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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日报， 2021年5月13日，党的百年华诞之际，党组织发来《简史》等四本学习资料，甚喜。学习历史，才能看得远，走得稳；不忘初心，才能不迷失方向。一代又一代革命先烈，流血牺牲，换来了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辉煌今天，实属不易！正如革命烈士夏明翰所言：坚持革命继吾志，誓将真理传人寰！ ——黄书海 回忆起自己历时近30年的入党过程，89岁的黄书海仍然心潮澎湃。说到动情处，甚至哽咽。 “我入党的过程很漫长。”黄书海是印尼华侨，1932年生于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北部城市先达的他，在学生时代就受到从中国国内流亡印尼的王任叔、胡愈之、邵宗汉等革命文人影响，接受了进步思想。“当时我还很年轻，很向往有一天回国加入中国共产党。” 那是个革命潮流风起云涌的年代。当时黄书海的一位同学参加了东南亚国家的共产党，他提议黄书海也加入，“我摇头说，我不能参加，我将来要参加的是中国共产党。” 1954年年底，黄书海进入中国驻印尼使馆工作。没几个月，就被派到万隆给即将召开的万隆会议“打前站”，为周恩来总理和代表团提供电讯翻译，也见证了万隆亚非会议这一举世瞩目的重大历史事件。 学习和进步，是年轻的黄书海心中两件头等大事。一开始中国驻印尼棉兰领事馆领事召见他，黄书海说自己想回国上大学深造，“领事说，现在使馆缺翻译。使馆是所社会大学，比上大学还好！”黄书海也发现，大使馆的同事90%以上都是党员，大家平时穿的是粗布衣服，相互之间很亲切，跟他成长的华侨社会完全不同，既陌生又让人向往。“就这样，我把青春献给了大使馆，直到1963年调回国内。” 在驻印尼使馆工作了两年，黄书海提交了入党申请书。时任驻印尼大使黄镇的夫人朱霖负责使馆党务工作。看到黄书海的申请书，她首先肯定了黄书海在使馆的工作表现，然后语重心长地说：“你是作为印尼华侨直接调进使馆的，但使馆有个规定，这样的情况不能在使馆发展为党员，所有印尼归侨干部必须回国接受一段时间的锻炼，才能入党。你虽然还不是党员，但不影响组织对你的使用，思想上入党，比组织上入党更为重要。” 1963年，黄书海从驻印尼使馆调回国内，在外交部任职。本以为入党的问题终于可以解决了，但当时中国和印尼的高层往来十分密切，黄书海一年到头要担任代表团翻译出访好几次，印尼方面也经常来华访问，入党程序的履行始终没有好的时机。“1965年年底，外交部亚洲司党支部讨论我的入党问题，我的入党申请通过了，但很快国内政治形势剧变。这一耽误就一直拖了下去。” 黄书海一直珍藏着一张用来进入中南海和上天安门城楼的特殊“通行证”。按当时的规定，上天安门必须是党员，历史也要一清二楚。黄书海还没有入党，每次进中南海和上天安门都得经过审查。“为了工作需要，1964年的一天，中南海警卫团团长当面交给我一张通行证，还说，‘为了办这张通行证，你的历史就像翻烙饼一样，不知翻了多少遍。小黄，你可要珍惜啊！’这张小小的通行证，我一直珍藏至今。我很感激党组织对我的信任，让我在入党前就能进出中南海、上天安门为国家领导人当翻译。” 黄书海宣誓入党那天，已经是1986年的12月了。这时的他，已从风华正茂的青年归侨变成年过半百的中年人，在世界知识出版社担任主编。 “那一批入党的同事里，我是岁数最大的一个。在出版社的一个房间，我面对党旗宣誓，我记得当时自己非常激动也非常感慨，因为终于走到了这一天。” 黄书海告诉北京日报客户端记者，自己入党时54岁，已经经历了很多，宣誓入党之后，仍有一种“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的感慨。“我一直认为参加革命工作以后，我就是党的人了。但是通过入党的宣誓，使我的生命跨进了一大步。入党以后再为党工作、为人民服务，我是更踏实了。 (雨林编辑，来源： 北京日报客户端 |…

