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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日报， 2021年5月10日，2021年5月7日（星期六）,印尼华裔总会（INTI）东努斯沙登加拉（NTT）分会主席迪奥多鲁斯(Theodorus Widodo）主持INTI马六甲县支会(INTI PC Malaka)2021-2025年度理监事就职典礼。因为仍处于疫情大流行时期，故典礼以在线与线下方式进行。 参与在线视频者有：INTI总会总主席黄德新、贝锦兴、黄印华、INTI妇女会创办人马咏南、INTI妇女会主席陈莉丽（Dra Lily Tan）中爪哇主席 Gouw andy Siswanto 等。 与东帝汶接壤，马六甲县与支会主席由亨利（Henry Melky Simu）领导，及其理事们包括：在教育与法律部主管以赛亚（Isaiah Ari Martinus），旅游、体育艺术和文化主 管 道 林 （Fransiskus Taolin），经济、商业、合作社和中小型企业理事林亚发（Yafet Liem），社会、企业社会责任和创意商务事务主管Simu、秘书Isa Bella，副秘书Fransiska Klaran，财务主管Erly Liem和代表Tince Rayon等理事。 INTI NTT马六甲支会的成立还基于对NTT东弗洛雷斯，特别是关注在马六甲县受暴风雨灾害的灾民和更好地搞好社会福利活动。 INTI总会总主席黄德新表示，对INTI马六甲县支会成立表示赞赏。他说：NTT主席迪奥多鲁斯和两名分会理事大卫（David Kenen Jaya）领导的INTI NTT成立不到一年，又建立支会，这是非同寻常的。 他指出，整个INTI大家庭应继续表现出相互合作、关怀与团结的精神。因为INTI的本质是根据其使命和具有全国视野的远见。他说：让我们培育爱心和团结，同舟共济，协助政府应对这疫情大流行病带来的挑战，他希望所有INTI成员始终通过实施卫生规则协议。 INTI NTT主席迪奥多鲁斯（Theodorus Widodo）表示，赞赏理事们热情帮助受风暴影响的兄弟，他希望随着支会的成立，将有助于开展各种活动，来促进马六甲县的社会福利活动。 （雨林编辑，来源：国际日报 Bam 明光 ）

和平日报，2021年5月14日， 吴文华，男，印尼归侨，现年87岁 ，退休前任厦门大学历史系。我是学历史的，也是教历史的，我也正经历着历史…… 1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我的家乡福清市渔溪镇闹了土匪，我大伯先去了印尼万隆，我父母亲也跟着过去。 他们在那儿当小商贩，我就跟着母亲，在街上卖花生、香烟。印尼人很喜欢足球，有时举办比赛，我们就到球场外卖给看球的观众。虽然经济状况并不好，但就像很多华人一样，为了我们将来不再走他们的老路，父母很早地就把我送进学校，我开始半工半读的生活。 1946年，日本侵略者走了，各华校都停顿下来。许多从国内来的进步青年创办了南化学校。我成了那儿的第一批学生。很幸运，我的语文老师是爱国作家，叫梁国英。他很崇拜鲁迅。上世纪30年代，我才刚出生，他就办过刊物《汇流》。我们的教材都是他自己挑选的，再亲自刻蜡板手抄油印。还记得，他选了各种流派的作家，如胡风、冰心、郭沫若、茅盾等。他认为做人是第一大事，如教我们鲁迅的《聪明人》，教导大家要老实做人。因为我家庭经济状况不好，梁老师就让我到他开的美凤书店派送报纸，是邹韬奋的《生活报》，从中对我的思想也产生了许多影响。 1945年以前，我在清华学校读小学。当时是日据时期，学校的语言课主要教日语，借此进行日本奴化教育。因为从小思想上排斥日本，所以也就轻视学日语。后来，小学六年级下学期时，老师给我们介绍《西行漫记》，从那里我认识了中国共产党，知道了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从此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向往中国、渴望进步的种子。 除了学校教育，我们也受到很多当地地下革命进步组织的影响，当时毛泽东、周恩来、百团大战等故事都已经很出名了。 2 1953年，我高中毕业，留在华侨中学任教。 