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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岁深圳带货主播张颖，因直播间销售额下滑，最近感到焦虑和迷茫。为扭转运势，她在1月中旬购入一串黄水晶手链，期盼能带来“正财运”。 张颖告诉《联合早报》，这已是两个月内入手的第四条水晶饰品。此前，她在网上听说不同水晶能驱霉运、护健康，于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购入几款，希望为生活增添一丝好运。 她说：“我现在有水晶项链、手链，还有手机吊饰。虽然不知道它们是不是真的有效，但戴上后心里总觉得踏实些。” 近几个月，越来越多像张颖这样的00后被水晶“种草”（网络流行语，指推荐某商品的优秀品质，以激发他人购买欲望）。在玄学的加持下，这些五彩斑斓的晶石被赋予了更多象征意义，例如，粉水晶寓意招桃花，紫水晶主辟邪护身，黄水晶则象征招财等。在这些年轻人眼里，水晶不仅是装饰品，更是情感寄托、追求心灵慰藉的载体。它们犹如一座许愿池，承载着他们对美好生活的期待。 张颖说，她最初接触水晶，是因为最近不少中国明星频繁出现在直播间带货。 延伸阅读 中国年轻人掀“淘金潮” 学者：反映消费观更谨慎 去年11月，艺人伊能静在一场直播中推出售价高达6999元（人民币，下同，约1300新元）的“豪华水晶阵”，一晚卖出超过380套，销售额超过260万元，令直播界惊叹不已。随后，包括徐艺洋、于正等数名明星也纷纷入局，推动水晶热潮持续升温。 根据航海加电商的数据，2024年水晶市场的销售额预计将突破30亿元。其中，手链和手串占据了市场的36%份额，销售额同比上涨了320%。 在这些直播间，明星们的推销话术大多相似，深刻融入了玄学元素。他们通常从自己和顾客的佩戴经验谈起；例如，不少明星通过与“九紫离火年”“五行”“脉轮”等玄学概念结合，通过运势与情绪的引导吸引消费者。 从事水晶批发销售20年的刘巧容受访时指出，水晶一直以来都有一批忠实的“小众”追随者，但近三个月来市场异常火爆，生意增长超过40%。 她说，相较于黄金首饰，水晶的性价比更高。水晶不仅可以自由搭配不同颜色和款式的珠子，还能与金子、珍珠、玉珠等其他材质结合，打造独特的饰品。这种搭配方式满足了年轻人对个性化和独特设计的追求。 水晶因可以个性化搭配的特性，受到年轻人的青睐。不同颜色、款式的水晶珠子可以随意组合，既满足了年轻人对时尚的追求，也寄托了他们对运势的期待。（林煇智摄） 刘巧容提到，购买水晶的顾客主要是年轻女性，她们在购买之前会通过社交媒体进行研究，了解不同水晶的属性，按照自己的需求和运势需求选择相应的水晶。 她说：“以前买水晶的人多是为了招桃花、提升人缘，但现在很多人更注重女人当自强，宁可靠自己。如今经济不景气，职场竞争激烈，几乎所有的顾客都是希望招财、防小人。” 面对明星直播间售价动辄上千，甚至上万元的手串，这股潮流也引发了不少质疑。毕竟，与黄金等标准化商品不同，水晶属于非标品，其价格差异巨大，而其背后的玄学信仰更是缺乏科学证据的支撑，难以验证其真正价值。 一名在过去两年加入水晶销售行业的何倩受访时指出，玄学就像是宗教信仰，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她说，许多年轻人感到无助，只要有任何能够改变命运的方式，他们都乐于尝试。 何倩过去两个月的生意增长了50%。她认为，水晶能迅速吸引年轻消费者，主要得益于价格亲民，可以根据预算灵活选择。她解释，水晶的价格跨度非常大，从高端昂贵到平价实惠一应俱全，消费者可以根据克重、成色、净度等因素挑选适合自己的产品。 她说：“年轻人的消费能力有限，而较廉价的水晶恰好填补了装饰与功能性之间的空白。” 航海加电商调查数据显示，价格在50至100元之间的水晶产品最为畅销，销量几乎占据了市场的三分之一。 深圳市民陆小姐（20岁）过去两个月买了近10条水晶。