和平日报， 2021年5月12日，91岁时，你会做什么？喂马、劈柴、周游世界，或者在家安享晚年？91岁时，郑小瑛还在工作。日前，她带着厦门歌舞剧院交响乐团来到国家大剧院第七届“中国交响乐之春”，指挥了音乐会的下半场，曲目是长达5个乐章、40分钟的《土楼回响》。 　　指挥台上，一头银发的郑小瑛意气风发。今年年初，在上海演出时，“91岁硬核奶奶在沪指挥交响乐”几天内冲上上海同城热搜榜第一位。 　　此前，在“一平方米”朗读亭节目直播里，聊到年龄，董卿问她：“91岁还需要工作吗？”郑小瑛快言快语：“不工作干什么呢？工作就是我的生活。” 　　音乐，就是郑小瑛所说的这份“工作”。她是我国第一位歌剧－交响乐女指挥家，是第一位登上国外歌剧院指挥台的中国指挥，历任中央歌剧院首席指挥、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主任、我国第一个志愿者乐团“爱乐女”室内乐团的音乐指导和厦门爱乐乐团艺术总监，现任郑小瑛歌剧艺术中心艺术总监。 　　1929年，郑小瑛出生在上海。郑小瑛的父亲郑维是福建永定客家人，是清华大学第二期庚子赔款公费留美生，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农业经济系硕士和宾夕法尼亚大学商科博士。 　　郑小瑛的父母秉持的是西式教育，让她从小学习钢琴和舞蹈，并在学校和家庭的聚会场合给大家表演。这是她最早接触音乐。 　　”刚刚进入青年，我的命运就和祖国同步了。在那个战火纷飞的抗日年代，周围浓厚的爱国氛围深深地影响着我。”郑小瑛笑着说，回忆起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1948年，也就是新中国成立的前一年，她离开父母，义无反顾地参加了革命。那年她19岁，在南京金陵女子大学（今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读北京协和医学院的预科。 　　”我是从家里偷跑出来的。前两次都让妈妈给抓了回去，第三次才成功。那是1948年底，我们一行人乘坐挤满了国民党逃难家属的轮船，沿着长江逆流而上，经过武汉，到达了中原解放区，来到了中原大学文艺训练班。当时训练班的成员基本上不识谱，大家在一起学歌时，学过钢琴的我，忍不住要纠正大家读谱中的一些错误，于是大家说：你还挺棒的，你就来打拍子吧！我的指挥生涯就是这么开始的。” 　　指挥班结业后，回到中央音乐学院教学岗位上的她，表现出了优异的指挥才能，于是1960年，郑小瑛、盛中国、殷承宗等人，与其他297名学生一起，由国家公派去苏联留学。”当时，我深感自己身上肩负着祖国的使命，担子很重，决不能辜负祖国对我的期望。”郑小瑛回忆道。 　　郑小瑛学习能力强，打大鼓、吹长号、扭秧歌、跑龙套，她一学就会，在文工团的表现日益突出。每次演出需要临时补缺时，人们总会想到她。文工团管乐队不时会有迎宾任务，郑小瑛便举起一支系着红缨的指挥棒，正式当上了指挥。她率领这个规模不大的乐队迎送过杨虎城将军全家的灵柩，慰问过英勇护矿的大冶工人，也迎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文工团的生活是我人生中的一个重大转折，对我革命文艺观的形成和日后的指挥生涯有着深刻的影响。”