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日报， 2021年4月24日，泗水Grand狮子会与084军部/ Bhaskara Jaya举行一次大规模的新冠疫苗接种活动，参与接种者有500人参加。疫苗接种活动从上午8点至下午1点在Bhaskara大厅举行。 印尼 307-B2 狮子会地区总督卢比学（Rupiarsieh）表示，为尚未接种疫苗的人们举办了疫苗接种活动感到欣慰。 他说：“我们与 084军部/ Bhaskara Jaya 一起通过疫苗接种帮助政府减少了 Covid-19 疫情的传播。”他通知狮子会在泗水、望加锡和西爪哇进行了疫苗接种。 第 084…
和平日报， 2021年4月24日，1955 年 1 月 15 日，印尼总理代表缅甸、锡兰、印度、巴基斯坦四国总理致电中国政府，邀请中国参加当年在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2月10日，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国政府复电同意与会。 中国政府受到亚非会议五个发起国的邀请，决定派出以周恩来总理为团长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参加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市举行的亚非会议。台湾特务得到情报开始密谋策划谋害周总理，周恩来总理受到缅甸总理吴努的邀请先期经昆明去缅甸首都仰光参加六国总理的会晤。 对于亚非会议，美国等西方国家一开始就抱着极端敌视的态度，并以“经济援助”等手段分化亚非国家。4 月 11 日，中国代表团包租的印度航空公司飞机“克什米尔公主”号飞离香港启德机场后约 5小时，在南中国海上空爆炸坠毁。 中国和越南代表团工作人员以及随同前往的中外记者共 11 人遇难。周恩来总理由于临时应邀访问…
和平日报， 2021年4月21日，这个话题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华侨农场干部的口头禅、也是他们工作碰到最多的麻烦事之一。 斯时的现实我辈至今只要通过回忆、询问左右乡亲侨友就可得到证实。 就以我家为例，我和弟妹共9个。(右图1963年合影，后右２是妹夫) 同一座５户人家，最少的有6个子女，多的比我兄弟姊妹还多。就同批的邦戛归侨来说，除了当年新婚不久的夫妇只有一两个之外，中年夫妇都有十个八个子女，这是很普遍的现象。侨友们不防探索一阵，很容易可得出结论。 六十年代初，双弟华侨农场安置有许多印尼各地归侨，我留意收集一些情况，从中发现：贫困地区回来的和生活较困难的家庭，子女反而特别多。具体地说来，邦加岛的老矿工，是早年荷兰殖民政府招募的契约华工，史称“卖猪仔”，子女特多。和平村有个姚姓人家，一对夫妇竟有19个子女。 据我了解，其他华侨农场也一样。图为广东省蕉岭华侨茶果场的邦戛难侨邓武成一家。 回忆在邦戛，有个绰号“酒醉坤”的年只半百的李姓人家，竟有21个子女(一妻没有妾)。 为何有这社会现象？念高中时，记得生物课老师讲过，死亡率高的动物，出生率高，怀孕周期短。举了猪狗为例，一胎多条仔，怀孕期比人短得多。但他不讲人类，我们当学生的也不敢问。 或许在热带生活比校容易，子女多没有感到多大负担，当时，没有听说讲计划生育，如何避孕更是人们避讳的话题。年轻人也不会去探究这问题。 记得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叶，印尼人口有八千多万，刚从荷兰殖民者接管政权，经济还很落后，贫困人口巨大，当时，其中央政府一个大员发表一番观点：说印尼农村缺乏电影院等娱乐场所，人们晚上有很多时间，因此人口膨胀利害。