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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日报，4月1日，上海百年大世界关闭13年后今天重新开门迎客，“白相”（上海话，指玩耍）大世界摇身变成“传艺”中心，让中外游客欣赏顾绣、年版画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艺术，品尝小笼包等非遗美食。 坐落于上海闹市区的大世界1917年由大商人黄楚九始建，当年号称是“远东第一俱乐部”，内设剧场、电影场、杂耍台、中西餐馆等。 1930年，这里转由上海滩青帮头领黄金荣经营，以上演全国各地戏曲为主，露天场地有儿童喜欢的高空飞船，底层的“共和厅”引进沪上名妓轮流献艺，还上映好莱坞影片，名声大噪。根据档案馆统计资料，当年的大世界平均每天游客超过一万人。 1955年，大世界被收归国有，更名为“上海人民游乐场”，文革时期曾改名为“东方红剧场”，然后成为外贸仓库，1974年再次改名为“上海市青年宫”。 1987年，大世界恢复原名，并以碰碰车、桌球、游艺厅、舞厅等非戏剧类项目，成为老少皆宜的娱乐空间，后又以大世界吉尼斯闻名，直到2003年非典期间关门歇业。 修缮一新的大世界再度开业，上海淮海商业集团大世界文化运营公司总经理谢军介绍，作为中国重点文物保护建筑，大世界的U型结构、中庭回廊、没有后台的大舞台、立柱等主体结构都被保留下来。 大世界的主题已被创新定位成非遗活态传承再设计，中外游客可以在此了解民间、民俗、民族“三民”文化，欣赏以数字化高科技和滚动上演的剧目、体验课程等，给游客带来不同的体验，买一张60元（人民币，下同，12新元）门票，可以玩上一整天。 ＠乐龄市民照百年哈哈镜回味童年 童年的回忆重现，不少上海乐龄市民今天清晨四五点便起床赶来大世界排队入场，未到开门时间，门口已经绕出约百米长的两条人龙。 74岁的上海市民庄秋珊和老伴儿一进门便在大堂的12面哈哈镜前照镜子、拍照。庄秋珊告诉《联合早报》，小时候上海有句话说：“没来过大世界，等于没到过上海”。 他笑着回忆：“50年代跟着父母来，门票当时只要2角，可是我们很调皮，老是偷偷弯着身子钻进来，不买票。” 据本报了解，12面哈哈镜是黄楚九从荷兰进口的，如今也100岁了，打造哈哈镜这门能让人一下长高变矮增胖瘦身的手艺在荷兰已成绝唱，如今这些哈哈镜可谓是大世界的“镇界之宝”。 运营方今天在大舞台、戏曲茶馆、中华非遗美食文化区等多处安排了杂技、海派旗袍秀、民族乐器展演、沪剧说唱、青团DIY等表演和体验，还在四楼开设“360行”展，把媒人公、卖老鼠药、卖鸡毛掸子等行当，图文并茂地展示出来，获游客点赞。 运营初期，在中国首个“非遗”全息声演艺剧场里，首先登场的是大世界孵化的创新舞台剧《重返狼群》，两三个月后，这里将换演其他作品。 运营方受询时说，非遗在一般消费者心目中有古老陈旧的印象，做得太曲高和寡又会脱离了草根。 因此，在1万6800平方米的总建筑面积空间里，既有京昆沪越淮评弹等地方戏曲和新设计风格作品展示，又有24节气儿童数字互动区、VR观赏体验等，将来还会开辟DIY课堂，让游客们学做南翔小笼包、调制绍兴黄酒，知道非遗美食如何上桌，这些动静穿插、老少皆宜的活动，可以吸引到22岁至40岁的消费群体，进而带动亲子式家庭游客。 目前，大世界通过微信公众号（大世界2017）和现场直接售票，并采取客流监测，当场内人数达到1900人次即实施限流。据了解，大世界最多可容纳约3500人。（《联合早报》上海特派员顾功垒报道）

