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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日报， 2021年5月11日，王金铭，男，印尼归侨，现年68岁，曾任职于宁化泉上华侨农场，系41位印尼小英雄之一。 人生就像一条河，有干涸也有汛期,有曲折也有坦直。但幸好，它曾经以激情的节拍流淌过那段难忘的岁月。 一别经年，景物变了，容颜变努了，不变的是我对家乡的眷恋。三明宁化是我的第二故乡，每次来到这里都感到无比亲切，无论我走多远，这里永远都是我的牵挂。 印尼41名华侨小英雄 我的祖籍在福建永春。但出生于印尼苏北省段卜干埠。父母系小商人，虽家中有12个仔女，但父母不放弃教育。我们虽然身在异国他乡，骨子里任然深爱着祖国。从小学到高中，父母一直让我在华侨学校就读。他们时常教育我们，我们是炎黄子孙，一定不能忘了自己的文化和语言。 我深受父母的影响，也深深地爱着祖国，希望学业有成以后回到中国，为祖国建设添砖加瓦。有了这样的目标，我从上学第一天起就勤奋好学，成绩优异。上个世纪60年代初，我考上棉兰华侨中学，高一还当选了学校上午班学生会理事、副主席。 那时政局不稳，到我高中三年级时，学校被关闭。当时大批亚齐省华侨被驱赶到棉兰市，当局不管死活，自生自灭，一批学生活跃份子，利用棉兰华侨中学有三层的学生宿舍以无家可归为名，占据宿舍和礼堂为由，就顺势安排难民们住满整个宿舍和礼堂，难侨们才有安息之地.。 为自愿回到祖国去做好准备。10月10日，军政当局利用检查卫生为名，强行将难民们在棉中宿舍草场，拍摄了污辱性照片，遭到在场学生骨干和难民们的反抗，他们却以刺杀当地军官为由，先后逮捕了8名及33名学生骨干和难侨家属。荷枪实弹被强解去棉兰基地司令部，用枪托，皮带拷打，拳打脚踢，被打得头破血流，遍体鳞伤。但是没有一个人动摇信念和立场。而是用生命和鲜血维护了祖国的尊严，维护了侨胞的正当权益。 我们被非法拘禁了40天，期间，我们与印尼军官斗智斗勇，在进行6天的绝食外，我们还联名给毛主席写致敬信。11名女青年自发绣制了有“毛主席万岁“五个金色大字的红旗。大家还一起动手制作了一个巨大五角星，中间贴作毛主席圆形浮雕像，四周簇拥着41颗小红星。而后，一起创作了歌曲《我们的誓言》，还集体创作了由我执笔的《“囚徒”之歌》和《我们不是犯人》等诗歌。 我们这些努力，引起毛主席，周总理等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后经中国政府的反覆交涉，在国际与论的压力下，印尼当局被迫释放了我们。后来，我才知道，因为此事，我们被称为“印尼41名华侨小英雄”。 获周总理接见 1966年11月18日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动员我父母随我一起回国，。一年前我家曾遭暴徒破坏，家里财物被抢劫一空，母亲半夜在睡梦中被暴徒强拉下床，事后才发现大腿骨折断，但她没有向我们呻痛过。一直到回国后，才受到政府关照，还安排到泉卅医院接受治疗。11月20日41名华侨青少年从狱中直接被押解到勿拉湾港，直奔光华轮。经历七天七夜的颠簸和一千多名自愿回国的华侨，回到亲人怀抱，终于从印尼回到祖国。 从广东湛江下船后，我和其他40位战友经过辗转奔波，于12月27日来到北京。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到北京。 我清楚记得，除了廖承志，林修德，姚仲明等负责人，更有一千五佰多名北京人民，夹到欢迎，这激动人心的时刻，成为我一辈子的记忆。党和人民政府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万人聚会，欢迎我们和难侨代表。