报刊登出来，一片哗然。 现在印尼人口突破两个亿！五十年代印尼华侨300多万，而今说有700多万华人(新加坡廖建裕教授语) ，印尼前总统梅嘉娃蒂则说有2000万。我国五十年代是六亿，而今是13亿多。总之，只半个世纪多点，人口已翻番！ 话说回六十年代的“麻烦事”。子女多，又还年幼，归侨家庭靠农业劳动的收入养活家庭是不可能的，当时党和国家特制定了对困难归侨给予生活补助的政策，体现对归侨的特别关怀。采取群众公开评议，管区支书审批。关系到个人的切身利益，免不了要争执，甚至互相攻击，当干部处理这类工作确实难！很难！ 现在再也不必再争，只是留下一片痛苦的记忆。 （雨林编辑，来源：巴中校友，第120期会讯 ）
和平日报， 2021年4月26日，2021年4月24日（星期六）上午9时，在大埔同乡会所集合后，印尼大埔同乡会执行主席廖世锦、主席团曾智仁率领、副辅导余淼浪福利部主任刘佳平、妇女部主任江玉珠、总务童君程、丘新兰、曾爱丽、张锦美、林印生。李恩美、张婉美前往雅加达丹曼沙里镇，慰问哥亚贡安乡遭受(Keagungan)火灾灾民，并捐助50份必需品，包括大米、矿泉水、速食面等. 一行人的到来，受到该区邻委主任蒂微热忱接待，对大埔同乡会关注火灾灾民并捐助必需品，她代表灾民表示感谢。她说，“在4月18日清晨3点，由于电火短路，造成了火灾，吞噬了她的3个居民组宅包括：RT 01、RT04、RT05共有64户民居房屋被烧毁，近405人无家可归，今被收容在附近的收容所。” 廖世锦、刘佳平表示，这次赈灾救济活动是由妇女部理事发起，我们积极响应，县受灾的兄弟姐妹表示我们的爱心。大埔同乡会也不止这一次的赈灾的活动，前些时候在雅加达发生的多次火灾，我们都对灾民伸出援手捐助。 江玉珠等理事象征性移交捐助必需品予区邻委主任蒂微后，一行人也到火灾区察看，并慰问灾民。 （雨林编辑，来源：国际日报记者明光报道/摄影 ）
和平日报， 2021年4月25日，1954年5月6日，海轮“芝利华”号拉响汽笛，载着一批印尼华侨青年缓缓离开雅加达，驶向百废待兴的新中国，王文教正是这些心怀报国之志的青年中的一员. 近日，87岁的王文教获评“2019全球华侨华人年度人物”，并在北京接受了中新社记者的采访。 1953年，作为印尼羽毛球国手的王文教，跟随50人的印尼华侨青年体育观摩团到中国参观比赛，“我和当时的中国冠军打友谊赛，第一局15：0，第二局15：6。我很难受，中国这么大的国家，羽毛球水平却这么差，当时我就想留在中国发展羽毛球。” 但是王文教必须回印尼，因为当时印尼政府发的是集体护照，50人共用一张签证，一人不回去，所有人都走不了。 回到印尼之后，他继续计划回中国的事，“为避免引起公众注意，我在护照上写的不是闽南语名字，而是普通话译音。为了成功出国，我还把年龄写小了两岁，照片用的也是小时候的，还签了‘永不回印尼’保证书。” “我母亲担心我回中国受苦，赌气说你回去以后就不要再回来了，但我还是回中国了。”王文教回忆。 王文教刚回国的时候训练条件很差，羽毛球场地都很难找到，只能在天津的基督教青年会礼堂训练。每天天刚亮，队员们先乘坐公交车，再转有轨电车去训练。“记得来回的路费是一毛四分钱，我每天晚上负责给大家报销。” 这时的中国羽毛球队只有王文教和陈福寿、黄世明三个人，“三个人连双打都练不成，只有从北京的华侨补习学校找了一个会打羽毛球的同学来陪练。”不久之后，施宁安从印尼回来，至此，这支四个人的“准”国家队才建立起来。 1956年11月，福建省成立了中国第一支省级羽毛球队，随后上海、广东、天津、湖南、湖北等相继建队。运动员们以王文教和陈福寿合写的《羽毛球》一书为指导刻苦训练，技术水平有了明显提高。 1960年，王文教在一次训练中腰椎负伤，告别运动员生涯，开始专心执教。 1965年，王文教带领汤仙虎、陈玉娘、梁秋霞等组成的中国羽毛球队到丹麦，与当时的世界冠军来了一场较量。 