座，专门讲有关中马文化交流的历史，并邀请我用马来文写成一部专著，即《光辉的历史篇章——15世纪马六甲王朝与明朝的关系》。这是第一部由中国学者用马来文写的有关中马语言文化交流史的学术专著，由于引用了大量在马来学术界还鲜为人知的中国史料，受到马来西亚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并深得好评。我在马来西亚进行的讲学和学术交流活动只为了一个目的，那就是以历史事实为依据，科学地阐明中马友好关系的源流，借以消除“中国威胁论”的影响，以便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加深彼此的友谊和信任。由于我在马来西亚的学术活动取得了一定成果，2004年10月在北京庆祝中国—马来西亚建交30周年研讨会上，马来西亚首相巴达维亲自给我颁发了“马来西亚—中国友好人物荣誉奖”，以表彰我在语言、文学、文化交流中所作出的贡献。 进入21世纪，我虽已过古稀之年，但赤子之心未变，仍想为促进中国与印尼的友好关系和文化交流继续发挥余热。其间，我编译了汉语—印度尼西亚语对照的《唐诗一百首》，于2005年8月在雅加达出版。接着，我继续编译了《宋词一百首》。能把中国古典诗歌的两大高峰——唐诗和宋词从原文直接翻译成印尼文介绍给印尼广大读者乃是我平生之夙愿。由于我在翻译工作上做出的成绩，中国翻译协会特授予我资深翻译家荣誉证书。 我为促进中国与印度尼西亚的友好关系和文化交流做了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2006年8月17日，在庆祝印度尼西亚国庆61周年之际，印度尼西亚驻华特命全权大使苏特拉查特地给我颁发了“贡献奖”，表彰我为促进中国—印度尼西亚文化交流所作的贡献。北大新闻网还为此发表了专访报道，说我是“架设文化桥梁的民间大使”。 2006年，印尼大使向梁立基颁发“贡献奖”奖状，右三为梁立基…

和平日报， 2021年8月7日，他开设的“椰城酒家”是中国大使馆指定的招待餐馆，万隆会议上他为中国代表团当“厨师”。1958年7月，周恩来总理在台山视察时向当地县委打听他的下落，并派车到塘口镇接他会面，由此还引发了一段国家领导人与归侨之间的“牡丹情”。 他就是侨乡开平最早受到周恩来总理接见的归侨关崇涧。毕生致力于华侨社团工作，是万隆广肇会馆创办人、领导人之一。曾出任万隆市各界侨团总机构——中华总会副主席，为促进华侨团结、建设祖国作出很大的贡献。 　　艰苦创业 致力于华校和华侨社团的发展 故事的主人公名叫关崇涧，原名关锟，1894年11月出生于开平县塘口以敬三板步村的一个华侨家庭。在关崇涧的少年时期，他跟随母亲在家乡耕田种菜，只读过几年私塾。1912年，他与妻子到印度尼西亚谋生，先后到磨鲁、麻兰巴板、泗水、巨港、万隆等地，干过苦力，当过学徒、钳工、机械工，做过家庭手工业（制手表链），还曾在市场开小食店。1948年底，他在万隆邮政西街开设椰城酒家，由于坚持诚信经营，热情待客，生意很不错，不到几年就成为当地华人餐馆中的佼佼者。 关崇涧在印尼打拼30多年，养成了艰苦朴素、勤劳勇敢的品质，也深深体会到身处异国的广大侨胞只有加强团结、互相帮助才能生存。因此，他不随便乱花一分钱，但对华侨公益事业却慷慨解囊。他还在开小食店之时便致力发展华校、华侨社团。他曾多次举行义卖，每次义卖所得的收入悉数捐给食品工会、中华总会或华校，因此，深受侨胞和师生的尊敬和爱戴。他还是万隆广肇会馆创办人之一，在广华学校第二期工程期间，他作出了卓越贡献。 万隆广华学校是由万隆广肇会馆主办的一所爱国华校，广华学校开学后成立广华学校董事会，关崇涧被选为董事长。关崇涧曾在举行寿宴时，宴请亲友将所有贺礼以及多次捐款共约三万盾（荷兰盾），全部捐赠给广华学校作为校舍的建设基金。 　　万隆会议期间，保驾护航中国代表团 关崇涧与周总理的友情，要追溯到周总理出席万隆会议期间。1955年4月18日至24日，周总理率领中国代表团到印尼万隆市出席亚非会议（万隆会议）。