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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日报，3月7日， “我丈夫75岁，我也68岁了，可我女儿才29岁，她同龄人的父母大多才50多岁。万一哪天我们走了，她就孤苦伶仃一个人了，所以，我们很想为她找到亲生父母，让她能多一份亲情，多一份依靠。”4日，杭州人吴阿姨吐露了自己的心声。29年前，吴阿姨夫妻俩在宝石山脚下，收养了一个被遗弃的女婴。随着年龄增长，如今女儿已出落成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可吴阿姨夫妇却对她的未来放心不下，他们想为女儿找找亲生父母。根据他们的了解，女儿的亲生父母应该是浦江人。 1988年8月中旬，吴阿姨哥哥突然跑到她家，说宝石山脚下有个女娃，问她愿不愿意收养。当时吴阿姨蛮犹豫，但在家人再三劝说下，还是决定去看看。等他们一家赶到宝石山脚时，女娃已经被抱到附近一户人家家里，附近居民说，孩子在山脚哭了一夜，脸被蚊子叮了好多包。 看到女娃的瞬间，两口子就深深喜欢上了，这孩子眼睛大大的，皮肤白白的，非常可爱。更奇妙的是，童师傅刚把她抱进怀里，孩子就在他身上撒了一泡尿，这让大家都觉得这孩子和他们真的有缘分。在女儿18周岁时，吴阿姨下了决心，把这段往事说出了口。 “当时女儿泪如雨下，哭了好一阵子，埋怨我们为什么要告诉她这些，她说在她心目中，我们就是她的亲生父母。”吴阿姨说，女儿知道自己的身世后，没有任何变化，也没有提出要寻找亲生父母。今年，小童已经29岁了，暂时还单着，没有对象，这让吴阿姨两口子越来越着急，几次提出要帮她找亲生父母，可女儿既不主动也不反对，吴阿姨熬不牢了，决定自己帮忙去找。吴阿姨的担忧是，他们老两口年龄越来越大，要是一旦先一步离开，女儿就无依无靠了，如果能找到女儿的亲生父母，最起码她还有人依靠，有人牵挂。（来源： 网易）

　 和平日报， 3月7日，1955年万隆会议的召开，除了积极改变了中国的国际环境，对维护世界和平做出了贡献之外，它对海外华侨的影响巨大，可以说是华侨华人时代的分水岭，“华侨入了居住国的籍，就像出嫁的女儿，居住国就是你的祖国，中国就是你的娘家，出嫁了还可走亲戚回娘家嘛！”——万隆会议前后，周恩来总理在接见华侨代表时的谈话， 从那以后，华侨大多转为居住国公民，华侨时代结束，华人时代登场。 1955年4月18日—24日，是印尼万隆的华侨最振奋、最激动、最自豪的时刻，新中国的周恩来总理到达了印尼万隆，参加有亚非29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代表团参与的亚非会议——史称万隆会议，使他们有幸一睹总理的风采。 印尼万隆归侨丘美璋，只要一提起当时的情景，就激动得热泪盈眶，说不出话来。当年只有12岁的她和只有11岁的归侨黄迪章一样，常常是挤在路的两边等着看周总理，其实只要是看一眼有插五星红旗的车经过，就已经心满意足了。他们也常常跟同学们和家长一起，跑到总理下榻的达曼沙里别墅10号（华侨郭贵盛的房子）前等着看总理，她也听说有些人甚至晚上就睡在外面等或凌晨4点钟就起床到等了，大家常比着谁看到总理的次数多，好像是越多就越光荣一样。 参加座谈会的印尼万隆归侨甘美凤、吴文华和杨中寿因为中国代表团服务，还有幸被总理接见，这成为他们一生中最光荣的时刻。说起总理的风采，他们都讲得滔滔不绝。当年22岁的甘美凤，作为华侨中学的老师，妇女工作者、受接见者中年轻的一位女士，现在谈起总理来依然眉飞色舞，“总理确实太帅了”，他跟我握手之后，我马上到外面的像馆里照了张照片作为留念。 作为学生代表的杨中寿在帮助保卫总理安全之余，也充当服务人员的角色。他说跟一帮同学常在一起讨论，万一有坏人要搞破坏，他们都要抢先冲上去誓死保卫总理和中国代表团的安全等。有幸几次见到总理，亲眼见到身边的印尼人也非常尊敬我们的总理，喊出“周总理万岁”的场面，让他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非常的骄傲。同时，因为工作的便利，他像中国的记者索要了很多关于总理和代表的照片，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他也把照片一直都保存着。（厦门桥声）

