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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日报, 2023年8月8日, 巴中六八年届暨168联谊会校友于2023年8月4-5日举行雅加达至万隆短距离两日一夜游，40位校友于8月4日凌晨五时半在北多瑶慈育学校前面集合，六点正同乘一辆豪华旅游车出发，路经芝巴里高速公路直赴万隆奔去。这次旅游，参加的校友其中有郭桂和主席偕夫人陈丽珍，施祖邦偕夫人何美萍，徐月珍，徐国忠，廖芝万，郭杏英，阙美云，何伟舜，黄顺华，李彩能，温俏娟，张亦杰，何秀兰，何志基，李顺兴，江彩贞，廖香梅，廖芬辉等。 行了大约四个小时的路程，十点左右旅游车已经到达了万隆市区，午餐时间到了，我们在PANDANWANGI餐馆享吃午餐，餐后先到PRIMARASA给家里人买万隆特产面包糕点等。后才到SARAE HILLS公园测试自己的胆量，路过铁框建成的能看到下面的摇摆铁桥，胆小的校友硬拉他也不敢过，只有返回入口处。由SARAEHILLS公园出来后我们直接到DAGOBAKERY听听唱歌喝饮料休息，至信傍晚才离开到皇后大酒楼解决晚餐，晚餐后我们下榻于郭桂和主席创办的位于SOEKARNO HATTA 的GRAND CORDELA大酒店，酒店工作人员得知酒店董事长要来，以高规格迎接旅游团的到来，大家都占了郭桂和主席的光。 第二天，用过早餐后，我们到连旺（LEMBANG）的MINIMANIA迷你公园，顾名思义，这里大多数是缩小的世界著名的建筑物，如中国故宫、巴黎铁塔、埃及金字塔等等，可惜规模不大。 中午用过印尼菜肴填饱肚子后，三点钟，我们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告别美丽的万隆山城，踏上返家的路程，到达雅加达时，已经是万家灯火。祝愿大家身体健健康康，下次能够再次一起到更远的旅游胜地旅游。 ( 雨林编辑, 来源: 国际日报 /廖芝万报道、摄影 ）

和平日报，2023年8月11日，来自印尼各地的数百名选手参加2023年第一届“郑和杯”全国乒乓球锦标赛。泗水郑和基金会(YHMCHI)在东爪哇运动场 Dispora 乒乓球体育馆，于7月28日至8月1日举办 2023 年第一届“郑和杯”全国乒乓球公开锦标赛。有来自印尼各地的数百名选手参加。 此次活动由 金锋 集团总裁林文光、第VBrawijaya军区少将FaridMakruf, M.A和东爪哇地区警察长ToniHarmanto.MH，于7月28日共同主持开幕。 会上，林文光致词表示，他非常感谢泗水郑和清真寺和基金会的创始人柳民源（BambangSujanto)积极组织社交和体育活动。 他说，“在数10年前，我得了中风。从那时起，我每天都勤奋地打乒乓球。因此，我全力支持运动员们勤奋参加本次锦标赛。” 郑和基金会监事会兼“郑和杯”2023乒乓球锦标赛筹委SutionoAdiTjandra表示，本次活动共有521名选手参加，其中包括233名成员和288名公众人士。 他说，“选手来自印尼各个地区，如泗水、雅加达、三宝垄、万隆、梭罗、东加里曼丹、西巴布亚、NTT、南苏拉威西、马都拉、楠榜、登巴萨、廖内、库杜斯、谏义里、望加锡、南加里曼丹。” 同时，郑和基金会负责 人 Abdullah Nurawi 表示，参加此次活动的参与者年龄在17岁至70岁之间。 他说，“我们希望这项国家级别的乒乓球赛事最终能够成为世界级别的赛事。同时，这里也是年轻乒乓球爱好者取得成就的平台。” 他还感谢东爪哇省政府、第 V 军区（VBrawi-jaya）、东爪哇地区警察局长、金锋集团总裁林文光、所有捐助者、参赛运动员、委员会和各方，感谢他们积极举筹办“郑和杯”乒乓球锦标赛。 与此同时，东爪哇省行政助理、地区秘书艾哈迈德·贾祖利表示，东爪哇省省长科菲法全力支持“郑和杯”2023年第一届乒乓球锦标赛。 