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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日报，关杰，福建莆田人，印度尼西亚归侨，著名冶金机械专家。曾任西安重型机械研究所工程师、高级工程师、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副总工程师，陕西省侨联副主席，陕西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特邀咨询委员，陕西省西安市政府参事。中国工程院院士。 关杰祖籍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江口镇，为关羽之后。元代，关羽后裔、曾任浙江行省参政的关元藻，在元朝灭亡后，与哥哥关元棠一起由山西蒲州迁莆田。初筑庐于双鱼山，后迁江口，名其村曰蒲阪，取不忘故土之意，因为关羽的原籍是山西蒲州解县。 1939年11月13日，关杰生于印度尼西亚侨商之家，后归国，在莆田锦江中学、莆田第六中学完成初中、高中学业。1959年9月，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钢铁学院(今北京科技大学)机械系。 1963年9月，关杰以优异成绩自北京钢铁学院毕业，分配至机械部西安重型机械研究所工作，曾任技术员、助理工程师、工程师，1987年3月晋升高级工程师，1993年10月起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4年7月任中国金属学会连续铸钢学会第三届理事，1994年12月晋升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1996年3月任副总工程师，1997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关杰到西安重型机械研究所后，埋首于科研攻关，成长迅速。 1965年初，关杰参加了由一机部和冶金部组织的联合设计组，设计和研制当时在世界上属于最早、浇注断面最大和品种最多的重钢R10-2300弧形板、方坯兼用型连铸机。历时近3年，关杰参加了从方案设计、施工设计到图纸复审、加工制造服务、现场安装调试及生产试验等全过程的工作，表现突出。随着该连铸机的研制成功，为我国连铸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这之后，关杰更加发奋学习、研究，又相继承担了方坯、板坯连铸机中的钢包回转台、中间罐车、晶器、支撑导向段、二次冷却装置、机械式方坯剪、液压式板坯剪等重要单机设备的设计和研制工作，也先后承担了连杆式回转台、结晶器、振动装置、拉矫机、扇形段更换装置、蒸气密封室、火焰切割机等关键设备的审图、把关工作。这些设备均已成功地应用于重钢公司、上钢一厂、柳州钢厂、安阳钢厂等钢铁企业内，部分连铸机还出口阿尔巴尼亚和美国。有的已获全国科技大会奖或机械部科技进步奖，为我国连铸设备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杰在美国中兴钢厂2032mm连铸机技术攻关中，获实用型专利1项。另外，参与了宝钢板坯连铸机对外技术谈判和赴日本联合设计。 