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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日报，3月12日，中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王培安昨天（11日）说，截至去年12月底，中国“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刚好一年，全国住院分娩的新生婴儿是1846万，成效初显，符合预判。 当天，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举行的记者会上，王培安作上述表示。 王培安指出，“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一年来成效初显：1846万这个数字是2000年以来中国出生规模最大的一年，比“十二五”期间年均出生人口数增加了140万。 他说，中国去年的总和生育率达到1.7%，而新世纪以来，总和生育率一直在1.5%至1.6%之间徘徊。“这些数据说明，‘全面二孩’政策实施的效果是相当明显、相当乐观的。” 王培安引用一份研究结果称，中国符合生“全面二孩”的目标人群是9000万，考虑到年龄、健康、个人意愿等问题，这9000万目标人群里能够生小孩的只有28%。 国家卫计委组织的专项调查显示，影响生育意愿的因素主要有三方面：一是妇女的职业发展，母亲生完孩子后的再就业和求职方面的问题；二是婴幼儿抚育面临困难，托幼特别是三岁以下小孩的托幼资源比较缺乏，多数家庭主要靠祖辈抚育第三代；三是经济上的压力。 王培安说，接下来国家卫计委将会同相关部门，进一步健全完善税收、社会保障、住房、就业等政策，优先配置妇幼保健、托幼、学前和中小学教育等公共服务资源，构建生育友好的社会环境，鼓励民众按政策生育，保持适度生育水平，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联合早报）

和平日报，3月13日。两国经贸互补促进了政治互信 　　经贸往来在两国的政治交流中是重中之重的课题。两个发展中国家具有很强的经济互补性，中国占有资金、技术、高科技和巨大市场的优势，但缺乏自然资源、能源和海外市场。印尼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但缺乏资金、技术、高科技和出口市场。从两国签订的多项经贸和谅解备忘录来看，说明两国经贸的确存在互补性空间，能达到互利互惠的目的。目前，中国主要向印尼出口电器、电子设备、机械设备、家居用品、纺织品和摩托车，而印尼主要向中国出口原油、天然气、棕榈油、纸张、纸浆和木材等。[33] 　　两国复交后，双边贸易不断发展，经济合作前景广阔。1990年双边贸易额仅为11.8亿美元，2003年突破了100亿美元，2004年达到130亿美元，今年1至5月份，贸易额增长了3％，达到67亿美元，未来三年有望超过200亿美元。目前，中国已经是印尼的第4大贸易伙伴，而印尼则是中国的第18大贸易伙伴。双方相互投资不断增加，技术合作逐步加强。截至2003年3月，中方共批准印尼来华投资项目970个，协议投资金额20.24亿美元。中方在印尼设立非贸易型合资、合营企业60家，投资总额2.7亿美元。2002年，两国有关部门签署了中方向印尼提供4亿美元优惠出口信贷协议、福建液化天然气项目资源采购协议。两国已在核能、遥感、激光、通讯、农业、林木良种培育、环保、地震、统计技术、采矿等领域，开展了具体项目的合作。 　　（五）中国对印尼的友好援助加深了两国友谊 　　1998年印尼遭受金融危机的严重打击，中国政府向印尼提供了3亿美元的贷款援助，并无偿援助300万美元用于购买印尼急需的药物。针对印尼遭受自然灾害，粮食歉收，中国政府向印尼政府提供2亿美元的卖方出口信贷，用于购买粮食。1999年瓦希德总统访华时，中国和印尼政府达成双边协议，中国政府向印尼提供4000万元人民币的无偿物资援助。2001年中国政府又向印尼提供了1350万美元出口信贷，帮助东加里曼丹省建设化肥项目。此外，当印尼遭受地震、洪水等自然灾害的时候，中国政府还两次通过中国红十字会向印尼灾区人民提供了数万美元的援助。 　　2004年底苏门答腊北部海域发生强烈地震和海啸后，中国政府向印尼提供了2亿元人民币的援助，派出了近100人的医疗救援队，中国社会各界也踊跃捐款捐物总价值达1亿多元人民币，展开了一场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国际救援行动。2005年4月21日，为帮助印尼开展尼亚斯岛的地震救灾工作，中国政府决定在已向印尼提供50万美元现汇援助的基础上，再提供总价值200万美元的现汇和物资援助。为把救灾物资尽快交付印尼，国家主席胡锦涛亲自决定用专机给印尼带来救灾急需的一批物资。中国的无私援助是对盟友的必要支持，同时也是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体现。（来源：广西民族大学学报）