郑小瑛说。 1952年，文工团保送郑小瑛到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学习。在那里，她屡被伯乐赏识。音乐学院的赵沨院长一直对她栽培有加。1955年，她获得了去中央歌舞团苏联专家班学习指挥的机会，师从苏联合唱指挥家列·尼·杜马舍夫。作为此次专家班里唯一的女学员，她成为了新中国第一位受过专业训练的女指挥。 　　1961年10月1日，郑小瑛在克里姆林宫剧院指挥莫斯科老音乐家爱乐乐团举行了她人生中的第一场交响音乐会。音乐会的请柬上赫然写着：这场音乐会为纪念我的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2周年而举办的。1962年10月2日，在莫斯科国立音乐剧院，她又成功地指挥了歌剧《托斯卡》的公演，成为第一位登上外国歌剧指挥台的中国指挥家。 为音乐做”拼命三娘” 　　郑小瑛这位新中国首位女指挥家，看着她在舞台上的精气神儿，很难猜到她已经91岁，也很难看出她曾三次被查出癌症。人们都说她是音乐界的”拼命三娘”，她为音乐常年奔走，音乐也给了她挥棒的力量。 　　从上世纪90年代到现在，郑小瑛曾三次被查出癌症，还接受过手术和放疗。有一次手术前，她问大夫：”之后我还能指挥吗？”听到医生说”能”，她觉得这句话给了自己”很大鼓舞”。…

和平日报， 2021年5月11日，印尼福建社团联谊总会（福联）总主席俞雨龄于5月10日上午在秘书处接见了印华百家姓协会雅加达特区分会（雅百家姓）新一届理监事代表团一行，双方进行了友好会晤。雅百家姓代表团由当选新主席张在进率领，代表团还有辅导主席团的杨健昌、陈社栋（前任雅百家姓主席）、秘书钟文伟（Sudiono Cheng）、雅加达东区百家姓协会主席熊春明（Edwin Jusuf）、雅加达西区百家姓协会主席何志基、雅加达南区百家姓协会主席张秋丰、雅加达北区百家姓协会主席丘振盛。 张在进首先发言，向俞雨龄主席报告了印华百家姓协会雅加达特区分会于2021年4月11日举行了第七届理监事选举大会，大会选出新一届理监事，任期2021年至2025年。希望俞雨龄能对新一届理监事提供指导和意见。 俞雨龄发言，祝贺雅百家姓新一届理监事会的成立。俞雨龄称，自印尼政府发布“国籍法”后，我们身为印尼华族就已经是印尼民族大家庭不可分割的一员了。印华百家姓协会的成立都是经过法律程序、符合国家宪法，受法律保护的合法团体，俞雨龄希望雅百家姓注意团结联谊，为维护华族利益，为需要帮助的华族排忧解难、为民族和谐，国家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再接再厉，再创辉煌！ 在讲述当前印尼经济形势和未来走向时，俞雨龄指出，尽管新冠疫情对我国经济产生负面影响，但相信疫情结束后，经济回暖将在很大程度上弥补损失，因此要对我国经济充满信心，并抓住其中的商机。、 丘振盛也发了言。会晤在极其轻松和友好的气氛下画上圆满句号。雅加达新一届理监事在张在进主席领导下于4月28日拜访了总会林万金总主席，并且于5月1日前往印华文化公园拜访第一任总主席熊德怡退休准将。 （雨林编辑，来源：国际日报 刘甡华报道）

