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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日报， 2021年8月24日，2021年8月22日上午8时，印尼雅加达德教会济锦善社（YEMI），在疫情大流行期间，为弥补雅加达红十字会血浆库存的不足，继续在Pluit Karang Indah VII (Blok Q8 No 45A)秘书处，与雅加达红十字会联合举行献血活动，并得到 Walubi的支持。活动遵照卫生规则进行，如戴口罩、保持间隔距离。 在现场参与YEMI义工有李姿慧、许文华、黄健山协助献血活动。与之前的献血活动一样，筹委员会提供了午餐、血氧仪、零食、维生素和饮料。YEMI的献血活动一直受到社会各界的热烈欢迎。在这次献血中，想献血的人们的热情非常高。显然，前来的人数超过了委员会规定的配额，即100多名捐助者。如此多的人想献血，筹委将于8月29日再次举行献血活动，时间从上午8时开始。 印尼济锦善社德教会主席许国照（Alex Tumondo）表示，我们通常通过雅加达红十字会举行献血活动，现在再次举行该活动是为了支持红十字的计划来满足血液需求。我们希望这项活动能够帮助那些需要在这疫情大流行中需要血浆的人。 YEMI与辅导主席伍瑞章 博 士 (DR.Eddie Kusuma SH.MH) 从不厌倦为社区民众造福的社会活动，不仅是接种疫苗，还有其他一些服务，例如提供义肢、援助灾民等公益活动。 （雨林编辑， 来源： 国际日报/Kris/HK ）

和平日报， 2021年8月25日，香港中通社8月24日电 印尼是海外华人最多的国家，香港有众多的印尼归侨。近期印尼新冠肺炎疫情加剧，对防疫物资需求十分紧迫。为体现中印尼华人华侨之间的情谊，香港侨界社团联会慈善基金与香港印尼商会联合共同捐款50万港元购买100台制氧机，通过印尼当地机构捐赠给各医院，捐赠活动得到印尼驻港总领事馆的大力协助。 全部100台制氧机于8月23日凌晨由印尼航空运送到雅加达，存放在政府仓库，并完成各种手续，由有关方面派发各医院单位，支援抗击疫情。 印尼归侨侨领、香港侨界社团联会首席主席余国春表示，近期印尼疫情加剧，曾经侨居印尼的香港归侨对印尼积极抗击疫情感同身受，深切关注。香港侨界社团联会了解到当地医疗环境跟不上，物资紧缺，特别急需制氧设备之后，迅速组织动员，短期内得到一些老归侨的积极响应，踊跃捐赠资金，提供制氧机货源信息，协调运输交接等捐赠细节，仅用10天时间，100台制氧机就空运到印尼雅加达方面指定的地方，体现了中华民族“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优良传统。 余国春说，这项捐赠活动能够顺利圆满，要特别感谢印尼驻港总领事馆的热情协助，大力支持。捐赠活动，由香港侨界社团联会慈善基金、香港印尼商会、香港华侨华人总会以及印尼当地机构等共同联手，合作共同抗疫，为增进中印尼两国之间的友谊，传承世代友好，增添了正能量。 参与捐赠的有香港印尼归侨余国春、陈进强、谢文盛、李常胜、张仁强、梁淦基、叶联意及陈柏林等20多位人士。 （雨林编辑， 来源： 国际日报/香港侨界社团联会供图）

和平日报， 2021年8月24日，8月20，21两天，万隆有成立历史80多年的德运堂(Vihara Dewi.Gg Wangsa No 6;8 Jl.Cibadak Bdg )在严格遵守卫生守则的条件下在佛堂前门分发爱心大米礼包给佛友与附近民众600份各5公斤包装。救济因疫情严峻而影响生活负担的困苦华裔佛友家庭与民众，佛堂主持佛姐们与爱心赞助善翁希望捐助礼品给大众被关怀的温暖与減轻经济负担。 8月20，21两天，万隆有成立历史80多年的德运堂(Vihara Dewi.Gg Wangsa No 6;8 Jl.Cibadak Bdg )在严格遵守卫生守则的条件下在佛堂前门分发爱心大米礼包给佛友与附近民众600份各5公斤包装。救济因疫情严峻而影响生活负担的困苦华裔佛友家庭与民众，佛堂主持佛姐们与爱心赞助善翁希望捐助礼品给大众被关怀的温暖与減轻经济负担。 