和平日报，3月7日，星期五上午（ 3/3）。在万隆伯达拿维沙达酒店礼堂，举行由万隆印尼中华艺术书画协会与北京六艺嘉韵书画研究院联办的第三屆北京六艺嘉韵书画研究院举办的中国书画名家走进印尼书画比赛领奖典礼。 大约150 中印书画家欢聚一堂与嘉宾共同见证发奖礼。北京书画家团队38 人由姜玉华带领参加领奖礼与旅游印尼风景区。 印尼中华艺术书画协会理事长李顺南，执行主席李惠珠等理事，北京六艺嘉韵书画研究院院长姜玉华，国际日报总载赵金川等先后讲话。祝福得奖选手，发奖品。李顺南说印尼中华艺术书画协会成立了9 年 ，已举办了三次发奖礼。如果条件允许，还要办 。 姜玉华院长说 这一次比赛共收到8800作品 ，中国30个省市，印尼，新加坡，加南达，日本等书画作品。感谢所有关心,参与，支持活动的领导和艺术家们。 得到金奖的书画家得到证书，金奖牌和“中华一带一路文化使者“荣誉称号。 目的发杨中国书画走进印尼，交流。印尼书画走向世界。（万隆 王羽）

和平日报，3月7日，雅京特区省长钟万学（Basuki Tjahaja Purnama）在雅京参加婚礼中邂逅相遇我国第六任总统苏西洛（SBY），两人亲切握手寒暄，互相敬礼，展示领导人的良好风度。 “身为我国第六任总统，我们必须尊重苏西洛。”周一（6/3），钟万学在雅京省府这样表示。 在一场冠盖云集的婚礼中，钟万学�和夫人Veronica Tan不期而遇苏西洛及夫人阿妮，这个难得一见的景象马上成为职业摄影师或被“低头族”用智能手机拍下而马上在社交媒体广传。 这两对国内可称得上焦点人物均轻松交谈，相敬有余，但是钟万学却不愿意对外透露他们谈话的内容。 众所周知，苏西洛因为大力支持其公子阿古斯·尤多约诺，而曾经导致与钟万学阵营关系升温，苏西洛甚至在一场记者招待会上，断然谴责钟万学涉嫌亵渎宗教而必须被告上法庭。 然而，在第一轮投票中，阿古斯·尤多约诺仅获得约百分之十七的票数而出局，无缘雅京特区省长梦。 当被问及是否苏西洛有寄托任何特别的交代时，钟万学坦承，因为人潮很多，不太适合谈其他话题。 据报道，昨日民主党（Demokrat）正在雅京举行民主党全体会议，据悉，其中的讨论议题是2017年雅京特区地方首长选举议题，在第二轮投票中，民主党毕竟将支持哪一组候选人，我们拭目以待。（印尼商报）

和平日报，3月7日，3月12日下午，由孙中山先生的孙子孙武彦牵头，台湾四五百个政党和团体将在国父纪念馆成立“反独大联盟”。这些团体包括世界华人联谊总会、中国统一民主党和中华新住民党等。 据环球时报报道，有岛内团体将邀请信息发给了《环球时报》记者，上面写着：当中山思想“天下为公，世界大同”日渐成为普世价值之际，宝岛台湾执行当局竟然居心叵测地“去中山化”，“是可忍，孰不可忍”。 昨天（6日），孙武彦在受访时称，唯有建立统一的中国，才能讲“中国人的世纪”。（ 联合早报）

和平日报，3月8日，【摘 要】新中国与印度尼西亚的政治关系，经历65年的曲折发展，最终形成战略伙伴关系，这是两国人民智慧和友谊的结晶。中印两国的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在双方的共同利益和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达成高度共识的基础之上。 　　2005年4月25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参加亚非峰会和万隆会议50周年纪念活动期间对印尼进行了国事访问，在同印尼总统苏希洛进行友好会谈后，双方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关于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宣布建立旨在促进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和平、稳定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和人类的和平发展事业作出新的贡献。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简称印尼）建交55年后，双方关系经过曲折发展上升为战略伙伴关系，是两国人民智慧和友谊的结晶。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印政治关系的发展，有助于准确把握我国对印尼和东盟国家外交的基本思路，推进中国与东盟的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发挥中国在亚洲地区稳定和繁荣中的积极作用。 　　一、 良好开局：从天然“同盟者”到“北京—雅加达轴心” 　　二战后至上世纪60年代中期是苏加诺总统的当政时期。作为二战后新成立的民族国家，中国和印尼都有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历史经历，都面临着共同的任务，即巩固新政权、抵制外来干涉、发展民族经济以及在国际事务中的相互同情和支持，因此，两国很快就为共同摆脱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旧体系而联合起来。