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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日报， 2021年5月8日，最近是穆斯林的齋戒月，在這段期間、他們每天唯一的一餐、稱為「開齋飯」，但在疫情之下，弱勢家庭、連這一餐都吃不起，於是印尼慈青發起、募心募愛，和當地組織合作、製作便當，分享給有需要的人。 穆斯林齋戒月，每天唯一的一餐，開齋飯，也能是一種布施。 慈青 菲奧娜：「一開始我們在慈青內部，先募集大家的愛心錢，買完食材後 才開始煮，煮好就交給免費飯社區組織，希望減輕疫情下，很多穆斯林的食物開銷。」 免費飯社區在全印尼，有28個據點，慈青的愛心飯盒，是分送到雅加達及當格朗。 免費飯社區組織代表 瑪雅：「沒有限制，包括路人 還有當地居民，大家都可以來領開齋飯盒，很感謝慈青同學們的愛心，相信大家都知道現在日子不好過，素飯盒幫助很大。」 靜思堂外頭，由慈濟印尼分會與大愛台員工，發送開齋飯，對象是印尼慈濟醫院的施工人員。 施工人員 薩蜜麟：「對我來說 可以減少飯錢支出，把原本用在開齋飯的錢，改作其他的生活花費。」 志工 安德利：「這是第一次由印尼大愛台，與慈濟印尼分會組成協力組，共同促成的愛心活動，一起做好事 也呼應慈濟人文。」 為期兩周，每天發出五百個開齋飯盒，防疫新生活，少不了愛的調味。 （雨林编辑，来源：大爱新闻 ）

和平日报， 2021年5月8日，万隆市有一座充满中国建筑风格的老子清真寺，致力服务于各宗教及族群，并为对伊斯兰教感兴趣的人们提供咨询服务。 在万隆市的坦布隆街上，矗立着一座具有中国建筑风格的清真寺，这家清真寺建立于1997年，以“老子”命名这座清真寺的原因，是因为该清真寺致力于服务想了解伊斯兰教的民众，而“老子”作为中国古代的哲学家、思想家，教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人，因此创建者认为用他的名字命名清真寺是最合适的。 这位是 Rahmat Nugraha，也被人称 Rahmat 哥，他是万隆市穆斯林的领导人之一，自2017年开始，他便引领了148人入了伊斯兰教。此外，为方便更多对伊斯兰教感兴趣的人，清真寺也设有一个咨询服务机构。 Rahmat感到感激，因为老子清真寺举行的社交活动，获得了不仅是穆斯林信徒还有不同宗教信仰的人们的支持。 Rahmat希望大家可以永远和平相处，更希望老子清真寺可以帮助到更多的人，不分种族和宗教信仰。 （雨林编辑，来源：美都新闻电台）

和平日报， 2021年5月9日，「最美麗的主持人」白嘉莉8日出席感恩餐會，接受方念華訪問，一起向媽媽致敬。白媽媽是白嘉莉生命中的重要推手，如今重返故鄉台灣，往事歷歷在目，白嘉莉講到激動處忍不住哽咽，在舞台上感性落淚。 即便已經訪問過白嘉莉多次，方念華還是有辦法將餐會現場一秒變成「看板人物」。白嘉莉的信仰習慣深受媽媽影響，從小只要遇到難題就禱告。她踏上演藝之路後，媽媽親手為她縫製表演服裝，從彩排動作到事後檢討，全都經由媽媽指點。白嘉莉完全做到「聽媽媽的話」，唯一一次沒有聽話，就是自己做主遠嫁印尼。 她當時紅遍大街小巷，連阿拉伯外賓都知道「台灣是白小姐的國家」，今不少粉絲還能齊唱經典節目「群星會」的主題曲「群星頌」。但白嘉莉忙到毫無私生活可言，連妹妹都不願跟她一起上街。她到印尼演出後認識了木材大王黃雙安，又感受到在國外沒人能找得到她，所以決定閃嫁，從此遠赴印尼。 當時媽媽勸她多想想，白嘉莉堅持「不能等了」，火速離開台灣。沒想到在登記前夕，她臨陣後悔，媽媽這時已經了解黃雙安的為人，建議她可以考慮看看，白嘉莉經過禱告、思考後，終於決定簽字結婚。後來在婚姻中，只要遇到挫折，白嘉莉總會打給媽媽，還曾想離家出走去投奔媽媽，但都被媽媽勸阻，也因此順利維繫了逾40年的婚姻。 在媽媽、丈夫接連離世後，白嘉莉心情沉痛無以復加，隨香港基督教藝人之家到以色列，透過出國排遣低落心情。當時牧師建議她不妨回台灣，白嘉莉心想「怎麼可能」。如今她不僅已經回到台灣，還受到大批粉絲、好友熱情招呼，讓她情緒再起波瀾，流淚致謝：「我相信他們在天之靈一定很安慰，台灣有這麼多人愛護我，真的謝謝台灣，最可愛的地方，回家的感覺真好。」 現在她也決定用愛回報社會，陸續參與了食物銀行、慈善音樂會等公益活動，用自己的故事鼓舞更多人。同時也捐出善款給殘奧協會，盼選手們能在國際上發光發熱。 （雨林编辑：来源：噓！星聞 ）