当时，中国代表团第一批赴会的工作人员乘坐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发生爆炸坠机事件，为了安全起见，保护好来自祖国的亲人，当地的中华商会成立了一个接待委员会，以关崇涧开设的椰城酒家为基地，专门保护、接待中国代表团。为了保护周总理和代表团成员的安全，关崇涧专门挑选了技术好、为人可靠的人做厨师，并且亲自监督、检查饭菜，让中国代表团成员吃好吃饱。 万隆会议期间，关崇涧协同万隆市中华总会主席、副主席等，对中国代表团的膳食和住宿点进行安排。中国代表团的膳食由椰城酒家制作好以后，让关崇涧亲自监督送到代表驻地。因此，关崇涧决定在万隆会议期间，椰城酒家暂停对外营业，专供代表团食宿。从食材的采购到运输、加工，均由专人负责，每件事关崇涧都一一过问，并亲自动手烹调和逐项检查膳食工作，目的就是让祖国亲人吃饱吃好，为世界和平作出贡献。“有一次，父亲去市场采购食材，发现被人追踪，他不动声色地将材料运回酒家，为了防止特务在材料上做手脚，父亲让我将全部食材丢弃，之后，他从后门悄悄出去，重新采购。”关崇涧的儿子关汉鼎回忆道。 另外，关崇涧还与万隆市中华总会负责人一起组织、动员大批爱国侨胞及各界人士做好街上、会场内外的保护工作。当时，中国代表团发言人举行各国记者招待酒会、周总理接见万隆市侨胞代表等公开活动，均在关崇涧为董事长的广华学校礼堂举行。他这种不辞劳苦、认真负责的精神，给周总理以深刻印象，久久不能忘怀。 　　爱国归侨被惦记，周总理托人送来两盆牡丹花 1957年11月，关崇涧回国定居。回到祖国后，他一直积极参政议政，密切联系海外侨胞，发动归侨、侨眷、港澳同胞及其眷属，努力捐资、投资家乡建设。历任开平县人民委员会委员，开平县侨联主任，开平县华侨建设家乡委员会主任，政协开平县第三届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副主席，广东省政协第三届委员会委员。获得了广东省归侨侨眷先进模范人物的光荣称号。 1958年7月上旬，周总理到台山、开平视察时，对关崇涧这位曾为中国代表团作出贡献的爱国归侨依然惦记于心。当年，7月5日，周总理到了台山，即向当地县委查找这位老归侨的下落，当他知道关崇涧定居在开平县塘口公社以敬大队三板步村后，马上派秘书乘车到乡村，把关崇涧接到台山会面。 周总理见到关崇涧非常高兴，紧紧地握住他的手，第一句话就说：“我们又见面了！你的生活过得怎么样？回来习惯不习惯？”后来，周总理还亲切地对他说：“你年纪大了，可要注意休息呀！”他们谈到万隆会议时的情形，周总理又询问了关崇涧后代在万隆的情况，征询他对侨务工作的意见建议。 在周总理接见关崇涧的过程中，周总理问关崇涧有什么要求？关崇涧说，我喜欢种花，非常钟情于牡丹，可是在南方很难找到。周总理当即答应帮他找。当年7月底，关崇涧收到了周总理托人送来的两盆牡丹花，关崇涧激动不已，精心呵护。无奈，牡丹花不适应南方的气候，不久就凋谢了，留下了两个空花盆，其中一个在一次台风中给摔碎了。2005年7月6日，关崇涧的儿子关汉鼎将另一个完好的花盆捐给开平市华侨博物馆，作为永久保存，让侨乡人民永远铭记周总理对开平华侨的深厚情谊。 　　关崇涧曾孙关英华 祖国哪里需要人，他就把孩子往哪里派 在关崇涧曾孙关英华的眼中，曾祖父是一个拥有高尚爱国主义情操和品德的人。“从抗日战争末期开始，曾祖父就将自己的积蓄全部用于救国，为建设祖国贡献自己的力量。”关英华如是说。 “祖国哪里需要人，他就把孩子往哪里派。”关英华说，最让他触动的是曾祖父不仅一生爱国爱乡，为团结侨胞、归侨、侨眷建设祖国作出贡献，还言传身教，培养后辈的爱国情怀，激励他们以实际行动投身建设祖国。1953年，大儿子关朝鼎还在印尼接掌家业时，写信回国鼓励留在国内的长子嫡孙关耀强（关英华的父亲）响应祖国的号召参加抗美援朝战争，投身革命，保卫祖国安全，保卫人民。 