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日报，4月13日， 张学良非常坦城，他毫不掩饰地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既然要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参加，那么蒋介石也应包括在内，他是中国现在实际的统治者，我们发动抗日战争，如果不把他争取过来，困难是很大的，他势必会与我们作对，甚至可以用中央政府的名义讨伐我们，像在张家口对付冯焕章（冯玉祥）先生一样。蒋介石的脾气我是知道的，为了自己，他会一意孤行到底。”
周恩来冷静地说：“蒋介石集团，不论是在军事上，还是在政治上、经济上，力量确是很大的，抗日战争如果争取不到这个集团参加是个很大损失；争取过来，对抗日战争有好处。共产党过去也不是不愿意争取这个集团的力量参加抗日，只是考虑到可能性不大。”
张学良应道：“我同蒋介石的接触很多，关系也很密切。据我了解，蒋介石是有抗日的思想和打算的，日本人给他难堪，他也发过牢骚，心中仇恨。只要我们认真争取，是可以把他团结到抗日阵线里来的。”
周恩来说：“如果能够把这样一个力量争取过来抗日救国，也是我们所十分希望的。只要蒋介石能放弃‘剿共’，为了抗日大计，可以不咎既往，与其团结。但更要斗争，不斗争，就会被认为软弱可欺，联合也不可能。”
稍顿，周恩来接着说：“不过，这一问题事关中共的方针政策，我个人不能决定，我愿意把你的意见带回去，提请中共中央郑重考虑决定后再作答复。”
窗外寒风嗖嗖，室内灯火通明。友好的会谈一直进行到翌日凌晨4时才结束。双方代表求同存异，既真诚，又坦率，最后形成如下共识：
（一）关于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问题。张学良同意这是中国当时的唯一出路。对于《八一宣言》中的十大政纲，则表示俟加以研究后再提出意见。
（二）关于红军的集中问题。张学良承诺赞助红军集中河北；四方面军出甘肃，东北军可以让路；至于二、四方面军北上路线问题，因须经过国民党中央军防区，张愿任斡旋之责。
（三）东北军方面派出赴苏代表，取道欧洲前往；中共方面的代表由张负责保护，从新疆前往。
（四）关于停止内战问题。张表示完全同意，并谓红军一旦与日军接触，则全国停战运动将更有力量。
（五）在张未公开表明抗日以前，不能不接受蒋介石命令进占苏区。为此，张准备以王以哲军入肤施，沿路筑堡，双方交通仍旧。如此一个月后，再看形势发展决定。
（六）关于通商问题。普通货可由红军设店自购，军用品由张代办，子弹可由张供给。
（七）双方互派代表常驻。
（八）张认为红军去河北恐不利，在山西亦难立足，不如经绥远较妥。但如红军决定出河北，张可通知万福麟部不加阻挠。
会谈相当成功。周恩来出发时，中共中央早有指示，不要与张学良就对蒋介石的态度问题进行争论，首先争取与张学良就一般合作问题达成谅解。因此，能够与张学良在对蒋问题上达成这样的妥协，并签订上述诸条，周恩来已经相当满意了。4月10日，周恩来一行离开延安返回川口，12日返回瓦窑堡。
通过会谈，周恩来与张学良彼此间也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4月22日，周恩来致函张学良，内称：九日会谈“坐谈竟夜，快慰平生”。几十年后，张学良还兴奋地说：“我俩见面感情极好。”表示两人“初次见面”，他就“非常佩服”周恩来。显然，双方的这种好印象，至少有一部分是建立在张学良开始接受周恩来影响的基础上的。正是在这种影响下，张学良义无反顾地走上了“联共抗日”的正确道路，作出了“逼蒋抗日”的“惊人之举”。
八个月后，扭转中华民族抗战局面的西安事变爆发。（ 雨林 编辑 史海回眸 ）