和平日报， 2021年5月9日，我于1941年出生于印尼棉兰，小学、中学都就读当地的红屁股（即进步）学校。五十年代末，印尼发生了大规模的反华、排华事件，这时在印尼的华侨学生中，掀起了一股回国热潮，我和我的四姐于1960年7月11日满怀爱国热情，告别了父母和亲人，唱着“海外孤儿有了娘”的歌，离开了家，投向祖国的怀抱，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我二姐是50年代回国的，分在北京，在清华园工作） 我们乘坐的“沙丹拿”号客轮，从勿拉湾港口出发，途经新加坡、香港从深圳罗湖入境于7月18日抵达广州。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的歌声多么嘹亮……”的歌曲在召唤我们，我们的心在跳动，我们是华夏子孙，是中华民族一分子，要为报效祖国、建设祖国作出贡献。 入境后我们暂时安排住在广州石碑华侨补校，短暂的补校生活虽然不习惯，但经过学习、动员，我们都服从分配到贵州贵阳。 根据我们的学业情况，我被分配到贵州大学数学系读书。三年的自然灾害给建国才十一年的祖国，也给我们刚到贵阳的侨生，生活上带来了很多困难，但是学校领导、数学系领导和国内同学在生活上给予照顾，思想上的帮助，学习上的辅导和身心上的关怀，让我们侨生（当时国内同学称侨生为华侨人、华侨同学）认识到这一切困难都是暂时的，作为一分子，我们应该同国内同学同呼吸共命运。 之后我们放弃特殊照顾，与国内同学同学习、同劳动（积肥抬牛粪）、同生活[（放弃吃白面、白米饭的照顾），同吃青杠子、黑窝窝头、小球澡、牛皮菜……]，四年大学的培养，我们到贵大的侨生已成为祖国的合格人才，我也在大学学习生活中加入共青团。 1964年7月我被分配到贵阳十三中任教，十三中位于头桥，属城郊结合，农家子弟和做小生意的子弟较多，学习基础参差不齐，加上家里辅导条件又欠缺，给教学上带来很大的困难，在石碑华侨补校生活的不习惯没难倒我，宣传在中国没有苍蝇、没有老鼠到贵阳后，对贵阳第一印象也不好，卫生又差……都没有难倒我，教学上这一点点困难怎能动摇我的赤子之心。 首先我克服了语言关，64年9月开始上课时，我当班主任又上两个班的课，与学生接触较多，华侨普通话，学生听得懂，但也把我笑个够，因此我下决心学贵阳话（用现在的观点应该用普通话教学），终于攻下这关口，今天我的贵阳话讲得流畅，还得感谢这些学生。 教学上，我认真钻研业务，因材施教，使学生的成绩都在不同的程度上有所提高，我关心他们，爱护他们，尊重他们，从不打骂学生，深得学生和家长赞扬。84届学生刘民丽（工人子女）考入大学后送给我的像片背面留言：“我一直认为初三年级是我学业的一个大转折，没有您的教导，哪有我的今天……我向您致敬”。 我和学生亲如姐妹，不少学生至今和我来往密切，每逢春节、教师节都发短信祝贺，还为我过生日。我的学生中年大点近60岁，有母子、母女同是我的学生的，卅多年教出的学生遍布于各行各业，有教授、硕士导师、音乐家、工人、解放军……这一批人都是国家的财富，我为他们感到骄傲。 担任15年教研组长工作中，我对年青教师业务上严格要求，善于团结全组教师一道工作。 十年浩劫，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影响了侨务政策的落实，但也没有动摇我热爱贵州、建设贵州的念头。 从事教育、教学工作的同时，我兼任了省侨联二、三、四届委员，市侨联三、四届副主席，市教委侨联首届主席工作。2006年获全国侨联颁发从事侨联工作二十年以上的证书。作为侨联干部，我关心归侨的疾苦，密切联系他们，团结他们，因此很多归侨领导愿意和我说知心话。 1983年荣获全国“三八红旗手”荣誉称号，1990年被市委统战部评为各界为四化服务先进个人。1986年6月27日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以《归侨在祖国——高原上的追求》为题，向国外播送了我的事迹，1999年被录入《中国侨界模范人物名曲》。 生活在贵州49年，贵州的涉侨部门，从我们到贵州贵阳的第一天到现在，他们每时每刻都在关心归侨、侨眷的成长，关心归侨、侨眷的生活和疾苦，为贫困归侨、侨眷送去扶贫救济款，与有关部门协商、共同研究制定相关政策措施，妥善解决归侨、侨眷职工下岗再就业问题，子女升学加分问题…… 下面谈几点体会： 一、为单位房分配问题，1983年省侨办、省教育厅联合发出通知（贵州日报1983年7月8日登载）要求对归侨、侨眷在升学、住房方面给予照顾，我爱人当时是八中的干部，带职赴教育学院读书，有这种说法：“人在人情在，人不在茶就凉了”。