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日报， 2021年11月1日，自1939年创办至1966年，雅加达华中在27年间一共培养了13000多名学生，各类栋梁之才不知凡几。

“三鸡（基）一鸣”与“华中”的诞生

1954年6月下旬，杨兆骥和恋人蒋愫珊从美玛乘船到达泗水。待愫珊安顿好，杨兆骥便独自一人坐火车前往首都雅加达。他风尘仆仆来到椰城，与几位外地学生结伴，在靠近中华中学的甘邦峇鲁那一带，租了一间简陋民房作为栖身之处。第二天即参加入学考试，顺利通过，正式成为“华中”高一（三班）的一名新生。借此机会，有必要说说这所“华侨最高学府”。

六七十年前，椰城有两所学制6年的完全中学驰名千岛——首屈一指的，便是简称“华中”的雅加达中华中学，另一所则是简称“吧中”的吧城中学。那时候印尼各大城市都有华侨高中，但雅京“华中”与“吧中”，位于一国政治经济文化之中心，人才荟萃，师资之雄厚、规模之大、教学设施之完善，均非其他华校可比。本地学生竟相追捧，外岛青年亦趋之若鹜，有志者纷纷前来报考，一经录取，就好像中国孩子上了清华北大一般，倍感荣耀。尤其是华中，以“南洋明珠，侨教典范”而享誉千岛，甚至在东南亚一带也赫赫有名。

早在20世纪30年代，华中便崛起于“爪哇海畔遍地椰林漫野芭蕉”的雅加达（荷印时代称为吧达维亚）。

这座华侨名校，其诞生经过也颇值得一提。

雅加达华中最初的创始人，乃李春鸣、张国基、李善基、陈章基等四位穷教员，人称“三鸡（基）一鸣”。为首的李春鸣先生1894年出生于江苏南通的一个书香门第之家，父亲为清末秀才。他1916年毕业于南京国立高等师范学院。1918年，东南亚侨领陈嘉庚在新加坡筹办南洋华侨中学，李春鸣在黄炎培先生推荐下，于当年12月应聘该校任国文教师。

1923年，李春鸣因父亲去世回国料理丧事。1925年，受南洋华校之聘，他再度涉洋赴印尼巴达维亚（今雅加达）八帝贯中华会馆、马来西亚柔佛宽柔等学校任教职，并担任校长。张国基先生与李春鸣同龄，湖南益阳人，出身于一个耕读之家。他幼时在家乡私塾就读，1915年考入湖南第一师范,与毛泽东同窗五载，交情深厚。1920年受新民学会派遣前往南洋从教。

1927年回国经毛泽东亲自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还曾一度投笔从戎，参加南昌起义，任中央独立第一师师长。起义失败后，1929年再度出洋，先后在雅加达的广仁学校和八华学校任教。李善基先生也是江苏南通人，系李春鸣先生的族侄。

1926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工业化学系，走上树人育才道路。因国内政治腐败、社会混乱，于1935年携眷背井离乡，远涉重洋到印尼巴达维亚中华会馆学校教书。四人中唯一出生于印尼的是广东籍华侨陈章基先生。他1923年回国读书，先后考入北京大学和上海暨南大学，1930年回到印尼任教。这四个人办教育的经验丰富，为人师表，皆堪称德高望重的一代名师。

“三基一鸣”——李春鸣、李善基、张国基、陈章基先生在华中。

华中未成立时，“三鸡（基）一鸣”均受聘任教于位于雅加达八帝贯街的中华会馆学校（简称“八华”）。期间，由于八华校长易人，八华校务恢复了洋奴化教育。李春鸣先生十分不满学校守旧古板、偏重英文的教学制度。1939年3月，因八华董事会无故辞退了一位郑姓女教师，更引起张国基、陈章基等多位老师的不满。