中国驻泗水总领事徐永还积极支持“郑和杯”乒乓球锦标赛的所有参赛者。 徐永说，“乒乓球是一项非常受欢迎的全民运动。看到参加本次比赛的参与者人数确实令人鼓舞。我希望参赛者能够以体育的方式进行比赛。希望‘郑和杯’第一届乒乓球锦标赛能够顺利进行并取得成功。” 国会第11委员会委员IndahKunnia议员 也以祝贺本次参赛者以大度量精神进行比赛。 揭幕仪式上有舞狮、郑和合唱团以及印尼DUTA太极的表演，为活动拉开帷幕增添氛围。随后，组委会还为多位贵宾颁发了奖牌。 (雨林编辑，来源: 国际日报@Ntotze/Hk)

和平日报，2023年8月11日，广西民族大学相思湖学院印尼文系大学生上周四（8月3日）拜访特里莎克蒂（Trisakti）旅游学院进行考察。 广西民族大学相思湖学院大学生们来访特里莎克蒂旅游学院，是为了缔结友好关系和探讨合作。 总共有十三名男女大学生在讲师的带领下，受到旅游系主任阿姆鲁拉（Drs.Amrullah,SH.,M.Hum., M.Sc.Par）讲师的欢迎。 他在致辞中希望广西民族大学相思湖学院的大学生们能够获得更多的知识、经验并能够活学活用印尼文。 广西民族大学相思湖学院国际部人员 Lu Yu Tong先生对特里莎克蒂旅游学院致以谢意，因为大学生们有机会参观特里莎克蒂旅游学院校园，并希望大学生们能够更加勇敢地与印尼母语人士交谈。 此外，这次会晤有望能加强双方之间的关系。 市场营销统筹员伊凡（IvanPrasetya,M.Par）表示，特里莎克蒂旅游学院是文教部版本中首屈一指的最佳旅游校园，与国外多家校园有许多的国际合作。 为了介绍印尼咖啡，特里莎克蒂旅游学院举办咖啡座谈会，由2023年世界学者杯金奖获得者罗比亚杜尔（RobiatulAdawiyah、SST.Par.、M.Par）和阿迪雅（AthiyaAzzahra）主持座谈会。 在这场合中，特里莎克蒂旅游学院邀请广西民族大学相思湖学院大学生参观雅加达老城区。 他们兴致勃勃地在Fatahillah博物馆学习印尼历史，也品尝雅加达风味食品烤焦蛋。广西民族大学相思湖学院大学生们的活动，以参观莎丽娜购物中心购买印尼纪念品而落幕。 （雨林编辑，来源: 国际日报/Kris）

和平日报,2023年8月14日 , “巴城如果没有华侨，几乎不可能存在。但这些开发雅加达的华侨，却在1740年遭到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某位历史学家 这位历史学家所说的巴城即巴达维亚，也就是印度尼西亚的首都雅加达。15世纪到17世纪，欧洲各国的船队开始出现在世界各地的茫茫大海上，寻找新的贸易路线和贸易伙伴，以发展欧洲新生的资本主义。 16世纪的时候，葡萄牙人找到了一块理想的香料种植基地——东南亚的印度尼西亚。当时，还没有“印度尼西亚”这个国家，如同如今的印度一样，只是一个地理概念，“印尼”被各个岛屿的酋长和封建王公所控制。 印度尼西亚是东南亚的群岛国，它横贯赤道,领土有190多万平方千米，人口1400万。论面积，居亚洲第4位，论人口.居亚洲第5位，可是,它的岛屿数却名列世界前茅，达13667个，素有“千岛之国”的称号。实际上，它是名符其实的“万岛之国”！仅国内的千岛县，一个县就有岛屿1千多个。廖内县则更多，达2500个。 1511年，葡萄牙人开始对印尼实现殖民统治，除了香料贸易，还将美洲和非洲的许多农作物引入到印尼，印尼逐渐有了许多香料、玉米、烟草、甘薯、可可、甘蔗等种植园。15世纪的时候，正值中国的明朝正德年间，也就是明孝宗朱厚照在位期间，西方的工业革命（18世纪60年代）还未开始，种植园的劳作需要大量的劳动力。 后来，西班牙人也来到了东南亚，再后来，大约是在1641年（明朝1644年灭亡），崛起的荷兰人也来到了东南亚，这几个早期崛起的海权国家为争夺殖民地，大打出手，最终荷兰人胜出，从葡萄牙人手中夺取了马六甲海峡，建起了巴达维亚城，还赶跑了西班牙人，在印尼确立了殖民霸权。 