和平日报， 2021年5月15日，谦和、安详，诚恳、踏实——这是余有信给人的第一印象。 他说话声调不高，但嗓音清澈，语气温婉；不说话时，平静地坐着，亲切而淡定。 在雅加达那几家富丽堂皇的酒店或俱乐部，每逢各华社需要联合商讨、庆祝某件事情，——或者欢迎与大家都有关系的宾客，其头面人物大多要组织一场名流云集，高明满座的聚会，这时的场面少不了鼓瑟吹笙、华服美食，热闹寒喧、一派隆重。 余有信身为印尼雅加达海南联谊会第六任主席及现任辅导主席，自然也在应邀出席之列。但多数情况下，他总是静静地坐在一旁，微笑着欣赏其它人或妙语连珠，或慷慨激昂的发言。 一向作风内敛、处事认真的余有信，虽然看上去不大显山露水，可他实际上不是一个性格内向的人。在他身上，蕴藏着不少挥洒自如的才情，遇到对脾气的人，也颇健谈，能够把许多纷繁复杂的事情，层次分明地娓娓道来；兴致上来，还会随口清唱几句相当好听的——他的祖籍地——中国海南岛琼海老家的乡土歌谣。 了解余有信的朋友都知道，他的平静之中，并不缺少热情，以及从人生的磨难与彻悟中得来的智慧。 余有信是雅加达国际空运和海运公司的老板，这是一家中等规模的企业，办事处设在雅加达北区的珊瑚新村附近，因为信誉良好、所以货源充足，业务比较繁忙。 他应该算是印尼华族工商界成功人士中——典型的中上阶层，尽管并非富甲一方的业界大亨，但是这个阶层人数最多，有实力、有活力，同时还具有非常顽强的生命力，他们是支撑这个国家经济发展的主力军。与很多事业上轰轰烈烈，生活中波澜壮阔的华社闻人相比，余有信的身世经历倒没有太多的传奇色彩。 他的父亲余庆君老先生早年从海南老家“过番”来到印尼，在一个名为勿里洞（Belitung Island）的海岛上安家落户，创业奋斗几十年，儿孙满堂，小康人家，没有大福大贵，也无衣食之忧。 “勿里洞没什么工业，海水清澈见底，一年到头，天天蓝天白云，除了天气比较热，可以说就是个世外桃源。那个地方民风热情淳朴，一般上富裕的人家办喜事摆宴席，不必发请柬，也不必签到，什么人都可以来，尽情吃喝，这是我们那里华人的一个特点。”说起家乡勿里洞，余有信总是兴致勃勃。 与许多来自“唐山”的老一辈华侨一样，余有信的父亲小时家境贫寒，没有读过什么书，但是丰富的生活阅历却使其掌握了无穷多的民间智慧。 “我父亲是个乐天知命的人，懂阴阳、通八卦、精熟法术，道行颇深，在他居住的丹容班兰那一带街坊邻里心目中很有威信。”余有信告诉笔者。 老人家一生心地善良，乐于助人，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在雅加达病故，余有信将父亲的遗体运回丹容班兰安葬，前往义山为其送葬时，小城各界人士几乎倾巢出动，可谓万人空巷，享尽哀荣，四十年过去，仍然令余有信记忆犹新。 父亲所信奉的生活理念，也对他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和平日报， 2021年5月17日，梁立基，男，汉族，1927年出生，广东梅县（今梅州市梅江区）人，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精通印度尼西亚语、马来西亚语，2007年被中国翻译协会表彰为“资深翻译家”。2006年8月17日庆祝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独立61周年之际，梁立基教授荣获印尼驻华大使苏德拉查颁发的“贡献奖”奖状，作为对他“为促进印尼和中国的友好与合作所建立的功勋”的感谢和表彰。这是印尼驻华使馆建馆以来第一次向中国人士颁发奖状。 梁立基的祖屋鹤和楼位于梅州市梅城西区望杏坊，这是当地著名书香家族的住所。梁立基的高祖父是举人梁心镜，梁心镜生有五子，分别为梁国琛（汝耀）、梁国宝（汝宾）、梁国璋（汝赞）、梁国瑞（汝琪）、梁国璿（汝琨）。梁立基的曾祖父为梁国琛（汝耀），祖父为梁龙恩（任材），是清末广东高等学堂毕业的奖励举人，堂伯公是著名教育家梁伯聪（纪恩），父亲梁尚琼则是著名的爱国侨领。 鹤和楼（袁兴恒摄） 梁立基的父亲梁尚琼，在抗战期间，曾在印尼组织过多次募捐活动。