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日报， 2021年7月8日，那是六十年代的一天，父親興高采烈的帶著一大摞的書回家，他在中間取出一本說：”這是送給你們兄弟姐妹的”。那是一本深綠色封面的書，有二寸厚，上面印著紅色的《印度尼西亞語漢語辭典》，打開封面，屝頁上寫著陳楓 黃鳳合編，我們驚奇的問道: “這是爸爸和媽媽寫的嗎 ?”，爸爸笑著點點頭。從此，這本書就一直跟著我們北上南下，歷盡人生歲月。
這本辭典誕生至今已經有四十多年的歷史了，舊的拼音已經不再沿用，但她泛黃的內頁卻承載著父母親的心血，承載著許許多多沒有留下名字的人們通過各種各樣的方式給予的鼓勵、支持和幫助，也承載著與棉華中學不可分割的因緣。
五十多年前，父親曾因工作需要而調到印尼文版的《Kerayatan》當編輯。大量的新聞和時事的報導經常都需要翻查字典，母親也開始在棉華中學轉教印尼文，當時他們手頭上使用的有兩本工具書，一本是由李毓愷在1931年編的《印尼中華大辭典》和包思井編的《印度尼西亞語辭典》。
但隨著印尼文在印尼獨立後日新月異的變化和社會的發展，這些字典就顯出有些落伍和跟不上時代，很多詞句找不到。母親在任教期間也經常因為沒有一本可以幫助學生更好學習印尼文的辭典而感到煩惱，因此他們十分渴望可以有一本比較詳盡、編排清楚的印尼語漢語辭典。在一年又一年失望的等待和找尋下，正好1953年印尼出版了一本《Kamus Bahasa Indonesia》，這本印尼辭典以其豐富的詞彙、合理的編排、新穎的內容，給了父親一個很大的啟發，他決定以這本辭典作為藍本，和母親一起聯手編輯起印尼語漢語辭典。
那是五十多年前，沒有電腦，物資貧乏的年代。曾經十分好奇的問過父親，是如何將這麼多的詞語集中起來，按字母順序作合理的編排。當時沒有電腦，只要打錯或寫錯一個字，可能就要重新打過或重寫一遍。父親把白紙裁成大小一樣的卡片，用一張卡片一個詞彙的方式，一個字、一個詞的抄寫翻譯，查找能夠準確表達每個詞句的詞彙，一次又一次的取捨、增加、補充、修改、逐字逐句的推敲、斟酌、核實，尋找資料和參考書，有許多詞彙和習慣用語需要請教有關方面的印尼朋友，找出其最適當最貼切的解釋，很多朋友都給父親很大的支持和幫助。
為了提高自己的中文水平，爸爸還去參加廈門大學函授學院中文系學習。當初步的收集翻譯工作完成後，父親就靠著一部打字機，把卡片上已經編好的詞彙逐字逐句地把印尼文部份打上去，而中文部份就只能用手一字一句的抄上去。
編詞典的工作確實很適合父親，除了專業的知識外，需要的是認真、謹慎、細心、耐性、努力和堅持。父親經常跟我們說那個推敲的故事，是”僧敲月下門”，還是”僧推月下門”，結果只要一說到推敲，我們就會異口同聲的念出這首詩。我們經常可以見到父親為了一個詞一句話，雙眉緊繃、手指在空中比劃、口中念念有詞，酷似賈島詩中那位不知推門好還是敲門好的月下僧人。
一箱箱的卡片就是這樣從無到有地建構起來，父親和母親的餘暇就在這一箱箱的卡片紙中渡過，我們的童年歲月也伴隨著父親的滴滴答答的打字聲流過，看著父親在鍵盤上行雲流水般的打字，我們經常會忍不住那種想要嘗試自己能力的好奇心，往往趁他離開打字機時偷偷的往鍵盤上敲打，結果是給在塗改液改錯帶發明之前工作的父親增添好一陣子的忙亂。
現在每當我雙手敲打著電腦鍵盤，輕鬆自如的輸入資料和修改文章的時候，就會想起當時的父親．想起他怎麼可能在那樣原始的條件下，只用他那比別人多一點的堅持和執著，在他擔負報社工作和許多社會工作的同時，只是用工餘的時間就可以下這麼大的決心和勇氣來開始這樣繁重的工作；也經常會想起那些在當時用愚公移山精神利用課餘和假期時間幫忙抄寫辭典中文部份的棉華中學十八組的學長們。`
父親在棉蘭華僑中學任教的時間並不長，只有一個學期，但他曾經任教的十八組的學生們卻給予了他很大的支持和協助。知道父親正在編寫辭典，知道父親需要幫忙，他們只是想可以為這本辭典貢獻力量，有的哥哥帶著弟弟，有的同學帶著朋友，校內的帶著校外的，一個帶一個的在放學後，在假期時，主動的來到我們家，來到父親的工作身邊，在家裡吃飯的桌子上擺開了抄寫的工作。
對這些支持和協助，就是在事隔五十年後的今天回想起來，經常牽動著眼眶中春霧的湧現，仍然緊緊的拉著心中那根連著淚腺的神經。如果沒有他們的協助，相信父親不可能在當時的條件下只用四年的時間完成這個艱巨的工作。