无论是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还是荷兰人，想要经营种植园经济，都面临着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劳动力。 西方人也曾用过多种办法解决，比如，从本土抓捕土著奴隶，但是印尼是岛国，人烟稀少，加上文明落后，民智未开，实在是难以满足需求；另外，西方人鼓励本国人移民东南亚，共同开发东南亚，一起发财，然而，很多西方普通人根本不愿意不远万里冒险发财，况且，到种植园打工又不是“白领”，毫无吸引力。 无奈之下，西方人，尤其是荷兰人（荷兰人确立殖民霸权的时候，正值明朝末年，国力渐衰，人民生活苦不堪言）将目光瞄准了中国人。中国人吃苦耐劳、勤俭朴实，距离东南亚又很近，于是，荷兰人制定了“优厚”的待遇和政策，甚至采取绑架、坑蒙拐骗的手段“引诱”大量的中国人到东南亚从事苦劳力。 公元1682年的时候，巴达维亚城的华人有3101人，大部分都是福建人和广东人。第一代华人初到东南亚的时候，过着比东南亚土著还要悲惨的生活，主要从事工匠、饮食、制糖、酿酒零售、甘蔗种植等行业的底层工作。 但是，华人们有着非常明显的优点：不甘平庸，奋斗不止！他们从苦力或者街头小贩做起，一点点熬起来，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积累财富，获得地位。一名荷兰作家曾在作品中这样描述巴达维亚的华人。 这里街头有几毛钱一碗的华侨扁担小食，不卫生，食后容易消化不良及腹泻。当然，多少年来，华人就是靠这些廉价食物填饱肚子的。 到了18世纪初期，巴达维亚城发展成拥有十几万人的大城市，华人约有2万人，并且经过多年的发展，华人们在各行各业的经济实力逐渐开始超越荷兰人。这些让荷兰人深感恐慌，害怕再发展下去会威胁到他们的统治地位，于是，开始出台各种政策限制华人在当地的发展。从1690年开始，荷兰殖民当局开始限制华人移民印尼，1727年，荷兰殖民当局干脆出台法律条文： “凡是10年到12年内居住在巴达维亚的华人，没有申请到当局颁发的居留许可证的，一概遣送出境。” 中国人也知道，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面对这样不公正的法律条文，华人们也忍了，大多数华人按照规定去办理了居留许可证。荷兰人见华人们“逆来顺受”，也就得寸进尺，1736年，荷兰人制定了更加苛刻的政策： “只有被当局认为有用的华人才能留下，其他人都要被遣返。” 这就比较扯淡了，“有用没用”不都是荷兰人说了算，荷兰人其实是比较奸诈的，是想采用“温水煮青蛙”的策略，逐渐消除华人在东南亚的经济影响力。 当时华人在巴达维亚城通过多年的努力，华人们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也不太在乎居留问题。荷兰人即使如此无耻，华人们还是认了，他们开始离开巴达维亚，返回国内。 荷兰人看到华人们携带着大量的财物离开，荷兰人极为不满，他们开始使用流氓手段对付华人。荷兰人利用极少数华人“盗匪”做文章，将打击面扩展到所有华人，当时的华人大多数都穿着黑衣黑裤，荷兰殖民当局下达了一个粗暴的命令： 凡是黑衣黑裤的人，一律抓捕。 1740年7月25日， 荷兰殖民当局通过一项决议：“凡是可疑的华侨，一律逮捕审定，即使有居留许可证也不例外……” 随后，针对华人的逮捕开始了，大量的华人被捕，财产被没收，青壮年被押赴斯里兰的种植园、矿场等地做苦力，运输的途中，不少华人因为各种原因被活着扔进大海，葬身鱼腹。 一时间，巴达维亚城的监狱人满为患，关押着大量的华人，等待着不可知的未来！士可杀不可辱，这纯粹就是侮辱人！一部分华人实在是咽不下这口气，他们逃离巴达维亚城，联合起来，准备起义，推举黄班为首领，用武力解救城内的同胞。 