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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日报， 2021年5月12日，這是台湾暨南大學前校長李家同教授的自述 。他竟有如此遭遇的一段坎坷人生，令我們感到难以置信，同时也为他自己长期不懈的努力 ，和对于社会人文关怀及身体力行，敬致最诚恳的敬意和祝福！ 【車票 】 我從小就怕過母親節，因為我生下不久，就被母親遺棄了。 每到母親節，我就會感到不自然，因為母親節前後，電視節目全是歌頌母愛的歌，電台更是如此，即使做個餅乾廣告，也都是母親節的歌。 對我而言，每一首這種歌曲都是消受不了的。我生下一個多月，就被人在新竹火車站發現了我，車站附近的警察們慌作一團地替我餵奶，這些大男生找到一位會餵奶的婦人，要不是她，我恐怕早已哭出病來了。 等到我吃飽了奶，安詳睡去，這些警察伯伯輕手輕腳地將我送到了新竹縣寶山鄉的德蘭中心，讓那些成天笑嘻嘻的天主教修女傷腦筋。 我沒有見過我的母親，小時候只知道修女們帶我長大。 晚上，其他的大哥哥、大姊姊都要唸書，我無事可做，只好纏著修女，她們進聖堂唸晚課，我跟著進去，有時鑽進了祭台下面玩耍，有時對著在祈禱的修女們做鬼臉，更常常靠著修女睡著了，好心的修女會不等晚課唸完，就先將我抱上樓去睡覺，我一直懷疑她們喜歡我，是因為我給她們一個溜出聖堂的大好機會。 我們雖然都是家遭變故的孩子，可是大多數都仍有家，過年、過節叔叔伯伯甚至兄長都會來接，只有我，連家在那裡，都不知道。也就因為如此，修女們對我們這些真正無家可歸的孩子們特別好，總不准其他孩子欺侮我們。 我從小功課不錯，修女們更是找了一大批義工來做我的家教。屈指算來，做過我家教的人真是不少，他們都是交大、清大的研究生和教授，工研院、園區內廠商的工程師。教我理化的老師，當年是博士班學生，現在已是副教授了。教我英文的，根本就是位正教授，難怪我從小英文就很好了。修女也壓迫我學琴，小學四年級，我已擔任聖堂的電風琴手，彌撒中，由我負責彈琴。 由於我在教會裡所受的薰陶，所以，我的口齒比較清晰，在學校裡，我常常參加演講比賽，有一次還擔任畢業生致答詞的代表。可是我從來不在慶祝母親節的節目中擔任重要的角色。 我雖然喜歡彈琴，可是永遠有一個禁忌，我不能彈母親節的歌。我想除非有人強迫我彈， 否則我絕不會自已去彈的。 我有時也會想，我的母親究竟是誰,看了小說以後，我猜自己是個私生子。爸爸始亂終棄，年輕的媽媽只好將我遺棄了。 大概因為我天資不錯，再加上那些熱心家教的義務幫忙，我順利地考上了新竹省中，大學聯招也考上了成功大學土木系。 在大學的時候，我靠工讀完成了學業，帶我長大的孫修女有時會來看我，我的那些大老粗型的男同學，一看到她，馬上變得文雅得不得了。很多同學知道我的身世以後都會安慰我，說我是修女們帶大的，怪不得我的氣質很好。 畢業那天，別人都有爸爸媽媽來，我的唯一親人是孫修女，我們的系主任還特別和她照相。 服役期間，我回德蘭中心玩，這次孫修女忽然要和我談一件嚴肅的事，她從一個抽屜裡拿出一個信封，請我看看信封的內容。信封裡有二張車票，孫修女告訴我，當警察送我來的時候，我的衣服裡塞了這兩張車票，顯然是我的母親用這些車票從她住的地方到新竹車站的，一張公車票從南部的一個地方到屏東市。另一張火車票是從屏東到新竹，這是一張慢車票，我立刻明白我的母親應該不是有錢人。 孫修女告訴我，她們通常並不喜歡去找出棄嬰的過去身世，因此她們一直保留了這兩張車票，等我長大了再說。 她們觀察我很久，最後的結論是我很理智，應該有能力處理這件事了。她們曾經去過這個小城，發現小城人極少，如果我真要找出我的親人，應該不是難事。 我一直想和我的父母見一次面，可是現在拿了這兩張車票，我卻猶豫不決了。 我現在活得好好的，有大學文憑，甚至也有一位快要談論終生大事的女朋友，為什麼我要走回過去， 去尋找一個完全陌生的過去？何況十有八九，找到的恐怕是不愉快的事實。 孫修女卻仍鼓勵我去，她認為我已有光明的前途，沒有理由讓我的身世之謎永遠成為心的陰影，她一直勸我要有最壞的打算，既使發現的事實不愉快，應該不至於動搖我對自己前途的信心。 我終於去了。 這個我過去從未聽過的小城，是個山城，從屏東市要坐一個多小時的公車，才能到達。