他回忆，“当时报纸登出‘中国人会打羽毛球吗？’结果汤仙虎大胜奥尔胡斯，第一局15：5，第二局15：0，第二天的报纸上就出现了赞叹中国羽毛球技术的文章。” 1982年在英国举行的汤姆斯杯比赛中，中国队击败了“七冠王”印尼队。说到这场比赛，王文教从家中摆满奖杯和照片的橱窗里拿出了一张泛黄的相片，“这是英国女王和当时的国际羽联主席在给我们中国队颁奖。”言语中仍难掩自豪之情。 执教二十余载，在王文教带领下，中国羽毛球队一共获得56个单打世界冠军和9个团体世界冠军，他还培养出了杨阳、赵剑华、李永波、田秉毅等羽球人才。 回国60余年，王文教心中始终牵挂着祖籍地福建泉州，他说自己曾经两次回乡谒祖未果，“有一次我搭乘摩托车准备去洪濑四都寻找亲戚，可师傅都不知道四都在哪里，我只好离开。”…
和平日报， 2021年4月26日，今日，是清华大学110周年校庆，在清华大学110周年校庆之际，清华大学昨日在其官网刊发消息透露，著名爱国爱港企业家、香港永新企业有限公司创始人曹光彪将自己名下的财产全部捐赠清华，清华决定将曹光彪遗赠的这笔资金，用于在清华教育基金会设立“清华大学曹光彪先生纪念基金”。 他是世界最大的毛衣生产商永新公司的创始人，第一位到内地设厂的香港投资者，第一位打开补偿贸易之门的香港实业家。他创办的港龙航空公司打破了香港航空业由英资财团垄断的历史…… 他虽然只上到高中二年级，但是他对于教育事业的认识高度、重视程度和支持力度，让人钦佩。他是清华大学第一只高科技发展基金、第一只讲席教授基金的捐赠人；正是他，支持清华大学建成全国第一套远程教育系统；也正是他，专门成立投资公司以促进清华大学的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 据悉，曹光彪先生于3月12日，在香港港安医院离世，享年101岁。 从布店小老板 到爱国爱港的商界巨子 曹光彪先生祖籍浙江宁波，1920年出生在上海。在他17岁时，由于母亲去世、父亲多病，尽管成绩优异，但还是不得不辍学回家，接手父亲的生意，成为上海鸿祥布店的小老板。曹光彪很有商业天赋，在他的经营下，原本不景气的布店生意越做越红火，不仅闻名上海滩，还在南京、重庆、香港、台北等地建立了分号，并在上海建立了毛纺厂。 1949年，曹光彪先生举家迁往香港。他发现香港几乎没有纺织业，于1954年投资创办了香港首家毛纺厂——太平毛纺厂，这就是永新企业有限公司的前身。 不断创新是曹光彪先生毕生的追求。他的工厂织出了新潮产品羊毛衫，在欧洲市场大为追捧，藉此，他为香港开拓了另一个新行业——针织业。不久，他又将上海产的兔毛带进香港市场。就这样，曹光彪的事业快速发展。他随即又将业务向海外拓展。永新公司现已成为世界最大的毛衣生产商，1987年在香港顺利上市。他本人也被尊为“香港毛纺界的元老”，并赢得了“世界毛纺大王”的称号。随后他又进行多元化经营，涉足电子、电脑、精密仪器、贸易、旅游等领域。 随着香港经济的发展，其作为亚洲航运中心的地位日渐显著，香港机场成了世界上最繁忙的空港之一，而香港当时唯一的航空公司却由英国把持。曹光彪先生一直梦想着：有一天中国人也能拥有自己的航空公司。1984年9月，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发布后，他仔细研读，认为时机已到。他开始着手筹划创办由中国人掌握的港龙航空公司。为了达成这件事，他频繁地往返于北京与香港之间。经过不断努力，克服重重困难，1985年4月1日，港龙航空公司正式成立。港龙航空公司不仅拥有飞往中国内地的空运牌照，还取得了飞往泰国、日本、马来西亚等国的国际航线牌照，打破了香港航空业由英资财团垄断的历史。 曹光彪先生对祖国一直怀有深厚的感情。早在新中国解放初期美国对中国内地封锁之时，他就开始与内地做生意。内地改革开放之初，他于1978年来到北京，上书中央领导人，提出以补偿贸易的方式在内地投资办厂。