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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日报，11月21日，11月6日，正逢柳城华侨农场成立60周年之际，“亲情中华文艺轻骑兵”来到柳州为归侨侨眷带去精彩的文艺演出，同时，“亲情中华”艺术团团长、中国侨联文化交流部部长刘奇还走进农场归侨家中，送上亲切的慰问。 60年前，国家为了安置东南亚归来的侨胞，成立了华侨农场。归侨侨眷在这里扎根落户、艰苦创业。如今，60年过去了，漫山遍野的桔子硕果累累，居民小区已是整洁、现代化的模样。 听说中国侨联的亲人要来，印尼归侨王秀敏早早将自己家种植的蜜桔摆在茶几上，等着客人品尝。一行人与她聊着家常，听她讲述当年1岁多的她在父母怀中从印尼归国的事情。在国家的安置下，他们一家落户在柳城农场，农场也见证了她在祖国怀抱中的健康成长。如今，她已经退休在家，成为农场文娱活动的骨干。 “一切都好起来啦!现在的生活真是好!” 王秀敏对中国侨联的慰问表示感谢。 73岁的邱宜杰是上世纪60年代初从印尼归来的，兄弟姐妹13人中，有的得以回国，有的留在了印尼。他说，刚刚来到柳城华侨农场时，生活比较困难。需要海外的亲人接济，如今国内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富裕了，他再去印尼探亲，发现自己的生活已经远远好过国外的亲人。 刘奇说，侨联组织始终关心华侨农场的归侨侨眷，侨联永远是侨胞的家，今天带着“亲情中华”艺术团来到华侨农场，就是与农场的归侨侨眷一起，庆祝建场60周年。欢迎农场的归侨去北京时到中国侨联坐坐，看看侨胞之家。 慰问结束后，当车辆穿过桔园间的公路，漫山遍野都是金灿灿的丰收景象。 广西壮族自治区侨联副主席廖志刚、中共柳城县委书记李建华等陪同慰问。 （雨林编辑， 来源：金台资讯 ）

和平日报， 12月1日，吴继宝同志上星期因前列腺癌症复发医治无效离开了我们，这是印尼太极拳协会极大损失，所有会员们无不感到悲痛万分。 自从印尼太极拳协会于2007年成立以来，他三次连任副总主席，十三年来没有停止过搞协会各种各样活动，如参加全国性的第一到第四届印尼太极拳比赛，还有几乎每年在雅加达展开的省级太极拳套路比赛(竞赛套路和传统套路)，还有 太极推手比赛，这是近五六年来新的项目，很受印尼友族年轻人欢迎，因为参加者是所有练过各种技击运动的运动員; 除此之外，约十多次聘请了中国和国外传统太极拳大师，其中有杨家，陈家，吴家和郑子太极拳。 无可否认十三年来印尼太极拳素质的提高是与吴继宝同志的努力和贡献分不开的。那么往后进展如何 ? 这很难说， 记得两年前他跟我谈过这事，要解决此事 ，我认为归根结底就是有没有接班人问题? 所有团体其实也都面临同样的接班人问题，这首先是成为理事们的责任 ，现在就要耐心培养年轻理事成为接班人，还有发挥老干部的努力和带领是必不可少的。 最后让大家化悲痛为力量，一要继承吴继宝同志为发扬太极拳的服务精神，二要努力培养新的接班人。 (雨林编辑，陈存统供稿 ）

和平日报， 12月2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中美两国“乒乓外交”、中国恢复高考、改革开放初期市民生活变化……翻开印尼归侨摄影家翁乃强的摄影画册，时空感扑面而来，一张张照片仿佛是为课本中的文字、影视剧中的画面找到了真实又鲜活的注脚。 　　“我学美术为人民服务” 1936年，翁乃强出生于印度尼西亚的一个侨领家庭。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他的家中冉冉升起一面五星红旗。随后，大哥、二哥相继被父亲送回祖国，翁乃强也于1951年第一次踏上了从未谋面的“故土”。“父亲想把我们送回来，参加新中国建设。” 