关杰还是国家“八五”重大技术装备科技攻关项目攀钢1350mm板坯连铸机的总设计师，该项目于1993年10月一次成功投产，从此扭转了国内大型连铸设备依赖进口的局面，获机械部科技进步奖特等奖、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为缩短我国连铸技术同国外先进水平的差距，也为我国众多的板坯连铸机技改挖潜提供实用技术和示范工程，1995年国家计委决定以国产的攀钢1350大型板坯连铸机为依托，通过实施高效化技术改造和技术攻关，走出一条自力更生提高我国连铸技术水平的新路子，后取得一连串重要成果。 关杰长期从事连续铸钢设备的设计、研究和开发工作。先后主持或作为主要人员参加过各类连铸设备和成套设备的设计和研制，承担国家重点科技攻关课题、国家重大技术装备项目等30余项，先后撰写、发表科技论文、译文等10余篇，参与编写了专业书籍《板坯连铸机设计与计算》，成为连铸行业必备的重要参考书目之一。作为成果主要完成者获全国科技大会奖1项，机械科技进步三等奖、一等奖各1项、作为项目主持人获机械部科技进步特等奖1项，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1项。 关杰还曾任陕西省政协八届、九届委员，陕西省侨联副主席，陕西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特邀咨询委员，陕西省西安市政府参事，中国金属学会连续铸钢学会副主任。还曾荣获西安市劳动模范称号，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雨林编辑， 来源：莆田文化网 ）

和平日报， 2021年8月21日，8月19日，与万隆华族关怀团队(Masyarakat Tionghoa Peduli MTP Bandung)有良好合作关系的万隆地方报章”人民思潮报”Pikiran Rakyat 报道题目是”疫情期，民众之间的关怀之情有提高”“Selama Pandemi.Kepedulian se sama Meningkat”,这是万隆市长奧德(Oded M.. Danial)于8月18日午后1时，在万隆巴渣渣兰运动场接见万隆华族关怀团队成员代表捐助4000份日用必需品礼包分发给运动场地区和相关地区的镇，乡民众，在国庆节日里表达关怀因疫情影响生活困苦的民众。 在运动场地广场的华族关怀团队成员代表(MTP)’.青龙太极组(Taichi Qing Long.) 和私营银行(Bank Sampoerna) 举办的慈善福利活动象征式移交爱心礼包给市长伉俪与随员，然后由市政府安排分发给运动场地区附近镇，乡民众。 市长在致词中说；”在疫情期，万隆市民互相关怀，互相携手合作的情况非常显著””除了华社的这些捐助，我们市政府由地方预算项目预备了30M 资金援肋66000个家庭。”  市长接着讲述，基於多方捐助，社会贫富显著指数能解决，11%经济环境不夠理想的家庭能由89%有能力的家庭来援助。” 万隆华族关怀团队协调主任陈春富博士(Djoni Toat)讲述：”我们华族关怀团队从疫情开始已举办800多次在各地区的慈善活动，还有我们团队以外的基金会也伸手援助民众。””今日捐助1000份爱心礼包，前天分发1000份，在10天内我们巳分发14000份爱心礼包。” 陈春富博士感谢青龙太极组和善普那银行参与援助这次慈善活动，不但有日用品礼包。还捐助轮椅2部给残障人士.如果我们互相帮助，我们能共同度过疫情难关。” 参加与市长伉俪慈善活动的华社代表，除了陈春富博士和青年组员，有青龙太极组领导黃宣梁，郭建坤两位师父和太极组员，银行代表，Andir 各镇，乡领导，军分区和警暑代表，残障院代表等。 当天分发的爱心礼包分配给新冠工作队(Satgas Covid)1000份，运动场一带的民众200份，kel.Sukapura.Kel.Kebon Pisang.Kec.Cicendo.Kec.Andir 各100份由各镇，乡长接受。各100份捐给Jl Peta.地带民众，由Regol 警署代表接受，50份给Andir 警署，50份给Koramil Andir/Cicendo,36 瓶维生素给保安和卫生工员，两部轮椅给残障人士。 （雨林编辑， 万隆王羽报道 ）

