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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日报， 2021年7月14日，转眼，我从印尼回国已经56年了，回首往昔岁月，我无怨无悔。 在国外读函授 我原籍福建南安，祖父是石匠。印象中祖母、叔伯，以及后来我父亲的坟墓都是祖父打石建造的。我父亲自幼是过继给祖父，14岁到印尼，战乱时靠肩挑小贩卖东西过生活，又身患哮喘。因家境贫寒，我的最小妹妹(父母的第六个孩子)出生不久就送人，至今下落不明。我10岁时，父亲因哮喘突发不治过世。家庭的重担全压在目不识丁的母亲身上。 我从小是半天上学，回家煮饭菜，和兄弟姐妹轮着帮母亲料理在大“巴刹”(市场)卖生活用品的生意，还要照顾弟妹，逢年过节为弟妹和自己缝制新衣。到初高中功课多时，利用照看铺子空闲时写作业。不过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很优秀，所以从初中起每年都申请到助学金。读高中时，看了新中国的小说、电影、画报，又看到学姐学兄一批又一批回国，内心向往不已，一首《海外孤儿有了娘》至今还能吟唱。可当时家里经济条件较差，在激烈思想斗争中，自己常偷偷哭起来。 只是，回国之时，正值祖父过世未葬，我却铁定回国，为能实现回国深造、报效祖国的理想坚定不移。 高中毕业后，我在母校教书一年，一边攒路费准备回国，一边读厦大海外函授。同时，积极参加侨社的活动，如公演歌剧《刘三姐》等。最后被“半保送”回国(即支付半票船费)。至今也不知道是谁付的另一半，校董、侨社还是大使馆？ 1964年8月5日，我乘光华轮回国，8月13日抵达广州黄埔港。 到军垦农场 虽然只身回国，我坚信靠自己的勤劳智慧和努力是不会挨饿受冻的。到了华侨补校，师长更是爱生如子，发给我助学金和冬衣暖被，使我安心学习，积极上进，不到半年加入共青团，高考前评为“三好学生”标兵。1966年印尼又一次大排华时，母亲带着我的兄弟姐妹举家回国。 1965年，我考上福建师范学院(现在的“福建师范大学”)，第二年遇上文革。 后来，被下到军垦农场——(福建省漳州市)长泰县5053部队农场。在军垦农场，我们接受的是纪律严明的高强度的学军学农锻炼：遵守生活作息则不用说，起床5分钟就得集合完毕，饭前诵读毛主席语录，半夜一听哨子吹，紧急集合；到田间急行军，很多近视眼大学生跌入坑洼，跌破眼镜、跌伤腿骨。农田劳动男生下齐腰深的烂泥田种稻、割稻；女生受点照顾，也得下到大腿深的烂泥田；扒田(耘田)是用手指的，不到休息时间(一小时休息5分钟)不准伸直挺腰杆，任蚊子叮咬、蚂蟥吸血，否则回宿舍要检查“斗私批修”；劳动之余，挑井水供饮用，提长嘴喷桶浇菜供食用。我从手不能提肩不能挑的归国侨生，到后来也会挑150斤的大粪。 熬了两年，1971年盼到了分配工作的消息，算是结束了那段刻骨铭心、触及灵魂的军垦农场生活。 在宁化山区 1971年我和爱人(师范学院同班同学)服从分配到(福建省三明市)宁化(县)工作。因担心气候不适应，工作条件艰苦，就忍痛把刚出生2个月的孩子留在(福建)厦门，由我母亲用牛奶喂养。 刚到宁化，所在学校离县城约一小时的车程，电力靠学校自己发电，我们住在昏暗的仓库“隔间”，两张板凳加几块木板就是床了。刚开始我们不懂买鸡鸭等补养身体，只靠食堂的萝卜、芥菜下饭，时间久了我刚生孩子不久的身体也因虚弱常拉肚子。农村学生更是艰苦，大多是从十几里外步行来回的住校寄宿生，吃的是干饭配辣椒、豆腐乳，在校食堂只寄蒸米饭。因为外语被摧残至重，我们都改行教语文、美术等。工作5年后才恢复英语课。恢复英语教学后，靠我们的努力，农村学校也在高考中出不少大学生。 爱英语教英语 印尼大排华前，华校各门学科是用中文的，还开设两门“外语”——印尼语和英语，印尼语小学一年级就读，英语从初一始读，有学印尼语的基础，到高三英语已基本可以听说读写自如了。经集美华侨补校的学习，因英语成绩突出，我高考是以理工类考生被录取英语专业的。 1979年末，我34岁时调入厦门九中工作，在九中属凤毛麟角的学本专业的青年教师(很多老教师都是俄语转行教英语)。因为要报恩，也为了不让新单位因接受“病弱者”感到为难，所以对分配的繁重教学任务二话不说：教3个班级的英语课，到高中毕业班是2个教学班的外语兼任2个班级班主任。 