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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宪梓先生遗体告别仪式将于9月26日在广东梅州举行

和平日报,9月21日电 (程景伟 刘洪桥)曾宪梓先生治丧办公室21日发布讣告称,9月26日上午10时,在广东省梅州市殡仪馆永怀堂举行曾宪梓先生遗体告别仪式。 讣告称,星月泪倾,梅水含悲。第八至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七届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中国改革先锋,香港“大紫荆勋贤”,香港金利来集团创办人,著名爱国实业家曾宪梓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19年9月20日16时28分在梅州逝世,享年85岁。 讣告说,曾宪梓先生一生爱国爱港爱乡,为祖国的繁荣昌盛,为香港的顺利回归和“一国两制”方针的维护及香港基本法的顺利实施,为梅州家乡改革开放和各项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讣告称,曾宪梓先生高风亮节,兰桂齐芳。为承其遗志,德昭后人,兹定9月22日至25日的上午9时至下午5时,在梅县区扶大所里村珊全祖屋设灵堂,供亲友吊唁。9月26日上午10时,在梅州市殡仪馆永怀堂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中新网)

数百万“中国人”回国认祖归宗,申请加入中国国籍,网友:不欢迎

和平日报,9月22日,如今我们国家越来越强大了,也是公认的最安全的国家,在古代因为战争不少人被迫移居,日本离我们国家很近,因此也有人去了日本,定居在了那里。可如今不少日本人都坚决的来到了中国,说要认祖归宗,人数达到了百万之多,最终这些人被中国识破,坚决不接受。(中国网) 剧资料中国显示,日本人来中国认祖归宗是从1979年开始的,有一位叫门田修的日本人,他自称是中国的后代,在战乱时来到了日本,如今他想回来,没想到他还真的成功了。有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之后还有人自称是刘邦的后代,之后便出现了各种瞎编乱造的。如今这些事情越来越频繁了,数百万“中国人”来华认祖归宗,申请加入中国国籍,甚至还在清明节的时候来祭祀,真是让人很无奈。不过这也证明中国发展的越来越好了,所以他们才会想着要来,这些来认祖归宗的人有的拿得出证据,比如说族谱,那我们还是很欢迎的,但有的拿不出证据,可他们却振振有词,说自己的祖先是徐福。历史上确实有徐福这个人,他出生于战国时期,秦始皇让他带着三千童男童男东渡,去了日本和韩国这些地方一起交流。剧《史记》记载,公元219年,秦始皇希望长生不老,而徐福上书说海中有蓬莱,里面住上神仙,秦始皇心动不已,于是派徐福去找,徐福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啊,还在当地留下了后代,之后就回去复命了。公元前210年,徐福再次出海,无意中来到了“平原广泽”,他觉得这个地方风景优美,气候宜人,于是便决定在这里定居,没有再回去过,他后来的事怎么样了谁也不知道。日本人表示他们的祖先就是徐福,可是并没有足够的证据来证明他们就是徐福的后人。

印尼邦加岛乡亲参加邦加广州侨友会成立23年联欢会

和平日报,9月23日,邦加广州侨友会昨日在广州举行成立23周年联欢会,百多名来自各地印尼归侨欢聚一堂,印尼邦加岛27名乡亲应邀也过来参加,他们欣赏印尼风情的文艺演出,分享自制的印尼风味糕点和小吃,欢声笑语,气氛十分活跃。 据邦加广州侨友会主席何添明说道 ”为加强与群众的联系,印尼邦加广州侨友会这23年积极联系海内外侨友,凝聚侨心,汇聚侨力方面作出的贡献表示肯定,希望侨友会继续发挥在侨界的凝聚力,为祖国的统一大业多做贡献。 活动中,大家都很高兴通过联欢会加深友谊。最后,与会人员一起合唱歌曲《我爱你中国》,表达了侨胞们对祖国和美好生活的热爱之情。(雨林广州报道)

雅加达吴氏至德宗亲会组团 赴楠榜和西爪哇塞朗交流访问

和平日报, 9月13日,雅加达吴氏至德宗亲会在吴能彬会长的带领下,一行16人赴楠榜和西爪哇塞朗拜访吴氏宗亲们。 吴氏宗亲会一行人,包括:吴幹彬监事长等理事受到了楠榜吴氏宗亲会Suryanadi Mahatera等理事的热情接待。 在楠榜访问结束后,接着前往西爪哇塞朗参观访问,受到了塞朗吴氏宗亲会Dede Minatajaya的欢迎。(印尼商报)

