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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侨故事:梅州籍北大翻译家- 梁立基

和平日报, 2021年5月17日,梁立基,男,汉族,1927年出生,广东梅县(今梅州市梅江区)人,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精通印度尼西亚语、马来西亚语,2007年被中国翻译协会表彰为“资深翻译家”。2006年8月17日庆祝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独立61周年之际,梁立基教授荣获印尼驻华大使苏德拉查颁发的“贡献奖”奖状,作为对他“为促进印尼和中国的友好与合作所建立的功勋”的感谢和表彰。这是印尼驻华使馆建馆以来第一次向中国人士颁发奖状。 梁立基的祖屋鹤和楼位于梅州市梅城西区望杏坊,这是当地著名书香家族的住所。梁立基的高祖父是举人梁心镜,梁心镜生有五子,分别为梁国琛(汝耀)、梁国宝(汝宾)、梁国璋(汝赞)、梁国瑞(汝琪)、梁国璿(汝琨)。梁立基的曾祖父为梁国琛(汝耀),祖父为梁龙恩(任材),是清末广东高等学堂毕业的奖励举人,堂伯公是著名教育家梁伯聪(纪恩),父亲梁尚琼则是著名的爱国侨领。 鹤和楼(袁兴恒摄) 梁立基的父亲梁尚琼,在抗战期间,曾在印尼组织过多次募捐活动。从小在风雨飘摇的年代里成长,深深的民族忧患意识在梁立基的心里扎了根。9岁以后,为支援中国的抗日战争,小小年纪的他每个周日也都会在当地为祖国募捐。日本投降后,梁教授对祖国的前途充满憧憬,以为中华民族从此站起来了,但不久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和内战的爆发,使他陷入了极度的迷茫。正当他对国内的腐败黑暗感到非常失望的时候,他偶然读到了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这本书对他今后的人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延安的战斗生活和革命精神给他以极大的鼓舞,他从乱世中终于找到了前进的方向和人生的目标。 新中国成立之时,他正值高二。高中一毕业,他便参加了第一批印尼回国同学会。回国的路程是艰险的。美国方面的第七舰队侦察机暗中监视和阻止,国民党一方也在叫嚣威胁,甚至还遇到过强台风,好几次性命危在旦夕,但他们都凭着坚强的意志挺了下来。因为当时只有一个强烈的愿望:振兴中华,报效祖国。回到祖国后,梁立基考上东北大学,研读化学专业。1951年的暑假,他参与了接待印尼归国华侨的大量工作。1951年正值中印尼建交,急需相关专业人才。由于工作出色又有印尼语的背景,梁立基在大二时转入北京大学东语系印尼语专业学习。从此便与中印尼文化交流深深地结下了缘。 从印尼-马来语言文化到东方文学研究 1954年,在北京大学东语系印尼语专业毕业留校后,梁立基教授主要从事印尼语言的教学工作。七十年代,梁教授担任印度尼西亚语专业的负责人,当时虽然印尼与中国处于不正常的断交状态,但他坚信两国关系一定会有雨过天晴的一天,应该为两国外交关系的正常化早作准备。 所以他积极组建词典组,花费十年时间编写第一部大型词典《新印度尼西亚-汉语词典》,并于复交前夕(1989年)在国内出版。复交后,着眼于两国关系未来发展的需要,词典组又继续用六年多的时间编写更新、更全、更大的《印度尼西亚与汉语大词典》,并于2000年在雅加达出版,由印尼教育部长亲自主持首发式。除了教学工作,梁教授参与了许多重要的翻译工作,如1956年苏加诺总统访华时,是翻译组的成员。他还参加中共八大的翻译组工作、四卷《毛泽东选集》的翻译定稿工作等。 2005年8月,由他编译的汉语-印尼语对照《唐诗一百首》在雅加达出版,并由印尼教育部长主持首发式。不久,他编译的《宋词一百首》也将问世。长期的翻译工作实践,使他越来越认识到,要加深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和友谊,除了语言作为不可或缺的交际工具,还需要深入了解彼此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文学等方面的历史和现状。 ”于是,除了语言,他开始选择印尼文学和两国文化交流作为研究方向,后来扩大到整个东方文学。在我国东方学泰斗季羡林教授的指导与带领下,他在东方文学研究领域里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就。80年代他参加主编 我国第一部高等院校东方文学教程《外国文学简编》[亚非部分]。90年代,在由季羡林教授担任主编的、迄今为止我国最完整、最权威的《东方文学史》(上下册)中,梁教授也参与并担任副主编之一。 在由季羡林教授亲自制定并担任总主编的跨世纪工程——《东方文化集成》中,梁教授担任了《东南亚文化篇》的主编。由他主编的国家哲学和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重点科研项目《世界四大文化与东南亚文学》(2000年),以及《印度尼西亚文学史》(上下册,2003 年),也被列入《东方文化集成》的丛书里。 对于学术领路人季羡林教授,梁教授充满了感激,他说,“是季羡林教授教我学会处理好学术研究中‘博’与‘约’的关系,又是他在很多关键时刻给我指明学术研究的方向。”改革开放的二十几年来,梁教授还积极参与创建全国高等院校东方文学研究会的工作。1983年,该会正式成立时,他担任了副会长。二十多年来,梁教授和研究会为促进中国东方学研究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民间大使:为两个故乡鞠躬尽瘁 两种语言,两种文化,奠定了梁教授学术生涯中独特的优势。他也抓住这两大优势,在学术上孜孜以求,并通过学术活动努力促进两国的文化交流,以加深两国的相互了解。 (雨林编辑,来源:客家网 )