[[1]]当然，作为中国最天然的“同盟者”，印尼还是拥有华人华侨最多的国家，有400多万的华侨华人。印尼也是当时共产党势力最强大的东南亚国家，印共人数号称200万，为当时印尼的第一大党。而新中国在内政外交上的“独特性”及其成就，特别是“在经济上取得的成效和社会稳定”，对苏加诺时期的印尼颇有吸引力，被视为“解决亚洲问题的亚洲处方”。[[2]]因此，即使在当时冷战的国际背景下，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完全不同的两国的政治关系也开始得到建立和发展。 　　国家间政治关系的建立和发展的前提是双方对国际法主体地位的承认。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印尼立即对新中国的成立表示祝贺，并于1950年4月13日与我国建立外交关系，是第一个和我国建立外交关系的东盟国家。1953年7月，亲华的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内阁上台后，在对华关系上，采取积极主动的态度，于同年10月派出阿诺德任印尼驻中国的第一任大使，与中国签订第一个贸易协定，不再遵守联合国对中国的禁运，向中国出售橡胶；在国际上，主张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对此，中国政府作出积极反应，派中国经济代表团于1954年6月回访印尼。1953年、1954年双方的政治交流还限于派出经济代表团与文艺团体，1955年双方高级领导人则开始了频繁的互访。由于双方政治上的积极合作和交流，中印友好关系迅速升温。 　　著名的万隆会议奠定了中印两国政治发展的国际关系基础。1955年4月18日至24日，亚非会议在印尼万隆举行，这是历史上第一次由亚非国家自行发起召开、讨论与亚非各国相关的重大问题的国际会议（史称万隆会议）。中国是万隆会议的积极参与者。周恩来总理率领中国代表团，提出并始终坚持求同存异的方针，与阿里为首的印尼代表团密切合作，为促成会议成功共同作出了重要贡献。周恩来总理以他的人格魅力、政治智慧和平等态度释疑、解惑、息争，促进了亚非团结，赢得了各方的崇敬和钦佩，在国际上树立了中国的和平形象。会议一致通过的《亚非会议最后公报》，涵盖了与会国在经济合作、文化合作、人权和自决、附属地人民问题、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等七个方面所达成的共识。公报提出了著名的十项原则，引申和发展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是亚非国家在国际关系理论上的一个重要创造，也是当今世界普遍认可和遵循的重要指导原则。会议所倡导的亚非合作已发展和深化为“南南合作”。万隆会议的召开，被视为亚洲和非洲广大地区人民觉醒的标志，是亚非民族解放运动史的重要转折点。从此，亚非国家作为新兴的重要力量登上了国际舞台。[[3]]而中印两国在万隆会议上的真诚合作，不仅堪称两国外交和政治关系史上的一座丰碑，也为南南合作的开端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周恩来总理对印尼的国事访问促进了中印政治关系的全面发展。亚非会议结束后，4月26—28日，周恩来总理对印尼进行正式友好国事访问。两国总理发表《联合声明》，双方重申，共同努力以实现亚非会议所肯定的共同愿望和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的宣言，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双边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两国在国际事务中共同致力于亚非国家的合作，维护亚洲和世界的和平。 　　同时，周总理的此次访问也进一步促进了印尼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的解决。华人华侨问题一直是中印两国外交中的敏感问题。1951年5月，中共中央曾经针对印度尼西亚华侨国籍问题作了三点批示，亦即关于国籍问题的三原则：1.凡父母双方或一方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者，生时亦具有中国国籍；2.华侨变更国籍根据本人自愿；2.