从小在风雨飘摇的年代里成长，深深的民族忧患意识在梁立基的心里扎了根。9岁以后，为支援中国的抗日战争，小小年纪的他每个周日也都会在当地为祖国募捐。日本投降后，梁教授对祖国的前途充满憧憬，以为中华民族从此站起来了，但不久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和内战的爆发，使他陷入了极度的迷茫。正当他对国内的腐败黑暗感到非常失望的时候，他偶然读到了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这本书对他今后的人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延安的战斗生活和革命精神给他以极大的鼓舞，他从乱世中终于找到了前进的方向和人生的目标。 新中国成立之时，他正值高二。高中一毕业，他便参加了第一批印尼回国同学会。回国的路程是艰险的。美国方面的第七舰队侦察机暗中监视和阻止，国民党一方也在叫嚣威胁，甚至还遇到过强台风，好几次性命危在旦夕，但他们都凭着坚强的意志挺了下来。因为当时只有一个强烈的愿望：振兴中华，报效祖国。回到祖国后，梁立基考上东北大学，研读化学专业。1951年的暑假，他参与了接待印尼归国华侨的大量工作。1951年正值中印尼建交，急需相关专业人才。由于工作出色又有印尼语的背景，梁立基在大二时转入北京大学东语系印尼语专业学习。从此便与中印尼文化交流深深地结下了缘。 从印尼-马来语言文化到东方文学研究 1954年，在北京大学东语系印尼语专业毕业留校后，梁立基教授主要从事印尼语言的教学工作。七十年代，梁教授担任印度尼西亚语专业的负责人，当时虽然印尼与中国处于不正常的断交状态，但他坚信两国关系一定会有雨过天晴的一天，应该为两国外交关系的正常化早作准备。 所以他积极组建词典组，花费十年时间编写第一部大型词典《新印度尼西亚-汉语词典》，并于复交前夕（1989年）在国内出版。复交后，着眼于两国关系未来发展的需要，词典组又继续用六年多的时间编写更新、更全、更大的《印度尼西亚与汉语大词典》，并于2000年在雅加达出版，由印尼教育部长亲自主持首发式。除了教学工作，梁教授参与了许多重要的翻译工作，如1956年苏加诺总统访华时，是翻译组的成员。他还参加中共八大的翻译组工作、四卷《毛泽东选集》的翻译定稿工作等。 2005年8月，由他编译的汉语-印尼语对照《唐诗一百首》在雅加达出版，并由印尼教育部长主持首发式。不久，他编译的《宋词一百首》也将问世。长期的翻译工作实践，使他越来越认识到，要加深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和友谊，除了语言作为不可或缺的交际工具，还需要深入了解彼此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文学等方面的历史和现状。 ”于是，除了语言，他开始选择印尼文学和两国文化交流作为研究方向，后来扩大到整个东方文学。在我国东方学泰斗季羡林教授的指导与带领下，他在东方文学研究领域里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就。80年代他参加主编 我国第一部高等院校东方文学教程《外国文学简编》[亚非部分]。90年代，在由季羡林教授担任主编的、迄今为止我国最完整、最权威的《东方文学史》（上下册）中，梁教授也参与并担任副主编之一。 在由季羡林教授亲自制定并担任总主编的跨世纪工程——《东方文化集成》中，梁教授担任了《东南亚文化篇》的主编。