她受访时说，水晶的市场确实复杂且深不可测，但只要不太执着于所谓的“品质”，就不会陷得太深。 她说：“我们也只是跟风买着玩，每一串的价格仅有几十元，算不上什么大消费。” 深圳市民陆小姐今年年初与姐妹一起购买了一对“猫眼石”，作为象征友谊的“姐妹配饰”。（林煇智摄） 有年轻人认为水晶能起到安抚心理的作用，但在这个浮躁的市场中，理性消费显得尤为重要。 陆小姐表示，许多人购买水晶是为了招财，但如果过度依赖水晶并盲目信其效果，沉迷于购买各种高价水晶，反而可能适得其反，钱财未进反而先破财。 她开玩笑道：“理智消费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有哪种水晶可以帮助我增加一点理性吗？”

去年底，一部讲述中国霸道总裁爱上农村少女的微短剧《总裁夫人来自农村》，让27岁的印度尼西亚观众法兹亚（Suci Fauziah）深深着迷，一口气追完77集。 法兹亚听不懂华语，靠的是英语字幕，但这丝毫不影响她的观剧兴致。她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兴奋地夸赞：“男女主角默契简直太好了，男主角曾辉真的很帅，每集不到三分钟，很快就看完了。” 法兹亚自认是中国微短剧的忠实粉丝，过去一年已观看超过50部。像她这样的海外剧迷近一两年越来越多，是中国微短剧走向全球并逐步打开非华语市场的体现。 中国微短剧产业2022年左右开始提速发展，凭借土味、夸张的剧情收获流量。随着国内市场竞争加剧并趋向饱和，越来越多业者近一两年将目光投向海外，东南亚是它们重点拓展的市场之一。 活跃于东南亚市场的中国微短剧平台包括九州文化的ShortMax、新阅时代的GoodShort、点众科技的DramaBox等。菲律宾、泰国、印尼、新加坡等国的观众可通过这些平台观看配上字幕或配音的中国微短剧，或是面向全球观众的英语微短剧，前者占比较大。 延伸阅读 特稿：被纳入宣传体系的短剧 观众还会看吗？ 中国将针对微短剧制定管理办法 并推约300部重点微短剧 据短剧自媒体“剧风营”发布的《2024年中国短剧出海商业生态观察报告》，上述三个平台去年首10个月下载量达1亿2000万次，美国市场贡献的收入最高，但东南亚的新增下载量超越美国。 进军东南亚文化壁垒较低 中国微短剧在东南亚受青睐，离不开文化上的亲近感。 中国微短剧内容投资与发行公司易漾光橙创始人杨柳受访时说，东南亚市场是微短剧业者的兵家必争之地，由于文化上与中国有较大的共同性，中国的微短剧内容可以更方便地直接输出。易漾光橙去年6月刚与新加坡串流平台Viddsee开展合作，将中国微短剧带到东南亚。 她举例说，一些讲述三四线城市或农村女性翻身的“大女主”题材，尤其能够引起东南亚女性的共鸣，反映出这两个群体有相近的价值观和情感认同。 这类逆袭题材在东南亚吃香，背后还有更深层的文化心理因素。 中国微短剧制作公司之桃影视内容总监朱古力受访时说，和西方社会的个人主义不一样，东南亚国家整体更偏向集体主义，强调迁就别人、循规蹈矩、服从大局等价值观。 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许多关于个人被长期压抑后逆袭、反叛或爆发的中国微短剧，往往更具戏剧性和“爽点”，更容易引起东南亚观众的共鸣。 除了华语剧，东南亚观众也可通过中国微短剧平台观赏英语剧。和华语翻译剧不同，英语剧面向更广泛的全球观众，不少中国微短剧业者采用外地本土制作的模式，出海到欧美地点拍摄并选用当地演员，题材也配合西方口味，包括狼人、吸血鬼等。 这类英语剧主要服务美国市场，但在东南亚也不乏受众。31岁的菲律宾观众拉莫斯（Franco Ramos）不久前迷上DramaBox播放的耽美（男男恋）英语剧《未知的老公渴望我》，原因是剧情脑残但有娱乐性，男主角颜值也高。 拉莫斯受访时说，尽管微短剧演员都是西方面孔，但整体制作仍依稀感受得到中国的影子。他解释说，这类微短剧感觉像“娱乐界的快时尚”，同个简单的故事线可流水线般地复制出源源不绝的剧集。 东南亚如今是热点市场之一，一些中国微短剧企业开始在泰国、菲律宾等国设立制作中心。