华社活动:印尼华裔总会与印尼梅州会馆向孤儿院分发开斋节礼包

和平日报, 2021年5月12日,开斋节前夕,印尼华裔总会在执行秘书长叶展德带领下,前往雅加达东区郭凯孤儿院“Panti Sosial Asusan Anak Putra Utama 1”分发开斋节礼包,印尼华裔总会副秘书长兼印尼梅州会馆副会长叶丽珍及其他理事、李锦兰、古秀芳、谢恊勇等协同前往。 据悉,开斋节前夕,一些街头流浪儿童被带往孤儿院,与其他无家可归的孩童一起欢度开斋节,印尼华裔总会总主席黄德新知悉此事,马上吩咐秘书长购买礼品赠送给此家孤儿院,在时间急促之下,为了让没有家长的孩子能够欢度开斋节,印尼华裔总会理事想尽办法,买到了开斋节礼品。 孤儿院院长与其他理事一大早已经等待,表示感谢印尼华裔总会与印尼梅州会馆等社会人士没有忘记这些丧失家庭温暖的孩子。 (雨林编辑,来源:国际日报 袁霓报道)

华人故事:“南洋华侨传奇人物” 胡文虎

和平日报, 2021年5月18日,说到虎标万金油,可能很多人都有印象。它的功效主要是消暑去乏,以前可是非常有名的,基本每个人家里都要备几罐。   创建这个万金油的,是一个比李嘉诚还牛的人物——胡文虎。他是一名客家人,祖籍是福建龙岩市永定区下洋镇中川村,被称为“南洋华侨传奇人物”。 虎标良药 胡文虎原籍在福建省汀州府永定县下洋镇中川村,1882年1月出生于缅甸仰光。其父胡子钦是早年从故乡出洋谋生的中医,在仰光开设一间中药铺,取名永安堂。胡文虎兄弟三人,长兄文龙,早年夭折,幼弟名文豹。   1892年胡文虎被送回永定,接受客家文化的传统教育。故乡的乳汁滋养了他爱国爱乡、求真求善的情怀。4年后,胡文虎重返仰光,随父学中医,并协助料理药铺店务。1908年,父亲病故,胡氏兄弟继承父业,同心协力,相得益彰,业务日趋发达。 1909年,为了进一步发展业务,胡文虎周游了祖国及日本、暹罗(今泰国)等地,考察中西药业,寻访了许多老医生及民间有名的土医,向他们求教,调查研究有利治疗头痛、腹痛的中草药,并购买了一些西药片、药粉和药水。 第二年,他回到香港,着手扩充永安堂虎豹行,聘请中西医、药剂师多人,作了反复研究和试验,研制丹、膏、丸、散成药百种,经过精心选择,最后制成”万金油”、”八卦丹”、”头痛粉”、”清快水”、”止痛散”等5种虎标良药。 在世界经济恐慌的年代,在东南亚、印度、中国等地,虎标良药以其价廉物美、服用简便、功效迅速、携带方便而深受用户欢迎。集天时地利与人和,虎标良药很快畅销缅甸、印尼、马来西亚等地区。 1914年,胡文虎觉得在仰光的业务已经巩固,于是他将目光投向了新加坡,留胡文豹主持仰光业务,他自己则在新加坡兴建新药厂,将永安堂总行迁至新加坡,并先后在新加坡、马来西亚、香港各地广设分行。   1932年,他在厦门、福州、上海、天津、桂林、梧州等城市及澳门、台湾、菲律宾、越南、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等地设立分行。从此,虎标万金油等药,成为中国和东南亚各地居家必备、老少皆知的药品,胡氏兄弟也一跃成为东南亚华侨中著名的”百万富翁”和独一无二的”药业大王”。 星系报业   虎标良药的走俏,给胡文虎带来了巨额利润,以此为资本,胡氏又投资其他企业,星系报业就是其中的一项。胡文虎从“药业大王”到“报业巨子”,这是一个极富传奇色彩的飞跃。从1913年至1952年,他先后办起了10多家报纸,各报均以星字冠头,组成了他的星系报业王国。在华侨报业史上,星系报业以规模最大、数量最多,又创了一个侨界之最。 从1913年起,胡文虎先后与人合办了《仰中光日报》、《晨报》等,在新加坡、厦门、香港、马来西亚、缅甸、印度、福州、上海、泰国,他独资创办了《星洲日报》、《星华日报》、《星光日报》、《星中晚报》、《星岛日报》、《星岛晚报》、《星岛周报》、《星槟日报》、《星仰日报》、《星巴日报》、《星闽日报》、《星沪日报》、《虎报》、《星暹日报》。这样,星系报业便成为华侨界独一无二的报业王国,在舆论上具有较大的影响。 胡文虎制订的办报方针是“为国家服务、为抗日努力”,他主张新闻自由,开明办报,不仅使报纸办得很有特色,很有声誉,而且成为促进抗日,激励华侨爱国热情,传播祖国传统文化的舆论阵地。胡氏亦被誉为“报业大王”。当然,星系报业在宣传虎标良药方面起了特殊的作用,使万金油深入人心,家喻户晓,世人皆知;而万金油的兴旺,又为办报提供了雄厚的资金。   这一时期,胡文虎已赢得“东南亚华侨首富之称”,他拥有万贯家财后,继续扩展虎标永安堂分行,除了办中文报纸,还有英文版报刊,促使他的企业形成跨国网络系统。同时,他还投资经营开设银行、房地产业等,自购飞机载送报纸,这在当时东方世界,都算一件破天荒的创举。   日本经济学家游仲勋著的《东南亚华侨经济简论》一书中,高度评论了胡文虎的产业规模,成了东南亚华侨中的“银行、保险、制药、报纸等多种行业企业的财团”。 虎豹别墅   虎豹别墅(Haw Par Villa),又称万金油花园(Tiger Balm Garden),世界上共有三栋,均在亚洲。第一座位于香港;第二座位于新加坡;第三座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福建省。它们均是著名药店商人胡文虎先生出资建造。 1935年,胡文虎耗巨资1600万港元在香港建造私人别墅。别墅取胡文虎、胡文豹兄弟二人姓名末尾之字而得名。由于胡氏弟兄以发明“万金油”起家,所以这座别墅又有“万金油花园”的美称,对游客免费开放。别墅建成后,游人如织,是香港的著名观光胜地之一。   胡文虎在1954年病逝后,后人把香港的虎豹别墅部份地段出售,建成“龙华花园”。在2000年,又把仅余的部分以一亿港元出让给长江实业集团,自此香港的“虎豹别墅”正式关闭。 1937年,胡文虎又在新加坡建虎豹别墅,别墅里的雕塑栩栩如生地刻画出中国民间传说及故事。到此的游客形容它为“引人入胜、惊喜、怪异、富娱乐性”。占地面积在三座别墅中最大。   1985年,征得胡氏家族的同意,新加坡政府接管了这座别墅公园,使这里成为弘扬东方文化的旅游胜地,特别是在弘扬中华文化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1946年,胡文虎又在中国福建兴建第三座虎豹别墅。该别墅后被辟为纪念馆,1991年3月列入福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雨林编辑,来源:客家网 )