和平日报， 2021年8月21日，8月21日农历七月十四，是广西民间最受重视的传统节日之一中元节，也称为“鬼节”。广西人过“鬼节”必吃鸭，本地有“没有一只鸭子能过七月十四”的说法，各地散发出十足的“鸭力”。 在广西柳州市最大的鸭市——柳州海吉星家禽交易区，迎来一年中鸭子销售最火爆的时节。白鸭、麻鸭、青头鸭、香鸭、西洋鸭等品种，在此起彼伏的“嘎嘎嘎”声中达成交易。无数零售商贩凌晨到此进货，白天送到距离民众餐桌最近的菜市售卖。 “每年就是这个时候最旺，几天能卖一两万只鸭，是平时的两三倍。”29岁的韦宏刚介绍，他和哥哥从摆地摊做起，为了找到品质好的鸭子，经常往广西各地跑，才能保证货源稳定。 韦宏刚在鸭市摸爬滚打了14年，在他的档口，一车1000多只鸭子，不到一小时就被抢购一空。 记者从柳州海吉星了解到，8月19日至21日，该市场鸭子总交易量超过20万只，占柳州市场份额八成以上，鸭子价格较平日每斤上涨约2元人民币。 柳州市柳江区成团镇龙头屯58岁的韦小曼早已买好了鸭子，和丈夫从早上开始准备节日的饭菜，等着她的两个弟弟带着家人回来团圆。 “我们家人都爱白切鸭，蘸上鸭酱很好吃。”韦小曼笑着介绍，小时候因为条件有限，只有过节才能吃到她最喜欢的鸭腿，很期盼过节。家里每年都提前养好鸭子，过节时兄弟姐妹一起给鸭拔毛，“最怕是碰到换毛鸭，细毛很多，蹲到腿脚都麻了，还拔不干净”。 为何在“鬼节”一定要吃鸭子呢？有一种说法，传说在很久以前，人们从春天开始养鸭，到中元节这段时间鸭长成。因为以前生活比较贫苦，只有到节日才舍得杀鸭子吃。 还有古老的传说给必吃鸭子“站台”。传说鸭子是驮往逝者过奈河桥到阳间与亲人相聚的，在农历七月十四这天要大量宰鸭。也有人说，“鸭”就是“压”，吃鸭子就能压住这天来游走觅食的鬼魂了。 两盘白切鸭配鸭酱摆在餐桌中间，扣肉、白切鸡、牛肉等成为配角，这是韦小曼和丈夫准备的团圆饭。让韦小曼略有遗憾的是，因为疫情原因，在南宁市的妹妹不能回家过节。 “现在日子好过了，鸡鸭鱼肉平时都能吃到，不用刻意等到节日。”韦小曼说，如今过节不是期盼吃什么，而是期盼家人能够团圆开心，“但是一定要吃鸭子，没有鸭子怎么是节嘛”。 和韦小曼家一样，广西家家户户在这天团圆。鸭子被做成白切鸭、啤酒鸭、莲藕炒鸭、醋血鸭等口感不同的美食，在一桌桌团圆饭中诠释着家的温暖。 (雨林编辑， 来源：中新网/作者 朱柳融   )

和平日报， 2021年8月22日，王立，女，印尼归侨，（ 2013年时 81岁），退休前任职于福建省武夷山华侨农场。 武夷山因风景秀美而闻名天下，在这里还有一处鲜为人知的地方，那就是武夷华侨农场，这里曾接受安置从印尼、缅甸、越南等国家来的难侨，不管当年他们是怎么回国的，他们各自都有一段刻骨铭心的回忆…… 1 贫困的大家庭 印尼中爪哇的加拉登是我出生的地方，虽然加拉登是县城，但我们家在郊区，情形仍然像偏远的农村，一切都很落后、很贫穷。父亲虽然是生意人，但家境就和这个地方大多数人一样，有时还不如当地的农民。 在孩提时，父亲在我的心目中很高大，这个高大不是指他的身材，而是他能含辛茹苦地养活我们一家人，在我们这个家，仅孩子就有19个，可活下来的却只有11个，可见父亲是怎样的辛苦。 母亲是父亲的重要帮手，生意忙的时候，她帮着父亲，稍有空闲，她就把自己做的小吃，摆在路上叫卖，但收入非常的微薄。 最困难时，家里出现过断粮的窘境，家里人只好吃地瓜，有时也吃地瓜叶充饥。即使是这样，家里人似乎从来没有悲观过，觉得苦日子总会过去，好日子一定会来到。1943年，我们全家都搬到了县城，而且我们也一个个长大，有了工作后，家里的情况果真是一天比一天好。 