回国后，翁乃强相继考取了育英中学、中央美术学院附属中学、中央美术学院，后进入《人民中国》杂志社做摄影记者。 参加大学面试时，他被问到为何学习美术，年仅18岁的翁乃强谨记父亲的教诲，“我学美术可以为人民服务”。 如今，翁乃强常常在胸口处别一枚徽章，徽章下面刻的正是“为人民服务”五个字。他说：“人得有信仰，一辈子只考虑个人没有意思。” 　　“事情要一点点做出来” 从就读中央美术学院附属中学起，翁乃强就时常挎个相机，给同学们拍照片。为了完成大学毕业创作，他深入全国最大的华侨农场——海南岛兴隆华侨农场，同工人们一起开荒、种橡胶，创作了大量摄影、绘画和版画作品。工人们的劳动精神让他深深感动：“他们辛勤工作，为新中国建设作出了贡献。” 1967年，翁乃强跟随学生前往江西等地，徒步重走长征路。学生们登临黄洋界、探访“吃水不忘挖井人”的那口“红井”、在江西瑞金探访红军驻地……翁乃强说，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长征精神永远都不会过时。 1968年伊始，他又跟随知识青年赴北大荒报道。知青们开垦荒地、改造沼泽，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把荒无人烟、条件恶劣的北大荒建设成了良田千里的北大仓。 “上山下乡也塑造了我的价值观。”翁乃强说，“事情是一点点做出来的，只要自己努力奋斗，就能做出成绩。新中国建设也是这样，成就要通过劳动一点点创造。” 1977年冬天，中国恢复高考。考试当天，翁乃强到现场拍摄。一名女学生手握钢笔，聚精会神审题作答的场景被他的镜头定格。后来，这张照片成为了改革开放40周年展览中“恢复高考”的见证。 “当时怕影响学生考试，不敢开闪光灯，就采用高速胶卷，尽量用长镜头取景。”据翁乃强介绍，照片中的女学生后来成为北京某大学的教授。 　　“记录时代是我的追求” 回国已经60余年，虽然早已退休，但翁乃强仍时常挎个相机，看到有美感、有意思的瞬间，就按下快门，拍摄了大量富有时代精神和生活气息的作品。“我一直都是抓拍，记录最真实、自然的瞬间。” 翻看着自己的画册，翁乃强感慨于中国翻天覆地的时代变迁：计划经济时代，北京冬季蔬菜匮乏，家家户户储存大白菜，而现在菜品丰富、琳琅满目；以前家里能有电视机就是富裕，现在中国彩电出口到海外；以前自行车算“三大件”，而现在，共享单车随处可见…… 如今，翁乃强的很多作品已经作为历史见证，被中国国家博物馆永久收藏。“摄影是形象的记录，记录时代是我的追求。”他说，“这样才能让后人了解我们走过的路。”说着，他打开房间的柜子，里面满满当当都是尚未整理的胶卷，“要尽早整理出来，为历史留下这些记忆”。 （雨林编辑，来源：中国新闻网）

和平日报， 12月1日，周六11月28日上午，万隆华族关怀团队 (Masyarakat Tionghoa Peduli Bdg) 与万隆人民思潮报基金会(Yayasan P,R,)合作在万隆东区安达巴尼警察局(Polsekta Antapani)分发200份日用必需品爱心礼包给曼达拉查帝区居民。(Mandalajati Wilayah Cikadut,Bandung) 安达巴尼警察局局长阿塞，沙普丁(Kompol Asep Saepudin)说明：安达巴尼警察局属下曼达拉查帝镇居民有很多受疫情影响的贫困民众需要有爱心人士援助。 这地区的民众靠近华人坟场芝卡都(Cikadut),，我代表警察局感谢万隆华族关怀团队的关怀与捐助爱心礼包给当地民众。 在安达巴尼警察局，那苏帝安街(Mapolsekta Antapani,jl.AH Nasution Bandung)，警长说，警局社会保安警员有详细的居民地址，所以援助礼包能直接交给需要的家庭，尤其是因疫情而失去工作岗位的居民。 万隆华族关怀团队领导李振健(Hetman Widjaja)在协调主任陈春富(Djoni Toat)陪伴回答媒体记者说明万隆华族关怀团队自疫情开始已经举办超过500次的慈善福利活动，在万隆全社区.都有分到援助品，之前，我们已和苏卡查帝，芝达达普，安迪儿等警局合作分发爱心礼包给民众，我们也和万隆大警察局，军分区Kodim 0618/BS 合作，由军警员协助分发爱心礼包给民众。希望我们的援助，尤其送到真正需要的居民手里，減轻他们的负担，減少犯罪案。 （雨林编辑，万隆王羽报导）