上世纪80年代时，英语教学已开始受重视了。九中当时虽然属初高中兼办的普通完中，但高中生源是已被重点校择优录取后的低分学生，一个50人左右的班级英语中考能上60分者不足10人，平均分在30—40分。当老师的深知：生源和师资是教学质量取胜的关键。面对高考升学率的压力，我在教学设施简陋(只有粉笔和黑板)、教学任务繁重、学生英语基础差的情况下，勇挑重担，在高中英语教学中改变“哑巴英语”、死记硬背的单词，采用“听说领先”的教学法，逐步让学生能“开口、易记、广读”，提高了高考的优良率。 上世纪90年代，学校进入转型阶段：从专办普高，改成普高职高兼办，后来改为专办初中。我在这个时期一直在初中毕业班任教英语兼任教研组长，所接任的班级均能从初一二的大面积不及格，在一年的学习中，一跃跨入年段前茅，进而在中考时大面积及格。在指导学生参加市级英语比赛如演讲比赛、话剧比赛等有获奖记录零的突破，在普通中学中引起极大关注，在指导青年教师升职的工作中不断出新。退休后仍然得到青年教师的敬重。九中初中教学质量连续13年连冠，每年为重点高中输送大批优秀学生。作为曾经为之付出心血的老教师，深感欣慰。 像蜡炬一样发光发热 退休前，因为外语教师需要打字出考卷复习题，我从学校旧式的打字机开始转向自学电脑打字，自购万元买一台电脑和打印机。 退休后，我在退休教师协会分管宣传委员，我也用上电脑打字，并主编《蜡炬》会刊，至今14年。2006年始有机会在老年大学学习电脑，上过图像处理、动画、摄影等专业，但老年人普遍学了易忘，尤其是动画制作、图片处理等我反复读了几年，不过久了也就熟悉了。一有空闲时间就制作动画、视频、图片、幻灯等，有的配上文字发布于网站或自己的博客分享给网友，自娱自乐，很有成就感。因为我积极笔耕撰稿，图文并茂，连续12年被市退教协授予“优秀通讯员”，在思明区退教协我也担任通讯员。还在厦门市印联会也分管网站，担任《会讯》副主编，公众号主编等。 (雨林编辑， 来源：中国侨网：黄坚虹/口述、许丹/撰文)

和平日报， 2021年7月14日，星期一7月12日卢圣会大师兄因感染病毒医治无效在三宝垄医院逝死，享年八十五岁，噩耗传来震惊了全国各地拳友们， 因为印尼太极拳界誰不知卢圣会? 为何卢圣会会有这么大的名望? 这要回顾三十六年前的往事 ，那时他还是不到五十岁，刚好四十九岁，第一次成立了郑子太极拳组，请来了新加坡陈政义师父，自从那时候起卢圣会就与太极拳结了一生之缘，在他 家里后屋第三层楼成了终身练武场地 ，不知已有多少位国内外太极拳师父和拳友们来过这里传授或练习太极拳 。 为弘扬太极拳，他有与众不同的远见思维，85能成立了太极拳组还不够，90年后陆续成立了中爪哇太极拳协会 ，再过两三年又成立了爪哇太极拳协会，又再过两三年成立了爪哇巴厘太极拳协会，最后在2007年于三宝垄成立了印尼太极拳协会。 为了增加印尼太极拳素质和水平 ，组织拳友们好多次去国外参加国际太极拳各种比赛，如新加坡，马来西亚 ，香港，台湾，中国等地。 当然卢圣会的同门兄弟们也始终在不断协助一臂之力，他们是: 黄惠祥，郭英忠 ，翁启平，许振昌，黄永祥，郑福添，叶清春等。 卢圣会的离开 ，使大家感到太突然 ，不知所措 ，这是印尼太极拳协会的极大损失，无不感到万分悲痛 ，可事到如今 ，我们也只能把悲痛化成力量，把卢圣会弘扬太极拳精神传承下来 ! 把印尼太极拳协会搞的更好更出色! （雨林编辑， 来源：印尼太极拳协会总主席:陈存统供稿 ）

和平日报， 2021年7月14日，7月10日，11日两天，万隆历史悠久的圣多，亚罗斯秀天主教学校(Sekolah. Santo Aloysius,.Bdg)校园内举办由学生会理事团(IA Top) 主持的为18岁以上的校友与民众疫苗接种活动。 这次疫苗接种活动是校方支持市府抗疫方针的实际行动，在遵守严格的卫生守则条件下，万隆副市长雅纳(Bpk.Yana Mulyana)与隨员亲临现场视察并发言感谢学校与校友会举办疫苗接种活动，支持市府抗疾的高尚行动，两天的活动希望达到指标的1000人获得疫苗接种第1针。 学生会(校友会)主席Paulus Prananta. 