归侨故事 :赤子情·羽球魂—傅汉洵回忆录

和平日报, 2021年5月18日,听闻广州又新开一家餐馆,印尼风味的饭菜和糕点颇为正宗,我心痒难忍,准备约上老友一同去品尝。此生无论在何处,闭上眼睛,童年时先达小镇的样子就在眼前;印尼饭菜和糕点香甜的味道,依然在口中蔓延……傅汉洵,1941年11月生于印尼北苏门答腊省丁宜市,后迁往先达,籍贯中国广东潮阳海门镇。1959年12月底启程回国,1960年5月加入广东省羽毛球队。退休前任中国羽毛球国家青年队副总教练、广州市体育局羽毛球队总教练等职,培养出吴迪西、关渭贞、劳玉晶、林燕芬、谢杏芳、张洁雯等多位羽毛球世界(奥运)冠军。 先达“奇观” 先达,印尼北苏门答腊省的第二大城市,是我成长的地方。著名的印尼民歌《星星索》《宝贝》都诞生于先达附近美丽的多巴湖,由先达华侨翻译传到了中国。 先达虽不临海,但海拔高,气候宜人,四季如春。由荷兰殖民政府规划而成,有着大片的橡胶、油棕、剑麻园;还有火车站、足球场、公园、游泳池等。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先达的商业已颇为繁华,街道两边商铺林立,由于华侨众多,大街旁的横街多以中国城市为地名,被称为“福州街”“南京街”“上海街”…… 白天,街道喧哗热闹,我穿梭其中寻伴玩闹,吃着零嘴,耳边尽是“先达国语”(印尼特色的中国普通话,至今在全世界只要听到讲这种话者,十有八九就是先达人)、潮汕话、客家话、闽南语……夜晚,店铺关门,街道便安静了下来。印象尤为深刻的是,每年年初的某段时间里,每到黄昏,小城交错纵横的路灯电线上总会密密麻麻地站立着成千上万的燕子,叽叽喳喳黑压压的,仿佛电影开场前合拢的大幕,甚为壮观。第二天一早,小城“醒”了,燕子也便成群起飞,四处觅食,到了傍晚再回来。如此反复,是我心中旧时先达的一大“奇观”。 ▲傅汉洵在印尼的留影。 多年后再问先达的家人,燕子是否还如期而至?家人答说,这“奇观”早就不在了。原来燕子和我们一样,也离开了先达。如今印尼的燕窝依然闻名世界,燕子应该没离开印尼,只是因城市开发搬到更远的悬崖峭壁筑窝了吧。 1950年,我们一家刚搬到先达时,暂时租住在友人家一间小房里。1953年,父亲另起炉灶,在先达“弟波尼格罗街1号”创办了“新光印务公司”。我们便搬到了公司居住,那是一座由锌片、水泥、木头制成的厂房,前面用以办公,中间用以印刷,我们一家人住在后面——用木板隔开的几间小睡房里。 白天父亲工作繁忙,母亲带着我们兄弟姐妹8人,常给我们煮家乡菜和印尼菜吃。早上急着上学,母亲还能给零用钱让我们在外面吃炒米粉、椰炼糯米饭、“炸香蕉”等。我的童年与少年时期无忧无虑,即使当时印尼华侨生存环境时有动荡,因有父母的共同支撑,我们家中总是温暖的,充满了欢闹声。 婉拒苏迪曼先生 新闻上说,受疫情影响,原定于今年5月在苏州举行的苏迪曼杯世界羽毛球混合团体锦标赛将延期,让人不禁心生遗憾。 犹记得2005年12月9日,国际羽联在吉隆坡宣布,2009年苏迪曼杯世界羽毛球混合团体锦标赛将在广州——这座我居住的城市举办时,我激动得一夜未眠,深感此生与“苏迪曼”3个字的缘分又续上了。 早在1958年下半年,17岁的我代表先达参加北苏门答腊省羽毛球赛。在男单决赛现场,我与代表棉兰市的华侨青年黄广源相遇。经过激烈的比拼,我输掉了这场比赛,却与对手一同,获得了前来观赛的迪克·苏迪曼的青睐。而就在几个月前,这位“印尼羽毛球之父”刚刚带领印尼羽毛球男队创造了历史,击败了3届汤姆斯杯得主马来亚队,第一次捧回汤姆斯杯,让印尼举国欢腾。 作为先达籍人和印尼羽协的创始人,苏迪曼当时正打算回乡寻找种子选手。