11月28日，万隆华族关怀团队(Masyarakat Tionghoa Peduli Bdg.)在万隆渤良安福利基金会会所(Y.Dana Sosial Priangan Bandung)迎接来访的万隆东区安达巴尼镇长(Camat Antapani)与美化芝达隆河执行团队第22区军团团员。(Satgas Citarum Harum Sektor 22 Bandung) 万隆华族关怀团队领导兼万隆渤良安福利基金会主席李振健与团员亲切招待来宾们，在会客室宾主交流抗疫，防疫事项与双方合作捐助民众日用品爱心礼包事项。 由李振健主席与理事们带领镇长团队参观渤良安会所印尼华人历史纪念馆里对印尼共和国独立战爭和建国各领域岗位有功劳的华人历史资料与图片，对第一次见证华族在印尼历史上的贡献事迹令来宾上了一堂有意义的历史课。 在该有意义的访问里，万隆华族关怀团队领导讲述华族团队在8个月期间已实行人道慈善福利活动，捐助万隆市广大地区的贫困民众已举行500多次爱心活动。(雨林编辑，万隆王羽报导）

和平日报， 12月1日，万隆新冠病毒疫情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感染率居高不下，感染范围越来越广，真让人揪心。有不少人的生活就受到了影响，虽然知道应该宅在家里，可为了生活还是不得不出门谋生。在这样的情况下，也有积极的一面，不少人产生了恻隐之心，有善心又热情人士纷纷伸出爱心的手，援助他人，舒缓受灾人负担。 万隆有许禄发、张立、陈嫒娜、池莲花、郭意妹、林莉钰、AL七位师姐，组成了“慈心姐妹”组。在每个月初带着各样食物到孤儿院，和院里的孤儿们一起聚餐并相处一段时间，带给他们一份温暖和愉悦，让他们体会到被关爱的幸福。每逢月底，带着食物到老人院去和老人们欢聚，让老人们感受到亲人似的探访，尤其有不少老人少有亲人探访。因此，慈心姐妹组的来到，让他们感受到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爱心关怀，让老人孤寂的心得到安慰和温情。 当被问及为什么成立慈心姐妹组时，许禄发说：“我们陈嫒娜姐喜欢烹饪，每次有活动，她都会煮各种食物。后来想到，在疫情期间，许多老人院或孤儿院都少人探访，为了弥补这样的空缺，就决定了由陈嫒娜师姐烹煮，经费由我们分摊，在每个月初到孤儿院，每个月底到老人院分享爱心的关怀，让我们一起有一段美好开心的时刻。虽然我们所做的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我们本着‘不以善小而不为’的心态去做，看到他们的笑脸，我们都很开心，现在我们都深深地体会到‘赠人玫瑰，手留余香’的真谛。” （雨林编辑， 来源：国际日报）

和平日报， 12月2日，　我罗新妹 １９４８年出生在印尼邦加，兄弟姐妹四人，我是排行老二。父亲罗国振，是广西北流人，听爸爸说，爷爷去世时，家里穷得没钱出殡，是爸爸把小妹妹送去给人家当童养媳，换点钱才把爷爷埋了。为此，爸爸一生都觉得对不起小妹妹，十分内疚。当遇上抓壮丁时，爸爸和大伯就跑，后来被当“猪仔”卖到了印尼的邦加，在锡矿当采锡的矿工。妈妈是在印尼出生的华侨。 我是在矿区的华文学校读的小学，后来矿区华文小学没办了，我们到沙横县华文学校读书，矿区派车接送学生去学校。在印尼，小学只读半天的书。 １９５８年，排华事件的消息不断从椰城传来，虽然在邦加没有排华现象，但人们的议论多了，内心也不很安定。这时，人们在传阅着不知从哪儿拿来的中国的《人民画报》，上面的图片太漂亮了，大苹果，红红的，风景也很美。电影也在放映，什么《祖国的花朵》、《上甘岭》等。