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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日报， 12月9日，蒙眼敲锣、爬抹油的树抢奖品、足球比赛……眼前这几张老照片，呈现出双第华侨农场文化娱乐活动的蓬勃兴旺。日前，双第农场正着手修葺双第侨史馆，工作人员收集了不少记录双第农场变迁的老照片。 　　双第华侨农场的青少年有着喜爱文艺体育活动的传统，自华侨农场成立后，在归侨们的带动下，文化娱乐活动更是得到蓬勃发展，每个生产大队都成立了文艺小分队，利用农闲、业余时间自演自乐，其乐无穷，每逢重大节日都举办文艺汇演。 　　“每至游园时，双第农场总是热闹非凡，但其中最热闹的活动就要数蒙眼敲锣和徒手爬抹油的树抢奖品了。人们手里握着一把小棒槌，蒙上眼，在原地转五圈，接着走到距离自己5米的地方敲响锣或鼓，敲到了便是获胜。之所以说它‘热闹’是因为绝大多数人在转完圈之后，走路都已颠来倒去，失去平衡，活脱脱像个喝醉的人，惹得观众嬉笑不已。而参加徒手爬抹油的树抢奖品的活动也非常有趣，每个人神情坚定，眼睛直视树上的奖品，手脚并用地爬上树，可是无奈树上抹了油，每个人求而不得，好不容易向上爬了一点，又滑落下来，但是却越挫越勇，直至体力耗尽才罢休。”双第农场印尼华侨陈大妈忆起往昔的日子，脸上满是笑容。 　　当时农场党政两委大力扶持华侨农场文体活动。1963年，农场成立流动电影队，深入各生产大队，甚至附近农民村子进行演出。1970年，各个管理区设立了群众性的阅览室，可供阅读的书报达200余种，在丰富场员群众的业余文化生活中发挥了一定的社会作用。1981年，兴建位于全场中心地带、毗邻公路旁的能容纳1320人的双第华侨农场电影院(面积2150平方米)，它既是电影院也是农场的礼堂，院内设有藏书近万册的图书馆，成为农场的文体活动中心。 “舞蹈是农场群众所喜爱的一种表演艺术，农场的印尼舞蹈等东南亚舞蹈以及印尼乐队在漳州地区享有一定声誉，曾多次组织到外地参加演出，受到了广大观众的一致好评，既加强了双第与外界的交流，又提高了双第的知名度。”双第华侨农场党委书记庄立新介绍说。那个时候小学还把舞蹈纳入教学中，农场也经常组织一些文体活动，比如歌唱表演、弹唱表演等。 　　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是双第华侨农场足球活动的鼎盛时期，每年的五一劳动节、国庆节或新年元旦，农场都举办羽毛球、足球、篮球等球赛。 “1979年农场的小学生足球队还获得龙溪地区第一名，福建省赛第三名的好成绩。”庄立新说。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为了适应新形势的发展，农场的体育活动仍坚持下去，但在比赛的人数、赛制、组队方式等方面进行改革，举办方式也由过去农场一家独办变为农场与社会力量联办等形式。 （雨林编辑，来源：人民日报）

和平日报， 12月9日，万隆华族关怀团队(MTP=Masyarakat Tionghoa Peduli Bdg.)进入今年12月分，继续’伸出爱心之手，再次援助需要帮助的民众。 12月5日，星期六在万隆客属联谊会会所移交204瓶维生素和500支非医用口罩给万隆地区镇代表(Kac.Bojongloa Kidul)带回镇所分发给当地民众防疫情传播。 .12月8日星期二上午，万隆华族关怀团队象征式移交100份日用必需品爱心礼包给万隆妇女协会(Persatuan Darma Wanita kota Bandung)代表，移交仪式在万隆渤良安福利基金会会所地区。 12月8日上午，在万隆渤良安福利基金会会所场地，万隆华族关怀团队理事余毅琪移交日用品爱心礼包给万隆妇女协会(Persatuan Dharma Wanita Kota Bandung)代表传交给养老院与孤儿院祝贺万隆妇女协会21周年庆祝喜日(12月10日)Hut ke 21 DWP Bandung.  （雨林编辑，万隆王羽报导）