不过业者指出，中国微短剧要真正渗透东南亚市场，仍面临不小的挑战。 论盈利潜能，朱古力指出，相较于美国女性观众，东南亚观众的付费能力较弱。杨柳则说，东南亚市场的挑战之一是国情有别，例如耽美剧在泰国很红，在印尼和马来西亚却不被接受，业者得在文化差异中找到最大公约数。 被誉为文化出海“新三样” 中国微短剧近一两年大举出海，被誉为文化出海的“新三样”（网剧、网游、网文）之一，也受到中国媒体热捧，被形容为传播中国文化、讲好中国故事的新渠道。 《光明日报》去年12月发表的一篇评论提到，微短剧应以“真挚的情感故事增强国际社会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认同；诠释中国、情动世界，应该是微短剧海外传播力图实现的目标。”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胡智锋受访时说，微短剧的输出肯定有助提升外界对中国的认知，例如对道德感和正义感的追求、家庭观以及职场理念方面，尤其是在东南亚这样一个文化相近的地方。 东南亚观众通过微短剧看到什么样的中国？印尼微短剧粉丝法兹亚告诉记者，自己因为看剧而对唐朝产生了兴趣，“戏里的汉服很好看”。至于是否有学会几句华语词汇，她笑说：“我懂得怎么讲‘老公’。” 但微短剧提供的毕竟是速食娱乐，尤其英语剧在内容上并无明显中国元素，许多业者的首要考量还是商业价值。 易漾光橙创始人杨柳认为，所谓的文化传播可体现在保留华语对白或中文字，但归根究底，市场必须先接受看微短剧的消费行为，否则文化传播如同少了根基。 放眼西方市场，之桃影视内容总监朱古力指出，许多英语微短剧其实不算纯粹的文化输出，而是为服务目标市场的文化需求而拍，例如为美国单身女性提供情感抚慰的爱情短剧。 学者胡智锋进一步说，文化影响力和经济影响力息息相关，例如日本文化上世纪8、90年代在中国流行，正逢中日经贸关系活跃的阶段。此时中国微短剧在东南亚兴起，也离不开中国和东南亚日益密切的经贸关系。 《离婚主妇变总裁》《等等！我秘书是我老婆？》这类土味短剧称不上高大上，但当下仍在东南亚找到不小的共鸣。在胡智锋看来，微短剧最突出的特色正是简单、直白、甚至粗糙，虽然不容易出现传统意义上的经典文本，却符合了互联网时代社交媒体的属性。 朱古力如此看待土味微短剧的商业逻辑：“微短剧本质上是消费品，受众更喜欢快节奏地享受爽感。创作团队当然也想做得精致，但这必然增加成本，为底层受众增加门槛，所以目前还是土味剧居多。不过行业变化很快，也许往后会有更精致的剧出现，一切还得按照受众需求。”

中国大陆在农历年前宣布，将恢复福建、上海居民赴台团队游，不过台湾坚持应先透过“小两会”事务性协商，双方僵持不下。受访的大陆与台湾学者都认为，两岸缺乏互信是僵局的症结，若真想恢复旅游往来，双方都需要展现更务实的作为。 台海两岸的观光旅游团自2020年暴发冠病疫情后全面取消。时至去年12月，上海副市长华源在台北出席双城论坛时承诺，上海方面将积极推动上海居民赴台团队游，旅游路线一定会包含台北市。此举被台湾媒体解读为大陆将恢复陆客团赴台的信号。 随后，台湾总统赖清德在今年1月1日发表首次元旦谈话，针对两岸旅游，他特别提及，期待两岸在对等尊严下进行健康有序交流，建议由台湾的台湾海峡两岸观光旅游协会、中国大陆的海峡两岸旅游交流协会先展开谈判。 这种两岸官方授权民间团体进行协商的“复委托”模式，自此成为赖清德政府对恢复两岸旅游的首要前提。 不过，对于赖清德政府抛出的小两会协商，中国大陆起初并未给予明确回应，仅在1月17日公告，近期将恢复福建、上海居民组团到台湾旅游。 延伸阅读 学者：对特朗普2.0避险 台海两岸释接触信号 赖清德上任后首次元旦谈话 抛两岸“复委托”协商重启观光 消息一出，台湾旅游业内为之振奋，福建、上海两地旅游业者也为此申请2月10日旅游踩线团赴台，却被台湾交通部观光署依“宜经观光小两会讨论再进行”为由送回。 除此之外，今年台北灯节于2月2日至16日登场，设有上海灯区，台北市政府邀请上海赏灯团赴台，但包括上海台办主任金梅、上海市文旅局副局长金雷所率的访团，都被台湾政府的大陆委员会封杀。 