当时我们没有分到单位房，市侨办、市侨联为我想、为我急，积极与市教育局协调，按政策，最终分给我们家一套单位住房。 二、是我毕生难忘的事，一法两办法实施后，省、市有关部门多次检查了执法情况，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赴贵州检查组面上检查后还深入检查民宅，倾听民意。当时到我家了解执法情况的有 组长：徐惠滋（全国人大常委会华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上将，解放军原总参谋长） 成员：刘宜贵（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原河北省侨联主席） 雷鹰（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处秘书组组长，正局） 廖中才（原省侨联主席） 还有贵阳市原副市长相哲惠和原市外侨办张万春主任也随同，还有一些工作人员，规格够高，我是想象不到的，这种倾听民意的做法，只有社会主义的中国才能办得到，他们真正是人民的好官。 三、我深深感到在祖国大家庭里的温暖，祖国处处有亲人。 （1）91年我患病毒性感冒引起的周围神经质，而被x医院误诊为风湿，长时间下半身瘫痪，无法站立，手也无法弯曲，给我的生活带来不便，也给家人增添了很多麻烦，危难时，省、市侨联，侨办的领导经常到医院探望我，鼓励我战胜疾病，还和侨眷院长想办法与贵阳医学院会诊，很快确诊出病况，把我从死亡线上救回来。 （2）我的孙女想想2004年5月出生不久即被确诊出患有严重的先天性心脏病，北京阜外心血管专科医院医生告诉他们手术费要20万元，手术后护理也相当贵，这笔钱对我们家庭来说是天文数字，是无数不相识的网友牵线搭桥，最后在以色列特拉雅夫市沃尔夫森医院接受手术。是拯救孩子的心脏这个慈善机构，是来自世界各地的网友，是八中师生、电视台的员工（含电视台里建筑工地的民工）、省市侨办、侨联，南方航空公司及南航团支部，亲朋戚友，还有部分归侨送来了爱心捐款，以色列航空公司也为她们母女减免一些费用和提供了最便宜的双程机票，想想的手术很成功，如今她像正常孩子一样享受美好的童年，我们要感谢千千万万的好心人，给了想想又一次生命。 贵州贵阳是哺育我成长的第二故乡，我亲眼目睹了49年来贵州、贵阳的巨大变化。60年回来的这批侨生，年长的已70多岁，年小的也将近60岁，留在贵州的已不多，他们大半辈子已将自己奉献给贵州，希望关心老归侨，尽早成立一个老归侨联谊组织，让这批人经常见见面、聊聊天、叙叙旧，安享晚年。这样有益于联络感情，有益于健康，这也符合中央书记处对侨联工作提出的“组织起来，活跃起来”的要求。 回顾往事，展望未来，我们这代侨生，经过49年风风雨雨，我们意志更坚强了，思想更成熟。49年的磨炼，我们深深感到中国人民一员而倍感自豪，我们内心赞叹：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改革开放好。 （雨林编辑，来源：贵州省归国华侨联合会 ）

和平日报，2021年5月9日， 纪思俊（ Hengky Suryawan ） 今年已经73 岁，在廖内市和巴淡岛（廖内群岛）经营造船厂和邮轮业务，该公司拥有1600名员工/工人，其中包括一些航运工程师，造船厂坐落在巴淡岛 Telaga Punggur 港口附近30公顷的土地上毗邻巴淡岛-民丹岛大桥项目。 造船厂 PT Bahtera Bahari造船厂建于30年。他的业务并不总是那么顺利，但最大的制约因素是铁板价格的飞涨。造船过程中经常被铁板的价格所撞。 “ 2021年是船舶维修的需要。在2021年至2024年学期，已经有镍，氧化铝，锰钢厂等的订单（船舶制造）。农产品行业也需要驳船。需求的拖船和驳船数量每年达到250套，“ 纪思俊说道。 在紧张的日程中，他抽出时间参加宗教活动，即佛教。他本人是严格的素食主义者，对所有生命都充满同情心。 新秩序政府时代（Orde Baru），他积极参与了指导民族团结的传播机构（Bakom PKB）的活动。在廖内省（1983年-1998年）。当新秩序政府解散时（1998年），该组织也就结束了。 “自从进行了改革之后，Bakom PKB 结束了。这很好，因为土著首领们聚集在一起，并排成一排，彼此和谐共处。”我们（Bakom PKB）在政府的主持下就职。普通百姓是华人。由于土著人之间的内部冲突，BKOM PKB 主席将调和他们，“ 纪思俊说道。 