和平日报， 12月10日，古钦达，男，印尼归侨，现年66岁，退休前任职于福州华塑二厂。 也许很多人都有这种感觉，越是年岁大，就越觉得时间过得快。 转眼间，还没有做好当“老人”的准备，我就成了年过60的人。仿佛一切都在时空里烟消云散，只有记忆中那些林林总总，能将经历过的时空划出刻度…… 印尼的巨港市，我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模样，因为离开后就再没有回去；以前是什么样，也因为太久了，记忆变得模糊，而且越来越遥远。 57年前1960年的11月，600多名归侨，从印尼的巨港出发，经过了7天7夜的海上颠簸，到达了中国广州的黄埔港，之后辗转来到了福建省福州市的北郊落户。我就是其中的一个，当时我不过是一个9岁的孩子，是我第一次飘洋过海出远门。 命运让原本陌生的人走到了一起，虽然大家都是从印尼巨港登上了轮船，但是从苏门答腊各地汇聚而来，之前彼此都不相识，但几千公里的海上旅程，几百公里的陆上行程，以及半个多世纪的相邻相伴，让彼此息息相关，有着一种胜似亲人的感觉。 归侨在一起，总爱聊起过去的事。也许我经历比别人少，所以多是听别人说起过去的事，偶尔也会触发联想，泛起沉淀的记忆。 朦胧中，看见了自己的学校、自己的家，还有城市的大街、海边的港口。而渐渐清晰的是同学的脸庞、读过的课文。但转眼，记忆又回到了国内，回到了福州的北郊和闽北的农村。 古钦达回国时乘坐的“东汉号”轮船。 二 上世纪60年代，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使得全国的学校都停课，到了1969年，城里的学生都响应“上山下乡”号召，插队到农村，我们学校的25名归侨学生也到了福建闽北的建瓯县徐墩公社北津大队。 原以为我们25人可以在一起，哪想到分到村里后，就只有我和另外2人。那时忽然有一种孤独感，这是我第一次离开家，第一次自己生活，第一次面对未知的世界。 幸好我们都年轻，幸好农民对我们很好，很快我们都适应了农村的生活，到了过年的时候，知青们都纷纷回家，我也挑着自己劳动得来的农产品回家过年，心里格外的高兴。 5年的知青生活，对于当时的我来讲，感觉非常的漫长，尤其当两个同伴到香港定居而离开了我后，另一种孤独又笼罩在心头。那时自己几乎全部融入到农村，真正地将自己变成了一个闽北农民，似乎忘记了自己来自哪里，更忘记了自己还是一个从国外回来的华侨。 1974年，我被招工回到原来的“福州北郊华侨农场”，虽然像是回到原来的地方，但身份不是以前的孩子，而是正规的职工。 也许很多人不理解，但在当时能回到父母身边，有一份工作的确是人生一件很幸福的事。 1969年，古钦达等25名归侨学生响应号召插队落户到建瓯农村。 三 上世纪90年代，一位从印尼来的老人引起了我的注意，他远道而来是为了看望在北郊农场的妹妹，而我一眼就认出了他曾是我在印尼巨港第八小学读书的校长许振成。 骤然间，看似平静的心里泛起了波澜，以往的事情就像电影一样快速地在脑海里闪过。说实话，这位名叫许振成的校长并不熟悉我，但简短的交谈后，他也感慨万千。从他那里了解到，自从我们回国后，他目睹了血腥的排华，本人也因为热爱祖国而遭到迫害，但他却坚强地活过来，并再次看到中国和印尼恢复了外交关系。 这时，我又想起我的语文老师康金花，她是我的班主任。而算术老师冯碧霞长得与朝鲜姑娘一样漂亮，尤其她那又黑又粗的辫子让我印象深刻。 慢慢地，一些同学的脸庞也显现出来，他们有陈真珠、李金花、郭开明等，他们都是我的童年伙伴。当我要回国时，同学和老师都依依不舍，有的人将自己的照片送给我留做纪念，并在照片后面写上了祝福的话语。每当看到照片上他们天真可爱的样子，以及背后书写的文字，心里都会想：57年过去了，他们长得怎样？生活得怎样？ 古钦达与妻子合影。 四 人生的轨迹或许有许多节点，每个节点都是一种改变。 当年不是因为我们全家回国，也许我和那些同学一样留在了印尼；也是因为回到了中国，不仅遇上了祖国的困难时期，也遇上了“上山下乡”，让我学会了人生很多的东西，更是锻炼了吃苦耐劳的性格，这无疑是人生的一笔财富。 以前我也在疑惑，为什么当年父亲要把位于巨港大街上的那幢3层楼的房子卖掉，拖家带口地回到中国？