和平日报，3月12日，北京各界人士在中山公园中山堂举行仪式，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92周年。全国政协副主席陈元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常务副主席齐续春代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会，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林智敏代表中共中央统战部，北京市副市长程红代表北京市政府，民革中央副主席、民革北京市委会主委傅惠民代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北京市委员会，向孙中山先生像敬献了花篮。图为仪式现场。 中新社记者 李慧思 摄 1925年3月12日，中国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在北京逝世，享年59岁。孙中山名文，字逸仙，1905年在日本领导兴中会联合华兴会和光复会组成中国同盟会，被推为总理；确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资产阶级革命政纲，提出三民主义学说；1911年12月29日，被17省代表在南京推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在南京建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宣布就职，月底组成临时参议院。1924年1月在广州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宣言，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把旧三民主义重新加以解释，发展成为新三民主义；改组中国国民党成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　 这是当年孙中山先生的灵堂（资料照片）。

和平日报，3月13日，他是印度尼西亚开国总统苏加诺的“私人秘书”、华语首席翻译，曾陪苏加诺“零距离”地接触过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和多位其他国家元首。他对中国参加亚非会议、中国加入联合国都有贡献，被称为“帮中国外交突围的印尼华人”。1965年，印尼发生政变，他逃到澳门定居下来；可在他逃亡16年以后，曾派人追捕他的印尼总统苏哈托又请他回去谈谈，希望恢复与中国政府的联系；更想不到，苏加诺的女儿梅加瓦蒂后来当选为印尼第一任女总统，又专程到澳门探望他。他就是祖籍开平的著名爱国侨领、全国侨联顾问、澳门归侨总会荣誉会长、江门市荣誉市民司徒眉生先生。 1928年8月，司徒眉生先生出生在印度尼西亚西爪哇的苏加巫眉小镇，父亲的老家是广东省开平县。因此，司徒眉生先生始终自称是百分百的中国人，并以自己是华人而引以为豪。 司徒眉生的父亲司徒赞，十一岁时因为家境贫寒，投奔了印尼的叔叔。由于聪颖勤奋、刻苦攻读而学业有成，成为一名出色的中学校长，并娶了新加坡南洋女子刘金端为妻。这对恩爱夫妻志同道合，共育五子二女，分别取名巴生、眉生、戎生、奋生、达生和珍、慧。名字正是他们热爱生活、四海为家的寄托与写照。在这样一个和睦的大家庭中成长起来的司徒眉生，自幼接受了良好的教育，特别是父母的爱国主义教育在他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1937年7月7日，驻华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海外华人立即掀起支援中国抗日的浪潮。印尼华侨成立了“捐助祖国慈善事业委员会”，在华侨中募集款项和物资。司徒眉生的父亲被选为文书主任，母亲也被选为妇女组副主任。司徒眉生也在父母的影响下，参加了父亲利用业余时间发起的动员家长及社会人士捐款捐物活动。他们的爱国义举曾得到华侨领袖陈嘉庚的高度评价和赞赏。（雨林 编辑）

和平日报，3月14日，他是印度尼西亚开国总统苏加诺的“私人秘书”、华语首席翻译，曾陪苏加诺“零距离”地接触过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和多位其他国家元首。他对中国参加亚非会议、中国加入联合国都有贡献，被称为“帮中国外交突围的印尼华人”。1965年，印尼发生政变，他逃到澳门定居下来；可在他逃亡16年以后，曾派人追捕他的印尼总统苏哈托又请他回去谈谈，希望恢复与中国政府的联系；更想不到，苏加诺的女儿梅加瓦蒂后来当选为印尼第一任女总统，又专程到澳门探望他。他就是祖籍开平的著名爱国侨领、全国侨联顾问、澳门归侨总会荣誉会长、江门市荣誉市民司徒眉生先生。 　　任实习记者时在火车上和苏加诺相识 1945年8月17日，苏加诺宣告印尼独立。1947年2月25日至3月5日，他在玛琅召开“中央国民委员会”全体会议，动员和团结全国人民赶走荷兰殖民者。 此时，司徒眉生尚在念书，因懂印尼文，《天声日报》老总就请他帮忙采访，任该报的实习记者。在满载出席会议人员、从日惹开往玛琅的火车上，苏加诺到处走动，和许多人交谈。当他来到记者车厢时，对年仅19岁的司徒眉生产生了好感，要副官关照司徒眉生。 后来，司徒眉生又被《天声日报》派去当战地记者，当他第二次到日惹时，又见到了苏加诺。苏加诺托他返巴达维亚(后改称雅加达)时帮忙买两支眼药。司徒眉生买来了三支。日后，苏加诺见到司徒眉生时，当面致谢，并说他很快就会班师返回巴达维亚，希望司徒眉生经常去看他。 1955年4月18日至24日，亚非会议在印尼万隆召开，共有29个国家参加。中国国务院总理兼外长周恩来、副总理陈毅率代表团出席了会议。 1953年，在印尼政府总理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出席科伦坡会议时，苏加诺指示他提出召开亚非会议的建议。经过努力，5国(印度、印尼、缅甸、巴基斯坦、锡兰——后改名为斯里兰卡)同意担任发起国，在印尼召开亚非会议，但在邀不邀请中国参加这个问题上有分歧。对此，印尼政府做了许多工作，司徒眉生也起到了作用。 当年担任亚非会议秘书长的阿卜杜尼加·鲁斯兰老先生认为，司徒眉生除了帮助接待、保卫中国代表团以外，还具体做了两件事：一是将会前不便通过外交途径的关于印尼政府希望中国政府参加亚非会议及5个发起国尚有分歧的信息透露给中国驻印尼大使馆，使中国心中有数。二是司徒眉生出了个点子，借用万隆的私人别墅作为各国代表团的住处，并亲自去做华侨业主的工作，解决了大会宾馆不足的难题。（江门日报） 　　