雖是南部，因為是冬天，總有一家派出所、一家鎮公所、一所國民小學、一所國民中學，然後就什麼都沒有了。 我在派出所和鎮公所裡來來回回地跑，終於讓我找到了兩筆與我似乎有關的資料，第一筆是一個小男孩的出生資料，第二個是這小男生家人來申報遺失的資料，遺失就在我被遺棄的第二天，出生在一個多月以前。 據修女們的記錄，我被發現在新竹車站時，只有一個多月大。看來我找到我的出生資料了。 問題是：我的父母都已去世了，母親幾個月以前去世的。我有一個哥哥，這個哥哥早已離開小城， 不知何處去了。畢竟這個小城，誰都認識誰， 派出所的一位老警員告訴我，我的媽媽一直在那所國中裡做工友，他馬上帶我去看國中的校長。 校長是位女士，非常熱忱地歡迎我。她說的確我的媽媽一輩子在這裡做工友，是一位非常慈祥的老太太，我的爸爸非常懶，別的男人都去城裡找工作，只有他不肯走，小城做些零工，小城根本沒有什麼零工可做，因此他一輩子靠我的媽媽做工友過活。 因為不做事，心情也就不好，只好借酒澆愁，喝醉了，有時打我的媽媽，有時打我的哥哥。事後雖然有些後悔，但積習難改，媽媽和哥哥被鬧了一輩子，哥哥在國中二年級的時後，索性離家出走，從此沒有回來。 這位老媽媽的確有過第二位兒子，可是一個月大以後，神秘地失蹤了。校長問了我很多事，我一一據實以告，當她知道我在北部的孤兒院長大以後。她忽然激動了起來，在櫃子裡找出了一個大信封，這個大信封是我母親去世以後，在她枕邊發現的，校長認為裡面的東西一定有意義，決定留了下來，等他的親人來領。 我以顫抖的手，打開了這個信封，發現裡面全是車票，一套一套從這個南部小城到新竹縣寶山鄉的來回車票，全部都保存得好好的。 校長告訴我，每半年我的母親會到北部去看一位親戚，大家都不知道這親戚是誰，只感到她回來的時候心情就會很好。…

和平日报， 2021年5月12日，万隆具有中国传统建筑色彩的老子清真寺(Masjid Lautze 2)与努山达拉清真寺(Masjid Nusantara)在迎接圣洁的大日子，结禁节的来临，在清真寺里，外每日分发几百份日用必需品礼包给贫困民众和无家可归的遊民。 -由5月3日到5月7日分发给需要帮助的弱势民众的爱心礼包内装食用油2公升，大米5公斤，白糖1公斤，糖汁一瓶，饼干一盒，牛奶1罐和面粉。 老子清真寺辅导李国丁(Haji Oting Hambali)和两间清真寺理监事亲临现场主持分发爱心礼包给民众。让弱势民众分享爱心关怀迎接佳节。 最近有美都电视台记者访问报导的万隆老子清真寺领导积极推动跨宗教团体交流事项，与万隆华族关怀团队(Masyarakat Tionghoa Peduli)，西爪百家姓(PSMTI Jabar )等慈善机构在疫情期间共同合作举办多次慈善福利活动，援助需要帮肋的民众。 据李国丁辅导讲述，老子清真寺正装修中，有意赞肋的爱心企业家可通过老子清真寺户口援助。 （雨林编辑，来源：万隆王羽报导 ）

和平日报， 2021年5月11日，2021年5月7日至8日，印尼佛乘总会楠榜分会主席林士文，与班达楠榜市JINARAK KHITA佛教高等学府基金会主席释学进和尚，在班达楠榜市城市整洁局，即佛教Bhaisajyaguru Graha寺堂环近一带，分发1700份爱心开斋节礼包，予城市清洁工及班让（Panjang）市邻近市民，礼包内包括13种日常需用品。 这是印尼佛乘总会楠榜分会和班达楠榜市JINARAK KHITA佛教高等学府例常年的社会公益活动，尤其适逢新冠疫情大 流行之际，希望以此能减 轻受惠者生活负担，并愉 快度过一个快乐的开斋节。、 分发活动，班达楠榜市生态保护局积极参与，并得到市长爱法（Bunda Eva）所关注，分别于7日为分发给城市清洁工；并于8日在班让市Bhaisajyaguru Graha寺堂里分发给当地居民。上述活动遵循政府的卫生规则进行。 印尼佛乘总会楠榜分会主席林士文，与班达楠榜市JINARAK KHITA佛教高等学府基金会主席释学进和尚表示，感谢各方已做出的贡献，使到这次的公益活动得以顺利圆满完成。 （雨林编辑，来源：国际日报 明光报道 ）