而在我们1960年回国前，父亲就把大哥二哥先后送回国读书？现在渐渐感觉到，父亲是想让我们这些出生在海外的孩子，在心中竖起“祖国”的石碑。 当年回国的大部分归侨都有这种感觉，当看到实际的中国后，心里有着很大的落差，尤其在实际生活中遇到了困难，心里更会产生想法。我不敢保证父亲他们这辈人回国后思想会有波动，但我敢保证的是他们心里是爱自己的祖国。 看到现在的中国日益繁荣富强，社会发展迅速，心里都会有一种自豪，这或许是所有归侨们的共同感受，毕竟“祖国”两个字与他们紧密相关，当看到现在的祖国昌盛强大，喜悦的心情就抹去了艰苦岁月的皱痕。 老师康金花、冯碧霞 五 谁都有自己的人生，谁都有自己的岁月，谁都有刻骨铭心的记忆。 经历过颠簸，经历过苦难，经历过曲折的人，最珍惜眼前祥和的生活，也许这一代归侨最有这样的感受，最有这样的幸福感。 …… 当年回国时带来很多东西，如今只剩下一架炭熨斗，有一次搬家时想丢弃掉，但转念一想，毕竟是一件有年代的物件，于是就留下了。 谁说“岁月无痕”？那些老照片，那架炭熨斗，还有脑海里的记忆，其实就是岁月的痕迹。 （雨林编辑，来源：福建侨报 ）

和平日报， 11月30日，未来网高校频道4月23日讯（记者 侯智 通讯员 林钊宇）“明年是母校成立六十周年诞辰。尽管经历了六十年的历史变迁，历经六十年岁月的砥砺磨难，我们对母校依然眷恋、深切怀念。”4月14日，在广州，化学系1961级校友梁斯金谈及母校，热泪盈眶，充满深情。 时值暮春，天气闷热，雨水渐多，但挡不住华侨大学广州校友会一批老校友的热情。得知母校筹备60周年校庆，需要校友提供建校初期的信息和资料，这批华大“元老级”毕业生纷纷响应。近60年过去了，尽管有人腿脚不便，有人交谈须戴上助听器，有人持笔也有些颤颤巍巍，但他们依然从广东各地齐聚广州御口福酒楼，讲述当年归国求学，在华大挥洒青春的故事…… “我们都是归侨学生” “我是1960年由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尼大使馆和总领事馆挑选、联合保送回国的高中毕业生，当年从万隆华侨中学毕业后，就坐着祖国租派来的‘美上美’号轮船回国。”对于当年回国的经历，梁斯金依然历历在目。她说，当时船上主要是两批人，一批是归国的青年学生，一批是被迫迁离印尼的难侨。回国时，因邮轮不能靠岸，他们还被集中在雅加达华侨中学，只能睡帐篷、条件很差。三个月后，梁斯金与这群侨胞才得以登船回国。 “虽然艰难，但能回国投入学习，很开心。”同为化学系1961级的陈汇祥，在1956年从越南回国时，还只是初二的学生。他清晰地记得，当年他从广州第六中学侨生班毕业，全年级有20来人考上大学，而包括他在内的4位同学报考了华侨大学。当时条件艰苦，陈汇祥说，自己的笔记本都是用废弃的报纸、白纸钉起来使用的。 “1960年9月，我从印尼回国，在集美侨校读高三，毕业时报的第一志愿就是华大。”陈松杰是数学系1961级的校友，见证了华侨大学泉州校本部的建成与投入使用。“入学的第一年，校本部还没建好，我继续在侨校读书。那时候上午上课，下午自习、开生活会，晚上也是自习。”一年后，陈松杰搬到了泉州，住在当时最早建成的教学楼——数学楼。 中文系1965级的关福乾与热作系1965级的李景光分别是印尼和马来西亚的归侨，两人是华侨大学停办前的最后一届学生。他们说：“我们报到的时候，条件已经有很大改善了。中文系、数学系的教学楼都建好了，宿舍每层都有洗澡房和洗手间。游泳池、食堂、篮球场都有了……”一年后，学校停课，关福乾留在学校，而李景光则跟随热作系搬到了海南，这一去就是20多年…… 值得一提的是，华侨大学创办之初还开办了预科班，主要由当时东南亚归国华侨青年学生组成。据悉，因为特殊的历史原因，此预科班为筹办华侨大学而创立，仅此一届，预科班学生后来大部分成为学校的首批本科生。曾在华大预科班学习，后考上暨南大学化学系的林文企对当年的学习生活记忆犹新，“欢迎、欢迎、欢迎你，欢迎你们来到集美，你们一路辛苦了，欢迎你们来吃Kangkung（空心菜）。”时至今日，他依然能唱出当年甫到集美时听到的欢迎歌曲。 “华大生活最难忘” 上个世纪60年代，正是中国人民最为困难的时期。当时华侨大学的创立，不仅得到党和国家的重要支持，也离不开这些建校初期学生付出的心血与汗水。这批历经艰难归国求学的青年人，也将自己最美好的一段青春时光留在了华侨大学…… “当时每天的生活就是上午学习，听老师讲课，下午就去劳动。”陈松杰回忆，“我们整地、种树、打扫卫生，学校的卫生基本都是学生在负责。”而他印象最深的，就是露天游泳池的建设，“我们1961级的基本都在那劳动过，虽然艰苦，但大家都很开心，休息时还会表演节目。” 与在本校上课的数学系学生不同，当时的华侨大学化学系学生到处寄读：一年级在集美侨校，二、三年级在泉州师范学院，四年级初才回到校本部。“在泉州师院，我们的宿舍也是学校的广播室，宿舍里到处摆放着广播器材，我们就在那轮流播音。”陈汇祥回忆，就算是住在校外，他们依然经常回到学校参加劳动，挑沙子、挑石头、平整土地等。待到大四终于搬回校本部，“那真的就像回到天堂一样”。他说，学校的条件比外面更好了，有冲凉房，有自来水，男生宿舍前有可以运动的空地，食堂、宿舍楼前都挖了水井，伙食也有了改善…… “在有限的宿舍和教学楼里，我们边认真读书，边参加建校劳动，身在福建前线还要学习解放军，去军训、去拉练等，但我们的课外活动还是很活跃丰富的，包括歌舞、体育等。”梁斯金说，她大三时，曾依当时祖国一批批接侨、安置难侨的背景写下了一首校园歌曲，题目是《党的恩情永不忘》，由其他同学谱曲。 陈松杰则在大一时就参加了学校的文工团舞蹈队，每天6点起床练功，学习傣族舞、缅甸舞等民族舞蹈，而负责教学的，是他的同学。他至今仍记得，自己参加的第一次演出，是1961年1月，从集美到泉州校本部慰问建宿舍楼的工人。而每每有领导或境外考察团来访，陈松杰也总是在表演行列。 同样是在大一，陈汇祥加入的是华侨大学学生乐队。“我们原来是个小型乐队，一开始以吉他为主，后来人越来越多，我也学会了各种乐器，手风琴、小提琴、大提琴，我都可以拉。”陈汇祥自豪地说，当时的学生乐队在泉州小有名气，每到春节都会被邀请到市里演出。 “1964年，我们学校就敢演《东方红》。”当年这出学校自编自导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剧，至今仍让陈汇祥感叹不已，“我全程负责伴奏，只觉得这真是太了不起了！” “我们班的同学负责演炼钢工人。”中文系1964级校友韩烈光回忆，当时有一位学姐到北京看了演出，记住了剧本，回来就带领大家编排演出。“那时全校都很团结，几乎是全员参与，许多没有演出任务的同学就参加了合唱队，或者负责准备服装……”韩烈光说，没有道具服装大家就自制，没有场地就在学校的工地上演出。“这一演，就出了名，演到了泉州市去。” “归侨最大的一个优点，就是好动，喜欢唱歌跳舞，喜欢打球。”李景光虽然在泉州学习生活的时间不长，但对当时的文体活动印象深刻。“我们华大篮球队在当年一直是全国高校前几名。不仅如此，华大游泳队、足球队等，都是可跟省队较量的水平。” 也正因为浓厚的文体活动氛围，后来组织“四清”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华大学生下乡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时，“一个班、一个系都可以独立下乡演戏”。 而无论是专业学习还是政治思想教育、劳动锻炼等，华大的学习与生活成为老校友们人生的重要财富。“在华大的历练，让我有了后来艰苦岁月熬得过去的勇气。”“我们的成长离不开华大，我们的世界观是在华大培养、建立的。”“华大出来的人不比其他大学出来的差。”陈汇祥、韩烈光、梁斯金纷纷说道。 “愿为母校为祖国尽余热” 此次广州座谈，十余位老校友畅所欲言，追忆华侨大学建校之初的岁月点滴，为补充母校上世纪60-70年代创立到停办前的部分史料提供了丰富的信息。除口述外，多位校友还携来当年的照片、证件等，重现了学校创立之初的景象和归侨学子的青春风貌。 数学系1961级校友肖和珍从深圳远道而来，托付给我们几张旧照片，她说：“我也不记得具体是为了什么拍的了，就都给你们啦！”