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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日报， 2021年9月6日，9月3日，4日(阴历七月卄七，卄八日)两天，万隆市中心德运堂(Vihara Dewi. Gg Wangsa Jl Cibadak Bandung )主持再次分发关怀爱心礼包给民众和佛友，救济受疫情影响生活困苦的佛堂地区的邻居民众与需要援助的华裔佛友家庭。遵守严格卫生守则的条件下，分两天的关爱民众的慈善活动顺利完成。 这是德运堂于8月20，21日(阴历七月)两天分发给民众爱心大米礼包600份救济民众的再次关爱慈善活动。这次两天活动共分发给民众的爱心礼包内装10包Indo mie 干面和各种饼干三种。共分发5000包干面和1000包各种类饼干。获得爱心礼包的民众感谢德运堂爱心人士(无名氏)的援助品，使他们感到有人关怀的温暖和爱心礼包的援助，愿上苍厚报善心人士的善行。 阴历七月，是中元超度月，是佛教友，华裔家属敬拜祖先，奉献爱心的月份，德运堂两次的关怀困难民众的慈善活动令大众赞赏和感恩。 疫情未爆发前，有众多佛友支持佛堂念经活动，赞助穷苦佛友或邻区民众的福利事项。佛教大节日卫塞节庆祝话动后，分发爱心礼包给参与盛会的佛友，邻居民众家属等。这次捐助民众600分爱心大米礼包也是不愿记名的佛友赞助的，只写下德运堂捐助。慈善佛友的爱心善行可敬可贺，功德无量。 同样的捐赠民众的爱心干面和饼干的企业家佛发也不记名字，只用德运堂名字。 爱心奉献的善心人士功德无量，希望推动其他爱心企业家効法，帮肋更多的受苦民众，更希望疫情更快过去，让大众恢复健康幸福的日子。 （雨林编辑， 万隆王羽报道 ）

和平日报， 2021年9月7日，　9月5日中午13.00点，2021年西加华文教育协调师资培训班举行了秋季班线上开学典礼。本次线上开学典礼通过Zoom Meeting举行。印尼西加华文教育协调机构陈得时主席、辅导委员陈慧珍老师及协调机构的理事们、师资培训班负责人陈燕娜老师、与师资培训班老师们有：魏美芬老师、陈丽青老师、张小青老师、田雪芳老师、萧意媚老师、卢丽玲老师、粱真佑老师、叶意苹老师、林惠宴老师、郑彩莲老师、林德源老师、林美清老师及全体学生参加典礼。 建立于2008年的师资培训班已经培养出不少的华语人才。通过密集、系统性的汉语语言培训培养品德兼优的青少年。从2020年起，通过线上、线下，长期班、短期班的教学模式，给印尼青少年提供学习汉语的基地，同时也给西加青年教师 施 展 教 学 能 力 的 平台。通过线上教学，师资培训班可以拓展服务范围，为印尼汉语学习者提供学习汉语的机会。经过10个月的汉语语言培训之后初级班的学生可以达到汉考3-4级的汉语水平，中级班的学生可以达到汉考4-5级的汉语水平，而高级班的学生可以达到汉考5-6级的水平。 开学典礼由陈燕娜老师介绍印尼西加华文教育协调师资培训班拉开序幕，接着印尼西加华文教育师资培训班陈得时主席致辞。陈主席在此欢迎134新学生（分为三个线下班和5个线上班）并请所有参加开学典礼的理事们、各位老师和学生们一起为已故创办协调的前辈们.默哀，感谢他们为协调做的一切。陈主席表示西加协调师 资培训班成立进入第13年了，很多毕业于印尼西加协调机构的优秀中文老师、学校管理员都是在师资培训班毕业的。陈主席最后鼓励新生们珍惜这个机会，不管是线上班的或者线下班的学生们都要好好学习汉语，要不断地进步，不断地超越自己。西加协调机构辅导委员陈慧珍老师也鼓励学生们好好学习，希望大家能通过汉语实现自己的梦想！ 接下来是陈燕娜老师请每个班的班主任介绍班上的任课老师。初级上午班（线下）的班主任是张小青老师，初级下午班（线下）的班主任是田雪芳老师，中级下午班（线下）的班主任是陈丽青老师，初级下午班（线上）的班主任是卢丽玲老师，初级下午短期班 1（线上）的班主任是林惠宴老师，初级下午短期班2（线上）的班主任是萧意媚老师，中级下午A班（线上）的班主任是张小青老师，而中级下午B班（线上）由梁灯来老师担任班主任。 