那时，我都会唱“让我们荡起双浆，”大人们就更是亢奋，围在一起议论的就是祖国好，一心都想回到祖国。大家都说，就是回到祖国，没得吃、没得穿，也心甘情愿。 爸爸出洋到印尼，还从没回过乡，思乡心切，也很想回去。但，妈妈不同意。前不久，妈妈的舅婆正好从中国大陆回到印尼，说是家乡生活还是很困难，还是留在印尼好。可当时大家都向往祖国，希望回国参加建设，加上排华的事件，人们觉得留下可能不安全，铁定了心要回国。妈妈舍不下我们四个孩子，也办了手续，一道同往。 办护照，定船票，等船期。那时，不像现在，能按时乘船乘飞机出门。船期是什么时候，不知道，只能等待。这一等就是两年。为了等船期，我两年没去读书。这么等不是办法，我又去上学，才刚上学没几天，有船了，全家人都带上行装乘坐“波潘号”回到祖国。 从三元里归侨接待站到厦门 “波潘号”是香港人的船。１９６０年农历七月十四，我们上船，我印象特别深。那天夜里，船上的水手们将成筐的饭菜往海里倒，说明天七月十五是鬼节，要给海里的鬼献上食物，这样行船就安全了。船在海上行走，每天早上起来，只看见天连着水，水连着天，除了蓝色还是蓝色。我们在海上走了７天７夜，才到中国。 船直接开到了广州，我们被安置在广州三元里华侨接待站，那时，回国华侨挤满了整个招待站，都是印尼排华事件回国的华侨。人们相互传话，不要去华侨农场，不要去华侨农场。我们住了一个多星期，负责人找爸爸说，你们被安置在福建竹坝华侨农场。爸爸希望留在广东，那人说，你们的行李已经到了福建，要运回行李，不仅时间长，而且运费还得自己负责。还说，竹坝不错建设得很好，给我们看了农场的图：红瓦、白墙，住房、学校、幼儿园，什么都有，是很漂亮。 我们是坐火车到厦门的。到了厦门，我们就住在华侨旅行社，就是在中山路的华侨大厦。很快我们就坐汽车到竹坝华侨农场，汽车一路的颠簸，越是靠近农场，路越是难走，除了山还是山，大人们渐渐为眼前的景象所担忧，当汽车停在一片荒凉的山丘地，被告之这就是农场时，在广州见到的美好的农场的图景怎么也找不着，眼前是一片红泥土的山丘地，到处布满了坟墓，一个坟头紧埃着一个坟头，在中间开辟出一片地，建了五幢平房，不远处是食堂。这就是农场，大家都不停地发出意外的感叹和无奈的埋怨，不少女人甚至都在流泪，大家还在寻找在广州看到的农场的美景，怎么都与眼前的凄凉景象对不上来。 “向死人要地” 五幢平房是一字排开，一幢有好几个房门，一个房门进去里面是一个厅，围着厅是五个房间，每间也就１６到１８个平方米，每个房间安排一个家庭，不管你有多少个人口，你就挤在里面。厅成了大家共用的厨房，大家也只能在那儿做饭，再也没有地方了。 同我们来的这一批人住的房子，是刚盖上去的，那墙壁还没刷上白灰，黄色的泥沙浆湿湿的，还没干。我们一家六口人，放了二张床，把箱子当桌子，再也没有多余的地了。家家户户做饭都在厅里，不久整个屋顶被烟火熏得黑黑的。那年代，要接的归侨太多了，来的又快，房子都来不及盖。建筑队日夜赶着建造新的宿舍。建筑队是惠安的，白天建，夜里打着气灯，还在不停地加班。 刚到的一段时间内，大人们每天出工，就是平整地。因为，到处是坟头，你一出家门就是坟头、墓碑。坟墓地是红泥地，不见长树，只长茅草，光突突的山丘。平整地先是要把墓穴里头的陶罐挖出来，那是放骸骨的。那陶罐成堆，说不清拿到哪里去了。归侨最想要的就是洗澡房，没有，就自己动手建在食堂边、水井边，澡房的地板就是用墓碑当砖铺成的。 其实在闽南，人们最不愿意动的就是墓地，说那是风水，是很忌讳的。可归侨不懂这些，就是懂了又能怎样，没有地，拿什么生活。当时，农场流行一句口号：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向死人要地”。硬是在坟地里平整出一片片地出来。当时就是这么喊的口号，现在想起来，毛主席有可能这么说吗？ 防风林带 上世纪六十年初，竹坝农场还是光突突一片红泥沙地，你在几公里外的坂人尾——邻近的村，你可以望见整个农场，无遮无挡。到了台风季节，那风夹着沙粒直打人，眼都睁不开。