当时中国的国际形象很好，新中国的成立，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都激励着海外华人的心，想回国投入建设，我也很想回国继续深造。但当时大使馆一直做我们的工作，说华校需要老师。我就留下来教语文和历史。 1955年，亚非会议召开，这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经历。 当时我和我的爱人甘美凤有幸参加了周总理接见华侨各界代表的招待会。 4月11日，中国代表团乘坐的印航“克什米尔公主号”专机，在取道香港前往万隆出席亚非会议途中发生爆炸。这一事件的发生，国内外震动很大。特别是周恩来总理的安全问题被高度关注。印尼总统苏加诺特别重视安全保卫工作，采取严密的戒严守卫措施，确保领导人的安全和会议的顺利进行。 同时华侨社会也做了很多准备工作。“保卫周总理，保卫代表团祖国亲人的安全”的呼声在印尼四起，早在3月间华侨社会就已决定成立华侨支援委员会，并在雅加达和万隆各设分会。由于华校学生非常爱国，拥戴周总理，在中华总会的组织策划下，广大华校师生也加入了保卫周总理的队伍，成为保卫的主力军。 当周总理乘坐的飞机抵达万隆时，我在机场的迎接队伍里看到了周总理。那一面我印象很深，当时马路两旁站满了成千上万等待总理的群众，大家都期待着能一睹伟人的容颜，我也满心期待着。当总理的车子驶过跟前时，我看到周总理的脸色很苍白，后来看了《生活报》、《新报》才知道，原来总理得了盲肠炎，在北京动过手术，在还没有完全康复的时候，又到了云南，再到万隆的，他是带病前往的。总理的精神真的是让人感动。 在从机场到总理驻地的沿路，保卫工作也早就布置安排好了。我和美凤当时是华校的老师，上头也指派任务，由我们负责组织带领学生，分布在沿路各地。学生们保卫总理的热情极高，一方面期待着见到仰慕已久的周总理，一方面做好保卫工作，注意四处可疑人物。当时学生的人数很多，华侨中学、清华学校、南化学校、广华学校等都派出了学生队伍，还有选派那些身强力壮的学武术的学生，参加警卫队。参加的学生们个个热情高涨，都很骄傲，后来《我为周总理站岗》等等文章都相继登出了。 总理在印尼期间的住所是由印尼的华侨领袖提供的别墅，住所里的食物及总理房里天天更换的鲜花都是由印尼万隆华侨妇女会负责采购。当时的印尼华侨领袖洪载德还带领一批热心的华侨轮流在总理住处附近值班，密切注视周围的动静。 亚非会议结束后，周总理安排在25日清晨接见当地的华侨代表。考虑到安全问题，总理接见华侨的地点被安排在广肇会馆创办的广华学校里，总理真正接见代表和讲话的地点是在广华学校的礼堂。那时我是作为一名进步可靠的青年，被选为周总理到广华中学视察时的服务人员。在这之前，我曾到礼堂看过，一切都安排得妥妥当当，井井有条，所有工作都要确保万无一失。在礼堂的外头是一个三岔路口，像丁字街一样，中间有棵大榕树，我们在那里布置了一帮学生，学生们既可以听到周总理在礼堂里面的讲话，同时又形成了一道道人墙，起到很好的保卫作用，使敌对分子难于下手。 我爱人美凤非常幸运，她作为万隆华侨妇女总会的年轻代表，当时22岁，与周恩来总理握手。她与总理握手之后，马上到外面的像馆里照了照片作为留念。当时周围的同学朋友们羡慕不已，大伙事前都有交待，若是其中的某位同学与总理握手了，回去后一定都不能洗手，要将手与其他同学共享，让周围的同学也间接握握伟大的周总理的手。到总理离开以后，总理所使用过的茶杯，坐过的沙发等，侨领们都争抢着要买。那段经历真是我们一生的光荣啊！ 当时一名负责保卫总理的印尼宪兵，也曾感慨地说道：“周总理不仅是你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也是我们全亚洲的领袖”。 3 由于亲见周总理的到来，以及亚非会议在国际上产生的巨大影响，使我们这一代出生成长在印尼的这一代华侨感受到了祖国的强大，我们都热切期盼着回到祖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但是我和我爱人回国都是一波三折的，印尼中华总会包括华校的领导都要求我们留在印尼，最后还是在我母亲的一再要求下，我的回国愿望才得以实现。 回国那年是1957年6月，我一个人先回到中国，美凤是6月底回来的。我父亲和一家人则是1960年回来的。回国后我到厦门大学入读历史系，记得父亲他们回国时我在读3年级，当时我正在南普陀山上种树绿化，忽然有个学生对我说“你的家人回来了。”