和平日报， 2021年5月13日，万隆华族关怀团队(Masyarakat Tionghoa Peduli MTP Bandung)于5月初与万隆大警察局合作妥警局摩托车队分发爱心日用品礼包给贫困民众后，再次举办慈善福利活动迎接开斋节来临。 5月3日，华族关怀团队访问万隆区回教委员会(P.B.N.U.Nahdatul Ulama)和Darul Ma-Arif习经院捐助了2000公斤大米，100盒方便面，600公升食用油。由刘庆球象征式移交捐助品给PWNU 秘书长Bp.Asep 接受。由李振健象征式移交给习经院代表Bp Kiki 接受。两单位代表对万隆华族关怀团队的善举和跨宗教的爱心捐助表示非常感谢，都祈愿真主厚报华族关怀团队更多的福气和健康。 李振健主席说：”在现今疫情期间，对各行业，对各阶层或族群都带来不小的打击，大家的处境都不容易，我们华族关怀团队都靠团队成员的携手团结，并基于人道主义和爱心.才能伸出援手帮助。希望我们万隆市，西爪哇省，及全国各个地区都能早日消除疫情，让民众能回到疫情前，过着健康正常地生活，不担心害怕病毒，这是我们大家的愿望，在此，我们也祝贺亓斋节快乐。” 5月6，7日，万隆关怀团队(MTP)和MME,皇宫集团(Istana Group)合作，捐助2000份日用必需品的爱心礼包给万隆市府，移交仪式由MTP 代表佘毅琪，温顺发等在市长官邸(Pendopo)给市府代表接受。 余毅琪，温顺发与市府代表交流时说：”今年疫情还很严峻，民众的日常生活都受到影响，又逢穆斯林家庭开斋节喜庆的大日子，因此我们华族关怀团队捐助爱心礼包，希望能让受惠者感受到温情的关怀，也给节日带来更多的快乐。我们都知道，独自快乐不如众人快乐，如果很多市民都很快乐的话，万隆也就成为幸福感最高的城市。” （雨林编辑， 万隆王羽报导 ）

和平日报， 2021年5月13日，2020年2月26日，黄小芬以110亿元人民币财富名列《2020世茂深港国际中心·胡润全球富豪榜》第1891位。作为中国内资电子制造业龙头企业景旺电子的董事，黄小芬一路走来凭借着胆识过人、敢为人先的特质，依靠自己奋斗与努力，成为中国电子产业链上白手起家的女富人之一。 循规蹈矩的女人很少创造历史 　　在改革开放刚刚拉开序幕的上个世纪80年代，有一批敢为人先的女性职业人顺应着市场经济时代的浪潮，抱着能够“大干一场”的期盼，来到了深圳这个经济改革的先发地。与80年代“下海”浪潮中的人们一样，黄小芬的职业起点也是体制内的工作。黄小芬来到了广东省河源市龙川县林业局，成为了其中的一名小职员。 　　尽管体制内的工作安稳，但黄小芬仍然希望跳脱出循规蹈矩的生活，去探索人生的更多可能性。1963年出生的龙川县人黄小芬，20岁大专毕业后分配到龙川县林业局当会计。1985年，22岁的她不安命运安排，毅然决定放弃这份“铁饭碗”，南下深圳，去探索新的人生轨迹。” 奋发不断精进自身 　　最初来到深圳，黄小芬先是在一家无线电公司工作了5年。在这份工作之中，黄小芬不断汲取电子领域的相关知识、技能，熟悉行业规范，将知识与技能内化成为她未来发展的“源动力”。 　　在对于电子技术领域有一定的了解后，或是为了寻求更快速的成长路径， 1991年，黄小芬开始在深圳市南山风险投资基金公司任职。相对比起之前的工作，风险投资公司对于个人能力要求更高，在此份工作中，黄小芬的职业技能再次得到磨练与提升，也让她拥有了更敏锐的市场投资“嗅觉”。在通往成功道路上，除了自身的努力精进，黄小芬与爱人刘绍柏相互扶持、共同发展也被传为是行业佳话。有趣的是，夫妻两人都有着“制造与投资”相结合的职业发展背景。或许正是因为这一共同点，给两人带来了共同的感悟，也带来了携手的默契。 　　2007年，黄小芬加入了爱人刘绍柏创立的景旺电子，开启了夫妇二人共同经营的创业之路。景旺电子主要从事印制电路板行业，随着中国电子行业的腾飞，如今，已经发展成为了电路板行业的龙头之一。景旺电子生产的产品被广泛应用于通讯设备、计算机及网络设备、汽车电子等行业，并向富士康、中兴、华为、霍尼韦尔等国内外知名企业源源不断地提供产品与服务。 从0到1，持续前进 　　创业是一个从“0”到“1”的过程，所需的不仅是努力与奋斗，更是成为“1”后，再次出发的敢于转变、突破的勇气。在黄小芬夫妇与领导班子的带领之下，景旺电子成为一座勇于追赶时代潮流、迸发激情的工厂。通过从中兴、Vivo到华为、霍尼韦尔的合作经历，景旺电子通过聚焦技术创新，推进产品不断升级，夯实自身核心竞争力。 　　2020年，受全球新型冠疫情的影响，全球经济面临巨大挑战。经济快速下滑的严峻环境下，黄小芬夫妇与伙伴们共同经营的景旺电子坚持 围绕本年度“变革图存、技术制胜”的主题，努力推进主营业务的有序发展，同时，积极开拓市场,响应全球客户需求。疫情期间，景旺电子特别关注和优先支持与抗疫相关的客户订单，获得工控及医疗领域客户的认可。 （雨林编辑，来源：客家网 ）