除此之外，1955年关崇涧还安排他的二儿子关汉鼎在英国剑桥大学毕业后回到祖国，回到家乡开平县任英语老师；就读理工类专业的小儿子关华鼎从国外学成归来后，便被安排前往生活条件十分艰苦的新疆和西藏参加援疆援藏工作，随后被调往浙江省地质队当工程师，跟随中国科学院院士、地质学家李四光继续建设祖国。 关英华告诉记者，他后来了解到曾祖父关崇涧先生和二叔公关汉鼎先生都是中国致公党党员，积极参政议政，一生都在为祖国的建设和发展贡献力量。受到祖辈的光荣事迹及家国情怀的感染和鼓舞，关英华毅然决定追随祖辈的足迹，正式加入了中国致公党，并推荐刚从美国纽约曼尼斯音乐学院硕士毕业回国的外甥蔡隽廷——2020年施坦威杰出钢琴演奏家，加入了中国致公党，一起积极参政议政，做中国共产党的好参谋，继续发扬爱国爱家的优良传统。 （雨林编辑， 来源： 江门新闻网/ 文/胡涛 李淑珩）

和平日报， 2021年8月6日，7月28，29.30日，西爪打旺市华族联谊机构(Paguyuban Tionghoa Tasikmalaya PTT Jabar)亚细亚商业大厦(Asia Plaza).教会顾问委员会(BAMAG)等的慈善人士与0612 军分区(KODIM)联合举办了3天的疫苗接种活动，2天给18岁以上的成人打第2针疫苗，另1天给12岁到17岁的少年打疫苗接种，报名的民众有730名，亲临现场打疫苗的少年有650名。 成人组打疫苗活动，由市卫生局的6位医生，和20多位志愿者义工协肋帮忙。给少年人的疫苗接种时，有学校老师参与帮忙活动各有关事项，在遵守卫生守则的条件下，使一切活动进行的井然有序，顺利完成任务。 8月3日上午8时，打旺慈善单位也开始举办3天的疫苗接种活动。第1天为900名已报名的市民打第2针疫苗，来到现场的有823名成功接种。一连3天的活动共有2100名市民打了第2针疫苗。 接种疫苗活动时间里，市府新冠病毒局(Satgas Covid )官员亲临现场视察，他们很赞赏这次亚细亚商业大厦安排的接种疫苗方式，遵守了卫生守则和进行的快速有秩序，还有华族团队已帮助市府抗疫的政策，为切断病毒链的善行可嘉，希望疫情很快过去，让民众安心健康过日子- 市府代表感谢打旺华族团队(PTT.Tasik).亚细亚商业大厦老板，教会顾问委员会和0612军分区合办的接种疫苗活动。感谢主办方代表们的辛劳，感谢来打疫苗的市民，都遵守卫生守则的规则，而这些都是为了大家的健康和社会的安宁而进行。 主办方感谢所有参与慈善活动的各方代表携手团结合作使活动顺利完成。感谢善心人士和亚细亚商业大厦负责人在活动期间免费供应盒饭，各样糕点给参与工作的义工们，愿神厚报善心人士。 （雨林编辑， 万隆王羽报道 ）

和平日报， 2021年8月7日，琼海华侨们说起往事，总习惯提一嘴“海南省印尼村”。这个村只有区区土地2000亩，人口400人，却因“印尼”二字远近闻名。村中最早回国的那批印尼华侨，年纪最小的也已步入花甲，这其中有什么故事，不免惹人好奇。近日，界面海南有幸在村书记、农场队长的带领下进村参观，得以窥得村中真容。 资料记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印尼反动政府大肆排华，纵容暴徒，导致大批侨民家破人亡，流离失所。在冲突不断的非战争年代里，160多名印尼华侨在国家帮助下来到海南，后辗转到气候、物产等方面都与印尼相似的琼海彬村山华侨农场五队重新扎根，开启新的生活。 60年过去，海南省印尼村已经成为彬村山华侨农场十分靓丽的一道风景线。入口处，两尊石制大象守护高高的大红木门，透出侨乡的寓意与怀想。 这里热带典型植物环绕，满眼的黄色和棕色闯进视线，一排排民宅整齐划一，即使单调，千篇一律，却不冰冷。半个世纪以来，村中不断被重建修缮，连成一片的平房，水泥外墙，刷上黄漆，大多有宽敞的前院和草坪，讲究一些、有条件的人家会在外层装饰茅草，种上三角梅，连门前的小树也被修剪成一个个圆形的绿球，十分可爱。四周鸟语花香，狗吠鸡鸣，道路洁净。带队人之一的陈姐说：“给人回到上世纪印尼的感觉”。 