和平日报，4月1日，台北市长柯文哲日前一句“香港很无聊”引发反弹，香港商务及经济发展局长苏锦今日反击称：“香港虽然是小岛，但有丰富的旅游体验，每年访港旅客数字达到5000万也不简单。” 事缘柯文哲本周三（29日）到泰国曼谷考察与推广台湾观光，被问及台湾旅游业有什么优势能胜过香港时，以“香港很无聊，香港一个小岛有甚么好看”回应，引爆台、港网民热议。 香港的本地导赏团“活现香港”在面簿发出帖文，诚邀柯文哲参与两日一夜香港之旅，甚至可免费为其度身订做行程；曾支持“占中”并由“黄丝歌手”之称的何韵诗也表示，不介意结伴同游。 但柯文哲向她泼冷水，30日在转抵印度回答媒体采访时，又声称就算有机会访港，还是“最多去太平山看一看，我觉得阳明山夜景还是比较漂亮”；他也反驳：“台湾怎么无聊，晚上看政论节目都有趣多了。” 不少香港网民批评柯文哲不懂欣赏香港。但也有港人认为，自从引入大陆人自由行后，香港的确少了特色吸引游客，到处都是商场、药房、金铺。 然而，学者指山，香港再无聊，旅游业仍足以屹立为四大支柱产业之一，每年贡献GDP约5%。单计去年访港旅客人次达5670万，是常住人口7.7倍。 相反的，据台湾观光局数字，去年到访台湾的旅客人次为1069万，虽然创历史新高，但仍被香港远远抛离。因此，若数字等于吸引力，香港这小岛比起台湾，吸引力高出4.5倍左右。 为庆祝香港特区成立20周年，港府推出与“20”有关的优惠及活动，苏锦梁今日联同旅游业界向访港旅客派发小册子和纪念品。他说，香港今年首两个月整体访港旅客人数增长1.4%；3月上半月平均升幅更达5.5%，其中，大陆旅客升7.5%，其他旅客升1.2%。 但他坦言，今日公布的疲弱零售数据显示，香港还需要有良好旅客数字为零售业界增加动力。他说，业界最近也反映，香港需要发展绿色旅游等特色项目。 香港旅发局主席林建岳则称，访港旅游业仍面对各种挑战，当局会密切留意各客源市场的情况，透过不同工作积极宣传香港精采的旅游体验。（易锐民香港报道）

和平日报，4月2日， 在古代，你如果不知道客家人的含义情有可原，但现在你没听说过客家人，你就大OUT特OUT了。 历史上许多大名鼎鼎的人物都是客家人：唐朝贤相张九龄、宋朝的理学家朱熹、抗元英雄文天祥、明末将领袁崇焕、革命家孙中山、朱德总司令、叶剑英元帅、叶挺将军、肖华将军、史学大家陈寅恪、文化棋手郭沫若、新加坡之父李光耀，香港领带大王曾宪梓，数学家丘成桐、太平天国洪秀全、外交家黄遵宪、扬州八怪的黄慎、爱国将领刘永福，语言学家王力，明星张国荣、周润发、陈小春、罗大佑等等等等，这些都是比较著名的客家人，那些“非著名”的更是不计可数。日本学者山口造县在《客家与中国革命》中说：“没有客家，便没有中国革命，换言之，客家的精神，是中国的革命精神”,可见客家人在近代影响之大。 那“客家人”从何而来？ 首先我们得认识下什么叫“客家人”。客家人是指历史上从山西和河南等中原地区为躲避动乱等原因而向南迁移并且在南迁的过程中与南方少数民族互相碰撞、互相融合而形成的一支独特的汉族民系。客家人有自己的客家方言，也有共同的风俗习惯、共同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是汉民族的八大民系之一，主要生活在江西、广东、福建以及广西、湖南、四川、贵州、海南和台湾等地方，其中以江西南部、广东东北部和福建西部为主，在国外的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越南、菲律宾等很多国家也有分布，目前，国内外客家人约有1亿人。 “客家”这一称呼是怎么来的 ？“客家”这一名词最早见诸书籍记载是在十七世纪，有一种观点认为“客家”这一称呼一开始是他称，不是自称，是操土音的土著民族对外来族群的称呼，著名语言学家王力先生在《汉语音韵学》第四十七节“客家话”引文中说：“‘客家’是‘客’或‘外人’的意思，因此，客家就是外来的人。