台湾陆委会的驳回理由，是上海台办阻挠台商返台参与海基会春酒联谊活动，以及上海市文旅局行程牵涉观光踩线，应先透过观光小两会沟通安排。 对此，大陆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2月7日、12日两度表示，不反对两岸旅游恢复后，小两会就两岸旅游中的具体问题联系沟通，但反对假借小两会沟通之名，行阻挠大陆居民赴台旅游之实。 她也透露，去年11月，陆方考虑台旅会请求，同意台旅会赴陆访问并与海旅会人员会面，台旅会却以经费预算不足为由临时取消行程。 朱凤莲还提到，在春节前，福建、上海踩线团向台湾有关方面提出赴台考察要求的同时，海旅会也曾同步知会台旅会驻北京办事处。 不过，台湾陆委会发言人梁文杰星期四（2月13日）应询时说，去年11月台旅会董事规划赴陆参访，也顺道拜会海旅会，属于交流性质的参访，与小两会的正式沟通或协商性质是不一样的。 他指出，过去陆客团一直有所谓“一条龙”、“低价团”，以及严重的分配问题，“大陆所有的组团社基本上都有官方背景，所以这些旅行社，要给台湾哪些旅行社去做、去承接，过去我们也看到有一些灰色地带”。 梁文杰强调，这些问题都必须经过讨论，把两岸观光的品质做好，所以才会说要由观光小两会先谈。 若将时间回溯到2016年蔡英文首次执政时，当时大陆也曾经派遣踩线团赴台，而造访的仅有台湾在野的国民党所执政的县市。 为此，有绿营分析人士指出，赖清德政府就是为了杜绝这种情况再次发生，才从一开始就设下需要经小两会协商的门槛。 上海东亚研究所副所长包承柯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分析，大陆这次对于恢复两岸旅游采取务实的态度，并未提出如九二共识等政治层面的问题；但只要大陆拿出善意，民进党方面都认为是统战，这样的对抗性思维逻辑，恐怕很难进一步推进交流。 他强调，对大陆而言，现在与其说是推进统一，不如说大陆是要加强两岸交流，促进两岸之间的深度理解，更好地去化解两岸之间的分歧。 与民进党关系密切的台湾中华亚太菁英交流协会秘书长王智盛对本报指出，大陆现在担忧的，是民进党试图营造“两岸不用九二共识也可以谈”。不过，早在陈水扁执政时，两岸就曾通过“复委托”模式协商旅游问题，“当时也没有九二共识呀”。 王智盛认为，从两岸的表态来看，双方都有意让陆客团赴台，“现在争执的只是谁先谁后（先开放或先协商）的问题”。不过，在缺乏互信的状况下，又容易有许多政治性的猜忌，因此只能尽可能降低从事务性问题，延伸到政治性问题的冲击。 他指出，台湾或许可以进一步强调小两会不涉及任何政治议题，降低陆方担忧，而大陆也一样不要过度臆测。假使小两会还无法面对面谈，至少通过书面往返的方式，沟通彼此关切的问题，“虽然旷日废时，但至少有望推进恢复旅游观光”。 不过，包承柯断言，在美国特朗普政府没有拿出明确对华、对台政策的情况下，赖清德不太可能在两岸交流方面，和大陆走得更多、更近。

韩国外交部长官赵兑烈说，韩美同盟与韩中关系无法绝对对等，对韩国来说前者更重要。 据韩联社报道，赵兑烈星期六（2月15日）在德国出席慕尼黑安全会议（MSC）有关亚欧安全的会议环节。 他说，美国对韩国来说是不可替代的同盟，中国则是近30多年来韩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因此在两种关系（韩美同盟与韩中关系）中保持均衡符合韩国国家利益，这一点毋庸置疑。 不过，赵兑烈说，同盟和伙伴关系是两码事，在这两种关系之间不应有绝对对等。因此韩方在安全问题上接受中方要求有一定的局限。 赵兑烈说，若因美中战略竞争而发生该由韩方做出决定的事情，韩方将本着1953年签订的《韩美相互防卫条约》同盟精神行事。 但他又说，这并不意味着韩美同盟和韩中关系是零和博弈，韩方可在发展韩美同盟的同时改善韩中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