也许是吃过苦的原因，家里的兄弟姐妹个个都很懂事，每个人都有一个愿望，尽快地长大，尽快地工作，尽早地生活自立，减轻父母的压力，所以我初中还没毕业，就在沙拉笛加华侨公学任教，那年我才17岁。 2 第4代“侨生”回到祖国 加拉登在梭罗和日惹中间，父亲卖的冰块是从梭罗购进的，每次购进的冰块到了家后，父亲就把冰块堆放家里，然后用麻袋盖在冰块上，之后再用谷壳掩埋。别看这种办法很土气，但在热带的印尼却很管用，并且可以保冷很长一段时间。 就像前面讲的那样，在家里的每个孩子都很自然知道自己的位子，懂得要做哪些事，我在家里排行第7，下面还有4个弟弟妹妹，所以带弟弟妹妹就成了我的责任，除了这些，家里挑水的活儿也都是我来做。之后，随着大家渐渐长大，这种家务活就自动地往下传，而脱离家务事的孩子，都开始走向社会，到外面打工挣钱贴补家用。到了上世纪50年代中期，家里的情况好转了许多，父母不用再那么辛苦，家里不再断粮，我们大家都把这样的生活当成了好日子。 不仅我是在印尼出生，父亲和祖父也是在印尼出生，所以我算是第4代的“侨生”。在印尼的“侨生”，指的是出生在印尼的华人，而在中国讲的“侨生”，指的都是华侨学生，而我只属于前者，因为我回国时，已经是30多岁了。 说实在，像我这般年纪回国的人不多，即使有，也是携家带口，而我还是单身女子，并且在兄弟姐妹11人中，只有我一人回国。 3 武夷山下当教师 我是1967年回国的，当时已经没有轮船可坐，只好乘飞机回国，到了祖国后，我来到福建北部的武夷山下的华侨农场。当时农场的条件非常艰苦，最难忍受的是这里的严冬，这对于从来没见过冬天的人来讲，真是不知所措，所有的衣服都穿在身上，但刺骨的寒气仍然往身上钻，而要想摆脱严寒，就只有拼命的劳动。 虽然在印尼时，我也吃过不少苦，可我从来没做过农活，更不用说用锄头、挑担子，以及插秧、种树。但我也有一种优势，那就是从小培养出来的坚韧的性格，不会向困难低头，用意志战胜苦难。在不长的时间里，我到过农场所有管区工作，而且工作都得到好评。 之后，农场考虑我以前当过老师，就让我到学校教书，那时学校也是十分简陋，老师只有2人，于是安排我教小学一到三年级的语文，同时也教四到六年级的数学。到了1973年，农场的学校才步入正轨，成为了正规的学校，我的教学任务才渐渐减少，教书这工作一做，就做到了退休。 那时武夷山不像现在这么出名，一提起我在武夷山工作，人们就觉得那是在闽北的穷山僻壤，谁也没想到，武夷山如今会成为世界著名的风景区。想想当年，我们虽然经常穿行在丹霞地貌之中，但却没有感觉到它的美，这也许是“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武夷山真美景。 4 回到印尼我感触强烈 1994年和2002年，我两次回到印尼，两次回去的感受都很深刻，尤其第二次回去，感触更为强烈，这源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才切身感觉到自己生活在中国的幸福。 的确，我虽然是一名普通的教师，并且已经退休，但每月都能领到国家给的退休金，农场也按月发放补贴，这些钱不多，但够用，至少我不用为生活而担忧。相对我那些在海外的朋友、同学、同事，他们有的生活过得比我好，却要为生计操劳，这让我产生了很多想法。 毕竟到了我们这般年纪，总想给自己的生活有个评价，幸福感可能是一个重要的标志。因此在遇见兄弟姐妹时，我是这样观察；在遇见过去的朋友时，我是这样考量。虽然他们中间有人的日子过得很好，也有的人生活过得简朴，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对中国有着发自内心的敬仰，因为中国的发展都超出了他们的想象，这种富强赢得了他们的尊重，也使他们感到自豪。 