林文企校友带来了他当年的成绩单，“很珍贵，它曾漂洋过海，是学校从集美寄到印尼给我父母的。”韩烈光、关福乾校友分享了大量当年中文系班级学习、生活的照片等。而韩烈光、饶品芬，陈松杰、张开华两对校友不仅是同学，更是夫妻，他们的婚姻同是在当年华侨大学大门对面的城东公社做的公证。老校友笑道：“早知道就把我们的结婚证书也带来了！” 这批归国华侨学生的命运，始终与祖国的命运息息相连。他们不仅对母校怀以深情，更愿在余生为祖国继续发挥自己的光与热。陈汇祥是华侨大学化学系第一位毕业生，因为特殊的历史原因，他提前毕业，身负戎装，赴越南参与了抗美援越战争；韩烈光一直积极活跃在校友活动、民主党派活动中；关福乾在退休后成为小学的校外辅导员，为教育事业继续奉献力量；而梁斯金则希望能为祖国，也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大批热忱回国升学的青年学生，更为当年大批不得已抛弃几代人辛苦耕耘的异国家园，携家带口，一贫如洗地踏上祖国接侨船的难侨们尽一份力，继续参与这一段历史的抢救工作…… “你不但是我的女儿，更是祖国的女儿，你这一生都应该属于我们国家！”这是梁斯金的父亲在送她上归国邮轮时勉励她的话。岁月悠悠，六十年转瞬而逝，但梁斯金依然清晰地记得。她说：“我今天不是科学家，不是作家，更不是知名人士。但回首往事，我无愧于祖国，我已经将宝贵的青春年华都献给了祖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希望余生还能继续报效祖国！” 而这，也正是华侨大学众多老校友的心声！ （雨林编辑， 原载《华侨大学报》第952期第四版）

和平日报， 12月11日，今年三月分开始，因疫情影响而不能出门运动的万隆市民，呆在家里做适合情况的运动，体操，瑜咖，原地踏自行车等活动，健身保持健康. 宅在家里6个月后，进入新常态遵守卫生健康守则的生活后，市民们开始出家门运动，星期日早上无车日时间内，多数在达高地区的大路上散步，骑自行车，广场舞等运动。 由万隆北部骑自行车的人群向南进发，在市中心亚非街的独立大厦前聊天，自拍景头，買早点后才纷纷回家。 疫情前在乐坛活跃的歌手姐妹们或校友会会员们，越野跑步队队员们不到市中心人群拥挤的地方运动，选择在由保安人员防守的大广场Paskal Hyper Square 里的道路骑自行车，多数利用进口的能折叠的自行车放进汽车里到目的地才用，或者到万隆西郊巴拉喜昴岸新城自然环境良好的道路上运动。运动后自行车装进车廂里回到30公里的万隆花城。 这些运动员有万隆Pop 自行车队队员，有新中校友会会员，杨婉芳与朋友群，有吴传华，潘银针，Cing2,Iing, Ratna Chen,Ting2. 万隆樱花合唱团团长杨婉芳有时到万隆北区无公车经过的清新住家区Budi Indah 地区骑自行车运动，保持健康。平安，吉祥如意。在Hiper Square 超市大广场里也有由友谊合唱团领导潘冠华声乐老师与朋友群的广场舞周日运动，保持与团员的亲密友情。 （雨林编辑，万隆王羽报导）

和平日报， 12月3日，一个人，２６年，将全部精力和金钱投入到一片荒山坡上，只为心中朴素的绿色梦想——找回“丢失的地球之肺”，让动植物自由生长。他就是海南万宁兴隆热带花园董事长、７３岁的印尼归侨郑文泰。 　　财富、荣誉比不过雨林里的一草一木 郑文泰祖籍福建泉州，１９４５年出生在印尼，１５岁回国。１９６４年被下放到兴隆华侨农场，兴隆７年磨炼了这位富家子弟的意志，并与兴隆结下不解之缘。 １９７２年起，郑文泰先后在香港、台湾学习建筑，上世纪８０年代便成为一名成功的房地产商人。 随着生意越做越大，郑文泰的足迹遍布世界各地，但吸引他的不是高楼大厦，而是满眼绿色的大自然。郑文泰开始意识到，如果现在不去保护生态，一片片神奇的雨林、一个个珍贵的物种将彻底消失。 １９９２年，一场大病彻底改变了郑文泰的人生轨迹。大难不死的郑文泰开始重新思考人生，“生命如此脆弱，生态如此脆弱，再不‘做’就来不及了。” 生意做得顺风顺水的郑文泰做出了一个决定——放弃自己的所有生意，投身环保事业。