和平日报，3月14日，曾榮獲普立茲獎的著名華裔攝影記者、效力美聯社五十一年的黃公崴（Nick Ut）本月宣告榮休。他留下大批震撼人心的珍貴新聞照片，最經典的一幅是九歲越南女童潘金馥遭燒夷彈燒傷全身，赤裸奔跑逃避戰火的照片，被認為幫助結束了越戰。 他說：「那幅照片改變了我的一生。」 　　六十五歲的黃公崴現在已經一頭白髮。他在一九七二年六月八日拍下名為「燒夷彈女孩」（Napalm Girl）的經典照片時，只有二十一歲，正是越戰打得最激烈的時候。黃公崴拍完照後便放下相機，趕快把潘金馥送往醫院，救回她一命。照片第二天刊出，傳遍全球，如實反映出戰爭殘酷的真相。 黃公崴憶述，當天他與潘金馥在塵土飛揚的越南壯龐村偶遇，捕捉到她赤裸奔跑逃命的畫面。他說：「那幅照片改變了我的一生，改變了潘金馥的一生。」黃公崴表示，他拍照後，放下攝影機，給嚴重燒傷的潘金馥喝水，也在她的傷口上澆水，然後將她及其他人抬上美聯社車輛送院。 他曾告訴一名美聯社記者：「我看見她奔跑時，我哭了。如果我不幫她、如果有甚麼事發生，她死了，我想我會自殺。」潘金馥現年五十三歲，居於加拿大，已婚，有兩名兒子，與黃公崴仍是要好朋友。 潘金馥當年逃命的照片所展示的越戰恐怖場面只是一鱗半爪。黃公崴拍攝的越戰照片，有村落被毀的畫面，有屍骸遍野的駭人場面，也有描述父母在子女屍體旁哀悼。之後四十四年，黃公崴繼續從事新聞攝影工作，幾乎每一位「A級」名人，不論走上荷里活紅地氈或因犯法步入法庭受審的，都逃不過他的攝影機鏡頭，也令他成為當代最出色的攝影記者之一。 黃公崴的父母有十二名子女，他排行第十一。他當上戰地攝影記者與他自幼崇拜的一名兄長有關。該名兄長一九六五年受僱於美聯社，工作時與一批南越士兵遭越共殺死。黃公崴在兄長死後經多番要求，於一九六六年一月獲美聯社西貢分社聘用。他在越南擔任戰地攝影記者期間，先後四度受傷，還有一次幾乎被火箭擊中頭部。 （雅虎网）

和平日报，3月15日， 星期天(12/3)上午10时，万隆渤良安福利基金会理事团在会所百氏词礼堂亲切招待华社代表，宗亲代表，各姓氏代表，大家欢乐来到现场参加渤良安福利基金会2017 年，火鸡年春祭典礼。来宾们先享用美味爱心早点后，团聚在礼堂里，外参加，见证隆重的祭祀仪式。 由基金会副主席徐晋鸿任筹委主席的典礼，司仪饶志强，刘仁经代表基金会理监事先致词：热烈欢迎大家参加渤良安福利基金会2017年春祭典礼，感谢大家在吉日良辰踴跃参加祭祖典礼，共同敬拜百氏祖先，又慷慨报效祖仪。 众来宾在会所综合大楼欢聚午餐时，也见证基金会补导李冠汉献花给李振健主席，恭喜他获得西爪哇警察总长赠授的荣誉警察奖状。司仪陈应尚说是万隆华社的光荣与学习的榜样。 光宗耀祖，同沾福泽，是慎终追远，敬老尊贤，孝敬祖宗是我们华族的优良传统 让我们的子女传承发扬光大。祝愿祖宗保佑大家万事如意，祝福印尼祖国国泰民安，让我们共同建设美好的家园，印尼。 祭祀典礼由李伦贤唱礼，钟进文读祝文，基金会主席李振健，副主席李铭秀，徐晋鸿，杨万鸿 ，黄超良，黄积裕，饶志强，补导李冠汉 黄裕琴，钟进文等与华社领导周兴华，陈文雄，梁和禧，吴元昌，张敬伟，许可加，柯昭治等，各姓氏主席，代表主持隆重的一席列祭祀典礼，大家在百氏灵位前敬拜祖先。主礼外围，礼堂外来宾也参加敬拜。仪式完成后，主席团向基金会创立人李湘生的铜象献花，敬礼，表示感谢他生间的功德。 （万隆：王羽稿 ）