他们的语言、风俗、谱系，都足以证明”，只是后来这些外来族群反客为主，引以为傲，自称“客家人”了。目前也有观点认为，用“客家”这一名词称呼那些来自中原的汉人是一场误会，因为“客家”起初是南方粤人对居住在赣闽粤山区的畲族的歧视性称呼，并不是针对来自中原的汉民，但后来这些来自中原的汉人移民到了赣闽粤山区，和畲族比邻而居，两者互相影响通婚融合，吸收对方的文化，具有相似的山区农耕文化和生活方式，使得粤人误以为这些汉人也是畲族，于是称之为“客家人”，久而久之，经过复杂的发展演变，成为了今天以这群汉人为主体的民系的称呼。也有另外观点认为“客家”这一称呼是由于客家人对自己祖先“夏家人”的崇拜而产生的。总之现在尚无定论。 历史上往南迁徙的汉人不计其数，远远大于客家人的人数，换句话说并不是所有从中原往南方迁徙的汉人都演化成为客家人，道理和原因何在？客家人是如何成其为“客家人”的？原因多种多样，但以下三个最关键： 首先，客家人的祖先是以成批家族的形式南迁的，并非原子化的个人迁徙，这导致他们非常注重继承家族传统，维护家族文化和荣光，不容易被其他族群同化。客家人无论去到哪里，无论在哪里的客家人，都非常重视立祠、祭祖和修家谱等，这个特点非常鲜明和突出，客家有谚：“宁卖祖宗田，不忘祖宗言”，说得就是这个道理。崇祖重家的传统一方面保全了自己的文化记忆，另一方面也加强了族人的凝聚力，让客家人变得团结和具有群体意识。 其次，得益于地理环境。客家先民南迁的过程中，一般选择山区作为落脚点，正所谓“逢山必有客，无客不住山”。山区虽然环境恶劣，条件落后，但人少竞争小，而且环境封闭，受外力干扰较小，使得客家先民的语言、风俗等得以传承下来。以客家人形成的最重要的地点、客家人的大本营——赣闽粤交界处为例， “赣之为郡，处江右上游，地大山深，疆隅绣错”， “闽中壤狭田小、山麓皆治为陇亩……汀踞闽上游，复岭崇冈，山多于地”， 粤东则“无平原广阡，其田多在山谷间”，总之赣闽粤交界处山岭环绕，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理空间，而且山间有河谷盆地，客家先民迁徙到这里后，就以家族为单位在河谷盆地耕作。客家人在此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民系特征，然后扩散至国内和世界其他地方。正是这一地方地理相对封闭，客家人得以较大程度地延续和独立发展自己的文化和风俗，免招世局动荡和外部政治势力的干扰和杯葛。 最后，客家人非常重视教育。客家人极其重视对后代的培养和教育，具有浓厚的尊师重教的氛围，去到客家聚集的地方，你常听到很多类似的谚语：“唔读诗书，有目无珠”，“生子不读书，不如养大猪”等等。重视教育不仅使得客家人在科举中常常出类拔萃，而且对于传承中原文化，保持自己的中原身份认同具有重要作用，其中尤以世家大族、贵胄之家为甚，这就与周围那些“蛮夷”形成了文化上的区别。 正是这三个原因让那一部分人脱颖而出，成其为今天的客家人。认识了什么叫“客家人”，我们更了解客家人从何而来。根据前人的研究，客家人经历了五次南迁而形成. （ 雨林 编辑）