你眼看家就在前面，可那风沙刮得你难于前进，要费好大的劲才能迈开步子。大风，还会把屋顶掀了，有人要出家门，往往在头上顶着一块麻袋，匆匆跑进跑出，生怕那屋顶的瓦片飞落下来，砸着脑袋。直到大礼堂建好后，来台风时，场里才有让大家躲避的地方。 很快，场里就决定种植防风林，沿山丘地，隔一段种一排树，层层防护，抵挡风沙。在公路两旁也种上树，防风沙。现在的防风林带，多半是那时种下的。 种植龙眼树 农场的红泥地种什么好？当时的场长蔡金堆组织大家种龙眼。蔡金堆是晋江人，不是归侨。种龙眼树，技术要求很高。每颗种植时，要先挖出一米见方、深也是一米的坑才符合种植的规格。红泥地十分的坚硬，挖起来十分艰难，大家的手都磨出水泡、出血。挖一个坑才一个工分，一个工分折算为７分钱，没人说不挖不种。 挖坑、种树，不是只种就行了。那时场长就想出了承包制，你要包挖坑、种树、浇水、包活才算工分。种树总是在秋季，说是那个季节容易种活。可秋季是缺水的季节，要浇灌树苗，就得从山下打水，挑上山，在你承包的树种上浇灌。 妈妈在印尼虽说也干过活，但总是在自家做些自己喜欢做的，在农场最苦的就是挑水了，她不会挑担，但又不得不挑，从山下挑一担水，只够浇灌两个树苗。要挑多少才能浇灌完承包的树苗。妈妈的肩挑肿、脱皮了，但总是坚持着。夜里，对种的树苗还不放心，跑上山，看了又看，像是养孩子一般。年底是验收的时候，那树才长出三两片新芽。场领导说：长势不好呀，但又没枯死，怎么办呢？两颗算一颗吧！ 可怜的妈妈，可怜农场的归侨职工，没有他们，没有他们的付出和艰辛的劳动，日后农场的成千上万颗龙眼果树，龙眼成为农场的支柱产业，也许就无从谈起。 上学读书 小孩们读书也成问题，别说教室，就是房子都没有。农场领导到邻近的下庄村借地方让我们上学。那时还是公社化的年代，下庄村建了养猪场，还没养上猪，先让我们孩子当教室用。老师是从县里派的，也从归侨当中寻找当过教师的来教。我怕赶不上进度，降到读四年级的书。哥哥读六年级，两个小的读一年级。 一年后，１９６１年，农场的大礼堂建好了，我们才搬回自己的农场上学。在大礼堂内，没有隔墙，从一年级到六年级，各班都在大礼堂里，一个年段一块地，闹轰轰的，分不清是在上课还是下了课。我们班不错，被安排在礼堂的舞台上。１９６２年，农场的小学才赶建好，大家才搬到新建的小学里上课。也就在这一年，我小学毕业，到同安六中上初中。 我们读书时，每学期的学费杂费是６元，可农场的归侨学生最多只能交２元。到了开学的那一天，学校觉得农场的学生确实交不了学费了，就通知大家去总务处领取课本、作业本。然后学校会尽可能地给我们奖学金。这奖学金不会给你，拿来抵扣学杂费，学校还会安排我们在图书馆里做些整理工作，到了学期末我们所缺的学杂费可以交清，还略有剩余。我在学校三年，回农场时，用剩余的钱买了一支钢笔和一把口琴。 回农场，转干退休 １９６６年，初中毕业，正好遇上文化大革命，我们也就没书读了。１９６８年，我回农场就被安排在果林队。一到果林队，我领到了开荒锄、“本地锄”——用来拉沟、平整畦面的锄头、草锄——中耕用的，还有一副扁担。那时，农场归侨职工将所有的山头都种上龙眼树。果林队的任务是，将种上龙眼的山坡地，筑上梯坡。 筑梯坡，先将下一级面的刨开，再将刨开的泥土往上送。那是红泥地，非常坚硬，刨一锄手就被弹回来，一天下来，满手起水泡，第二天再刨，水泡破了，出血。日子一长，手上长满了茧子。在果林队的一年时间里，我从沟下、下山头、农中后面到学校山整个龙眼林区都跑遍了。那时，劳动是很苦，但也十分愉快。 第二年，农场的小学缺老师，调我去当民办教师。民办教师，不是拿工资，是算工分给你，寒暑假期间不上课，就没有工分，你得回地里去，挣工分。农场职工拿工分也是拿８成，留下２成，到年底结算后，才补齐。我当教师时，从月工资１６元拿起，最高到２１元。这样在学校一呆就是１２年。 １９８２年，场部调我回去，我变得舍不下学校、学生，拖了一段时间不走。直到最后场部下了死令非去不可时才回到场部。回去后我负责妇联工作，以后又分别管人事、党政办。