出籍华侨有要求复籍的权利。[[4]]当时新中国驻印尼使领馆“通过亲中的侨团、侨校和侨报有意识的宣传，也是促成华侨多数保持中国国籍的一个因素5]]此举对印尼政府在华侨国籍问题上的态度产生了重大影响，从“争取华侨入籍转为极力阻挠华侨成为印尼籍民，甚至企图取消已取得印尼国籍的华裔的印尼籍民资格”。为此，印尼政府提出了变“被动制”为“主动制”的新国籍法草案。该草案由于遭到各方面的强烈反对，被迫于1954年2月25日撤回重新修订。在修订新国籍法草案的同时，印尼政府开始着手与中国政府谈判解决华侨双重国籍问题。[[6]]1954年9月23日，周恩来总理在第一届全国人大所作的政府报告中指出，中国政府准备首先同已建交的东南亚国家解决华侨的国籍问题。而在此次访问中，中印双方经过友好谈判签订了《中国与印尼关于双重国籍问题条约》，为其他东南亚国家解决类似华侨问题开辟了协商解决的方法和途径，成为国家关系中处理涉及华侨问题的典范。[[7]]有学者指出，中国政府对印尼华侨双重国籍的放弃是“中国与美国在争取印尼方面而展开激烈斗争的突破口”。[[8]] 　　通过万隆会议前后的密切合作，两国政治关系发展到实质性友好的阶段。此后的十年间，两国高层展开频繁友好的互访。苏加诺总统于1956年9月、1961年6月两次访华，受到毛泽东主席的隆重接待。宋庆龄副委员长、刘少奇主席分别于1956年7月、1963年4月先后访问印尼，受到热烈的欢迎。周恩来总理于1965年4月赴印尼参加万隆亚非会议10周年庆祝活动，先后到茂物、万隆和巴厘参观访问，受到隆重的接待。同时，两国在国际事务中互相支持，印尼支持解放台湾，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不与台湾发生任何官方关系，中国支持印尼收复西伊里安、创办新兴力量运动会、对抗大马计划以及退出联合国等行动。中印双方关系经过十年的发展，两国在很多重大国际政治问题上意见达成一致，形成了政治互信。这种国际政治现象，被西方国家称其为 “北京——雅加达轴心”。（ 来源：广西民族大学学报）

和平日报，3月9日，坎坷前行：从友谊破裂到重建合作 印尼右翼军人集团与左翼政治势力的深刻矛盾导致了中印两国政治关系的倒替。在苏加诺时代的中印两国的政治发展中，印尼共产党扮演了穿针引线的重要角色。而苏加诺为了平衡国内的派系纷争的政治力量，也扶持和利用印尼共产党。印尼共产党借此快速扩充自身势力，1963年的党员人数达到450万。这激发了苏哈托为首的右翼军人集团日益不满。1965年的9．30事件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爆发的。印尼军方宣称印尼共产党在北京和印尼华人的支持下发动政变。这一事件导致了随后印尼共产党的瓦解、苏加诺的倒台以及印尼军人执掌政权，苏哈托成为印尼新强人，中印关系大踏步后退。即便到了1981年，印尼军方的《军人日报》还警告，如果1965年政变后逃往国外的印共领袖回返印尼，将被逮捕及被审讯。该报还引用“权威人士”的话说，“如果中国要让他们‘潜回’印尼，他们肯定会被捕”。 　　与此同时，中国也对随后印尼发生的排华与反华活动大为不满，两国关系日益恶化，中国驻印尼的使领馆不断遭到印尼人的围攻。《人民日报》报道，1965年10月16日，“印尼武装部队非法闯入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商务参赞处，大肆搜查办公室和宿舍，并且对中国外交官员强行人身搜查和侮辱”。1966年4月19日，雅加达的中国大使馆遭袭击，一个星期后，军事参赞办事处被印尼暴民洗劫，中国就此向印尼提出“最强烈的抗议”，4月25日由中国外交部向印尼驻华使馆提出照会。在9．30事件后，中国又在国内开展“文化大革命”，红卫兵式的外交也蔓延到使馆。基于“所谓红色革命蔓延到东南亚的假想”，印尼加剧对中国的恐惧和华人的排斥，终于在1967年10月31日单方面中断两国外交关系。 　　在中印中断外交关系之后，两国之间的事务只能假手第三国如罗马尼亚、柬埔寨，官员的会晤、交流也只能在第三个场合如联合国或新加坡进行。[14]两国之间的直接贸易也完全终止，只能通过香港和新加坡的间接贸易，到1985年两国恢复直接贸易之前，经手两国间接贸易的第三方每年获利高达2亿美元。虽然两国断交，但是印尼政府在此期间仍然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不与台湾建立官方关系。这项政策受到中国政府的赞赏，为90年代的复交减少了障碍。 　　国际关系的变化为两国政治关系的改善带来了机遇。