中国使馆办“我与中国”绘画比赛 印尼华裔少儿参赛踊跃

和平日报,9月25日,中新网雅加达9月24日电 (记者 林永传)24日下午,“我与中国”主题少儿绘画比赛颁奖仪式在中国驻印尼大使馆举行。37位获奖华裔少儿从中国使馆领导手中接过奖状和奖品,显得格外激动和兴奋。 肖千赞扬获奖作品创意十足,思绪飞扬,精彩纷呈;表扬小朋友们用手中的画笔展现了中国的文化、中国的美好和中国的精彩,表达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70周年华诞的美好祝愿,展现了中印尼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山高水长的友谊,让大家看到了中印尼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的未来和希望。 中国驻印尼大使肖千为获一等奖的两名小选手颁奖。活动承办单位雅加达华文教育协调机构(简称“雅协”)领导及各参赛学校老师等参加颁状仪式。 鼓励小朋友们做中印尼友谊的接班人,为中印尼友好事业蓄力护航。

周恩来总理在印尼的演讲让他决定回国 回国船上连甲板都坐满了人

和平日报, 9月27日,我叫梁云辉,生于1932年,客家人,祖籍广东梅县。我出生在荷兰,3岁时母亲病逝,后随父亲、兄姐迁往荷属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定居,跟随大姐成长。在雅加达,我从小学顺利读到高中,但高中毕业后却无法进入印尼大学上学,主要是因为当时印尼高校利用各种政策条例拒收华人子弟。这使我初步萌发了回祖国的念头。 “中国”一词是慢慢在我脑海里浮现的。幼小时,家中主要说客家话,外出则说印尼语。渐渐地,我感觉到自己与当地土著的不同。雅加达城市主要以华人居多,当时华人大多是荷兰籍,与政府相安,但华人与当地土著之间的关系比较紧张。时常会有土著聚集抢劫华人。原本,我只感觉我们与土著只是经济地位的不同。不过,1942年日本占领印尼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日本人利用华人认同荷兰统治来挑拨华人与土著本就紧张的关系,逮捕杀害抗日华侨,并扶持土著对华人进行迫害。 当时,华人走在路上,看到日本兵必须要鞠躬,小孩也不例外,不从即打。有一次,年幼的我与同学课后去爬树摘椰子,我爬上树后,突然有两个日本兵跑来举起枪对着我一阵乱嚎。受到惊吓的我,从树上滑落,双腿被树皮擦破,满身是血。我爬起后赶紧与同学排队站好给日本兵行礼。日本兵翻了我们书包,又对我们一一打了耳光后离去。后来我才知道,附近有日本兵营,爬上树的我被他们误认为是间谍。 没有国就没有家,国家落后,在海外的华人自然要受到欺凌。当时,我虽年少,但心中已经慢慢体会到了祖国强盛与否与每个海外华人的荣辱休戚相关。虽然,当时祖国积贫积弱,但华人华侨群体依然很热爱祖国。抗日战争期间,印尼华人华侨经常组织捐款支持国难当头的祖国抗日,我们全家每次也都捐款。另外,还有邻居以及众多南洋华侨集体回国参军,保家卫国。虽然印尼华人大都是荷兰籍,但我们依然都是中国人。 我会说国语,高中毕业后,经人介绍,我离开雅加达前往芝马墟,在华侨开办的巨港第四小学任教5年。后来,我加入新青年爱国团体,经常在各地组织爱国宣传活动。1953年,抗美援朝胜利后,我的爱国热情达到了高潮。同年9月,雅加达举办了印尼国际博览会,我和家人参观了“中国三馆”(重工业、轻工业、农业)。“中国三馆”就像天安门一样,在整个会展中是最亮眼的,所有前往观展的华人都争先在中国馆前面拍照留念。 1955年,万隆会议在雅加达召开。当时家兄参加接待工作,有幸近距离聆听了周恩来总理对华人华侨的演讲。家兄随即拍下现场的珍贵照片,并送我一张,我珍藏至今。家兄告诉我,周总理在演讲中说到希望爱国华侨回来建设新中国。在外生活了20多年,虽然生活优越却始终没有归属感,周总理的一番话让我有了依托,我一心想回到祖国,进入大学学习并报效国家。这一想法得到了家父和兄姐们的大力支持。于是,我不顾学校校长和师生们的挽留,带足了回国求学的资金和用品,于1957年下半年回到了祖国。 和我一样带着建设新中国热情的人很多,回国的船上,就连甲板上都坐满了人。我们一路途经香港辗转到达广州。在广州的接待人员先安排我们几个学生到补习学校学习,准备考大学。但当年的高考已经结束,我们只能等待第二年的考试。而广州的补校却无法继续安排,我们只好调到北京的华侨补习学校高复班。 到了首都北京后,我大开眼界。更幸运的是,我正好赶上国庆节,当地侨联安排我们参加了声势浩大的国庆大游行。跟随着学生队伍,我经过了天安门广场,见到了彭德怀元帅,我感到无比的光荣和自豪,感觉到了气势雄壮的祖国是多么的美好。 因为我有一定的外语基础,经过几个月时间的复习,我考上四川大学英语系,实现了我回国的最初愿望。在川大读书期间,中印边境战争爆发,有部队领导到我们学校招聘临时英文翻译,我被抽取到。在由部队老师带队到达地方后,我担任了部分俘虏鉴别的翻译工作。几周的工作非常忙碌充实,我学到了不少,也让自己的专业能力得到了一次锻炼。 从川大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上海。在国外时,我对祖国的印象除了老家梅县就是上海。印尼当地生产的商品,有些还被冠以上海品牌。初到上海,我在第一机械工业部第二局英训班教了2年英语课,之后又分配到上海机床厂工作。后来,我又调到磨研所情报室从事翻译工作。 改革开放初期,我所在的磨研所有好几个翻译人员都跳槽到了外单位工作。我在上海的同行同学也劝我尽快离开工作繁重、工资又低的国企单位。不过,我想的是,国家培养我完成了大学学业,现在是改革开放初期,单位机床、工具、液压、磨床等进出口任务很繁重,需要大量翻译人员。 经过慎重考虑,我拒绝了外单位的高薪聘用,决定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做好进出口翻译工作。1992年,我退休后因单位工作需要又继续留用了10年。之后,我又改为在家继续工作,碰到单位有急件需要翻译,我都不计报酬提供力所能及的协助。单位的年轻翻译人员也经常上家里来求教工作,我都一一帮助解决。一直到2010年,78岁的我,才算是真正“退休”。(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曹飞 整理 ) (文内图由受访者提供;感谢梁云辉妻子韩英女士)