陈成明一家是印尼村中非常典型的华侨家庭之一，墙上图片是他一家撤离印尼时拍摄的全家照。图片来源：界面海南 陈成明出生于印尼，16岁随父辈撤离回国，一家人的落脚点被安排至彬村山华侨农场。对他而言，海南几乎不曾在人生的前16年里产生记忆。陌生感是真实的，即便如此，他还是选择将自己融入到艰苦卓绝的农场建设和乡村振兴中，扎下根的他毕业后在农场教书育人直至退休，一根粉笔等同于他的三十八年人生。 他曾在过去半个世纪中三度重回印尼。“城市变化很大，但我们家住的地方还是老样子。”最近的那次在2017年，即使仍保有这样若有若无的联系，重回印尼老家，他更像是一个短暂停留的异乡人。以至于难以言说的情感和遭遇，也因时间的流逝得到了部分和解。 伍队长是村中侨眷，他告诉界面海南，印尼人能歌善舞，每逢年节大家载歌载舞、齐聚一堂，动情演绎印尼歌舞，品尝印尼特色九层糕、黄姜饭。村民们日常多使用印尼语言做日常交流，同时仍保持着印尼的传统。如今海南乡村振兴如火如荼，他希望“海南岛印尼村”美丽乡村的名片再次擦亮。 彬村山华侨农场的博物馆展示了由归国华侨捐出的历史资料。图片中这几份文书报纸是马来西亚华侨归国时带回的学习资料。博物馆中还收藏着上世纪的华侨往来信件、印尼侨胞归国时登上“海皇轮”时使用的归侨证，以及从国外带回的印尼特色服饰、年画等深具历史底蕴的文物资料。印尼华侨们移民海外、艰苦创业、情系乡梓的情感在馆藏中尽显。 印尼侨胞回国时，带回了大量带有东南亚特色的农作物，农场的主要农收至今仍是橡胶、胡椒、咖啡、油棕、香茅等热带作物。虽回乡多年，村中一百多户侨胞侨眷的饮食习惯仍随祖辈父辈，喜爱制作印尼菜肴和风味小吃，烹饪时加入大量香料，沿袭信仰的宗教习俗。 坐落在彬村山华侨农场的印尼村餐厅，由印尼华侨子女廖立功怀念归国故去的父亲所开，主打“回家的味道”。印尼炒饭（NASIGORENG KARE）、冬阴功汤（Tum yum kung）、咖喱牛腩（KARI）、香茅沙爹等特色料理在这比比皆是。农场边上原本寂静的东丽湖早已不是什么新鲜地方了，原生态露营+印尼美食等复合业的态驱动下，这个桃源不断吸引着外界的目光。 （雨林编辑， 来源：界面海南/史子杨 ）

和平日报， 2021年8月6日，印尼华裔总会（INTI）提供的彩虹奖学金（Bea Siswa Pelangi）开始接受学生报名。要成为一名优秀的学生，是每位学生只要愿意努力学习就可以实现的。作为一名优秀的学生，您还可以轻松获得各种奖学金项目。 今印尼华裔总会（INTI）的奖学金计划，彩虹奖学金正面向雅加达、茂物、德宝、丹格朗和勿加西（Jabodetabek）地区的高中、专业、行政管理的学生，学习能力强，勤劳好学，有坚强的意志，但经济能力较差，但乃要继续就读或升学的学生，都可申请彩虹奖学金。 彩虹奖学金旨在为经济较弱的印尼民众提供平等的教育机会。彩虹奖学金将向通过该奖学金计划的学生支付学费，直至毕业，每月最高金额为Rp. 250,000 ,-盾。在以下有关彩虹奖学金的参加者条件： 1. 申请者是高中、职业或伊斯兰教学校的学生。2. 居住在雅加达、茂物、德波、丹格朗或勿加泗。3.家境贫寒，但成绩优异。4. 目前未接受其他方（包括政府机构：KJP、KIP）的奖学金。5、愿意在确定的时间和地点前来参加选拔考试。6.愿意随时到家和学校接受彩虹管理员的考察。 所需文件：1. 奖学金的书面申请（有关学生的手写信）。2. 个人资料或学生履历（插入手机号码）。 3. 家庭成员卡（KK）复印件一份。4. 最后一份成绩单复印件。5、初中毕业证复印件 1份。6.学校供款卡/SPP复印 件 一 份（注 明 名 义SPP）。7. 一张 4 x 6 的护照照片。8. 学生手写的一张对开纸上写着“我为什么要获得彩虹奖学金”。9. 学校或校友的推荐信（盖章及文件邮票（Meterai）Rp. 10,000）。 奖学金申请文件不迟于 2021 年 8 月 30 日收到，并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