某些经历对我来说是宝贵而难忘的，因为我们与当地人的酋长进行了交流。没有对中国人民的灌输。我曾经建议政府去看看并打开一个异类的新加坡，因为那里有印第安人，马来人，华人，西方人，所以从居住地开始就很和谐。 他说：“我参加了国防机构 （Lemhanas）的班级，即 KSA（短期教育课程），为期四个星期。” KSA的参与者包括 Amien Rais（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1999-2004年）。 ），郭建义（前 PDIP 政客），印尼第五任总统美嘉瓦蒂，前西爪哇州省长Yogie SM，印尼经济业务分析师 Christianto…

和平日报， 2021年5月10日，2021年5月7日（星期六）,印尼华裔总会（INTI）东努斯沙登加拉（NTT）分会主席迪奥多鲁斯(Theodorus Widodo）主持INTI马六甲县支会(INTI PC Malaka)2021-2025年度理监事就职典礼。因为仍处于疫情大流行时期，故典礼以在线与线下方式进行。 参与在线视频者有：INTI总会总主席黄德新、贝锦兴、黄印华、INTI妇女会创办人马咏南、INTI妇女会主席陈莉丽（Dra Lily Tan）中爪哇主席 Gouw andy Siswanto 等。 与东帝汶接壤，马六甲县与支会主席由亨利（Henry Melky Simu）领导，及其理事们包括：在教育与法律部主管以赛亚（Isaiah Ari Martinus），旅游、体育艺术和文化主 管 道 林 （Fransiskus Taolin），经济、商业、合作社和中小型企业理事林亚发（Yafet Liem），社会、企业社会责任和创意商务事务主管Simu、秘书Isa Bella，副秘书Fransiska Klaran，财务主管Erly Liem和代表Tince Rayon等理事。 INTI NTT马六甲支会的成立还基于对NTT东弗洛雷斯，特别是关注在马六甲县受暴风雨灾害的灾民和更好地搞好社会福利活动。 INTI总会总主席黄德新表示，对INTI马六甲县支会成立表示赞赏。他说：NTT主席迪奥多鲁斯和两名分会理事大卫（David Kenen Jaya）领导的INTI NTT成立不到一年，又建立支会，这是非同寻常的。 他指出，整个INTI大家庭应继续表现出相互合作、关怀与团结的精神。因为INTI的本质是根据其使命和具有全国视野的远见。他说：让我们培育爱心和团结，同舟共济，协助政府应对这疫情大流行病带来的挑战，他希望所有INTI成员始终通过实施卫生规则协议。 INTI NTT主席迪奥多鲁斯（Theodorus Widodo）表示，赞赏理事们热情帮助受风暴影响的兄弟，他希望随着支会的成立，将有助于开展各种活动，来促进马六甲县的社会福利活动。 （雨林编辑，来源：国际日报 Bam 明光 ）

和平日报，2021年5月14日， 吴文华，男，印尼归侨，现年87岁 ，退休前任厦门大学历史系。我是学历史的，也是教历史的，我也正经历着历史…… 1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我的家乡福清市渔溪镇闹了土匪，我大伯先去了印尼万隆，我父母亲也跟着过去。 他们在那儿当小商贩，我就跟着母亲，在街上卖花生、香烟。印尼人很喜欢足球，有时举办比赛，我们就到球场外卖给看球的观众。虽然经济状况并不好，但就像很多华人一样，为了我们将来不再走他们的老路，父母很早地就把我送进学校，我开始半工半读的生活。 1946年，日本侵略者走了，各华校都停顿下来。许多从国内来的进步青年创办了南化学校。我成了那儿的第一批学生。很幸运，我的语文老师是爱国作家，叫梁国英。他很崇拜鲁迅。上世纪30年代，我才刚出生，他就办过刊物《汇流》。我们的教材都是他自己挑选的，再亲自刻蜡板手抄油印。还记得，他选了各种流派的作家，如胡风、冰心、郭沫若、茅盾等。他认为做人是第一大事，如教我们鲁迅的《聪明人》，教导大家要老实做人。因为我家庭经济状况不好，梁老师就让我到他开的美凤书店派送报纸，是邹韬奋的《生活报》，从中对我的思想也产生了许多影响。 1945年以前，我在清华学校读小学。当时是日据时期，学校的语言课主要教日语，借此进行日本奴化教育。因为从小思想上排斥日本，所以也就轻视学日语。后来，小学六年级下学期时，老师给我们介绍《西行漫记》，从那里我认识了中国共产党，知道了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从此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向往中国、渴望进步的种子。 