然而，起义队伍里出现了一个叫林楚的内奸，林楚向荷兰殖民当局报告了大家的起义计划。荷兰殖民当局害怕城内的华人会和起义队伍里应外合，于是谋划了一场大屠杀行动。 他们在10月8日向城内的华人下令： “夜间一律闭门静坐，不准点灯，不准外出，交出包括小刀、剪刀、菜刀等一切利器。” 华人们不知是计，按照规定交出利器，静坐家中等待。9日晚，荷兰殖民当局派出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全部职员及武装力量，全副武装挨家挨户进行盘查，侦查情况，做好标记！ 荷兰东印度公司：1602年荷兰建立的具有国家职能、向东方进行殖民掠夺和垄断东方贸易的商业公司。荷文原文为Vereenig 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简称VOC，中文全文应译为联合东印度公司。其公司的标帜以V串连O和C，上方的A为阿姆斯特丹的缩写。荷兰东印度公司是第一个可以自组佣兵、发行货币，也是第一个股份有限公司，并被获准与其他国家订立正式条约，并对该地实行殖民与统治的权力。 10月10日，荷兰殖民当局下达屠杀令：“城内华人不分男女老幼，格杀勿论！” 荷兰人联合土著居民迅速行动起来，他们手持各式武器进入华人家里，见人就杀，手段残忍——枪杀、斧劈、断肢、火烧、活埋、凌迟、溺毙等各种虐杀。屋内华人赶尽杀绝后，暴徒们焚烧房屋，抢掠财物，奸淫妇女，无恶不作，屠杀持续了整整4天，华侨们的鲜血将流经巴达维亚城的一条小溪的溪水染红，史称“红溪惨案”。 荷兰殖民当局（也是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总督Adriaan Valckenier还不放心，干脆一不做二不休，下令将医馆和医院内的伤病华人全部拖到街上，用棍棒打死，并处决了监狱里关押的全部华人，这又持续了3天，仅仅焚烧华侨房屋的大火就烧了整整3天。 一周的时间，1万多名华侨被屠杀。城外的华人起义者却不知情，依然按照原计划攻击巴达维亚城，偷袭变成了硬攻，自然是以失败告终。 “红溪惨案”的惨烈程度震惊世人，遭到全世界各国的一致谴责，荷兰更是惶恐不安。1661年，郑成功亲率两万五千人东征台湾，结束了荷兰殖民政权在台湾38年的殖民统治。荷兰人对那场失败记忆犹新，更何况当时清朝号称“天朝上国”，综合国力在全世界首屈一指。他们害怕大清王朝采取报复行为，彻底动摇荷兰在印尼的殖民统治。 于是，荷兰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派使者带着众多礼物以及一封国王亲笔信赶赴中国，当面“赔礼请罪”。二是将“红溪惨案”的罪魁祸首荷兰殖民当局（也是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总督Adriaan Valckenier逮捕下狱，等候发落。 没想到，全世界人民，尤其是荷兰人想多了。“红溪惨案”的传播速度远远超过荷兰使者的步伐，清朝朝廷早就知道了消息。 福建总督策楞第一时间将惨案情况告知乾隆皇帝时，乾隆皇帝勃然大骂，破口大骂，不过骂得不是荷兰人，而是华侨。 据史料记载，乾隆皇帝竟然说出了这样的话： “自弃王化，系彼地土生，实与番民无异。” “天朝弃民，不惜背祖宗庐墓，出洋谋利的人，朝廷概不闻问。” “内陆违旨不听召回，甘心久住之辈，在天朝本应正法之人，其在外洋生事被害，孽由自取。” 总结起来，乾隆皇帝的观点就是：“事属可伤，实则孽由自作。（华侨）与番民无异，朝廷概不闻问。”这话竟然能从一国之君的嘴中说出来，实在是令人费解。我觉得大概是以下四个原因导致的： 一是清朝奉行闭关锁国的国策，严令禁止百姓出海，以防滋事生乱。 我们都知道，清朝是封建王朝中王权最大的朝代，皇帝绝对是说一不二的。有百姓违抗朝廷法令跑到海外“谋生”，有损皇帝尊严，乾隆皇帝自然是心生反感。 二是华侨在海外经商损害皇家利益 ，清朝闭关锁国，不准百姓出海从事贸易，但是清朝海贸并不是完全禁止的，主要由皇家和几大红顶商人垄断，当时大清的海外贸易中，南洋占了90%。乾隆皇帝为了显示恩泽洋溢四海之意，能与荷兰人继续贸易，干脆牺牲华侨的利益，一举两得。…