张国基先生对同事陈章基先生感叹道：“我觉得这样弄下去太没有意思，难道我们自己办不成一所学校吗？”陈章基深以为然，认为办学校并不难，便提议找人帮忙。他们遂萌发了另起炉灶的念头。而在此前后，八华学校董事会要求全校教师签订一份“董教合约”，明文规定教员必须服从董事会的任何决定，且离职后不得在本城任教。

此“霸王条款”一经出台，当即为李春鸣先生率先抵制，拒绝签约，张国基、李善基、陈章基等人亦不愿屈从。于是，四个人毅然离职，并立志创办一所“真正属于教师自己和广大华侨的学校”，校名定为“中华中学暨附属小学”。

四个人拿出平时缩衣节食的所有积蓄，共集资2000多荷盾，悉数投入筹备事宜。后又争取到麦爝煊、张祖砚两位华侨实业家的支持，组成“建校六君子”，登高一呼，应者云集，仅用74天便因陋就简，完成了中华中学的筹建。

学校最初租用班芝兰仙景旅馆作为校舍，并于当年6月12日登报招收第一批学生。三“基”齐鸣，一鸣惊人，首批考试即名额爆满，择优录取370名学生，可谓开门大吉。此举震撼了当时的印尼华侨社会，打破了“办学非靠董事不可”的旧观念，树立起“穷教员也能合力自己办学”的榜样。由此书写了印尼华教史上划时代的壮举。

雅加达华中“建校六君子”在校园的合影。左起：陈章基、张祖砚、李善基、张国基、李春鸣、麦爝煊。

华中隆重诞生，李春鸣、张国基两位老先生被推举为正副校长；李善基、陈章基则分别担任教导主任和总务主任；麦爝煊、张祖砚出任学校基本委员会委员。本身是大书法家的李春鸣校长，甫一上任，便高瞻远瞩，挥笔写下气势不凡的《华中校歌》：

黉舍巍峨兮吧城之中，华中创立兮旭日东升；学子莘莘兮蓬蓬；品德是修兮科学是攻；愿我同学及时努力兮，公诚勤朴扬校风。

“建校六君子”齐心协力，将“公诚勤朴”定为校训，师生同甘共苦，披荆斩棘，1939年下学期结束，便在社会各界热心人士赞助下，于甘邦峇鲁的椰林购置了将近四公顷地皮。1941年日军南侵印尼，雅加达华中被迫停办，三年后日本投降，印尼宣告独立，学校再度复办，不断发展扩建。为了筹集经费，校长李春鸣老先生每日拎着一只小黑提包，在城区步行向商家募捐。他写得一手雄浑有力的颜体字,许多商家都以请到李校长题写招牌为荣,并赠送润笔费给他，李校长悉数捐给学校。

张国基、李善基、陈章基等校几位领导同样以身作则，天天和学生一起吃大食堂，每天上下班也不让学校派车，都是坚持自己走路，为的是节省资金投入学校建设。

到本书主人公杨兆骥入学的1954年，这座学校已在新校址先后建成36间教室和上下大厅，还修建了两万平米的运动场，并完成了师生宿舍、膳厅、科学馆、大礼堂、图书馆等多项工程，校园占地面积达6万多平米。真正实现了李春鸣校长在校歌中所写的“黉舍巍峨兮吧城之中，华中创立兮旭日东升”的宏伟蓝图。

当时的联合国文教委员会顾问、挪威籍的奥维拉斯博士来校参观后，惊叹道：“你们这所学校是我在远东各地见到的最大的一所中学，你们甚至可以把它扩建为大学！”

自1939年创办至1966年，雅加达华中在27年间一共培养了13000多名学生，各类栋梁之才不知凡几，创造印尼华教史上蔚为大观。值得一提的是，到六十年代中期因印尼政局突变，华中被迫封校前后，创下煌煌大业的“三基一鸣”全部回国，他们均两袖清风，终生保持着低调简朴的师德风范。