郑文泰变卖部分资产，出资１亿元在兴隆华侨农场“圈下”了一片上万亩长期因砍伐遭破坏的荒地，他要将这片土地原有的热带雨林恢复起来。 ２６年的山林劳作，昔日活跃商界的郑文泰已俨然成为一位肤色黝黑的老农。每次在满眼翠绿的园子里见到他，总见他穿着工作服，戴着棒球帽，在园子里忙忙碌碌。 郑文泰有着“全国归侨侨眷先进个人”、中国“侨界杰出人物”等荣誉“光环”。但是，在他眼中，财富、荣誉都比不过雨林里的一草一木。 　　付出“真心”才能收获成功 身处兴隆热带花园，观花、赏树，听鸟语、虫鸣，曾经的荒山变成今日的“雨林”，郑文泰究竟花费了多少心血？ 据统计，兴隆热带花园如今生存着４０００多种植物物种，其中，珍稀濒危植物６５种，２７种被列入《中国植物红皮书》，被国家确认为四大环境生态示范教育基地之一和物种基因库。 在郑文泰看来，在荒山上找回“丢失的热带雨林”，最重要的是要付出“真心”。“热带雨林是一个庞大的系统，不给予认真关注是了解不了的。”郑文泰说。 面对雨林修复这一“前无古人”的事业，他不敢蛮干。郑文泰出资邀请了一批国内外的植物专家，普查热带北缘多个区域的地质、水文、森林植被、物种资源以及热带雨林的生态结构，从自然界里面找样本、找蓝本。 在专业、科学的植物学理论指导下，郑文泰开始四处寻找、购买、培育珍稀濒危物种的种苗。每次台风暴雨吹倒苗木，他都心疼得不得了，台风过后马不停蹄地扶苗、补种。２００５年“达维”台风过境，他花了３年时间才恢复如初。 生态日益好转的兴隆热带花园吸引了地产商的注意，有些地产商找到他，劝他“割出一小块，换回一大笔！”尽管恢复生态需要不断注入资金，但郑文泰坚决不拿花园做代价。入不敷出时，他一次又一次变卖家产。近年来，又开始重操旧业，帮人搞规划设计、园林绿化，贴补热带花园的建设。 　　保护是为了今后更好地发展 经过多年努力，许多濒临灭绝的植物在兴隆热带花园得到迁地保护、繁殖，并形成群落，良性循环的生态环境逐渐恢复。 “这是海南唯一在保护原生态多样性基础上建立的热带植物园。”“海南植物王”钟义教授曾如是评价。 逐渐恢复雨林林相结构的兴隆热带花园吸引了各种鸟类、昆虫、松鼠和蛇安家，还有老鹰和野猪。郑文泰拿起手机向记者展示热带花园里栖居的鸟类，嘴角不禁扬起了孩童般的微笑。 创造一个环境，让动植物在适合的环境里自由地生长的梦想日益变成现实，但他却感到时间越来越紧迫了。 “热带雨林的修复需要４００年时间，我才花了２６年时间，只完成了一小步，即便再工作２６年，能完成的也十分有限。”郑文泰说。 另外，时间越是推迟，找回物种就越难。“火焰兰原本很容易找到，现在农民为了种植槟榔树，把火焰兰都砍光了，再找起来非常困难。”郑文泰遗憾地说。 令他开心的是，近年来，国人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不断增强，越来越多的人慕名而来，参与到他的雨林修复工程之中。很多科研院所、高校主动与他合作，以热带花园为基地，引种、育种、扩繁。 “植物的历史比人类、动物要长得多，植物的很多用途还有待开发，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投入保护和研究。”郑文泰认为，保护并不是拒绝发展，相反，保护是为了今后更好地发展。 （雨林编辑，来源：新华社 ）

和平日报， 12月10日，印尼调查圈（LSI）Denny JA 民调机构快速计票结果显示，Andrei Angouw-Richard Sualang（AARS）候选人组合赢得2020年万鸦佬 地方首长选举。 民调机构 Konsultan Citra Indonesia （KCI）研究 主任Firman 9日说：“收集的选票的数据还不到100％， 才98.40％，但是不会有重大变化。” 如果日后普选委员会逐级计票结果裁定万鸦佬市长 候选人安德雷  Andrei Angouw与搭档 Richard Sualang胜选， 在北苏拉威西乃至全印尼也许会谱写一个新的历史。 安德雷这位斗争民主党政要将成为第一位信奉孔教 的华裔市长。他1971年5月23日生于万鸦佬，2009- 2014年投身政坛，2009年大选当选为地方议会议员。 2014-2019年再次当选议员，担任北苏拉威西地方 议会第三委员会主席至2016年。 2016年2月他被委任为 北苏拉威西地方议会议长，代替竞选北苏拉威西副省长 的Steven O. E Kandouw。 Andrei Angouw担任北苏地方议会议长创造历史，因 为他成为唯一信奉孔教的印尼地方议会议长。 令当时参加就 职典礼的地方自治司司长DR Sumarsono 赞叹不已。…

