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日报,2023年7月31日 , 吴文渊和妻子温美兰都是印尼归国华侨。
吴文渊的父母在新中国成立前下南洋讨生活，客家人浓重的故乡情结让他们一直有一个观念要把子女送回国来。因此，吴文渊虽然出生在印尼万隆，但从小就受到来自父母的爱国主义熏陶。
“他们当时很关注国内的消息，也会跟印尼的邻居讲新中国成立了。那时候我家旁边有个电影院，还放了一部电影叫《百万雄师下江南》。”
1955年，亚非会议在万隆召开，周恩来总理的翩翩风度在吴文渊心里留下了深刻印象。
1960年，印尼开始排华，印尼总统出台10号法令，限制华人的经商区域，驱逐华人。于是一股回国热潮在华人中间掀起，“那时候学校里面不读书了，到处摆满了行李，大家都准备回来。当时心里憋着一股子气！”
当时从印尼回国要签十个手印，承诺从此之后再也不回印尼。年轻的吴文渊心里憋着火，“想用这个(理由)不让我们回国，我们偏要回！”
4月26日，吴文渊乘上荷兰的芝万宜号商船，踏上了回国之路。
相比之下，温美兰的家庭在印尼扎根的时间更长。从落脚印尼的那代人算起，温美兰已经是第四代华侨了。“我们从小就知道自己是中国人，家里一直保留着国内的年节风俗。”温美兰介绍说，“我也是长大之后才知道，家里的叔公很早就开始支持解放区，后来也支持过抗美援朝。”家庭的影响加上印尼排华的行动，让温美兰在1960年12月踏上回国之路。
吴文渊至今还记得在码头告别父母的画面，当时我和同学一起在雅加达上船，上船前我们一起唱歌“再见吧爸爸妈妈，别难过莫悲伤，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
在海上大约过了一周，吴文渊和同学们一起到达深圳。“我们以前在家里吃得都比较好，在船上就给我们吃鱼，我们觉得不好吃，还把鱼扔大海里。然后到九龙的时候就有一个香港的船员告诫我们，不要倒了，你们到国内就没东西吃了。”
1960年，正是中国经历三年自然灾害的开始，国内的物资收紧，开始限量供应。但这些情况，对于还没踏上国土的吴文渊来说并不清楚，船员的话，他没有放在心上。
直到后来因为粮食短缺，吴文渊在补习学校里吃“双蒸饭”，真的体会到填不饱肚子的日子，但他仍不觉得苦。
他笑着说：“我当时甚至写信叫我妹妹回来，虽然条件艰苦，但我总觉得祖国有一股朝气，充满了希望。”
回国后，吴文渊经北京华侨补习学校转福建泉州华侨大学完成学业，毕业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他被分配到上海骊山中学任教。
“那段时间，因为有些人对侨务政策不理解，所以认为我们有海外关系的都是有问题的。”在动荡的岁月里，吴文渊也曾经有过迷惘和挫折，那段日子他过得战战兢兢。
“从华侨大学分配到上海的有27个人，那时候有些人就选择回到我国香港，也有的再从香港回到印尼。”看到同伴们的选择，吴文渊决定留下来，“我当时想虽然有波折，但这些是家里的事情，不要去计较，而且我也放不下我的学生。”
在上海，他遇到了温美兰。
温美兰回国后在上海生活，高考的时候因为肺结核没有考上大学，转而被安排到仪表局下的一个单位工作。
“那时正好‘文化大革命’，我进厂之后，就是跟着师傅们一起干活。他们怎么干我就怎么干，要加班干到晚上或者要力气活，我都不落后。”对温美兰来说，在厂里被平等地对待给了她强大的安全感和归属感，“他们没有嫌弃我，我很高兴。”
在这里人和人之间完全平等，没有上下级之间的鸿沟，我们加班，领导也一起加班。最困难的时候，我们吃什么，领导也吃什么。
吴文渊在谈起自己政协工作经历的时候，发出了同样的感慨：“就在政协里面讲话，可以畅所欲言，即使讲错了也不会被追究。这说明我们的党是一个是能够听到各种声音的党，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怎么调整，它都能兼听包容。”
身处这样的国家，吴文渊和温美兰满怀自信，在自己的岗位上勤劳耕耘。
吴文渊在讲台上传道授业，从初中数学教到高中数学，临退休的十年时间任教高三毕业班数学课。多年来，他培养的学生里有进入国家安全局工作的，有的成了医生和工程师。
温美兰工作认真细致，要求把每一道经手的工序都琢磨得清楚明白。
“她做事认真，所以每次逢领导来检查工作，上机的操作都叫她去。”吴文渊不无自豪地介绍妻子的工作表现。
温美兰说：“我以前对数据很敏感，什么数据看一眼就记住了，厂领导也对我很放心，后来渐渐地愿意把很多事情都交给我。”
温美兰曾分配到仪表局下面的一个保密厂工作了六年，她被分配到贵金属车间下面一个小组，专门加工贵金属产品。车间里有一个金库，上了两把锁，其中一把温美兰保管，“当时年轻不知利害关系，现在想起来有些后怕，万一出事怎么办。”温美兰说。
靠着认真负责，吃苦肯干的劲头，温美兰被评为单位的“五好”职工和“三八”先进工作者。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这荣誉的到来出乎她的意料。“在那时候，归侨有海外关系，像我这样的归侨，一般别人不敢给提名。”
但也正是这样的鼓励和荣誉，让温美兰再次感受到身在祖国的平等和归属感。
1982年，因为中国和印尼恢复邦交，吴文渊的母亲回国来探望儿子。时隔22年，母亲见到吴文渊的第一句话就是，“早知道这么久见不着，当初就不放你回来了。”从此之后，两地的亲人之间才开始慢慢恢复联系。
吴文渊说：“我们还是经常跟印尼那里的亲友联系的，因为有些话由官方口径说，他们不一定很相信。但是我们就在当中起到一个桥梁的作用，我们说，他们就容易信。”
有了这层信任，大家的合作往来才会逐渐加深。20世纪90年代初，国家开放，要招商引资。当时吴文渊正担任长宁区政协委员，为了配合国家发展，他和同事们在其中穿针引线，为华侨资本的引入牵线搭桥。
2002年，上海直飞雅加达航线通航。吴文渊乘坐第一班通航班机(鹰航处女航)去印尼探亲，飞机上因为没有印尼语的翻译，在发飞机餐的时候，吴文渊还主动帮忙做了一次翻译。在他看来，这种良好的沟通是促进彼此了解的重要手段，也是让身在海外的华人了解国内真实情况的重要窗口。
“反正现在，我们跟印尼那边有来有往，我们也会常跟他们说说中国的‘一带一路’啊，发展变化呀。”吴文渊说，“慢慢地，海外的人就会知道，中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了辉煌成绩，友善邻邦，共同发展，使他们对共产党产生好感。而我们的很多亲友，当时加入印尼籍是为了生存，他们心里还是向着祖国的。所以我们要多跟他们交流，这是一个良性循环。”
吴文渊、温美兰夫妇感慨地说：“年轻时为建设新中国理想回国，现祖国已繁荣昌盛，也有我们添加的一砖一瓦，同时要感谢党和政府多年来的照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