致词：”感谢校友会筹委团队，医护人员，赞助商，Santo Aloysius 学校与基金会领导，玛拉拿打医科学院(FK.U.Maranatha). RSIA Limijati医院，FKPPI Bdg.Satgas Covid Kac Bdg Wetan.Polsek Bdg Wetan.Puskesmas Salam和其他支持这次活动的单位。几月前我们已举办为乐龄校友与大众疫苗接种活动。今天有大家协助合作这次的活动。今天我们来到校园，回忆我们互相交流，不分职位，財富，种族，宗教而做人道主义事业。感谢上帝赐福给我们主持这次活动，希望大家保持健康直到疫情结束。我们接种后已得到50%的初步进程，但已有极强的能力前进。万岁我们的学校，校友会永运成功 “ 。 万隆副市长雅纳致词：‘” 感谢大家支持市府疫苗接种抗疫的活动，接种不单保护自已也是保护大家，你们是万隆市英雄。如果有70%市民已接种，能保护其他30%没有接种的民众。但大家要记得，接种疫苗后一样要遵守卫生守则，需要二个月后，我们的抗疫功能才有効。家庭成员出门后，不立刻执行卫生守则，那么病毒就会传染给家里人。再次感谢你们是万隆市的英雄。 两天大众疫苗接种活动达到985人获得第一针接种疫苗，第二针将於8月7，8两日举行-万隆四大名学梭之一的圣多，亚罗斯秀天主教学校为大众疫苗接种第一针活动圆满完成。 （雨林编辑， 万隆王羽报道 ）

和平日报， 2021年7月16日，陈婵娘，女，印尼归侨，现年76岁，目前定居于香港。 我大概三四岁时跟着兄弟姐妹接触羽毛球，到如今仍在香港参加业余老年人羽毛球队、教教青少年羽毛球，这辈子算是和羽毛球谈了漫长的恋爱。 回国进入福建省羽毛球队 1938年，我出生在印尼展玉 （ Cianjur）那时家在市场附近，每到傍晚菜市场收摊后，整条街市变得很空旷。一群孩子就在那儿跑啊、玩啊，才三四岁的我也跟着踢足球、打篮球。 在印尼，很多华人会自发组织球队，尤其是羽毛球队。我平时上完课，家事不多，就参加球队玩。白天打篮球，晚上打羽毛球。不知不觉中，也打出了一点小成绩，还代表首都城市参加全国比赛。高中毕业后，当地华人很难有机会读大学，家中条件也不允许继续读。而按老家福建的传统，女孩到十六七岁就应该出嫁，本来连高中都没机会读，如果继续留下来，就等着出嫁了。我当然不想那么早出嫁，刚好有机会申请回国，我就回到了祖国。 大约是1959年，正好有一位爱国华侨介绍，我直接从海外进了福建省的羽毛球队。当时，中国知名的羽毛球运动员基本都是印尼等海外回国的华侨，70年代后才比较多是本国培养的，但也是60年代回国的华侨培养的。 到学校办训练班 刚到福州时，运动员的生活条件还是不错的，每天伙食费1元钱，有鱼有肉，生病了还有牛奶。我当时贫血，只要把医院开的证明给教练看，就可以申请喝牛奶。 1965年，我从省队申请回到厦门，正好厦门市体委成立一个体校，市里点名让我到体校里的教练班负责培训羽毛球。我到了一看，真是吓了一跳，什么都没有啊。我问活动场地在哪里？领导让我去集美中学，那儿有羽毛球队，有华侨，还有场地。我去了才知道，所谓的场地就是学生食堂。而队员中，最小的已经11岁。我觉得太大，希望训练大概六七岁的孩子，就提出要去小学。领导同意了。我到集美小学，校内有礼堂，挺适合训练。大概一年时间，我有时帮学校体育老师代课，开设训练班。 刚开始，体委负责提供球拍和球，但有的学生连球鞋也没有。其中有个叫陈明生的学生赤脚打球，打到出血。我问他痛不痛，他笑笑说不痛不痛。几个月的训练后，他打得真不错，只是年龄偏大，后来去参军。每次从部队回来，都来找我，还哭着说很遗憾不能继续参加我的培训班，谢谢我当年对他还不错。据说退伍后分配到厦门海关，真希望能再见见他。 培养了好苗子 大约一年后，市里让我回厦门培训羽毛球运动员。但岛内没有场地。羽毛球训练对场地要求还是比较高的，一是要在室内，可以不受风雨影响，天天练习；另一个是地面不能太硬，否则对运动员膝盖损伤很大。怎么办？我想办法找到厦门工程机械厂，厂里有个食堂，下午空着。我曾经训练过机械厂一个职工的孩子，这位职工帮忙联络，答应下午2点至5点借给我们训练。场地找好，我又从全市各学校挑了20多人组成训练队。 每星期四下午2点，我们一到训练场，就先把食堂的饭桌一张张挪开，挂上球网。食堂前方还有个舞台，虽然不大，无法对打，但学员们可以练动作。还有一群最小的孩子，大概五六岁，虽然没机会上场，但让他们排排站在凳子上，专门看哥哥姐姐们打，两三个小时，就随着飞来飞去的羽球活动头和眼睛。然后哥哥姐姐们打完，如果还有时间，也让他们拿球拍和球去玩，挥挥拍、发发球。 