周恩耒总理亲切接见并问我们有什么想法，我们一致表示，愿意到贫困山区接受再教育。这时周总理满怀激情地朗诵毛主席诗词，如梦令《元旦》。“宁化，清流，归化，路隘林深苔滑…”时，我们便被“宁化”两字眼所吸引。纷纷表示，愿意到革命老区宁化去。最终我们被安置在宁化泉上华侨农场。 1967年4月3日，我和40位战友，怀着满腔热情来到宁化，记得农场是一片荒山野岭，我们居住在低矮的平房里，周围是黄泥路，一下雨整个路面全部是黄泥浆。我们第二天，即投入“深挖洞，广积粮＂的归侨群体中，不怕苦和累，脏活，难活抢着干！从普通生产队员干起，几年来经过锻鍊，才被群众推选为生产组长，生产队长至大队部副队长。统入生产建设兵团二师十团十连，被推选为十连副连长。指导员，连长都是兵团派耒的穿军装解放军。…

和平日报， 2021年5月12日，這是台湾暨南大學前校長李家同教授的自述 。他竟有如此遭遇的一段坎坷人生，令我們感到难以置信，同时也为他自己长期不懈的努力 ，和对于社会人文关怀及身体力行，敬致最诚恳的敬意和祝福！ 【車票 】 我從小就怕過母親節，因為我生下不久，就被母親遺棄了。 每到母親節，我就會感到不自然，因為母親節前後，電視節目全是歌頌母愛的歌，電台更是如此，即使做個餅乾廣告，也都是母親節的歌。 對我而言，每一首這種歌曲都是消受不了的。我生下一個多月，就被人在新竹火車站發現了我，車站附近的警察們慌作一團地替我餵奶，這些大男生找到一位會餵奶的婦人，要不是她，我恐怕早已哭出病來了。 等到我吃飽了奶，安詳睡去，這些警察伯伯輕手輕腳地將我送到了新竹縣寶山鄉的德蘭中心，讓那些成天笑嘻嘻的天主教修女傷腦筋。 我沒有見過我的母親，小時候只知道修女們帶我長大。 晚上，其他的大哥哥、大姊姊都要唸書，我無事可做，只好纏著修女，她們進聖堂唸晚課，我跟著進去，有時鑽進了祭台下面玩耍，有時對著在祈禱的修女們做鬼臉，更常常靠著修女睡著了，好心的修女會不等晚課唸完，就先將我抱上樓去睡覺，我一直懷疑她們喜歡我，是因為我給她們一個溜出聖堂的大好機會。 我們雖然都是家遭變故的孩子，可是大多數都仍有家，過年、過節叔叔伯伯甚至兄長都會來接，只有我，連家在那裡，都不知道。也就因為如此，修女們對我們這些真正無家可歸的孩子們特別好，總不准其他孩子欺侮我們。 我從小功課不錯，修女們更是找了一大批義工來做我的家教。屈指算來，做過我家教的人真是不少，他們都是交大、清大的研究生和教授，工研院、園區內廠商的工程師。教我理化的老師，當年是博士班學生，現在已是副教授了。教我英文的，根本就是位正教授，難怪我從小英文就很好了。修女也壓迫我學琴，小學四年級，我已擔任聖堂的電風琴手，彌撒中，由我負責彈琴。 由於我在教會裡所受的薰陶，所以，我的口齒比較清晰，在學校裡，我常常參加演講比賽，有一次還擔任畢業生致答詞的代表。可是我從來不在慶祝母親節的節目中擔任重要的角色。 我雖然喜歡彈琴，可是永遠有一個禁忌，我不能彈母親節的歌。我想除非有人強迫我彈，…

和平日报， 2021年5月12日，万隆具有中国传统建筑色彩的老子清真寺(Masjid Lautze 2)与努山达拉清真寺(Masjid Nusantara)在迎接圣洁的大日子，结禁节的来临，在清真寺里，外每日分发几百份日用必需品礼包给贫困民众和无家可归的遊民。 -由5月3日到5月7日分发给需要帮助的弱势民众的爱心礼包内装食用油2公升，大米5公斤，白糖1公斤，糖汁一瓶，饼干一盒，牛奶1罐和面粉。 老子清真寺辅导李国丁(Haji Oting Hambali)和两间清真寺理监事亲临现场主持分发爱心礼包给民众。让弱势民众分享爱心关怀迎接佳节。 最近有美都电视台记者访问报导的万隆老子清真寺领导积极推动跨宗教团体交流事项，与万隆华族关怀团队(Masyarakat Tionghoa Peduli)，西爪百家姓(PSMTI Jabar )等慈善机构在疫情期间共同合作举办多次慈善福利活动，援助需要帮肋的民众。 据李国丁辅导讲述，老子清真寺正装修中，有意赞肋的爱心企业家可通过老子清真寺户口援助。 （雨林编辑，来源：万隆王羽报导…