由他主编的国家哲学和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重点科研项目《世界四大文化与东南亚文学》（2000年），以及《印度尼西亚文学史》（上下册，2003　年），也被列入《东方文化集成》的丛书里。 对于学术领路人季羡林教授，梁教授充满了感激，他说，“是季羡林教授教我学会处理好学术研究中‘博’与‘约’的关系，又是他在很多关键时刻给我指明学术研究的方向。”改革开放的二十几年来，梁教授还积极参与创建全国高等院校东方文学研究会的工作。1983年，该会正式成立时，他担任了副会长。二十多年来，梁教授和研究会为促进中国东方学研究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民间大使：为两个故乡鞠躬尽瘁 两种语言，两种文化，奠定了梁教授学术生涯中独特的优势。他也抓住这两大优势，在学术上孜孜以求，并通过学术活动努力促进两国的文化交流，以加深两国的相互了解。…

和平日报， 2021年5月12日，开斋节前夕，印尼华裔总会在执行秘书长叶展德带领下，前往雅加达东区郭凯孤儿院“Panti Sosial Asusan Anak Putra Utama 1”分发开斋节礼包，印尼华裔总会副秘书长兼印尼梅州会馆副会长叶丽珍及其他理事、李锦兰、古秀芳、谢恊勇等协同前往。 据悉，开斋节前夕，一些街头流浪儿童被带往孤儿院，与其他无家可归的孩童一起欢度开斋节，印尼华裔总会总主席黄德新知悉此事，马上吩咐秘书长购买礼品赠送给此家孤儿院，在时间急促之下，为了让没有家长的孩子能够欢度开斋节，印尼华裔总会理事想尽办法，买到了开斋节礼品。 孤儿院院长与其他理事一大早已经等待，表示感谢印尼华裔总会与印尼梅州会馆等社会人士没有忘记这些丧失家庭温暖的孩子。 （雨林编辑，来源：国际日报 袁霓报道）

和平日报， 2021年5月18日，说到虎标万金油，可能很多人都有印象。它的功效主要是消暑去乏，以前可是非常有名的，基本每个人家里都要备几罐。 　　创建这个万金油的，是一个比李嘉诚还牛的人物——胡文虎。他是一名客家人，祖籍是福建龙岩市永定区下洋镇中川村，被称为“南洋华侨传奇人物”。 虎标良药 胡文虎原籍在福建省汀州府永定县下洋镇中川村，1882年1月出生于缅甸仰光。其父胡子钦是早年从故乡出洋谋生的中医，在仰光开设一间中药铺，取名永安堂。胡文虎兄弟三人，长兄文龙，早年夭折，幼弟名文豹。 　　1892年胡文虎被送回永定，接受客家文化的传统教育。故乡的乳汁滋养了他爱国爱乡、求真求善的情怀。4年后，胡文虎重返仰光，随父学中医，并协助料理药铺店务。1908年，父亲病故，胡氏兄弟继承父业，同心协力，相得益彰，业务日趋发达。 1909年，为了进一步发展业务，胡文虎周游了祖国及日本、暹罗(今泰国)等地，考察中西药业，寻访了许多老医生及民间有名的土医，向他们求教，调查研究有利治疗头痛、腹痛的中草药，并购买了一些西药片、药粉和药水。 第二年，他回到香港，着手扩充永安堂虎豹行，聘请中西医、药剂师多人，作了反复研究和试验，研制丹、膏、丸、散成药百种，经过精心选择，最后制成”万金油”、”八卦丹”、”头痛粉”、”清快水”、”止痛散”等5种虎标良药。 在世界经济恐慌的年代，在东南亚、印度、中国等地，虎标良药以其价廉物美、服用简便、功效迅速、携带方便而深受用户欢迎。集天时地利与人和，虎标良药很快畅销缅甸、印尼、马来西亚等地区。 1914年，胡文虎觉得在仰光的业务已经巩固，于是他将目光投向了新加坡，留胡文豹主持仰光业务，他自己则在新加坡兴建新药厂，将永安堂总行迁至新加坡，并先后在新加坡、马来西亚、香港各地广设分行。 　　1932年，他在厦门、福州、上海、天津、桂林、梧州等城市及澳门、台湾、菲律宾、越南、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等地设立分行。