为了避免拥挤，保持每位受惠者的安全，佛堂主办单位分两天的捐赠大米慈善活动安照已登记的人员名单和时间顺序完成活动。 第一天活动分发200份大米礼包给镇，乡.附近民众，两所殡仪馆员工，邻组居民，保安人员，清沽工友，派报员等。 第二天分发给佛友与需要援助的贫困华裔家属共400份爱心大米礼包。 受惠民众感谢德运堂主办单位捐助爱心大米礼包，祝愿上苍厚报慈善人士。 疫情未爆发前，有众多佛友支持佛堂念经活动，赞助穷苦佛友或邻区民众的福利事项。佛教大节日卫塞节庆祝话动后，分发爱心礼包给参与盛会的佛友，邻居民众家属等。这次捐助民众600分爱心大米礼包也是不愿记名的佛友赞助的，只写下德运堂捐助。慈善佛友的爱心善行可敬可贺，功德无量。 静思语有句话写：”爱不因分享而減少。反而因传递而增长”祝愿更多善心人士以爱心援助因疫情影响成为穷困民众。更希望疫情早日离开世界，让大众恢复到疫情前的欢乐和平的日子。 （雨林编辑，万隆王羽报道）

和平日报， 2021年8月25日，经过几个月的准备，一轮又一轮的比赛，每一个选手都拥有很强的实力，并发挥到了极致。 8月24日是总决赛的日子，所有支持印尼选手的观众，热爱音乐和唱歌的认识，都放下了手头的工作，从早上开始就等着屏幕观看比赛，在高手如云的情况下，最终，我们的选手罗翠芬凭一首“你的答案”勇夺金奖，唐德新凭一首“老爸”获得铜奖。 祝愿印尼的两位少年选手，再接再厉，前路尚漫漫，继续努力，争取更大的胜利。希望有更多更多的选手学好华文华语，参加明年的水立方杯比赛。 寄语半决赛折戟的成年组温家丽、苏溶贵两位选手，不气馁、不失望，成功的路上有失败相伴，将磨砺我们的意志。 在此，再次感谢所有工委会成员，感谢所有评委老师，感谢印尼各地的负责人给予组委会的支持和协助。 （雨林编辑， 来源：国际日报 ）

和平日报， 2021年8月25日，2021年“文化中国·水立方杯”中文歌曲大赛决赛24日晚在北京落下帷幕。 决赛分“港澳赛区”和“海外赛区”依次进行。海外赛区中，来自加拿大蒙特利尔的张靖晨和来自印度尼西亚的罗翠芬分别获得成人组、青少年组第一名，来自中国澳门的黄诗莹则夺得港澳赛区的第一名。 比赛为一轮制，采用网络演唱与现场评判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评委在北京电视台主会场与海外选手进行实时视频连线，在选手演唱完歌曲后，评委从音乐技巧、声音表现力等方面点评和打分。 据主办方介绍，往年有不少选手通过“水立方杯”走上了专业的音乐道路。为了更好地帮参赛选手实现音乐梦想，今年的决赛新增了“业内观察员”，由资深音乐制作人张江担任。业内观察员不参与打分，仅从专业音乐人角度为参赛选手们提供指导。 凭借颇具辨识度的音色，取得港澳赛区第一名的黄诗莹受到了现场评委的一致认可。她坦言自己是个性格内向的女孩，希望通过比赛积累经验、认识更多朋友，希望自己变得更勇敢。 比赛中，选手们“各显神通”，用饱含情感的歌声呈现了一个个精彩的舞台。来自印度尼西亚赛区的罗翠芬演唱了一首《你的答案》，凭借扎实的唱功和成熟的台风打动了评委们，取得了9.961分的好成绩。“我从小就很喜欢唱歌，希望能用歌声给大家带来快乐。未来的路还很长，我会继续加油的。” “阿刁，大昭寺门前铺满阳光，打一壶甜茶，我们聊着过往……”身穿藏族传统服饰，来自美国西雅图赛区的李诗恬深情演唱了歌曲《阿刁》，歌声宛如天籁，获评委们连声称赞。 李诗恬两岁开始学中文，四岁学芭蕾和中国民族舞。受外祖父母的熏陶，她还学习了中国画。“在妈妈的支持下，我努力学习中文，希望可以跟更多优秀选手学习，为我在西雅图和在沈阳的亲人们争光。” 中国著名歌手朱桦已经连续多年担任“水立方杯”的评委。她表示，唱好中文歌曲对选手了解中华文化非常有意义。“选手们对中文歌曲的热爱很纯粹，比赛中的每首中文歌都非常动人。通过他们的演唱，我似乎能看到他们的成长与经历。” 业内观察员张江表示，每位选手的表演都是完整、成熟而认真的，他们通过音乐表达情感的方式也活跃又全面。相比自己这一代人，他们更进了一步，也更加优秀。 “文化中国·水立方杯”中文歌曲大赛自2011年以来，已连续举办十一届，广受海内外关注与好评。2021年大赛以“在一起，再出发”为主题，吸引了来自3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50余个赛区的超过2500名选手参赛。 (雨林编辑， 来源： 中新网/刘立琨 门睿)