除了学校教育，我们也受到很多当地地下革命进步组织的影响，当时毛泽东、周恩来、百团大战等故事都已经很出名了。 2 1953年，我高中毕业，留在华侨中学任教。 当时中国的国际形象很好，新中国的成立，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都激励着海外华人的心，想回国投入建设，我也很想回国继续深造。但当时大使馆一直做我们的工作，说华校需要老师。我就留下来教语文和历史。 1955年，亚非会议召开，这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经历。 当时我和我的爱人甘美凤有幸参加了周总理接见华侨各界代表的招待会。 4月11日，中国代表团乘坐的印航“克什米尔公主号”专机，在取道香港前往万隆出席亚非会议途中发生爆炸。这一事件的发生，国内外震动很大。特别是周恩来总理的安全问题被高度关注。印尼总统苏加诺特别重视安全保卫工作，采取严密的戒严守卫措施，确保领导人的安全和会议的顺利进行。 同时华侨社会也做了很多准备工作。“保卫周总理，保卫代表团祖国亲人的安全”的呼声在印尼四起，早在3月间华侨社会就已决定成立华侨支援委员会，并在雅加达和万隆各设分会。由于华校学生非常爱国，拥戴周总理，在中华总会的组织策划下，广大华校师生也加入了保卫周总理的队伍，成为保卫的主力军。 当周总理乘坐的飞机抵达万隆时，我在机场的迎接队伍里看到了周总理。那一面我印象很深，当时马路两旁站满了成千上万等待总理的群众，大家都期待着能一睹伟人的容颜，我也满心期待着。当总理的车子驶过跟前时，我看到周总理的脸色很苍白，后来看了《生活报》、《新报》才知道，原来总理得了盲肠炎，在北京动过手术，在还没有完全康复的时候，又到了云南，再到万隆的，他是带病前往的。总理的精神真的是让人感动。 在从机场到总理驻地的沿路，保卫工作也早就布置安排好了。我和美凤当时是华校的老师，上头也指派任务，由我们负责组织带领学生，分布在沿路各地。学生们保卫总理的热情极高，一方面期待着见到仰慕已久的周总理，一方面做好保卫工作，注意四处可疑人物。当时学生的人数很多，华侨中学、清华学校、南化学校、广华学校等都派出了学生队伍，还有选派那些身强力壮的学武术的学生，参加警卫队。参加的学生们个个热情高涨，都很骄傲，后来《我为周总理站岗》等等文章都相继登出了。 总理在印尼期间的住所是由印尼的华侨领袖提供的别墅，住所里的食物及总理房里天天更换的鲜花都是由印尼万隆华侨妇女会负责采购。当时的印尼华侨领袖洪载德还带领一批热心的华侨轮流在总理住处附近值班，密切注视周围的动静。 亚非会议结束后，周总理安排在25日清晨接见当地的华侨代表。考虑到安全问题，总理接见华侨的地点被安排在广肇会馆创办的广华学校里，总理真正接见代表和讲话的地点是在广华学校的礼堂。那时我是作为一名进步可靠的青年，被选为周总理到广华中学视察时的服务人员。在这之前，我曾到礼堂看过，一切都安排得妥妥当当，井井有条，所有工作都要确保万无一失。在礼堂的外头是一个三岔路口，像丁字街一样，中间有棵大榕树，我们在那里布置了一帮学生，学生们既可以听到周总理在礼堂里面的讲话，同时又形成了一道道人墙，起到很好的保卫作用，使敌对分子难于下手。 我爱人美凤非常幸运，她作为万隆华侨妇女总会的年轻代表，当时22岁，与周恩来总理握手。她与总理握手之后，马上到外面的像馆里照了照片作为留念。当时周围的同学朋友们羡慕不已，大伙事前都有交待，若是其中的某位同学与总理握手了，回去后一定都不能洗手，要将手与其他同学共享，让周围的同学也间接握握伟大的周总理的手。到总理离开以后，总理所使用过的茶杯，坐过的沙发等，侨领们都争抢着要买。那段经历真是我们一生的光荣啊！ 当时一名负责保卫总理的印尼宪兵，也曾感慨地说道：“周总理不仅是你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也是我们全亚洲的领袖”。 3 由于亲见周总理的到来，以及亚非会议在国际上产生的巨大影响，使我们这一代出生成长在印尼的这一代华侨感受到了祖国的强大，我们都热切期盼着回到祖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但是我和我爱人回国都是一波三折的，印尼中华总会包括华校的领导都要求我们留在印尼，最后还是在我母亲的一再要求下，我的回国愿望才得以实现。 回国那年是1957年6月，我一个人先回到中国，美凤是6月底回来的。