70年代以后，中美两国出于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共同战略需要，开始从对抗走向对话与合作，由此带动了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的重大调整。在此期间，中国抓住印度支那战争结束、尼克松总统访华和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有利时机，积极改善与东盟国家的关系，先后与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与新加坡也建立了双边友好关系。在此背景下，国内政权已经稳固的印尼对华政策亦有所松动，在一定程度上打开接触中国的大门。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时，苏哈托发来唁电，表示“最诚挚的哀悼”，称毛泽东是“为中国人民和国家立下丰功伟绩的高尚的历史性的政治家”。 两国外长与大使在联合国开始保持一定的接触，1977年9月，印尼外长马利克在联合国会见中国外长黄华，表示希望与中国复交，进行贸易交流，1978年3月，苏哈托总统在印尼人民协商大会上表示：我们目前正努力采取准备措施以便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外交关系。但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两国政治交流和复交进程很慢。 　　进入80年代以后，国际形势趋于缓和，经济合作渐渐成为世界潮流。而1983年由于石油跌价，印尼经济大受打击，促使苏哈托政府开拓更大的海外市场，促进非石油原料与产品的输出，以增加国家收入。除了欧美日市场外，东欧与中国市场也成为印尼争取的目标。在贸易、经济问题逐渐成为双边政治交流的主要话题之时，复交问题自然而然地被人们关注。1984年11月印尼外长莫达在美国总商会的午宴上发表演讲，表明印尼虽然还不准备与中国复交，但是愿意与北京建立直接的贸易关系。中国对于印尼的建议表示欢迎，两国代表1985年元月开始在新加坡谈判，其间中国外长吴学谦赴印尼参加亚非会议纪念会加速了这一谈判。1985年7月5日，印尼工商总会和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签署了两国直接贸易谅解备忘录。同年7月23日苏哈托签署了“1985年第9号总统指示”，正式批准印尼贸易界可以同中国进行直接贸易。 　　两国国内和国际形势的重大变化为复交提到议事日程创造了条件。1988年7月，印尼新任国防部长穆达尼说，“印尼必须承认中国的存在，这不仅是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而且也因为中国地域广大，人口众多。在有问题需要解决的时候，我们可以直接同中国人会谈”。他还说，“中国是一个大国，20年来，我们之间没有外交关系，难道我们想死死坚持25年前的标准不放吗?当然不是”。[[19]]印尼外交部长阿里·阿拉达斯表示，“印尼和中国将继续进行接触，将继续推进(双方交往)这一进程，直到实现关系正常化”。[[20]]1989年3月，在参加日本裕仁天皇葬礼的时候，印尼总统苏哈托与当时的中国外交部长钱其琛在东京进行了会晤，双方就恢复两国关系正常化达成三点一致意见：一、双方同意，进一步采取措施，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二、两国关系应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会议十项原则基础上；三、双方决定，通过双方驻联合国代表就两国关系正常化进行具体商讨，必要时，两国外长举行会晤。同年12月，两国代表在雅加达就中印两国实现外交关系正常化的技术性问题进行会谈，取得积极成果。从此加快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的进程。 　　1990年7月，印尼外长阿里·阿拉塔斯正式访问中国。江泽民总书记和李鹏总理分别会见印尼外长。两国外长签署了两国政府关于恢复两国外交关系的公报。公报宣布于1990年8月8日起恢复两国外交关系，并同意互派大使。8月6—11日，应印尼总统苏哈托的邀请，李鹏总理对印尼进行正式友好访问。苏哈托表示，李鹏总理的访问在两个民族和国家的关系史上筑起了“新里程碑”，冻结了23年的两国外交关系开始解冻，两国都应以向前看的态度来改善双边关系，不要给后代留下负担。同年11月，苏哈托总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领导人进行了友好的会谈，并达成广泛共识。双方认为，两国外交关系的恢复使两国关系进入一个新的时期，为增进两国关系和合作提供了新的机会。