和平日报， 2021年8月24日，2021年8月18日（星期三），来自玛琅陆路运输业的J99基金，为了减轻泗水受新冠疫情影响民众的负担，通过泗水警察局捐赠了2000个食品包和1000盒医用口罩。由两辆冷冻车运送的援助由 J99 业主奇朗（Gilang Widya Pramana）在泗水警察总部象征性移交予泗水警察局长尤塞 卜(Kombes Pol Ahmad Yusep Gunawan )。尤塞卜警察局长表示，在泗水处理新冠疫情的背景下，这是表示泗水民众团结互助，共同抗击疫情的表现。 他说，“很快，我们会将这种援助分发给受 疫情影响的社区民众，以减轻他们的负担。在此我们感谢J99基金。因为除了提供这些基本的食品包和口罩，之前也备冷冻车运载Merdeka疫苗到 泗水多个分区的民众提供疫苗接种。” 他还说，“希望这将成为我们团结互助的精神，能够通过相互合作抗击新冠肺炎病毒，这样民众就会来接种疫苗吧（Ayo Vac-cine）和来实施卫生规则吧（Ayo Prokes），作为恢复经济状况的努力，特别是在泗水、东爪哇和印尼东部地区。” 与此同时，玛琅陆路运输J99业主奇朗 表示，这种社会援助是为了在 疫情大流行期间帮助他人。他说，“我们要感谢泗水警察局的协助，今已是第二次，我们与泗水 警察局的协同合作，以帮助受新冠疫情影响的民众。希望援助可以成为其他企业家榜样。” （雨林编辑， 来源： 国际日报/Anto Tse/HK ）

 = 和平日报， 2021年8月26日，8月20，21两天，万隆修善堂(Vihara Giri Toba. Jl.Bojong Loa no 70. Bandung.)在迎接盂兰盆月(Bulan Ullambana)佛教隆重的敬拜先祖的慈善法会的环节里，佛堂主持主席黄共玮(Ketua Sanjaya Wangsawiharja. Wong Kung Hung)与理事，赞助佛友们协助合作下，在严格遵守卫生守则的条件下，由保安人员维持秩序，两天内分发1200包大米与1200包干面分发给佛堂地区的广大民众，救济因疫情影响而生活困苦的民众，给他们有人关怀与援助的温暖。 1200份爱心大米与面干礼包分发给如下地区民众，RW 05 Bpk Idrus Kel.Panjunan.Kac.Astana Anyar Bandung. 由RT01 _RT 06 居民代表接受分发给民众。 亲临现场见证爱心慈善活动的地区长官有警察局副警官Wakapolsek Astana Anyar 和社会辅导警官，社会治安警员(Baninsa).地区镇长(Astana Anyar). Panjunan 乡长。市府保安人员(Satpol P P )与邻组长RW .RT.地方社区领导和青年团员(Karang Taruna )和修善堂佛友们。…

和平日报， 2021年8月26日，2021年8月18日至24日，位于雅加达中 部 Jl Hayam Wuruk 的Harmonie Exchange（HXC）第3层楼丽雅轩 ( Lee Palace) 酒楼，向雅加达珍佳莲慈济医院、Ciputra医院（RS Ciputra）医务人员、卫生工作者、孤儿院、派送摩托司机和路边摊位者，分发食品盒。 8月18日（星期三），Lee Palace雅加达珍佳莲慈济珍的卫生工作者和医务人员200盒 。 8月19日（星期四 ），在雅加达 HXC 周围的社区民众分发 195 个盒食品，本报职员 50 盒。另外，200盒分给雅加达中部在 Jl K. Hasyim Ashari 的Bunda Hati Kudus 天主教教堂的 Vicentius 孤儿院、雅加 达 南 部 Jagakarsa 区Srengseng Sawah…