后来陆续找到一些可以训练的场地，我至今仍然记得当时带他们的训练安排：地点上，周四到工程厂，周一、二、三到公园（现在厦门市人民英雄纪念碑），周五、六到体育场，周日到厦大；时间上，周一到周六每天下午2点到5点、周日早上八九点到下午4点多，一周7天不间断训练。无论在哪个场地训练，每个队员都来。放寒暑假时，队员们就集中到集美学校，住在那儿训练。就这样坚持训练了五六年，我把他们视作亲生的孩子一样，感情特别深。 其实，那些孩子们家庭条件都很一般，没有运动衣和球鞋。我就向组织申请为他们配球鞋、球拍和点心。领导们也很支持。同时，我还为他们向组织申请在集训期间每人一周1元钱的补助。钱领到后，我还征求孩子们的意见，这笔钱是发给他们还是改善饮食。他们都说由教练安排。我每周都为他们准备红烧猪脚、鸡蛋、肉罐头等，补充营养。 徒弟林瑛10多次获世界冠军 20多个孩子我都当宝贝一样，不过这里特别回忆林瑛的故事，因为很有戏剧性。 林瑛住在我家楼下，当时7岁多，我看到她在跳皮筋，跳起来能轻松地用脚勾到高处的皮筋，很有潜质。于是在她8岁时，我问她爸爸，是否让他女儿来打羽毛球。她爸爸一听很乐意。但她年龄还小，来训练场，主要也是和其他年龄小的孩子一样，在旁边看哥哥姐姐打球。因为我要带的队员多，训练时无法专门带她。于是，我和她父亲商量，每周二、四、六上午6点半到7点半跟我去住所附近的篮球场训练。条件有限，我就让她练步法和动作，一个一个练，让她一个动作练半个小时，剩下的时间练篮球，比如带着篮球跑，培养她的灵活性。7：30结束训练，她回家吃早饭，8：00去上课。 林瑛跟着我学了3年，去参加省里的比赛，就得了第3名。赛后，我把她推荐给省队的教练，结果他们嫌她太高，11岁的年龄看起来像十四五岁的身高，而且觉得她的动作笨拙。可是我一直都很看好她，但没有办法，省队不收。 回到厦门，我就去找林瑛的父亲，因为他在部队，希望他能带林瑛去福州部队试练一个月。她父亲一听就答应了，第二天带着林瑛去了福州。福州军区一见林瑛就很喜欢，马上留她下来。到年底正式收入军区球队。这样一个转折，反而对林瑛更有利。因为军区球队的队员主要是男性，每天和林瑛对练的都是男的，男的体能、技术等都比较强，在强者的环境中，林瑛进步很快。半年后参加全国比赛，成绩非常突出。 全国比赛不久，福州军区精简人员，球队解散。省队得知这消息，马上把林瑛调入省队。因为成绩突出，她被收入国家队。那时我已经去香港了。在国家队，林瑛每年都参加各种大赛，拿了世界羽毛球锦标赛、羽毛球世界杯和尤伯杯等十几次世界冠军。 相聚厦门 1976年左右，在福建的印尼归侨有条件申请出境，并且允许全家一同出去。因为当时“文革”的环境及先生家族希望我们去香港，我们一家申请去了香港。因为年龄超过30岁，没办法成为公职人员，又因为儿女都还很小，我先生不同意我继续当教练，要我照顾家庭。我只能进工厂学车衣服做普通女工，工资很低，大概五六千元，但时间是9：00-16：00，还是计件工，有事也可以不去上班，比较能照顾家庭。大概做了10年，孩子大了，我才去离家更远一些的地方，做包装工。大概也做了10年。孩子们读完大学出来，我年龄也到了55岁，不能继续做工了。朋友邀请我继续教羽毛球，我终于重新开始教球，培养的学生中有一些在学校比赛中获奖。 距离上次1993年回厦门，已经过去20年了，和当年的羽毛球队队员再相聚，每个孩子我现在都还能大致认出来，很激动，很开心。看到当年毛头小孩现在很多仍然在打球，有的是亚洲裁判，有的在当教练带球队，有的办羽毛球培训班，生活舒心，收入颇丰，我真的很欣慰。 真怀念厦门的一草一木，想念这些孩子们，甚至思念这里的海蛎煎、炒面线、炸五香条、鱼丸汤。这次团聚时，大家都说以后每年要组织一次聚会，我争取都能回来参加。 （雨林编辑， 来源：厦门市归国华侨联合会 ）