在印尼探亲的日子里，最遗憾的是父母已经过世，记得当年我要回国时，他们恋恋不舍，虽然他们的孩子众多，但真要离开，他们也是百般不舍，毕竟是亲生骨肉，血浓于水。 还记得，当年回国时，来送我的有学校的校长，有共事多年的同事，也有自己的亲哥哥，但就没有父亲和母亲，当飞机起飞时，看着下面的印尼土地，我想父母此时在做什么？在想什么？他们知道自己的女儿正第一次坐飞机，向自己祖国的方向飞去。 如今，他们的女儿生活在风景秀美的武夷山下，在那儿，他们的女儿有着自己的家，有着一幢两层楼的房子。房子里，除了已经也是老人的我和丈夫，还有一位天真可爱的小孙女。 （雨林编辑，来源：中新网 ）

和平日报， 陶金汉今年86岁，祖籍湖北天门，1935年出生于印尼的一个华侨家庭，他的父亲从小离开中国，经过多地辗转，后来定居在苏拉威西岛的一个小村子里。陶金汉也出生在这里，从小他就和父亲一起练习踢足球，上初中后，一部在电影院里播出的奥运会纪录片让他下定决心也要成为一名运动员。 陶金汉，新中国第一代击剑人，如今仍活跃在击剑教学的一线，他告诉记者：“我要一直教到我提不动剑为止”。 “我的爷爷是一个江湖郎中，1908年他带着我父亲和伯父下南洋，去过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后来爷爷在新加坡病逝。爸爸到了印尼苏拉威西岛上的一个小镇安了家，我就是在那里出生的。”陶金汉拿出放大镜和地图，给记者细细讲解。 陶金汉说：“我们那个小镇一共只有四家华人，没有华人学校，父母为了让我们八个孩子接受中文教育，后来就搬家到了苏拉威西省的首府望加锡。” 陶金汉的父亲曾在印尼组织过一支足球队，担任领队和教练。陶金汉六岁开始跟随父亲学武术，十五岁开始学踢足球，十七岁已经是当地一俱乐部的甲级队员。 “我们小时候没有现在这种足球，都是藤球，很重，而且球门也没有网的，很简陋，但那时还是踢得很高兴。我对体育的热爱也是从那时候就培养起来的。”陶金汉说。 1949年新中国成立，陶金汉萌生了回国的想法。“听说新中国成立了，我们当地华侨非常兴奋，组织了很多庆祝活动，那时候就想尽快回去为祖国建设出力。” 1953年，在父母的支持下，陶金汉和姐姐坐上了回中国的轮船。“我父母对中国感情也很深厚，临行前父亲说，你们先回去，等生活稳定了就把我们接回去。” 轮船从印尼苏拉威西岛出发驶往中国，13天后抵达深圳，刚刚成年的陶金汉第一次踏上了祖国的土地。 陶金汉还记得，在北京的华侨补习学校上学时，大家挤住在食堂里的场景。“睡双层床，吃饭在露天，但当时根本没有考虑到生活条件问题”，他回忆道，“感情和心情是不一样的，回到祖国心情就舒畅了。” 陶金汉回到祖籍武汉念高中，并于1956年考入了北京体育学院，毕业后一直留校任教直至退休。 谈到第一次在训练馆里看到学生练击剑的情境，他说：“新奇又激动！我情不自禁地拿起面罩往头上戴，发现近视眼镜不妨碍戴面罩，于是立即报名参加了学习班。暑假别人都回家了，我就自己对着靶子练。” 959年11月在北京举行的中匈友谊赛上，陶金汉的进攻动作。受访者供图 1958年。北京体育学院开始分系，陶金汉却在专业选择上犯了难，选从小喜欢的足球还是心心念念的击剑？经过一个多月的苦苦思索，深感自己更适合在个人项目上发展，于是选择击剑。“我始终庆幸自己做出了正确的决断”，陶金汉说。 扬眉剑出鞘 拿下第一枚国际金牌 经过刻苦的训练，1957年11月，陶金汉获得了中国“十七城市击剑、技巧运动锦标赛”男子花剑冠军。此后，中国击剑史上的数个“第一”都与他有关。 1966年11月，陶金汉代表中国击剑队参加在柬埔寨举行的第一届亚洲新兴力量运动会，一举拿下男子佩剑冠军和花剑季军，这也是中国击剑在国际赛事中获得的第一枚金牌。 “那次比赛还有个小花絮，花剑个人赛头一场是我与印尼队员比赛，我没有带花剑来，用的是主办方提供的剑，印尼教练却对裁判说我的剑未经检验，这不是存心找中国运动员的茬吗？