和平日报， 2021年5月13日，近期“2021年斋戒月媒体监测报告会”在印尼伊斯兰教理事会中心大楼以线上方式举行。印尼宗教与文化交流协会会长麦培满（Paiman Mak），获颁“印中穆斯林友好使者”贡献奖。 在当天的活动，伊斯兰教理事会秘书长阿米尔夏向麦培满（Paiman Mak）颁发了“印中穆斯林友好使者”贡献奖，以表彰他在印中穆斯林友好事业中作出的贡献。 麦培满表示，对于和伊斯兰教理事会十多年来的合作，感到自豪和感谢，获此殊荣也必将激励他持之以恒、再接再厉，为增进印中人民的友谊，促进两国间的和谐友好关系继续努力。 麦培满1944年出生于印尼苏北省奇沙兰市，现任印尼宗教与文化交流协会会长，他几十年如一日，潜心从事印尼与中国的宗教文化交流合作，特别是穆斯林文化的交流，深受两国宗教文化界的信任。 麦培满说：“我对伊斯兰教理事会版给我的奖项表示感谢，这个贡献奖激励我在未来的日子里，必须要再接再厉为维护印尼和中国在宗教文化上的友好和谐关系而努力。” （雨林编辑, 来源：美都新闻电台）

和平日报， 2021年5月13日，党的百年华诞之际，党组织发来《简史》等四本学习资料，甚喜。学习历史，才能看得远，走得稳；不忘初心，才能不迷失方向。一代又一代革命先烈，流血牺牲，换来了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辉煌今天，实属不易！正如革命烈士夏明翰所言：坚持革命继吾志，誓将真理传人寰！ ——黄书海 回忆起自己历时近30年的入党过程，89岁的黄书海仍然心潮澎湃。说到动情处，甚至哽咽。 “我入党的过程很漫长。”黄书海是印尼华侨，1932年生于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北部城市先达的他，在学生时代就受到从中国国内流亡印尼的王任叔、胡愈之、邵宗汉等革命文人影响，接受了进步思想。“当时我还很年轻，很向往有一天回国加入中国共产党。” 那是个革命潮流风起云涌的年代。当时黄书海的一位同学参加了东南亚国家的共产党，他提议黄书海也加入，“我摇头说，我不能参加，我将来要参加的是中国共产党。” 1954年年底，黄书海进入中国驻印尼使馆工作。没几个月，就被派到万隆给即将召开的万隆会议“打前站”，为周恩来总理和代表团提供电讯翻译，也见证了万隆亚非会议这一举世瞩目的重大历史事件。 学习和进步，是年轻的黄书海心中两件头等大事。一开始中国驻印尼棉兰领事馆领事召见他，黄书海说自己想回国上大学深造，“领事说，现在使馆缺翻译。使馆是所社会大学，比上大学还好！”黄书海也发现，大使馆的同事90%以上都是党员，大家平时穿的是粗布衣服，相互之间很亲切，跟他成长的华侨社会完全不同，既陌生又让人向往。“就这样，我把青春献给了大使馆，直到1963年调回国内。” 在驻印尼使馆工作了两年，黄书海提交了入党申请书。时任驻印尼大使黄镇的夫人朱霖负责使馆党务工作。看到黄书海的申请书，她首先肯定了黄书海在使馆的工作表现，然后语重心长地说：“你是作为印尼华侨直接调进使馆的，但使馆有个规定，这样的情况不能在使馆发展为党员，所有印尼归侨干部必须回国接受一段时间的锻炼，才能入党。你虽然还不是党员，但不影响组织对你的使用，思想上入党，比组织上入党更为重要。” 1963年，黄书海从驻印尼使馆调回国内，在外交部任职。本以为入党的问题终于可以解决了，但当时中国和印尼的高层往来十分密切，黄书海一年到头要担任代表团翻译出访好几次，印尼方面也经常来华访问，入党程序的履行始终没有好的时机。“1965年年底，外交部亚洲司党支部讨论我的入党问题，我的入党申请通过了，但很快国内政治形势剧变。这一耽误就一直拖了下去。” 黄书海一直珍藏着一张用来进入中南海和上天安门城楼的特殊“通行证”。按当时的规定，上天安门必须是党员，历史也要一清二楚。黄书海还没有入党，每次进中南海和上天安门都得经过审查。