和平日报，4月2日，“南北山头多墓田，清明祭扫各纷然。”又是一年清明将至，国人如何寄托对故人的哀思？记者发现，从“苹果手机”等新潮祭品的热销，到网上祭祀、微信直播“代客扫墓”的兴起，随着物质条件的改善和互联网日益深入生活，国人选择的祭扫用品和扫墓方式也与时俱进，悄然发生着变化。 清明节将至，祭扫逐渐进入高峰期，祭扫用品市场也随之变得火热。中新网记者发现，在线下市场，传统的纸钱、金元宝等祭品最受欢迎。而在线上网店，“苹果手机” “平板电脑”“豪车别墅”等时髦祭品则销量靠前。 记者近日来到北京西城区一家小商品市场探访发现，这个市场有三四家摊位正售卖祭祀用品。其中一家摊位的店主告诉记者，来的顾客多为中老年人，卖得最多的还是纸钱、金元宝、香烛等传统祭祀用品。 而在网上，记者发现，祭祀用品的花样更为繁多。在购物网站搜索“清明祭品”，随即出现几十家网店。在多家网店的销量排行中，“苹果手机” “平板电脑”“豪车别墅”“飞机游艇”等“高档”祭品销量不错。 比如，在一家网店里，售价为7.8元的“苹果电脑手机套装(带无线路由器和无线耳机)”，月销量已达到489笔。而在另一家网店，标着“与真实手机大小相同”的“苹果7Plus”月销404笔。 “豪车别墅” “飞机游艇”祭品也很受欢迎。一个纸扎的立体三层别墅售价9元，月销量833笔，店家还会赠送房产证；一款自称“更大更豪华”的保时捷大号祭祖纸车售价35元，月销60笔；还有纸糊的“私人飞机”、“ 豪华游艇”，做工精致，销量同样不低。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国民俗学会副会长萧放对中新网记者表示，可以理解人们随着社会物质条件改善，想对先人有所表达、让逝者享受现世乐趣的心情，但过分追求“高档奢华”的祭品，也反映了当前社会的物欲倾向，这是不正常的。 “况且，对于保持勤俭节约传统的先人，这种表达未必合适，也是一种浪费。”萧放认为，带着真心诚意，亲自去先人墓前祭拜最好，不必攀比追求一些精美的祭品。 新型扫墓方式日渐兴起 除了祭祀用品花样翻新外，在祭祀方式上，近年来，网上祭祀、远程祭祀、微信直播“代客扫墓”的方式逐渐兴起。 今年清明前夕，四川成都市一公墓推出了微信远程祭祀。用户在微信公众号上填写寄语，随后寄语可同步到墓地前的一块大电子屏上滚动显示，以表哀思。 此外，南京一公墓今年推出了微信直播 “代客扫墓”的服务，亲属向公墓方提出申请后，会开设一间视频直播间，亲属通过公墓官方微信公号，在输入密码后即可观看“代扫”全程。 而在购物网站上，也有不少商家开通了“代客扫墓”的服务，价格多在几百元，高的多达8000元。 记者发现，虽然淘宝网上开通“代客扫墓”服务的商家不少，但成交量多为0，销量最多的是一家在江苏无锡的网店，月销4笔，售价280元。有买家在评价中说：“人在外地回不去，幸好有你们帮我。” 观察可见，在人员流动日渐频繁、越来越多人成为异乡客的当下，无法归乡扫墓，让很多人心生愧疚。而借用互联网的工具，远在千里之外也能“扫墓”，成为新兴扫墓方式兴起的现实基础。 在专家看来，网上祭祀、远程祭祀这种方式低碳环保，值得推广，但“代客扫墓”这种方式却值得商榷。 对于“代客扫墓”，虽然有支持者，但更多的是反对者。支持者认为，社会和科技发展，民俗也需要发展，微信能拜年，也能直播“代扫”；而反对者认为，“代客扫墓”偏于商业化，缺乏真情实感，没有诚意，流于形式。 在萧放看来，“代客扫墓”有些不伦不类，缺乏仪式感，让兄弟姐妹等有血缘关系的人代扫墓没有问题，但让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去代扫墓，不符伦理，还不如自己在网上祭祀或者在远方遥拜。 （中新网北京记者 李金磊)

和平日报，4月2日，3月31日晚，由凤凰卫视发起、海内外多家华文媒体共同主办的“世界因你而美丽——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在北京清华大学新学堂举行。电影导演、影视演员成龙获得特别致敬奖，图为成龙领奖发表获奖感言。 中新网记者 金硕 摄