和平日报,2023年8月14日 , 一张长二米多镶在铁与玻璃镜框内的相片,相名也逾近50字。“毛泽东主席、朱德副主席及周恩来总理与华侨回国观光团港澳各界同胞观光团合影1956年10月4日于北京中南海”。此相珍贵之处不仅在于相片的历史,更在于该相片主人的爱国情怀,以及这张相片随着它的主人游走奔波的历程。 相片的主人是印尼棉兰华侨王耀南先生( 1925—2014)。相中左边坐者左起第19人便是王耀南先生,当年他年仅31岁。同一批印尼华侨观光团团员中还有陈灼瑞先生(陈进强先生的父亲)、黄赛凤女士(陈黎明先生的母亲)、梁夙初先生、陈于胜先生、郑曼如先生、黎瑞格先生等等多人。王耀南先生在他们当中算是年轻的一位了。 王耀南先生出生于广东汕头,10岁时由亲人带他来到印尼和父亲团聚。当时他年纪尚小就开始工作挣钱。 其收入除了资助乡间还自付学费念书。中学曾就读于印尼棉兰棉华中学,是该校的第一组(届)学生。为了自学电工要看懂英文名词,他还间中上夜校学习英文。刻苦耐劳的他从年青时代起就投入了社会工作,并积极参与当地的华侨教育和福利事业。 棉华中学在后来的筹建新校舍时,他积极去商界募捐并参与工作。1955年崇文中学筹建时,他是校董会成员之一。当年崇文建校的地还是他亲自去找到,经校董会同意后,又是他一手去办理购地和申请建校手续的。 1956年,王耀南先生获邀回国参加建国七周年国庆活动。国家领导人与来京的海外华侨及港澳同胞全体观光团见面并留下了这珍贵的照片。从那时候开始,这张相片就与他如影相随。在风起云 涌的半个多世纪中,特别是在1965年印尼发生军事政变后,他冒着很大的风险藏着这张相。后来随着他全家由棉兰迁居雅加达、新加坡。 这张相片就一直跟着他移居两国三城。他晚年时决定定居广州,这张相才终于安全地回到了祖国。从此,这张相片不用在藏藏掖掖,而是可以堂而皇之地挂在他的客厅里让客人观看。我也是在那个时候才知道了这张相的不寻常经历。他的孩子们说,没听过爸爸说这相片的故事,但知道这是爸爸的一个珍贵宝贝,我们不敢随意碰触,生怕弄坏了这宝贝。 这张相得以完好无缺地保存至今体现了王耀南先生源远根深的爱国情愫,因此就藉了古诗人庾信的《征调曲》中的两句“水波澜者源必远,树扶疏者根必深”作为文题。也藉此文纪念我们敬爱的王耀南先生。 2014年王耀南先生逝世后,他的四位子女决定把这张相赠给我这位他们的“哥哥”。我当时接到这个珍贵遗物的时候就开始在思索,如何安置这个不寻常的遗产才是它最好的归宿? 终于,我找到了。我决定把它转送给陈进　强先生吧。陈进强先生的爸爸、叔母也都是当年的观光团成员。除此之外,他承继了父母的遗志,对祖国对乡土的热爱和贡献是有目共睹的。他答应我说他一定会非常珍重地把这张相安放在龙岩的家乡,让这著名的侨乡人民可以世世代代缅怀那些爱国爱乡的华侨先辈们。我想,如果王耀南先生泉下有知的话，也一定会支持我和陈进强先生的这一决定和安排的。因为这最能体现他的遗愿了! 藉此机会感谢王耀南先生的子女:丽英、玉英、志雄、莺英。还有他的大媳妇冰莹。感谢他(她)们对我的信任和嘱托。 　写于 2023 年 4 月 15 日 （雨林编辑， 来源： 国际日报）