和平日报，2021年8月27日，郑文忠，男，印尼归侨，现年84岁，退休前任厦门华伦化纤有限公司分工会主席。 小时候，父亲在世时，我常常问他：“爸，你这么苦，为什么还要生我？”当他过世了，无依无靠的我连问这个问题的人都没有了。直到回了国，读书、进工厂、退休，我有了幸福的家庭和众多的朋友，我终于觉得自己也并非多余。 那时，二哥经常不在家，三哥则去了很远的地方独自谋生，我则跟着父亲一起在辗转于几个地方，做米粉、豆腐或者面包。 我6岁那年，一天早晨起床。父亲正在帮我穿衣服，我倚在他肩头问：“爸爸，妈妈在哪？”他沉默了很久，长长地叹了口气，说：“她被日本的飞机炸死了……”那时我并不能完全理解，只知道，自我懂事起，就从来没有见过妈妈，以后也见不到了。后来，我知道我还有个从未见过面的姐姐，她在我还没出生时，就被送给亲戚带回祖国了。 2 日本投降后，父亲终于攒够钱，自己开了间做豆腐的小作坊，我以为苦日子终于结束了。 可没想到，在“加普棉埠KEBUMEN”发生了针对华人的暴乱，一些人要抢光我们华人的钱财，再活埋进坑里。父亲和我说：“死不要死在一起，你跟着作坊里的佣人一起上山去躲着，要争取活下来。” 我就跟着那位印尼佣人一起跑到他在山上的家里。那房子旁边就是山林，到了晚上，佣人叫我不要出去，因为树林里有老虎。 3天后，我跟着佣人从山上下来，一看，我简直惊呆了。一片火海中，中国人的房子全部被烧光了，连我们最崇敬的庙都被砸了……找不到父亲，找不到家，当时就想，哎，中国人怎么那么苦啊，这个地球没有我们立足的地方。 庆幸的是，印尼的古都“日惹JOGJA”中华总会得知了情况，他们把我们接到“中华总会”避难。一个礼拜后，佣人打听到了父亲的消息。见到父亲，真是比什么都还要高兴。不过，我们也开始当难民四处流离。那时，钱不能用，中华总会赞助我们一些东西，我们就拿去和印尼人交换吃的。 可没过多久，荷兰和印尼打战，就来攻打日惹。那天，我们几个小朋友正在外面打篮球，天上远远地飞来许多“蜻蜓”。可没有想到，那根本不是蜻蜓，那是轰炸机！子弹咄咄咄地就打下来了，差点打到我的一个朋友。我们赶紧往家里跑。当时，我叔母在洗锅，听到声音，也赶紧抱着头往回跑，进屋一摊开手，大家忍不住都笑起来。原来洗锅的手把黑黑的锅灰全抹脸上了。 白天荷兰兵轰炸完了，晚上又有很多强盗来。他们把我们华侨吃的东西和手表、自行车等值钱的东西全抢走了，走的时候有时还会丢颗手榴弹。那时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我们这些幸存者只好再一次踏上坎坷的旅途。 先是流落到三宝龙(SEMARANG)，然后又流落到TEGAL。我们一路被印尼人赶着避难。最后，父亲在普禾格多找到原来雇他做米粉的老板，就留在那给老板打工，我也跟着父亲一边打工，一边读书。 每天凌晨两点钟，当人们还在睡梦中时，我就跟着父亲起床磨米、蒸米粉团。老板娘为了避免我们打瞌睡、饿肚皮干活，3点钟就给我们喝咖啡、吃糯米糕。吃完点心，我们继续做到天亮，我再去上学。中午放学回来，吃完午饭又继续干活，一直到晚上八九点。我经常累得在机器旁睡着了。 有一次，我得了伤寒病，肠好像要断了似的，进了医院，躺在床上都不能翻身。父亲经常一个礼拜好几次带着桔子、香蕉，走5公里来看我。那时没什么东西吃，父亲带来一颗椰子糖都让我兴奋了半天。终于禁不住诱惑，我自己拿起刀子切，结果太着急，切到左手食指，骨头都露出来了。父亲看到后，眼泪就流出来了。我再一次哭着问父亲，为什么要把我生出来受这样的苦。 到我13岁的时候，父亲赚到了一点本钱，准备再次开始自己做。可才刚刚投产，他就去世了。那人生的一点点希望又一次消失了。而我，也再一次变成了一个人，父母双亡，无依无靠，无家可归。当时听说，二哥参加印尼的一个进步组织，没有再回来过；三哥受了工伤，也不知流落到哪里。 初入学堂开始读书的我，不得不告诉老师家里的情况，告诉他我想退学去找工作，等挣了钱再回国去找惟一的姐姐。可我心里是多么舍不得学校，舍不得老师啊。庆幸的是，老师了解完情况后，劝我不要退学，继续读书，还和同学一起帮我找了份可以半工半读的工作。 4 这样，我开始了几年上午读书、下午到大众书店看店的生活。