他看着比赛的我们,面露喜色,急着向先达市羽协主席询问两位年轻选手的情况。该主席指着在旁陪着他的先达市羽协副主席——我父亲傅高宾对他说:“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一个是棉兰的,另一个高个子男孩就是傅先生的孩子啊!” 苏迪曼惊喜不已,表示希望带着我们俩到雅加达,与印尼国家羽毛球队一起集训,好好培养。这样的邀约对于当时的任何一个羽毛球运动员,都极具诱惑。但父亲缓了缓委婉地说,需要征求我的意见才能决定;并在第三天为苏迪曼送行时婉言谢绝了。 事实上,直到1965年后,我才获悉此事全部过程,也才知道父亲当年苦苦思虑了整晚:一方,是儿子对羽毛球的热爱与充满希望的未来之路;另一方,是祖国的需要以及拳拳爱国之心,他内心纠结却有了倾向。一年后,果如父亲所愿,我回了国,加入广东羽毛球队,并在之后的几十年间,见证并参与了中国羽毛球事业腾飞的全过程。我从未质疑父亲当日的选择与爱国之情,而今想起,更是佩服他的远见。 可贵的是,苏迪曼先生爱才心切,虽被委婉拒绝,却主动派出当时印尼国手李宝灿赴先达,给我们辅导了1个月;随后还同意我们跟着李宝灿,从棉兰乘机经雅加达到中爪哇省继续训练。 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乘坐飞机,更值得铭记的是,当我们抵达雅加达走出机舱,就看到了专程来接机的苏迪曼先生。他身材不高,带着眼镜,气质斯文果敢,总是笑容洋溢,眼神坚定而明亮…… 前辈们的帮助与指导,奠定了我的羽毛球基本功,将我真正引入职业羽毛球运动员之门;他们对羽毛球的纯粹热爱与对后备人才的关爱,深深地影响了我的一生。 “那里需要你” 早在回国前几年,我的脑子隐约地就有“作为长子,肯定是要回国”的念头。在苏迪曼向父亲提出邀请的当晚,父亲便立刻向中国驻棉兰领事馆的马领事询问国内是否需要青年羽毛球人才,并介绍了我的情况。在得到肯定回复后,父亲将我送回国的心情便更加坚定了。 ▲1959年,傅汉洵(前排中)回国前与印尼华侨同学们的合照。 1959年,父亲正式提出让我尽快准备回国,并开始准备我的行李。“你回中国吧,回我们的家乡广东,那里的羽毛球队需要你,你以后可以代表中国打球!”他对我说。我虽觉得有点突然,心里其实早有准备,也立即答应了父亲。 1959年12月29日,我乘坐“芝丽华”号客轮,在棉兰市的勿拉湾港起航回国。父母和几个弟弟妹妹前来为我送行。我的舱位是大通铺,在船舶的最底层。上船后,我立即进舱放下行李,又跑到甲板上,挤在人群中寻找亲人们的身影。我找啊找,好不容易找到了,便拼命挥手叫喊;眼见着,他们也一样,在几千人的人群中拼命地向我挥手呼喊,即使根本听不清彼此到底在喊什么…… ▲傅汉洵回国前与家人的合照。 客轮缓缓出港,我也就这样离开家独自回了国,不知何时才能与家人相见。我心中迸发出了从未有过的悲凉感,潸然泪下。 1960年1月5日,经过几日海上的漂泊,甚至遭遇了海上风暴,“芝丽华”号总算有惊无险地驶入香港水域。经过罗湖桥中线后,喇叭里传来了熟悉的歌声——“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的歌声多么响亮;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 这首歌,早在先达我就耳熟能详了。而那一天,在这样的音乐声中,我的眼泪唰地就流了下来。我知道,我回来了,我带着父亲的期望,回到了祖国、回到了家乡。 在《歌唱祖国》的音乐声中,我们自觉地排成队伍,跨过了罗湖桥… (雨林编辑,来源:福建侨报 傅汉洵/口述  刘晨/整理 )