林惠宴老师宣读在协调机构的上课规则，师资培训的学生会也介绍了学生会的重要性以及近期的各项活动，并邀请新生加入。通过学生会的平台，学生们除了可以学到管理方式、体验组织活动的过程，还可以训练团体合作精神。最后，所有学生按照班级分别进入到Break out room，由班主任组织上课注意事项的说明。 2021年9月6日是师资培训上课的第一天。祝愿各位新学生学业有成，在疫情中可以克服种种困难，努力学习，天天向上。希望在学习的旅途中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 （雨林编辑， 来源：国际日报／协调师资班供图/文）

和平日报， 2021年9月7日，9月3日上午11时，万隆客属崇仁三语国民学校(Sekolah Harapan Kasih Komplek Mekarwangi.. Bandung)高中部举办为学生接种疫苗活动，在遵守严格卫生守则的条件下，在校长，地区卫生服务中心医护人员等有关单位见证下，顺利完成任务。 校长李韬权(Muksin Wijaya M.Pd.MM)说明：”我们学校这次为高中生接种疫苗活动是与万隆华族关怀团队(MTP)的渤良安福利基金会(YDSP)和客属联谊基金会(Y.H.K)和地区卫生服务中心(PKMS Cibuntu Bdg)合作进行的。这次接种疫苗的学生共有25名，其他学生都已在自已住宅区，或者在家庭医生处打了疫苗” ”我们学校希望全部学生尽快接种疫苗计划，为了应对面对面教学方针(PTM)’让师生保障平安健康，室内教学恢复常态” 感谢各方合作单位，使学生接种疫苗活动顺利完成。” 万隆大众所认识。万隆客属联谊会是万隆华族关怀团队(MTP)成员之一，在抗疫救济，援肋万隆市各军警民政单位，医护机构，广大民众社群的慈善活动多达800多次由疫情开始到如今。客属会所也积极支持在会所举办的为大众的疫苗接种，献血活动等慈善救济困苦民众的活动。 万隆崇仁三语国民学校努力培养全体学生达到德智体美的教学成果，让学生毕业后成为社会有用人才。 （雨林编辑， 万隆王羽报道 ）

和平日报， 2021年9月8日，8月27日，万隆华族关怀团队(Masyarakat Tionghoa Peduli MTP Bandung)再次在关怀月捐助500个生活必需品礼包给北区Kac.Sukajadi 的贫困民众和残疾群体，和因染疫而自行隔离的病患，也分发给那地区的防疫工作团队(Satgas Covid)和保安团队。 这次慈善关爱活动在Zest 宾馆园地举行-出席的华族团队有MTP 协调主任陈春富博士(Dr.Djoni Toat SH.MM)和团员余毅琪，吴文范，梁国强，林德煥，林文星，温玲玲。苏甲加迪警署副警长Marsellinus Firdaus.宾馆总经理Susan Anastasia.华裔邻长Yanti 等在现场见证由镇长T.Agus Mulyana 和随员进行象征式分发生活必需品礼包给民众500份的慈善活动。 Agus 镇长致词：”自疫情开始到政府执行紧急社区活动限制(PPKM)后，万隆华族关怀团队巳捐助我们地区超过4次了。今次捐助350礼包是特别捐助给残疾人士和人口密集的RT 12 居民。” 其中150份礼包将分发给镇里的新冠病毒防疫工作团队和村区保安等人员。” 宾馆代表苏珊致词：”在新冠肺炎还严峻的时期，像这次的关爱活动，彼此互相帮助是很必要的。虽然现在旅游业萧条，宾馆业也受影响，但我们也要分享并帮助贫困的民众，缓解他们的痛苦，希望疫情更快过去。让我们都能回到从前安宁的生活。” 华族代表陈春富博士说明：”我们今天的捐助礼包，只是象征式地移交给有关单位，就是为了让援助物品能真正交给有需要帮助的人们手中。