１９９７年，农场下放给地方，体制变了，场里的职工社保归地方。职工退休后，领社保的退休金并不高。当时，省里有个政策，归侨职工退休后可每月多拿６０元生活补贴。但是，只有１９６９年前回国并参加工作的归侨职工才能享受，虽然这不尽合理，但政策就是这样定的。 在场里，后面回国的一大批越南归侨职工无法享受这一照顾政策。当我们给场里的归侨职工办地方社保时，将这一６０元的生活补贴纳入进去，感谢厦门劳动部门的同志，默认了场里的计算方案，给本来退休职工的工资就不高的归侨，办了件实事。今年归侨职工退休金是４４５元。职工退休金每年都调，虽然幅度不大，但每年都在调高。 ２００３年，我退休回家，专心照顾孙子。 （雨林编辑， 来源：厦门侨声， 图：黄勇史    ）

和平日报， 12月3日，由今年3月疫情开始，万隆华族关怀团队已投入援助受疫情影响的万隆广大民众，军警，市府机关与医疗所的慈善福利活动到11月分已进行500多次。 进入12月分，于12月1日上午，万隆华族关怀团队(Masyarakat Tionghoa Peduli Bandung)再次行动，与西爪百家姓协会(PSMTI Jabar),’陆军骑兵武器中心(Pussenkav),’和人民思潮报基金会(Y.P R),合作举办慈善福利活动。 这次活动地点在万隆查米卡村，勃让罗亚镇(Kel.Jamika,Kac,Bojongloa Kaler,kota Bandung) 有4间破旧居民房屋已修建新房子移交给原房主，同时间，在高中自立学校(SMA Swadaya jl.Terusan Pasirkoja)广场，华族慈善团队分发200分日用必需品爱心礼包给当地居民代表RT/RW 05, RW 05 邻组长索比林(Sobirin)致词感谢华族关怀团队，西爪百家姓协会，陆军骑兵武器中心，和人民思潮报基金会在疫情非常时期援助受疫情影响的居民与修建新房子的善行，希望真主回报爱心人士。 陆军骑兵武器中心总经理陆军准将帮邦(Brigjen TNI Bambang Supardi)亲临现场代表总司令瓦万上将(Mayjen TNI Wawan R.)致词希望这次援助活动对需要帮助的居民有益处。 我们也感谢警察局与军分区与邻组长等帮助这次慈善福利活动，尤其在修建破旧房子时期的帮助。 万隆华族关怀团队协调主任陈春富说我们团队与陆军骑兵武器中心的合作不是第一次，之前我们也已合作修建房子给古木鲁村居民。 在疫情还没有结束的情、况下。有很多需要援助的民众，所以我们需要合作解决減轻民众的负担。 （雨林编辑，万隆王羽报导）

和平日报， 12月2日，黄爱华，男，印尼归侨，现年90岁，退休前任职于湖北沙市教育学院。1953年离开印尼峇眼亚比后，我就再没回去过。 但64年前的事情却点点滴滴都在脑海里，即使峇眼亚比距离再遥远，它永远都离我很近、很近…… 峇眼亚比是印尼廖内省的一个城镇，这座距离中国千里之远的城镇，还居然写进了厦门同安的县志。原来这个位于马六甲海峡南口、苏门答腊东岸，原本是一个洛江出海口淤泥堆积、无人居住的地方。而最先来到这里开发的是福建同安人。据说是洪思返、洪思艮等13个人为了寻找渔场来到了这里，之后越来越多的人迁徙到这里，而多数的人都是福建闽南一代的人，因此这里被冠以“小同安”，大有“满街唐人字，一城同安腔”。 我们家是从祖父这代下南洋到达峇眼亚比的，很快就开始经营了一家杂货商店，店名为“同兴商店”，精明的祖父将生意越做越大，并与当时最有实力的陈嘉庚公司合作，成为其旗下的一个代理商。 其实，祖父的生意好不仅仅是靠着卖商品，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收购当地的特产，如鱼货、燕窝、橡胶、棕油、大米等等。这种零售、批发、收购都做的生意，确实给家里带来了财富。 　二 在东南亚，将在当地出生的中国人称作“侨生”，因此我的父亲和我们这代人也都被称作“侨生”，不同的是，父亲是一代侨生，而我是二代侨生。 