华社活动:日惹特区华社第一轮疫情爱心包分发活动顺利完成

和平日报, 2021年5月19日,印华百家姓协会与另外4个华社在各大爱国华人企业的支持下,组织了春节疫情爱心包分发活动。以“为国竭诚”为宗旨,准备在爪哇岛分发一百万份由大米与口罩组成的爱心包给受到疫情影响的贫穷家庭。 印华百家姓协会日惹特区分会与日惹特区各个华社组织起来,从3月开始工作,负责起日惹特区暨周边区域的分发任务。4月1日日惹特区华社疫情爱心包分发行动启动仪式在日惹特区华社疫情爱心包分发行动小组组长陈品龄女士公司的仓库举行。 出席的有日惹特区军区司令Ibnu Bintang Setiawan准将,日惹特区社会福利处处长Yarno先生,日惹特区总警局代表Eddy先生,佛教团体联合会日惹特区分会主席黄龙子先生,印尼华裔总会日惹特区分会主席沈庆豪先生,印尼华裔伊斯兰协会日惹特区负责人李秀芬哈吉女士,慈济日惹特区主席趙文上先生、荣誉顾问容启荣先生,福清公会日惹特区分会主席陈启明先生,副主席王木康先生,客属公会日惹特区分会代表李杜芳先生,兴安公会日惹特区分会主席郭香萍女士,印华百家姓协会日惹特区分会监事陈谋振先生、理事曾金风先生、林国良先生、温兆振先生、青年干事林国盛先生。 到目前第一轮已经分发了含10万1720个口罩,70吨大米的爱心包。此活动将分三轮,一直持续到6月。 (雨林编辑, 来源:国际日报,印华百家姓协会日惹特区分会供稿)

华文教育:北干巴鲁印尼华裔中华乐趣学苑成功主办东南亚汉语教师培训线上活动。

和平日报, 2021年5月18日,5月15日下午1时至4时(印尼时间),由廖内北干巴鲁(Pekanbaru Indonesia)印尼华裔中华乐趣学苑主办的东南亚汉语教师培训线上活动,特邀中国汉语水平考试教学研究资深专家郑丽杰老师主讲题目”从考教结合的视角解析HSK 2,0到3,0的提升”为参加线上汉语培训的东南亚汉语教师400多名提供有益义和有趣味的教学讲座。 由主持人兼任司仪的万隆郑盛嫡老师首先说明培训事项并宣布活动开始。接着介紹出席的各国代表。 1.中国北京汉语水平考试教学研究资深专家郑丽杰老师。2.印尼华裔中华乐趣学宛林明珠主席。3.。马来西亚赛酷雅东南亚有限公司林亿芳老师。4。XOTALENTS 阮德权老师5。泰国华文教育基金会魏青会长。6。菲律宾华文学校联合会常务理事兼东南亚华教文化交流会执行长黄思华老师。7。老挝沙湾拿吉崇德学校马励娟董事长。8。新加坡优我科技有限公司创办人裴雪梅老师。 黄美华秘书介绍培训老师郑丽杰:”郑丽杰老师是国际汉语考试结合研究中心主任。全球华语教研百人会理事兼秘书长。2005年在北京大学欧州合作交流中心(ECCS)任教期间编写的《21天征服HSK》系列丛书成为汉语国际教学领域的经典教材。 2015年作为北京语言大学预科教育学院特聘专家主讲HSK 课程,教授来自40多个国家的大学预备生,期间受孔子学院总部/中国国家汉办委托主编了官方首次推出的《HSK 真题解析》系列丛书。经常主席国际学术会议。” 主办这次培训活动的北干印尼华裔中华乐趣学苑林明珠主席致词:”感谢来自东南亚6个单位代表及各方老师的支持,参与出席本次举办的线上汉语教师培训。” 她介绍她创办的印尼中华乐趣学苑自成立于2020年6月以来所完成各教育事项,承办了中国甘肃。西安,黑龙江,山西四个省份的线上冬令营,也承办过暨南大学中华文化大乐园。也曾经主办郑丽杰老师传授的印尼华文教师HSK 五,六级学习营等。 她说:”我们今天有幸邀请到了郑丽杰老师讲授,同时能够跟六个国家合作举办.这次培训,衷心感谢你们的鼎力相助和支持,为我们活动的顺利举行增添光彩。希望在此次培训中我们更加精诚团结,合作无间,活动越办越好!” 菲律宾黄思华老师致词说明菲华教育发展慨况:” 我们菲律宾华文联合会是由遍布全菲100多所华校组织起来的一个教育机构,我们以弘扬中华文化,发展华教为已任。自于1993年成立以来已完成多项教学任务。” 他说:”今年年初我与汶莱,印尼,缅甸,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家成立了(东南亚华校教育文化交流会),并在农历年举办活动。” ”这次活动有6个国家参与,可见我们能齐心协力,共同为海外华教而努力,希望这种有意义的活动能在未来再次举办。“ 老挝马励娟董事长致词介紹老挝沙湾拿吉崇德学校90年来的创办史和发展现况和详细介紹学梭教学使命与取得的良好成绩。 她说:”现鉴于国际环境日趋复杂,新冠肺炎病毒肆虐全球的环境中。我们东南亚的海外华教更应不忘初心,团结一致,奋勇前行。把我们的华教事业传承并发扬开来。” 接着,培训老师们等待的郑丽杰老师开始讲解介紹HSK 2.0到3,0的分别与发展事项。 郑老师详细地讲解HSK 3.0的背景以及怎样指导学生学习汉语水平考试,怎样达到考教结合,怎样让学生能真正学到汉语。 发挥学生的特长,优点,提高他们的信心,超越目标,争取达到梦想。郑老师的启发,教师的眼睛所看到,耳朵所听到,立刻配合脑中所思考而教导学生成为优秀生能为参加培训的老师们所应用。 在分析及总结的说明中,郑老师说:”作为世界上最大语种之一的汉语走向世界已成为历史的必然。任何一种语言作为外语的教学,实际上都是一种相互构通理解的教育。当今世界正处于一个多样文明交融互通的时代,不同语言文化的交流合作已成为时代紧迫需求。” 为了让参加培训的老师更好地掌握郑老师所教的教学技能,主办方还全程录制了这次3小时的线上课程,使有兴趣者能再次聆听,学习再学习,应用在实际教学。 培训活动結束后,主办单位还介紹了卓特智能科技有限公司(XOTECH SDN.BHD)专注于运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科技研究并解码人类个性,行为与潜能分析。 (雨林编辑,万隆王羽供稿图 )