当时已70多岁的李春鸣校长和老伴在北京参加了国庆招待会之后，为了不给政府增加负担，婉言谢绝了有关部门的照顾，前往广西三儿子家定居，老伴病故后，李老又到重庆一个小镇的小儿子那里养老，直到1976年去世，享年82岁。

1958年，张国基先生奉调回国，先后担任北京华侨补习学校校长、北京市侨联主席、第三届全国侨联主席等职。他作为部长级干部，却一直住在极为普通的两室一厅公寓里，多次谢绝政府分给他的大房子。每当有华中的归侨学生到北京出差去看望他，张国基老人不顾年事已高，都会亲自忙前忙后，在自己家里为学生安排吃住。

1983年，张老90大寿，又把国外学生寄给他的十万元生日贺礼全部捐献给湖南益阳家乡政府，用于为农民修建水电站。张国基老先生最终活到一百岁，临终前还把海外学生汇给他的一百万港元，寄给益阳老家，创办了一所国基学校。

华中教导主任李善基先生于1960年3月回国，定居于无锡，正赶上国家极度困难，短短5个月后便不幸去世，享年只有58岁。

1966年与校长李春鸣一同回国的总务主任陈章基先生，在华中辛勤耕耘了27年。他回国时除了随身衣物，没有任何值钱的东西。陈先生一回来，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侨务部门瘫痪，无人安置其工作，他只好投奔到在广东番禺农场当农工的女儿那里生活。

1983年76岁的陈章基先生在贫困的乡下去世。他晚年的日子虽然清苦，但从不说半句怨言，并且一直关心国家大事，每天抱着半导体收音机收听新闻，只要听到一点关于国家的好消息，就欢欣鼓舞高兴不已，这个听收音机的习惯直到临终陷入昏迷才停止。

1990年，雅加达华中的回国校友，为了表达对陈章基老师的怀念，集资在广州郊区公墓为陈先生买了一块墓地，这才把陈老师和师母的遗骨从农场迁至广州公墓。他的学生们含着眼泪，在此立了一块墓碑，上面写着：印尼归侨教师陈章基、钟嘉宁之墓。

在此之前，当年雄伟壮丽的雅加达华中校舍早已被拆毁，片瓦无存。在此之后，华中的创办者“三基一鸣”也全都作古，埋葬在祖国的土地。

这些老一辈华侨教育家高山景行的风范已成为绝唱，但是他们的精神永存。

“超龄生”改名轶事及墙报主编

1957年华中毕业生杨兆骥。

回过头来，再说杨兆骥先生60多年前在华中的学习生活。

他入学时，被分配到1954级高一（三班），班主任是任序老师。单单一个年级就有六个班，近300名同学。杨兆骥这位来自偏远小岛美玛小城的客家学生，原本小学和初中毕业就晚，又在家乡学校教了三年书，进入华中成为高一学生的时候，已经年满21岁，比班里同学大四五岁。“正常情况下，21岁本来应该是上大学二、三年级的年龄，可是我才读高一，是名副其实的‘超龄生’，也是我与其他同学的不同之处，所以特别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

杨兆骥后来回忆说。那时在华中，正是“三基一鸣”威望如日中天、大名如雷贯耳的年代。李春鸣校长因为上了年纪，又担负着侨社的工作，所以平时不来学校，一些繁杂的行政事务，就指派他的儿子李北昌老师代劳。1955年国庆节前夕，中央侨委在印尼组织建国后第一个华侨回国观光团，印尼全国华社推荐了一百多个侨领参加，李春鸣老先生就受委托担任了观光团团长，带着这一百多个各地华侨头面人物，浩浩荡荡回国游览一个来月。

在北京出席国庆招待会时，李春鸣被特别安排在第一桌，和周总理坐一起。总理向他敬酒，并对其华侨教育方面做出的贡献勉励有加。消息传到华中，杨兆骥和同学们振奋不已，都为自己“一鸣惊人”的校长感到自豪。杨兆骥所在高一（三班）的隔壁教室是高一（二班），由“三基”之首的副校长张国基先生亲自担任班主任和国文老师。