那时的书店里有个新华室，里面全部是中国出去的书，如《人民画报》、《人民日报》、《中国少年报》等，还有《毛泽东选集》。在那里，我读到了许多来自祖国的书，后来还看到了祖国的电影，像《锦绣山河》、《赵一曼》、《白衣战士》和《鸡毛信》等，当时心里对于祖国和党的印象渐渐清晰起来。我知道穷人有共产党才能够翻身，有共产党就有新中国的思想。所有这些，都让我迫切地想要回到祖国，回祖国后我就可以不再受苦。 5 知我想要回国，叔叔和一些朋友都很支持我，我就马上去当地的民政部门办理了回国手续，然后准备坐车去昂望(GOMBONG)的朋友家，再从那出发回国。当时口袋里只剩下了几块钱，结果坐的车是要回场的，大概开了1公里就把我丢在汽车场。当时就觉得，心已经回国了，手续也办完了，星星和月亮伴我回昂望(GOMBONG)吧。从下午两点走到晚上两点，三更半夜孤身一人走在山路上，心想：“蛇啊、老虎啊，你要是把我吃掉了，也好，免得我活的那么苦。”结果一路很平安地抵达朋友家。 那是1955年7月的一个黄昏，我在父亲的墓前跪别。第二天，我登上了回国的航船。船上好多人，他们有的挥舞着手帕告别父母，有的喊着亲友的名字说再见。但是，没有人来为我送行。我默默地抬起手臂，向着印尼的天空摆了摆手，在心里喊了声：“印尼，再见！” 在船上的时候，也分不清船开到哪里，每天就看到月亮和太阳。一个礼拜后，看到一只鸟在蓝天中飞翔，就在想，我是不是快到了。一天，船上有人喊着“祖国，祖国，祖国到了！”我终于回来了。 一进家门，一群男女老少把我从头到脚看了又看，把我看成像外星人似的。不久，我姐姐也来了，虽然言语不通，但她用眼中的泪水和拥抱，热烈地欢迎我回来。 船先到了深圳，同船的大人们纷纷离开了，只剩我一个人站在码头，茫然无措。一位老人走过来问我：“孩子，怎么就你一个站在这里？”一听这话，我就像见到祖国的亲人一样，边哭边说出了自己的情况。老人就一路把我送到了家乡福清，找到县侨联。老人深情地对我说：“孩子，你到家了。” 6 回国后，在大家的帮助下，我先进了当地的补习学校。那时因为姐姐家在乡下，我要去县城上学，只能在每周六，走12公里路回家，住一天，第二天又带上5公斤干粮和咸菜走回到学校。 同学见我这种情况，就鼓励我到厦门集美读书，说那是华侨陈嘉庚建的学校，会帮助穷人读书。于是就写申请去县政府，差不多一个小时就获批了，第二天我就告别家人去集美了。一到集美，学校就给我发了新棉被和衣服，还给了助学金。 当时就想，天哪，这世界怎么对我这么好。同班同学中还有许多印尼归侨，仿佛又回到了少年时代。我把这事写信给印尼父亲的朋友，他很受感动，回信说没有想到我这样的穷孩子，回祖国得到了这么多帮助，鼓励我要努力报效祖国。 虽然我在印尼只读到小学二年级，但很快我就赶上学校的教学进度，并被保送进集美中学。当时消灭“四害”，如麻雀、老鼠等，我还得了奖，整个集美都知道我爬高爬树、挖树洞挖地洞灭“四害”出了名。 我一直读到初中二年级，适逢大跃进，不少工厂都如雨后春笋般开工。我响应了党的号召，惜别学校，走进了工厂。我开始把工作中的每个人当成我的老师，向他们学开机器、学水电维护……很快，我成为工厂里的能手，领导让我带队外出培训学习。有一回，我带队在北京培训时，还赶上国庆阅兵，我们也成为受检阅的队伍之一。终于远远地看到了毛主席，真是太激动了！ 后来，我在工厂里当上了车间主任及分工会主席，还被聘为印尼文翻译，更重要的是，我入了党。一直到1997年退休后，我又开始在印尼归侨联谊会中组建了一支文艺队，还帮着厦门市侨联做些力所能及的事。 从前，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个多余的人，为什么父亲要把我生出来。回国后，亲人、朋友让我觉得自己对他们而言并非多余；学校、工厂里获得的成就感，让我觉得自己并非多余；一些印尼友人甚至把回国来厦读书的孩子交给我，让我当他们的义务监护人，当孩子们亲切地叫我“文忠伯”时，我真的觉得自己并非多余……我就像是火柴盒中的一根，即使渺小，但也可以燃烧。 （雨林编辑， 来源： 中国侨网 / 郑文忠／口述 许丹／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