和平日报， 12月12日，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迅速占领了英国的殖民地北婆罗洲。北婆罗洲和荷属西婆罗洲（今印尼西加曼里丹省）只有一河之隔，而其首府古晋与西婆罗洲首府坤甸相距不过百余公里；古晋的陷落，表明坤甸危在旦夕。荷兰殖民军队已在做撤退的准备，但当局的应变措施是“内紧外松”，此时仍在宣扬盟军——英国军队在新加坡的战果，扬言英国的两艘主力巡洋舰“威尔斯太子号”和“击退号”正从印度开赴新加坡，有这两艘超级巡洋舰防守，南洋群岛（指新、马，荷属东印度群岛）万无一失。在日本飞机第一次轰炸坤甸的前两天，还声称英荷空军将于近日举行联合演习，并出告示称：坤甸已宣布为 “不设防城市”，日本飞机不会来轰炸；工厂、商店应照常开工和营业，学校照常上课，民众尽可正常生活和工作，切勿庸人自扰。 12月19日早上，我和哥哥、堂哥等人吃过早餐准备去老埠头的学校上课。当我们快到船码头的时候，小叔黄诗虎怱忙地赶来，拦住了我们，说道：“现在是什么时候，你们还去上课？荷兰军队已经准备放弃坤甸了，日本军队随时都可以打进坤甸来；日本的飞机从古晋起飞，一个钟头就可到坤甸。”小叔用命令的口吻说道：“从今天起，你们就不要去上课了，老老实实地在家里呆着！”我们只好带着恐惧和不安的心情回家。 当天，我们在家里温习功课，大约11点半左右，突然听到外面一阵喧嚣声：“盟军的飞机来了，英国的飞机来了！”“是编着队的英国飞机，挺好看的！”我和哥哥闻声，几乎是同步冲出门口，想一睹盟国——英国飞机编队飞行的丰采。因为前几天，当地政府的广播电台老是宣扬英荷两国的飞机将一起举行联合演习。当我们在门口站定，用手遮掩烈日，昂首望着高空上飞翔的九架飞机，它们按照三三式的三角形编队，队形是那么整齐划一，距离保持得那么好，正当我们啧啧赞叹时，突然前面那三架飞机呼啸一声，向下俯冲，接着便是一阵扫射，后头那六架飞机也跟着狂轰滥炸起来。这时，市内的防空站才拉起警报，但为时晚矣！我们兄弟几人被吓得双腿发软，站在门后的奶奶大喝了一声，“你们还在那里站着，赶快钻防空洞！”所谓防空洞是在我们家屋后的橡胶林里临时搭起的小茅屋，因为那里比较隐蔽，茅屋附近挖了几个1米多深的“防空壕”。一家十几人便仓皇地往橡胶林子里钻。边走边听着那不停的轰炸声和扫射声；从爆炸声处，可以断定那是在隔江的老埠头商业和居民区。 日本飞机的狂轰滥炸持续了大约40 分钟。这九架飞机来往自若，从古晋机场起飞后，并未见驻守东万律机场的荷兰军用飞机的起飞拦截；在它们对坤甸将近半个多小时的轰炸中，也未见英、荷空军联队的战机迎击，荷兰驻军的火炮、机关枪更未发过一炮一弹。可能荷兰当局认为日本人会遵守国际公约，不会轰炸已宣布为“不设防城市”的坤甸！令荷兰人松一口气的是，日本飞机着实也未轰炸军事目标和政府机关。这九架日本飞机在狂轰滥炸之后，逍遥自在地飞回古晋。 这是坤甸建埠200多年以来遭遇到的最大一次灾难，是一次骇人听闻的大屠杀。在这次轰炸中，只有20万人口的坤甸就有两千人（绝大多数为华人）死于日军的炸弹下，伤者更是不计其数。老埠头的华人区一片火海，血流成河，尸体遍地,据目击者说，污血溅满老埠头的街道，几乎是一步一具尸体，家家有冤魂，有的人全家遭难，以致无人收尸。隔天，当局只好紧急动员，用大卡车将尸体运往郊外的华人墳地，在那里挖十几个大坑，每个坑100－300具尸体，草草掩埋了事。我家在老埠头的亲友也有不少遇难的。祖母的外家，也即是我的祖舅公一家十余口人，遇难的就有四人，被炸伤的也有两人。