难以压制的情绪使我在比赛一开始就猛冲猛攻，最后屈居第三。”陶金汉说。 虽然花剑只拿了铜牌，陶金汉仍然信心满满地向领队保证：“冠军明天拿了！”第二天的佩剑比赛中，他果然以五场全胜的战绩夺得了冠军。 如今，陶金汉仍珍藏着这两枚具有历史意义的奖牌。向记者展示过后，他小心地把奖牌摆进盒子。虽然奖牌表面已略显斑驳，但沉甸甸的分量依旧。 1973年，陶金汉在报纸上读到击剑世锦赛将在瑞典召开的消息。当时，国家体委正在为恢复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席位开展工作，而其中一项条件就是必须成为国际奥委会下属5个单项协会的成员。 陶金汉感到，这将是中国加入国际击剑联合会并参加世锦赛的好机会，他随即致信体委领导，作为观察团成员前往瑞典，促成了中国剑协加入国际击剑联合会。 1973年7月作为中国考察团成员赴瑞典哥德堡进行考察时留影。（左1）陶金汉 受访者供图 次年，中国击剑队首次参加世界击剑锦标赛，陶金汉作为教练兼队员参赛。 “39岁的时候，国家体委考虑到我年龄大了，让我别打比赛了。于是我挂剑，把工作重心转向了击剑教学和裁判工作。”1975年，40岁的陶金汉成为了中国第一批击剑国际级裁判，曾在世界击剑锦标赛、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全国大学生运动会等赛事中担任裁判。 当栾菊杰、仲满、雷声等一代又一代剑手在世界赛场上为中国争金夺银的时候，陶金汉等“新中国第一代击剑人”已经逐渐退居幕后，在新中国击剑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 耄耋之年仍活跃在教学一线的“老剑” 如今，陶金汉给自己的微信取名为“老剑”，退休后仍闲不住的他是活跃在社区和大学里的“老剑”。2004年，他在北京大学开设击剑选修课，本来准备开两个班，结果报名的学员太多，第二学期又加了两个班。“那时候经常晚上十点多下课，但是教年轻人练剑我不觉得辛苦。” 谈起自己的学生，陶金汉骄傲地念出了一串名字，其中很多人在重要赛事中获得过好成绩，还有的在高校当击剑老师。 虽然面对的是业余练剑的年轻人，陶金汉的要求并未降低。他亲身示范，拿自己当“靶子”，还经常因技术动作与学生争论起来。 现在，陶金汉每个周末坚持去距家30公里远的击剑俱乐部教课，风雨无阻。一位学生说，虽然陶老师84岁了，但和学员打实战的时候，手部动作极快，而且很优雅，反应也比年轻人还要快。 被问及为什么仍坚持教学工作，陶金汉说，击剑这个运动太迷人了，一招一式之间不仅是技术体能的比拼，也是思维的较量。“我要尽全力普及击剑，培养更多的击剑人才，希望看到中国击剑越来越好。” （雨林编辑，来源：中国侨网/记者：吴侃 ）

和平日报， 2021年8月24日，2021年8月22日上午8时，印尼雅加达德教会济锦善社（YEMI），在疫情大流行期间，为弥补雅加达红十字会血浆库存的不足，继续在Pluit Karang Indah VII (Blok Q8 No 45A)秘书处，与雅加达红十字会联合举行献血活动，并得到 Walubi的支持。活动遵照卫生规则进行，如戴口罩、保持间隔距离。 在现场参与YEMI义工有李姿慧、许文华、黄健山协助献血活动。与之前的献血活动一样，筹委员会提供了午餐、血氧仪、零食、维生素和饮料。YEMI的献血活动一直受到社会各界的热烈欢迎。在这次献血中，想献血的人们的热情非常高。显然，前来的人数超过了委员会规定的配额，即100多名捐助者。如此多的人想献血，筹委将于8月29日再次举行献血活动，时间从上午8时开始。 印尼济锦善社德教会主席许国照（Alex Tumondo）表示，我们通常通过雅加达红十字会举行献血活动，现在再次举行该活动是为了支持红十字的计划来满足血液需求。我们希望这项活动能够帮助那些需要在这疫情大流行中需要血浆的人。 YEMI与辅导主席伍瑞章 博 士 (DR.Eddie Kusuma SH.MH) 从不厌倦为社区民众造福的社会活动，不仅是接种疫苗，还有其他一些服务，例如提供义肢、援助灾民等公益活动。 （雨林编辑， 来源： 国际日报/Kris/HK ）