生活在峇眼亚比华侨，无论是几代“侨生”，区别都不是很大，因为传统的生活和文化，使得大家有许多共同之处，大家说的话都是闽南语，过的节日也是传统的中国节日，甚至吃的饭、穿的衣都几乎一模一样。如果说，与国内还有什么差别的话，峇眼亚比几乎分不清春夏秋冬四季，马六甲的海风总是那么的湿热。 祖父的商店开在峇眼亚比的大街上，大街的街名叫“女皇街”，这带有殖民色彩的名字，估计与当年荷兰统治过印尼有关，其实这个原本淤泥淹过膝盖的湿地，在中国人开发前，连个人影都没有，更别说有荷兰人来到这里。 整个峇眼亚比说大很大，说小也很小。在峇眼亚比最繁荣的时候，人口有4万多人，但它还是一个小城镇，城镇里主要的街道就是那几条，城里除了有几所学校，再就是紧挨在边上的海港和码头。 　三 峇眼亚比有几所华文学校，我读的是竞存学校，这是一所晚清时的老学校，董事会都是一批思想保守的人，但学校的老师和学生却“不甘寂寞”。1946年时，很多人公开反对腐朽的国民党统治，以致学校不得不将中学部停办，让我们一大批思想进步的学生“辍学”。 到了后来，祖父的商店成为了达峇眼亚比最大的商铺，很多世界知名品牌商铺都有代理，杂货店里的商品可谓是琳琅满目，客户也越来越多。 无奈之下，我们只能到外地求学，有的到棉兰、有的到新加坡，而我选择到新加坡的中正中学读书。学校曾发生了学潮，据说，因为学校名字中有“中正”两字，大有冒犯蒋介石的嫌疑，在国民党的压迫下，学校不得已改名，全校师生因反对改名，所以发生了“护名运动”。 那时的我，有着一腔爱国热情，非常厌恶国民党反动政权，对读书没有兴趣，对进步思想却十分渴求，并积极参加进步运动，业余时间到一些民办小学兼职，以维持自己的基本生活。 在那个年代，很多爱国华侨青年心里都有一个愿望，期盼用人民的力量推翻国民党统治，成立一个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为了这个目标，很多人都做好回国的准备，我也早早地在筹划回国的事情。 四 在新加坡期间，我认识了很多进步人士，他们的思想总能给我很多启发。尤其是华侨领袖陈嘉庚，更是我们心目中的偶像，他对时局的分析和看法都是很准确和鲜明的，那时我很想冒昧地去拜见他，得到他的教诲。 那天，我一个人来到陈嘉庚的府邸，见到门卫时，我自报家门，说是陈嘉庚先生朋友黄三省的孙子。于是门卫引导我走进大厅，不一会儿，陈嘉庚先生出来，热情地接待我，询问了我们的家事。从他的谈话中，我感到他是一个有真知灼见的人，至少对于像我这样的年轻人来讲，他的教诲终身难忘。 在见到陈嘉庚前，我们就听了不少关于他的故事，可以说，他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祖国。也是在他的感召下，海外华侨团结一心，为抗击日本侵略建立了丰功伟绩。抗战结束后，陈嘉庚回到新加坡，当时全新加坡500多个社团出来欢迎，欢迎大会上挂满了条幅，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毛主席的题词“华侨旗帜 民族光辉”。 1953年，我带着妻子和不到1岁的女儿，从峇眼亚比的码头登上一艘开往棉兰的客轮船，到了棉兰后，我们等着开往中国的轮船，没想到这个等待却非常的漫长，一等就是1个多月。 但最终还是等来了开往中国的轮船，从那刻起，我就真正地离开了生我养我的印尼，回到了自己的祖国。 　五 从时间和距离上看，我与峇眼亚比变得遥远，但从记忆和感情上，我又与它紧密相连，虽然在峇眼亚比没有什么更亲的亲人，但我的祖父和父亲都安息在那块土地上。 有时我在想，峇眼亚比祖家的老房子在排华时被烧掉，那荒凉的地基上一定长满了茅草；峇眼亚比还在被洛江淤泥不断堆积，原来的大海一定渐渐消失了；峇眼亚比女皇大街虽然还有商铺，但一定没有过去“满街唐人字，一城同安腔”那般温馨。 (雨林编辑， 来源：中国侨网，黄爱华／口述 林小宇／撰文 )