父亲總是經常提到「那些同學們」，提起他們，讓我印象很深。我經常詢問父母親，他們是誰？有他們的名字嗎？能找到他們嗎？一次聽母親說在香港校友會聚會時，曾遇到了一位當時曾參與幫忙抄寫的同學，但因為當時人太多，母親沒有顧得上來得及讓他留下聯絡方式和名字，這事讓我們大家覺得都懊悔不已。
所以，當二ＯＯ六年四月在棉蘭舉行的校慶六十週年大會上見到當時曾經也有參與抄寫工作的林得勝老師時，那種興奮的心情真是難以形容。從得勝老師那裡我知道了他們當中有劉漢輝，有林天賜，相信還有其他的學長們，我真的很希望可以找到所有曾經給予這部辭典極大幫助和支持的學長們（雖然他們有的已經不在了），向他們道聲謝謝。因為如果沒有他們的無私協助。在當時的條件下，這部浩大的工程肯定不可能用短短四年的時間完成。
這本辭典完成後，要找到出版社出版也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開始接洽了香港的一家書局，但因為他們對印尼語漢語辭典這類工具書的市場沒有信心而膠著。中國駐棉蘭領事館的劉慶有領事知道後主動在回國時把文稿帶到了北京，交給了商務印書館。一九五九年當父親被邀到北京參加國慶觀禮時和北京商務印書館簽下了出版合約，為瞭解當時父親還居住在印尼的情況，解決聯繫上的困難，商務印書館委託北京大學來完成最後的校對和審搞工作。
一九六三年，這本辭典終於在許許多多人們的關切和支持幫助下出版了。開始商務印書館擔心銷路問題，第一版深綠色封面的，只印了七千七百本，但很快就銷售一空。接下來又很快就印了第二版，那是米黃色封面的。一九七一年香港的商務印書館也曾再出版，那是深紅色的封面。
這本辭典對父母親來說，就像他們的孩子一樣，他們知道孩子有很多的缺點，有許多的不足，並希望可以不斷的將他完善。從他誕生的那天前，父母親就不斷在努力進行修訂和補充，當發現有新的或遺漏辭的辭句時，往往像發現新大陸如獲至寶似的欣喜若狂興奮不已，並立刻把它寫進卡片中。為了提高專業水準，當印尼共和大學在棉蘭的分校開辦時，他和母親就開始每晚在工餘之後在那裡從印尼語的起源，梵文、爪哇古文、阿拉伯文開始，對印尼語更深入的研究和學習印度尼西亞語文系以提高專業水準。
不幸的是政局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從六五年的政變排華事件進而中印斷交，從離開印尼回國又碰上文化大革命。雖然父親把一大堆的修訂和補充資料包括卡片和已經抄寫好的文稿帶回國，但也只能和那部在當時會被誤為特務發報機的打字機一起收在箱底達十年之久，直到七七年去北京大學參加「新印度尼西亞漢語詞典」的編輯工作時才得以重見天日。
看著父親留下來的一大堆各式各樣的詞典和一盒盒還躺在裡面的寫著文字的卡片，我看到的是父親未圓的夢。歷史似乎跟他開了一場很大的玩笑，即把他引入印尼文的世界，缺又在他把所有的精力投進去時，來一場文化大革命和中印斷交的交響亂曲，把他完完全全的隔絕在印尼文的世界之外，成為橡膠廠裡搬著沉重布團在長型車間來回走動的平布工人。
雖然父親總說很多人比他的際遇更差，他不算什麼，但從他經常凝重，經常喃喃自語地說人生有多少十年，經常像從隔世塵夢中蘇醒的神情可以感覺到他心中那壓抑著的苦澀、無奈、焦急和鬱悶。
到澳門後，為了生活，他也只好放下他心愛的辭典。不過當在印尼的親朋好友問他需要什麽時，他要的總是印尼的舊雜誌（要舊雜誌也只因為他不想親友們為他的要求破費），他仍然習慣在閱讀這些雜誌並在發現新的詞彙時順手就寫起來放在卡片上，他仍然習慣的遇到不懂或意思含糊的詞句時，翻遍家裡所有的中英印各式各樣的詞典去尋求準確的答案。
但他慵懶的女兒在遇到不懂或不肯定的詞句時，最經常的習慣是找他要答案，雖然他總是在給答案時苦口婆心地要我去翻查字典，說「字典是最好的老師，只有認真的翻查字典，才能真正掌握一個詞句所有的意思」。但我總是把他「去查字典」這句他通過多年學習多年累積得到的寶貴心得當成笑話去調侃他。我總覺得他會永遠在我身邊，只要我有問題有困難，他就會幫我解決。而直到我失去他這本「字典」時才發現他這番話的深層意思。
人生歷程中的無法逃避的各種各樣的大環境小問題，使他無法讓他那孩子般的印漢辭典越來越完美，也讓他離開愛恨交織的第二故鄉越來越遠，而我這個在學問上不求甚解的女兒，根本沒有專業能力去幫他圓夢，這些恐怕是他離去時所無法釋懷的遺憾和悲哀，也是至今仍留在我心中揮之不去的酸痛。
（ 雨林编辑， 来源：先达人/摘自《文苑拾粹》作者：陳迎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