和平日报， 2021年5月11日，2021年5月7日至8日，印尼佛乘总会楠榜分会主席林士文，与班达楠榜市JINARAK KHITA佛教高等学府基金会主席释学进和尚，在班达楠榜市城市整洁局，即佛教Bhaisajyaguru Graha寺堂环近一带，分发1700份爱心开斋节礼包，予城市清洁工及班让（Panjang）市邻近市民，礼包内包括13种日常需用品。 这是印尼佛乘总会楠榜分会和班达楠榜市JINARAK KHITA佛教高等学府例常年的社会公益活动，尤其适逢新冠疫情大 流行之际，希望以此能减 轻受惠者生活负担，并愉 快度过一个快乐的开斋节。、 分发活动，班达楠榜市生态保护局积极参与，并得到市长爱法（Bunda Eva）所关注，分别于7日为分发给城市清洁工；并于8日在班让市Bhaisajyaguru Graha寺堂里分发给当地居民。上述活动遵循政府的卫生规则进行。 印尼佛乘总会楠榜分会主席林士文，与班达楠榜市JINARAK KHITA佛教高等学府基金会主席释学进和尚表示，感谢各方已做出的贡献，使到这次的公益活动得以顺利圆满完成。 （雨林编辑，来源：国际日报 明光报道…

和平日报， 2021年5月13日，万隆华族关怀团队(Masyarakat Tionghoa Peduli MTP Bandung)于5月初与万隆大警察局合作妥警局摩托车队分发爱心日用品礼包给贫困民众后，再次举办慈善福利活动迎接开斋节来临。 5月3日，华族关怀团队访问万隆区回教委员会(P.B.N.U.Nahdatul Ulama)和Darul Ma-Arif习经院捐助了2000公斤大米，100盒方便面，600公升食用油。由刘庆球象征式移交捐助品给PWNU 秘书长Bp.Asep 接受。由李振健象征式移交给习经院代表Bp Kiki 接受。两单位代表对万隆华族关怀团队的善举和跨宗教的爱心捐助表示非常感谢，都祈愿真主厚报华族关怀团队更多的福气和健康。 李振健主席说：”在现今疫情期间，对各行业，对各阶层或族群都带来不小的打击，大家的处境都不容易，我们华族关怀团队都靠团队成员的携手团结，并基于人道主义和爱心.才能伸出援手帮助。希望我们万隆市，西爪哇省，及全国各个地区都能早日消除疫情，让民众能回到疫情前，过着健康正常地生活，不担心害怕病毒，这是我们大家的愿望，在此，我们也祝贺亓斋节快乐。” 5月6，7日，万隆关怀团队(MTP)和MME,皇宫集团(Istana Group)合作，捐助2000份日用必需品的爱心礼包给万隆市府，移交仪式由MTP…

和平日报， 2021年5月13日，2020年2月26日，黄小芬以110亿元人民币财富名列《2020世茂深港国际中心·胡润全球富豪榜》第1891位。作为中国内资电子制造业龙头企业景旺电子的董事，黄小芬一路走来凭借着胆识过人、敢为人先的特质，依靠自己奋斗与努力，成为中国电子产业链上白手起家的女富人之一。 循规蹈矩的女人很少创造历史 　　在改革开放刚刚拉开序幕的上个世纪80年代，有一批敢为人先的女性职业人顺应着市场经济时代的浪潮，抱着能够“大干一场”的期盼，来到了深圳这个经济改革的先发地。与80年代“下海”浪潮中的人们一样，黄小芬的职业起点也是体制内的工作。黄小芬来到了广东省河源市龙川县林业局，成为了其中的一名小职员。 　　尽管体制内的工作安稳，但黄小芬仍然希望跳脱出循规蹈矩的生活，去探索人生的更多可能性。1963年出生的龙川县人黄小芬，20岁大专毕业后分配到龙川县林业局当会计。1985年，22岁的她不安命运安排，毅然决定放弃这份“铁饭碗”，南下深圳，去探索新的人生轨迹。” 奋发不断精进自身 　　最初来到深圳，黄小芬先是在一家无线电公司工作了5年。在这份工作之中，黄小芬不断汲取电子领域的相关知识、技能，熟悉行业规范，将知识与技能内化成为她未来发展的“源动力”。 　　