和平日报,2023年8月14日 , 　抗战期间，海外华侨华人和祖国人民团结一致，同仇敌忾，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积极支援祖国，有的甚至回国参战，献出了宝贵生命，为胜利作出了卓越贡献 “如果不是为了支援抗战，谁愿意把自己刚出生40天的儿子卖掉呢？”70多年过去了，回忆起那段往事，82岁的郑社心仍有掩饰不住的激动。郑社心是新加坡著名华侨郑潮炯次子，他向本报记者讲述了父亲郑潮炯“卖子救国”、支援抗战的故事。 郑潮炯1904年出生于广东江门，年轻时随父亲到东南亚打拼。他们辗转来到北婆罗洲（今马来西亚沙巴州）的城市山打根，以做小贩为生，勉强维持生计。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国国内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郑潮炯听说故乡抗战需要东南亚华侨的支援，就毅然下定为民族出力的决心。在华侨团体的帮助下，郑潮炯背起行囊，挂起义旗，凭着两条腿，每天从早到晚，用义卖瓜子的形式，到南洋各地筹款。起自山打根，途经北婆罗洲、砂拉越、新加坡终到马来半岛等地的千里路途上，留下了这位爱国华侨的孜孜身影。1937年至1941年，他跑遍了南洋的戏院、茶楼、商场、码头、车站，共募集捐款达18万元，并悉数捐给陈嘉庚领导的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在一顿饭只要一两角钱的年代，这可是一笔巨款！”郑社心说。 “没有国，哪有家”“国亡了，家也散了”是郑潮炯最常对郑社心说的话。 1940年，日军进攻郑潮炯的家乡江门新会，一进村便放火焚烧民居。郑潮炯的父亲被日本兵残忍杀害。噩耗传来，郑潮炯悲愤欲绝。大悲过后，他砥砺报国之志，带着杀父之仇，又一次投入到抗日救亡的工作中。 当年，郑潮炯的夫人怀上了第四个孩子郑社义。一天晚上，郑潮炯以沉重的心情对妻子说，为了支持抗战，不管今后生出来是男是女，他都已经决定把这个孩子卖给别人，换来的钱不是要落入自己的口袋，而是要全部捐给国家，用来买子弹打侵略者。“为挽救祖国，多出一份力。”听了丈夫的话，郑夫人泪流不止。最终，她晓明大义，决定支持丈夫的选择。她在晚年回忆起这段历史时曾感慨地说：“他已经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了救祖国、救民族的伟大事业，我又怎么可以忍心不支持呢？国亡了，哪还有什么家可言呢？” 郑潮炯真的做到了。四子社义刚出生40天，就被郑潮炯以80元的价格“卖”给了赵姓华侨商人，这笔钱也被直接捐到了筹赈会。郑潮炯的爱国大义，不仅为妻子所理解，更为当地的华侨华人所称赞。“卖子救国”的壮举轰动了东南亚的华人社会，也鼓励了更多东南亚华侨踊跃为抗战捐款。 1941年，东南亚战事吃紧，郑潮炯在新加坡的人身安全也面临着很大危险。在抗日人士的帮助下，郑潮炯辗转躲藏，甚至连郑夫人都不知道丈夫到底在哪里。郑夫人带着年幼的孩子，跟着逃难的人流一起，从山打根来到新加坡寻找丈夫。当年9月15日，母子一行抵达新加坡，被抗日人士安排住到旅社，第二天，郑潮炯与他们匆匆会面后便再次消失。 不久后，新加坡沦陷，风声紧时，郑潮炯就躲在新加坡双林寺，幸能得到僧人庇护；风声过后，他就跑回家里躲起来。“那段漫长日子里，我每天挑着担子走街串巷卖蔬果、油、豆浆和糖饼。丈夫在家煮饭、照料小孩……日本军国主义统治下的生活简直度日如年。”郑夫人晚年回忆时，仍心存余悸。 抗战结束后，郑潮炯曾多次寻找社义的下落。新中国成立后，他致信周恩来总理请求帮助。周总理将这封信转到广东省有关部门，后在广东侨联的帮助下，1969年，郑潮炯终于见到了阔别20余年的亲生骨肉。郑社心说，他们兄弟姐妹的名字都包含了父亲的殷切期望，例如“社心”意为关心社会，“社义”取自社会正义，社义的孩子也取名为卫国、国强等，浓浓爱国情怀融入其中。 2004年至2007年，郑社心将卖子契约等20件“卖子救国”的珍贵文物捐赠给江门五邑华侨华人博物馆，“这也算是帮父亲叶落归根”，郑社心说。 （雨林编辑，来源：人民网驻泰国记者 张志文 ）