我很惊讶！我全家人本来要分到海南岛兴隆华侨农场，但因为我最小的妹妹哭了，闹着“我要找我大哥”。这样一哭，就把我全家人安排到厦门来了。 我在大学期间，其实读书的时间并不多，因为1957年的政治运动，1958年又遇上台风和炮轰金门，我们接着就下乡了。当时，历史系、中文系、经济系师生等都去了农村，先到厦门同安，再到龙岩，1959年到了漳州，再到集美，这时才开始读一点书。我毕业后就留在系里从事教学和东南亚史、华侨华人史的研究，直到退休。 4 由于我长期专门从事华侨历史、东南亚历史的研究，至今还和印尼万隆华人社团有着密切的联系，万隆各华校校友会就是我们联系的一个纽带，这也为我后来成立厦门市万隆校友会奠定了基础。 早在1985年，在改革开放浪潮里处于领先地位的重要城市广州就诞生了万隆校友会。此后，就有人和我联系，要我组建福建省的校友会，他们认为我在印尼读书期间就有组织才能，而且现今是厦门大学的历史系老师，非常适合担任此项工作。当时我还没有退休，工作很忙，再加上家里有很多事，根本抽不出时间筹建福建省万隆校友会。等我退休后，厦门市侨联又将此任务交于我，我才答应了。于是在1993年10月，我们将在印尼读过华校的人集中在一起，建立了厦门市万隆校友会。 我担任校友会的会长一职。我们这个校友会平时主要对有困难的校友进行慰问，如生病住院的会送去一束鲜花和少量现金；定期在每年10月中旬或11月初召开一次年会，互相交流，谈谈现今印尼的政局、华人在印尼的状况；有时也会定期组织出游活动，大家交流心得；若有印尼的华侨校友来到厦门，我们校友会热情接待，进行交流。 (雨林编辑， 来源：中新网  2010 年吴文华／口述 许丹／撰文)

和平日报， 2021年5月11日，至今提及“华侨旗帜，民族光辉”，人们仍然会想到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 在中国近代史上，华侨陈嘉庚因其在海外创办实业的创业精神和心系桑梓的赤子情怀而被世人传颂至今。 他少年出洋从商，兢兢业业，筚路蓝缕，凭着诚信经营和过人的眼光，创造了商业奇迹，成为了南洋的“菠萝苏丹”“橡胶大王”。 他虽身居异邦，却心怀家国。在抗战期间，四处奔走，号召南洋华侨支持祖国，誓死抵抗日本侵略。他组织成立了“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带头捐款，仅1939年一年，南洋华侨就向祖国汇款3.6亿多元，极大地支援了中国国内的抗日力量。 他倾资兴学，散尽家财，培育英才，被其创办的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尊称为“校主”。在他的倡导下，许多华侨纷纷捐资兴学，蔚然成风。 他心系华侨，回国后组织成立中华归国华侨联合会，并担任首任主席；他提议成立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并在厦门创办了华侨博物院。 陈嘉庚先生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其拳拳爱国之心在其1938年提出的“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的著名提案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1938年，日军疯狂向华中、华南地区进犯，战情紧急。时任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却公然发表对日“和平谈话”。“投降论”一时甚嚣尘上。虽与汪精卫是挚友，但强烈的爱国心促使陈嘉庚先生向国民参政会秘书处发出电报。他提出：“日寇未退出我国土之前，凡公务员对任何人谈和平条件，概以汉奸国贼论。”其后，该提案被大会秘书处精简为“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 这个提案，立即得到与会参政员的多数赞同，联署人达67人之多，为国民参政会提案联署人数之冠。 汪精卫在陈嘉庚先生提案的斥责下，处境十分狼狈。当时海外华侨纷纷致电国民政府和国民参政会，表示反对妥协，一定要抗战到底。国内报刊舆论纷纷谴责妥协投降论调和汉奸卖国行为，民气之高昂可谓空前。