张老同时兼任华中高中部主任，他虽然没有教过杨兆骥他们班，但天天上下课都会见面。那时，杨兆骥和同学们已经知道国基老师是毛主席的同学，还曾当过革命军的师长，对他崇拜的不得了。再加上另外“两基”——李善基和陈章基先生也都是学校重量级人物，名动一方。年轻的杨兆骥感佩之余，油然联想到自己名字的那个骥字，也刚好与基字同音，干脆也改成基字，岂不顺理成章！

骥字笔划比较多，基字相对简单，寓意也不错。我那时的想法，不要当这个千里马了，就在华中打好基础，将来回国报效祖国吧。所以就把杨兆骥改为杨兆基，同音不同字。在华中三年，我都是用这个名字。后来毕业了，有一次我大哥兆辉来雅加达找我，看到我的名字改了这个字，大发脾气。他说，这是父亲生前给你取的名字，他老人家去世了，你怎么可以擅自改动？大哥命令我马上改回来，我听了他的话，又改回原来的杨兆骥。但是我华中的同学校友很多人不知道，尤其是回国的同学更不知道，后来写信或者写文章提到我，还是写成杨兆基。

这也算是本书主人公“华中”时代的一桩趣闻轶事。杨兆骥高中三年，班主任一直都是任序老师。在同学们记忆中，“大家首先不能忘记的是那头上留有一小绺头发的任老师。虽然在他的一小绺黑头发里已经参杂了多少银丝。可是，这都使他看起来更加慈和；小而明亮的眼睛放射出老师的威严，以及像父亲对待子女般的亲切而慈爱的目光。”杨兆骥记得，班主任任序还兼任华中“生活指导委员会主任”，也就是说，除了要管全班同学的学习成绩，任老师还负责指导和帮助解决全校同学生活方面的问题。

任序资格很老，早年在国内参加过大革命，二十年代就在中共领导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做过工农通讯社主任，其顶头上司便是当时总工会的秘书长——后来成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但是任序这位“老革命”身上，却很少有师道尊严之类的东西，从来都把学生当作朋友，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和大家交流。任序老师也属于性情中人，敢说敢笑敢骂，是一位狂热的爱国分子，主张大家学好知识，都要回祖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同学们毕业时，有一些原本没打算的华中学生，硬是给他“骂”回国的。

作为班里的老大哥，杨兆骥那时已显露出编辑和出版的才能，被老师和同学发现，推选他担任学校墙报的主编。

高三（五班）有一位黄昆章同学，业余喜欢写小说，但不敢拿出来给大家看。杨兆骥知道了，主动找黄昆章约稿，对他的小说热情鼓励，并决定发表在华中墙报上，然后又利用自己与印尼《生活报》副刊主笔邹访今的熟人关系，把黄昆章的习作推荐给《生活报》刊登。黄昆章大受鼓舞，不但写作的劲头更大，还成为杨兆骥办墙报的助手。他1957年毕业即回国深造，考入天津南开大学历史系，后来去暨南大学华侨研究院做了教授，2013年在广州去世。

黄昆章先生生前曾在一篇回忆文章里，专门提到自己当年在华中的这段经历：

“我们高中部的墙报组，在杨兆基同学领导下，团结友爱，集思广益，把墙报办的丰富多彩，有声有色。我本人也在杨兆基同学鼓励下建立了自信，变成墙报组的骨干，我的文科功底也在这一时期打下了较为坚实的基础。兆基同学后来也成为印尼华社有名的编辑家和出版家。”

2012年，华中五七届同学为毕业55周年举行隆重的纪念活动，杨兆骥、黄金宣、杨健强、王益琪、许世湖等五位同学各出资十万元人民币予以赞助，还有其他六位同学也捐款支持。杨兆骥还作为主编，组织出版了大型画册纪念特刊。

（雨林编辑， 来源：丁见印尼纪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