“为了工作需要，1964年的一天，中南海警卫团团长当面交给我一张通行证，还说，‘为了办这张通行证，你的历史就像翻烙饼一样，不知翻了多少遍。小黄，你可要珍惜啊！’这张小小的通行证，我一直珍藏至今。我很感激党组织对我的信任，让我在入党前就能进出中南海、上天安门为国家领导人当翻译。” 黄书海宣誓入党那天，已经是1986年的12月了。这时的他，已从风华正茂的青年归侨变成年过半百的中年人，在世界知识出版社担任主编。 “那一批入党的同事里，我是岁数最大的一个。在出版社的一个房间，我面对党旗宣誓，我记得当时自己非常激动也非常感慨，因为终于走到了这一天。” 黄书海告诉北京日报客户端记者，自己入党时54岁，已经经历了很多，宣誓入党之后，仍有一种“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的感慨。“我一直认为参加革命工作以后，我就是党的人了。但是通过入党的宣誓，使我的生命跨进了一大步。入党以后再为党工作、为人民服务，我是更踏实了。 (雨林编辑，来源： 北京日报客户端 | 记者 白波 ）

和平日报， 2021年5月12日，91岁时，你会做什么？喂马、劈柴、周游世界，或者在家安享晚年？91岁时，郑小瑛还在工作。日前，她带着厦门歌舞剧院交响乐团来到国家大剧院第七届“中国交响乐之春”，指挥了音乐会的下半场，曲目是长达5个乐章、40分钟的《土楼回响》。 　　指挥台上，一头银发的郑小瑛意气风发。今年年初，在上海演出时，“91岁硬核奶奶在沪指挥交响乐”几天内冲上上海同城热搜榜第一位。 　　此前，在“一平方米”朗读亭节目直播里，聊到年龄，董卿问她：“91岁还需要工作吗？”郑小瑛快言快语：“不工作干什么呢？工作就是我的生活。” 　　音乐，就是郑小瑛所说的这份“工作”。她是我国第一位歌剧－交响乐女指挥家，是第一位登上国外歌剧院指挥台的中国指挥，历任中央歌剧院首席指挥、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主任、我国第一个志愿者乐团“爱乐女”室内乐团的音乐指导和厦门爱乐乐团艺术总监，现任郑小瑛歌剧艺术中心艺术总监。 　　1929年，郑小瑛出生在上海。郑小瑛的父亲郑维是福建永定客家人，是清华大学第二期庚子赔款公费留美生，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农业经济系硕士和宾夕法尼亚大学商科博士。 　　郑小瑛的父母秉持的是西式教育，让她从小学习钢琴和舞蹈，并在学校和家庭的聚会场合给大家表演。这是她最早接触音乐。 　　”刚刚进入青年，我的命运就和祖国同步了。在那个战火纷飞的抗日年代，周围浓厚的爱国氛围深深地影响着我。”郑小瑛笑着说，回忆起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1948年，也就是新中国成立的前一年，她离开父母，义无反顾地参加了革命。那年她19岁，在南京金陵女子大学（今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读北京协和医学院的预科。 　　”我是从家里偷跑出来的。前两次都让妈妈给抓了回去，第三次才成功。那是1948年底，我们一行人乘坐挤满了国民党逃难家属的轮船，沿着长江逆流而上，经过武汉，到达了中原解放区，来到了中原大学文艺训练班。当时训练班的成员基本上不识谱，大家在一起学歌时，学过钢琴的我，忍不住要纠正大家读谱中的一些错误，于是大家说：你还挺棒的，你就来打拍子吧！我的指挥生涯就是这么开始的。” 　　指挥班结业后，回到中央音乐学院教学岗位上的她，表现出了优异的指挥才能，于是1960年，郑小瑛、盛中国、殷承宗等人，与其他297名学生一起，由国家公派去苏联留学。”当时，我深感自己身上肩负着祖国的使命，担子很重，决不能辜负祖国对我的期望。”郑小瑛回忆道。 　　郑小瑛学习能力强，打大鼓、吹长号、扭秧歌、跑龙套，她一学就会，在文工团的表现日益突出。每次演出需要临时补缺时，人们总会想到她。文工团管乐队不时会有迎宾任务，郑小瑛便举起一支系着红缨的指挥棒，正式当上了指挥。