和平日报，4月2日，印尼泗水穆罕默德郑和清真寺(Masjid Muhammad Cheng Hoo) ，是印尼哈夷郑和基金会于二00二年出资修建的，这个基金会成立于一九九六年，资金都是华裔捐款。二00三年五月落成揭幕时，由现任中国驻印尼大使卢树民题写寺名，据说这是全印尼唯一的一所具有中国特色的清真寺，也是世界上第一个以郑和名字命名的清真寺。 郑和清真寺采用中国和印尼相结合的建筑风格，既有中国古代建筑的风格，又吸收了基督教和佛教的一些典型图案，体现了多元宗教相互交流和共同发展的信念，也体现印尼原住民穆斯林与华裔穆斯林的深情厚谊，象征着中国和印尼两国人民的长期友好。 当记者问及为何以“郑和”命名清真寺时，印尼日惹华文联谊会会长邓国光回答说，印尼全国约有百分之九十的人信仰伊斯兰教，这是郑和在印尼传播伊斯兰教的功劳。邓国光曾把印尼华文媒体《千岛日报》刊登的郑和在印尼传播伊斯兰教的长篇报道翻译成印尼文，他告诉记者，作为一名虔诚的穆斯林，郑和在七下西洋期间不忘传播伊斯兰教。在印尼的三宝垄、三宝庙，据传原是当年郑和所建的一座清真寺。他到三宝垄时所住过的石洞，是当年传播伊斯兰教的一个中心。 印尼不少学者介绍说，当年郑和船队在沿印尼中爪哇北岸航行期间，副手王景弘突然患重病，郑和便下令船队在塞蒙安河河口登陆，为王景弘治疗，十天后郑和率船队继续西航，留下已逐渐痊愈的王景弘和十名随员。王景弘并未追郑和船队，而是教当地居民和华侨耕种，并向他们传布伊斯兰教。 印尼著名伊斯兰教学者哈姆加指出：“印尼和马来亚伊斯兰教的发展，是与一名穆斯林有着密切关系。这位穆斯林就是郑和将军。”新加坡学者李烔才在其《印度尼西亚：神话与现实》一书中称，十五世纪上半叶爪哇岛的一些地区，如雅加达的安卓尔、井里汶、杜板、锦石、惹班等地兴建清真寺；巨港出现华人伊斯兰教区等等，都与郑和在当地积极传播伊斯兰教密不可分。台湾学者龙村倪认为，郑和以少数民族回族的身份在中华文化与伊斯兰文化相互的直接交流上，其贡献可以说是空前的，也可能是绝后的。 一九九三年八月二十三日，印尼的河里夫希达雅杜拉伊斯兰教学院在首都雅加达举行了哈只穆罕默德·郑和国际学术讨论会，由印尼宗教部长主持，二百名专家中有印尼历史学家、宗教学家、印尼驻中国大使代表等参加。 近年来，印尼不少华人伊斯兰教徒着重从伊斯兰教角度来宣传和赞美郑和，有的明确提出要把郑和作为印尼华人学习的榜样，有的撰文要“成群结队地沿着郑和开辟的道路迈进”，还有华人伊斯兰教徒发表文章：“郑和往夷城，鲸舟巨浪；经沧溟，远涉洪涛，在航海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篇章。”（中新社记者韩胜宝）

和平日报, 4月3日,云顶集团林氏家族争产风波再起。云顶集团主席及总裁林国泰被三姐林秀琼控上高庭，以争取20.6亿令吉（6.5亿新元）的股票及赔偿。林秀琼指已故父亲林梧桐早年承诺给她的股票遭侵吞而起诉林国泰和云顶控股公司建发实业。 据财经周刊《The Edge》引述法庭文件报道，林秀琼指林梧桐在1977年8月底给她79万6250股的云顶股票，但林梧桐隔年8月7日索回这些股票并转给建发实业，但同时支付她320万令吉。林秀琼自称并未收到这些钱，因此要建发实业归还上述79万6250股的云顶股票，否则必须赔偿20.6亿令吉。 林国泰和建发实业拒绝林秀琼的要求，并指林秀琼在1979年3月26日签署股权脱售协议时，建发实业已经支付上述320万令吉。林梧桐长子林致强的三名子女，去年10月也因林致强的遗嘱问题而起诉林国泰及林致华等两名叔叔。(联合早报)