和平日报， 2021年7月16日， 余城垣，1922年生于南安市诗山镇前山村，旅居印尼。先后捐资1000多万元，兴建家乡医院、堤坝、路桥、祖宇、敬老院，创办南安第一所中等职业学校——南安成人教育中心，为诗山中学建设实验大楼、电教中心及教师宿舍，与黄正泉合建诗华楼、诗侨楼。福建省政府于2004年5月11日授予余城垣“福建省捐赠公益事业突出贡献奖”金质奖章、奖匾和荣誉证书，并立碑表彰。 捐资建学校、建祖宇、修堤坝、建桥铺路、建医院，捐资儿童福利基金、敬老院……对自己，勤俭节约，不愿浪费；对家乡的投入，却是千金不吝、有求必应。在诗山镇，处处可见爱国侨亲余城垣热心公益、慷慨捐资留下的痕迹。 勤俭朴素爱护乡邻 熟识的人对余城垣的俭朴都印象深刻。有一年，余城垣返乡，一位细心的晚辈注意到他穿的一条深色布裤竟打着补丁，开口相询，余城垣笑容可掬，轻描淡写地说：“还能穿，丢了可惜！” 据余城垣身边的人透露，这补丁还是余城垣请精于针线活的邻居老大娘缝补的。余城垣难得返乡一次，晚辈们特地买了一些山珍海味和珍果鲜蔬招待他，余城垣看到后，面带笑容，婉言相劝：“都是自己人，不用特意准备，只要能吃的就可以了。” 黄国明要称呼余城垣为老姑丈。每次余城垣回到诗山，都会到他家里坐坐，带着他一起走亲访友。在黄国明印象中，余城垣是一位非常简朴的老人。吃饭时，总会指着盘里的菜肴，询问“菜一斤多少钱？肉贵不贵”。到饭馆吃饭，他都会反复叮嘱要将盘里的食物分食完毕。“赚钱不容易，我们不能浪费。” 在印尼，余城垣每天上班都是把家里准备好的饭盒带到公司，午饭时稍微热下，就着白开水，一顿饭就打发了，天天如此。余氏家族勤俭持家的家教，使他从小养成不计较吃穿，珍惜财物的习惯。 在亲友眼中，余城垣先生是一位和蔼可亲的老人家，没有架子，日常生活从来没有特别的要求。 少年时的余城垣早早地帮父母分担家务，放牛、砍材、割草，辛苦的劳动中，养成了他坚强的意志以及对贫困人的同情心。每次回乡，看到生活困顿的乡邻，余城垣总会拿点钱补贴他们，300元、500元在当时都是不小的数目。余城垣的行为也让大家深受感动。 2013年，听闻余城垣老姑丈身体日渐不佳，黄国明很担心，第一次坐飞机到印尼探望他。彼时，老人已92岁，因小脑萎缩，渐渐忘记很多人、事。但家乡一直在他心中，在黄国明短暂停留期间，余城垣多次跟他提起家乡，“家乡现在发展怎么样了？诗山中学、南侨医院都还好吗”。听到黄国明一一诉说家乡的亲人近况、他挂心的学校医院情况，老人家很高兴地笑了。 闲聊时，余城垣感慨良多，16岁时与父亲远渡南洋，凭借聪明才智和吃苦耐劳，在印尼开拓了一片属于自己的事业。因眷念家乡的一土一木，他多次往返于印尼与诗山，如今身体已不允许他来回奔波，老人心中无限忧伤，他告诉黄国明，“我很想再回家乡，但再也没有机会回去了，这是我的遗憾”。 2018年，余城垣逝于印尼。 三解学校发展燃眉之急 峥嵘岁月里，“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事业成功之后，与“身怀巨富在天涯，不忘养育桑梓地”的老一辈华侨一样，余城垣对故土也有叶对根般的情意。对家乡故里公益事业的支持上，余城垣最看重的是教育。 诗山中心校园佳木葱茏，花圃绿地随处可见，各式建筑物错落有致，行走其间，移步换景，美不胜收。尤其校园西区，自南而北楼房成列，鳞次栉比：仙都楼前，“印侨”“贤奕”二楼靠背而起，行政办公设施齐全；诗侨楼东西横亘，宏伟大方，其前，综合楼巍然而立，图书充库，书香阵阵；如田楼曾为实验大楼，气势恢宏，与诗侨楼遥相呼应，是标志性建筑物之一；“侨友园”为三楼环抱于内，绿草如茵，灌木合围，小乔蓊郁，掩映石台，碑匾并立，辉耀千古；如田楼西侧沿水泥台阶拾级而上，雅侨、雅辉、子媛三座教师宿舍楼拔地而起。 诗山中学里，余城垣先生的塑像，他的右侧是如田楼。 诗山中学校园校貌的大改观，源于西区的建设。诗山中学的品位提升，亦得益于各种硬件设施的完善。这些离不开广大华侨对诗山中学的“厚爱”，他们捐资助学、关心学校发展。 当年，对家乡教育倾注毕生心血的黄仲咸、黄正泉两位老先生，为诗山中学的发展大计，力邀在印尼当地华侨中有影响力的余城垣主持校董会。黄正泉极力举荐，黄仲咸甚至“三顾”余城垣在印尼的住所，谋划兴盛诗中万全之策，余城垣也当仁不让，勇挑重担。近20年岁月里，余城垣在其位谋其政尽其责，多有建树。 “余城垣的父亲余如田是创办诗山中学的发起人之一，长期关心、支持诗山中学的发展。受父亲、家人的影响，余城垣对家乡、诗山中学感情深厚。”诗山中学原校长林再发告诉记者，余如田先生热爱故乡，热心教育的善行，让余城垣明白，“行善是一份爱心，也是一份责任”。 余城垣刚走马上任，即与黄仲咸、黄正泉一道呼吁倡议旅印雅加达爱国侨亲，凝心聚力，共襄兴盛诗山中学。