她率领这个规模不大的乐队迎送过杨虎城将军全家的灵柩，慰问过英勇护矿的大冶工人，也迎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文工团的生活是我人生中的一个重大转折，对我革命文艺观的形成和日后的指挥生涯有着深刻的影响。”郑小瑛说。 1952年，文工团保送郑小瑛到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学习。在那里，她屡被伯乐赏识。音乐学院的赵沨院长一直对她栽培有加。1955年，她获得了去中央歌舞团苏联专家班学习指挥的机会，师从苏联合唱指挥家列·尼·杜马舍夫。作为此次专家班里唯一的女学员，她成为了新中国第一位受过专业训练的女指挥。 　　1961年10月1日，郑小瑛在克里姆林宫剧院指挥莫斯科老音乐家爱乐乐团举行了她人生中的第一场交响音乐会。音乐会的请柬上赫然写着：这场音乐会为纪念我的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2周年而举办的。1962年10月2日，在莫斯科国立音乐剧院，她又成功地指挥了歌剧《托斯卡》的公演，成为第一位登上外国歌剧指挥台的中国指挥家。 为音乐做”拼命三娘” 　　郑小瑛这位新中国首位女指挥家，看着她在舞台上的精气神儿，很难猜到她已经91岁，也很难看出她曾三次被查出癌症。人们都说她是音乐界的”拼命三娘”，她为音乐常年奔走，音乐也给了她挥棒的力量。 　　从上世纪90年代到现在，郑小瑛曾三次被查出癌症，还接受过手术和放疗。有一次手术前，她问大夫：”之后我还能指挥吗？”听到医生说”能”，她觉得这句话给了自己”很大鼓舞”。 她三次战胜癌症的入侵，她说：“如果有一天能够倒在指挥台上，那才是最浪漫的事……”几年前郑小瑛在厦门办演出发布会，年已八旬的她在前面健步如飞，一群记者在她身后，都有些跟不上。将客家山歌带到世界交响乐殿堂2000年2月，郑小瑛到闽西永定偈祖寻根，带着强烈的好奇心参观了曾被美国卫星误认为是密布在闽西山区的导弹发射井的客家土楼。她的心被土楼的外观和内涵深深震撼了！ 2000年11月龙岩举行世界客属恳亲大会，这是全球范围内事业有成的众多客家人首次在祖地聚会。在距离此次世客会还有九个月的时候，郑小瑛在观看土楼时忽然灵光闪现：何不在世客会演出一部“土楼交响乐”？用现代的交响乐来表现古老的土楼文化，岂不更能让世界了解土楼的价值？！ 她马上开始行动，联系上了曾在闽西客家地区度过少儿时光的作曲家刘湲和祖籍丰顺、热爱客家的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郑赤琰。 　　2000年11月，郑小瑛率领厦门爱乐乐团为自己的故乡——闽西永定土楼上演了一曲震荡灵魂的寻根音乐《土楼回响》。这是郑小瑛专门请作曲家为世界物质文化遗产土楼量身定做的。 　郑小瑛带领厦门爱乐乐团和福建交响乐团把这部含五个乐章长达40分钟的，表现客家人团结、奋斗、开拓、念祖和愿以博大胸怀广交朋友的优秀史诗，在亚洲、欧洲、美洲、和澳洲等十几个国家3个地区上演了近百场。 随着郑小瑛的脚步，闽西山歌王李天生参加了7国3地的57场《土楼回响》演出。2002年11月17-22日，《土楼回响》应邀赴美国，李天生参加美国威斯里安大学主办的“中国当代音乐与西方音乐的互相影响”为主题的音乐节演唱，引起轰动。 他在该大学与师生作学术交流，作客家山歌竹板歌的示范演唱，赠送他们竹板，使客家山歌竹板歌首次在美国大学中流传。客家山歌，插上现代交响乐的翅膀，在全球绽放魅力。 （雨林编辑， 来源： 客家网 ）

和平日报， 2021年5月11日，印尼福建社团联谊总会（福联）总主席俞雨龄于5月10日上午在秘书处接见了印华百家姓协会雅加达特区分会（雅百家姓）新一届理监事代表团一行，双方进行了友好会晤。雅百家姓代表团由当选新主席张在进率领，代表团还有辅导主席团的杨健昌、陈社栋（前任雅百家姓主席）、秘书钟文伟（Sudiono Cheng）、雅加达东区百家姓协会主席熊春明（Edwin Jusuf）、雅加达西区百家姓协会主席何志基、雅加达南区百家姓协会主席张秋丰、雅加达北区百家姓协会主席丘振盛。 张在进首先发言，向俞雨龄主席报告了印华百家姓协会雅加达特区分会于2021年4月11日举行了第七届理监事选举大会，大会选出新一届理监事，任期2021年至2025年。