和平日报,2023年8月14日 , 65岁台湾资深媒体人陈文茜近年饱受病魔摧残，2019年确诊肺腺癌，2022年加装人工血管，被诊断可能只剩五年寿命，今年又罹患三重病——败血症、脑部疾病以及蜂窝性组织炎，长期饱受病魔折磨。她经常在社媒发文记录自己对抗病痛的过程，有时情绪陷入低潮，苦叹“生不如死”，却竟遭酸民攻击：“一直号称自己要死了，却一直没有死。 ”面对冷血留言，陈文茜以高EQ回应：“抱歉，我活下来，让你失望了。”引来许多粉丝鼓掌。最近推出新书《晚安，我的生命》的陈文茜，曾发文感叹自己几乎每天生不如死，没有一天是睡得安稳的，总是在疼痛中醒来。她受病痛折磨，有苦难言，更曾被医院告知仅有1%机率痊愈，但她并未放弃求生。也因为获得医生及好友们的援手，她才能一次次挺过痛苦，坚强逃过难关。不仅如此，她还坚持每天完成工作，即使疾病缠身，仍想通过工作感受到自己存在的意义。 她日前在社媒分享说，政治人好友施明德的太太陈嘉君已细心照料她两年，日前告诉她，有网民在脸书上留言：“台湾有两个女人，一直号称自己要死了，却一直没有死！”暗指其中一人就是陈文茜。气得陈嘉君直接在那人的脸书留言反击：“你知道她度过多少次危险？靠机伶、运气和即时的医疗度过吗？” 反而陈文茜始终心平气和，说“活着是我的事”，自己若有机会遇到那个网民，会向她道歉：“抱歉，我活下来，让你失望了。”说完随即分享多张欧洲庄园美照，写“继续我的纯情欧洲庄园梦”，似乎已把恶毒留言抛到脑后。 ( 雨林编辑,来源 : 联合早报）

和平日报,2023年8月15日 , 1938年6月17日，美国旧金山，近半市民汇聚在唐人街，参加一场声势浩大的支援中国抗战的筹款活动。人群中，一名男子肩挑一对竹箩筐，筐里坐着两名孩童，一边走着，一边用舞台语言表演着日本侵略者如何屠杀中国老百姓，难民们又是如何躲避纷飞战火。 他就是上世纪名震海内外的粤剧名角、武打明星关德兴，当时，他正与一批爱国侨领一同掀起著名的“一碗饭运动”，为正处于抗日战争中的中国筹集善款，赈济同胞。 1938年6月26日出版的美国《旧金山纪事报》这样记载那一天：“是日前往（旧金山）唐人街的参加者，不下20万人，各处通衢，人山人海，拥挤不堪，各项车辆均无法通行，警察亦束手无策，多数出口轮船，亦因之临时延期驶出。一日之中，共募得近5万美元。” 事实上，这场由美国医药援华会和中国平民救济协会等旅美华侨团体领导的“一碗饭运动”并不只局限于旧金山，还在全美多个城市产生了联动效应，据估计，参加者超过了百万。譬如，在纽约，约3万人聚集在唐人街参与筹款宣传，不少当地的华人餐馆和杂货店等纷纷举行义卖。各地华侨们都效仿关德兴等人的表演，扮成难民模样，手里拿着空碗，高声喊着“多买一碗饭、多救一条命”的口号。 仅仅6月17日这一天，“一碗饭运动”就募得了大约100万美元的善款。 78岁的关汉英是关德兴的长女，她在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圣何塞市的家中，有些激动地对本报记者说，“父亲晚年认为人生最有意义的一件事，就是曾经参与了‘一碗饭运动’，为国家和民族作出些许贡献。他总是念叨，‘无国就无家’。” 据关汉英老人介绍，关德兴出生于广东开平，少时习得武功，后跟随戏班子学艺，再后来到香港唱戏、演电影，红极一时。早在1932年，他就在旧金山主演了中国演员在美国拍摄的首部有声电影《歌女情潮》。“七七事变”后，关德兴在香港掀起艺人抗日浪潮，并曾筹款购买7架飞机用于抗战。抗日巾帼何香凝赠予他八个字：“爱国艺人，涓滴归公”。 1938年，关德兴身处旧金山，却心系祖国。他与当地侨领组建了“三藩市救国总会”，一边募集抗战资金，一边通过各种形式的抗日宣传，唤起华侨甚至是美国民众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同情和关注。 最初他们发起“一碗饭运动”，是受到了典故“漂母与韩信”的启发，希望用发售餐券的形式来募款，即每一名捐助者可凭餐券到指定餐厅吃一碗炒饭，去除炒饭成本以外的饭钱则全部用于支援抗战。