我父亲和一家人则是1960年回来的。回国后我到厦门大学入读历史系，记得父亲他们回国时我在读3年级，当时我正在南普陀山上种树绿化，忽然有个学生对我说“你的家人回来了。”我很惊讶！我全家人本来要分到海南岛兴隆华侨农场，但因为我最小的妹妹哭了，闹着“我要找我大哥”。这样一哭，就把我全家人安排到厦门来了。 我在大学期间，其实读书的时间并不多，因为1957年的政治运动，1958年又遇上台风和炮轰金门，我们接着就下乡了。当时，历史系、中文系、经济系师生等都去了农村，先到厦门同安，再到龙岩，1959年到了漳州，再到集美，这时才开始读一点书。我毕业后就留在系里从事教学和东南亚史、华侨华人史的研究，直到退休。 4 由于我长期专门从事华侨历史、东南亚历史的研究，至今还和印尼万隆华人社团有着密切的联系，万隆各华校校友会就是我们联系的一个纽带，这也为我后来成立厦门市万隆校友会奠定了基础。 早在1985年，在改革开放浪潮里处于领先地位的重要城市广州就诞生了万隆校友会。此后，就有人和我联系，要我组建福建省的校友会，他们认为我在印尼读书期间就有组织才能，而且现今是厦门大学的历史系老师，非常适合担任此项工作。当时我还没有退休，工作很忙，再加上家里有很多事，根本抽不出时间筹建福建省万隆校友会。等我退休后，厦门市侨联又将此任务交于我，我才答应了。于是在1993年10月，我们将在印尼读过华校的人集中在一起，建立了厦门市万隆校友会。 我担任校友会的会长一职。我们这个校友会平时主要对有困难的校友进行慰问，如生病住院的会送去一束鲜花和少量现金；定期在每年10月中旬或11月初召开一次年会，互相交流，谈谈现今印尼的政局、华人在印尼的状况；有时也会定期组织出游活动，大家交流心得；若有印尼的华侨校友来到厦门，我们校友会热情接待，进行交流。 (雨林编辑， 来源：中新网  2010 年吴文华／口述 许丹／撰文)

和平日报， 2021年5月11日，至今提及“华侨旗帜，民族光辉”，人们仍然会想到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 在中国近代史上，华侨陈嘉庚因其在海外创办实业的创业精神和心系桑梓的赤子情怀而被世人传颂至今。 他少年出洋从商，兢兢业业，筚路蓝缕，凭着诚信经营和过人的眼光，创造了商业奇迹，成为了南洋的“菠萝苏丹”“橡胶大王”。 他虽身居异邦，却心怀家国。在抗战期间，四处奔走，号召南洋华侨支持祖国，誓死抵抗日本侵略。他组织成立了“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带头捐款，仅1939年一年，南洋华侨就向祖国汇款3.6亿多元，极大地支援了中国国内的抗日力量。 他倾资兴学，散尽家财，培育英才，被其创办的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尊称为“校主”。在他的倡导下，许多华侨纷纷捐资兴学，蔚然成风。 他心系华侨，回国后组织成立中华归国华侨联合会，并担任首任主席；他提议成立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并在厦门创办了华侨博物院。 陈嘉庚先生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其拳拳爱国之心在其1938年提出的“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的著名提案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1938年，日军疯狂向华中、华南地区进犯，战情紧急。时任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却公然发表对日“和平谈话”。“投降论”一时甚嚣尘上。虽与汪精卫是挚友，但强烈的爱国心促使陈嘉庚先生向国民参政会秘书处发出电报。他提出：“日寇未退出我国土之前，凡公务员对任何人谈和平条件，概以汉奸国贼论。”其后，该提案被大会秘书处精简为“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 这个提案，立即得到与会参政员的多数赞同，联署人达67人之多，为国民参政会提案联署人数之冠。 汪精卫在陈嘉庚先生提案的斥责下，处境十分狼狈。当时海外华侨纷纷致电国民政府和国民参政会，表示反对妥协，一定要抗战到底。国内报刊舆论纷纷谴责妥协投降论调和汉奸卖国行为，民气之高昂可谓空前。汪精卫在全国的舆论谴斥声中，狼狈出逃昆明，再叛逃到越南河内。 陈嘉庚先生的电报提案，虽文字简短，但却意义重大，邹韬奋先生赞其为“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 陈嘉庚先生的爱国之心也体现在他对祖国统一、台湾回归的执着之上。他最后的遗言是“台湾必须回归中国”。他相信这个愿望一定会实现，一定要实现。这可能就是陈嘉庚先生晚年在“鳌园”刻录的地图中刻下“台湾省全图”的最重要原因吧。 （雨林编辑，来源：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供稿）