和平日报， 2021年8月25日，香港中通社8月24日电 印尼是海外华人最多的国家，香港有众多的印尼归侨。近期印尼新冠肺炎疫情加剧，对防疫物资需求十分紧迫。为体现中印尼华人华侨之间的情谊，香港侨界社团联会慈善基金与香港印尼商会联合共同捐款50万港元购买100台制氧机，通过印尼当地机构捐赠给各医院，捐赠活动得到印尼驻港总领事馆的大力协助。 全部100台制氧机于8月23日凌晨由印尼航空运送到雅加达，存放在政府仓库，并完成各种手续，由有关方面派发各医院单位，支援抗击疫情。 印尼归侨侨领、香港侨界社团联会首席主席余国春表示，近期印尼疫情加剧，曾经侨居印尼的香港归侨对印尼积极抗击疫情感同身受，深切关注。香港侨界社团联会了解到当地医疗环境跟不上，物资紧缺，特别急需制氧设备之后，迅速组织动员，短期内得到一些老归侨的积极响应，踊跃捐赠资金，提供制氧机货源信息，协调运输交接等捐赠细节，仅用10天时间，100台制氧机就空运到印尼雅加达方面指定的地方，体现了中华民族“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优良传统。 余国春说，这项捐赠活动能够顺利圆满，要特别感谢印尼驻港总领事馆的热情协助，大力支持。捐赠活动，由香港侨界社团联会慈善基金、香港印尼商会、香港华侨华人总会以及印尼当地机构等共同联手，合作共同抗疫，为增进中印尼两国之间的友谊，传承世代友好，增添了正能量。 参与捐赠的有香港印尼归侨余国春、陈进强、谢文盛、李常胜、张仁强、梁淦基、叶联意及陈柏林等20多位人士。 （雨林编辑， 来源： 国际日报/香港侨界社团联会供图）

和平日报， 2021年8月24日，8月20，21两天，万隆有成立历史80多年的德运堂(Vihara Dewi.Gg Wangsa No 6;8 Jl.Cibadak Bdg )在严格遵守卫生守则的条件下在佛堂前门分发爱心大米礼包给佛友与附近民众600份各5公斤包装。救济因疫情严峻而影响生活负担的困苦华裔佛友家庭与民众，佛堂主持佛姐们与爱心赞助善翁希望捐助礼品给大众被关怀的温暖与減轻经济负担。 8月20，21两天，万隆有成立历史80多年的德运堂(Vihara Dewi.Gg Wangsa No 6;8 Jl.Cibadak Bdg )在严格遵守卫生守则的条件下在佛堂前门分发爱心大米礼包给佛友与附近民众600份各5公斤包装。救济因疫情严峻而影响生活负担的困苦华裔佛友家庭与民众，佛堂主持佛姐们与爱心赞助善翁希望捐助礼品给大众被关怀的温暖与減轻经济负担。 为了避免拥挤，保持每位受惠者的安全，佛堂主办单位分两天的捐赠大米慈善活动安照已登记的人员名单和时间顺序完成活动。 第一天活动分发200份大米礼包给镇，乡.附近民众，两所殡仪馆员工，邻组居民，保安人员，清沽工友，派报员等。 第二天分发给佛友与需要援助的贫困华裔家属共400份爱心大米礼包。 受惠民众感谢德运堂主办单位捐助爱心大米礼包，祝愿上苍厚报慈善人士。 疫情未爆发前，有众多佛友支持佛堂念经活动，赞助穷苦佛友或邻区民众的福利事项。佛教大节日卫塞节庆祝话动后，分发爱心礼包给参与盛会的佛友，邻居民众家属等。这次捐助民众600分爱心大米礼包也是不愿记名的佛友赞助的，只写下德运堂捐助。慈善佛友的爱心善行可敬可贺，功德无量。 静思语有句话写：”爱不因分享而減少。反而因传递而增长”祝愿更多善心人士以爱心援助因疫情影响成为穷困民众。更希望疫情早日离开世界，让大众恢复到疫情前的欢乐和平的日子。 （雨林编辑，万隆王羽报道）