双方强调，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会议十项原则是两国长期稳定发展友好关系的基础。 　此后，印尼与中国在许多国际问题上保持一致，互相支持。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问题上，印尼表示支持，并与中国一致认为不应把人权问题列入世界贸易组织会议的议程。印尼国务部长摩迪约诺说，“因为同属亚太经济合作论坛成员的印尼和中国，有着很牢固的双边关系，所以印尼肯定会全力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1994年11月，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对印尼进行了首次正式访问，苏哈托与江泽民会面后表示，如果印尼和中国都遵守自己的许诺而设法建立更自由和更开放的经济，就可协助改变全球的经济状况。而对于曾经流行于东南亚的“中国威胁论”，复交后首次访问中国的外长阿里·阿拉塔斯在会见中国总理李鹏时还表示，“某些人散布的所谓中国威胁论是不成立的”。在印尼独立50周年时举办的一个国际海军活动上，中国海军还破天荒地第一次率舰队访问了印尼。（ 来源：广西民族大学学报）

和平日报，3月9日，昆明，老师带领学员练习太极拳。当日，太极公益课在云南民族大学开班，由该校国际太极学院的专业教师免费授课。校方表示，举办太极拳公益课活动，旨在让更多人了解中国的太极文化，建立积极向上的健康人生观。 中新社记者 刘冉阳 摄

和平日报，3月9日 ，据星島日報報道，瑪麗醫院於一三年發生「換錯心」的嚴重醫療事故，一名58歲的末期心臟衰竭女病人獲安排心臟移植保命，惟血型屬A+的女病人卻被移植了屬AB+血型的心臟，出現了血型錯配的情況，及後需以p洗血漿及打強心針續命，女病人其後因肺炎去世。死因庭今為女死者袁惠芳之死展開聆訊。 於葛量洪醫院心臟深切治療部任註冊護士的曾慧芬指於13年5月20日接伊利沙伯醫院來電，稱有多種器官，包括心、心肺、肺的捐贈，而從伊利沙伯醫院傳來的資料得知捐贈者的血型屬於AB+，她曾查看當時的器官輪候冊，發現不包括死者在內，有兩名人士適合器官捐贈。 曾其後收到葛量洪醫院心臟內科主管范瑜茵醫生查問當時女病人袁惠芳的情況，在得悉女病人情況後，范表示袁的情況很差，若無心臟移植的話很可能會導致死亡。曾指袁的血液屬A+，范即詢問曾「AB+比A（心臟）得唔得？」曾對范的疑問感疑惑，回應「得架？」。曾於下班後向接更的陸惠貞姑娘提及袁的血液屬A+。 同於葛量洪醫院心臟深切治療部任護士長的陸惠貞稱當得悉范醫生選擇了袁惠芳作心臟移植時存有疑問，認為捐贈者與受贈者血液不同是不能進行移植的，但當時陸開始忙於處理器官捐贈程序而沒有向范提出疑問，病人亦於當晚3時轉達到瑪麗醫院進行器官移植程序。陸於早上約7時40分下班後，於回家途中醒覺捐贈者與受贈者的血液不吻合，回家後即致電護士長通知醫生，稱「想阻止不幸的事件發生」。 案件將於明天再續。 法庭記者：梁銘姿

和平日报，3月9日，在全国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的文化主题记者会上，提及中国文化和中国电影时，全国政协委员成龙这样说： 　“我到任何场合一定会穿唐装，告诉别人我是中国人。现在，外国人来中国找我拍电影的时候，很多事情都会听我的，别人就会说‘哇，大哥你好牛啊！’我说，不是我牛，而是中国的市场让我牛，现在中国的电影市场，让全世界的人都想来中国分一杯羹，所以才让我牛。” 被问及获得奥斯卡终身成就奖的感受时，成龙提及自己年轻时的事： “我那时候去美国打拼，只能拍一些自己不喜欢不适合我的电影，后来放弃了美国市场，拍回我自己的东西，就是卖命地拍那些没有特技的真功夫动作片，早上断了脚，下午也开工，不管票房好不好，我就用心去拍。几十年后我接到奥斯卡让我去领奖的电话。” “你要相信，如果你用心去做这件事，不管有没有人看到，终于有人赏识你”。 “现在，我坐稳在北京，坐稳在中国，是奥斯卡来找我们，而不是我们去找他们”。 “我相信，中国电影，有着14亿人的背景。你要相信，只要努力，就会很快能做得更好。只要你努力，所有的梦想都会来找你，不用你去找他。” “去到国外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我在电影中的动作会影响那么多人，我以后要小心一点。要想着怎么把中国文化加进去，加一些武德，讲不要欺负小孩子，把中国文化的礼义廉耻放进去。”  （ 中国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