余城垣更是表率于先，数次解了学校发展的燃眉之急：1994年，学校申请晋升省三级达标学校，硬件设施方面仍需建造一栋实验楼，余城垣慨然独资100万元兴建如田楼；3年后，教师增员，宿舍趋于紧张，余城垣又与黄欲水基金会合资兴建诗华楼；千禧年前，学校办学规模日大，学生多而教室少，余城垣与黄欲水基金会再度合资共建了高中部教学大楼——诗侨楼，为学校顺利晋升省二级达标校立下汗马功劳。2005年期间，余城垣又与黄欲水基金会黄正泉昆仲、黄仲伍、黄瑞泉、许善教、高景源等人联合筹资，为学校添置内部设备，缓解诗山中学财政困难。 “只要有利于家乡教育的合理要求，可谓有求必应。”后人提起余城垣，总会如是说。 （雨林编辑， 来源：福建省侨联网  供稿：南安市侨联、海丝商报 ）

和平日报， 2021年7月16日，周四，7月15日，万隆华族关怀团队(Masyarakat Tionghoa Peduli.Bdg)在万隆广肇会馆(Y Mutiara. Jl.Situ.Aksan Bandung)再次举办献血活动，支持万隆红十字会迎接国际献血日，援助需要新血的民众。 这是华族关怀团队第4次第4站的献血活动，由团队成员社团万隆广肇会馆和闽南会馆主办活动。 由广肇会馆青壮组主任梁秉江(Freddy) 和闽南会馆青壮组负责人陈凯斌(Sugiharto G.)为筹委正副主任。 在严格执行卫生守则的条件下，万隆华族关怀团队主席李振健与其他华社团员代表亲临现场支持活动。 地区长官视察献血活动的有镇长Suparjo Camat Babakan Ciparay.警分区警长Kompol Anton. Purwantoro Kapolsek Babakan Ciparay.和军分区(Koramil) 代表Atet Setiawan 也有Sukahaji 村长 Acmad Roni.S.I.P。 筹委主席梁秉江致词感谢献血者，筹委团员和支持活动的各位领导和医务人员，使献血活动顺利进行。筹委副主席陈凯斌也致词表达感谢各方单位支持活动。 活动上，民政，军警长官或代表都致词表达感谢，万隆华族关怀团队在疫情肆虐的情况下，举办献血活动援助红十会，使需要新血的民众能救人，这是高尚的人道主义精神，希望我们的合作能继续下去，造福大众。 万隆华族关怀团队华社成员渤良安福利基金会，福清同乡基金会，客属联谊会，广肇会馆，闽南会馆，西爪百家姓协会等都有代表参与各团员举办的献血活动或慈善福利活动，和谐团结造福民众。 （雨林编辑， 万隆王羽报道 ）

和平日报， 2021年7月16日，香港影坛有“拳有陈惠敏，腿有李小龙”的说法，陈惠敏是货真价实的功夫明星，曾经只用35秒就击倒日报拳王森崎刚。他嘲讽成龙是耍杂技的，承认实战中就只怕李小龙。 今年76岁的陈慧敏出生在香港新界荃湾，父亲是一名海员，母亲是家庭主妇。陈惠敏从小就喜欢习武，学过南拳中的“谭家三展拳”和西洋拳击。 17岁时，陈惠敏曾加入过黑帮，后来又当过警察，开过酒吧。对陈惠敏来说，跟人打架是家常便饭，而且他还喜欢打擂台。 1972年，陈惠敏代表香港参加东南亚拳赛赢得冠军。 1983年，39岁的陈惠敏参加“世界精英搏击大赛”，仅用35秒便击倒日日本拳王森崎刚。森崎刚的师兄洛崎藤丸不服气，第二年邀请陈惠敏到日本打拳，结果陈惠敏3个回合就把洛崎藤丸击倒。 70年代，功夫影片在香港兴起，陈慧敏步入影坛。他由好友“小麒麟”陈玄宗牵线，与李小龙相识。两人初次见面就一见如故，聊了很多关于自由搏击的话题，相谈甚欢。 李小龙十分欣赏陈惠敏，曾公开称赞陈惠敏是香港“最能打的演员”。 陈惠敏身高1.76米，身手灵巧，拳快如风，他年轻时一个直拳可打出270磅（约122公斤）的力道。陈慧敏为人直率，曾有记者问他，你在最年轻最能打的情况下，能打过李小龙吗？ 他听后沉思了15秒，说：“打不过。” 陈惠敏讲述了一件往事，有一年，他和朋友小麒麟去李小龙家里玩，大家见面后说了很多武术拳击的东西。当时小麒麟顶着沙袋，李小龙退三步，疾步过去踢那个沙包，小麒麟被李小龙踢飞了出去。 陈惠敏感叹地说，以前只有拍电影才能看到这些东西，而李小龙真正可以做到！ 他还说：“李小龙很快，很有力。我们后来还扳手劲。我的手劲是出名的，但是还不够李小龙有劲，李小龙就一下我就败了。” 陈惠敏一直很反感那些为了拔高自己，对李小龙功夫下结论的那些所谓武打明星。他一直认为：功夫巨星只有一个，叫李小龙！ 香港艺人成龙曾经在接受媒体专访时，暗示自己武功比李小龙功夫强，说“李小龙被过度神话了”。但陈惠敏公开嘲讽成龙只是耍杂技的。 对于李小龙是否有真功夫，香港另一位知名的武打明星洪金宝曾透露过，年轻时他曾与李小龙在片场较量，没想到还没来得及眨眼，李小龙的腿就到他脸上了，令洪金宝佩服不已。 （雨林编辑， 来源：禁闻网 ）