棉兰中资企业:关爱儿童,携手抗疫

和平日报, 2021年5月19日, 近日,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驻印尼代表处联合中国港湾集团、印尼HK公司,共同向棉兰—瓜拉纳姆高速公路项目周边孤儿院捐赠大米、食用油、面粉、鱼肉、糖等生活物资和10万只口罩,以庆祝开斋节、助力疫情防控。   棉兰—瓜拉纳姆高速公路项目由中国政府贷款,中国建筑、中国港湾及印尼HK公司联合承建,以品质履约获得印尼政府积极评价,被誉为“中国与印尼两国友谊的象征”。中国建筑、中国港湾在2018年项目竣工后,依然关注当地民生福祉,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通过向当地捐赠物资,践行中国企业的社会责任,彰显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雨林编辑,来源: 中国驻棉兰总领馆 )

华人故事:“上海滩肥皂大王”- 萧耀铭

和平日报, 2021年5月19日,肥皂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常用的必备品,这种生活用品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早在宋朝时期中国就出现了肥皂,不过现代肥皂是从西方传来的。今天我想说的是这位来自广东梅县隆文的肥皂大王——萧耀铭。 萧耀铭先生于1893年出生于梅县隆文镇横庄村,幼时随侍于私塾教书的曾祖父左右,接受传统的儒家教育。后因家道中落,17岁时就便随族兄前往南洋谋生。   萧耀铭先生在荷属东印度群岛一族兄的杂货铺从伙计做起,吃住均在铺里,三年不支工钱,攒下人生第一桶金。20岁便自立门户,开设广通肥皂厂。为扩大生产,萧耀铭请了技术人员进行制皂,在原基础上,进行了创新,大大改进了质量,所生产出来的肥皂远远超过了当时其他厂家的肥皂,质量很好,非常受欢迎。2年过后,广通肥皂已成当地有名的肥皂品牌。 22岁便发家致富的萧耀铭乘船回到老家隆文娶妻,后回南洋生子,开枝散叶。1929年,作为南洋华侨代表参加国父孙中山先生奉安仪式后,受当时的国民政府邀请前往上海考察,并决定返回中国发展商业版图。   到达上海后,萧耀铭先生开始投资现代意义上的肥皂制造业,这一方面是基于爱国理念,同时也是受到利益的驱使。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的民族工业得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良机。萧耀铭先生旗下广通肥皂不断创新,发明了很多新的品种,不久,它就成为了当时上海滩比较出名的一家肥皂厂,并获得了很多奖项。 旧上海的广通肥皂广告   1930-1937年期间,广通肥皂厂多次扩建厂房,更新机器,建造栈房,增建汽炉,装置可贮上千吨油料的铁栈等设备。主要产品有洗衣皂、香皂等。随着广通肥皂业务的发展,萧耀铭先生打造了一个肥皂帝国,萧耀铭先生本人也被誉为“肥皂大王”。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广通肥皂厂多次组织生产军用药品,为前线捐款捐物、输送药品。日军占领上海后,广通肥皂厂被日军炸毁,萧耀铭先生扶老携幼返回家乡。期间与族人共同兴建萧氏学堂(后来的横庄学校前身,现已撤校并入隆文镇中心小学),它是梅县最先建立的新式学校之一。   文革期间,萧耀铭先生受到不公正待遇,不幸去世,文革结束后得到平反。萧耀铭先生的一生可谓成就卓著,在民资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上有着丰硕的成果,在那个外强横行、家国民族百废待兴之际,萧耀铭先生创办的实业不仅带动了中国劳动密集性产业的发展、创造了更多的工业制造业就业机会,而且振奋了民族精神,扭转了人们内心深处固有的工业制造业必须进口的思维模式,让中国人明白我们民族和国家也有能力与国外进口竞争与抗衡。 (雨林编辑, 来源:客家网 )