汪精卫在全国的舆论谴斥声中，狼狈出逃昆明，再叛逃到越南河内。 陈嘉庚先生的电报提案，虽文字简短，但却意义重大，邹韬奋先生赞其为“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 陈嘉庚先生的爱国之心也体现在他对祖国统一、台湾回归的执着之上。他最后的遗言是“台湾必须回归中国”。他相信这个愿望一定会实现，一定要实现。这可能就是陈嘉庚先生晚年在“鳌园”刻录的地图中刻下“台湾省全图”的最重要原因吧。 （雨林编辑，来源：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供稿）

和平日报， 2021年5月10日， 5月3日上午，万隆华族关怀团队(Masyarakat Tionghoa Peduli MTP Bandung)与万隆大警察局(Polwiltabes Bandung)与人民思潮报基金会(Y.P.R.)合作在大警察局前院移交1000份日用必需品爱心礼包给警员，由摩托车警员直接传交给需要帮助的民众。 亲临现场参加移交捐助爱心礼包迎接开斋节的万隆华族关怀团队成员代表有万隆渤良安福利基金会(YDSP)主席李振健，理事廖南基，林德祥，佘毅琪闽南公会主席杨汉平，理事戴天福，薛顺龙，广肇会馆主席刘庆球，理事林文星，何椿耀，西爪百家姓理事陈春富，福音堂理事孙重耀与万隆大警察局警长(Kombes Ulung Sampurna Jaya S.Ik.M.H.)共同象征式移交爱心礼包给50多位摩托车警员，由他们直接赠送给需要帮助的民众手上。 Ulung 警长表示感谢多方团体捐助爱心礼包给民众。虽然捐助品不大，但对长远冶安环境有帮助，让大家保护万隆市安全。 李振健说，我们华族关怀团队捐助爱心礼包已乡次举行，我们相信万隆大警察局更了解民众的情况，维持地方治安的警员们最知道哪些家庭需要帮助。 万隆华族关怀团队协调主任陈春富(Djoni Toat)说，我们将继续进行人道援助活动，支持万隆市良好的冶安环境的行动并援助需要帮助的民众。 这次的捐助日用必需品礼包的活动从疫情爆发后已进行几百次，不但捐助日用必需品，我们也捐助防护物资，举办成功疫苗接种慈善活动，为大众服务。 梁国强，林德焕，林文星，郭德祥，温顺发带着250份爱心礼包移交给西爪哇宪兵部队(Pomdam)和宪兵支队(Denpom)分发给宪兵成员，并祝贺他们开斋节快乐。 5月5日午后2时，万隆华族关怀团队代表余毅琪，沈国雄 捐助礼品由西爪哇完兵部副司令(Letkol C.P.M.Rus An)和宪兵支队军官(Lerkol CPM Harjono Pamungkas)接受并在移交文件上签字。 （雨林编辑，万隆王羽报导 ）

和平日报， 2021年5月11日，王金铭，男，印尼归侨，现年68岁，曾任职于宁化泉上华侨农场，系41位印尼小英雄之一。 人生就像一条河，有干涸也有汛期,有曲折也有坦直。但幸好，它曾经以激情的节拍流淌过那段难忘的岁月。 一别经年，景物变了，容颜变努了，不变的是我对家乡的眷恋。三明宁化是我的第二故乡，每次来到这里都感到无比亲切，无论我走多远，这里永远都是我的牵挂。 印尼41名华侨小英雄 我的祖籍在福建永春。但出生于印尼苏北省段卜干埠。父母系小商人，虽家中有12个仔女，但父母不放弃教育。我们虽然身在异国他乡，骨子里任然深爱着祖国。从小学到高中，父母一直让我在华侨学校就读。他们时常教育我们，我们是炎黄子孙，一定不能忘了自己的文化和语言。 我深受父母的影响，也深深地爱着祖国，希望学业有成以后回到中国，为祖国建设添砖加瓦。有了这样的目标，我从上学第一天起就勤奋好学，成绩优异。上个世纪60年代初，我考上棉兰华侨中学，高一还当选了学校上午班学生会理事、副主席。 那时政局不稳，到我高中三年级时，学校被关闭。当时大批亚齐省华侨被驱赶到棉兰市，当局不管死活，自生自灭，一批学生活跃份子，利用棉兰华侨中学有三层的学生宿舍以无家可归为名，占据宿舍和礼堂为由，就顺势安排难民们住满整个宿舍和礼堂，难侨们才有安息之地.。 为自愿回到祖国去做好准备。10月10日，军政当局利用检查卫生为名，强行将难民们在棉中宿舍草场，拍摄了污辱性照片，遭到在场学生骨干和难民们的反抗，他们却以刺杀当地军官为由，先后逮捕了8名及33名学生骨干和难侨家属。荷枪实弹被强解去棉兰基地司令部，用枪托，皮带拷打，拳打脚踢，被打得头破血流，遍体鳞伤。但是没有一个人动摇信念和立场。