和平日报， 2021年7月18日，朱耀光的相册里，几乎没有一张与工作有关的照片。老伴在一旁打趣说:“他长年累月都在海上，哪有机会拍照啊！”朱耀光闻言笑而不语，小麦色的皮肤仿佛诉说着那段令人难忘的海上经历。 1935年12月朱耀光出生在印尼雅加达。1958年回国并考上厦门大学生物系。1962年毕业后分配在福建省水产研究所工作。数十年来一直从事海洋渔业资源的调查研究，熟悉福建海区的主要渔业资源，主持和参加过许多科研项目。 上世纪50年代，一大批华侨怀着满腔热血，毅然回国投身祖国建设，在平凡的岗位上无私奉献，朱耀光就是其中之一。热爱海洋科研事业的他，与大海结下不解之缘，完成了一项又一项科研任务，硕果累累。由于工作成绩突出，他多次获得国家、省、市的褒奖与肯定。“作为归国华侨，我希望能尽自己的全力报效祖国。”朱耀光说，祖国繁荣富强是他今生最大的愿望。 出一趟海掉几斤肉 他坚持完成任务 “希望祖国强大，是每一名当时被称为海外孤儿的华侨华人的唯一心愿。”1958年，朱耀光从印尼回国，打算努力学习，报效祖国。同年，他考进了厦门大学生物系海洋生物专业，毕业后被分配到福建省水产研究所，从事海洋渔业资源的调查研究。 省水产研究所是一个生产性科研单位，渔业生产中遇到的难题，往往就是他们的研究课题。“一片辽阔的海域就是大实验室，为了取得第一手资料，出海成了家常便饭。”在三十多年的渔业资源调查研究生涯中，朱耀光频繁出海，北起福鼎，南至诏安的福建海区，还有浙江嵊山、广东汕头的渔场都留下了他的身影。 海上生活并不像人们想象中那样浪漫，船越往外走，风浪越大，即使是经过锻炼后适应了海上生活的人，间隔两三个月再上船，也难免会晕船。当时调查船出海要冒很大风险，所以他们常与渔民打成一片，随小渔船出海。“离岸越远，风浪越大，摇晃得厉害，舱内空间小，腥味重，导致晕船呕吐，严重时黄疸水都吐出来了。”回想起那段日子，朱耀光老伴陈杏芳心疼地说，尽管满舱都是海鲜，朱耀光却没有胃口品尝，只能吞几口地瓜稀饭，一个船程下来，总会掉几斤肉。 海上调查完全不同于陆地，船一到预定站点，不管是风急浪险，还是下着瓢泼大雨，科研人员都得坚守岗位。他们的工作非常紧张，像是采集水样和浮游生物、分类和鉴定渔获物，有时还要进行生物学测定等，经常需要不间断地操作。朱耀光总是强忍着身体的不适，硬撑着完成任务。“出海一趟要花费国家很多经费，能多跑一些站点，多搜集一些资料和数据，就能更准确地进行科学分析，掌握客观规律，有所发现，有所突破，为国家多做一点贡献。” 完成海虾资源调查 实现有效捕捞 众所周知，福建是一个海洋渔业生产大省，海洋捕捞业历史悠久，渔获物品种多，产量高。然而许多人未必了解，1985年以前，由于对虾类资源情况不明，缺乏专门的捕捞工具，福建的海捕虾产量极低，年平均产量仅为0.5万吨左右。海虾捕捞的严重滞后，引起了省水产厅的高度重视，更牵动着水产科研人员的心。为此，省水产厅下达1983年《福建海区虾类资源探捕调查及捕捞技术研究》课题，时任省水产研究所资源室主任的朱耀光，因其在海洋资源调查方面的丰富经验，被委以重任，担任该项目第一负责人。 制定方案、出海调查……朱耀光及其团队历经两年时间，基本查明了我省海区虾类的种类组成，分布洄游、渔场渔期和资源变动状况，研制出了适合本省渔场的渔具渔法，从而有效地进行捕捞，使资源得到了合理的开发利用，海捕虾产量逐年上升，至1997年达到6万多吨，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益。该课题还获得1984年至1985年福建省科学进步一等奖。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我国海洋科研再上新台阶，朱耀光也迎来了事业黄金期，科研方面硕果累累，仅1979年至1993年，就获得国家级、省部级等各类奖项15项。 一颗赤子心，拳拳爱国心。退居二线后，朱耀光报效祖国的热忱丝毫未减。他利用归侨联系广泛的优势，积极开展海外联谊工作；他发挥水产方面的专长，积极参加科技扶贫和技术咨询活动；他还是市侨联参政议政小组的负责人，关注侨界热点、反映侨界呼声，多次被评为侨界先进工作者。 （雨林编辑， 来源：《厦门日报》记者薄洁 2018-10-19）