和平日报， 2021年5月10日， 5月3日上午，万隆华族关怀团队(Masyarakat Tionghoa Peduli MTP Bandung)与万隆大警察局(Polwiltabes Bandung)与人民思潮报基金会(Y.P.R.)合作在大警察局前院移交1000份日用必需品爱心礼包给警员，由摩托车警员直接传交给需要帮助的民众。 亲临现场参加移交捐助爱心礼包迎接开斋节的万隆华族关怀团队成员代表有万隆渤良安福利基金会(YDSP)主席李振健，理事廖南基，林德祥，佘毅琪闽南公会主席杨汉平，理事戴天福，薛顺龙，广肇会馆主席刘庆球，理事林文星，何椿耀，西爪百家姓理事陈春富，福音堂理事孙重耀与万隆大警察局警长(Kombes Ulung Sampurna Jaya S.Ik.M.H.)共同象征式移交爱心礼包给50多位摩托车警员，由他们直接赠送给需要帮助的民众手上。 Ulung 警长表示感谢多方团体捐助爱心礼包给民众。虽然捐助品不大，但对长远冶安环境有帮助，让大家保护万隆市安全。 李振健说，我们华族关怀团队捐助爱心礼包已乡次举行，我们相信万隆大警察局更了解民众的情况，维持地方治安的警员们最知道哪些家庭需要帮助。 万隆华族关怀团队协调主任陈春富(Djoni Toat)说，我们将继续进行人道援助活动，支持万隆市良好的冶安环境的行动并援助需要帮助的民众。 这次的捐助日用必需品礼包的活动从疫情爆发后已进行几百次，不但捐助日用必需品，我们也捐助防护物资，举办成功疫苗接种慈善活动，为大众服务。 梁国强，林德焕，林文星，郭德祥，温顺发带着250份爱心礼包移交给西爪哇宪兵部队(Pomdam)和宪兵支队(Denpom)分发给宪兵成员，并祝贺他们开斋节快乐。 5月5日午后2时，万隆华族关怀团队代表余毅琪，沈国雄 捐助礼品由西爪哇完兵部副司令(Letkol C.P.M.Rus An)和宪兵支队军官(Lerkol CPM Harjono Pamungkas)接受并在移交文件上签字。 （雨林编辑，万隆王羽报导 ）

和平日报， 2021年5月11日，王金铭，男，印尼归侨，现年68岁，曾任职于宁化泉上华侨农场，系41位印尼小英雄之一。 人生就像一条河，有干涸也有汛期,有曲折也有坦直。但幸好，它曾经以激情的节拍流淌过那段难忘的岁月。 一别经年，景物变了，容颜变努了，不变的是我对家乡的眷恋。三明宁化是我的第二故乡，每次来到这里都感到无比亲切，无论我走多远，这里永远都是我的牵挂。 印尼41名华侨小英雄 我的祖籍在福建永春。但出生于印尼苏北省段卜干埠。父母系小商人，虽家中有12个仔女，但父母不放弃教育。我们虽然身在异国他乡，骨子里任然深爱着祖国。从小学到高中，父母一直让我在华侨学校就读。他们时常教育我们，我们是炎黄子孙，一定不能忘了自己的文化和语言。 我深受父母的影响，也深深地爱着祖国，希望学业有成以后回到中国，为祖国建设添砖加瓦。有了这样的目标，我从上学第一天起就勤奋好学，成绩优异。上个世纪60年代初，我考上棉兰华侨中学，高一还当选了学校上午班学生会理事、副主席。 那时政局不稳，到我高中三年级时，学校被关闭。当时大批亚齐省华侨被驱赶到棉兰市，当局不管死活，自生自灭，一批学生活跃份子，利用棉兰华侨中学有三层的学生宿舍以无家可归为名，占据宿舍和礼堂为由，就顺势安排难民们住满整个宿舍和礼堂，难侨们才有安息之地.。 为自愿回到祖国去做好准备。10月10日，军政当局利用检查卫生为名，强行将难民们在棉中宿舍草场，拍摄了污辱性照片，遭到在场学生骨干和难民们的反抗，他们却以刺杀当地军官为由，先后逮捕了8名及33名学生骨干和难侨家属。荷枪实弹被强解去棉兰基地司令部，用枪托，皮带拷打，拳打脚踢，被打得头破血流，遍体鳞伤。但是没有一个人动摇信念和立场。而是用生命和鲜血维护了祖国的尊严，维护了侨胞的正当权益。 我们被非法拘禁了40天，期间，我们与印尼军官斗智斗勇，在进行6天的绝食外，我们还联名给毛主席写致敬信。