而是用生命和鲜血维护了祖国的尊严，维护了侨胞的正当权益。 我们被非法拘禁了40天，期间，我们与印尼军官斗智斗勇，在进行6天的绝食外，我们还联名给毛主席写致敬信。11名女青年自发绣制了有“毛主席万岁“五个金色大字的红旗。大家还一起动手制作了一个巨大五角星，中间贴作毛主席圆形浮雕像，四周簇拥着41颗小红星。而后，一起创作了歌曲《我们的誓言》，还集体创作了由我执笔的《“囚徒”之歌》和《我们不是犯人》等诗歌。 我们这些努力，引起毛主席，周总理等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后经中国政府的反覆交涉，在国际与论的压力下，印尼当局被迫释放了我们。后来，我才知道，因为此事，我们被称为“印尼41名华侨小英雄”。 获周总理接见 1966年11月18日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动员我父母随我一起回国，。一年前我家曾遭暴徒破坏，家里财物被抢劫一空，母亲半夜在睡梦中被暴徒强拉下床，事后才发现大腿骨折断，但她没有向我们呻痛过。一直到回国后，才受到政府关照，还安排到泉卅医院接受治疗。11月20日41名华侨青少年从狱中直接被押解到勿拉湾港，直奔光华轮。经历七天七夜的颠簸和一千多名自愿回国的华侨，回到亲人怀抱，终于从印尼回到祖国。 从广东湛江下船后，我和其他40位战友经过辗转奔波，于12月27日来到北京。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到北京。 我清楚记得，除了廖承志，林修德，姚仲明等负责人，更有一千五佰多名北京人民，夹到欢迎，这激动人心的时刻，成为我一辈子的记忆。党和人民政府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万人聚会，欢迎我们和难侨代表。周恩耒总理亲切接见并问我们有什么想法，我们一致表示，愿意到贫困山区接受再教育。这时周总理满怀激情地朗诵毛主席诗词，如梦令《元旦》。“宁化，清流，归化，路隘林深苔滑…”时，我们便被“宁化”两字眼所吸引。纷纷表示，愿意到革命老区宁化去。最终我们被安置在宁化泉上华侨农场。 1967年4月3日，我和40位战友，怀着满腔热情来到宁化，记得农场是一片荒山野岭，我们居住在低矮的平房里，周围是黄泥路，一下雨整个路面全部是黄泥浆。我们第二天，即投入“深挖洞，广积粮＂的归侨群体中，不怕苦和累，脏活，难活抢着干！从普通生产队员干起，几年来经过锻鍊，才被群众推选为生产组长，生产队长至大队部副队长。统入生产建设兵团二师十团十连，被推选为十连副连长。指导员，连长都是兵团派耒的穿军装解放军。 新的起点 在农场锻练近十年，被群众提名参加宁化县大学考试。经过评选和考试合格，考上福建师范大学政教系。在大学期间，不断学习专业知识，参加社会调研，进步良多。三年后，因工作须要，我调回福建宁化泉上农场任教。期间确定了，与生死与共的战友-小谭.成为终身伴侣.后来她从大学毕业后留在厦门大学任教.。婚后由于分居二地，我三哥从印尼返乡探望我们时.特向有关部门申请，希望我们在香港团聚。 来到香港，开始了新的起点，经历过船务文员，旅游贸易文员的工作，经过几年的努力，我们终于在香港立足，并搭建起中国印尼民间旅游贸易的桥梁。结交了不少新朋友，取得了一点成积直至退休。而后我又加入香港印尼研究学社的义工行列，迄今已十二个春秋，我和学社社员致力于研究和推进中印民间的友好往来，参加各种民间外交活动，组织各种论坛，不断增进和扩大中印文化交流，希望在夕阳余热，奉献一份爱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芳心不老，努力作为！ 回忆起往事，我妻子谭微笑时常说，宁化泉上华侨农场是个大摇篮，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人才，这是华侨农场的无上荣耀。对她而言，是农场供她去上大学，是农场培养了她，她要感谢农场这个摇篮对她的培养。 这是我第三次踏上宁化这片故土，回到了魂牵梦绕的故乡。每次回来均有新的变化，让我感到由衷的高兴。改革开放取得了看得见、摸得着的伟大成就，同样也成就了我们华侨的精神寄托，更让我们有了不断前行的动力，这要感谢中国各级侨务部门的大力支持，让我们有机会在时代发展的进程中，扮演了先行者的角色。今后，我们这些老侨胞将积极参加社团活动，在不同的岗位上为香港的繁荣稳定做出应有的贡献，也将为家乡的发展建设尽自己微薄的一份力量。 （雨林编辑，来源：三明市侨联  作者：王金铭／口述）