在对于电子技术领域有一定的了解后，或是为了寻求更快速的成长路径， 1991年，黄小芬开始在深圳市南山风险投资基金公司任职。相对比起之前的工作，风险投资公司对于个人能力要求更高，在此份工作中，黄小芬的职业技能再次得到磨练与提升，也让她拥有了更敏锐的市场投资“嗅觉”。在通往成功道路上，除了自身的努力精进，黄小芬与爱人刘绍柏相互扶持、共同发展也被传为是行业佳话。有趣的是，夫妻两人都有着“制造与投资”相结合的职业发展背景。或许正是因为这一共同点，给两人带来了共同的感悟，也带来了携手的默契。 　　2007年，黄小芬加入了爱人刘绍柏创立的景旺电子，开启了夫妇二人共同经营的创业之路。景旺电子主要从事印制电路板行业，随着中国电子行业的腾飞，如今，已经发展成为了电路板行业的龙头之一。景旺电子生产的产品被广泛应用于通讯设备、计算机及网络设备、汽车电子等行业，并向富士康、中兴、华为、霍尼韦尔等国内外知名企业源源不断地提供产品与服务。 从0到1，持续前进 　　创业是一个从“0”到“1”的过程，所需的不仅是努力与奋斗，更是成为“1”后，再次出发的敢于转变、突破的勇气。在黄小芬夫妇与领导班子的带领之下，景旺电子成为一座勇于追赶时代潮流、迸发激情的工厂。通过从中兴、Vivo到华为、霍尼韦尔的合作经历，景旺电子通过聚焦技术创新，推进产品不断升级，夯实自身核心竞争力。 　　2020年，受全球新型冠疫情的影响，全球经济面临巨大挑战。经济快速下滑的严峻环境下，黄小芬夫妇与伙伴们共同经营的景旺电子坚持 围绕本年度“变革图存、技术制胜”的主题，努力推进主营业务的有序发展，同时，积极开拓市场,响应全球客户需求。疫情期间，景旺电子特别关注和优先支持与抗疫相关的客户订单，获得工控及医疗领域客户的认可。 （雨林编辑，来源：客家网 ）

和平日报， 2021年5月13日，近期“2021年斋戒月媒体监测报告会”在印尼伊斯兰教理事会中心大楼以线上方式举行。印尼宗教与文化交流协会会长麦培满（Paiman Mak），获颁“印中穆斯林友好使者”贡献奖。 在当天的活动，伊斯兰教理事会秘书长阿米尔夏向麦培满（Paiman Mak）颁发了“印中穆斯林友好使者”贡献奖，以表彰他在印中穆斯林友好事业中作出的贡献。 麦培满表示，对于和伊斯兰教理事会十多年来的合作，感到自豪和感谢，获此殊荣也必将激励他持之以恒、再接再厉，为增进印中人民的友谊，促进两国间的和谐友好关系继续努力。 麦培满1944年出生于印尼苏北省奇沙兰市，现任印尼宗教与文化交流协会会长，他几十年如一日，潜心从事印尼与中国的宗教文化交流合作，特别是穆斯林文化的交流，深受两国宗教文化界的信任。 麦培满说：“我对伊斯兰教理事会版给我的奖项表示感谢，这个贡献奖激励我在未来的日子里，必须要再接再厉为维护印尼和中国在宗教文化上的友好和谐关系而努力。” （雨林编辑, 来源：美都新闻电台）

和平日报， 2021年5月13日，党的百年华诞之际，党组织发来《简史》等四本学习资料，甚喜。学习历史，才能看得远，走得稳；不忘初心，才能不迷失方向。一代又一代革命先烈，流血牺牲，换来了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辉煌今天，实属不易！正如革命烈士夏明翰所言：坚持革命继吾志，誓将真理传人寰！ ——黄书海 回忆起自己历时近30年的入党过程，89岁的黄书海仍然心潮澎湃。说到动情处，甚至哽咽。 “我入党的过程很漫长。”黄书海是印尼华侨，1932年生于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北部城市先达的他，在学生时代就受到从中国国内流亡印尼的王任叔、胡愈之、邵宗汉等革命文人影响，接受了进步思想。“当时我还很年轻，很向往有一天回国加入中国共产党。” 那是个革命潮流风起云涌的年代。