和平日报，4月3日，在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之际，日本国民更多的是不理解。他们不理解为什么作为学生的日本，要对自己的老师——中国大动刀戈。 据《明治大正见闻录》里记述，甲午战争开战那年，家住上州沼田的生方敏郎正好12岁。他家里有一道被视作珍宝的中国屏风，他家乡一年一度的夏日祭的山车上，高立着刘邦、项羽等中国豪杰的等身人像，他一直被父母和老师教授的是汉文典籍。他不明白日本为什么要与这样一个国家为敌。“当时的日本人，可没有谁敢自负说要比过中国人，我们只奢望不要太落后于中国就好了”。 在东京出生的作家谷崎润一郎也是如此。他在回忆录《幼少时代》里写道：“有一天，我在饭桌上问父亲日本为什么要对中国开战，父亲一边喝酒一边长篇大论的解释。可是不论父亲怎么说，我都无法点头称是。”然而，从这场甲午战争后，日本人的意识形态发生巨变，从谦卑、自矜逐渐膨胀成傲慢、自大，对中国、朝鲜也萌生了歧视心理。日本社会主义运动的先驱者、评论家荒畑寒村在《寒村自传》里记述，“在(甲午)战前，在日华人相当地受欢迎，在横滨卖衣服的来自中国的人，可比在横滨卖药的来自富山的日本人更受优待。”然而战中，“各地上演的甲午战争剧目里，扮演中国士兵的日本舞台剧演员一登场，就有观众向其扔花生壳和桔子皮，有的演员忍无可忍，甚至在舞台上对着观众大喊，‘我们也是满怀爱国心的日本人。’” 日本明治时期著名的基督教思想家内村鉴三在《日清战争之义》中认为：日本和中国分别是“代表新文明之小国”和“代表旧文明之大国”。在他看来，日本发动甲午战争的目的有三个：其一是“使支那惊醒”，其二是“使其知吾之天职”，其三是“使其与我合作从事东洋的改革。”曾任日本外相的陆奥宗光在《蹇蹇录》里也说，开战后，日本各大报纸都争相刊登有关战事的报道，这些报道里“过度地夸大清国官民的短处，满是谩骂诽谤，以不堪入目的词语毁谤李鸿章的身份。”日本媒体的这种做法无疑是煽动了日本国民对战争的热情，也催化了民族偏见。 信夫清三郎在《日本政治史》一书中指出：日清战争(甲午战争)终于统一了日本的国民：“日清战争在使天皇‘君临在每个国民心中’的同时，也在‘每个国民心中’确定了‘臣民’意识。三国干涉则使国民的统一进一步加强。”显然，甲午战争前后，近代日本以臣民的方式形成了“国民”。 著名历史学家远山茂树在《日本近代史》一书中指出：“甲午战争并不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矛盾而爆发的战争，但在完成帝国主义世界体制和作为日本帝国主义形成过程中的开端，却是划时代的。” 河原宏在《近代日本的亚洲认识》一书中指出：“由于甲午战争的胜利，日本朝野认为中国不再是日本近代化的竞争对手，所以对中国和朝鲜来说，无论是在文明方面，还是在军事装备方面，日本都已经成为一个应当崇拜和敬服的‘先进大国’，日本今后要充当‘东洋的盟主’。” 著名思想史学家野鹿正直在《思想史论集》一书中指出：甲午战争后，日本国民由原先“极端的自卑”转为“极端的自负”，产生了一种以“强国”自居的“大国民”、“大民族”意识。以甲午战争为界，幕末以来只停留在知识阶层的中国蔑视意识已经完全渗透到一般国民之中。 上个世纪30年代在上海经商多年并与鲁迅有深厚情谊的内山完造曾概括甲午战争后日本社会的“中国蔑视观”：“日本人一谈到对中国的常识，就是：中国人无国家观念，中国人不清洁，中国人若无其事地偷东西，中国人撒谎，中国人是卑怯者，中国人是迷信家，中国人重金钱身于生命，中国人喜赌博，中国人有数个妻子。” 可以说，正是这场打败了上邦“老大国”的甲午战争，点燃了日本人的所谓“爱国心”，开始将为天皇而战视做至上荣光，为后来的军事扩大和侵华战争提供了精神鸦片和财政收入。 就像日本保守派人士、《从日清战争中学习》的作者谷口光德所说，“对于构筑现代日本来说，日清战争(甲午战争)的作用大于日俄战争。” 那么，在中日两国关系处于低谷的现阶段，在中日两国民间都有声音认为，会再来一场“中日甲午战争”的眼下，日本各界人士又是如何看待的呢？ （ 铁血网络）