我们只是分享力所能办到的帮助，也希望能启发更多的人，也愿意伸手援助，使更多人受益，減少犯罪事项，使社会更安宁。大家一起面对疫情，切断病毒链 ” 8月27日，华族团队成员徐晋鸿伉俪(客属)也代表MTP 到万隆东区Cibangkong 村赠送大米和米粉给贫困的同胞家属，让他们感受到被关怀的温暖。 8月31日，华族关怀团队在渤良安福利基金会会所象征式移交生活必需品礼包给西爪哇机动警察队(PKBB)长官Brigjen Polisi DR Nasser Adityawarma SH.MH 接受，将由机动警员们分发给双木丹(Sumedang)地区附近的Malangbong.Gunung Puyuh.Pesar Baginda等地的三轮车夫，废品收集夫等弱势群体，给他们温暖的礼品援助。 8月31日，华族关怀团队在渤良安福利基金会会所象征式移交生活必需品礼包给西爪哇机动警察队(PKBB)长官Brigjen Polisi…

和平日报， 2021年9月8日，8月26日，珠海市侨联副主席林浩生率考察组一行15人，来梅州参观考察我市华侨博物馆的规划建设和管理布展等有关工作。市侨联主席汤志平、副主席林松，中国客家博物馆馆长谢涛等接待了考察组一行。 考察组一行实地和重点了解了梅州市华侨博物馆、中国客家博物馆布展和日常管理情况。并与项目建设和日常管理相关业务人员进行了座谈交流，就项目建设标准、建设内容、功能定位、业务用房分布、布展内容、立项流程、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等情况进行了探讨。 林浩生说，此行来梅州，主要是学习借鉴梅州市华侨博物馆建设和管理经验。梅州是我省著名侨乡，文化底蕴深厚，侨资源丰富，在华侨博物馆建设和管理方面也走在全省前列。梅州市华侨博物馆是广东省内较早建立的华侨博物馆，对即将动工建设的珠海市华侨博物馆，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此次参观考察中，专家和业务人员在博物馆场室设置、规划设计、日常管理等方面提出的意见建议，都十分有借鉴意义，考察组将积极吸收和充分采纳。考察组还对梅州市侨联积极协调和牵线表示感谢，并希望两市在今后工作中加强联系、互通信息，增进了解和合作，共同推进侨联事业发展。 (雨林编辑， 来源：梅州市归国华侨联合会 ）

和平日报， 2021年9月8日，根据印尼肃贪委员会（KPK）周二（7月9日）提交的2020年国家官方财富报告（LHKPN）数据中指出，总统咨询委员会（Wantimpres）成员拿督翁俊民是一名最富有的官员，拥有最大的财富，达到 8,743 兆印尼盾。 拿督翁俊民是印度尼西亚最富有的人之一，被称为慈善家。2019 年福布斯杂志将 Mayapada 集团创始人评为印度尼西亚第 7 大富豪。Mayapada Group 拥有各种业务部门，从银行、房地产、医院到免税购物 (DFS)。 这位1952年3月16日出生在泗水的男子承认，他的父亲只是一名三轮车司机，他的母亲负责打理店铺。高中毕业后，塔希尔获得了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奖学金。从那里，塔希尔学到了很多关于创业的知识。 在学习期间，他还看到了通过出售在新加坡购买并在泗水转售的商品来增加收入以资助学习的机会。 1986 年，Tahir 创立了 Mayapada 集团，并涉足其他各种业务，如汽车经销、银行和健康。 在 Mayapada Group 取得成功后，他创立了非营利组织 Tahir Foundation。该组织有一个更美好的印度尼西亚的愿景，在那里每个人都可以获得足够的健康和教育服务，以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 当拿督翁俊民 2019 年 12 月 13 日被任命为 总统咨询委员会成员时，他承认他想在贫困问题上向佐科提供意见。他说这一直是他关注的焦点。 他说：“我更喜欢关注地区的脱贫攻坚，这是我的热情所在。” 拿督翁俊民说，实现这一目标的努力之一是让私营部门能够为有需要的人在卫生或教育部门做出贡献。 （雨林编辑， 来源： Kumparan）