和平日报，3月15日，据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站3月13日报道，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在中国某些地区，男方为女方备上彩礼，已是结婚必不可少的环节。娶一个媳妇要给多少聘金？福建莆田最近一对新人的订婚仪式上，男方给出的聘金高达288万元人民币。 这则网络新闻中，准新娘是一名年仅18岁的姑娘，由于未满20岁的法定结婚年龄，所以只能先订婚，过两年再领证。在得到双方亲朋好友满满祝福的同时，200余万现金作为聘礼，也塞满了整个行李箱。 中国各地婚嫁习俗各有特色，但莆田的高聘金与晋江的高嫁妆，称得上独树一帜，两地的婚嫁喜事近年屡屡出现令人咋舌的高额数字，网络上出现“莆田聘金、全国第一”之说。 去年2月，莆田曝出一名新娘的聘金高达388万，但几天后这个数字被另一名新年刷新到600万，而她的娘家陪嫁更为夸张，高达一亿元，并外加一架飞机。 “高聘金”并非个案，近年来，网民每年都会整理当年莆田的“百万新娘排行榜”，聘金数额均在100万元以上。在当地的寻常家庭，结婚聘金也不算低，乡镇居民的聘金数额从几万元到几十万元不等。 据指，莆田婚嫁习俗中男方给的聘金虽高，但新娘娘家往往也是嫁妆丰厚，双方父母都希望通过此举让小家庭“生活得更好些”。 要数中国最讲究女儿“风光大嫁”的十大地区，福建晋江也绝对排得上座次，乃至有“抢银行不如娶晋江新娘”的民间说法。 在晋江、与晋江附近的石狮一带，新娘出嫁时多有浑身挂满黄金珠宝的习俗，以示嫁妆丰厚。厦门集美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原院长蒋晓蕙告诉《联合早报》记者，晋江习俗是“嫁妆通常比聘金翻一番”，比如男方给的聘金是10万，那么女方嫁妆会给20万左右。 “豪门”当然更为大手笔，晋江企业万利陶瓷董事长吴瑞彪的女儿2012年底出嫁时，娘家送出公司股票、别墅、豪车、店铺等总价值超过1亿元的丰厚嫁妆。晋江百宏集团老板吴金裱嫁女儿时，给出2亿元的嫁妆，包括1亿元现金、价值1亿的股票，还有一栋大别墅、一辆劳斯莱斯和一辆奔驰。 这些故事并非只是集中在莆田与晋江，福建的泉州、石狮、福清等地，乃至中国其他地区，近年来的结婚礼金同样是水涨船高。

和平日报，3月15日，　1956年9月30日，印尼总统苏加诺首次访华。司徒眉生被临时加上“总统私人秘书”的头衔，作为先遣队成员先期抵达。在准备迎接苏加诺的北京西苑机场，周总理一眼看见了他，说：“这不是司徒眉生先生吗？”“我们老朋友又见面了嘛！”接着，又把司徒眉生介绍给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国家领导人。 吴淡初说，苏加诺下榻在中南海勤政殿，司徒眉生跟着他行动。由于当晚还要参加新中国建国七周年盛大国宴，毛主席请苏加诺到丰泽园先进便餐。当毛主席得知他的老同学、南昌起义时的师长张国基竟是司徒眉生母子两代人的老师时，有点激动；便餐完毕，就走进书房取出三幅签名墨宝相赠。 苏加诺首次中国之行，访问了10个城市，发表了14次公开演讲，其中由司徒眉生担任现场翻译的就有11次。 正当中印(尼)友好关系向前发展时，1965年印尼突然发生了“9·30”事变，苏哈托乘机掌握了实权，一场来势凶猛的反共、反华、反苏加诺的风暴袭来了，一个企图秘密绑架司徒眉生的阴谋也在策划中。已被软禁的苏加诺得知后，让司徒眉生暂时去香港避祸，并亲下保护令，以保护他的安全。 为了掩人耳目，司徒眉生经荷兰返回香港，因印尼政变当局要吊销其护照，使他无法在香港立足，也不便在国内定居。在周总理的关怀下，从1966年起，司徒眉生一家在澳门定居下来，经商谋生。（江门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