从此，虎标万金油等药，成为中国和东南亚各地居家必备、老少皆知的药品，胡氏兄弟也一跃成为东南亚华侨中著名的”百万富翁”和独一无二的”药业大王”。 星系报业 　　虎标良药的走俏，给胡文虎带来了巨额利润，以此为资本，胡氏又投资其他企业，星系报业就是其中的一项。胡文虎从“药业大王”到“报业巨子”，这是一个极富传奇色彩的飞跃。从1913年至1952年，他先后办起了10多家报纸，各报均以星字冠头，组成了他的星系报业王国。在华侨报业史上，星系报业以规模最大、数量最多，又创了一个侨界之最。 从1913年起，胡文虎先后与人合办了《仰中光日报》、《晨报》等，在新加坡、厦门、香港、马来西亚、缅甸、印度、福州、上海、泰国，他独资创办了《星洲日报》、《星华日报》、《星光日报》、《星中晚报》、《星岛日报》、《星岛晚报》、《星岛周报》、《星槟日报》、《星仰日报》、《星巴日报》、《星闽日报》、《星沪日报》、《虎报》、《星暹日报》。这样，星系报业便成为华侨界独一无二的报业王国，在舆论上具有较大的影响。 胡文虎制订的办报方针是“为国家服务、为抗日努力”，他主张新闻自由，开明办报，不仅使报纸办得很有特色，很有声誉，而且成为促进抗日，激励华侨爱国热情，传播祖国传统文化的舆论阵地。胡氏亦被誉为“报业大王”。当然，星系报业在宣传虎标良药方面起了特殊的作用，使万金油深入人心，家喻户晓，世人皆知；而万金油的兴旺，又为办报提供了雄厚的资金。 　　这一时期，胡文虎已赢得“东南亚华侨首富之称”，他拥有万贯家财后，继续扩展虎标永安堂分行，除了办中文报纸，还有英文版报刊，促使他的企业形成跨国网络系统。同时，他还投资经营开设银行、房地产业等，自购飞机载送报纸，这在当时东方世界，都算一件破天荒的创举。…

和平日报， 2021年5月18日，听闻广州又新开一家餐馆，印尼风味的饭菜和糕点颇为正宗，我心痒难忍，准备约上老友一同去品尝。此生无论在何处，闭上眼睛，童年时先达小镇的样子就在眼前；印尼饭菜和糕点香甜的味道，依然在口中蔓延……傅汉洵，1941年11月生于印尼北苏门答腊省丁宜市，后迁往先达，籍贯中国广东潮阳海门镇。1959年12月底启程回国，1960年5月加入广东省羽毛球队。退休前任中国羽毛球国家青年队副总教练、广州市体育局羽毛球队总教练等职，培养出吴迪西、关渭贞、劳玉晶、林燕芬、谢杏芳、张洁雯等多位羽毛球世界（奥运）冠军。 先达“奇观” 先达，印尼北苏门答腊省的第二大城市，是我成长的地方。著名的印尼民歌《星星索》《宝贝》都诞生于先达附近美丽的多巴湖，由先达华侨翻译传到了中国。 先达虽不临海，但海拔高，气候宜人，四季如春。由荷兰殖民政府规划而成，有着大片的橡胶、油棕、剑麻园；还有火车站、足球场、公园、游泳池等。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先达的商业已颇为繁华，街道两边商铺林立，由于华侨众多，大街旁的横街多以中国城市为地名，被称为“福州街”“南京街”“上海街”…… 白天，街道喧哗热闹，我穿梭其中寻伴玩闹，吃着零嘴，耳边尽是“先达国语”(印尼特色的中国普通话，至今在全世界只要听到讲这种话者，十有八九就是先达人)、潮汕话、客家话、闽南语……夜晚，店铺关门，街道便安静了下来。印象尤为深刻的是，每年年初的某段时间里，每到黄昏，小城交错纵横的路灯电线上总会密密麻麻地站立着成千上万的燕子，叽叽喳喳黑压压的，仿佛电影开场前合拢的大幕，甚为壮观。第二天一早，小城“醒”了，燕子也便成群起飞，四处觅食，到了傍晚再回来。如此反复，是我心中旧时先达的一大“奇观”。 ▲傅汉洵在印尼的留影。 多年后再问先达的家人，燕子是否还如期而至？家人答说，这“奇观”早就不在了。