和平日报， 2021年8月25日，经过几个月的准备，一轮又一轮的比赛，每一个选手都拥有很强的实力，并发挥到了极致。 8月24日是总决赛的日子，所有支持印尼选手的观众，热爱音乐和唱歌的认识，都放下了手头的工作，从早上开始就等着屏幕观看比赛，在高手如云的情况下，最终，我们的选手罗翠芬凭一首“你的答案”勇夺金奖，唐德新凭一首“老爸”获得铜奖。 祝愿印尼的两位少年选手，再接再厉，前路尚漫漫，继续努力，争取更大的胜利。希望有更多更多的选手学好华文华语，参加明年的水立方杯比赛。 寄语半决赛折戟的成年组温家丽、苏溶贵两位选手，不气馁、不失望，成功的路上有失败相伴，将磨砺我们的意志。 在此，再次感谢所有工委会成员，感谢所有评委老师，感谢印尼各地的负责人给予组委会的支持和协助。 （雨林编辑， 来源：国际日报 ）

和平日报， 2021年8月25日，2021年“文化中国·水立方杯”中文歌曲大赛决赛24日晚在北京落下帷幕。 决赛分“港澳赛区”和“海外赛区”依次进行。海外赛区中，来自加拿大蒙特利尔的张靖晨和来自印度尼西亚的罗翠芬分别获得成人组、青少年组第一名，来自中国澳门的黄诗莹则夺得港澳赛区的第一名。 比赛为一轮制，采用网络演唱与现场评判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评委在北京电视台主会场与海外选手进行实时视频连线，在选手演唱完歌曲后，评委从音乐技巧、声音表现力等方面点评和打分。 据主办方介绍，往年有不少选手通过“水立方杯”走上了专业的音乐道路。为了更好地帮参赛选手实现音乐梦想，今年的决赛新增了“业内观察员”，由资深音乐制作人张江担任。业内观察员不参与打分，仅从专业音乐人角度为参赛选手们提供指导。 凭借颇具辨识度的音色，取得港澳赛区第一名的黄诗莹受到了现场评委的一致认可。她坦言自己是个性格内向的女孩，希望通过比赛积累经验、认识更多朋友，希望自己变得更勇敢。 比赛中，选手们“各显神通”，用饱含情感的歌声呈现了一个个精彩的舞台。来自印度尼西亚赛区的罗翠芬演唱了一首《你的答案》，凭借扎实的唱功和成熟的台风打动了评委们，取得了9.961分的好成绩。“我从小就很喜欢唱歌，希望能用歌声给大家带来快乐。未来的路还很长，我会继续加油的。” “阿刁，大昭寺门前铺满阳光，打一壶甜茶，我们聊着过往……”身穿藏族传统服饰，来自美国西雅图赛区的李诗恬深情演唱了歌曲《阿刁》，歌声宛如天籁，获评委们连声称赞。 李诗恬两岁开始学中文，四岁学芭蕾和中国民族舞。受外祖父母的熏陶，她还学习了中国画。“在妈妈的支持下，我努力学习中文，希望可以跟更多优秀选手学习，为我在西雅图和在沈阳的亲人们争光。” 中国著名歌手朱桦已经连续多年担任“水立方杯”的评委。她表示，唱好中文歌曲对选手了解中华文化非常有意义。“选手们对中文歌曲的热爱很纯粹，比赛中的每首中文歌都非常动人。通过他们的演唱，我似乎能看到他们的成长与经历。” 业内观察员张江表示，每位选手的表演都是完整、成熟而认真的，他们通过音乐表达情感的方式也活跃又全面。相比自己这一代人，他们更进了一步，也更加优秀。 “文化中国·水立方杯”中文歌曲大赛自2011年以来，已连续举办十一届，广受海内外关注与好评。2021年大赛以“在一起，再出发”为主题，吸引了来自3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50余个赛区的超过2500名选手参赛。 (雨林编辑， 来源： 中新网/刘立琨 门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