和平日报， 2021年5月12日，這是台湾暨南大學前校長李家同教授的自述 。他竟有如此遭遇的一段坎坷人生，令我們感到难以置信，同时也为他自己长期不懈的努力 ，和对于社会人文关怀及身体力行，敬致最诚恳的敬意和祝福！ 【車票 】 我從小就怕過母親節，因為我生下不久，就被母親遺棄了。 每到母親節，我就會感到不自然，因為母親節前後，電視節目全是歌頌母愛的歌，電台更是如此，即使做個餅乾廣告，也都是母親節的歌。 對我而言，每一首這種歌曲都是消受不了的。我生下一個多月，就被人在新竹火車站發現了我，車站附近的警察們慌作一團地替我餵奶，這些大男生找到一位會餵奶的婦人，要不是她，我恐怕早已哭出病來了。 等到我吃飽了奶，安詳睡去，這些警察伯伯輕手輕腳地將我送到了新竹縣寶山鄉的德蘭中心，讓那些成天笑嘻嘻的天主教修女傷腦筋。 我沒有見過我的母親，小時候只知道修女們帶我長大。 晚上，其他的大哥哥、大姊姊都要唸書，我無事可做，只好纏著修女，她們進聖堂唸晚課，我跟著進去，有時鑽進了祭台下面玩耍，有時對著在祈禱的修女們做鬼臉，更常常靠著修女睡著了，好心的修女會不等晚課唸完，就先將我抱上樓去睡覺，我一直懷疑她們喜歡我，是因為我給她們一個溜出聖堂的大好機會。 我們雖然都是家遭變故的孩子，可是大多數都仍有家，過年、過節叔叔伯伯甚至兄長都會來接，只有我，連家在那裡，都不知道。也就因為如此，修女們對我們這些真正無家可歸的孩子們特別好，總不准其他孩子欺侮我們。 我從小功課不錯，修女們更是找了一大批義工來做我的家教。屈指算來，做過我家教的人真是不少，他們都是交大、清大的研究生和教授，工研院、園區內廠商的工程師。教我理化的老師，當年是博士班學生，現在已是副教授了。教我英文的，根本就是位正教授，難怪我從小英文就很好了。修女也壓迫我學琴，小學四年級，我已擔任聖堂的電風琴手，彌撒中，由我負責彈琴。 由於我在教會裡所受的薰陶，所以，我的口齒比較清晰，在學校裡，我常常參加演講比賽，有一次還擔任畢業生致答詞的代表。可是我從來不在慶祝母親節的節目中擔任重要的角色。 我雖然喜歡彈琴，可是永遠有一個禁忌，我不能彈母親節的歌。我想除非有人強迫我彈， 否則我絕不會自已去彈的。 我有時也會想，我的母親究竟是誰,看了小說以後，我猜自己是個私生子。爸爸始亂終棄，年輕的媽媽只好將我遺棄了。 大概因為我天資不錯，再加上那些熱心家教的義務幫忙，我順利地考上了新竹省中，大學聯招也考上了成功大學土木系。 在大學的時候，我靠工讀完成了學業，帶我長大的孫修女有時會來看我，我的那些大老粗型的男同學，一看到她，馬上變得文雅得不得了。很多同學知道我的身世以後都會安慰我，說我是修女們帶大的，怪不得我的氣質很好。 畢業那天，別人都有爸爸媽媽來，我的唯一親人是孫修女，我們的系主任還特別和她照相。 服役期間，我回德蘭中心玩，這次孫修女忽然要和我談一件嚴肅的事，她從一個抽屜裡拿出一個信封，請我看看信封的內容。信封裡有二張車票，孫修女告訴我，當警察送我來的時候，我的衣服裡塞了這兩張車票，顯然是我的母親用這些車票從她住的地方到新竹車站的，一張公車票從南部的一個地方到屏東市。另一張火車票是從屏東到新竹，這是一張慢車票，我立刻明白我的母親應該不是有錢人。 孫修女告訴我，她們通常並不喜歡去找出棄嬰的過去身世，因此她們一直保留了這兩張車票，等我長大了再說。 她們觀察我很久，最後的結論是我很理智，應該有能力處理這件事了。她們曾經去過這個小城，發現小城人極少，如果我真要找出我的親人，應該不是難事。 我一直想和我的父母見一次面，可是現在拿了這兩張車票，我卻猶豫不決了。 我現在活得好好的，有大學文憑，甚至也有一位快要談論終生大事的女朋友，為什麼我要走回過去， 去尋找一個完全陌生的過去？何況十有八九，找到的恐怕是不愉快的事實。 孫修女卻仍鼓勵我去，她認為我已有光明的前途，沒有理由讓我的身世之謎永遠成為心的陰影，她一直勸我要有最壞的打算，既使發現的事實不愉快，應該不至於動搖我對自己前途的信心。 我終於去了。 這個我過去從未聽過的小城，是個山城，從屏東市要坐一個多小時的公車，才能到達。雖是南部，因為是冬天，總有一家派出所、一家鎮公所、一所國民小學、一所國民中學，然後就什麼都沒有了。 