后来，各地筹款活动越来越多，形式丰富多样，包括认购纪念章、登台义演、时装表演等，只要能唤起一些西方人对中国人民的同情，使他们声援甚至支持中国的抗战，就达到了目的。 关德兴在一本自传中这样写道，“每一条标语都是用血红的字迹写的，中英对照，如‘我要向国际人士控诉日本皇军’‘我们都是无辜的受害者，请国际人士主持公道’，当时的欧美人士当然也看得明白……当年我也不知道自己何来那一股蛮劲，竟然可以担起一对小童，手里还抱住另一个，足足行了几条街……宣传队到处巡行，每队用一辆大货车载着一只大饭碗，目的就是提醒侨胞们响应‘一碗饭运动’。” 书中还描述了这样一个细节：为了吸引更多民众捐款，关德兴拿出了自己心爱的一把巨弓，摆起擂台，声称谁能拉开此弓，捐款随意，若是拉不开，每人必须捐款十美元。结果，短短三小时内，捐款箱里就有了三四百美元。值得一提的是，捐款人当中不乏美国当地民众。组织方之一的美国医药援华会曾表示，“一碗饭运动”表明了“美国民众助华，既非如市侩之流，专以利益交换为前提；亦无炫示富贵之心理，而使受者有耿耿不安之感焉”。 “一碗饭运动”在美国兴起后，其呼声逐渐传到了哈瓦那、伦敦、香港等地，“一碗饭”最终成为了一种精神、一种凝聚力，也构成了中国抗日战场国际战线的重要部分。 （雨林编辑， 来源：人民网驻美国记者 廖政军 ）

和平日报，2023年8月15日，值此印尼独立78周年之际，文远书画苑于2023年8月13日特别举办了“为先进印尼继续前进”庆祝印尼独立 78周年挥毫活动。师生们积极参与，用毛笔挥洒墨汁，创作出一幅幅富有创意和独特风格的作品，表达各自浓浓的爱国情怀。 吴瑞璋理事主持了当天活动，杨猛老师、魏新进老师为学员们提供现场指导。欧阳文植理事长也为师生们准备了美味的叉烧饭和香浓的咖啡，让大家在艺术创作的同时，也能品尝美食，享受愉悦的时光。 欧阳理事长表示，此次挥毫活动的目的是为了庆祝印尼独立78周年，为印尼独立78周年庆典增添一抹独特的艺术色彩。同时也希望通过本次书法艺术交流，加深文远师生之间的相互了解，增进师生之间的友谊。 随着大流行病的结束，文远书画苑也将重新开展线下教学活动，为全体师生带来了更多交流和学习的机会。杨猛老师将继续担任文远书画苑书法和国画的教学工作，为学员们传授书画艺术技能和中华传统文化知识。文远书画苑将继续举办多样化的文化活动，为师生们创造更多交流和学习的机会，共同促进中国书画艺术在印尼的传承与发展。 （雨林编辑，来源:国际日报/杨啸）

和平日报,2023年8月14日 ,东万津悲剧是 1944 年 6 月 28 日在西加里曼丹发生的一场大规模屠杀。 这一事件被称为“血腥的悲剧”，即日本帝国海军士兵进行的无民族和种族界限的屠杀。 6 月 28 日是西加里曼丹省哀悼日，也是西加里曼丹省人民议员会全体会议制定的 2007 年第 5 号区域法规 (Perda) 颁布的日子。 这一天的哀悼证明了民主民主党对监督省民族运动斗争的关心和赞赏。 Juang Mandor 墓门。 1944年6月28日，日本入侵西加里曼丹，屠杀了该地区数千人。 这次大屠杀是由日本人听到的谣言引发的。 海军或特警队秘密警察听说有针对日本人叛乱的阴谋。 在日本占领期间，印度尼西亚人民对日本的仇恨达到了顶峰，因为如果不服从，人们就会被强迫劳动并遭受酷刑。 人们也工作到饥饿为止，直到没有衣服穿为止。 当时的日本也需要民众的同情来支持其战争。 然后日本成立了日新会这个政治组织，作为传达政治思想的论坛，当然不是威胁日本。 加入的政治人物、商人和知识分子包括 JE Pattiasina（Syuutizityo 办公室总务主管）、Notosoedjono（Prindra 人物）和 Ng Nyiap Sun（外交事务主管/Kakyo Toseikatyo）。 这个运动的领导人暗中还有一个地下运动，叫“六九运动”，因为它有69名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