当时黄书海的一位同学参加了东南亚国家的共产党，他提议黄书海也加入，“我摇头说，我不能参加，我将来要参加的是中国共产党。” 1954年年底，黄书海进入中国驻印尼使馆工作。没几个月，就被派到万隆给即将召开的万隆会议“打前站”，为周恩来总理和代表团提供电讯翻译，也见证了万隆亚非会议这一举世瞩目的重大历史事件。 学习和进步，是年轻的黄书海心中两件头等大事。一开始中国驻印尼棉兰领事馆领事召见他，黄书海说自己想回国上大学深造，“领事说，现在使馆缺翻译。使馆是所社会大学，比上大学还好！”黄书海也发现，大使馆的同事90%以上都是党员，大家平时穿的是粗布衣服，相互之间很亲切，跟他成长的华侨社会完全不同，既陌生又让人向往。“就这样，我把青春献给了大使馆，直到1963年调回国内。” 在驻印尼使馆工作了两年，黄书海提交了入党申请书。时任驻印尼大使黄镇的夫人朱霖负责使馆党务工作。看到黄书海的申请书，她首先肯定了黄书海在使馆的工作表现，然后语重心长地说：“你是作为印尼华侨直接调进使馆的，但使馆有个规定，这样的情况不能在使馆发展为党员，所有印尼归侨干部必须回国接受一段时间的锻炼，才能入党。你虽然还不是党员，但不影响组织对你的使用，思想上入党，比组织上入党更为重要。” 1963年，黄书海从驻印尼使馆调回国内，在外交部任职。本以为入党的问题终于可以解决了，但当时中国和印尼的高层往来十分密切，黄书海一年到头要担任代表团翻译出访好几次，印尼方面也经常来华访问，入党程序的履行始终没有好的时机。“1965年年底，外交部亚洲司党支部讨论我的入党问题，我的入党申请通过了，但很快国内政治形势剧变。这一耽误就一直拖了下去。” 黄书海一直珍藏着一张用来进入中南海和上天安门城楼的特殊“通行证”。按当时的规定，上天安门必须是党员，历史也要一清二楚。黄书海还没有入党，每次进中南海和上天安门都得经过审查。“为了工作需要，1964年的一天，中南海警卫团团长当面交给我一张通行证，还说，‘为了办这张通行证，你的历史就像翻烙饼一样，不知翻了多少遍。小黄，你可要珍惜啊！’这张小小的通行证，我一直珍藏至今。我很感激党组织对我的信任，让我在入党前就能进出中南海、上天安门为国家领导人当翻译。” 黄书海宣誓入党那天，已经是1986年的12月了。这时的他，已从风华正茂的青年归侨变成年过半百的中年人，在世界知识出版社担任主编。 “那一批入党的同事里，我是岁数最大的一个。在出版社的一个房间，我面对党旗宣誓，我记得当时自己非常激动也非常感慨，因为终于走到了这一天。” 黄书海告诉北京日报客户端记者，自己入党时54岁，已经经历了很多，宣誓入党之后，仍有一种“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的感慨。“我一直认为参加革命工作以后，我就是党的人了。但是通过入党的宣誓，使我的生命跨进了一大步。入党以后再为党工作、为人民服务，我是更踏实了。 (雨林编辑，来源： 北京日报客户端 |…

和平日报， 2021年5月12日，91岁时，你会做什么？喂马、劈柴、周游世界，或者在家安享晚年？91岁时，郑小瑛还在工作。日前，她带着厦门歌舞剧院交响乐团来到国家大剧院第七届“中国交响乐之春”，指挥了音乐会的下半场，曲目是长达5个乐章、40分钟的《土楼回响》。 　　指挥台上，一头银发的郑小瑛意气风发。今年年初，在上海演出时，“91岁硬核奶奶在沪指挥交响乐”几天内冲上上海同城热搜榜第一位。 　　此前，在“一平方米”朗读亭节目直播里，聊到年龄，董卿问她：“91岁还需要工作吗？”郑小瑛快言快语：“不工作干什么呢？工作就是我的生活。” 　　音乐，就是郑小瑛所说的这份“工作”。她是我国第一位歌剧－交响乐女指挥家，是第一位登上国外歌剧院指挥台的中国指挥，历任中央歌剧院首席指挥、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主任、我国第一个志愿者乐团“爱乐女”室内乐团的音乐指导和厦门爱乐乐团艺术总监，现任郑小瑛歌剧艺术中心艺术总监。 　　