和平日报， 2021年9月10日， 最近很多人選擇做中國人，但正如網民所言，中國可不是你想來就來的收容所。 上世紀，數十萬華人為逃離印尼排華浪潮，投入新中國建設，但無論如何貢獻都被視作「歸僑」，未完全被接納為中國人，「不純正」的出身更是文革批鬥的把柄，推使他們逃難香港。 黎明，父親便是 50 年代就讀北京大學的印尼華人之一。現任英國西敏寺大學教授王蒼柏，曾經在著作「活在別處：香港印尼華人口述歷史」整理他們的經歷。 在殖民年代，東南亞華人通常扮演殖民者與原住民的中介，享有經濟優勢和社會特權，結果在東南亞各國獨立後，屢屢淪為排擠打壓對象，加劇華人的離心力；與此同時，華文報章和教育的興起，更使華人認同自己是廣義的「中國人」，很多印尼華人都因此入籍中國。隨著 1949 年中共建政，印尼政府便把華人等同為共產威脅來源，剝奪華人各項商業和教育權利。 在華人勢單力薄的社區，難以用錢賄賂地方官員協商，性命更不受保障。丘光達在蘇門答臘小城拉哈（Lahat）出生，他接受王蒼柏訪問時憶述，當地只有數千名華人，一旦爆發暴亂，暴民便會趁機搶劫和殺害華人。「我父親是開雜貨店的，被印尼人搶。我不到 6 歲的時候，我父親被印尼土匪殺死了。」 在印尼朝不保夕，加上中共成功的海外宣傳，使華人普遍深信中國就是歸宿；王蒼柏去年的研究更補充，不少華人女性都憧憬中國可實現女性解放，推使男男女女投身陌生的「祖國」。1950 年代初，前往中國的華人以學生、教師和知識分子為主，時任巨港中學校長賴增創證實，有 80% 至 90% 高中畢業生離開。賴增創在 1955 年印尼舉行萬隆會議期間，受聘擔任周恩來的翻譯，事後獲賞識被大使館人員提拔，最終亦跟隨當時潮流回國。 不被認同是「真中國人」 根據學者 Michael R. Godley 統計，截至 1958 年為止，多達 25 萬印尼華人前往中國，其中 20% 為學生，此時中國正急需技術人才恢復經濟建設，所以大部分歸僑初時都可以各展所長。自 1960 年代起，印尼歧視政策與排華浪潮達到高峰，1965 年「九三〇事件」各地有華人遭到屠殺，使得華人慌忙逃難中國，他們以小商人和工人為主，人數達數十萬之眾。 大批印尼華人湧入，卻加劇中國壓力，政府要開闢華僑農場安置印尼華人，教育資源短缺，亦令愈來愈多歸僑抱怨無法升讀大學。在難以適應新環境下，他們開始陸續申請出國，起初中國為緩解糧食短缺危機，也暫時放鬆出國限制，但 1963 年後又再次收緊管制。 如果說，生活水平下降還可忍受，來自政府和同胞的歧視和迫害，卻是歸僑最感屈辱之事。由於歸僑普遍有海外聯繫，所以得不到信任，享受不到應得權利，無論他們如何愛國、如何認同自己是「中國人」，在別人眼中始終就是「華僑」，入黨和參軍遇到重重障礙，難以進入機要部門，也很少有晉升機會。…

和平日报， 2021年9月10日，自从中苏拉威西岛的帕卢、西吉和东加拉遭受一系列自然灾害以来，已经过去两年多了。由此产生的伤口痕迹仍然清晰可见。在帕卢市及其周边地区，根据我的观察，周六（10/24/2020），建筑物的废墟仍然在多处堆积。在某些地方，您可以看到新的建筑物，这些建筑物可能是业主最近建造的。 如果您离开帕卢市或向 Sigi Regency 走一点，这条小径会更明显。在该地区，2018 年 9 月地震、海啸和液化的受害者仍然居住的临时避难所（huntara）仍然很常见。他们与其他灾难受害者一起生活了一段不确定的时间。 居住在印度尼西亚佛教慈济基金会在帕卢塔杜拉科和苏拉威西中部锡吉摄政区庞贝威市建造的房子后，获得永久住房的不确定性现在有所缓解。 