世界十冠王,中国女排 “牛”

和平日报.9月29日,2019年女排世界杯,昨天结束了一场焦点之战,中国女排VS塞尔维亚女排,最终,中国女排毫无悬念地以3:0击败了塞尔维亚女排,豪取女排世界杯10连胜,提前一轮拿下世界杯冠军,如愿实现世界杯卫冕冠军成功。在此,也是恭喜中国女排,恭喜郎平指导收获此佳绩。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女排此番夺冠,已经是第五次夺取女排世界杯冠军,成为世界杯夺冠最多的球队,创造了世界杯新的历史。同时, 这也是中国女排在女排世界杯、奥运会、女排世锦赛,世界三大赛事上第10次夺冠,10连胜,第10冠,大家也是关给中国女排“十全十美”的美好祝福。 随着中国女排提前一轮夺冠,各大媒体也是纷纷表示祝贺,人民日报也是给了中国女排点赞一个“牛”字,非常贴切道出了中国女排的表现,在本届世界杯,中国女排所向披靡,战无不胜,攻无不克,连续取得10连胜,成为本届世界杯唯一一 支保持全胜的球队,中国女排完全配得上这个“牛”字,是真的很牛。 在大家欢庆中国女排夺冠这美好之事时,中国女排主教练郎平却是非常淡定,并没有过多的喜悦,而是依旧如往常,对此,郎平指导表示“首选,(这个系列)比赛还没有结束,我不想庆祝的太早。其次,最近我们赢得太多了,多少有些习以为常了。”从郎平指导这番话来看,也说明了中国女排为何会成功,一是球队对比赛的专注,不管任何时候,比赛还没有结束,最为重要的就是专注于比赛。二是,球队自信心十分足,赢球已经是一种常态,球队有一种必胜的信念。 不过,面对塞尔维亚主教练弗拉迪萨夫列夫称全部主力会赢下这场比赛,郎平指导却是进行了有力的回击,“当两个强手在赛场上相遇时,最重要的要看球队临场发挥,而不能坐在这里来判断。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学运算,不是一加一等于几的问题。在比赛场上不是强者永远战胜弱者,也有弱者战胜强者的比赛例子。” 可以说,郎平指导的这番话回答得十分有力,又是很得体,充满了睿智,一个球队取得胜利,纸面上实力只是一个方面,临场发挥才是关键,一支实力弱的球队发挥好了同样能战胜实力强的球队。这话也体现在中国女排敢于拼搏,永不言败的精神。(体育网)