我在派出所和鎮公所裡來來回回地跑，終於讓我找到了兩筆與我似乎有關的資料，第一筆是一個小男孩的出生資料，第二個是這小男生家人來申報遺失的資料，遺失就在我被遺棄的第二天，出生在一個多月以前。 據修女們的記錄，我被發現在新竹車站時，只有一個多月大。看來我找到我的出生資料了。 問題是：我的父母都已去世了，母親幾個月以前去世的。我有一個哥哥，這個哥哥早已離開小城， 不知何處去了。畢竟這個小城，誰都認識誰， 派出所的一位老警員告訴我，我的媽媽一直在那所國中裡做工友，他馬上帶我去看國中的校長。 校長是位女士，非常熱忱地歡迎我。她說的確我的媽媽一輩子在這裡做工友，是一位非常慈祥的老太太，我的爸爸非常懶，別的男人都去城裡找工作，只有他不肯走，小城做些零工，小城根本沒有什麼零工可做，因此他一輩子靠我的媽媽做工友過活。 因為不做事，心情也就不好，只好借酒澆愁，喝醉了，有時打我的媽媽，有時打我的哥哥。事後雖然有些後悔，但積習難改，媽媽和哥哥被鬧了一輩子，哥哥在國中二年級的時後，索性離家出走，從此沒有回來。 這位老媽媽的確有過第二位兒子，可是一個月大以後，神秘地失蹤了。校長問了我很多事，我一一據實以告，當她知道我在北部的孤兒院長大以後。她忽然激動了起來，在櫃子裡找出了一個大信封，這個大信封是我母親去世以後，在她枕邊發現的，校長認為裡面的東西一定有意義，決定留了下來，等他的親人來領。 我以顫抖的手，打開了這個信封，發現裡面全是車票，一套一套從這個南部小城到新竹縣寶山鄉的來回車票，全部都保存得好好的。 校長告訴我，每半年我的母親會到北部去看一位親戚，大家都不知道這親戚是誰，只感到她回來的時候心情就會很好。…

和平日报， 2021年5月12日，万隆具有中国传统建筑色彩的老子清真寺(Masjid Lautze 2)与努山达拉清真寺(Masjid Nusantara)在迎接圣洁的大日子，结禁节的来临，在清真寺里，外每日分发几百份日用必需品礼包给贫困民众和无家可归的遊民。 -由5月3日到5月7日分发给需要帮助的弱势民众的爱心礼包内装食用油2公升，大米5公斤，白糖1公斤，糖汁一瓶，饼干一盒，牛奶1罐和面粉。 老子清真寺辅导李国丁(Haji Oting Hambali)和两间清真寺理监事亲临现场主持分发爱心礼包给民众。让弱势民众分享爱心关怀迎接佳节。 最近有美都电视台记者访问报导的万隆老子清真寺领导积极推动跨宗教团体交流事项，与万隆华族关怀团队(Masyarakat Tionghoa Peduli)，西爪百家姓(PSMTI Jabar )等慈善机构在疫情期间共同合作举办多次慈善福利活动，援助需要帮肋的民众。 据李国丁辅导讲述，老子清真寺正装修中，有意赞肋的爱心企业家可通过老子清真寺户口援助。 （雨林编辑，来源：万隆王羽报导 ）

和平日报， 2021年5月11日，2021年5月7日至8日，印尼佛乘总会楠榜分会主席林士文，与班达楠榜市JINARAK KHITA佛教高等学府基金会主席释学进和尚，在班达楠榜市城市整洁局，即佛教Bhaisajyaguru Graha寺堂环近一带，分发1700份爱心开斋节礼包，予城市清洁工及班让（Panjang）市邻近市民，礼包内包括13种日常需用品。 这是印尼佛乘总会楠榜分会和班达楠榜市JINARAK KHITA佛教高等学府例常年的社会公益活动，尤其适逢新冠疫情大 流行之际，希望以此能减 轻受惠者生活负担，并愉 快度过一个快乐的开斋节。、 分发活动，班达楠榜市生态保护局积极参与，并得到市长爱法（Bunda Eva）所关注，分别于7日为分发给城市清洁工；并于8日在班让市Bhaisajyaguru Graha寺堂里分发给当地居民。上述活动遵循政府的卫生规则进行。 印尼佛乘总会楠榜分会主席林士文，与班达楠榜市JINARAK KHITA佛教高等学府基金会主席释学进和尚表示，感谢各方已做出的贡献，使到这次的公益活动得以顺利圆满完成。 （雨林编辑，来源：国际日报 明光报道 ）