自 2020 年 8 月起，印尼佛教慈济基金会通过帕卢市政府，开始允许经帕卢市 BPBD 和印度尼西亚慈济佛教基金会核实和验证数据的居民居住在帕卢慈济塔杜拉科慈悲院，中苏拉威西。 继帕卢市政府和帕卢市BPBD之后，2020年10月23日至24日，雅加达慈济志工进行了第三期门牌号抽签。有321户家庭在位于帕卢慈济塔都拉科爱心住宅区的社区会堂大楼内，绘制了他们的门牌号。 总体而言，在帕卢市Cinta Kasih Tzu Chi Tadulako住房中心共建成的1,500套住房中，帕卢市已收到房屋的居民有1,363套住房，而其他137套住房正在数据核实中并得到帕卢市 BPBD 和印尼佛教慈济基金会的认可。 慈济多乐子爱心屋居民的经济活动开始上升。在他们住的每一间房子里，他们都开始做小买卖。 博士。居住在X 3座房屋的居民之一的帕卢市国家民政局（ASN）哈桑对前来拜访他家的慈济志工的到来感到高兴。下午的慈济志工特意在屋村走动，有兴趣参观哈山家。博士的房子 哈桑看起来整洁干净。他在他的前院种了各种观赏植物。 “让我们停下来，女士，我们什么时候到达帕卢，”博士说。哈桑。 慈济志工普斯帕解释说：“我们已经在这里两天了，目前处于第三阶段的验证。” “先生住在他的新房子里怎么样，你开心吗，你又有新邻居了，”另一位志愿者问道。 “阿罕杜利拉很高兴，夫人。毕竟，这是某人的礼物（来自印度尼西亚佛教慈济基金会的援助），所以我们应该心存感激并照顾好这座房子。” 哈桑。 轻钢围栏装饰着博士的房子。哈桑。“哇，房子的围栏很独特，有很多植物，又干净了，”Puspa 说。“是的，女士，这是我们自己做的围栏，如果我们不把它围起来，我们的庄稼会被牛和山羊吃掉，”博士解释说。哈桑笑了。 Tadulako居民的院子和围栏的布置各不相同，从观赏植物到用于美化房屋设计的围栏图案。 的确，在某些时间，有时会有成群的奶牛和山羊进入慈济塔都拉科慈悲院。因此，慈济塔杜拉科爱心屋的大部分居民都将房屋围起来，不让牛羊进入院子。 一目了然，慈济塔都拉科爱心中心居民的生命周期已经从逆境中复苏。居民们似乎已经恢复正常工作，开设小摊位或补充矿泉水库。 这意味着 2 年前受灾难影响的居民的经济生活似乎已经开始上升，尽管此时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它们相互促进。…

和平日报， 2021年9月10日，強震之後的新家園。在印尼巴路，慈濟援建的大愛一村，二村陸續交屋，總共2000戶。這是2018年，巴路7.5強震後，政府與慈濟攜手的重建造鎮計畫。原本規劃好的啟用典禮，因疫情影響延後到九月初，從政府，國軍，到各界代表，送上祝福。 揮別2018強震的傷痛，路還是要往前走。 走向希望、走向愛。大愛一村1500戶、大愛二村500戶，心安、新生活。 印尼國軍總司令 哈迪.查延多 巴路大愛學校，有52間教室、圖書館、實驗室、與戶外運動場。印尼國軍總司令、中蘇拉威西省長、巴路市長、企業家代表、以及慈濟志工，為正式啟用共同祝福。 （ 雨林编辑， 来源：大爱新闻 楊昌耀 ）

和平日报， 2021年9月10日，这帮印尼华侨，在1960年回到祖国，但命运对年轻冒险的奖赏，是将他们送到这个陌生国度的荒地度过余生。华侨农场与外界并无围墙，但他们总是显得格格不入。他们用一生的时间对农场建立起认同，可他们的后代却早已如蒲絮般迅速消散。 父亲临走前，跟我们讲过一个很有趣的故事，是他亲眼见到的，就是我堂伯死得很奇怪。他死前做了个梦：妈妈要来接他走，几月几号几点钟都告诉他了。结果真的按照梦里讲的，在那一天举办葬礼，请很多人来吃饭、玩麻将。差不多到点了，人家问他：你不是讲你要走了吗？结果时间一到，他说了句“妈妈来了，接我走了”，就倒下去了。 “父亲说，如果没看到，你是不会相信的。他15岁起就跟伯父闯南洋，最后亲眼见到伯父死得那么舒服。很羡慕。” 在桂林一个农场里，邹应杰的父亲度过了人生的最后13年。他曾是印尼一家淀粉厂的老板。