华社活动:苏加巫眉五华社合作为34家社会福利院 捐助生活必需品和爱心款

和平日报, 2021年5月20日,苏加巫眉华社的常规活动就是举办各种慈善福利帮助有需要的民众。在去年新冠肺炎肆虐期间也举办了慈善活动,譬如献血、分发生活必需品包裹、援助防疫物资等,祈愿这些援助能帮助舒缓因疫情而陷入困境的民众。今年四月份也举办了为年长者接种疫苗活动,帮助市府切断病毒链所进行的计划,获得了苏加巫眉市府的赞赏和感谢。 今年5月中旬,苏加巫眉百家姓分会(PSMTI)、苏埠客属联谊分会、苏埠永春公会、苏埠福清同乡会、苏埠华裔总会,五个华社合作在达纳拉伽商场(Danalaga Square)举办慈善活动给苏加巫眉34个社会福利院提供援助,分发了内装大米、鸡蛋等生活必需品以及爱心款。 筹委会主任哈山(Hasan Ichsan)讲述:“因为现今还是疫情期间,所以我们在活动进行时都按卫生规则,不让多人聚集并戴着口罩。” 苏加巫眉市长阿赫玛特发赫米(Achmad Fahmi)很赞赏华社群体的慈善活动。他说:“这个活动不因彼此的宗教信仰、种族、肤色的不同而分隔,只以实际行动去关爱,帮助因疫情影响而受苦的民众。其实,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是自然形成的,可以取长补短,彼此接纳,携手团结合作成为族群间一道亮丽的风景,就像苏埠五大华社的活动。我谨此致以衷心的感谢和敬意。我希望以后也能够更加团结,在其他事上帮助市府的计划使能做到更好更完善。” 市长也一再强调,每位市民都要做好卫生规则,每次接种疫苗都希望得到各方的支持和帮助,使市民都能安康。 (雨林编辑, 来源:国际日报 雪妮报道)