和平日报， 2021年5月13日，万隆华族关怀团队(Masyarakat Tionghoa Peduli MTP Bandung)于5月初与万隆大警察局合作妥警局摩托车队分发爱心日用品礼包给贫困民众后，再次举办慈善福利活动迎接开斋节来临。 5月3日，华族关怀团队访问万隆区回教委员会(P.B.N.U.Nahdatul Ulama)和Darul Ma-Arif习经院捐助了2000公斤大米，100盒方便面，600公升食用油。由刘庆球象征式移交捐助品给PWNU 秘书长Bp.Asep 接受。由李振健象征式移交给习经院代表Bp Kiki 接受。两单位代表对万隆华族关怀团队的善举和跨宗教的爱心捐助表示非常感谢，都祈愿真主厚报华族关怀团队更多的福气和健康。 李振健主席说：”在现今疫情期间，对各行业，对各阶层或族群都带来不小的打击，大家的处境都不容易，我们华族关怀团队都靠团队成员的携手团结，并基于人道主义和爱心.才能伸出援手帮助。希望我们万隆市，西爪哇省，及全国各个地区都能早日消除疫情，让民众能回到疫情前，过着健康正常地生活，不担心害怕病毒，这是我们大家的愿望，在此，我们也祝贺亓斋节快乐。” 5月6，7日，万隆关怀团队(MTP)和MME,皇宫集团(Istana Group)合作，捐助2000份日用必需品的爱心礼包给万隆市府，移交仪式由MTP 代表佘毅琪，温顺发等在市长官邸(Pendopo)给市府代表接受。 余毅琪，温顺发与市府代表交流时说：”今年疫情还很严峻，民众的日常生活都受到影响，又逢穆斯林家庭开斋节喜庆的大日子，因此我们华族关怀团队捐助爱心礼包，希望能让受惠者感受到温情的关怀，也给节日带来更多的快乐。我们都知道，独自快乐不如众人快乐，如果很多市民都很快乐的话，万隆也就成为幸福感最高的城市。” （雨林编辑， 万隆王羽报导 ）

和平日报， 2021年5月13日，2020年2月26日，黄小芬以110亿元人民币财富名列《2020世茂深港国际中心·胡润全球富豪榜》第1891位。作为中国内资电子制造业龙头企业景旺电子的董事，黄小芬一路走来凭借着胆识过人、敢为人先的特质，依靠自己奋斗与努力，成为中国电子产业链上白手起家的女富人之一。 循规蹈矩的女人很少创造历史 　　在改革开放刚刚拉开序幕的上个世纪80年代，有一批敢为人先的女性职业人顺应着市场经济时代的浪潮，抱着能够“大干一场”的期盼，来到了深圳这个经济改革的先发地。与80年代“下海”浪潮中的人们一样，黄小芬的职业起点也是体制内的工作。黄小芬来到了广东省河源市龙川县林业局，成为了其中的一名小职员。 　　尽管体制内的工作安稳，但黄小芬仍然希望跳脱出循规蹈矩的生活，去探索人生的更多可能性。1963年出生的龙川县人黄小芬，20岁大专毕业后分配到龙川县林业局当会计。1985年，22岁的她不安命运安排，毅然决定放弃这份“铁饭碗”，南下深圳，去探索新的人生轨迹。” 奋发不断精进自身 　　最初来到深圳，黄小芬先是在一家无线电公司工作了5年。在这份工作之中，黄小芬不断汲取电子领域的相关知识、技能，熟悉行业规范，将知识与技能内化成为她未来发展的“源动力”。 　　在对于电子技术领域有一定的了解后，或是为了寻求更快速的成长路径， 1991年，黄小芬开始在深圳市南山风险投资基金公司任职。相对比起之前的工作，风险投资公司对于个人能力要求更高，在此份工作中，黄小芬的职业技能再次得到磨练与提升，也让她拥有了更敏锐的市场投资“嗅觉”。在通往成功道路上，除了自身的努力精进，黄小芬与爱人刘绍柏相互扶持、共同发展也被传为是行业佳话。有趣的是，夫妻两人都有着“制造与投资”相结合的职业发展背景。或许正是因为这一共同点，给两人带来了共同的感悟，也带来了携手的默契。 　　2007年，黄小芬加入了爱人刘绍柏创立的景旺电子，开启了夫妇二人共同经营的创业之路。景旺电子主要从事印制电路板行业，随着中国电子行业的腾飞，如今，已经发展成为了电路板行业的龙头之一。景旺电子生产的产品被广泛应用于通讯设备、计算机及网络设备、汽车电子等行业，并向富士康、中兴、华为、霍尼韦尔等国内外知名企业源源不断地提供产品与服务。 从0到1，持续前进 　　创业是一个从“0”到“1”的过程，所需的不仅是努力与奋斗，更是成为“1”后，再次出发的敢于转变、突破的勇气。在黄小芬夫妇与领导班子的带领之下，景旺电子成为一座勇于追赶时代潮流、迸发激情的工厂。通过从中兴、Vivo到华为、霍尼韦尔的合作经历，景旺电子通过聚焦技术创新，推进产品不断升级，夯实自身核心竞争力。 　　2020年，受全球新型冠疫情的影响，全球经济面临巨大挑战。经济快速下滑的严峻环境下，黄小芬夫妇与伙伴们共同经营的景旺电子坚持 围绕本年度“变革图存、技术制胜”的主题，努力推进主营业务的有序发展，同时，积极开拓市场,响应全球客户需求。疫情期间，景旺电子特别关注和优先支持与抗疫相关的客户订单，获得工控及医疗领域客户的认可。 （雨林编辑，来源：客家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