经过特批，1978年他投资740万港元在珠海创办香洲毛纺厂，他的香港企业界朋友们对此惊呼“曹光彪是不是疯了？把钱往水里砸”。这个以“三来一补”为模式的试点企业办得很成功，仅两年半的时间就提前收回了投资。1984年，曹光彪扩大投资规模，使该厂生产能力提升了50%。 曹光彪先生的成功极大地鼓舞了香港工商界，补偿贸易的做法为许多人所仿效，“三来一补”的模式也为中国沿海省份后来的发展积累了宝贵的原始资金。曹光彪先生并没有因此而放缓发展的步伐，他又先后在内地投资30多个项目，涉及纺织、印染、制衣、化工、电子、钢铁、酒店等多个行业。他与中国经贸部合资，在香港成立永新技术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为内地引进技术。 1992年，曹光彪被国务院港澳办和新华社香港分社聘为港事顾问；1999年4月，经国际小行星中心和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批准，由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发现的、编号为4566号小行星被命名为“曹光彪星”；2002年7月，在庆祝香港回归5周年之际，特区政府向曹光彪颁发了银紫荆星勋章。 数度助力清华 曹先生热心教育、科技等社会公益事业，在清华大学建设和发展的重要阶段给予了真诚的关爱与关键的支持。…
和平日报， 2021年4月26日，雅加达吴氏至德宗亲会于周日4月25日中午10.00时，在其坐落在雅加達西區哈烏祿街，唐吉学校路 ( Jl.Sekolah Tangki No.33）的吴氏宗祠堂，舉行春季祭祖典礼. 此次主持有吴能彬主席，吴锦华，吴文生，吴招楷，吴生源，吴玉华，吴洞花，吴俊德，孙艳云，葛巍。等参加2021年的春祭活动。 華人傳統的祭祀祖先是對父母盡 “孝” 的情感的擴充和延展的一種形式,把對父母的孝順推廣到所有的人倫關係上，“慎終追遠”從而達到視天下如一家的人情和諧，儘管宗親信仰有別、親情無異，皆尊重祖先，尊重多元和諧共處，繼往聖承德學，為後世開太平。 基于水有源，树有根， 后辈子孙岂能忘本，吴氏同宗同源，慎终追远，念祖德， 承祖训， 尽孝道， 百善孝为先， 尽孝为扎根教育， 学习先祖孝弟之道，…
和平日报， 2021年4月26日，今年穆斯林斋戒月开始於4月12日，万隆老子清真寺2基金会理监事开始举办和往年一样的社会福利活动。关爱弱势群体的活动不单在老子清真寺里举行(Masjid Lautze 2 jln.Tamblong Bandung)众民众在寺内一起唸经敬拜真主，大家一起开斋。 每天开斋前，服务人员每天分发爱心饭盒给清真寺附近的贫困人士，网托车夫，街口乞讨者等弱势群体，献上爱心关怀给他们。 老子清真寺辅导哈吉李国丁(H.Oting Hambali)对媒体讲述：”由2017年开始，我们清真寺在斋戒月都会举办慈善福利活动，关怀那些弱势群体。每天分发200到400之间的饭盒，有时也在清真寺周围一带的路边分发矿泉水，甜果食品给寺外路边的公车夫，网约摩托车夫，三轮车夫等大约700份。 在去年疫情暴发后，我们改变了慈善福利活动方式，没有在清真寺附近活动，而是让义务人员扩大分发的范围，但对象还是一样，分发给流浪汉，无家可归的贫困遊民，乞讨者，工友，清洁工友等。有时和网约摩托车夫合作，或其他人道主义机构合作，分发几百分饭盒等食物。 分配的爱心菜类由清真寺妇女组准备，或有爱心人士捐助，经费除了清真寺众人捐助或跨宗教机构或私人捐献。 例如，我们清真寺与万隆华族关怀团队(Masyarakat Tionghoa Peduli Bandung)，万隆渤良安福利基金会(YDSP)西爪哇百家姓协会等的赞助与合作举办各种慈善福利活动。捐助日用品爱心礼包给习经院，其他机构等。…