经常为我家老少看病的老中医林道耀死得更惨，他和老婆一起在诊所被炸死；空袭后收尸，发现老中医的身首分离，他的一条胳膊还挂在门前的莲雾树上，真是惨不忍睹。我却避过了这次大难。据说，日军飞机空袭时，我们的学校还在上课，一枚炸弹正好落在我的教室里，全班30多名同学当场被炸死炸伤的就有十多人；好在当时是中午休息时间，不少同学已离开课室，不然死伤的同学肯定还要更多。一位幸免于难的同学事后心有余悸地对我说，那天的空袭，炸弹的着地点正好是我的坐位，如果那天我去上学，肯定已成了肉酱。 空袭后的第三天，我们全家二十几口人就租了一艘大木船，到卡布阿斯江上游的老港达雅克人山区避难去了，从此过着3年8个月的苦难生涯，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才返回坤甸。 1945 年 10 月，西加里曼丹各地华侨代表近百人在东万律“万 人坑”举行仪式，以无限悲痛的心情悼念死难同胞，愤怒谴责日 本帝国主义者的滔天罪行。（雨林编辑，来源：黄新聪博客 ）  

和平日报， 12月6日，林小宇 /男 /61岁 /现任职于福建侨报，上世纪东南亚大批华侨回国，从此才有了约定俗成的“归侨”。 无论什么原因，他们的回国必定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改变了自己的人生，也留给了中国一段不可磨灭的历史。 半个多世纪转眼就过去了，当年回国的华侨，现在很多已经不在人世，即使当年回国时还是年幼的孩子，现在也已经是耄耋老人。然而，即使到了现在，过往的经历依然让他们刻骨铭心，更是因为有了这段经历，祖国在他们的心目中，有着与他人不同的位置。他们不仅把祖国当作“根”，寻求人生的回归；也把祖国当作成长发展的摇篮，让人生喷发出光彩；更是把祖国日益发展强盛，当作晚年可以慰藉心灵的幸福。        总以为，发生过的事情，就是历史，自然人人皆晓。但有一天，有人问我，“什么是归侨？他们为什么要回国？”让我惊讶的不是这个问题的本身，而是问题的背后。也许社会的发展，人们关注眼前，上世纪大量华侨回国的历史很快就被时间淹没，虽然有文献记载，但受众不多，影响有限。 如何让这段“气势恢宏”的历史不被淹没，不被遗忘，或许只有逐个地撰写他们的故事，用故事映射出那个时代、那种情怀、那样的悲伤和喜悦。从2004年开始，我就一直在采写《归侨故事》。 “真实的人生，真挚的情感，真诚的向往，真切的追求”是这些故事的概括。 之所以采访撰写他们，因为他们都是普通的归侨，是构成归侨“金字塔”的基石，他们善良、热爱、勇敢、执着，一样有着不灭的闪亮，把他们汇聚起来，就如满天的繁星，让夜空璀璨。 《怎么为你流泪》是印尼归侨故事的汇编，因为篇幅有限，只选入其中100篇，比起包括东南亚其他国家已有的500多篇故事来讲，它只是其中一部分，但不影响其效果，毕竟能让100篇故事的当事人走到一起，这也是一种缘分。 在此，衷心感谢香港生活文化基金会对此书的帮助和赞助！ （雨林编辑，来源：福建侨报 ）

和平日报， 12月11日，李嘉誠基金會今日於社交網站發布消息，指今屆諾貝爾獎兩位得獎教授，將諾貝爾獎牌複製版送予長和集團創辦人李嘉誠，並透過Zoom舉行祝賀儀式。李嘉誠提到「今天的領導不可再以自我為中心，這是對創造大成就的最大局限。」 李嘉誠與諾貝爾醫學獎得主Michael Houghton及諾貝爾化學獎得主Jennifer Doudna透過Zoom舉行祝賀儀式。兩人均為李嘉誠基金會捐助的研究所教授。 在儀式上，Michael Houghton教授一度哽咽，宣佈李嘉誠基金會向其帶領的丙型肝炎研究團隊另外兩名科學家，分別是來自新加坡及台灣的華裔病毒學家朱桂霖和郭勁宏教授，贈予與Michael Houghton教授的諾貝爾獎金等值之38萬美元，以示支持。 李嘉誠表示，佩服Michael Houghton教授積極投身科研，對於他極力讓世界知道和認可同僚在團隊的貢獻 ，認為這份無私的本心，是最難能可貴的，因為 ，今天的領導不可再以自我為中心，這是對創造大成就的最大局限。（星岛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