归侨故事 :右手握拍-杨振祥

和平日报, 2021年5月19日,人生无常,世事难料。2020年以前,怎么也想不到,在科技如此发达的今天,一场疫情搅乱了世界、搅乱了我们的生活。 一样没想到的是,70多年前我第一次握上了羽毛球拍;70多年的时间里,因为它,我从印尼小城日惹来到中国,又走向了世界。 杨振祥,印尼归侨,1936年出生,曾在云南省体委任羽毛球队教练、运动员等职,并协助国家羽毛球队训练;1977年起,受国家体委指派,赴墨西哥、尼日利亚、阿根廷等国的国家羽毛球队任教。 01 1977年的一天,国家体委安排我作为羽毛球援外教练前往墨西哥。即使是现在,能代表国家出去,也是一件极其光荣的事情,何况是当年。因此到了墨西哥,我更是全身心投入地做好自己的工作。每天,都与运动员一样在球场训练,一起流汗,一起跑动。这些对我而言是必须的,可在外籍运动员看来,中国教练与别人不大一样。据他们讲,以前的外籍教练多是坐在场地外,很少有下场亲自与他们一同切磋。 很快,我培训的一批运动员中,有2名成为了墨西哥国家队运动员。为此,墨西哥体育官员在专门举办的告别宴会上表示,希望我代他们向中国政府转达谢意。之后的几年里,我又先后被派往尼日利亚、阿根廷,经历了各种各样的挑战。 直到1987年的一次偶然,我与西班牙定下了缘分。 那一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在北京举行。多国的羽协主席都来到北京。有一天,西班牙的羽协主席贺谢路易斯来到球场,他手拿一份《世界羽毛球杂志》,指着杂志上的一张相片问是不是我。那是我的一篇文章《如何打好羽毛球》,文章旁正好附上了我的一张半身照片。没想到贺谢路易斯看到这篇文章后,就找到了我,想邀请我到西班牙执教。 02 那时中国已经改革开放,但我毕竟是体制内的人,要应聘到国外当教练,不是一件简单的事,经过各方的努力,最终我在2年后来到了西班牙,成为了西班牙体育协会里唯一的亚洲人。 羽毛球起源于欧洲,时过境迁,多种社会因素影响下,当羽毛球成为了亚洲普及率最高的球类之一时,却在欧洲逐渐式微。我到西班牙时发现,许多欧洲人都不了解羽毛球,甚至没见过羽毛球。 我巧妙地借鉴了之前的外派经验,在遇到欧洲学员时,迅速找准定位,“对症下药”。欧洲运动员人高马大,力量有余,灵活不足,在比赛中,常常败在亚洲人的拍下,加之欧洲运动员不如亚洲人吃苦,训练成绩提高得很慢。于是我针对性地加强了这方面的训练,充分挖掘出每个人的潜能,严格地磨练他们的意志。 ▲与卡罗列娜马琳。 马琳是一位西班牙小女孩,我第一次遇到她时,她才10岁,我成为了她的羽毛球启蒙教练。她训练认真刻苦,很快就成为西班牙优秀的羽毛球选手。之后更是成为了西班牙羽毛球界乃至世界羽毛球界的一颗新星,一人拿到了三项世界冠军。看到她取得了非凡的成绩,我心里有一种特别的幸福,至少我没有辜负贺谢路易斯期待,没有辜负西班牙人民对我的信任。2019年,我还收到了西班牙国家体委颁发的一枚奖章,奖励我为西班牙羽毛球事业做出的贡献。 每次遇到马琳,她都会亲切地称呼我“yang”,但她不知道的是,她首次获选进入奥运会比赛时,正好是北京奥运会。纵然心里清楚,她当时的实力还比不上中国运动员,但当她与中国运动员对决时,我的心里依然产生着难以克制的“纠结”与“忐忑”。没想到,还真有人问我,“你希望中国赢,还是西班牙赢?”这或许是我这辈子最难取舍的事情,最难回答的问题。于是我只能“避而不答”,在远远的观众席上,看他们比赛。 03 从2001年开始,我受国际羽联的委托,又先后到了巴西、多米尼加、危地马拉以协助拉美国家的羽毛球运动;2010年后,在德国、捷克、卢森堡等国家担任羽毛球教练,其中在德国两次,培训的德国运动员马克,之后成为了欧洲知名的运动员。 2020年的8月份,马克获得了丹麦羽毛球公开赛男女混合双打的冠军。我在电视里看到了这次比赛,这也是我在疫情中,收获的一份“礼物”。 ▲与德国运动员马克。 自己现在年岁已高,岁月不饶人,渐渐淡出了羽毛球的核心地带。但看到自己的学员能取得好成绩,也是一种慰藉和荣幸。越是这样,我越是放不下羽毛球,更愿意发挥自己的余热,为普及羽毛球做更多力所能及的事情。于是从2016年开始,我就在西班牙各地教授羽毛球,希望在西班牙人这份热爱足球的土地上,也播撒下羽毛球的种子。 这是一项没有报酬的工作,更是一项艰苦的工作。因为要去的地方很多,路途很远。从马德里到西班牙南部要七八个钟头的车程,往北部也需六七个小时,很多时间都花在了路上。 普及羽毛球,更多的从基础知识开始,甚至是从如何握拍开始。看着眼前的人们,有时会忽然想起当年的自己。10岁的时候,我第一次拿起羽毛球拍,球拍是木质的,场地是砂石的,我没有胶鞋,只能赤脚打球。因为家庭贫寒,每次每人只能带一粒羽毛球,而一粒球大约只能打十多分钟。当时更没有教练教我打球,如何“握拍”只能自己慢慢体会。 时光荏苒。已经记不住自己教过多少外国运动员,但越是到后来,越觉得我的羽毛球事业,不仅关乎体育运动,作为身在海外的华侨,我在努力与世界友好往来;而作为一名老归侨,能为自己的祖国贡献力量,这真是我从内心感到最幸福的事情。 04 除了2020年,我每年都要回两个地方:一是中国,二是印尼。因为这两个地方都是我的家,“回家”是我一定要做的事。 ▲与中国退役职业男子羽毛球运动员熊国宝。 回到中国,也是有两个地方一定要去:一是北京,二是昆明。在昆明,我有了自己的家,妻子也是印尼归侨;两个女儿也在昆明出生,对那里有着很深的感情。到北京则是为了看望羽毛球界的老朋友,王文教、陈福寿等都是我们那个时代的人,见到他们感到格外亲切。 ▲与羽坛名将王文教(中)、侯加昌(右)。 2019年,王文教被授予“人民楷模”国家荣誉称号,这对于我们羽毛球界是极高的荣誉,对于我们归侨而言,也是极高的荣誉,更何况,王文教是我多年的好朋友,我们在印尼日惹比赛时,他代表中国队,我代表印尼中爪哇,那时我们都还年轻。 …… 还记得1960年初,我在印尼三宝垄的港口送友人回国,正好遇见了启程回国的侯加昌。他也是印尼华侨羽毛球运动员,也是为报效祖国而回国。他知道我不久也将回国,便对我说:“我们祖国见”。 那是一种回家的感觉,现在依然如此。 (雨林编辑,来源 | 福建侨报 口述 | 杨振祥 撰文 | 朱婷  林小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