临终时，他是桂林华侨农场的一个普通居民。“父亲从没后悔回来，”邹应杰说，跟那些漂泊海外的祖先们一样，15岁就离家闯南洋的父亲渴望落叶归根。 在1960年4月从雅加达开往湛江的“俄罗斯号”上，父亲已经给人生安排好了结局。但对于在印尼长到15岁的邹应杰而言，人生如南海上随波逐流的一条沙丁鱼。他不再是家业的准继承人，关于前途的一切充满未知。此时他脑子里惟一的念头是：可以回国上学，继续“深造”了。 1974年11月，在一次吃饭时，父亲死于心肌梗塞，没有给他留下遗言。 农场的开拓者与守望者 2012年7月9日，一个蝉鸣如织的下午，邹应杰和他的“夕阳红”乐队成员准时聚在一间10平米的小屋子里。接下来的两个小时，他们将演奏一些老掉牙的经典歌曲。 主唱张仃娘来得最早，她打扫了屋子并烧好茶水。第二个到来的是队长邹应杰，他负责电子琴伴奏。等到吉他手、鼓手一一到位，一场小型演唱会就开始了。 邹应杰躲在老花镜后专注地盯着琴谱，像个淡定而沉醉的电玩少年。拍子打起来，那些鬓角斑白、顶心渐秃的老人就像入了水的鱼儿快活起来。他们展示出多数国人在音乐面前所缺乏的那种松弛。 连续几首革命歌曲，流利得像小学生背书一样。那是他们最熟悉的中文歌曲。看得出来，这些为远道而来的记者临时安排的节目并不让他们太享受，连“团歌”《夕阳红》听上去也毫无生气。邹应杰的伴奏猛然转调，《哎呦妈妈》——一首印尼老民歌响起来，则让人眼前一亮。 一位老者在门口跟着拍子手舞足蹈了半天，几个女人被他滑稽的样子逗乐了。老者最后双手作揖离去。“他不是华侨，是本地一个音乐老师。‘文革’的时候脑子好像有点坏。”张仃娘介绍，他们平时很少与本地人一起活动。 “夕阳红”对印尼歌舞的痴迷更像是一种身份的展示。他们热情地接受了桂林本地几乎所有与印尼文化相关的演出邀请。桂林市曾举办两次印尼文化节，均邀请他们去演出。邹应杰担任编舞，在活动开幕前一个月，团员们就开始排练。广西师范大学的印尼留学生常过来看望他们，在录像上看起来，那场面更像是亲人重逢。 演出间歇，邹英杰起身，从旁人身边经过时，他弯腰低头，伸出右手，像做了个“请这边走”的手势——但这是给自己的，表示他要借道“路过一下”。 这是他在印尼时养成的习惯，回国五十多年一直保持。在农场外，这个奇怪的动作往往会引发诧异，他就会不好意思地解释：小时候的习惯，表示礼貌。类似习惯还有不用左手给别人拿东西，因为那是“脏的”——印尼人如厕后都要用水清洗，那是左手的职责。 “夕阳红”乐队已经组建10年了。这个农场的头号文艺团体曾发生过一次分裂，一些更年轻的团员嫌“夕阳红”名字太老，更重要的是，印尼歌舞很难真正让她们感兴趣。 “她们自以为能歌善舞，不跟我们玩。”一位团员不无讥讽地说。有天晚上，记者在场部附近的篮球场上，见到了这群“分裂分子”。她们的人数大约是“夕阳红”的4倍，年龄上看来则比“夕阳红”小一辈。她们正怡然自得地跳着时下风行各地的藏族广场舞。指挥她们舞步的，是一台播放《伤不起》的录音机。 “印尼歌我们唱不来。”一位舞者告诉记者，中文流行歌曲以及在网上学的广场舞更适合她们。这群人对印尼歌舞倒也谈不上抵触，在必要的时候，比如农场创建50周年的纪念大会上，她们也会穿上纱笼，在各界领导的瞩目下，一丝不苟地完成那些印尼风情的舞蹈动作。 年轻一代已经毫不讳言对印尼文化的不理解和不欣赏。邹应杰想教年轻人学乐器和印尼歌舞，“免费教都没人来！” 有一年儿童节，“夕阳红”乐队受邀来到张仃娘孙子敏敏就读的农场小学，教孩子们唱《哎呦妈妈》。 “你不知道大家有多反感。”提起往事，敏敏瞥了一眼奶奶，又低下头去。几年前那场不快仍让他耿耿于怀。 张仃娘倒是无所谓，“敏敏从小跟父母在深圳长大，”她说，“他对印尼没什么感情。” 过完这个暑假，敏敏就要和他的同学们转学去市内的中学。农场的后代们陆续离开这里，去桂林，或者外面的世界寻找自己的前途。华侨中学的生源也连年减少，现在终于要并入“外面的”学校。 农场的凋敝已是所有人都看在眼里的事实。