希望俞雨龄能对新一届理监事提供指导和意见。 俞雨龄发言，祝贺雅百家姓新一届理监事会的成立。俞雨龄称，自印尼政府发布“国籍法”后，我们身为印尼华族就已经是印尼民族大家庭不可分割的一员了。印华百家姓协会的成立都是经过法律程序、符合国家宪法，受法律保护的合法团体，俞雨龄希望雅百家姓注意团结联谊，为维护华族利益，为需要帮助的华族排忧解难、为民族和谐，国家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再接再厉，再创辉煌！ 在讲述当前印尼经济形势和未来走向时，俞雨龄指出，尽管新冠疫情对我国经济产生负面影响，但相信疫情结束后，经济回暖将在很大程度上弥补损失，因此要对我国经济充满信心，并抓住其中的商机。、 丘振盛也发了言。会晤在极其轻松和友好的气氛下画上圆满句号。雅加达新一届理监事在张在进主席领导下于4月28日拜访了总会林万金总主席，并且于5月1日前往印华文化公园拜访第一任总主席熊德怡退休准将。 （雨林编辑，来源：国际日报 刘甡华报道）

和平日报， 2021年5月15日，谦和、安详，诚恳、踏实——这是余有信给人的第一印象。 他说话声调不高，但嗓音清澈，语气温婉；不说话时，平静地坐着，亲切而淡定。 在雅加达那几家富丽堂皇的酒店或俱乐部，每逢各华社需要联合商讨、庆祝某件事情，——或者欢迎与大家都有关系的宾客，其头面人物大多要组织一场名流云集，高明满座的聚会，这时的场面少不了鼓瑟吹笙、华服美食，热闹寒喧、一派隆重。 余有信身为印尼雅加达海南联谊会第六任主席及现任辅导主席，自然也在应邀出席之列。但多数情况下，他总是静静地坐在一旁，微笑着欣赏其它人或妙语连珠，或慷慨激昂的发言。 一向作风内敛、处事认真的余有信，虽然看上去不大显山露水，可他实际上不是一个性格内向的人。在他身上，蕴藏着不少挥洒自如的才情，遇到对脾气的人，也颇健谈，能够把许多纷繁复杂的事情，层次分明地娓娓道来；兴致上来，还会随口清唱几句相当好听的——他的祖籍地——中国海南岛琼海老家的乡土歌谣。 了解余有信的朋友都知道，他的平静之中，并不缺少热情，以及从人生的磨难与彻悟中得来的智慧。 余有信是雅加达国际空运和海运公司的老板，这是一家中等规模的企业，办事处设在雅加达北区的珊瑚新村附近，因为信誉良好、所以货源充足，业务比较繁忙。 他应该算是印尼华族工商界成功人士中——典型的中上阶层，尽管并非富甲一方的业界大亨，但是这个阶层人数最多，有实力、有活力，同时还具有非常顽强的生命力，他们是支撑这个国家经济发展的主力军。与很多事业上轰轰烈烈，生活中波澜壮阔的华社闻人相比，余有信的身世经历倒没有太多的传奇色彩。 他的父亲余庆君老先生早年从海南老家“过番”来到印尼，在一个名为勿里洞（Belitung Island）的海岛上安家落户，创业奋斗几十年，儿孙满堂，小康人家，没有大福大贵，也无衣食之忧。 “勿里洞没什么工业，海水清澈见底，一年到头，天天蓝天白云，除了天气比较热，可以说就是个世外桃源。那个地方民风热情淳朴，一般上富裕的人家办喜事摆宴席，不必发请柬，也不必签到，什么人都可以来，尽情吃喝，这是我们那里华人的一个特点。”说起家乡勿里洞，余有信总是兴致勃勃。 与许多来自“唐山”的老一辈华侨一样，余有信的父亲小时家境贫寒，没有读过什么书，但是丰富的生活阅历却使其掌握了无穷多的民间智慧。 “我父亲是个乐天知命的人，懂阴阳、通八卦、精熟法术，道行颇深，在他居住的丹容班兰那一带街坊邻里心目中很有威信。”余有信告诉笔者。 老人家一生心地善良，乐于助人，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在雅加达病故，余有信将父亲的遗体运回丹容班兰安葬，前往义山为其送葬时，小城各界人士几乎倾巢出动，可谓万人空巷，享尽哀荣，四十年过去，仍然令余有信记忆犹新。 父亲所信奉的生活理念，也对他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1947年出生的余有信，儿时在小岛上生活、上学。初中毕业后，因为勿里洞没有华文高中，他便随同学一道 “进京赶考”，来到首都雅加达考入当年全印尼有名的“中华中学”继续深造。