和平日报， 12月2日，说起做慈善的香港明星，很多人第一个想到古天乐，从2000到2020年间，他在中国大陆山区共建学校建筑110多栋。不过，今天要说的这位香港明星，做起慈善一点不比古天乐逊色！ 她就是被称为香港最“丑”女星的余慕莲，虽是演员，入行近70年，扮尽丑角，但没有赚的满盆钵，买不起房子，可就是这个没多少钱、长得又丑的人，竟花了大半辈子的积蓄，在贫瘠的贵州山区捐了一所希望小学。 最近，据港媒报道资深演员余慕莲因病住进了ICU接受插喉救治。这位年过八旬的老人身体每况愈下备受耳石症和肺纤维的折磨。 她无儿无女，也没有老伴，只给多年老友留下一条短讯 “若不能醒来，便下世再见” 。 一生坎坷 不被善待，1940年，余慕莲出生在广州，父亲原本非常有钱，可惜好景不长，家道中落了，她的母亲是个二线女星，不甘心过贫苦的日子，就带着她去了香港。她的噩梦开始了…… 母亲只要遇到不顺心的事，就会揍她一顿，平时更是让她扫地、做饭、做各种家务。 10岁的时候，母亲让她接拍第一步电影《临老入花丛》，当时，她还没有读过书，11岁，才开始上小学，直到17岁才小学毕业，小学毕业后，母亲就再也不管她了，她只能努力赚钱养活自己。当过售货员、演过话剧，直到香港无线电视找演员，她成为一名兼职员工！ 其实，余慕莲小的时候长得很漂亮但，自从她在电视剧《七十三》里扮演丑女卖鱼胜妹妹后，她就再没跳出过“丑角”，演了佣人、丫鬟、扫地工、富太太、老婆婆等扮丑的小角色。 每个女人都爱美，如此扮丑，她很无奈：“除了我之外，没有演员愿意做那些角色的，为了谋生，我惟有做。” 她在《天龙八部》中饰演瑞婆婆；在《楚留香》中饰演神水宫朱姑娘；在《笑傲江湖》中饰演吴柏英；在《神雕侠侣》中饰演孙婆婆； 虽然违背心意演丑角，而且演的都是小角色，有时甚至连对白都没有，但她非常敬业，吃尽苦头，仍认真拍戏：有一次发高烧，仍坚持赶戏，拍了数十遍，导演还是不满意。收工后，她回家哭了，如此难受还要装出来让别人笑，“我觉得很凄凉。”不仅如此，“父亲和继母拿我当提款机，动不动就要这要那”，她从未享受过亲情的温暖。父母离异，亲人冷漠， 导致她不敢谈恋爱，直到现在，已经80岁的她，仍然没有谈过恋爱，更未结婚生子！善良慈悲 捐建学校。= 虽然余慕莲从未被生活善待，但她一直善待生活，从很小的时候，她就一直做义工，长大后有了工资，也经常会拿出来帮助有困难的人。 2005年，一次偶然的机会，她听说贵州山区的小朋友，每天都要走很长的山路上课，六、七十个小朋友，要挤在又黑又窄的屋子里读书，她想也没想，把攒了大半辈子的积蓄拿出来，在贵州的阿巿乡捐了一座希望小学，这是阿巿乡第一间正式小学——余慕莲希望小学。 学校建成后，她开心的前往学校探访，山路崎岖、遥远，她从香港坐飞机到了贵阳后，坐了6个小时的车到了毕节，之后又坐了4个小时的车，才抵达学校。 一大把年级的余慕莲，被山路折磨的腰酸背疼，可她到了村口的那一刻，却忘记伤痛，感动的留下了眼泪：“我没想到全校学生，会在村口列队欢迎我。好心疼，刚才一直在下雨，他们都站在门口等，真的好感动……” 17岁才小学毕业，读书少是余慕莲人生最大的遗憾，但她却把这个遗憾，点亮小朋友们的希望！ 人们称赞：“真伟大！”她却说：“伟大算不上，但我做这些是出自真心。我没有钱，不过我舍得捐！” 生活，对余慕莲很残酷，但并未泯灭掉她的善良，即使被命运的恶意伤害，她也一直以温柔回报，扮尽丑角的背后，却绽放着人世间最美的灵魂。 余慕莲说：“活到今时今日，人生已经赚够了，还有什么想要呢？我很满足，很感恩。” 佛说：心善之人皆是菩萨！与一些明星骗捐、诈捐相比，余慕莲用于自己大半辈子的积蓄，捐建了一座实打实的希望小学，改善很多孩子们的学习条件。 人活一世，最大的财富，不是兜里的钱财，不是手里的权力，不是在外的名气，更不是美丽的外貌，而是，拥有一颗慈悲的心肠！ 她是世间的好女子，知福惜福、懂得布施，愿时光对她温柔相待，愿她的晚年幸福安康！ (雨林编辑，来源：翡翠玉石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