11名女青年自发绣制了有“毛主席万岁“五个金色大字的红旗。大家还一起动手制作了一个巨大五角星，中间贴作毛主席圆形浮雕像，四周簇拥着41颗小红星。而后，一起创作了歌曲《我们的誓言》，还集体创作了由我执笔的《“囚徒”之歌》和《我们不是犯人》等诗歌。 我们这些努力，引起毛主席，周总理等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后经中国政府的反覆交涉，在国际与论的压力下，印尼当局被迫释放了我们。后来，我才知道，因为此事，我们被称为“印尼41名华侨小英雄”。 获周总理接见 1966年11月18日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动员我父母随我一起回国，。一年前我家曾遭暴徒破坏，家里财物被抢劫一空，母亲半夜在睡梦中被暴徒强拉下床，事后才发现大腿骨折断，但她没有向我们呻痛过。一直到回国后，才受到政府关照，还安排到泉卅医院接受治疗。11月20日41名华侨青少年从狱中直接被押解到勿拉湾港，直奔光华轮。经历七天七夜的颠簸和一千多名自愿回国的华侨，回到亲人怀抱，终于从印尼回到祖国。 从广东湛江下船后，我和其他40位战友经过辗转奔波，于12月27日来到北京。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到北京。 我清楚记得，除了廖承志，林修德，姚仲明等负责人，更有一千五佰多名北京人民，夹到欢迎，这激动人心的时刻，成为我一辈子的记忆。党和人民政府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万人聚会，欢迎我们和难侨代表。周恩耒总理亲切接见并问我们有什么想法，我们一致表示，愿意到贫困山区接受再教育。这时周总理满怀激情地朗诵毛主席诗词，如梦令《元旦》。“宁化，清流，归化，路隘林深苔滑…”时，我们便被“宁化”两字眼所吸引。纷纷表示，愿意到革命老区宁化去。最终我们被安置在宁化泉上华侨农场。 1967年4月3日，我和40位战友，怀着满腔热情来到宁化，记得农场是一片荒山野岭，我们居住在低矮的平房里，周围是黄泥路，一下雨整个路面全部是黄泥浆。我们第二天，即投入“深挖洞，广积粮＂的归侨群体中，不怕苦和累，脏活，难活抢着干！从普通生产队员干起，几年来经过锻鍊，才被群众推选为生产组长，生产队长至大队部副队长。统入生产建设兵团二师十团十连，被推选为十连副连长。指导员，连长都是兵团派耒的穿军装解放军。 新的起点 在农场锻练近十年，被群众提名参加宁化县大学考试。经过评选和考试合格，考上福建师范大学政教系。在大学期间，不断学习专业知识，参加社会调研，进步良多。三年后，因工作须要，我调回福建宁化泉上农场任教。期间确定了，与生死与共的战友-小谭.成为终身伴侣.后来她从大学毕业后留在厦门大学任教.。婚后由于分居二地，我三哥从印尼返乡探望我们时.特向有关部门申请，希望我们在香港团聚。 来到香港，开始了新的起点，经历过船务文员，旅游贸易文员的工作，经过几年的努力，我们终于在香港立足，并搭建起中国印尼民间旅游贸易的桥梁。结交了不少新朋友，取得了一点成积直至退休。而后我又加入香港印尼研究学社的义工行列，迄今已十二个春秋，我和学社社员致力于研究和推进中印民间的友好往来，参加各种民间外交活动，组织各种论坛，不断增进和扩大中印文化交流，希望在夕阳余热，奉献一份爱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芳心不老，努力作为！ 回忆起往事，我妻子谭微笑时常说，宁化泉上华侨农场是个大摇篮，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人才，这是华侨农场的无上荣耀。对她而言，是农场供她去上大学，是农场培养了她，她要感谢农场这个摇篮对她的培养。 这是我第三次踏上宁化这片故土，回到了魂牵梦绕的故乡。每次回来均有新的变化，让我感到由衷的高兴。改革开放取得了看得见、摸得着的伟大成就，同样也成就了我们华侨的精神寄托，更让我们有了不断前行的动力，这要感谢中国各级侨务部门的大力支持，让我们有机会在时代发展的进程中，扮演了先行者的角色。今后，我们这些老侨胞将积极参加社团活动，在不同的岗位上为香港的繁荣稳定做出应有的贡献，也将为家乡的发展建设尽自己微薄的一份力量。 （雨林编辑，来源：三明市侨联  作者：王金铭／口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