未料高中尚未毕业，时局发生动荡，政坛物是人非，华校皆被关闭，余有信这批无书可读的莘莘学子，只好步入社会，从此独自谋生，娶妻生子，成家立业。 几十年来，余有信经商、开工厂、办企业、搞社团、做公益，脚踏实地，诚信敬业，寸步没有离开过千岛之国的世俗社会。 他开始创业时两手空空，没有本钱，全凭为人诚恳，严守信誉而获得别人的支持。他做生意的起点不高，从一点点慢慢做起，凡事亲力亲为，不敢有丝毫懈怠，顺利时也曾买卖兴隆，财源广进，风生水起。 但是，在起伏不定的人生的波涛中，他也免不了被意外地变故抛来卷去，三起三落，饱尝失败的痛苦与破产的困境。 步入商海至今，余有信的事业上曾经三次遭受灭顶之灾，每次都导致火热沸腾的生活“突然就降到零度以下”。 很长一段时间，他也曾几度陷入深深的苦闷，但他依然平静地接受了严酷的现世，一声不响地把泪水咽进肚里，一步一步奋力挣扎，最终摆脱了那种很难摆脱的沮丧与无奈。 举个例子予以证明： 那是1978年，余有信做瓷器代理生意，正做得行情看涨，红红火火。5月1日，他在泗水的一位最大的客户突发火灾，整座商厦被烧得只剩下残垣断壁，顷刻之间连累到作为中间代理商的余有信，货物损失折合黄金十多公斤。 此时的他，依然坚守诚信原则，这样一来便加速把自己逼入到绝境。一方面，泗水那位遭受火灾而破产的商厦老板，已宣布无力赔偿他的瓷器货物了，该收的巨款收不回来。他理解别人的难处，到现场一看，含着眼泪点点头，便打道回府；另一方面，余有信却咬紧牙关，向自己的供货商承诺一定偿还货款，这样一来，很快资不抵债，经营业务全部破灭。 余有信心力憔悴，一个月不到，体重骤减十多公斤，人瘦得几乎脱了型，好像风一吹就能刮倒。 “那日子真是每天都零度以下呀！我整夜、整夜无法入睡，凌晨二三点一个人在院子里打转，——从我父亲那一辈起到我和我的兄弟姐妹，都是谦虚谨慎与人为善的，可为什么我会遭到如此大的打击呢？！” 这是余有信当时的心声与境况。 他终于慢慢使自己镇静下来，手里还剩一点钱，干什么用呢？余有信决定回中国的老家，做一次“寻根访亲之旅”，来疗养自己愁肠百结的伤痛。 他独自一人，回到海南岛琼海县小小的东坡上村，生平第一次祭拜了祖坟，探视了祖屋，又倾其所有，叫人摆了几十桌酒菜，把全村父老统统请来，好生招待了一番。 这一下真是把乡亲们感动得不行，——有信啊！你虽然在南洋出生长大，可你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咱们村第一个回乡请客的华侨呀！ 现如今，大鱼大肉多矣！请客吃饭之类事情没什么好说。可读者诸君你可知道，余有信回乡请客，那是什么年月！——1978年呀，中国改革开放刚刚萌芽，十年内乱致使国家穷困，人民受苦，一般老百姓温饱尚未解决，常常几个月不见荤腥，能吃上饭就已谢天谢地! 所以，余有信当年专程从印尼回来请大家吃的那顿宴席，到现在还是老一辈东坡上村人津津乐道的话题。 你看，当时已经破产且债务压身的余有信，回祖籍地老家做得这件事，何等洒脱！何等感人，就凭这一点，他就当之无愧，永远载入了原乡人的记忆。 前些年有一次，几艘来自海南的中国渔船，在邦加-勿里洞一带海域被印尼海军查扣，滞留在邦加烈港。余有信听说了，马上与几位有活动能力的华社贤达通电话商量，共同组织烈港华人给被扣留的海南渔民送饭菜，并积极配合中国使领馆出面营救，直至同胞平安返回海南。 余有信固然不是一个声名远播、叱咤风云的大人物，他只是一个奉公守法、业精于勤的商人，一个以诚信为本、热心服务于公众的社团领导。但同样弥足珍贵的是，他埋头苦干，却没有沉缅于琐碎的生活，历经世俗，由俗而脱俗，在一次次磨难重压之下，依然完好地保持了豁达乐观的气质，在混沌的沧海世事中，又一次次洗尽铅华，于是，他也就具备了坚韧的心理承受能力。 在笔者眼中，看似平常的余有信先生，其实走过很不平常的心路历程。他所经历的人生故事，正是印尼众多华人真实生活状态的一个缩影。他无疑也是一个有魅力的人。这种魅力，跟一个人的身家财富、职位高低、是否漂亮迷人并无太大关系，更主要在于，其品德行为饱含人性之美，能够把普罗大众所经历的一切烦恼幸福，修练到熠熠发光的地步。 正因为如此，我为余先生写下篇文章，并向他投去理解、尊敬的目光。 （雨林编辑，来源：丁剑乃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