这里曾经有上千人一起劳作，但现在除了一个花木公司卖卖绿植外，已经看不到任何土地上的劳作。50年前邹英杰、张仃娘们从印尼来到这片陌生的不毛之地，他们是农场的开拓者；现在，他们将作为这里最后的主人，目睹此地重归沉寂。 那时中国的宣传确实做得好 当邹应杰和3个“同伙”被民兵押着走向漓江，“啪啪”几声枪响后，江边处决的围观者已作鸟兽散。那是1968年夏天的一个午后，“太阳那么大，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他说，老天有眼鬼使神差让他们晚到一步。按照计划，他们要是早几分钟赶上枪决者还在场，怕早已做了枪下冤鬼。 彼时漓江上常飘来尸体，那些在“文革”武斗中的遇难者，被江水缓缓推向远方。离桂林市区18公里的华侨农场虽无这般惨烈，亦难免受运动波及。邹应杰当年23岁，和其他3人被指控策划“暗杀团”，由农场拘禁。半年后，他们的头发盖过了脖子，有一天突然被通知无罪释放。 “其实一直有人想搞死我们。”邹应杰没说是谁，“但农场领导坚决压下去了，他说要是枪毙了华侨，那就是大问题了。” 邹应杰运气不好，关押半年差不多是农场在“文革”中最严重的了——华侨农场在历次运动中并未受到太多冲击，与外界隔绝的那道围墙让他们免于武斗的侵袭。 华侨们似乎对政治运动不大感冒。在农场，甚至很少有人申请入党。邹应杰被释放时，农场干部曾问他是否有意向。 “我觉得我还没有资格吧，”邹应杰淡淡地说，“但我还能够以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的。” 时光倒流10年，当邹应杰还是印尼中华小学的一个学生时，他是多么羡慕画报上那些系着红领巾的“红色少年”啊。 “那时我的思想很红的。”邹应杰面带羞赧，就好像说起某次醉酒后的尴尬事一样。华侨在归国前“红”得让人惊讶。张仃娘家中现在还留有一本远房亲戚的文集，作者是一位印尼华侨教师，在他1950年代回国前写下的狂热的诗篇中，“革命”、“解放”、“毛主席”之类的字眼俯拾皆是。 邹应杰和张仃娘是印尼万悦同一所中华小学的校友。他们在那里接受了与大陆几乎一样的中文教育。家庭和学校都教育他们：虽然生长在印尼，但那里不是他们的祖国，祖国的国旗是五星红旗。音乐课上，老师教他们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以及《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 按照要求，学生们在学校里必须全部使用中文。但这条规定很难真正执行。一下课，教室里自动切换回印尼语模式。那毕竟是他们从小熟悉的语言，很多华人家庭里都只用印尼语交流。他们的生意人父母早已融入印尼社会。送孩子上中华学校，只是为了让他们不忘自己是中国人。 尽管很多人直到回国后中文还很不利索，也不大听得懂农场露天电影里的对白，但红色中国却让他们充满神往。回国前，邹应杰和陈敬恒已经是《中国画报》、《中国妇女》的老读者了，那些从北京越洋寄出的画报，是他们获取祖国信息的神圣通道。 “要说爱国，那时候是真爱国。”邹应杰说，“每到10月1号，家家户户都插五星红旗。回国之后反而没有插的。” 小部分华人选择了台湾背景的南华小学。同样是学中文，南华小学却是完全不同的一套教育。他们的教材里文言文更多，“他们讲蒋中正，我们就骂他们是反动学校，而我们是‘进步学校’。”邹应杰笑笑，“我们搞不拢的，经常打架。” 就在邹应杰们跟“反动学校”的学生们因“政见不同”争执不下时，印尼排华运动开始了。1959年5月商业部长决定书和11月内容相同的第10号总统法令规定，县以下的外侨零售商必须在1959年12月31日停止营业。对于祖祖辈辈以经商为生计的华人而言，如果还想留在印尼，就必须搬到县以上的大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