和平日报，4月3日，旅居雅加达的西加省民众，于4月1日晚在雅京西区四季城宴会厅 (Season City Ballroom ) 举行感恩联欢会，与西加省长科内利斯(Cornelis)、副省长黄汉山(Christiandy Sandjaja)、当选的山 口洋市长蔡翠媚、以 及 当 选 的 Landak 县 长Karolin Margret Natasa博士一起用餐联谊。 除上述官员之外，警察总监Tommy Sagiman、国会第二小组成员Michael Jeno、国会 议员张育浩（Daniel Johan）、熊德龙、许世经、李伯巧、Kartini Sahrir 夫人、Ribka Tjipnaning及其他人士也出席盛会。雅京省长钟万学则因其他事务繁忙未克出席。 节目开始，首先唱印度尼西亚国歌，然后祈祷，并由筹委会主席杨世民(Jor-danus)发表简单的致词称，希望诸当选的地方首长能够担负起领导的责任，成为有承诺之领导人，并高诚信地为当地的繁荣和人民之福利着想。 西加省长科内利斯在其致词中，除了呼吁西加民众捍卫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完整而团结起来，而且邀请大家始终坚定我国之多元化民族。西加的民众们要勇敢，不要惧怕政治，要基于公平的班查西拉五原则和尊重多元化民族并成为社会民众的服务员。他也向居住在雅加达来自西加的民众表示，要认真地在第二轮的雅京省地方首长选举好好地使用公民选举权，选出能够为民谋福祉的省长。 与此同时，也举行谈话节目，并邀请山口洋市长蔡翠 媚 ，Landak 县 长 Karolin Margret Natasa博士，以及西加省长科内利斯为主讲员，由山口洋前市长黄少凡(Hasan Karman)为脱口秀之主持人。 这次热火朝天的节目，将近58个来自西加省民众组成的同乡会或基金会出席参加，节目中不乏达雅族与巴达维的歌舞表演，还有歌唱团献唱”Maju Tak Gentar”，” Berkibarlah…

和平日报，4月3日，据中新网报道，对于清明节到底能不能祝福节日快乐，有观点认为，当今文化中的清明节，是与祭祖、扫墓这样的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祭祖和扫墓不一定意味着悲伤，但是一定意味着庄重、肃穆；这种环境与“快乐”是万万不搭边的。 对此，北京民俗学会秘书长高巍认为，清明是可以说“清明节快乐”的；这样的说法其实已延续很长时间。相较而言，“不能说清明节快乐”，是近两年才冒出的说法。之所以有争议，是因为人们对清明节的内涵了解不够深。 高巍指出，之所以可以说“清明节快乐”，是缘于该节日的主题内容及历史传统。因为清明节是春季最重要的节日，其主题内容十分丰富，它既将寒食节、上巳节等节日糅合在一起，又贴合春天正处阳气上升、阴气下沉、万物复甦、生气勃勃的节气特征。 高巍进一步指出，“清明节的主题不只是扫墓，更重要的是把扫墓和踏青相结合”，清明节并不是悲伤的节日，祭奠先祖；除了表达对先人的哀思，也使后人获得了精神慰藉。 而踏青郊游作为清明节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为了让人们感受春天的生机勃勃，满怀积极的生活态度。 高巍说：“当我们去祝福快乐的时候，恰恰也代表着我们有战胜悲伤、困难的勇气，这也是一种积极向上的态。”（联合早报网编辑：王纬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