和平日报， 2021年4月27日，印尼泗水华侨江石卿女士，1927年出生于仙游鲤城，其父是着名的俊士乡贤，为近现代仙游杰出诗人，文艺家。江石卿自幼受其父辈书香门第、积善人家门风影响，养成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传统美德，富有仁慈博爱之心以及行善积德、助人为乐的高尚情操。她热心福利事业，无私救助老弱群体，深受侨居地与家乡人民的敬佩。 最令人感动的是，四川汶川“5·12”大地震发生后，她获知灾情严重，在伤心落泪的同时，不顾体弱积极参与组织并宣传发动华侨开展赈灾活动，向灾区人民捐资捐物。她的这种精神，令侨民们深受鼓舞，纷纷予以致敬，流传为一段佳话。 其实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远在万里之外的江石卿女士，听到家乡“三年自然灾患”乡亲们正处于饥荒困扰之中，她就想方设法帮助乡亲，渡过难关。她家乡鲤城洪桥，地处县城中心地带，周边人多地少，尤其是城镇中的农户每人平均不到2分地，土地不但要用于迫切解决粮食问题，而且还要解决“菜篮子”问题。她得知乡亲们的困难后，心急如焚，四处打听什么作物适宜家乡种植，获知有一优质包菜品种高产高质，还能抗虫害，经济效益远远高于本地的传统包菜。 打听到结果后，她不怕麻烦，自告奋勇，花费了很多精力物力，多次通过香港邮寄种籽给洪桥农民生产队栽种，果然获得大丰收。家家户户农民乡亲无不受惠而感念不已。 改革开放初期，江石卿女士回乡探亲时，看到机关托儿所设备简陋，一大群幼儿围绕着一台图像模糊的黑白电视机收看节目，心里难过不已。她毫不犹豫地慷慨解囊，一次性捐赠了一批日本大彩电、电冰箱、双卡收录机、电风扇等，极大地改善了所里的教学条件。 江石卿女士看到我县福利院残疾人生活条件差，就主动积极参加捐献财物，被县福利院残疾人亲切称呼为“阿姑”。她了解到县妇幼保健所房屋十分破旧，就在印尼大力发动海外妇女为仙游县妇幼保健所捐款，新建了县妇幼保健大楼。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她看到赖店留仙村一带，道路崎岖坎坷不平，尤其是雨天更是泥泞满地，群众来往极其不便，老人小孩经常摔倒。她当场慨然应允，捐资帮助留仙村铺设石板村道，解决了当地村民雨天行路不便的老难题。 更为感人至深的还有，江石卿女士秉承父辈重教遗风，对家乡的办学兴教事业不遗余力。她捐资兴建了以其父亲江幼宋先生名字命名的仙游县友谊学校 “幼宋教学楼”，矗立在当年仙游县城最显眼的燕子埔体育广场上，成为当时最美丽的体育学校，该校后成为体育明星的 “冠军摇篮”。同时， 她还设立江石卿奖学金，鼓励友谊学校的学生学好文化知识、夺取体育专业的好成绩，真正成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体育健儿，实现为国争光的远大志向。 她克服重重困难捐资兴建了仙游县实验幼儿园“源兴教学楼”，极大地改善了该园学童的学习和生活条件。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她了解到县实验幼儿园教学场所比较拥挤，就酝酿帮助该幼儿园建设一座号曰“源兴教学楼”的教育楼。 不料1997年爆发了东南亚金融危机，江石卿女士的计划被打乱了，她面临着财产缩水、事业受阻的困境。但她还是没有放弃当年的那个心愿，仍然竭尽全力，动员全家上下内外齐心协力、排除困难，捐建仙游县实验幼儿园“源兴教学楼”。她的义举，得到了家乡父老的广泛赞誉。1998年12月福建省人民政府授予她“热心家乡公益事业”的银质奖章、奖匾和荣誉证书。 2020年6月18日江石卿女士在印尼去世，享年93岁。 （雨林编辑，来源：莆田文化网 陈德铸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