2021年7月12日，IPEKA 基督教学校与印尼华人教会协会(PGTI)和基督耶稣教会(GKY)合作，在雅加达北部的珊瑚新村 IPEKA PLUIT) 基督教学校举办新冠疫情疫苗接种中心。并于 7 月 12日至 14 日进行疫苗接种活动，以支持政府的计划，即加速向社区民众提供新冠疫情疫苗，以在社区中建立群体免疫。该活动与Graha Kedoya医院合作，并由 PGTI 协调的几名志愿医生协助。 IPEKA 基督教学校运营主管 翰多佐（Handojo）表示，在IPEKA PLUIT基督教学校实施新冠疫情疫苗接种中心，是 IPEKA 基督学校支持按照政府规定实现免受感染的具体体现。他说，“因此，通过这次疫苗接种活动，我们希望为学生准备免受感染提供保护。” 该计划疫苗的目标接受者是来自IPEKA基督教学校所有地点的初中和高中学生以及校友或至少12岁以上的学生。疫苗接种者总数为 1,254 人。给予的新冠疫情疫苗的类型是全剂量或给予第一剂和第二剂的 科兴（Sinovac）疫苗。 IPEKA PLUIT基督教学校Covid-19 疫苗接种中心的参与者注册将于 2021年7月6日开始。注册通过IPEKA基督教学校的社交媒体通知，并向学生的家长或监护人广播消息。参与者填写提供的在线表格，并必须选择疫苗接种时间表，即疫苗接种活动的日期和时间。报名成功后，参会人员将收到报名确认信和疫苗邀请函，参会人员需确认到达。 疫苗接种过程分为四个活动，即08.00–09.00、09.00 – 10.00、10.00 –11.00和11.00–12.00。这是为了避免人群聚集，在活动期间，IPEKA 与 PGTI和 GKY 一起采用了严格的实施卫生规则。 IPEKA PLUIT基督教高中一名 10 年级学生的家长廖蒂茜（Liaw Desi…

和平日报， 2021年7月19日，印尼華社楷模、瑪中傑出校友、瑪中大學的創辦者黃啟鑄先生不幸于2021年7月8日與世長辭，享年89歲。 黃啟鑄，祖籍金門縣前水頭村，1932年9月23日出生於印尼加里曼丹一個小商家庭，為金僑第二代；為印尼泗水金門互助基金會永久名譽主席，黃啟鑄不僅在經營船務事業上成就非凡，在家鄉的地方建設以及困苦鄉親的生活協助方面也貢獻一已所能、無私付出，值得推重！他在印尼艱難地念完小學課程後，轉入瑪中就讀；在高中階段，因經濟拮据，不得不輟學謀生；黃啟鑄從自身成長的感受，意識到華人在海外謀生、求學辛酸坎坷，於是在少年時期就向周圍友人提出「同舟共濟，自強圖存」人生理念；在事業有成時，就宣導興辦教育，提出「教育是振興民族的根本」社會理念。 僑領黃啟鑄，對華人教育工作相當熱心，除捐資興學之外，燕京華僑大學還設有「啟鑄敦品勵學獎學金」，鼓勵學子努力向學；另受到印尼「排華」運動影響，過去的30多年來，印尼一直禁止華語學校招生，也禁講華語、禁止華人集會結社，華人在當地無法循序學習母語，只能利用課餘進修補習華語能力，正因為印尼政府對華人的嚴管、嚴控，金門同鄉組織只能以「互助基金會」型態存在，用以聯繫鄉親情誼。 80年代，在印尼華社被封殺的黑暗歲月裏，他出面創立「東爪金門公會」和「東爪江夏堂黃氏宗親會」凝聚鄉親，宏揚傳統宗族文化，開展不少活動；1998年後，隨著印尼改革開放的步伐，華社得到了復甦；黃啟鑄對重振華人文化事業，推動華文教學，更是「有求必應」地捐輸；他對造福桑梓，也是無比心誠，如資助大學建校和辦學的事蹟，在僑界、民辦教育界早已傳為佳話。 黃啟鑄主席可說是成功的海外金門鄉親典型人士之一，他曾於金門華僑之家創建時號召鄉僑踴躍捐獻，同時自己也捐獻新台幣10萬元，盡一己之力回饋社會；並常號召印尼泗水鄉親組團返金省親，對於金門鄉親赴海外的接待十分熱誠，且常幫助困苦鄉親改善生活、協助就業；而在家鄉的地方建設上也從不落人後，每次都能全力支持，深獲金水(水頭)鄉親敬佩。 金門縣楊鎮浯縣長深致哀悼之際，特別致電謹向黃啟鑄先生的夫人蔡恭溫女士暨家屬寶眷們表示沈痛悼念和誠摯慰問，務期節哀順變。 (雨林编辑， 来源：勁報/記者于郁金/金門報導，照片由金門縣政府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