1929年，郑小瑛出生在上海。郑小瑛的父亲郑维是福建永定客家人，是清华大学第二期庚子赔款公费留美生，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农业经济系硕士和宾夕法尼亚大学商科博士。 　　郑小瑛的父母秉持的是西式教育，让她从小学习钢琴和舞蹈，并在学校和家庭的聚会场合给大家表演。这是她最早接触音乐。 　　”刚刚进入青年，我的命运就和祖国同步了。在那个战火纷飞的抗日年代，周围浓厚的爱国氛围深深地影响着我。”郑小瑛笑着说，回忆起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1948年，也就是新中国成立的前一年，她离开父母，义无反顾地参加了革命。那年她19岁，在南京金陵女子大学（今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读北京协和医学院的预科。 　　”我是从家里偷跑出来的。前两次都让妈妈给抓了回去，第三次才成功。那是1948年底，我们一行人乘坐挤满了国民党逃难家属的轮船，沿着长江逆流而上，经过武汉，到达了中原解放区，来到了中原大学文艺训练班。当时训练班的成员基本上不识谱，大家在一起学歌时，学过钢琴的我，忍不住要纠正大家读谱中的一些错误，于是大家说：你还挺棒的，你就来打拍子吧！我的指挥生涯就是这么开始的。” 　　指挥班结业后，回到中央音乐学院教学岗位上的她，表现出了优异的指挥才能，于是1960年，郑小瑛、盛中国、殷承宗等人，与其他297名学生一起，由国家公派去苏联留学。”当时，我深感自己身上肩负着祖国的使命，担子很重，决不能辜负祖国对我的期望。”郑小瑛回忆道。 　　郑小瑛学习能力强，打大鼓、吹长号、扭秧歌、跑龙套，她一学就会，在文工团的表现日益突出。每次演出需要临时补缺时，人们总会想到她。文工团管乐队不时会有迎宾任务，郑小瑛便举起一支系着红缨的指挥棒，正式当上了指挥。她率领这个规模不大的乐队迎送过杨虎城将军全家的灵柩，慰问过英勇护矿的大冶工人，也迎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文工团的生活是我人生中的一个重大转折，对我革命文艺观的形成和日后的指挥生涯有着深刻的影响。”郑小瑛说。 1952年，文工团保送郑小瑛到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学习。在那里，她屡被伯乐赏识。音乐学院的赵沨院长一直对她栽培有加。1955年，她获得了去中央歌舞团苏联专家班学习指挥的机会，师从苏联合唱指挥家列·尼·杜马舍夫。作为此次专家班里唯一的女学员，她成为了新中国第一位受过专业训练的女指挥。 　　1961年10月1日，郑小瑛在克里姆林宫剧院指挥莫斯科老音乐家爱乐乐团举行了她人生中的第一场交响音乐会。音乐会的请柬上赫然写着：这场音乐会为纪念我的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2周年而举办的。1962年10月2日，在莫斯科国立音乐剧院，她又成功地指挥了歌剧《托斯卡》的公演，成为第一位登上外国歌剧指挥台的中国指挥家。 为音乐做”拼命三娘” 　　郑小瑛这位新中国首位女指挥家，看着她在舞台上的精气神儿，很难猜到她已经91岁，也很难看出她曾三次被查出癌症。人们都说她是音乐界的”拼命三娘”，她为音乐常年奔走，音乐也给了她挥棒的力量。 　　从上世纪90年代到现在，郑小瑛曾三次被查出癌症，还接受过手术和放疗。有一次手术前，她问大夫：”之后我还能指挥吗？”听到医生说”能”，她觉得这句话给了自己”很大鼓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