“拓荒者”王文教:带领中国羽球走向辉煌 无愧“人民楷模”称号

和平日报, 9月29日,“我回国后与当时的全国冠军交手,打了他个15:0、15:6。”被誉为新中国羽毛球事业“拓荒者”的王文教回忆道。差距如此悬殊,深深震撼了他,这促使当时年仅20岁的他下定决心离开印尼,回到祖国,为振兴祖国的羽毛球事业贡献力量。 当今的国际羽坛,中国队乃名副其实的主角。可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我国的羽毛球水平也处于起步阶段。祖籍福建南安的王文教1933年出生于印尼索罗,上世纪50年代初是印尼家喻户晓的羽毛球明星。1953年,王文教随印尼体育观摩团参加了在天津举办的全国四项球类运动会,正是这次比赛,让他意识到了中国羽球与世界顶尖水平的巨大差距。 运动会结束后,王文教又随团赴沈阳、上海等多地参观,看到祖国上下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离开印尼、回归祖国的想法也悄悄地在他的心里生根、发芽。 可这又谈何容易!回国,意味着不仅要放弃优渥的生活条件和已经取得的荣誉地位,而且要与生活在印尼的亲人们分别。“我妈妈不同意,她说,你要回去受苦。我跟她讲现在有变化,新中国跟旧中国不一样,我母亲不信,结果我还是要回来。” 1954年,王文教不顾印尼方面的阻拦和家人的反对,与搭档陈福寿等华侨青年一起,踏上了归国的旅程。为此,他们毅然签下了“永不回印尼”的保证书。 这一决定,不仅改变了王文教的命运,也让中国羽毛球迎来了加速发展的春天。 回国之后,国家体委以王文教、陈福寿等为主,在中央体育学院成立羽毛球班,王文教担任教练和队长。训练设施的不足和物质匮乏,起初让王文教有些不适应。当时北京没有合适的场地,他就带着队员们在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礼堂里训练。由于营养不够,王文教的腿部出现了浮肿。 “回来的时候需要粮票,没有粮票买不到东西。后来我妈妈知道我出现了浮肿,就寄了好多吃的给我。”王文教说,“当时我一回来,有6个月试用期,试用期间只有17块人民币,伙食费还要交9块,只剩下8块钱,后来我的自行车也都卖掉了。但这不算什么,因为我感觉年轻人怎么样都行,因为体育可以锻炼一个人的意志品质。” 1956年11月,福建省成立了我国第一支省级羽毛球队,随后上海、广东、天津、湖南、湖北等相继建队。两年后,随着中国羽毛球协会在武汉正式成立,全国已有20多个省、市成立羽毛球队。这些集训队伍均以王文教和陈福寿合写的有关羽毛球训练方法(后结集成书,名为《羽毛球》)为指导刻苦训练。在此期间,全国性比赛也开始密集举行。 王文教等人带回的先进打法和理念,犹如一颗“火种”呈燎原之势,使羽毛球运动得到迅速推广和普及,运动员技战术水平也有了明显提高。 从上世纪60年代初开始,伤病缠身的王文教逐渐淡出比赛,专心当教练。王文教曾因为“海外背景”受到冲击,被下放到农村“改造”。直到1972年初,王文教从农村被调回北京,负责组建新的国家队。王文教重新回到钟爱的羽球世界,将国家队总教练的重担义无反顾地扛在肩上。 执教二十余载,王文教培养出一大批羽球人才:杨阳、赵剑华、李永波、田秉毅……可谓桃李满天下。在其执教期内,中国羽毛球队一共获得56个单打世界冠军和9个团体世界冠军。在这众多冠军中,让王文教印象最为深刻的是1982年率队参加在英国举行的汤姆斯杯,那也是1981年中国加入国际羽联后首次参加该项赛事。 “当时的决赛,我们第一天1:3落后印尼,第二天打他们4:1,总比分5:4反败为胜。当时很自豪,感觉到我们能够为祖国争光,很不容易,而且当时是英国女王给我们发奖,就觉得中国人非常了不起。” 两年后,中国女队又首次在尤伯杯中折桂,并由此开启了五连冠的征程。 毫不夸张地说,王文教,就是中国羽毛球走向辉煌的奠基人,而“人民楷模”的称号正是对其几十年来心怀祖国、辛勤付出的最好褒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