原来燕子和我们一样，也离开了先达。如今印尼的燕窝依然闻名世界，燕子应该没离开印尼，只是因城市开发搬到更远的悬崖峭壁筑窝了吧。 1950年，我们一家刚搬到先达时，暂时租住在友人家一间小房里。1953年，父亲另起炉灶，在先达“弟波尼格罗街1号”创办了“新光印务公司”。我们便搬到了公司居住，那是一座由锌片、水泥、木头制成的厂房，前面用以办公，中间用以印刷，我们一家人住在后面——用木板隔开的几间小睡房里。 白天父亲工作繁忙，母亲带着我们兄弟姐妹8人，常给我们煮家乡菜和印尼菜吃。早上急着上学，母亲还能给零用钱让我们在外面吃炒米粉、椰炼糯米饭、“炸香蕉”等。我的童年与少年时期无忧无虑，即使当时印尼华侨生存环境时有动荡，因有父母的共同支撑，我们家中总是温暖的，充满了欢闹声。 婉拒苏迪曼先生 新闻上说，受疫情影响，原定于今年5月在苏州举行的苏迪曼杯世界羽毛球混合团体锦标赛将延期，让人不禁心生遗憾。 犹记得2005年12月9日，国际羽联在吉隆坡宣布，2009年苏迪曼杯世界羽毛球混合团体锦标赛将在广州——这座我居住的城市举办时，我激动得一夜未眠，深感此生与“苏迪曼”3个字的缘分又续上了。 早在1958年下半年，17岁的我代表先达参加北苏门答腊省羽毛球赛。在男单决赛现场，我与代表棉兰市的华侨青年黄广源相遇。经过激烈的比拼，我输掉了这场比赛，却与对手一同，获得了前来观赛的迪克·苏迪曼的青睐。而就在几个月前，这位“印尼羽毛球之父”刚刚带领印尼羽毛球男队创造了历史，击败了3届汤姆斯杯得主马来亚队，第一次捧回汤姆斯杯，让印尼举国欢腾。 作为先达籍人和印尼羽协的创始人，苏迪曼当时正打算回乡寻找种子选手。他看着比赛的我们，面露喜色，急着向先达市羽协主席询问两位年轻选手的情况。该主席指着在旁陪着他的先达市羽协副主席——我父亲傅高宾对他说：“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一个是棉兰的，另一个高个子男孩就是傅先生的孩子啊！” 苏迪曼惊喜不已，表示希望带着我们俩到雅加达，与印尼国家羽毛球队一起集训，好好培养。这样的邀约对于当时的任何一个羽毛球运动员，都极具诱惑。但父亲缓了缓委婉地说，需要征求我的意见才能决定；并在第三天为苏迪曼送行时婉言谢绝了。…

和平日报， 2021年5月19日，印华百家姓协会与另外4个华社在各大爱国华人企业的支持下，组织了春节疫情爱心包分发活动。以“为国竭诚”为宗旨，准备在爪哇岛分发一百万份由大米与口罩组成的爱心包给受到疫情影响的贫穷家庭。 印华百家姓协会日惹特区分会与日惹特区各个华社组织起来，从3月开始工作，负责起日惹特区暨周边区域的分发任务。4月1日日惹特区华社疫情爱心包分发行动启动仪式在日惹特区华社疫情爱心包分发行动小组组长陈品龄女士公司的仓库举行。 出席的有日惹特区军区司令Ibnu Bintang Setiawan准将，日惹特区社会福利处处长Yarno先生，日惹特区总警局代表Eddy先生，佛教团体联合会日惹特区分会主席黄龙子先生，印尼华裔总会日惹特区分会主席沈庆豪先生，印尼华裔伊斯兰协会日惹特区负责人李秀芬哈吉女士，慈济日惹特区主席趙文上先生、荣誉顾问容启荣先生，福清公会日惹特区分会主席陈启明先生，副主席王木康先生,客属公会日惹特区分会代表李杜芳先生，兴安公会日惹特区分会主席郭香萍女士，印华百家姓协会日惹特区分会监事陈谋振先生、理事曾金风先生、林国良先生、温兆振先生、青年干事林国盛先生。 到目前第一轮已经分发了含10万1720个口罩，70吨大米的爱心包。此活动将分三轮，一直持续到6月。 （雨林编辑， 来源：国际日报，印华百家姓协会日惹特区分会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